古代劳动教育思想

古代劳动教育思想（共7篇）

1.古代劳动教育思想 篇一

先中国古代哲学应该说并不是实在意义上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社会，解释世界的目的是解释社会。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老子讲无为实际上都是讲人如何生活在社会中。佛学也是如是。因此，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人本位的，反映在生活中即是注重人雨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在人际关系的描述上是完美的，以至于历经千年仍成为人们在交际中的准则。例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式的换位思考原则；子帅正之，孰敢不正式的以身作则原则。孔子讲礼，何谓礼，我以为是社会秩序。孔子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概括社会关系，并为其制定一定的规范。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礼。倘或这么说吧，君臣实质就是上下级关系，尽管现在上级不会像君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下级仍然要尊重甚至是服从上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另一个精髓是老子的无为。虽然有些消极，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心理的良方。例如讲，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下面忘了）意思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你把它当成事它才是事，你不把它当成事，它根本就不是事。

文化具有传成性，因此古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实际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只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而已。

《礼记·学记》中更明确地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意思是说，教育一是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二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所以，接受教育绝不是受教育者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事。

孔子把知、仁、勇作为君子应有的三种品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中智是前提，仁是核心，勇是表现。孟子则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尽力按恕道办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骄奢淫逸），贫贱不能移（改变节操），威武不能屈，（屈服意志）”，这一观点已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对“兼济天下”的兼士提出了三条标准：“后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墨家看来，真正的兼士首先必须拥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摘自《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迪》

2.古代劳动教育思想 篇二

本文着重探索“春秋”“战国”时期的劳动经济思想,选取这一历史时期的儒家主要思想家及其劳动经济思想试作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劳动经济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从《论语》《孟子》和《荀子》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秦儒家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劳动经济范畴的阐释。

一、关于劳动生产与管理的观点

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财富的创造者是“民”———劳动者,为了使社会整体财富增加,先秦儒家思想家无不对劳动者特别重视,提出了一些有关劳动生产与劳动管理的观点。

义利观是孔子一切经济思想的基石,是了解劳动经济观点的门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凡是不符合道义的利丝毫莫取,在求利的过程中要受到道德的约束,主张“见利思义”。

在劳动生产方面,孔子主张统治者在求“利”的同时要讲“义”,即要施行惠民和富民的政策。核心观点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一方面,从“小人怀土”(《论语·里仁》)方面看出孔子已经注意到土地生产资料对农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方面可以看出孔子在徭役上主张使农民不误农时,以有利于农业生产。孔子的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孟子所发扬光大。

在生产资料方面,孟子提出“恒产论”,以保证民(百姓)丰衣足食。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恒产”主要指劳动人民的恒产,是劳动者能够利用它可以生产出维持一家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至于“恒产”的数量,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夫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亩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家之口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所谓“恒产”即指能维持八口之家所必需的五亩宅、百亩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桑树、鸡、猪等。有了一定的恒产,就有能够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物质条件,孟子的恒产论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保障上较孔子更进一步。

在劳动生产管理方面,孟子较孔子的生产范围远远扩大。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但农业要按照农时进行生产,而且其他的林牧副渔等领域也是如此。荀子也特别强调按照“天时”进行劳动生产,在《富国篇》中,孟子反复强调“无夺民时”“守时力民”“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荀子·富国》)等,只有顺时从事生产活动才能更好地发挥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效率。

二、关于劳动社会分工的观点

孔子将劳动分为知识分子的智力劳动和劳动者的体力劳动两种。关于智力劳动,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谋道”是指追求道义、落实道义,本身是一种脑力劳动;“谋食”是指耕种庄稼获得饮食之类的体力劳动。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只不过君子所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而已。

孟子对孔子劳动分工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暗示两点内容:一是国家分“君子”和“野人”两种。“君子”指一切脱离体力劳动的人们,包括国君、各级官吏、武士以及从事文学艺术、教育工作的各种文士。“野人”指乡野之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二是孟子认为无论是劳力者还是劳心者,都是依靠各自的社会功能和社会需要而存在的,彼此是互相需要的,一个人不可能样样事情都由自己来完成。这可以通过孟子和农家许行的门徒陈相的辩论(《孟子·滕文公上》)中可以看出。此外,孟子认为,“君子”和“野人”的区别是“劳心”和“劳力”之分。他说:“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劳心者”从事各种治国活动,是“劳心”的事,统治别人,应受别人的供养;“劳力者”从事百工、稼穑之事,是“劳力”的事,应被人统治,须供养别人。

荀子劳动分工的观点在孔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君子以德,小人以力。”(《荀子·富国》)荀子不但注意到了以脑力劳动为生的君子和以体力劳动为生的“小人”外,还注意到了百工和商贾之流:“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同时,荀子对因分工获得财富给予肯定。

三、关于劳动分配的观点

在诸侯和士大夫生产资料的分配上,孔子提出了“(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的主张。这里的“均”,并非主张将全社会的财富重新绝对平均分配,前面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之语,即按照“国”和“家”也就是诸侯国和大夫的等级地位均等分配,使臣民各安其分,和谐相处,既可以使社会稳定,又不会有亡国破家的危险。在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分配上,他提出了“足食”“所重民食丧祭”的观点,认为百姓富足方能国家富足、政权稳定。

在分配上,孟子认同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对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象极为反感:“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与百姓同之”的藏富于民的观点,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尽量将天下财产平均分配。不但如此,孟子还提出了具体分配的方案:一方面,他提倡按劳分配,即按照“劳心”与“劳力”的不同进行按劳分配。对于“劳力者”,他们有固定的“恒产”,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对于“劳心者”,他们可以通过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等脑力劳动取得相应的俸禄与报酬。另一方面,孟子还提出国家救济与救助的观点:“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在春秋两季视察春耕与赋税工作时对“不足”与“不给”的地区给予适当的补助与救济,这是施行仁政的一种,不可谓不是劳动社会保障机制的肇始。

在劳动分配方面荀子提出“明分论”,即“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荀子·荣辱》)。“明分”就是通过礼来使贵贱、长幼、贤愚、高下等有所分别,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身份都拥有适合其阶层的财富,通过这种“不齐”来实现“齐”的目标,这也是荀子的“维齐不齐”理论。通过各阶层欲望的满足以实现“上下俱富”的目的,这种分配当然是不均等的。在具体的分配策略上,荀子的观点和孟子非常相似。一方面,他认为要按照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相应的报酬,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夫,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士大夫乃至公侯,抑或从事商贾、百工这样的劳动,都使劳动与他们的酬劳相对等。另一方面,荀子也倡导社会救助与慈善行为。他呼吁统治者将自己手中的财富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号召社会上的富裕之士慷慨解囊,行乐善好施之道,帮穷人解燃眉之急。荀子与孟子观点的趋同性,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关于劳动力再生产(人口)思想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之状发出“庶矣哉!”的感叹,认为庶民是国家富裕的表现,相反“地有余而民不足”是一种耻辱,则应采取措施增加人口。第一种方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主张———施行仁政,使民归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论语·子路》)统治者尚礼、好义、崇信,那么四方人口没有不来归附的,这不失为快速增加人口的良策。第二种方法是促进人口增殖。提倡早婚,这是通过孔子主张的孝道来实现的。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将繁育后代作为最大的孝道。至于婚姻的年龄,孔子认为,“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孔子家语·本命解》)孔子认为男子二十、女子十五就分别到了适婚的年龄,比西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周礼·地官·媒氏》)分别早了十年和五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增加自然人口的急切心情。增加人口对于发展生产、增加国家财富、提高国力是十分重要的。

儒家关于劳动经济的观点涉及劳动生产、分工、劳动分配、劳动保障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与包罗万象,对后代及欧洲思想影响深远,欧洲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就受其理论影响,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摘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入手,借助劳动经济思想的基本理念,厘梳相关论述,从中挖掘我国古代劳动经济思想产生的源头,并阐述其对当代劳动经济思想甚至经济关系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关键词：劳动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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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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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缺.孝经正译[M].长沙:岳麓书社,2014.

3.古代“乐教乐学”教育思想管窥 篇三

一、古代“乐教乐学”教育思想

论资格，语文学科是最古老的一门科目。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而之前，在古代的中国，语文的教学活动包括了哲学、史学、政治、伦理学、美学，甚至是理科的教学。可以说，古代的教师称得上“全能”，并且有许多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提出了“乐教乐学”的教育理念，使得语文教学得以“常教常新”并蓬勃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出过“乐教乐学”的观点。《论语》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vue）乎？”（《论语·学而》）孔子用微言大义的一句话指出了“学以致用”的快乐性。他还把学习分为三个境界：知之、好之、乐之，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只有对知识的学习感到兴趣，才会化被动为主动，以学习为乐事，这才是“乐学”。“乐学”还体现在：就算生活艰苦也仍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热情。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并且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对于“乐教”，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惰”即是“学费”，当时指“十条肉干”，如果是“自行束惰”，便是成了师生的名分，那么什么质量的学生都要认真负责地教，显示了孔子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也是对教育工作的信心和热爱。他提倡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的教学思想，先让学生们积极思考，再适时地进行启发，如果仍旧不能举一反三，就不用再说了。孔子的一生都与教育事业分不开，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精神受到世人的敬重，其弟子颜回感叹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西汉的贾谊在《治安策》中也提到：“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这段话提出应该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教学的内容。我国第一部教育方面的专著《学记》明确提出了“乐学”的概念，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高明的老师应该“善喻”，即“故君子之教，喻也”，并且赞同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即“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表示应该引导学生而不是硬拉硬牵扯他们，就会达到和谐的效果；激励他们而不是抑制他们，就会轻松而快乐；开导他们而不是直接告知答案，就会使学生们自己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学记》中还对“正业”与“余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提倡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应该是互补互助，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才会使教学活动张弛有度，严肃活泼。《学记》中还提出：“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这对教师的资质提出了要求，既要了解授课知识的难易，又要熟知学生的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教学。此外，东汉的哲学家、教育家王充认为：“人生禀五常之性，好道乐学，故辩于物”。（《论衡一别通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喜爱道义，乐于学习。

唐朝韩愈所作的《进学解》中是这样“乐学”的：“口不绝吟于六艺之义，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而在《师说》中阐述了“师道”，他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是把“乐教乐学”理论付诸于实践的教育家，他教育学生们：“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来善”（《原毁》），可见，韩愈不仅从学业上加以指导，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对学生进行规劝。韩愈的为人与教学使他深受学生们爱戴，所以学生李翱在《韩公行妆》中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也有对他的教学进行的评价：“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归”。（皇浦浞《韩文公墓志》）

北宋的张载曾说：“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着心处如何。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有何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强调了“趣向”或“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若无兴趣，天资再好也是惘然。“有急求之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问，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不已，故进也。”（《经学理窟·义理》）学习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充满兴趣的学习才能进步。

北宋的程颢、程颐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二程遗书》（或称《河南程氏遗书》）是弟子记载二程平时的言行、言论的著作，书中提到：“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还有“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的经典言论。他们的教学理论是对孔子“乐教乐学”的肯定和发展。南宋的朱熹也說：“读书放宽着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朱子语类之读书法篇》）

明代的王阳明是杰出的教育实践家，对于教育，他说：“今教童子，必使之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誓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传习录》）教师应该“诱导”学生，使他们的情感得以宣泄，心生喜悦才能意气风发，生机勃勃。

综上所述，这些关于“教”与“学”的文章与词句向后人揭示了“学”的真谛，那便是“乐学”，而“乐学”是与“乐教”息息相关的。教师须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的天性、兴趣及爱好，选择合适的教材，尊重教学规律，培养学生们坚定自信的意志和品质，使学生们达到求知的状态，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引导、诱发，使学生们能自发地学会怀疑、询问、思考，继而达到“乐学”的境界。

二、“乐教乐学”之于“语文教学”

1.尴尬的语文教学

中学的各个科目在学生心目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不相同。曾经有文章这样评述过语文教育：经过调查，学生们一拿到新书，第一翻看的就是语文书，而上课后，学生们就会说最不喜欢的就是语文课。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有这样的流行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顿时“数理化”的身价便拔地而起了。同时，外语——就是英语这一科，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增多，近十几年来受到国人的追捧，大街上琳琅满目的培训班真是数不胜数。唯独语文，不可否认，它是国民教育基础的基础。虽然地位不可撼动，但是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学生们对待语文学习的态度是“冷漠”，对该课程的注意力和兴趣远远比不上“数理化英”。除此之外，经过了小学和初中的语文知识的学习之后，学生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语言文化知识体系，自然而然地就会对高中语文“不置可否”，甚至“不屑一顾”，而语文科的高考试卷似乎跟课文不搭边，在目的性强的高考利益驱动下，语文科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教学上，有的教师实行“讲风盛”的满堂灌，加以机械化的训练和题海战术，这种封闭式的教学模式无疑使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境地，使语文课上没有激情、没有思想、没有创新，堪称是“尴尬的语文教学”。

2.把握教师的主导地位

曾经有篇小学生的作文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这位小学生用稚嫩的口气说到：希望老师不是做园丁，而是当导游。因为园丁要修剪不听话的枝条树叶，而导游则是负责把美好的事物呈现给游客。这篇小作文引起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的思考。语文科目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许多像《荷塘月色》《登泰山记》《背影》《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学生们本该通过欣赏佳作，领会到其中的自然之美、亲情之美、人性之美，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授课时过于强调自身的“主导”地位，从中心思想到篇章段落分析，他们用冷漠的表情把一篇篇优美的文章肢解得七零八落，其中的优美词句和深远的意境并没有被学生们体会到。教师上课没有情感，只带着对应试教育的应对策略和完成任务的心态来上课，这样的“传道授业解惑”并不受学生们的欢迎。实际上，教师的主导地位应体现在“诱导”“引发”“引导”上，不为学生作出判断而是引导他们自己作出判断。吴耕民回忆鲁迅当年在绍兴府中学堂讲课的情形时，说到其他的一般教员上课是“填鸭灌注式”，学生们丝毫不感兴趣，“独有鲁迅先生讲课用启发式，深入浅出，易于明了，比喻确当，入耳不忘，有时说话幽默，诱人深思，使我们百听不厌；讲完就记住，无死记硬背之苦。”

3.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让课堂给学生”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真正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这谈何容易？自封建社会以来，教育的发展就是以“师”为中心，人常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可见教师的地位何等之高；家中祠堂中也摆放着这样的匾额“天地君亲师”，可见教师是值得人们“祭拜”的对象；就连“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也是把教师摆在了中心的位置，加上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之类的人才选拔方式，更使得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愈发地高大，这种师生间的“不平等关系”延续到现今社会，体现在课堂中就是教师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心理、情感，不顾学生的学识需求，他们只考虑自身的情感认知和知识需求，这样的课堂便成为了“教师主体”“教师中心”，而不是“学生主体”，以“学生为中心”了，日积月累地學生便不会“乐学”。要使学生“乐学”，应该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只要他们感兴趣肯定会认真钻研。“把点击的鼠标交给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打开并进入特别感兴趣的区域，以充分满足学生的不同审美需求。”

4.语文课“教”与“学”关系的和谐发展

实现语文课“教”与“学”关系的和谐发展，首先，应增强职业道德感，提高专业知识水平。语文教师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对语文教学事业充满热情和兴趣，才会爱岗敬业，在教书中得到快乐和享受。同时，语文学科的特点需要教师成为“杂家”，天文、地理、哲学、美学、心理学甚至理学等都应尽可能地多多涉猎，这样，知识水平的提高也是教师“敬业”和“乐教”的体现。其次，应更新传统教学理念，善于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当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有些传统教学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满足不了学生们的需求，因为学生与社会接触得多，社会交往的沟通方式形式多样，他们的视界和想法也在不断地更新，所以教学理念的更新应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并且加以现代化教学手段及工具的辅助，实现课堂及课后教学多形式化，这样能起到引起学生兴趣和学习的能动性的作用。最后，应精心涉及课堂环节，兼顾课外语文实践活动。课堂环节设计应该张弛有度，科学设计，并且合理使用，切不可哗众取宠，做一些花拳绣腿的课堂设计来博学生眼球，这样会得不偿失；课外实践活动也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注重趣味性、可操作性以及实用性，让学生们从做中学，从学中乐，真正做到“乐教乐学”。

4.古代劳动教育思想 篇四

教师 耿明理

班级 12幼师

教学目标：（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了解贾谊、颜之推、朱熹、王守仁的生平及其儿童教育思想。2.归纳总结古代学前教育思想中有积极意义的主张。教学重点：颜之推、朱熹、王守仁的生平及其儿童教育思想 教学难点：学习评价古代学前教育思想。教学课型：理论课 教学课时：2 教材处理：通过讲解、归纳、对比、例举，使学生明确古代教育家的思想观点，指导学生结合教材抓住脉络，归纳总结贾谊、颜之推、朱熹、王守仁的学前教育思想。

教学方式：讲解、讨论 教学过程：

在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贾谊、颜之推、朱熹等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学前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学前教育思想和主张，对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研究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一、强调人的早期教育

“早谕教”是古代学前教育思想中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贾谊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应尽早实施，“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提倡及早施教也是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当及早进行，越早越好。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实行胎教。他认为: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专门从

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也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他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环境熏陶

贾谊认为，慎选左右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为加强太子的早期教育，应建立保傅教育制度，设置“三公”、“三少”。他说: “习与不正之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之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颜之推继承与发展了古代注重环境教育的思想，强调儿童的品性形成于风化熏染的过程中。“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因此，长辈应为幼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为其树立良好德行的榜样，他说: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矣。”朱熹也十分重视周围的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习与正则正，习与邪则邪。” 儿童的身心发展更多地实现于自身无意识地与生活环境及人际氛围的互动中，实现于潜移默化的环境陶冶与对他人的模仿中。而且，幼小孩童初入世间，一切周围的人与事都会勾起他的好奇、好动、观察、模仿、探索。古代教育家注重环境熏陶的教育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 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不应是呆坐的和静听的教育，而须为孩子营造一个优化的环境氛围，并发挥教育者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

三、主张慈严结合，反对溺爱

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应“威严而有慈”，将慈爱与严教有机地结合起来。他非常反对溺爱孩子，他说: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别，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所以，“父子之严，不可以狎”，“狎则怠慢生焉”。在家庭教育中，为父母的“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独生子女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很多家长对于这棵“独苗”往往施以过多的爱，在这些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小太阳”的独生子女身上出现了缺乏独立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抗挫能力差、任性、专横、娇气、怕吃苦等令人担忧的不良心理品质和社会性行为。因此，古代学前教育家慈严结合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代家庭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以德育为主，坚持正面教育

朱熹说: “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古代的教育家们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贾谊和颜之推都非常重视保傅、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的榜样作用，朱熹也曾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矣。”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因此在他编写的《小学》一书中，他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熹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他说: “指引者，师之功也。”又说: “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五、顺导性情，因材施教

王守仁等古代教育家主张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

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讲解孔子因材施教教育学生的例子。

子路问孔子： “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你有父亲兄长在，你怎么能听到这些道理就去实行呢！” 冉有也来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应该听到后就去实行。”

公西华问道： “子路问是否闻而后行，先生说有父兄在。冉有问是否闻而后行，先生说应该闻而即行。我弄不明白，想请教先生一下。”

孔子说：“冉有为人懦弱，所以要激励他的勇气。子路武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对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将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大胆创新和变革教育发展模式。在此形势下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教育家对于儿童教育问题的种种见解，对今天的儿童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业：

一、单选题: 1.贾谊认为，（）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A.早喻教B.选左右C.重儒术D.行胎教

2.南宋理学家（）重视《须知》、《学则》等教育形式的作用，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A.颜之推B.王守仁C.朱熹D.贾谊

3.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编著的《小学》和（）中。A.颜氏家训B.童蒙须知C.三字经D.急就篇

4.提出“自然教育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是（）。A.王守仁B.颜之推C.顾炎武D.朱熹

5.（）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早完整的家庭教育著作，也是最早最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它流传广泛，影响深远。A.三字经B.颜氏家训C.童盟须知D.学则

二、填空题:

1.西汉政论家、文学家_______断言“太子之善，在于早喻教与选左右”，强调行胎教，要施学前教育。

2.《颜氏家训》的作者是__________。

5.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篇五

治军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的治军和军队建设是同义的。历代军事家在军队建设方面都强调依法治军，严格训练，严明赏罚和选贤任能这几个方面。

▲主要内容。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2、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主要讲的是治军要依法治军和严明赏罚。

▲一是要依法治军。说的是，必须以严明的纪律整饬军队，军队没有纪律就会打败仗。克劳塞维茨指出，没有纪律的部队比无能的军队更可怕，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1）严明法令，身先土卒。就是将帅本身必须带头执行军纪，全军将士方能共同遵守。在马谡失街亭之后，诸葛亮既按军法斩杀马谡，又因授任无方（用人不当）而深深自责．自贬三职（降低三个职务等级）。曹操率军出征，战马跃入田中，损坏了老百姓的麦苗，违反了他颁布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因法不加主（法律不适用于帝王）．故割发代首。古代割发是一种严刑。

▲（2）将帅执法必须彻底。无论职务高低，必须以共同遵守军法军令为原则，不能因为贵族、亲朋好友，就心慈手软。将帅遵守法纪的典范是西汉名将周亚夫的治军。汉文帝到细柳营劳军，周亚夫不避皇权，要求文帝遵守营中军纪，被历代传颂。

▲二是恩威并施，赏罚严明

强调治军要赏罚分明。军法是严行赏罚的依据。但只是依法办事，并不能完全达到以治为胜的目的，还要恩威并施。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纪律而忽视奖罚，就会出现“怨法而不畏法”的状况，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有怨言，没有真正从内心敬畏法律；同样，如果没有纪律作为保证，一味的表扬，就会出现“恃恩而不感恩”的状况。

▲（1）赏贵信，罚贵必

就是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吴起在与秦军作战时，部下一员将领没有得到命令就私自冲入敌阵，虽“获二首而还”，但他违反军令，“吴起立斩之”，使军纪更加严肃。

楚汉相争，最后项羽败北，原因很多，其中项羽赏罚不明是一个重要原因。韩信曾评价项羽，说他做不到赏罚有信。韩信认为项羽对士卒在小节上的关怀是“妇人之仁”，他说，项羽见了下属恭敬慈爱，言语谦和，下属有病还亲至问候，甚至亲自端水送饭以示关心．但是在将士有了军功需要赏赐时，他却将加功进爵的印信拿在手中反复地抚摩，舍不得赐与，这就是行妇人之仁。现实工作中这样的领导不少。

▲（2）罚贵大，赏贵小

意思是赏罚要抓住有影响的事情。孙武训练吴国宫女时，斩杀不听指挥的吴王妃子，结果训练效果非常好。大家在平时管理时，不要专挑软柿子捏，这样虽然能把事情做完，但不能树立权威。

▲（3）罚不避亲，赏不嫌疏

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是熟人就不责备，也不要因为和你关系不好就不重用。这样做会失掉你的威信。▲（4）赏不逾日．罚不还面

意思是奖赏要及时，惩罚要随犯随罚，当机立断，连转脸的功夫都不要耽搁。赏罚及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激励将士继续立功，杜绝违令之举再犯．

▲

2、用兵之法 教戒为先

讲的是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1）教以礼义，明以廉耻

讲的是军队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兵书通常将“教”、“戒”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合而为一，统称为教，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和戒都肩负着军队思想教育的使命。古代兵家认为，军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忠君思想为指导。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舍生以取义。就是要在官兵中培养“以死为荣，以退为辱”的荣辱观。

▲（2）严格训练，讲究方法

讲的是古代军队训练的方法和内容。一支军队战斗力强弱，除了有坚定的政治思想之外，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实现。古代兵家对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代练兵突出强调两点：

一是训练从严。主要是指训练科目从严和赏罚从严两个方面。古代军队训练的内容很多。车、步、骑、水等不同兵种和同一兵种中不同的分工，都有不同的训练科目；兵器种类的多样化，也要求兵器科目训练的多样化。

二是练以致用。主要指从实战需要出发，为战而练，进行实用性很强的训练。这两条在现在也被广泛使用。

总之，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是军事训练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只有相辅相成、紧密结合．才能提高训练效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

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说的是古代军事家在治军过程中，是如何看待将领的重要性，优秀将领的标准，考核将领的方法和使用将领的要求的等问题。

▲（1）重将思想

即如何看待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支军队的强弱，与将帅选拔和任用密不可分。选将用将历来为我国古代兵家和政治家所重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都是在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2）选将思想

选拔一名称职的将领，是治军第一要务。选将标准是什么？▲《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将者，智（智谋-不是傻瓜）、信（信誉-不是骗子）、仁（仁爱-不是恶棍）、勇（勇敢-不是孬种）、严（严明-不是软蛋）也。”符合这五条就是一个合格的将领。简单地说就是“智勇双全”，这是我国古代对将领所应具备的综合性素质的精炼概括。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将军的智力表现在：

一是在理论上，要精于“诡道”。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图示。将领要深知此理。

二是在战法上，要富于创造力。将帅照搬书本知识去指挥作战，无疑照谱下棋，必败无疑。“所以善用兵者，必因敌而变”。

三是在战场上要有洞察力。孙子说，用兵之法，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将帅的洞察力，体现在战场上能够抓住关键，因机立断。更高境界的洞察力表现在，将帅通过战前各种征兆和条件来判断战争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将军的勇敢表现在：

一是战场上要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二是遇到危险时要临危不惧，处事果断。三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3）将帅的考核方法

如何考核将帅，即如何能分辨出谁是优秀的将帅。▲一是平时观察。《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现在用也很管用。

▲二是实践考核。实践证明，通过实战选拔将帅是全面考核将帅的有效途径。曹操手下的许多大将都是从战争中选拔上来的。史书记载：“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

▲（4）将帅的使用方法

选拔将领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将领。

将领选定之后，必须讲究“用将之道”。用将之道的关键在于：

▲一是兵权贵一。说的是决策权和指挥权要统一，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军的主观能动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古代劳动教育思想 篇六

一、定国安邦需教育, 四民分业代相传

管仲所在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 为教育领域奠定了诸多学说, 此时的职业教育也颇为受益, 各家学说围绕职业教育的技能技巧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体系。而管仲的职业教育思想正是众多独特体系中的一笔瑰丽思想财富。齐桓公有一次征询管仲对国家安定富强之计的看法, 管仲告诫齐桓公说, 要想国家安定、霸业永存, 就要爱民, 爱民的最好表现就是让百姓富足, 而要富足就必须发展农业、林业、盐业、商业、铁业、渔业等增加财力。财力增加了, 百姓富足了, 又可以为国家军队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如此, 则民富足、兵马强、国安定、霸业图。管仲的此番论述看似是为齐桓公治理国家谏言, 实则是为引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职业教育, 就没有从事上述行业的人才可用,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设计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 管仲认为最重要的是它的职业性。在《管子·宙合》一篇中, 管仲提出社会要有包含多种职业在内的细密分工, 每个社会个体不用身兼数职, 只需专心攻于一事即可。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职业教育理论中被称为“四民分业定居”理论。即根据不同的职业将老百姓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处这四个阶层的百姓按分工的不同聚居于固定区域, 且各行各业相传后世。同时他还提出人力安排要坚持五个务必, 即君主务必要选任官员、士大夫务必要明辨事理、地方官务必要守职任事、士兵务必要勇立战功、平民务必要农耕树艺。也就是说, 君主、官僚、士兵、百姓要各尽其职、各守其责。有了细致的社会分工, 就有了职业教育职业性的本质, 也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应用性。在《管子·小匡》中记载了管仲对职业教育应用性的相关论述。他提倡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注重职业教育对实践应用技能的训练[2]。平民要对耕田、制器熟练掌握, 商人经商要讲究一些技巧。要做到这些, 就要事必躬亲,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各种能力的应用性。

由于分工的细化和实践应用的广泛, 管仲视职业教育为多样性的教育。在《管子·度地》中, 管子说, 职业教育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可以通过对伍长、里有司、三老等乡官进行训练, 传授他们职业技艺, 再由他们在返乡之后指导乡民生产劳作。同时还要提倡父传子学、子承父业的传统, 将一门职业技艺以家庭为单位流传下去。这种乡官训练、家业相传的模式体现了管仲对职业教育多样性的认识。由于经过多种形式和方式将职业技艺传播开来并流传下去并不容易, 需要人们代代相传, 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终身性的特点。在《管子·权修》中, 管仲提出“, 一年树谷, 十年树木, 终身树人”的理念, 并进一步提出“树谷可获一, 树木可获十, 树人可获百”的观点。他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正是他职业教育思想终身性原则的最好阐释。

二、农工商士各不同, 职业教育必相异

如前所述, 管仲的职业教育思想源于对社会职业分工的认识,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应接受的职业教育是不同的。

在管仲看来, 士包括文士和军士, 两者都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 所以, 他特别重视针对士的职业教育。士要经过严格的选拔, 《管子》中提出以三选法中的第一选实现士的选拔。所谓三选法是由君主、官长、乡长组成的三级人才选拔机制。其中第一选即是由乡长举荐辖区乡民中聪明好学、质仁慈孝、有股肱拳勇之力的人, 让他们成为文士或者军士。如果第一选挑出来的文士特别优秀, 地方行政长官再将其推荐给君主。最后由君主作出第三选, 决定被推荐之人是否可用以及可用于何职。当社会贤士才俊在第一选入围士之后, 会根据文士和军士的不同要求接受不同教育。首先, 对于文士的职业教育, 《管子·小匡》中写道:要对文士经常进行“孝”、“弟”、“敬”、“义”等方面教育, 如果这些文士有子弟, 那么他们的子弟也要接受这些方面的教育[3]57。对文士的职业教育要提高他们的道德伦理水平, 培养他们成为有一定素养、知情达理的文明阶层。然后是针对军士的职业教育, 经过第一选出来的军士即像新入伍的新兵, 只有经过军事教育才能上阵战斗。管仲认为, 军士教育必须包括服习和政教, 即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关于军事训练, 《管子·幼官》中规定:谨修三官、善习五教、饰习九器、明审九章、动慎十号。至于军事教育方法, 管仲也有提及, 即教无常、因便而教等原则。也就是说, 军士在军事方面的职业教育, 不能拘泥于成法, 而要根据客观的、具体条件灵活施教, 养成新兵们灵活适应各种战场形势的意识与思维习惯。通过对军士进行这种严格军事教育, 齐国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关于思想教育, 一般由军队的高级将领对军士进行爱国、爱民教育。

管仲在回答齐桓公如何安定国家以图霸业的问题时, 提到的第一个措施即是发展农业, 管仲对农业的重视也是奴隶社会晚期、封建社会早期社会发展形态的必然要求, 毕竟作为国本的农业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治乱的重要生产领域。管仲提出, 农业职业教育一般在五鄙和农乡地区进行, 主要内容是将农具的使用方法、耕种的技巧和收获要注意的事项传授给农民及其子弟, 着力培养他们的农业生产劳动技能, 并教育农民养成正直、朴实的品德。为将农业职业教育有效推广给百姓, 进而发展农业经济, 管仲还主张国家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人员负责统管全国农业生产。管仲的这种针对农民实施的职业教育, 实际上是将农业技术指导与农业职业教育以“农政”制度的形式合二为一。该做法一直持续到两汉以后, 足见管仲农业职业教育的深远影响。

三、管理规范提效率, 历史经验为今朝

管仲在《管子·乘马》中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对百姓进行职业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标准。管仲说, 愚者不可教民, 智者知之;拙者不可教民, 巧者能之。他还指出, 要让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各尽所能、人尽其才, 这样就达到了职业教育的要求与目的, 使职业教育有的放矢地培养出信士、诚农、诚工、诚贾。管仲对职业教育的手段也提出了灵活性的建议, 在《国语·齐语》中有言记载:昔圣王之处农就田野, 处商就市井, 处工就官府, 处士就闲燕。即要求从事农、工、商、士的同一行业的阶层聚居在固定的地方, 这样有利于同行业内相互交流经验、切磋技术, 从而共同提升职业技能。这种灵活、多样而又方便的职业教育形式与手段在同期职业教育思想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体现出管仲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深思熟虑。

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 管仲十分重视规范化管理。他在强调职业教育的形式与手段灵活多样之外, 提出了以规范化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他利用在宰相之位数十年的施政便利, 设置了专门机构、配备了专门官员将职业教育纳入规范化管理范畴。在《国语·齐语》中记载了管仲为此而制定的管理政策:二十一乡可为制国, 此外六乡为共商、十五乡为士、五乡为公帅、五乡为国子帅、五乡为高子帅;起案参国, 三衡立山、三虞立泽、三乡立市、三族立工、三宰立臣, 以为三官。也就是说,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专管机构和主管人员, 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规范化管理, 也提升了齐国职业教育的效果。管仲为确保自己所立的职业教育政策与制度落到实处, 除了规范化之外, 还强调了职业化管理, 即所谓的“三其国而五其鄙”, 将农、工、商、士分别安排在一起, 按照固定的时间进行生产和接受职业教育[5]。从而形成有计划的规模效应。职业化与家族化的融合不仅利于专业经验总结, 也利于总结后的经验传与后世、泽被后人。按照家族谱系传授职业知识与技能使之精粹不易失传, 而且设立“乡师”“、司空”、“虞师”、“大田”、“大司马”等专职官员对百姓进行农业、工商业、军事等方面的职业教育, 提升了国家对职业培训与职业管理的力度, 也提高了农、工、商、士的职业技能与相应的职业管理水平。

管仲为推行职业教育而采取的系列措施、进行的丰富实践完善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这既是春秋时期国家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生产职业化的要求, 亦是管仲治理下的齐国各行业高度发展, 社会分工细化越来越明显、职业化与专职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 管仲的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 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高度结晶。从今天的视角看, 两千多年前的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要求从事不同社会分工的人各守其位、各司其职, 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源头。他为职业教育针对职业这一本质属性树立了典范。此外, 管仲所提的职业教育的应用性与实践性, 强调“贾货其市、制器其所、躬耕其田”, 也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轻实践而重理论、轻应用而重知识现象提供了改革的历史动力。

摘要：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杰出思想家, 他在教育领域为齐国及后世贡献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源于定国安邦之策以及对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认识。

关键词：管仲,职业教育,思想,《管子》

参考文献

[1]张玉良.白话管子[M].三秦出版社, 1998.

[2]毛礼锐.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3]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4]李山.管子译注[M].中华书局, 2009.

7.古代劳动教育思想 篇七

摘要：中国教育历史悠久，国学选修课《周易》中的蒙、观等卦，所论及到的我国早期教育的一些原理、原则、方式、方法等，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合理部分甚至对当今教育仍然有用。如春秋时期伟大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困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光辉思想，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周易》。

关键词：周易；古代教育思想；探源

中国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源自何处？可以追寻到古老的儒家经典——《周易》。《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六十四卦，乾、坤二卦之后，紧接屯、蒙，事出自然。天地乾坤生万物，万物初生受屯难，此时正处于蒙昧无知的浑沌状态，亟需启蒙教育将之引上正途。《易经》中的蒙卦，可以说正是为此应运而生，系统地阐发了我国朴素的教育思想。

蒙卦的卦辞为：“蒙，哼。匪（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告渎，渎则不告。利贞。”“蒙”，即蒙昧，“童蒙”是指蒙昧无知的幼童。这就是说，人类初生处于蒙昧之时，就应接受启蒙教育，这样才会通达顺利。不是我去求无知的幼童，而是无知的幼童求我。这就象占卜一样，第一次求占，给予告示，一而再再而三地求占，就是亵渎神灵，神灵就不再告诉。显而易见，这里是以求占做比喻，说明求教必须诚心诚意，不能三心二意，而且还必须主动求教。仔细体味卦辞的内涵，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类初生时蒙昧无知，蒙昧无知的人接受教育，这样就会通达顺利，表明启蒙教育何等重要。二是受教育者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应该诚心诚意，主动求教，这样必会通达顺利，表明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所涉及的教育原理正是我国古代早期教育乃至后来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再看蒙卦的爻辞：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这里的“发”，就是启发、启动、打开；“发蒙”，就是接受启蒙教育，开启智慧之门，而教育的方式也应该是启发式。此时蒙昧无知的幼童好比一匹野马，顽劣难驯，要用一些责罚犯人的方式，甚至不惜动用枷、锁等刑具，“痛加惩责，使知敬学”。实际上这里是指对“童蒙”要用一种严格管理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一直沿用了几千年，象以前的蒙学馆、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手里拿着一把戒尺，对不用心听课的学生就打手心，这就是一种体罚学生的手段。解放后，国家教育部门制订了《学生守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废除体罚学生的行为，教育并督促学生自觉遵守，用以制约学生不良行为的发生。这比过去那种体罚学生的做法当然要文明得多，但作为规章制度毕竟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对于从严治无疑是必要的。另有一种解释，就是尚秉和先生在《周易尚氏学》中援引《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等例，认为“刑”与“型”同，“刑人”就是“典型”。据此解释，这条爻辞是说，要利用典型来进行启蒙教育，以便使人知法守纪，免于犯罪；如果采用“用说桎梏”等暴烈方式并用过了头，则会适得其反，引来灾吝。所以，这条爻辞告我们，对于幼童的启蒙教育，要采取正反并用、宽严相济的教育方式，这才是正确的治学之道。

“九二，包蒙，纳妇吉，子克服家。”“包”：包容、广纳；“克”：治理。“包蒙”，是指接受教育的人要包括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人，甚至连女子在内，都要兼容并包，这才吉利。就象聚新媳妇，又象儿子代父治家，也同样吉利。这里实际上是借指所接纳的教育对象应当包容广大，包括女人在内，都要被纳入受教育者的行列，这就是后来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这里是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因为她见了有钱有势的男人（金夫）就投怀送抱，贞洁不保，这种婚事是没有好处的。这里以娶妻作比，说明对启蒙教育者应该加以选择，如果接纳那种见钱眼开、不知廉耻的女子入学，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言外之意，蒙卦注重德育，强调“蒙以养正”的道理。

“六四，困蒙，吝。”是说被蒙昧所困，必有悔吝。为什么会出现困蒙？因为六四是阴爻，离九二、上九两阳爻较远，所以处于阴气蒙蒙之中。这里暗示着由于教育环境差，或是缺乏明师施教，使启蒙教育处于艰难的境地，所以被困在蒙昧之中，得不到开发启蒙，这就是“吝”。正如《论语》所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六五，童蒙，吉。”是说孩子的幼稚，为吉；幼童接受启蒙教育，也同样为吉。过了“六四”的困惑，进入“六五”尊位，就会变得谦逊待下，以“童蒙”自处，屈尊请教，甘心接受童蒙启发教育，自然无不吉利。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击”：打击、惩治。“击蒙”，就是施用暴烈过甚的方式去教育儿童。这里与“初六”爻辞“利用刑人，用说桎梏”相呼应，进一步说明：严于治校，严于施教，对受教育者严格要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严之有度，必须掌握好火候和分寸，切不可过激过头。如果“利用刑人，用说桎梏”等“击蒙”的方式而又使用不当，受教育者就会产生逆反心理，破罐破摔，不但不能将之培养成才，反而促之“为寇”。“不利为寇，利御寇”，实是教育的至理名言。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方式，不应利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盗寇，而应利于把他们培养成抵御盗寇的卫士。

纵观上述六爻，有五爻都讲到“蒙”：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发蒙是指启蒙教育，要用启发式开启智慧，不要用粗暴过激的方式对待学生；包蒙是讲教育的包容性、广泛性；困蒙是指教育条件不好或缺乏明师而使教育处于艰难的境地；童蒙是一种系列的正规教育；击蒙是指不能采取过激过头的教育方式，否则会适得其反。惟有“六三”爻没有讲到“蒙”，是说对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不宜受教，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教育应注重德育。

除了蒙卦专论启蒙教育外，《周易》中还有一些卦对教育也有所涉猎。例如《观卦·象》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象》亦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意思是说，看到天的神秘规律从而春、夏、秋、冬四时运行没有差错，圣人就用神秘规律建立教化，天下人都能信服，先王也到各地巡视，了解民情，建立学校以教育民众。这里都强调“设教”，实为建立学校教育先造了舆论。

总之，《周易》中的蒙、观等卦，所论及到的我国早期教育的一些原理、原则、方式、方法等，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合理部分甚至对当今教育仍然有用。如春秋时期伟大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困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光辉思想，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周易》。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追根究底，其源皆出自《周易》。《周易》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滥觞，的确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