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共9篇）

1.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篇一

现代礼仪的作用及意义

讲究注重礼仪的作用和意义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1.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思想道德建设，而礼仪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各种丑恶现象的发生，净化社会环境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礼仪能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讲究礼仪既是人际交往中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的行为，也是一个公共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往往也在待人接物、仪表仪容、谈吐教养等行为举止各个方面表现出高尚的礼仪，这是其内心所具备的高尚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反映。其次，礼仪对社会能起到净化和美化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反映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力量。再次，礼仪能提高人们的修养，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温文有礼，谈吐不俗，养成守纪律、有礼貌、讲卫生的习惯，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劳动纪律，培养待人有礼、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和优良品质，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

2.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物质文明是基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反过来，精神文明也反作用与物质文明建设，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讲究礼仪，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有助于协调各方的经济利益与矛盾，有助于协调经济实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增加内部凝聚力。可见，讲究礼仪不仅仅是精神文明问题，它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一种手段，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

国际交往中，既有各国来旅游、访问、工作、经商的，也有我们走出国门的，大家讲究国际礼仪交际礼仪，尊重各国的风俗习惯，民族特点，会对我们与国际市场接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发挥，起到良好的效果。

2.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篇二

遵行礼仪就必须在思想上对交往对方有尊敬之意, 有乐贤之容;谈吐举止上懂得礼仪规矩;外表上注重仪容、仪态、风度和服饰;在一些正式的礼仪场合, 还须遵循一定的典礼程序等。孔子说:“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礼仪虽然对人有较强的约束力, 但它却是一封永恒的介绍信。孟德斯鸠曾说过:“没有绝对的自由, 规矩是束缚我们行为的, 同时也是给我们的自由以保证的。”在现代社会, 礼仪可以有效地展现施礼者和还礼者的教养、风度与魅力, 体现着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尊敬程度, 是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价值的外在表现, 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感情、表达心意、促进了解的一种形式, 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和关系纽带。

中国历来讲究尊卑位次排序, 如果安排不妥, 会引来不少误解和麻烦。位次排序问题, 实质上是左右与尊卑问题, 有其历史渊源、发展演变过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和时间的行进有必要对左右尊卑, 特别是位次排序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古代的左右尊卑简述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 左与右的区别是上下、尊卑、高低、贵贱的重要标志, 表现在各种礼仪场合。左右与尊卑, 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左尊右卑

《左传》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 无与王遇, 且攻其右, 右无良焉, 必败。’”楚国以左为尊, 左军的势力比右军的势力大, 因而季梁建议进攻力量薄弱的右军。

《仪礼·士相见礼》:“士相见之礼挚, 冬用雉, 夏用鱼, 左头奉之。”“左头”是头在左, 又称“左首”, 以示尊重。《礼记·曲礼上》:“执禽者左首。”郑玄注云:“左首, 尊。”孔颖达疏:“禽, 鸟也。左, 阳也。首, 亦阳也。左首, 谓横捧之也。”

古代的宫殿、府第、牌坊等建筑亦可见崇尚文治时期以左为尊。孔庙始建于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 进了孔庙门, 有一条用精致石头铺成的道路, 那是皇帝步行的道路。石路的左边是文官走的路, 石路的右边是武官走的路。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又改以左为尊。《明史》:“甲辰正月, 初置左、右相国, 以李善长为右相国, 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 (1367) 命百官礼仪俱尚左, 改右相国为左相国, 左相国为右相国。”

清袭明制尚左。《红楼梦》第三回叙述贾府接待林黛玉席次安排:“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见王夫人来了, 方安设桌椅……贾母正面榻上独坐, 两边四张空椅, 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 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 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 探春左第二, 惜春右第二。”虽为小说, 实为现实生活之再现, 左位为上, 先左后右。清朝官员, 一般以满人提任左职, 汉人出任为右职。

由此大致可见, 春秋、唐、宋、明、清等代尊左。

2、右尊左卑

《礼记·王制》“殷人养国老于右学, 养庶老于左学。”右学是大学, 左学是小学, 国老尊于庶老, 右学尊于左学。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功大, 拜为上卿, 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 有攻城野战之功, 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 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 吾羞, 不忍为之下。”

《汉书·田叔传》:“上尽召见, 与语, 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这就是成语“无出其右”的来源。宋戴埴《鼠璞》:“汉以右为尊。谓贬秩为左迁, 仕诸侯为左官, 居高位为右职。”

《元史·仁宗纪三》载:“延祐 (1317 年) , 仁宗任命合散为右丞相, 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臣, 合散回回人, 不厌人望’, 遂恳辞。制以宣徽使伯答沙为中书右丞相, 合散为左丞相。”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左右》:“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则以右为上。科场蒙古色目人称右榜, 汉人南人称左榜, 亦右为上也。”

由此大致可见, 殷商、战国、秦、汉、元等代尊右。

以上分析仅为依史料记载、文学作品等得出的初浅见解, 实际情况远为复杂。

若就主流文化论, 现代人一般认为“古人尚左”。我个人认为主流文化论尚左有以下原因:A、古人有“天道尚左”的宇宙观, 并将左尊右卑的概念延伸到一切具有左右分别的情况。当时是父权社会, 男尊女卑, 因而男左女右。稍后重文轻武因而文左武右, 清代故宫文华殿在西 (所说的尚左是以建筑物坐北朝南且朝大门方向看为准) 。B、依据史料记载、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唐、宋、明、清等代尊左殷商、战国、秦、汉、元等代尊右。唐、宋、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朝代, 几个朝代的经济政治综合国力在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其思想观念对后人的影响恐怕也是远大于其他朝代。中国上下几千年, 左右尊卑问题随时间的推移、地域的区别、习俗的不同、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差别。尊左与尊右, 应区别具体情况, 笼统地说古人尚左或尚右都是片面、简单的。

二、中国现代会议主席台的位次尊卑排序

借古鉴今, 通过以上分析弄清楚了中国古代对左右的尊卑情况。根据刘老师在课堂上的建议下面对于现代会议主席台的位次排序作进一步分析, 更好地了解次序排列在中国现代的情况。礼仪中的左右尊卑排序没有明确的规范, 《机关文明礼仪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8 月第一版) 认为, 目前国内排定主席台位次有三个基本规则:一是前排高于后排 (这是应有之义, 勿须赘述) , 二是中央高于两侧, 三是左侧高于右侧。

1、领导为单数时的座次排序。这种情况排位较为简单

第一种:1 号领导居中, 2 号在1 号左手位置, 3 号在l号右手位置, 如此类推。由于会议主席台一般为单数, 而我国最高层级的会议大多如此排序, 所以这种排法得到全国上下的普遍采用, 是使用得最多的位次排序。如下所示:

2、领导为偶数的座次排序

主席台领导为双数时的座次排序较为复杂, 可以以十一届三全会为界前后两个阶段论述。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以主席台中间线分开) 尊右有时也尊左, 左右无严格界限。

①尊右。如下所示。

(2) 有时也尊左。如下所示:

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两种情况, 一是以左为尊, 二是以中为尊。

第一种:以主席台中间线划开, 以左为尊。这种情况最为多见。

第二种:以中为尊。1 号领导位居正中;两边领导左单右双亦可, 左双右单亦可。这种排法比较保险, 跟领导为单数时排法基本相同。具体排位时, 单数一边领导位距可适当疏一点, 双数一边密一点。领导多时, 左右两边看不出区别。

此外,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左右皆尊。如下所示:

我国虽然没有统一的礼仪规范, 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做法, 为全国提供了范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排列, 让我们看到了左右次序的趋势。只要掌握以上的规则, 就能运用自如, 礼貌得体。左右, 乃是一个方位, 跟尊卑联系在一起, 不过是人为赋予的含义。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 古往今来, 由东到西, 左右的尊卑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 只要正确看待, 这个变化不过是参差多态的一个符号和色彩。

摘要：中国传统礼仪的意蕴非常丰富, 且具有多重功能。深刻认识传统礼仪的意蕴, 充分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就位置尊卑方面的传统、现代进行了初步描述。

关键词：礼仪,左右尊卑,座次排序

参考文献

[1][清]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7.

[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3]杨琳.左右尊卑文化现象的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 1996年夏之卷总第12期.

[4]康清莲.左右尊卑的文化内涵[J].晋阳学刊, 2009, 5.

3.传统礼仪制度对现代的启示 篇三

杨志刚在《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坦言，研究中国礼仪制度，“一是希望廓清历史的真相，探明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细节，或在矛盾的历史陈述中清理出事物的来龙去脉，澄清其意义、价值；二是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把握其特点和特质，进而能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所助益。”“有所助益”是在对传统礼仪制度真切理解的基础上获得的。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关于“真了解”，陈寅恪曾有过亲切而精辟的论述，它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例如作者在辨析礼之起源时，就是凭着“真了解”去疑存真的。先仔细辨析了风俗说、人情说、祭礼说和礼仪说等说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然后在大体认同杨宽之礼仪说的基础上，用自己略有补充的文字如是表述：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礼仪活动。当然，这也不是最后的说法，比如，原始民族的礼仪又是如何来的呢?当然，任何问题都可以永远追问下去而没有尽头。不过，在我看来，这里牵涉到礼仪活动与民俗的内在联系及先后渊源关系。往前溯源，即从礼到礼仪活动，再到民俗活动，本链条之最后一环毕竟处在较重要的地位。欲求得对礼之深切理解和同情，与先民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从而征显同一性的民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形形色色的礼仪活动在历代或多或少被统治者利用，用以稳定社会秩序，有关“周礼”制定者的争论即是一显例，有学者认为是王莽托人伪作，又有人认为是王莽自己所为。杨志刚回避了这一有争论的历史悬案，直奔主题。礼仪活动虽然一般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试图改变和驾驭未被认识的自然力量的精神依托，并且通过礼仪活动，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这种作用即礼仪内在所涵化的同一性要求。而民俗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就起到同一性的作用。礼仪活动是民俗活动的一部分，且起源没有后者早。刘姥姥两进大观园之所以极具喜剧性，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两种礼俗生活的冲突，其精神上的同一性因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同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们有所差异。本来么，看者与被看者因地位相异而心态亦不同，作为看者的贾府诸人通过被看者乡下老太而宣泄平时不能公开释放的情感，人类与生俱来的顽劣本性在此也得到形象化描摹。

礼与俗的分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乃至前者渐行渐远，几成吾国文化传统中为人诟詈的对象，而一些淳朴的民俗也无可挽回地被新的民俗或时尚所替代。我们要想在新世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又离不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只有“真了解”，才能除旧开新和推陈出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因此日显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从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讲，礼象征了社会的文化规范，俗代表的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国古人对礼俗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其实是对于如何调解、处置文化规范与生物本性之间的矛盾，在历史的过程中作出的选择。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精神依托，礼俗所代表的文化在一定层次上调控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像物质金钱那样立竿见影。现代一般人对宗教和一切其他的精神力量都看得很淡，而对于具体有形的东西则加以重视，例如钱或权力。有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有权更可以直截了当地为所欲为。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深感当代是信仰普遍衰微的时代。此乃时代情境使然。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自己如何走上治史之路后，语重心长地说，“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钱穆学术之转向实“亦自国内之潮流有以启之也”。我们已可从中窥探到当时研治文化之浓厚氛围，同“五四”以来的潮流是一致的。根深才能叶茂。欲除旧开新或推陈出新，以对当代文化之建构有所裨益，“旧”的即传统我们必须“有所认识，有所把捉”，有“真了解”。杨志刚无疑通过他对中国礼仪制度的扎实研究，为我们别开一吸取借鉴传统文化的新天地；其著作对不止于“真了解”传统的读者诸君的启示想必会更多。

4.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 篇四

中华民族以五千年文明和优良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著称于世，以“礼仪之邦”而自豪。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愈益多样化。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积极进步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概述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仁、义、礼、、信合称“五常”，是儒家从古代众多的学说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五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五种道德规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也是个人修养的最主要的内容。它贯穿于整个道德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道德素质的培养和道德精神的形成。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仁

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这样的心态，即“仁爱之心”。仁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仁的基本精神是克己复礼，爱人。克己复礼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爱人讲的是如何对待别人。克己复礼是仁的出发点，爱人是仁的终极关怀。儒家的仁爱观念源于家庭血缘亲情，又超越了血缘亲情，它要求在尊亲敬长的自然道德情感的基础上，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层向外递进，最终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仁政是“爱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把“仁”视为做人的基本准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情感要求，还往往希望把“仁”的精神渗透于政治运作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仁”演绎成为许许多多的道德要求和政治信念，包括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等。应当说，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历史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二）、义

义是指正当、正直和道义这样的气节，即“正义之气”。义是社会共同利益、根本利益的总和，是社会是非善恶观念的出发点。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义总是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之中。时代仍然需要正确的义利观。历代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各种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儒家传统义利观念所包含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以为上”等思想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见利忘义”的观念也应该批判和唾弃，但是，对于那些只重义而否认利的观点，我们也应予以扬弃。

（三）、礼

礼是指礼仪、礼貌和礼节这样的规矩，即“礼仪之规”。礼的基本精神是等级、有序、和谐。礼的形式即礼仪、礼节、礼制，待人、接物、处事之道。礼的内容即礼的基本精神。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规范，礼在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维系社会秩序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向来把“礼”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礼仪之邦来表明我们是文明的，不讲礼仪是不文明的。中华民族礼义之邦的形象的塑造，与礼的观念的深入人心有着密切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的道德规范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受到等级制度及尊卑观念的影响，往往存在着人格不平等的消极方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加以扬弃的。

（四）、信

信是指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这样的品行，即“诚信之品”。信是真、诚、实的总和。“信”不是简单的诚实，信用才是“信”最基本的内涵。它不仅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要诚实和守信，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某一个事物、某一种理念认识上的坚定可靠，反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信是立人之道，是立政之本。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了它，并且积极地加以提倡。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历来被人们所肯定、所推广。

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社会作用

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正因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仁、义、礼、信”的道德体系，倡导了这样一种道德理念，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仁、义、礼、、信”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团结友爱、与人为善、公道正派、诚实守信，这就为我们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也是传统美德历经2500多年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能够不断地得到发扬和光大的重要原因。

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按照“仁、义、礼、信”的要求，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睦相处、真诚相待、礼尚往来、互帮互助的社会，每个人都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而是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这有助于清除一些不良风气，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使整个社会洋溢着和睦、和谐、和平的和煦春风。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什么绵延几千年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渊源。

有利于造就优良品格。“仁、义、礼、信”要求每个人都要克服不良习气，端正不良行为。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仁、义、礼、、信”这样一种传统美德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确立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谦虚、谨慎等优良品格。

有利于培养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从混沌、朦胧到识事、明，从仁人圣贤到普通百姓，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现在倡导的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就是“仁、义、礼、、信”。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各种各样的磨难，仍然能够不屈不挠、昂首挺胸地走过来，就是因为有不断奋斗、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在支撑、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1988年，全球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重要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慧。”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使我国保留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断走向文明？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道德支柱和精神力量。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进步，应当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三、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伦理学说

中国的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但是，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冲击之后，儒家文化所坚持的社会伦理遭到抛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也随之发生各种新的变化。

正确认识传统伦理道德，首先不能忽视传统伦理曾长期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服务的规范和不再适合时代潮流的内容；其次不能无视近百年来对传统伦理严厉批判的事实，因为这一历史的批判是有其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的，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最后在当今世界文化日益趋向多元综合的整体环境下，必需打破儒家思想文化和伦理一统或独尊的传统思维模式。

5.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篇五

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富有优良的文明传统，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随着社会发展，礼仪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多元，礼仪在公共交往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些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内对外贸易活动数量不断攀升，各个企业、社会组织联系愈来愈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作为公共交往规范的公关礼仪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了解和掌握相关公关礼仪知识也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也是一个企业、社会组织在聘用公关人员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谓公关礼仪，是指社会组织的有关人员为了树立和维护组织的良好形象、建构组织与内外公众和谐关系而讲究和遵循的礼仪规范。它是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精神风貌、素质水准的集中体现。也是组织的风貌、员工的精神状态，公关人员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最集中体现，是各种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的方法，更是处理大量联系事宜与外交事务所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

对于个人，掌握必要的公关礼仪，是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增强自身亲和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手段。当代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公关礼仪常识，对今后的社会、职场交往，以及自身的就业都是大有裨益的。公关交往中，首先得守时、诚信，这样才能构筑成进一步交往的基础，如果连诚信和守时意识都缺乏的话，这是连基本的人际交往都难成功的。其次是着装，在社交场合，一个人的衣着、仪表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习惯、爱好，并向人们传播一定的信息。同样一个人，穿着打扮不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完全相同，对交往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服饰的着装，要注意整洁、合体、恰当、适时，这样就能够在初次见面中，给人一个良好的个人形象。反之，一个人如果着装邋遢、随心所欲，这或许在某些场合能够表现一个人的个性，但绝对是在多数情况下会给别人一种极其糟糕的印象，特别是在商务、公关交往中，一个人的着装适当与否，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别人给你的印象分。再者，要注意演什么角色，穿什么行头，切不可喧宾夺主。这样既是对主人或领导的一种尊重，同样也是懂事晓理的表现，不然容易颠倒宾主，有卖弄作秀之嫌，不利于个人良好形象的树立。

再如，在介绍与握手中，也是很有讲究的，如果把握不好，一方面容易闹笑话，也有损个人形象，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影响个人所代表的组织的利益，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一般说来，自我介绍是位低者先介绍，所谓位低者，一般是指职位较低者、男女交往中的男士以及宾主交往中的主人。位低者先自我介绍，这样既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自我有素质、有教养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能体现自身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当然，在社会交往中，也会遇到作为第三方向别人引荐或是介绍另一方的情况，这个时候也是有一定规范的，一般是位高者居先介绍。随着西方文明与中华礼仪的不断交流，握手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以及公关交往中常常用到的见面礼节。握手与自我介绍刚好相反，一般是位高者主动伸手。握手时间也得把握好，一碰就收，显得对别人不重视，有冷落别人的意思。但抓紧不放，则表现得热情过度，反而容易招人反感。

公关礼仪对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这些日常交往中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的一举手、一投足，就是自身素质的高度体现。所以，掌握必要的公关礼仪，是有利于个人在人际交往中获得一个良好形象的，这也是建立深度沟通的基础。

当然，对于企业和社会组织而言，拥有一群有着公关礼仪知识的公关人员，对于自身的对内对外交往、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处理危机公关也都有是着重要意义的。公共关系一般对大众传播的利用是非常重视的，在现代社会，媒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应对媒体时，从公关礼仪的角度来说也是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的。譬如，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时常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媒体的邀请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选择相关的媒体，另外，应遵循平等的原则，切不可拒邀或是冷落某个媒体。另外，特别是在处理危机公关时，要善于将实时、有效的信息借助媒体传递给大众。这样，是企业或社会组织责任感的体现，同时也给大众留下一个干练、办事有力、组织得当的良好形象，赢得社会公信力。

现在的人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氛围，都喜欢把谈判搬到餐桌上了。而对于外国人来说，西餐厅、咖啡厅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所以在点餐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方的禁忌是什么，对方喜欢的是什么，最好在事先有一定的了解，切忌与对方的禁忌相冲突，否则就容易不欢而散，也就达不到谈判的效果了。一个企业在宴请宾客之前，事先要确定好作陪人员，一般是与客人有关的人员优先，这样有利于进一步的沟通。现在的很多商务谈判都是在饭局上达成的，所以，掌握必要的宴请知识对于企业对外交往、合作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再者，是赠送礼品。一般来说，客人临走，主人都可有一定礼品相赠。但在公关交往中，这也得把握好分寸，一般应该遵循“礼轻情意重”的原则，不然，有行贿之嫌。临别时，赠人一份精美、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既有利于体现企业对客人的尊重，表达继续交流、合作的意思，也是一种商务情谊的体现。“买卖不成仁义在”，就算合作没有谈成，一份小小的礼品也能体现组织的宽容与大度，也是有利于塑造组织的良好形象的。

拥有一批训练有素、具备公关礼仪素养的交际人员，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组织的业务交往、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解决公关危机都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最后，掌握必要的公关礼仪，对于维护我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也有着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对外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更加宽广的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也必须掌握一定之规。在与外企或其他外籍人员的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是尊重，这是所有沟通、交流的前提。国际交往中，首先要尊重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特别是在某些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家和地区，这点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西风东渐，西餐、舞会等西方的交际方式也渐渐涌入我们的生活，在国际交往中，把握好这些礼仪规范，对于国际交流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首先，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些礼节或是习惯，切不能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其次，得注意对国际惯例与地方习俗的把握。在某些交往中，我们为了融入其中，可能需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加以顺从，但必要时，我们又需要运用国际惯例来应对。如果实在不熟悉当地民俗，可以选择国际惯例作为交往的规范，这样，就算不太符合当地民俗，别人也是不可置否的。

在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由来已久，直到今天仍有很大残留，诸如男左女右的做法一直存在。而在国外，一般讲究女士优先，这是一种极为绅士的做法，也是男女平等的高度体现，这是我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必须注意到的。在国内，一般讲究左为尊，而在国际上则恰好相反，讲究右为尊，这一点在交通规则上也有所体现。所以，掌握必要的礼仪知识，对于我们的对内对外以交往显得尤其重要，至少能为我们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在国际交往中，还得注意维护祖国的形象，必须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一个公关人员在国际交往中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这一点在政治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此可见，掌握一定的公关礼仪知识，对于维护国家形象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特别是我们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公民，一定要学习、掌握相关国际礼仪知识，从某种层度上讲，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6.礼仪之传统与现代——三从四德 篇六

关键词：传统礼仪,三从四德,变化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饮誉四海, 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礼仪无处不在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礼仪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人与人交往中逐步形成且不断完善的种种礼仪, 协调着人际之间的关系, 规范着人们日常的行为。古人讲, 礼仪是尊敬人的一种方式, 是在人际交往和为人处世上的一种高尚的行为准则。礼仪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它由历史, 风俗, 宗教等综合因素形成, 形成被人们所认同和遵守的处世艺术, 目的是建立和谐、稳定的家园, 是人们人际交往行为规范的总和。礼仪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饮食、服饰、语言等内容。对于女性而言, 无疑谈论最多的是三从四德, 三从, 简言之, 就是从父, 从夫, 从子;而四德, 指妇德, 妇容, 妇言, 妇工。分别出自古代的《仪礼》和《周礼》。自中国加入WTO以来, 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影响人们最多的是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在过去, 女性的角色是相夫教子, 不需要工作。而在新时代, 提倡女性工作, 提倡女性独立。总的来说是时代转换女性的角色。

一、古代的“三从四德”

“三从”出自儒家经典《仪礼 · 丧服 · 子夏传》, 说到妇人有三从, 指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

意思是指, 女孩子在出家以前要听从父母的教诲, 由于长辈们的社会经验丰富, 具有指导性意义, 所以不要随便反驳父母的训导。出家后要听从夫君, 正如俗语所说的“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结婚后, 妇女要同丈夫一起持家立业、孝顺公婆、教育孩子。但若丈夫不幸去世, 妇女一定要遵守自己的本分, 不仅要努力抚养自己的孩子, 还要继续孝顺公婆。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 “三从”里面的“从”并不是“从”的表面含义顺从或跟从。“四德”指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而其中, 最为重要的是品德, 女性要品德高尚, 在早些时, 古人就著有《女儿经》, 指的女性应当遵从的高尚品德。“妇言”指, 女性应当有知识修养, 说话要得体。“妇容”, 从字面意思看, 就是指, 女性应当着装端庄, 不可随便, 显轻浮。最后一条值指的是“妇工”, 指持家之道, 生活方面要勤俭节约, 在持家上要做到, 相夫教子, 孝顺公婆等。慢慢的“三从”与“四德”连起来, 形成“三从四德”, 成为了衡量女性行为规范的标准。

“三从”还得追溯到古代并仍还保留至今的“内外有别”, 婚姻家庭制度习俗是男主, 一般表现是男主外, 女主内。在古代, 男子要养家, 有行军打仗、服兵役、经商或者打猎等。由于过去科技技术不发达, 女性的任务就生儿育女, 孝顺长辈。在古代社会, 阶级性表现极为明显。从上层社会来说, “外”指男子参与朝政, 军事, 管理国家大事, 女性不得干涉。回望中国历代帝王, 也只有武则天一位女皇帝, 足以证明中国历来就遵从“男尊女卑”的思想, 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这种观念都还有存在。从下层社会来说, 大概指的就是典型的小农经济, 如男耕女织, 正如《刘海砍樵》里面所唱的那样。这种男女分工的划分, 逐步形成了在活动、交往、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外分别, 即“男主外, 女主内”, 影响着中国女性地位很多年。从男性的工作上看, 他们的工作室开放的、无限的、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故有“男儿志在四方”的说法。从女性的工作分工看, 与男性的工作空间相比, 其表现的是有限的、封闭的且地位是低下的, 故女性在古代社会的地位不高。中国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就从此得以延续, 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 婚姻家庭和谐, 女性就必须遵守“三从四德”, 否则被认为是不守妇道, 受社会舆论。所以自“三从四德”出现以来, 女性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 逐步在思想上乃至行为上都遵从女性应当承担的角色。

二、新时代的“三从四德”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三从四德”正悄悄变化。以前的女人, 软弱和顺从, 没有社会地位,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为家庭、孩子付出一辈子, 到最后地位也仍然是最底下的。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 在任何岗位不得歧视女性, 否则视为违法。女性的角色在慢慢发生变化, 她们希望自己独立、自信, 对自己要求更高, 在工作上, 要做到和男性一样出色, 其实, 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女性的工作能力甚至超过男性。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义务助理黄冰芬给“三从四德”赋予新的含义。三从指:从世界、从爱、从己。从世界:做事情, 要从长远的角度看, 观察事物发展的整个局势;从爱:处理家庭、工作、交往中的冲突, 要用真诚的爱来化解。从己:女性要注重自己终身的学习, 对自己的人生设定目标, 努力奋斗,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四德”指, 文德武德、言娴淑德、品学兼德、修身立德。文德武德:由于现代社会竞争十分激励, 女性虽说不像过去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但至少要见多识广、学有所长。言娴淑德:指女性的言辞要得当, 尽量表现女性应有的美。品学兼德:女性的品德要高尚, 品位增添魅力;要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才能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自信。修身立德:发掘、善用女性细腻、温婉的特质, 面对工作时表现自信、面对生活呈现优雅、面对家庭展现美德。从女性从事的工作上看, 就可以知道, 古代的女性的地位和现代的女性的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在哪里, 都透露出女性自立自强的信息。但当然, 现代社会又有女性强势的表现, 但总的来说, 至少是女性地位的上升。现代女性应当遵从的是, 不断学习, 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 在学习和工作中提升自己, 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更为搞笑的是, 网友们这样写到男性应当遵从的“三从四德”, 三从指老婆出门要跟从, 老婆命令要服从, 老婆讲错要盲从;四德, 指老婆化妆要等得, 老婆花钱要舍得, 老婆生气要忍得, 老婆生日要记得。新“三从四德”也成为衡量好男人的标准。虽然是玩笑之谈, 但不难看出, 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的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古今“三从四德”对比分

“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女性行为道德规范, 在明清时期尤其得到空前的强调。三从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夫死从子”即丈夫死后, 女子需要“辅养”子女长大成人, 是从夫的一种延续。其中“四德”—妇德、妇言、妇工、妇容主要是指妇女的个人修养。 妇容不是指容貌美丽, 而是勤于洒扫, 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 三从, 已不再是新时代女性应遵守的标准, 对“三从”的理解, 贬义更多的取代了褒义, 如“百依百顺”、“逆来顺受”成为古时候“三从四德”的代名词。旧社会妇女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下, 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她们的聪明才智被窒息了。新时期, 女性彻底翻了身, 政治、经济上都有了地位, 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很好地发挥, 真正顶起了社会的“半边天”。无论现代女性是追求经济或精神的独立, 都应当做最好的自己, 从古至今, 无论男女, 都应当有道德;无论是旧时代还是新时代, 女性都要有一定的品行修养。旧社会认为,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陋习和“女子智力低于男子”的观念, 使得女子完全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梁启超作为近代史的启蒙者也曾专门提到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胡适先生也曾提到现代女性要独立, 不要依靠别人。

四、结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礼仪无处不在, 规范着人们的生活。但无论是哪个礼仪规范, 无一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随着经济、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有这样一句话, 人无礼则不立, 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可见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 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作为女性, 面对新时期男女平等的社会, 更应当把握好机会, 不仅要做到经济独立, 还要精神独立。对于传统的“三从四德”, 应该知道, 那只是挂在旧社会妇女脖子上的枷锁, 现代社会只要“四德”, 不要“三从”。女性应当追求更加独立和自信。

参考文献

[1]吴茂长.女儿经.福建美术出版社, 2013.

[2]唐艳香.唐艳香:从女子教育、妇女参政到婚姻自由.社会科学, 2008, 6.

7.探讨传统礼仪文化和现代法律素质 篇七

关键词：礼仪文化；法律素质；继承；有效措施

从古至今，我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礼仪文化，其具有的起源早、规模大、内容广泛、完善程度高等特点，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因此，为了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礼仪文化，笔者倡导我国公民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正确看待“面子”问题，大胆的将法律作为公正的“镜子”去衡量自己、衡量他人、乃至衡量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维护自身和社会的合法权益，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保障人們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1 传统礼仪观念与现代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

1.1人治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选择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了漫长的时间，在君主专制制度实行过程中虽然也曾经提倡过法治，但由于统治被理解为帝王专制，以帝王为中心，长期以来都是以权代法，因此法治也不只不过是人治的附属品而已。君主专制制度严重违背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反对暴政的理念。在当代社会，法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强调的是以发展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确立新型人际关系网络为目标，因此，必须摆脱古代以权代法的思想，以社会主义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严厉打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不良现象，结合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的舆论，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新秩序。

1.2社会不公平合理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选择

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其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智愚和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应该有各自的责任和工作。而中华的传统礼仪正是维持这种差异的工具。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中虽也有过“刑不避大臣”和“法不阿贵”等相关法律条例，但是在当时严格的等级划分环境下，这种法律条例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的实现[1]。当今社会实行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有超越法律以外的特权，更不能临驾驭法律之上，若违背这一原则，都必须承担公平、平等的法律责任。

1.3中庸守旧与竞争创新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选择

注重和谐是传统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原则，即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以和平、团结和睦、和解以及和谐为主。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中，公民都有权利追求富于竞争精神的文化，但是这种权利是要建立在不损害国家、社会、集体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提倡公民善用法律来武装自己，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在竞争创新中寻求合作，摒弃中庸守旧的思想。

礼仪主要是根据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自然形成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仅通过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形成的礼仪并不是完善的，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化来完成的，而广泛的社会化又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礼仪文化的同时提高现代法律素质，必须加强公民的基本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普通教育，具体措施如下：①将礼仪教育融入到大、中、小学的教育计划当中，以知识、文化和技能为教育的重点，同时以礼仪教育为根本宗旨和目的，使大、中、小学的学生学会做人，严格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②强化各个单位和组织的教育，使单位和组织各人员都积极维护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加强公民的义务和非义务教育，使他们能够自觉的去学法、守法和用法，用法律指导自身的行为，力求做一个具有人格和尊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合格公民，为完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3]。

2 加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力度

法律教育除了将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外，还要加强对社会成员法律职业礼仪的培育，唤起社会成员的法律职业良知，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带着对法律职业的神圣感去工作，并崇拜法律职业，为从事法律职业而感到自豪和荣誉。

首先，我们应该转化视角，多从内在视角论述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职业者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更加深刻，更加可以从内心认识到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所以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除了让学生了解到相关的概念和原则外，更多侧重让学生内在感知这种职业道德培养的重要性和意义。只有让学生放下排斥与敷衍的心理，自觉意识到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才能让法律职业道德的光辉照进他们的胸膛。

其次，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领域的师资力量的储备与教学方法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对目前的教学目标做些改变，比如增加法律职业道德这门课程的课时；改变这门课的性质，从选修课改成必修课；选择相关专业领域的老师进行授课等等。

3 加强礼仪教育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部分，没有对权利的意识就激不起公民对法律的需求和渴望，就不能保证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为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就必须培养公民对法律至高无上的正确观念。

礼仪代表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思想修养、交际能力等，是个人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个人修养的重要途径。讲究礼仪，遵从礼仪规范，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人的教养、风度与魅力，更好地体现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和尊重程度，从而使个人的学识、修养和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要在提高现代法律素质的有效措施并作出相应的努力，无论是公民个人、政府官员、法律职业人和非职业人，还是单位组织、社会或者国家等社会活动主体，都能够正确继承优秀的传统礼仪和巩固基本的礼仪规范，并在此基础之上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走向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黄静，周海燕.中华传统礼仪与文化的关系解读[J].中国报业，2011，7（16）：288-289

[2]梁花.儒家传统礼仪文化的本质及其当代价值[J].教育探索，2010，12（09）：366-367

8.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篇八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冲突在实质上也被理解为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变使其脱离了旧的轨道，并不可否认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但本文认为，现代文化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所接纳的西方文化也并不会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

一、人和天地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概括中国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可以说是中国各派传统思想的共同观念。从这一观点出发，中国人一直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而绝不同于西方近代对于自然征服的态度。然而今天的西方人已愈来愈看到了“科技”的负面影响。“人与天地万物

一体”的态度诚然不是现代的，然而却可能是具有超现代意义的新启示。

二、人和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伦”是以个人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并且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现代社会学家往往因为这一点而判断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没有普遍原则的。其实，普遍原则在西方以“公平”为代表，在中国则是“仁”的概念。中国人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法律所做不到的更高的“公平”和更合理的“秩序”。法律只能“禁与已然之后”，而“仁”是可以“禁与将然之前”。中国人伦秩

序中所蕴藏的现代意义就在于伦理与道德自律在中国的法制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人对于自我的态度。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己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强调“修身养性”。这是中国思想的重大特色之一。西方人的精神解救主要是借助外力的解救。十九世纪以来，尼采更是发出了“上帝已死亡”的宣告。上帝死亡后的西方人倍感失落、恐慌、虚无。中国人由于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并且注重自我的修养，使得个人比较具有心理的稳定和平衡。从这一点说，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

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挖掘的精神资源。

四、对生死的看法。大体说来，中国人的生死观仍是“人与天地万物于一体”的观念的延伸。中国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的肯定人生。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的“永生”保证。根据中国人的生死观，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个人的死亡而积极地做

人，勤奋地做事。这便是所谓“善吾生所以善吾死”。

9.传统礼仪的现代意义 篇九

摘要: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能的恐惧。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 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 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 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观是抑我的、消极的, 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 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 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 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 天上是神的世界，神无生无死, 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 有生必有死, 地下是鬼的世界, 阴森的令人恐怖。中国原始宗教中的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 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开始出现。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人的死亡观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于生死这个问题，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请教过他的老师，孔子脱口而出“未知生, 焉知死”。意谓人如果连“此生”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来世”。孔子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务本求实，关注现实感性生命的愉悦，对生活负责，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生命社会价值的追寻，而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 这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 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 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 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 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 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 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 提供理想和规范。儒家学说认为，面对死亡威胁，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而置社会价值于不顾，将不齿于世人。反之，那种“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将生命的社会价值置于生命的本然状态之上，从而使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光彩的仁人志士应受到世代推崇，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儒家文化把人的自然生命作为实现社会价值的载体，只有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人的自然生命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人们恐惧死亡也是担心“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功业难以实现，为实现社会价值，即使付出生命也无所畏惧。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使得死亡成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过程，而同时儒家文化的这种把死亡问题排斥在生命视野之外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也是中国人忌讳死亡、恐惧死亡的文化根源之一。

与儒家相比, 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 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 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 把万物归结于“道”, 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 要顺其自然, 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

不去为的意思, 而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 国家的治理是这样, 人的生死也是这样。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释加牟尼曾为印度王子, 不受魔鬼撒旦关于万国荣华的诱惑潜入山林苦修, 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关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 终于悟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真谛, 从而开创了“四圣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观。佛教对死亡的基本观念是: 人不只是有一“生”, 而有无数的生死轮回。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体, 肉体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体可灭, 而灵魂可以转生或转型。人一生要与自己的肉体做斗争, 只有战胜自己肉体的人才能享受到来世的快乐, 达到“涅槃”。在这里, 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几份生存的沉重, 变得阴森恐怖。如果说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 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 那么佛家的死亡观则是消极的。它是要通过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压抑达到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

应该说, 到了隋唐时期, 中国人的死亡观相对成熟了。人们一般能接受死亡这个客观事实, 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坚决反对神仙怪异之类的存在, 陶渊明选择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 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 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明代思想家吕坤对死亡的理解更为深刻: “呼吸一过, 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 千年无再生之我。”认为死后看风水, 请阴阳先生是“舍我本身, 求之枯骨”。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观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生。众多仁人志土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 报国安邦, 杀身取义, 如宋江、谭嗣同、文天祥、陈天华。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贤”以地当床、茅棚作被、天为帐与猪狗同食这样的隐世者及敢于在宫庭颠倒骑马的文人骚客如李白。应该说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观是儒家死亡思想的传承, 是入世的, 而不是出世的。但是, 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 为人民谋幸福, 舍生忘死, 抛头颅, 洒热血,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人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死亡观念, 一个没有死亡意识、忧患意识的民族肯定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鲁迅作品中阿Q的愚昧就在于他的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自我意识。任何历史不可能不影响现在, 现实总是历史的延续，死亡观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于现今人们在思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使人们弘扬儒家入世的死亡观，树立为国家效力的信念。

如前所述，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 它把死亡问题暂且搁置, 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去忠、去孝去悌、去友, 通过立功、立德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从而

超越死亡，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去。就像，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心里总是想着百姓, 唯独没有他自己, 身患绝症, 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的郑培民，为了改革开放事业, “即使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 我也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朱镕基他们不仅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

二、促使人们遵循道家的死亡观，寻找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道家的死亡观是是飘逸的、潇洒的。应该说道家更是一种容易被常人所接纳的平民死亡观。它要求人们不执著于生死、顺其自然, 以一种安身立命、本真的态度来体验人生, 寻找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确, 对普通人来说, 我们不可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但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能尽和应尽的责任。那么到临死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深切地感觉到:我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三、促使人们认为死亡是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 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 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 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 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 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 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 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 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 假如人类没有死亡,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 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 “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当然, 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儒家除了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外, 还认同了另一条超越死亡的道路, 那就是通过子子孙孙的香火延续、承继来实现祖宗未竟的价值追求, 实现祖宗永生的愿望, 从而光宗耀祖。所以，孟子曰：“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其实, 所谓的香火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在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今天, 如果我们还要刻意去延续所谓的香火, 认为只有男孩才是传后人的做法肯定是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

总之, 死亡是一种宿命, 是每个人生命的“老家”。人生的经历千差万别, 而死亡却把我们绝对的统一了起来。我们研究死是为了更好地生，面对死亡，我们需要科学地感知，理解和体验。我们善待死亡就是善待人生，对死亡的理解，尊重和宽容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尊重和宽容，这样人生的境界才会在思考死亡过程中得以升华。

参考文献：

【1】 许志伟 《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 上海医科大出版式社 2000年5月 第一版 第2页

【2】 张应杭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第165页

【3】石麟 《中国传统文化概说》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第70页

【4】 黄鹤 《中国传统文化释要》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 第一版第143

页 【5】 蔡海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第182页

文化社会学结课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学院：文法学院

班级：社会工作1101

姓名：张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