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电影（共10篇）
1.西路军电影 篇一
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董汉河在弘扬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研讨会演讲（转载）
革命战争有胜利也有失败。
胜利的历史是高耸天云的丰碑。它光耀千秋，为人民所瞻仰、称颂。
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下的基石。它默默地承载着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却不为人所见。
然而，没有基石便没有丰碑。基石所蕴含的品质和精神，往往更坚硬，更丰富，更加耐腐蚀，更有承载力，因而也更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一块共和国的基石。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就是这块基石所蕴含的宝贵品质和丰富的革命精神内涵。
恩格斯指出：“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致尼.佛.丹尼尔逊》见《马恩全集》第39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我在同题文章中曾作过论述和概括，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并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相关领导参阅（见《党史研究参考》第14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拙作曾对西路军革命精神作了六点概括，其中四点与胡锦涛同志阐述的红军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另有两点是西路军所独有的，是对红军长征精神的丰富和发展。遗憾的是，因篇幅所限，全都展开不够，深度亦尚需开掘。本文拟在上述六种精神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点，并作些具体深入的开掘和阐释。
一、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讲）西路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完全是为了武装红军，进行抗日。这不但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苏联、共产国际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根本利益。至今还有人问：日本在东，为何西路军却西进河西走廊？拙作《西路军与抗日》《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曾对此作过有理有据的回答。面对德、日法西斯的严重威胁，苏联当局早在1934年就调查确定了援助中共抗日的两条道路：一条经外蒙到绥远或宁夏；一条经新疆到哈密或安西。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确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肯定了上述方案，派遣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会议精神及斯大林的意见。1936年初，中央率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就有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只因蒋介石派重兵阻挠，中央率红军中途西返陕北。此后的西征，除扩大陕甘宁边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两个目标外，第三个目标，就是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在外蒙南部边境准备好的6-700吨武器弹药。后因共产国际担心遭日机轰炸，于11月3日电示中共中央，改由从新疆援助约1000吨物资，让中共派红军到哈密接取，毛、周在征求了多方意见之后，决定让已经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组成西路军，担负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就是西路军形成和西进的大背景，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共和红军抗日的必然要求，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
甚至连蒋介石也看得很明白。他1934年就意识到，一旦日本全面侵华，海上运输线必将遭封锁，必须尽快打通“国际交通线”（苏联）。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全力在国内“剿灭”心腹之患红军，防范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另一方面，多次与苏联进行外交斡旋，签订条约，打通国际交通线。结果，抗战初期（1937-1941），他的军队从苏联得到了近5亿美元至关重要的军援，光飞机就1800多架，而且价格极低，每架3万美元，另有大批弹药、机枪、大炮、车辆等。美国的军援无论是时间还是数量都在其后。
正因为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西路军广大将士才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顶风冒雪英勇西进的21800名西路军将士身上，特别在失败后历尽艰险曲折奔赴返回革命阵营的约5千名西路军将士身上，在1千3百多名西路军女战士身上，在董振堂、陈海松、郑义斋、孙玉清、杨克明等数千名英勇献身的西路军将士身上，都有集中突出的体现。董振堂、杨克明等近3千名红5军将士所以与高台共存亡，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董振堂军长动员时所说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供给部长郑义斋所以用自己的生命护送总部疏散所需经费，是为了革命最终胜利，也相信革命最终一定胜利。9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身先士卒，为顽强阻击马家军的疯狂进攻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而被杀害；不幸被俘后，刘瑞龙、魏传统等在张掖狱中组成地下党支部与敌斗争；刘德胜、王定国等组成张掖地下党支部营救西路军散失的干部战士；方强、卜胜光等组成拱星墩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积极准备逃返革命阵营；秦基伟等在平凉东四十里铺逃返援西军；西路军部分电台人员拒绝马家军的优厚待遇，选择回归陕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所拥护和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二、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略）西路军将士全都经过长征，都曾三过草地两过雪山，但就悲壮惨烈和艰难险阻而言，西路军的浴血奋战才是他们终生最难忘的：大漠戈壁雪山，狂风暴雪中，西路军孤军奋战，缺衣缺粮缺子弹，面对野蛮残暴有增无减的马家军，他们用血肉之躯坚守每一座堡寨和每一块阵地。在凉州四十里铺30军一个连全部拼光；在倪家营子为保护军部和总部，30军营教导员周纯麟带领仅剩的8名战士坚守堡寨到天黑。在三道流沟突围时，战士们排成人墙保护首长；在撤进祁连山后最危急的时刻，妇女团女扮男装，接替30军268团阵地，掩护主力撤退；西路军部分电台人员因带一部干电池电台冒充主力吸引敌人被俘，被押送到马步芳西宁电台后，又利用值班的机会，冒死扣押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等等。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培育的一心救国救民的红军，才可能具有的精神、品质和意志，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所不能比拟的。
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略）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从国际国内大局出发的；此后，先是指示西路军停在永昌山丹地区，以一部出民勤，给敌人造成策应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假象，从而吸引敌人在黄河东岸重兵防堵，造成胡宗南一部孤军追击之战机，策应河东
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几度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进，走走停停，都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西路军将士严守纪律，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在西路军宣布失败分路游击时体现得最为突出。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宣告失败时，中央3月13日电示：“必须轻装，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军政委员会决定分三路游击，其中张荣率领的妇女孩子一路，向酒泉方向的红寨子活动，显然是为了吸引敌人，分散敌人的追击力量，是一种不得已的牺牲。但谁都毫无怨言，直到几十年后我访问她们时，依然如此。她们懂得，顾全大局，有时就意味着牺牲局部，这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是革命最终胜利的需要（她们不满意的只是革命胜利后所经受的不公正待遇，随着党的政策的落实，现在她们终于满意了）。黄良诚等将士所在的电台支队约200人，冒充首脑机关向指定方向活动，更是为了主动吸引敌人，牺牲自己以掩护其他支队，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被俘前后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拒绝马步芳的优厚待遇，历经艰难曲折，回到艰苦的革命阵营。（后文略）他们不但历来毫无怨言，而且有时还反省自己。黄良诚1942年整风时曾这样写道:西路军失败被俘时未与马家军决一死活，这是革命气节不够的表现（据黄良诚个人档案）。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具有的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精神。
大局是由大的形势决定的，它事关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首先顾全。有时局部看似可行的事，但从全局看不可行，那就必须服从全局。西路军被俘将士有两件顾全大局的事例，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一件是拱星墩集中营暴动计划的取消。1937年4-5月间，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关押了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地下党支部曾准备领导大家暴动回陕北，后因党中央派代表张文彬看望他们时，暗示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党支部及时取消了暴动计划，终于在援西军侦查员策应下，多数人在平凉以东趁雨夜平安逃返援西军驻地镇远县。另一件是在马步芳的西宁新剧团。被俘女战士们团结一致，与敌人作过各种斗争，诸如，寻找保护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等，但有人提议搞手榴弹炸敌人的主意却被张琴秋否定了。因为这是个冒险且会招致无谓牺牲的主意。如果采取这一冒险行动，就不会有日后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王定国等人返回革命阵营。
正因为具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西路军左支队，才在以李先念、李卓然为首的工委领导下，在祁连雪山中忍饥挨饿艰苦跋涉四十余天，终于在中央的指示下，走出祁连山；在陈云、滕代远等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接应下，到达新疆廸化（乌鲁木齐），学习航空、装甲、无线电、兽医等技术，并最终回到陕北，成长为我军各技术兵种的骨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这三者密切相连，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条，西路军左支队都不可能走出祁连山，到达乌鲁木齐。
顾全大局要求，在事关本质的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到底，毫不相让；在无关本质的非原则问题上，有时则可以变通，允许适度的灵活性。陈云同志在西路军左支队进乌鲁木齐和赴苏联学习问题的处理方面，有非常值得我们记取和学习的经验。西路军左支队到新疆星星峡后，盛世才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换装；二是不带武器，如此方可允许左支队进廸化（乌鲁木
齐）。所谓“换装”，就是让左支队换穿盛世才部队的军装，改称“新兵营”。陈云答应了这一条。因为这并不改变红军的根本性质，且有利于盛世才向南京政府及社会掩饰交待。但对于第二条，即不让左支队带武器一条，陈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样做形同“缴枪”，是红军宗旨不能允许的，也不利于保护左支队的安全。陈云通过谈判斗争和请苏联顾问给盛世才作工作，终于坚持了这一具有根本性的原则，并顾全了让左支队安全进廸化休整这一大局。（后文发言略）共产国际最初曾打算，让西路军左支队到廸化后再到苏联学习。但到廸化后，陈云请示了几次，却迟迟不见答复。无奈之下，陈云只好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他转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陈云首先十分详尽地汇报了左支队到新疆后的休整情况，最后又一次请示左支队的去向问题，催促回复，并十分严肃地表示：若再这样不置可否拖下去，是无法共事的。经季米特洛夫批示，共产国际迅速回答：决定让左支队留在廸化学习。这封信中，陈云即遵循了个人服从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又顾全了大局，促进了工作。陈云的上述经验和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陈运传》和《陈云年谱》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曾向几个政治局常委提出过“包产到户”，因严格遵守了组织原则，而未受到毛泽东的深究。）因与西路军无关，这里不再多说。
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精神。(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在西路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每一个西路军幸存将士都有一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经历。当时在甘州南面行医的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不避风险掩护陈昌浩、徐向前，帮陈昌浩医好胃病后又护送他回到湖北，最后病死在原籍，至今令人感动不已。肃南县群众屈大成几次给西路军散落将士带路，救护西路军女战士，在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遭马家军追扑的危难时刻，毅然与他结拜为兄弟，发动父母、妹妹和亲戚一起救护半年多，又亲自将徐一新护送到延安，入党后又返回肃南县潜伏。这已成为张掖地区广为传颂的佳话。红5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高台失陷时因与敌人拼刀负伤后被俘，在西宁附近的二十里铺逃出后，先是得到一位汉族老妈妈无私救助，后又得到一对藏族父女的挽留养护，历经曲折，才终于回到陕北。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把人民群众作广义的理解。人民群众，不但包括各个民族，也包括宗教界等拥护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救护过西路军将士的宗教人士中，有为之牺牲的基督教开明医生、张掖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烈士。他的崇高感人事迹已广为人知，此不赘述。在安西县蘑菇台子看守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当西路军左支队路过时，他倾其所有，将自己多年积蓄的“小麦2石4斗、面粉200多斤、黄米6斗、胡麻油30斤、硝盐4口袋、羊30只、骡子1头、马1匹”，全部捐献给刚出祁连山，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左支队，解了800多名西路军将士的燃眉之急。郭元亨道士却因此遭受了马家军的酷刑和敲诈。解放后他被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1961年12月装甲兵政治部和已成为装甲兵副司令的程丗才(当年是30军代军长)写信证明了此事，并表示深切感谢。张掖小满乡南山的道士徐和德，先后救助西路军伤病员王怀文、管炳让等5人，将管炳让养好伤后送归革命阵营；一直将王怀文养护到解放后，却从不让他学道，充分体现了一位深山老道的无私和崇高。王怀文、管炳让等西路军伤病员则一直坚守着革命理想和操守。王怀文曾表示，要拖
着伤残的双腿去给徐和德师傅扫墓。还有当年西宁中山医院医生罗承训、院长谢刚杰营救西路军被俘女干部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张掖沙河堡乡花园村王学文不避风险收养吴仲廉和曾日三的孩子，又冒险抱孩子去探望被俘的吴仲廉，一直将孩子养到解放后交还吴仲廉；张掖南山的开明士绅孙振铎一家救护接济西路军失散战士多名；马步芳手下的工程师绽永贵救助被妇女战士王定国、张琴秋；等等。这些事例不但告诉我们，对人民群众要作广泛的理解；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和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统战政策。
最使我感念难忘的，是落居古浪县裴家营子的西路军女战士刘延寿。她就像一颗西路军飘落的种子，在腾格里沙漠南沿，顽强地生根、发芽、结果，解放后她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开渠引水，发展生产，事迹突出，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但她从不张扬，我几次采访都未能如愿。她身上遗传着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基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她身上有最典型的体现。
五、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和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将军在《西部悲歌》序言中说，西路军喋血沙场者7000多人，他们全都是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具体事例我在前面已说到不少，诸如红30军88师师长雄厚发因伤留在祁连山中，与敌激战后高呼口号，壮烈牺牲；等等，此不赘述。不幸被俘者，几乎全都保持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西路军被俘者总数，据拙作《西路军沉浮录》的统计，至少有12000人，其中，在张掖被活埋残杀的3267名，在西宁被活埋残杀的1700多名，还有一些在押解途中以及逃跑时被杀害者，因此，杜义德将军说“六千多名被马家军杀害”，大体可信。幸存者的回忆、黑夜里见过的群众，以及侩子手的交代，都有力地证明，他们不愧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妇女团政委吴福莲被俘后，在凉州监狱中吞针而死；前进剧团17岁的党文秀被俘后被分给马步芳的传令兵马威，她乘马威熟睡之际，偷上手枪和子弹化妆逃跑，被抓回后仍坚贞不屈，被害前不停地大骂敌人：“你们这些坏蛋！你们杀吧，我不怕！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们这些卖国贼！土匪！早晚也不得好死！”桀骜不驯的孙桂英带领姐妹们不怕马步芳的100师师长韩启功的毒打，坚持说共产党好，又因骂蓝衣社特务罗平是狗，被关进厕所，在张掖东面的沙窝被害时，仍然进行顽强不屈的反抗；被俘女战士陈秀英因不甘心给敌人当妻妾，喝大烟水而死；当年被活埋时侥幸逃脱的李桂珍说：“我们被活埋时大骂马匪，说早死晚死早晚是个死，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大丫头！那时什么也不怕。”像李桂珍一样从被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历经艰难宁死不屈者还有西宁殷家庄的姚之珍、张掖碱滩二队的马玉莲等。张掖飞机场附近活埋红军时，农民李发荣趴在自家房顶偷看到：“四周静静的，从东门外到飞机场的路上和地里，满满的都是大车和走着的人群”,无一求情下话者。马步芳的堂表弟、侩子手马英档案中有这样的交代:“在屠杀时，我亲耳听见红军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杀害时，马景超对我说，昨晚几个人（红军）跑了，未抓回来。”“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被活埋者的宁死不屈由此可见一斑。
被俘不等于背叛。被俘女战士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变节。拙作《西路军沉浮录》中大量真实生动的事迹，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述党文秀的事迹只是其中之一例。
幸存者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则往往更艰难、更坚韧、更持久。刘瑞龙、魏传统等被俘后在张掖狱中唱苏武牧羊鼓舞自己和战友们坚守气节；西路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
李开芬，前进剧团服装股长王定国等，历经艰险曲折返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等等，自不必多说。许多流落地方的女红军也都始终坚守着当初的政治信仰和气节。比如吴兰英、张怀碧、何福祥、安明秀等。妇女团指导员吴兰英与红5军医生郑宗贤结为夫妻，落居景泰县寺滩乡，装哑巴十几年，解放后当公社妇联主任，一直以当过红军自豪。妇女团组织干事张怀碧落居武威乡下十几年，解放那年带领两名流落女红军，趟水进城找解放军要求回部队，参加革命，参加了土改，成为国家干部。妇女团二营营长何福祥，被俘后几次逃跑、流落，解放后积极参加除匪、反霸等党的各项工作，积攒党费几十年，晚年最终被承认了党籍和军龄。安明秀被俘后嫁给了回族贫苦群众，生活习惯已经全部回民化了，但革命信仰和阶级观念一直很坚定，把孩子全部培养成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并发动全家无私地帮助孤身一人的西路军女战士张秀芳。16岁的西路军女战士杨桂香被女乡亲收留时，迟迟不肯脱下她藏有团证的内衣。这样的事例真实太多太多了！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只有共产党培养组织训练的将士，才可能有这样的信仰和气节。
六、患难与共，不避风险，相互救助的精神。患难见真情。失败被俘是对西路军将士最严峻的考验。患难与共，相互救助的精神，在西路军被俘将士身上有集中突出的体现，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后来成为谢老（觉哉）夫人的王定国，这方面的事迹比较典型。王定国原来是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1946年12月5日，与剧团一起出永昌城前去东寨慰问9军，途中被敌包围，激战一天后弹尽被俘。王定国当场咬了敌人的手指头。押解途中，她将自己的手帕交给战友朱光明包裹伤口，之后朱光明乘机逃跑，终于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押到西宁后，王定国与战友们一起，寻找并保护了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被押解到甘州后，王定国又与难友们秘密串联，组成地下党支部，利用给高金城当护士的身份，去狱中探望刘瑞龙、魏传统等难友，到南山寻找失散红军，帮助营救了许多蒙难的战友，一直坚持到最危险的时候才设计逃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更让我感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她为西路军蒙难战友们所作的许多极为有益的事情。从1980年夏天开始，王老就领着我在北京乘公共汽车访问了一些西路军幸存将士，其中有李卓然、陈昌浩前妻、刘瑞龙、武杰等，并在她家中设一间客房跟我谈西路军的经历，接待西路军到北京的战友陈淑娥等。1983年夏，她又和当年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伍修权重访兰州、河西、西宁等地，并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正确对待落居西北的西路军老战士。之后，她又到兰州、河西、和西宁多次，倾力帮助西路军老战士，使他（她）们获得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使孙玉清烈士之遗腹子刘龙领到了烈士证，等等。可以说，西路军老战士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改善，都与她和伍修权的努力分不开。安明秀带领全家对其战友张秀芳亲如家人般的关心照顾，至今仍令我感动。其他西路军蒙难者相互救助的事迹，如在西宁，赵全贞和杨万才结为假夫妻掩护张琴秋，之后得知自己逃不掉的情况下，又让杨万才独自逃回革命队伍；黄光秀利用马步芳的宠信帮王定国等战友开路条寻找张琴秋；武杰明知要遭受毒打，硬是将孙桂英从被关的厕所中放了出来等。至于地下党支部有组织的救助就更多了，次不一一例举。
是什么培育和支撑着西路军蒙难将士的这种患难与共、相互救助的精神？是共同的信仰，是战友间的生死情谊。
七、用勇敢和智慧保护自己，百折不挠潜返革命阵营的孤胆英雄精神。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9军参谋长李聚奎、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骑兵团长吕仁礼等等，许许多多的西路军将士，都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历经种种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孤身一人奔赴陕北寻找红军的。迷信的人说他们命大，其实，他们都是在关键时刻，用大智大勇将命运顽强地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孤胆英雄。在陈昌浩因病留在湖北老乡家不能一起东返的关键时刻，如果徐向前不果断决定孤身一人东返，后果将很难逆料。吕仁礼在被俘后押到西宁北边的二十里铺的那天深夜，如果不是利用院墙低矮、敌人看守松懈之际，孤身一人翻墙逃跑，押到西宁后的命运不是被活埋，就是当苦役。欧阳毅则利用自己的书法，在靖远县得以休养生息，最终返回陕北。李开芬利用智慧争取到一名马家军的传令兵，乔装敌军官太太，带女红军沈玲，智闯多道关口，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与奉命前来营救西路军流落将士的朱良才结为伉俪。华全双则是在被俘后又被马家军营长送回互助县老家后，动员营长老婆一起逃跑，历经曲折，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他（她）们都是革命意志顽强坚定，既勇敢又有智慧的孤胆英雄。
八、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西路军将士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却长期戴着“张国焘路线”执行者的帽子。幸存的西路军将士长期以来受过许多委屈，但他们忍辱负重，通过种种方式和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从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高级将帅，到流落大西北偏远农村、牧区的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兵，无不如此。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延安审干和“文化大革命”中，西路军幸存将士绝大多数因那段失败的历史受到审查，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张琴秋就是其中之一。流落民间者，有些被打成“张国焘路线的忠实走狗”，有些被打成“叛徒”，长征老红军的荣誉和待遇长期与他们无缘。然而，他们的革命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有的（黄鹄显）受处分后重新干起又一直干到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的荣誉证书终于发到流落民间者手中。
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战场和自身变化的实际出发，及时果断地采取正确有效的行动方针。这也是一种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精神资源。
西路军左支队大多数在新疆学习技术兵种，对我们今天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有多方面的启示，茲不赘述。
西路军宝贵丰富的精神遗产，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2.参观西路军纪念馆心得体会 篇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电务段党委与2016年6.30日带领我们参观了西路军纪念馆。这次参观学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是我人生道路中一次与历史有意义的对话，也是一次很生动的、全面富有哲理的有意义的教育。
中国工农红军红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不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统帅下进军河西走廊。蒋介石看到红军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急命统治甘、青两省的军阀马步芳纠集十多万人，对西路红军进行防堵、围剿。红军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但终因孤军作战，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失利，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和几千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英雄的红西路军战士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谱写了革命历史的壮丽篇章。
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
今天的祖国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需要我们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重振雄风，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党员应时刻履行党员义务。一是作为党员，我们一定要铭记中华民族之耻辱，并认真分析其根源，时刻警醒自己的灵魂；二是在当今和平社会，我们党员一定要牢记党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伟大旗帜，继承我党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觉到党员就是不一样；三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在保证自己坚决抵制西方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分化、侵蚀的同时，做好周围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四是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方式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抛头颅洒热血，以高度主人翁姿态投身于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身体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将来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积蓄力量也是在履行党员义务。
3.张掖市上领导观看红西路军图片展 篇三
张掖市上领导观看红西路军图片展
接受传统教育 汲取精神力量 市上领导观看红西路军图片展本报讯（记者 王瑾）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个个凝固的历史时刻。连日来，设在市委大院会议室的红西路军西征图片展览迎来了一批批接受革命传统的党员干部，进一步推动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3月8日上午，市上领导田宝忠、何振中、王开堂、吴雄成、徐永成、褚毓民、童国瑛、王希珍、陈义、吴旭东与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细心观看了红西路军西征流动图片展览，实实在在的上了一堂生动的先进性教育党课。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市上领导认真听取讲解，神情凝重地观看了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悲壮的战斗历程，亲身感受着红西路军当年生活和战斗的氛围，汲取精神力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市妇联主席王灵英观看完展览后激动地说：“革命先辈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从自己做起，从正在做的事情做起，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革命前辈未完成的事业”
4.车城西路社区创卫总结 篇四
自2008年全市开展三城联创工作以来，车城西路社区在区委、区政府以及车城路街道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直单位驻社区三城联创工作组的帮助下，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为民创建，创建为民”的基本理念，把“围绕大局、营造环境、塑造形象、办好事实”作为三城联创的根本目的，坚持“群众参与、群众受益、群众满意”创建方针，通过三年的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辖区内居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升，社区环境大为改善，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广泛开展宣传健康教育活动，市民文明素质得到提升 创建 工作一开始，社区自筹资金印制了一千余份《争创卫生城市 共建美好家园——致车城西路社区居民的一封信》，发放到辖区居民以及私营业主手中，做到三城联创工作“人人知晓，人人参与”。并制做了健康教育展板，充分利用会议、黑板报、电子显示屏、宣传展板、宣传手册、宣传单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工具，向社区居民及私营业主们广泛宣传三城联创及健康教育内容，共建美好家园的重要意义，营造了良好氛围，建立了全民齐创建的统一战线，为车城西路社区三城联创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三年来，共分批组织辖区居民、私营业主以及属地单位召开动员培训会22次，办板报31期，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10处，制作宣传展板70块，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单3500余份。发放《十堰市民手册》、《十堰市“健康教育”知识问答》、《文明礼仪知识简明读本》、《致市民一封公开信》等宣传教育资料5000余万册（份），悬挂宣传横幅、制作标语牌30余条（块）。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创建氛围，增强了市民参与创建的热情，提高了市民的文明素养。
二、着手实施“十项整治”活动，辖区环境得到改善
为解决社区一些地方“脏、乱、差”问题，我们组织开展了加强环卫保洁、整修街巷道路、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整治“六小门店”和街头摊点、完善物业小区管理、整治“野广告”、整治集贸市场、整治乱搭乱建、整顿车辆乱停乱放等重点整治活动。
（一）强化环卫保洁工作。对辖区内东岳路、车城路、车城西路、凯旋大道4条主干道明确专门保洁员对管辖路段的环境卫生和公用设施等清扫保洁。设立专职卫生监管员，加大了道路清扫保洁和监管力度，清扫保洁质量合格率达到98%以上。
（二）整修改造背街小巷道路。制定了城区背街小巷道路3年整修方案。三年来，已整修和硬化了辖区的友谊巷、寺包巷、铁东巷、铁西巷、三公司巷5条背街小巷，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10万元。
（三）加强集贸市场管理。对辖区的东岳市场开展综合整治，对市场周边乱摆摊点现象进行规范，拟定了市场卫生管理的办法。针对二五厂路口马路市场占道经营、影响环境卫生和居民出行的问题，社区筹措资金60万元于2010年10月开始建设车西集贸市场，2011年3月竣工并投入使用，建成的车西市场面积400平米，可容纳摊位80个。
（四）启动河道清淤整治。联系市十三中、东汽教委、东汽消防处等产权单位投入资金2万余元,劳力20人次，动用机械车辆对辖区内的河道积存垃圾、淤泥和成堆暴露垃圾进行了清除，共清运垃圾20车、100余立方米。
（五）治理“六小门店”。开展了“六小”行业卫生监督整治活动。对辖区门店经营进行综合整治，认真开展“门前三包”管理工作，根据市“门前三包“工作要求，社区“创卫”工作组19个人分成6个小组，分路段（车城路、东岳路、车城西路、凯旋大道）向辖区20个产权单位和358个门店发放了《十堰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责任告知书》，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并帮助各单位和门店完成了门前三包责任公示牌上墙工作。共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360份，悬挂责任牌360块，均达到了发放率、签订率和上墙率100%。同时积极协调，落实门前三包员。社区积极协调、督促辖区产权单位，特别是东风公司相关单位落实门前三包员，社区根据“门前三包”工作要求，加强对产权单位、门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每天安排专人进行不定时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责令及时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及时上报街道及综治执法部门。三年来，社区联合城管、食品卫生、环卫等执法部门对乱搭乱建、出店经营、乱设摊点等违规行为进行联合执法，下发整改通知书165份，整治出店经营200起，占道经营26处，对16家小饮食店进行了装修和粉刷。
（六）加强小区物业管理和除四害。加强了老旧小区的环境整治，对康园小区、宏堰小区、供办小区进行综合治理。积极开展除“四害”工作。采取自行投药和专业消杀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卫生死角、下水道、垃圾池、垃圾箱等处喷洒消杀药物，彻底消灭“四害”。
（七）治理乱搭乱建和乱贴乱画。联合执法部门对辖区内的车城西路11号省建三公司、寺沟巷、东岳市场巷等违章建筑、乱搭乱建进行拆除。位于我社区车城西路11号的省建三公司家属楼周边违章棚户区长期脏、乱、差现象严重，违章棚户区总面积约10000平米，总数多达四五十家，其中还有3家收购部和2个旱厕，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及附近居民的生活，社区组织专班拆除了违章建筑，硬化了道路，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环境。
（八）积极开展“大清扫”活动。严格落实每周五全民“卫生日”活动，做到“两个好”，即活动前安排好，活动后检查好。每周五上午，集中车城西路社区“创卫”工作组成员单位的干部职工对辖区铁路沿线白色垃圾、公路沿线及背街小巷“牛皮癣”、暴露垃圾进行清理。2011年4月26日，联合张湾区文明办、团区委、十三中、车城西路社区等单位举办“燃创卫激情，扬五四精神，建绿色家庭”大清扫活动，共组织十三中23个班级1200余名学生对车城路沿线、东岳路沿线、铁路沿线进行集中卫生清扫。在社区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社区低保户的积极性，组织义务劳动，对辖区积存垃圾、野广告进行清理；在社区现有保洁人员的基础上，新增5名保洁员，统筹分配保洁区域，通过延长保洁时间、增加清运密度、不定期检查等措施确保辖区的清洁亮丽。仅在今年的“大清扫”活动期间共清理户外野广告20000余张，清运垃圾150余吨，对辖区3条街道120个门店及广告牌进行了大洗脸活动。三年来，共联合执法部门拆除违章建筑40次、600平方米，拆除不规范的户外广告115块，对辖区的“牛皮癣”进行了彻底清除，清洗“野广告”7000余条。
（九）针对重点，加大整治力度。一是清理车城路、车城西路、东岳路、凯旋大道沿线以及背街小巷、居民房前屋后乱搭乱建、乱挖乱种3000余平方米；二是对辖区原有旱厕改建4座，拆除1座，新建水冲式厕所1座；三是针对东风公司下属单位、机关小学门店、东岳市场等存在“创卫”问题的重点单位，通过组织产权单位、物业等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创卫”培训会、上门督办等方式积极协调。目前，上述单位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全力支持全市“创卫”工作。在今年的创卫工作中，社区工作组成员实行挂牌上岗，实行“早七点晚八点”工作制，配合城管等执法部门每天不间断对辖区各个路段进行综合执法，对东岳路沿线、车城西路沿线、友谊新村沿线、寺包巷以及东汽供办对面的省建三公司门店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对发现的占道经营、乱设摊点、乱停乱放、乱搭乱建、乱挖乱种等及时制止。
5.西路村经济发展长远规划 篇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经乡党委研究，确定阔什吉格代村为新农村建设试点，集中精力，加快试点村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步伐，努力把该村建设成为“经济发展、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粮食生产主攻单产提高效益，林果业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立足城郊优势，大力发展城郊畜牧业、设施农业和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经济较快发展。
二、任务目标
(一)近期发展目标
——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林果业效益凸显，畜牧业规模稳步扩大，二、三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村经济布局更加合理。
——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村主干道路改造全部完成，农田水利设施得到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村委会建成标准文化活动室和卫生室，农民生活条件和质量不断提高。
——非公有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充分利用党员电化教育和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加强科技教育工作。抓好幼儿园建设，确保全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农村财务管理公开透明。通过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实现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保障农民群众在村级事务中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发展方向和重点
（一）围绕生产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1、种植业。大力实施深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不断改良品种，推广先进科学的栽培模式。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基础性作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综合生产。棉花生产重点抓好高密度栽培、节水灌溉、病虫害综合防止和标准化管理等技术的推广普及，反季节蔬菜等特色经济作物。
2、林果业。认真落实和普及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着力提升林果业产量和效益。
3、畜牧业。大力发展“短平快”的家禽养殖业，扩大大中型养殖户，加大牧种改良力度，做好饲料加工与青贮提高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
4、设施农业。下大力气解决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措施跟不上，投入明显不足的问题。实行全村一品种植模式。加快低农残、无公害蔬菜和名、优、特蔬菜的生产，大力发展净菜上市及加工业。加大科技与物资投入，加强管理。
5、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乡村公路建设项目，认真落实配套资金和配套服务。
（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劳动力转移
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做好宣传发动，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免费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帮助他们解决务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培育新型农民
6.《我要当八路军》经典台词 篇六
1、我是去卧底啊，我总得给他们带点见面礼。
2、有点出息好不好，财迷。
3、别人说咱俩是主仆，在我乔继山心里，咱俩是兄弟。
4、你这是为了报仇，还是为了求财啊。
5、黑摸灯一盏，招子递门坎。十八朝天柱，亮子红半边。(接头暗号)
6、苍天无眼，命里遇克星，父仇难报呀。
7、行了你别在这喊丧了，大半夜的你再把狼嚎过来。
8、现在是遍地狼烟，要说这外边的戏，可比你舞台上唱的戏热闹多了。
9、你不是汉奸，你把你那堆破玩意儿支到小鬼子那炮楼儿前炸炮楼去啊。
10、如果说你想报仇，没有错，可是你不能赶在这国破家亡的当口，不合时宜呀。
11、如果说，咱们把小鬼子打跑了，西陵只要还在，咱辆接着玩攻守，怎么样?
12、唉，我说薛亮亮，深更半夜的，女孩子家家的，你乱窜什么呀。
13、我是你兄弟啊，这可是你说的。我真想抽我自己。(薛亮亮和乔继山的.对话)
14、章小惠，像你这么一位母老虎，我就是娶回家去，我也伺候不起，供不住。
15，想不想赢回来。那是当然了，报仇雪恨亦乃君子所为。
16、这就是护陵队的守则，亡其命彰其千古魂，可亡不可撤。
17、守陵就是我们的职责，人撤了，职责就没了。
18、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守陵的信念。
19、守陵守的就是饭碗，也是男人的忠诚和仁义。
20、我辈要是把你一个人扔下来抗敌，还算是人吗?
7.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有感 篇七
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大家思绪万涌，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身临其境，去体会这个蕴涵着深刻意义和特殊历史底蕴的“红色桥梁”，去探究历史长河涓涓流过后刻下的丝丝痕迹。在讲解员的细心讲解下，学生党员们参观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生活旧址。通过浏览一系列珍贵、翔实的资料、图片，聆听讲解员对于八路军办事处历史的讲解，让党员们体会到了先烈们为了革命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同时也唤起了学生党员对那一段历史的追溯和对革命先烈们的崇敬之情并加深了大家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让大家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洗礼。
进门后，东侧接待室是当年用来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和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爱国青年的，这里的气息强烈的感染着大家，仿佛我们就是通过这里奔赴祖国建设第一线的。西侧是汽车房，陈列着当年办事处使用的“雪弗莱”汽车，办事处曾用它为延安转送重要物资。馆内存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的书信，照片等遗物，还展出了当年的重要文件、手稿、书刊、照片和实物。七贤庄内艰苦的环境向党员们述说先辈们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朴素而简陋的机要室、救亡室、译电室和电台，也在静静的让大家感受着西电前辈们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的宝贵精神，我们更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爱国主义都永远是中华民族排除万难、不屈不饶的精神源泉。而对于学生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时时刻刻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学习生活当中，将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转化为扎扎实实的行动。随着脚步的挪动，大家的心绪也随之飞扬，遥想着历史的沧桑。墙上珍贵的照片透射出八路军通过艰苦奋斗来践行的共产主义精神。八路军的身上闪耀着全人类由史以来最伟大、最崇高、最先进的精神，也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精神，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
浓厚的八路军精神再一次把我们带回了党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浪潮中，这要求学生们从自身做起，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镜，充分把握现实和未来。历史虽不会重复，却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此次参观学习加强了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建立良好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创新精神，落脚点要学以致用的能力。虽然参观的是历史，但其实质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学生们在参观中更加坚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带着强烈的心灵震撼，大家离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通过此次参观，使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八路军精神，加深了对党的光荣历史的认识，深化了大家对为人民服务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们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的信心与决心。
8.胜利西路小学体卫艺工作总结 篇八
本学期，我校认真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学校体卫艺工作的精神，为增强学生素质，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学校把体卫艺工作列为学校工作的重要日程，认真规划，狠抓落实。现将本学期工作总结如下：
一、体育工作
本学期学校一如既往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杜绝消减、挤占体育课现象。
1、新学期伊始学校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本学期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听取学校师生的建议，制订完善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添置活动器材，使活动更具实效性。学校划定了固定的班级活动区域，使活动有序开展，并且利于管理。
2、学校积极组织锻炼队参加了禹会区组织的运动会比赛，赛出了成绩，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
3、本学期从12月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冬季长跑活动，磨炼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体质特别是耐力素质水平，进一步把学校阳光体育运动引向深入。
二、卫生工作
1、卫生人员队伍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为重点，强化学校卫生治理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行为。建立健全并落实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学生晨检制度、室内外环境保洁消毒制度等各项工作责任制度，确保学校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2、加大学校食品卫生工作的监管力度，加强、规范学校师生饮用水的管理，落实《食品卫生法》、《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杜绝学生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定期向师生进行食品卫生安全知识教育，确保学校食品卫生安全。
3、加强学生卫生与健康教育，以加强宣传、积极预防为主，按照《传染
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做好学校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加大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力度，进行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进一步降低发病率，着重于学生的良好卫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和视力的保护教育。加强学生防止网络危害教育与拒绝毒品教育。加强防疫安全知识的教学，提高师生防控传染病的意识，加大监管力度，规范晨检、消毒工作，认真抓好疫情报告工作，防止卫生突发事件及各类传染病在学校发生，确保师生安全。
4、做好学生的体质健康检查工作，建立健全学生体检档案。以防近为中心、防龋为重点，做好学生常见病的防治工作，指导学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体质状况。
三、艺术工作
本学期学校继续落实艺术课程要求，保证艺术教学时间，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六·一”及“元旦”安排各班组织召开庆艺术节活动，通过此活动，培养了学生的艺术情操。
学校体卫艺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正在健康的发展，一方面我校配备了体育器材，加大了体育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校领导和老师都能从推进素质教育的高度抓好、抓实体卫艺工作，将体卫艺工作摆上了重要的位置，能立足持续推进素质教育。虽然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这是前进中的不足，我们要在发现不足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完善我们的工作。可以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体卫艺工作之花一定会开的更加鲜艳夺目！
胜利西路小学体卫艺工作总结
胜利西路小学
9.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有感 篇九
自动化162团支书吴越
10月15日上午，各班团支书在组织部学长的带领下参观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跨进办事处的大门，就感受到了浓烈的革命先烈留下的红色与积极的革命精神。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简陋的住所;也参观了林伯渠，白求恩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的狭小的书房。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我们的革命领导人不畏艰苦，粗茶淡饭却运筹帷幄的指挥了震惊世界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里的每一支笔，每一把椅子都记载了过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风采，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升华。
回到学校，我陷入了沉思，当我们回看历史长河，新中国的成立艰难重重，可即使如此我们的领导人都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参观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鞭策我们继续奋斗，虽然现在没有战争，没有子弹与大炮，但是我们要把党的精神转化为动力，去行动，去思考我们曾经的做法。从今天起，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风范，提升求真务实的精神，珍惜并守护眼前安定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去参观八路军办事处的最终寓意，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有责任去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
10.八路军主要将领简历(17) 篇十
周彪原名周生珍。1910年8月17日生于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市)上孚源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亡，不满两岁时母亲被迫改嫁，与祖母相依为命靠讨饭度日。9岁起到裁缝店学徒，后到江西安福县城当裁衣童工，受尽压迫和欺侮。1928年投身赣西南游击队，曾任排长。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4军第10师30团班长、排长、宣传队队长、团俱乐部主任，中央模范团党总支书记，红9军团第3师7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委员、军团民运部代理部长，教导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红9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后任第32军第7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员，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科教员。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教导第2团政训处干事，临县战地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1938年任八路军第129师独立第4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起，先后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长期在冀中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7旅政治委员、旅长，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第7纵队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05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大同集宁、易满、姚村、石家庄、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第49军政治委员。1950年4月调任第42军政治委员，10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东北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195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指挥部队多次击落入侵敌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曾被发派江西农场监督劳动。1975年9月起任空军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1年3月20日在北京逝世。王风斋，河北省安新县人。八路军将领。曾任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司令员。
王道邦
原名王朝秀。1911年11月23日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埠前乡古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起给地主放牛。12岁时入私塾读书。15岁时到吉安城学泥瓦匠。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农民赤卫军，任村赤卫队队长。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排长、宣传队队长、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第2团总支书记，第2师第5团代理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组织股股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指挥部队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1940年秋任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政治委员，改造游杂武装“十路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起，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代理司令员等职。参加指挥了任河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第13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3纵队第8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北军区第8纵队政治委员，第65军政治委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大同集宁、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仍任第65军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军政治委员、军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开城保卫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3年10月回国，继续担任人民解放军第6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狠抓民兵组织落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定不移地贯彻劳武结合的方针，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兵役，把部分民兵组织和生产组织结合起来，提倡民兵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使全省的民兵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
韩伟原名韩勋琴。1906年2月10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第八村，后随父移居汉口，9岁起全家再迁江西安源，15岁入安源煤矿修理厂当学徒。1922年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投身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奉命离开部队回安源接转组织关系，因独立团转移与之失去联系，遂留在安源组织工人开展武装斗争，曾任煤矿修理厂工人义勇队班长。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排长，随军进至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后任红4军第31团副连长，军部混成大队副大队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第2纵队第4支队大队长、副支队长，参加了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年6月后，任闽西红21军第2纵队第5支队支队长，新编第12军第1团团长，第12军34师第100团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师长兼（上）杭永（定）（龙）岩军分区指挥，福建军区参谋长，红19军第57师师长，红5军团34师第100团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奉命执行后卫任务，1934年12月湘江战役中，率部参加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江后，被敌重兵阻于湘江东岸，所在第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在突围作战中大部壮烈牺牲，他幸免于难。后在辗转寻找主力部队时被叛徒出卖，身陷囹圄，坚贞不屈，英勇抗争，直至1937年获释。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起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军事教育主任，第二军分区第6大队大队长、第4团团长。1939年，成功地率部进行了上下鹤山、高洪口和第二次夜袭上社等战斗，所部第4团被当地群众誉称为“神团”。后任冀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九、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冀中区“五一”反“扫荡”。1944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热河纵队司令员，冀晋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8月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9年2月任第67军军长。在张家口保卫战中，曾指挥4个团的兵力，于怀来地区成功地阻击了国民党军4个师的疯狂进攻，为华北战场组织防御作战提供了经验。后率部参加了太原、平津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后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至1960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功勋荣誉章。1992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帅
荣，1911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曾用名帅官荣、帅。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湘赣军区独立第3师、红8军第8团连政治委员、红8军第24师第72团政治委员，红6军第17师第51团营长等职。参加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1年任中共红5军第3师第8团书记。1931年10月至1932年7月任红3军团第5军第3师第10团政治委员。1932年6月至10月任红8军第24师第71团党总支书记，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任团政治委员。1933年1月至7月任红8军第22师第64团团长。参加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1934年10月至11月任红9军团第64团政治委员。到达陕北后，任红25军团第81师第241团团长，红28军第1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东征、西征战役。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0支队政治委员，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1939年3月至1940年6月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9支队政治委员（军分区司令员是在冀中平原大名鼎鼎的孟庆山）。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任中共冀热察区第十地委委员。1941年10月至1942年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朱占奎）。1942年6月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参加百团大战和数次反“扫荡”战役战斗。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1月至1946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冀中纵队副政治委员。1946年夏起任中共冀中区第九地委副书记，1948年7月至12月任书记。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政治委员，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任政治委员。1947年至1949年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1948年2月至1949年1月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兼冀中区第九地委敌工部部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保定市委副书记。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任冀中军区保定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49年1月至7月任保定军分区司令员。5月至9月任华北军区独立第205师政治委员。参加攻打新城、围攻和接管保定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第37军政治委员。1950年1月至1952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3兵团第37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第37军政治委员兼第二工区志愿军修建委员会第二分会政治委员，执行机场修护和后方警戒任务。1954年9月至1960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政治委员，1954年10月至1956年3月任军党委第二书记，1956年3月至1959年12月任军党委书记，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任军党委常委。1955年4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1997年10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水上游击建奇功》一文。
吴立人，1915年生，河北省行唐县吴濨沟人，读过北平华北大学，1931年参加革命，“12·9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保属特委委员、冀南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历任冀中九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冀察冀分局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中区党委秘书长、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归绥市委书记兼市长、绥远省委委员、财委副主任，内蒙古分局委员、财委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华北办事处主任、七局局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河北化工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副部长级待遇。1979年逝世。
陈鹏，1909年生，河北安新人。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1928年在河北省安新县国民党县党部做民运工作。1930年任河北唐山林西开滦小学教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被捕关押于天津第三监狱、河北保定监狱。1937年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参加保属省委工作。1940年春任中共冀中第四地委敌工部部长、社会部部长。1940年底-1941年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高级班学习。1942年3月任中共冀中区第九地委军事部部长、敌工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44年春任中共冀中区第九地委常委。1945年8月任中共冀中区第八地委书记、第九地委地委兼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1946年12月-1947年12月任中共冀中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秘书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秘书长兼组织科科长、干部处处长。1951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3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55年6月-1963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9月-1962年12月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61年8月-1962年5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62年9月-“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63年6月-1965年9月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华北局监察组组长。1965年9月-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委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被开除党籍。1978年6月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79年1月-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组长。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83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魏洪亮，1915年生，江西兴国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彭杨步兵学校政治营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政治部巡视员、无线电队政委、红1师13团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后任红1军团红1师13团任团政委。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33大队政委，第23团团长，第9军分区政委、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旅长。1949年任第2野战军18军54师师长，赣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2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5月24日在保定逝世，享年76岁。
刘秉彦，1915年生，河北蠡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后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投笔从戎，献身抗日战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独立第一支队特派员，支队组织科科长，独立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三十二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第十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二纵队二旅旅长，冀中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冀中军区第二十旅旅长，华北205师师长，参加指挥了解放保定、石家庄的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副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60年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1995年离休。是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8年7月21日在石家庄逝世。李斌，河北人。八路军将领。曾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政委。
赵尔陆 1905年6月4日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读书时，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1927年初到武汉，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随部队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连党代表、团辎重队队长，第1纵队教导队党代表、第2支队党代表和支队长，第29团团长，军经理处、军需处处长，第1军团供给部部长。曾领导制定红1军团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工作制度，利用缴获国民党军的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曾赴太原等地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为八路军各部队作战提供了较充足的后勤供应。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率领一批军政人员开赴五台、定襄等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作战，同时配合兄弟部队摧毁各地伪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1944年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5月率部进军雁门关，发起雁北战役，成功地打破日伪军三道封锁线，扩大了雁北解放区，为进一步开辟平绥铁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建立了前进阵地。1945年8月率军区部队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解放多座县城，并一度攻入石家庄，大大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1946年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1947年起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参与指挥解放华北的多次战役，并全面负责组织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任华北军区参谋长时，曾参与平津战役的策划和指挥。后任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第二参谋长，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渡江南下，参与指挥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在四野向中南进军的过程中，参与指挥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1950年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战役。1952年起任第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后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领导武器装备的试制和生产，建立和健全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现代化国防工业。1962年参加负责原子能事业的专门委员会，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做出了贡献。1963年在负责国防科技工作期间，曾要求第五设计院用8年的时间，研制一种“四级液体推进导弹”。该院随后制定了《火箭技术研制8年计划》，由此拉开了“东风”系列导弹发展的序幕。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7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王平
原名王惟允，曾用名王明。1907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大湖地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过私塾。1926年冬在家乡参加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乡抗租抗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主任。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在红3军团任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第3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6师16团政治处主任、第4师11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曾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奉命于汝城以南带领11团为全军开辟通路，并参加了夺占娄山关、攻克遵义城、坚守老鸭山等战斗。到陕北后，先后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任红4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2月任红27军政治委员，与军长贺晋年指挥部队肃清了宜川、延长、富县交界地区的土匪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7年9月调任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赴冀西阜平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创建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任阜平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兼县长、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总指挥部总指挥。后任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地委书记、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吕正操指挥部队挫败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和“扫荡”。1943年秋，在阜平县城东北之神仙山地区，以1个团兵力牵制、迷惑敌人，同时指挥主力在外线打击敌人，粉碎了日伪军围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保障单位的企图，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1944年7月任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区委书记。1945年5月，与司令员赵尔陆率部进军雁门关，发起雁北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兼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保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春在察南绥东战役中，指挥左翼兵团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丰镇、和林格尔等15座县城。5月改任北岳军区司令员兼中共绥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秋率部参加察绥战役，后回师攻占张北，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1月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指挥所部实施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策略，迫使大同附近地区国民党军投降。新中国成立后，兼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和公安厅厅长，组织部队肃清察哈尔境内土匪，领导肃反并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勇指挥所部进行夏季反击作战和金城战役。1955年5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组织领导拟定有关兵役、动员等方面的条例和法规草案，使国防动员工作初步走上轨道。1957年第2次到朝鲜，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勇领导部队加强战备、维护和履行停战协定、积极参加朝鲜的重建工作。同时，根据停战后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纪律教育。1958年率志愿军凯旋回国。不久，出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坚持刘伯承制定的办学方针，从严治学，培养了大批高级指挥人才。“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停止工作。1975年起任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7年起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著有《王平回忆录》等。陈正湘 1911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圳上村。8岁丧母，不足10岁就担负家务劳动。15岁投身军旅，先后在唐生智、李宗仁、朱培德所属部队当兵，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30年9月下旬，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影响和指导下，他联络组织百余名士兵在江西大廋（今大余）新城镇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军团第1师1团连长、营长，第2师5团代理团长，红5军团第15师45团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历次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顽强，1934年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三等红星奖章。同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1军团1师2团营长、副团长，陕甘支队第1大队副大队长。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2师4团团长，在直罗镇役中率部担任直罗镇以南阵地的主攻，对战役全胜做出贡献。后任红1师1团团长，参加了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1937年初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1团团长，1939年11月，在河北涞源县黄土岭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兵摧毁日军指挥所，击毙日军号称“名将之花”的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同年9月任第1支队司令员，继任南下挺进支队司令员，1940年3月率部参加了第129师发起的磁武涉林战役，战后受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长的高度赞扬。后任晋察冀第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任冀晋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4司令员，率部先后参加了绥远、集宁、晋北等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1947年1月，以他率领的纵队为主力发起保南战役。随后参加了正太、青沧和保南战役。同年8月起，任第2纵队司令员。1948年10月在清风店战役中，率部担任保北阻击任务，以我军4个旅的兵力灵活机动地抗击敌5个师的轮番进攻，顽强阻击4昼夜，粉碎了国民党军南北会合的企图，有力地保证了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晋察冀军区首长曾高度评价此次阻击战称：“没有保北阻击战的胜利，就没有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至1959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王昭，1917年生，河北平山人。化名张名权、张若冰。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时因家贫失学，后参加读书会活动。1933年冬任党小组长，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租斗争。1934年任中共村支部书记。1935年任中共平山县委驻城关特派员，在织布厂开展工人运动。后任共青团平山县委组织委员。1936年1月任中共平山县委委员兼共青团县委书记，3月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平山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参与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9月任中共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时兼八路军冀晋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发展扩大冀晋解放区。解放战争初期曾参加军调处执行部驻石家庄小组工作。1947年7月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解放石家庄、新保安、太原、银川、兰州等重要战役。1949年1月任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政治委员，9月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2年11月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并兼公安学院院长。1961年春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并兼青海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1970年2月12日不幸逝世。1979年12月党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