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共6篇）

1.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篇一

怎样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基、发展之魂。90年来，我们党围绕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成功探索。认真回顾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进一步强化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军魂”意识，真正把“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本质上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必须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环节，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和先进理论武装官兵、建连育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对要不要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及如何领导这支军队，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鲜明地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军队政治工作，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环节，注重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和先进理论武装官兵。从“三湾改编”开始，我们党就在红军中进行革命理论和理想信念教育，让官兵认清革命前途。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在后来的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强调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紧贴时代发展、使命任务和官兵实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军魂”意识在全军官兵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历史给我们深刻启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本质上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面对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切实把“忠诚于党”确立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必须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作为基础工程来抓，铸牢部队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确保官兵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键在于创建科学的领导体制——必须不断完善以党委制为核心的领导原则和制度，真正实现军权由个人掌控向政党控制的飞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须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来实现。真正实现军队指挥权由个人掌控向政党控制的飞跃，必须创建一套符合中国党情、国情和军情的科学领导体制。90年来，我们党不仅创建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这三大组织制度，形成了以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科学领导制度，而且从法规制度层面对军队党的代表大会、党内选举、党内监督、请示报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等作了详细的规范。正是有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制度，使我们这支原来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军队建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确保我军从未有过在重大关头偏离党的政治方向。历史反复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的军队领导原则和制度，是最正确、最管用的。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领导制度，又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发展的新变化，进一步创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制度机制；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完善党对作战领导的具体方式；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新需求，进一步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赖于绝对忠诚政治可靠的人——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确保军队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中的“绝对”二字，不仅表明党是领导军队的唯一主体，而且要求造就大批绝对忠诚于党、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以确保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90年来，国内外敌对反动势力同我争夺军权的斗争，说到底是对人的争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政治机关考察干部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选人用人的主导权；坚持把政治素质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条件，保证选用听党话、跟党走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建立和完善干部政策和法规制度，保证选人用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多年来，面对重大政治斗争和重要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我军总能做到红旗不倒；面临严酷的战争环境、无数次艰难险阻和敌对势力的利诱，我军都能打不散、摧不垮、拉

不走，始终保持政治合格，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头脑清醒、政治合格、才华出众、卓有建树的名将名帅，掌握着一支政治坚定、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中坚骨干力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武装、党管干部的原则，不断完善广纳群贤、人尽其才的选任机制，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来；一以贯之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官兵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军队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一如既往地从严教育管理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把人管住，从组织上把人管牢，从制度上把人管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领导能力——必须以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为主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历经数百次战役，消灭了上千万敌人，靠的是党在军队中各级组织的坚强领导与党员干部的高超指挥，既出凝聚力，又出战斗力。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坚持把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作为主线，贯穿于军队党的“五位一体”建设之中，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净化党员队伍，提高党组织领导能力和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既经受了考验，又保持了先进。然而，保持先进性、提高能力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危机感和本领恐慌感。当前，一定要坚持以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大力提升各级党组织把握部队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能力、统筹谋划和领导部队科学发展的能力、带领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创造性推进部队建设全面发展的能力；坚持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官兵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坚持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努力在广大党员中造成一种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风气。

2.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篇二

新闻舆论在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回顾我党的历史,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 党中央都高度重视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始终强调党委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舆论工作, 领导干部关注重要的媒体工作。经验表明, 只要党的媒体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 舆论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 媒体的主流声音就能始终为大局服务, 媒体的内容就能始终反映人民根本利益, 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当前,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利益格局更加复杂、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下, 一些媒体出现了价值混乱、导向偏差等不良问题, 众声喧哗、主流不彰, 影响了党的声音传播, 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信息接收。另一方面, 个别党委政府部门对新媒体环境不熟悉、不适应, 不善于用新的舆论工具宣传党的政策方针, 在应对新的舆论问题时出现盲目被动的情况, 管理媒体的能力亟待增强。

“没有声音, 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更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越是形势纷繁复杂, 越需要主流声音的引领, 越需要主流媒体发挥作用。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是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 各级党委政府要熟练运用舆论工具, 不仅对社会力量可以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也能起到固本强基的作用。因此, 我们在新闻舆论方面必须主动, 不能被动;必须积极, 不能消极;必须掌控, 不能旁观, 如此才能做到从容不迫、大有作为。

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必须明确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 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 维护党中央权威, 维护党的团结。虽然这样的要求一直在提, 但此时再次提出却是大有深意。因为,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媒体忽视了自己的属性问题, 在大局面前迷失了自己, 结果导致自身公信力的损失。

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要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主动谋划本地区本部门新闻舆论工作, 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党的新闻媒体必须强化姓党意识, 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也必须明确,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新闻工作者, 就要增强政治家办媒体意识, 时刻向中央精神看齐, 牢记社会责任, 提高业务能力, 转变作风文风。

越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越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 越需要坚定的声音引领时代、鼓舞人民, 传播党的路线方针, 传递正能量的声音。各级党委要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切实加强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工作。我们坚信, 只要深刻领会、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牢牢掌握舆论主动权, 奋发有为, 不断进取, 就一定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

3.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篇三

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证考察及研究

●唐莲英 黄亚玲

古田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正式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

东固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证研究

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的实践，并随着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本文仅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为考察对象，进一步解读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考察

东固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1927年初，共产党员赖经邦（江西吉安东固人）在东固组建了东固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与共产党员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在白色恐怖下，在东固敖上召开了党员大会，史称“敖上会议”。会上，赖经邦强调党的活动转入农村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举行秋暴、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党支部，称东龙（东固、南龙）党支部，选举赖经邦为书记。东龙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整个赣西南革命斗争的开展，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中共东龙党支部直接领导之下，同年10月，在敖上建立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10月底，争取了以段月泉为首的绿林武装“三点会”成员，使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东龙党支部在建立和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同时，积极准备暴动。1927年11月12日发动了党史上有名的赣西南地区的“东固暴动”。东固暴动的胜利，拉开了东固武装斗争的序幕，震动了邻近各县的反动统治。绿林首领纷纷带领人枪投奔工农革命军，东固工农革命军得到壮大。东固暴动成功后，东龙党支部又及时领导东龙游击队转入游击斗争。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将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的工农群众参加，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不久，特委决定吉安县延福地区李锦云等人筹建的革命武装，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1928年9月，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并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红二团到达兴国莲塘与赣南红军十五、十六纵队会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及部分游击队、赤卫队员以及从红二团抽调的100余名党、团员骨干官兵合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为加强党的领导，统一指挥军事斗争，1929年6月，成立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并相应成立红二、四团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曾对红二、四团战斗力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29年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1]1930年1月，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即红二、三、四、五团，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及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六军，红二、四团正式列入中央红军编制系列，成为了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以上对东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过程梳理可以看出，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先有党后有军，党组织的形成早于军队，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在党组织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同时，军队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举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政治建军之路，是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关键环节。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极强的制度保证。早在东固暴动之后，红二团的前身第七纵队从队部到各区队的名册上，都把党在军队实施领导的人格化的党代表、指导员放在第一位，从而在制度上确立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大到军事行动的实施，小到一杆枪、一粒子弹的使用，都得征求党代表、指导员的意见。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在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中，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也保证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在红二、四团组建后，军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红二、四团组织了“团委”，“每连有一个（支部），团部有政治部”，“支部分小组”，“团部、政治部、士委会为不相属之三平行机关，对内外均连署”，“官兵除作战指挥外，都是站在平等地位的，官兵间的感情很亲切，每月的生活补助费，也是一样开支。”[2]与此同时，革命军队中从大队、中队到连队，各级都有公开的党代表。但党员都是秘密的，连队中的党的小组也是秘密的，都是单线联系。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在群众工作中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并做团结各类战士的思想工作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优秀战士代表为主席，它有批评处分行政首长的执行权力。正因为如此，1929年2月，毛泽东率转战赣南的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后，对这支初次见面的地方红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红二、四团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建设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正是红四军所需要的。这些经验主要就是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红军的游击战术与群众工作经验，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给一直寻求解决这一问题之道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启示。毛泽东称赞红二、四团的体制是“绝对的党领导”，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支配”军事长官，一个子弹党也要“过问”，实行的是“集体的党领导”体制，并认为红二、四团的这一创造性经验可以“帮助”红四军加强党的领导。

其次，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在坚持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们组织政治宣传队，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有力助手，负责检查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向敌人喊话，瓦解敌人；执行并检查俘虏政策。红二、四团的干部战士除战斗外，都担负宣传组织群众、筹粮筹款以及收集情报的任务。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强调政治上平等的同志关系，提倡互助友爱。对党对上级决议最忠诚，讲原则，不徇私情等等。为了培养干部，加强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训练，红二、四团将东固教导队改为红二、四团教导队，后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3]，毛泽东任校长，朱德任政委，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设医学、政治、军事三个专业，每天三操两讲。红二、四团经过整训，统一了领导，加强了纪律，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了战斗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逐步形成了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党的指导与监督的统一性。中共江西省委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给以直接的关注、支持和领导。早在1928年1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就规定了赣西南各级党委目前的工作，明确指出要在军队的组织系统中设立党组织的领导。1929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明确指出：“为适应目前的环境，觉得二、四团有组织统一指挥机关之必要，故于目前二、四团团委……组织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指导；组织政治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政治工作，委员即以行动委员充任……以统一二、四团军事指挥……第四军委会设参谋长一人，参谋一人，政治委员一人……”东固根据地与中共江西省委的交流也较为密切，“至于各级党部对下级的指导状况，只有赣西南特委和九江县委见到一点，其余的还见不到……关于各地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报告，党的和群众工作报告，只有赣西特委和九江县委经常的稍为做到表面上的描写，省委得到以为无价之宝……”[4]正是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关注和直接指导下，最终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使东固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并为其他根据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分析

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方针举措，在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笔者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和当时的国情，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领导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挺进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从而把革命队伍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到井冈山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红军建设，特别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但是，由于红四军脱胎于旧式军队，加上部队的组成来源复杂，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影响甚大，以致井冈山的斗争多次遭受挫折。毛泽东认为，“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甚至全军从连到军，在某些问题上不是听从党的指挥，而是“绝对听命于个人”。[5]这是影响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扎根深，领导作用强，政策正确。“一切听命于党组织”，即“有很好的党”，“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中共东固支部、东龙区委、东固区委，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的正确方针政策，重视从东固地区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非常熟悉的广大贫农。党组织严密巩固，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印证了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充分肯定。1929年6月14日，他在福建连城新泉写给林彪的信中极力称赞红二、四团的领导体制。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简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过问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可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最初来源于李文林领导的东固红军。毛泽东在吸取了东固做法的基础上，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发展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讲，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关军队党的建设的许多提法，也应该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成为了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在武装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最终战胜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但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完全没有经验。“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全党指出了革命复兴之路。但是要贯彻“总方针”，还要各地党组织在武装起义的实践中实施正确的领导。东固暴动前夕成立的东龙党支部，是领导起义的坚强核心。党确定的起义时机，采取的联合绿林武装、重新组织农民协会等策略和措施，是符合实际的，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东固暴动成功后，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很快在东龙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推进又将东龙区委改为东固区委，并先后选举产生了赣西特委、赣西南特委。在健全得力的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东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并很快成为赣西南地区革命的主力军。可见，东固根据地在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和真正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重要的经验。

[1][2][4]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84.309.322.

[3]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7-198.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3.66.

D231

A

1009-928X（2010）05-0013-0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09D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4.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篇四

[关键词] 毛泽东；党指挥枪；建军原则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48-05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思想，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他所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人民军队能够从小到大，由弱至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视之为立军之本、强军之道、制胜之源。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一）革命队伍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重要性，而在面对一些同志对党和军队的这一新生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解与不适，面对一些人对此原则所产生出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时，毛泽东始终站稳脚跟、毫不让步及坚决与之斗争的态度，对于这一原则的确立、完善与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经反复的锤炼，也终于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铁的制度。

大革命失败后，总结流血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部队中有许多的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加之军事上打了败仗，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走到永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很显然，眼前的这支队伍与党的革命要求相差甚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实现党对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如何实现它的一次初步尝试。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一些同志对体现党对军队领导的一些新型做法渐渐地感到了一些不解与不适，产生了诸如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的打仗，组织上应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等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于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期间，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大家。另一方面，毛泽东面对内部的分歧与论争，站稳脚跟，在原则问题上毫不

妥协与迁就。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相关问题，虽经激烈讨论，仍没有实现内部认识上的统一，毛泽东也一度离开了队伍前往福建养病。为解决建军路线问题，陈毅专程到上海向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于是，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重视。随后，在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得到了基本形成与确立。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表现出了野心膨胀、拥兵自重、“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作风，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迅即地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错误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王明提出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要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此，毛泽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不留情面的驳斥，他反复地教育大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不重视争夺军事领导权的教训，反复地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由此及时地肃清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抗战指示，深入敌后，分兵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又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一些个别人的身上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在抗战期间所出现的同党闹独立性及军阀主义的倾向再一次地进行了尖锐批评。1944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战期间，正是由于毛泽东与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权威。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怎样实现全国一盘棋、全军步调一致、各方力量相互间密切协作与配合、进一步地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克服少数同志身上还存在的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意识和作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集中领导，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指示文件，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同时这也成为我党我军迅速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使得我党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选举或议会斗争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武装斗争遂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我党拥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最大的一个军情就是人民军队是由旧军队脱胎而来、军队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绝

大多数、所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亦长期处于远离中央、分散分隔的分布状态，因此，如何抵制和反对内部所滋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如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就成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实践上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成为了破解这一建军难题的金钥匙，同时，也正是在毛泽东与我们内部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长期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确立、巩固、加强与完善，并经反复锤炼，终于使之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的原则和铁的制度。

（二）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初，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对此，毛泽东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自主自信，独立思考，不简单地模仿，不教条地照搬，经过艰辛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军制度，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军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创建的，在建军之初曾借鉴了苏联红军的一些经验，由此在党对军队领导这一问题上亦有过一些初步的模仿尝试。南昌起义中，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成立了党委，团上还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对起义部队的掌握，中共前敌委员会还明确规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但在实际中，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并没有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的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友谊的协商”关系。如起义虽是我党直接领导发动，但公开打出的却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效仿苏军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党懂得了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独立地创建和领导自己的军队，但却不知如何建设这支军队，使之真正地成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武装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办法，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非常虚弱，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私自率队脱离了起义队伍。毛泽东后来评价道，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苏联红军的建制模式，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在三湾改编中实行班、排上建立党小组，连队上建立党支部，营、团上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毛泽东则区别于苏联红军的一长制，特别地规定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后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整顿后的红军面貌也焕然一新。多年后，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毛泽东亦曾感慨地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

也曾有过相关的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三）一直以来，各方敌对势力最为恐惧和嫉恨的就是党拥有着一支完全掌握下的武装力量，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眼中钉、肉中刺，用尽了种种手段予以瓦解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施压，或威胁，或利诱，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任凭风云变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巍然不动，牢不可撼。

西安事变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共同御侮，国共间进行了相关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即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新形势下，面对蒋介石新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告诫全党：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共间虽暂时地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依据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对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所提出的要向红军中委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方代表均严词拒绝，拒不接受，并坚持了在改编后的军队中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等原则立场。后来，在整个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变相军阀”、“武力割据”给以政治上压力或污蔑，或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相关将领给以物质上的腐蚀和诱惑，或以军事进攻、军事磨擦给以生死上的威胁。总之，任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种种手段，明枪暗箭之下的毛泽东在党的军权问题上始终牢牢地站稳脚跟、不为所动。也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那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我军由最初改编时的数万人，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到了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成为了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党的领导高度地概括为解放区抗战的一条“总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欲在实现“和平”的旗号下，哄骗我们党“交出军队”而取得“合法地位”。此时，就连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大知识分子胡适也从美国写了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共产党放弃武装，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依附国民党生存的一些小党，如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亦东施效颦，帮腔插嘴，要共产党“识大体”，交出枪杆子。国际上，美国大力配合国民党向共产党进行的“和平”欺骗活动，苏联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一时之间，各方压力一起袭来，在党的军权问题上，顿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波诡云谲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头脑清醒、洞悉一切，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所谓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的说法，回击说：“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最终，国民党反动派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阴谋彻底

破产，我们党则在走和平道路的努力与尝试结束之后，迅速地通过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

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近些年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一些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开始老调重弹、杂音不断，以“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等政治谬论加紧了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攻势。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与政党发生密切关系，只要实行政党政治，军队也就必然受执政党的掌控，也就必然地为执政党服务。那些标榜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西方国家里，执政党对军队的掌控是间接的，他们对军队的掌握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环节进行；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军队对政党的支撑也随着政党的轮替而改变。由此可见，所谓“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只是政党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改变军队受政党控制的这一事实。再者，那些国家的军队统帅皆出自政党，是执政党的领袖，所谓总统和首相统帅军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统帅军队。在西方，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战争，就需要他了解政治。”美军在侵朝和侵越战争失败后，“陆军政治教育不够”、“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成了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败因。一切都表明，所谓“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完全是别有用心骗人的政治把戏，其真实目的就是哄骗或逼迫共产党放弃军权，放弃手中的武装，以扫清他们推翻党的执政地位、夺取国家政权的障碍。

（四）建国后，党成为了执政党，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心生懈怠。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进一步从思想和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传统政治优势。

革命胜利后，党成为了执政党，军队不再是天南地北、散落各处的农村游击队，成员也不再是大量的没有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农民及战场上起义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新形势下，一些同志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下去的疑问。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

毛泽东对以上否定和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到：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听指挥”，其实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1954年3月，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5.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篇五

郭伯雄

彩云之南，天高云淡。在举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际，郭伯雄深入驻云南部队，检查工作、看望官兵。在有着光荣传统、战功卓著的成都军区某集团军，郭伯雄勉励他们把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本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传承下来、发扬光大，续写部队光辉历史的新篇章。在云南省军区，郭伯雄要求他们扎实做好边防管控、民兵预备役、双拥共建等工作，大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在第二炮兵某部，郭伯雄对他们结合庆祝建党90周年开展军魂教育的做法给予肯定，叮嘱各级要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部队政治坚定、思想稳定、忠诚可靠。在武警云南省总队，郭伯雄勉励官兵牢记职责使命，不断提高以执勤处突为中心的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贡献。

郭伯雄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要切实抓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的工作，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体有效地搞好党史军史教育，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在官兵头脑中深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根子，确保官兵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郭伯雄强调，加强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要求，是做好部队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要以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部队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着力抓好思想作风建设，大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提高部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

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党性观念，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党组织的信任和官兵的期望，自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坚强的党性、过硬的作风、良好的形象影响和带动部队。

郭伯雄指出，要把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有效履行使命任务，作为加强部队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抓得更加科学扎实有效，始终保持部队建设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毫不放松地抓好军事斗争准备，突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科学安排和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要把军事训练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抓手，深入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持续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的热潮。要认真落实“五句话”总要求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切实打牢部队建设科学发展的基础。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反复强调和切实做到政治要求严、管理教育严、军事训练严、执行纪律严、落实制度严，高度重视防范重大安全问题，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和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6.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篇六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革命军人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境界，是我军精神支柱的核心，是确保我军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重要政治保证。作为预备役官兵要树立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永恒不变的军魂，高扬理想的旗帜，砥砺奋斗的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出积极贡献。

一、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道路决定前途，道路维系命运。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这条道路，扎根神州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意愿。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这条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辉煌成就印证正确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0年，经济保持年均9.8%的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万亿元，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截止2009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5153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万。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质量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与17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近300个国际条约、150多个国际组织，在解决诸如反恐、防核扩散、气候变化、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

——国防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军兵种结构逐步优化，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新型作战平台研发成功，新型主战装备、电子信息装备和保障装备协调发展、形成体系，“神舟飞天”、“嫦娥探月”梦想已经实现，“北斗导航”、“天河一号”等陆续问世，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逐步走开，我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

——预备役部队进一步壮大。随着军事变革的步伐不断迈进，我们预备役部队的任务和职能不断拓展，在传统只有陆军单一类型模式，空军、海军、二炮等预备役部队也相继成立。2010年，新修订的《预备役军官法》颁发，今年《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规定》第一次出台，预备役部队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壮大，各项建设取得不断进步，瞄准打赢的战斗力不断提高。预备役部队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积极参与遂行各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为战时应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又为平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特有优势提供可靠的胜利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热议的话题。可以预见，随着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更加彰显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

——科学的理论体系作指导。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深深扎根中国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要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有这样的理论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我们就能够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中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先进的制度体制作保证。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国家经济具备了应对重大风险的防范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坚强的组织领导作支撑。我们党作为一个拥有7700多万党员、37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执政大党，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卓越领导才能，完全能够驾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这些年来，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有效应对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禽流感等重大疫情，妥善处理台海危机、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等，根本在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决策。只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0多年改革开放的特色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问题。对此，部分同志关注和议论比较多，存在的疑虑和困惑也不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分析形势、认识问题，坚持在科学思辨中解开“扣子”、统一思想。

正确看待就业难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城镇青年就业难、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难等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我们有些同志心生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越来越好，人们找工作却越来越难呢？还有的同志对个人今后转业退伍安置存有担忧。到底该如何看待就业难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从我国特殊的国情、复杂的经济形势来认识分析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并且正值适龄人口劳动高峰期，加之我国长期面临青年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局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这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根据人口结构测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而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个左右。此外，我国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的大约800万－900万人。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大量农民工包括青年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技术工人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却相当紧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这些都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应当看到，我们党和政府对解决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在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方面，国家及时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就业促进措施：实施“岗位拓展计划”，拓宽大学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的主渠道；实施“创业引领计划”，对大学毕业生创业实施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小额担保等一体化动作和服务；实施“就业服务与援助计划”，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就业公共服务；举办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就业服务月专项活动，等等，这些政策措施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越来越成体系，为就业提供了多种渠道和重要保障。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方面，国家实施“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等措施，引导企业尽量不裁员、少减员，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同时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增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并组织实施了“春风行动”、“阳光工程”等各种农民工就业服务活动。2009年“春风行动”期间，全国送岗下乡活动提供岗位370多万个，组织招聘会8000多场次，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农村劳动者实现就业377万人。据统计，近5年来，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5000万人，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截至2009年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总数达1.45亿人，就业形势总体趋于好转。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在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问题上，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先后修订出台《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暂行办法》、《士兵退役安置条例》、《士官退出现役安置办法》等法规政策，对军人退役安置工作提出明确具体的指标要求。对退役士兵，国家和各级政府坚持体现优待优惠、保障权益、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采取以扶持自主就业为主，发退役金、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安置。近年来，为提高退役士兵的就业能力、促进充分就业，地方各级还积极抓好退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就业门路。我们坚信，随着国家促进就业各项政策和退役军人安置办法的深入落实，就业难的问题必将得到进一步缓解，军人退役安置也会越来越好。

正确看待看病难问题。现在，人们对就医问题的反映比较强烈，到大医院看病难，挂专家号难，农村居民看病难，医药费用负担重的现象带有一定普遍性。出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呈“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广大农村只拥有30%左右的卫生资源，而且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导致患者纷纷涌向大城市大医院。另一方面是部分公立医院趋利化。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药补医”的模式，导致医院和医生倾向于开大处方、使用大设备，使患者的医疗费用大幅攀升。再一方面是药品价格虚高。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加之监管不到位，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特别是部分厂商利欲熏心，虚报成本、肆意加价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为解决看病难问题，2009年3月中央作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明确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任务和实施办法，以此为标志，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大幕。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去年对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比上年增长50%，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了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到2011年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以及新农合参保率将达到90%以上。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用三年时间完成5000个乡镇中心卫生院、2000个县医院以及2400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目前，中央已投入200亿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在岗培训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一年多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为3038万名15岁以下人群免费补种乙肝疫苗、为175万名农村妇女免费检查宫颈癌、为21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等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到2011年，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高公共健康管理水平，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20元。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目前，已在16个城市开展试点，2011年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将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明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俗话说：“健康是福。”国家医改方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远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那时，人人都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必将得到明显提高。

正确看待房价过高问题。住房是关系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而现实中，“蜗居”、“房奴”、“蚁族”这些热词的流行，表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涨幅达25.1%。2010年1-9月份，济南市新建商品房平均售价，比前两年同期上涨了43%。房价过高的症结何在？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投资推动。随着人民收入增加，投资需求日益旺盛，但目前投资渠道偏少，银行存款利率偏低，加之近年来房价持续走高，使很多人认为买房只赚不赔，纷纷加入“炒房大军”，住房消费严重存在着投资和投机的倾向；另一个是地价助推。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增加收入、拉动经济，2009年沿海地区有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达1200亿元，是地方财政收入的2.3倍，这样造成了“地王”频出，地价与房价相互影响、交替上涨；再一个是制度原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史只有10多年，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比如，房地产市场存在不少权利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的问题，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欠账过多，造成住房供应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等等。此外，房价过高还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关，今后5年内，预计城镇每年增加1500万人，每年新增家庭500万户，其中大城市人口聚集效应更为明显。房价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4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五方面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新国十条”。这次调控措施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针对性之强，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度和决心。各级坚决认真地贯彻“新国十条”，普遍出台了具体调控措施，下大力抓好落实。一是“明问责”。对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约谈、巡查和问责制度。二是“抑投机”。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严格住房消费贷款管理，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住房需求。上海、重庆等城市目前正在研究出台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三是“增供给”。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依法加快处置闲置房地产用地，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四是“促保障”。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仅去年就完成了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的任务，2011年将建设1000万套，到2012年年底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城市和国有工矿成片棚户区改造的目标。五是“严监管”。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严格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等等。我们应当相信，在中央有力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各级政府积极落实调控政策，房价的过快上涨一定会得到遏制，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会得到更好解决，“住有所居”的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正确看待分配不公问题。去年新华网开展“你最关心话题”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为什么我国现阶段会出现分配不公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另一个方面是由于相关政策不完善。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等诸多问题。再一个方面是由于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对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管，等等。党和国家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高度重视，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现在，国家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上，概括起来就是十个字：“提低、扩中、调高、打非、保困”。“提低”，就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过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解决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问题。2010年以来多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东、山东、宁夏、吉林、福建等省（区市）平均涨幅都在21%以上。“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让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调高”，就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等，使其一部分财富通过税收等形式上交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通过治理商业贿赂，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打击以权谋私、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保困”，就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使困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上得起学、看得起病。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正确看待反腐败问题。近年来，随着一桩桩大案要案被查处，一个个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广大群众对此拍手称快。但也有部分同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疑问：腐败年年反、月月反、天天反，为什么反而不绝？腐败问题仍然是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同志认为反腐败的工作和成效不尽人意。这说明，在看待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上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否则，很可能会产生消极悲观情绪，甚至影响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信念。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现状，必须破除三个方面的模糊认识。一是破除腐败现象是共产党“***”必然结果的模糊认识。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容易产生腐败，而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党相互制约，不容易产生腐败。对此，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我国实行的不是“***”，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力度不断加大，有力地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出现一些腐败分子，纯属在社会大变革、体制大转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坚定者的个人行为，与所谓共产党“***”没有关系。从总体上看，我们党是当之无愧的廉政为民、廉洁自律的先进政党。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党制并不能有效解决腐败问题，20世纪以来，执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虽然在制度、道德等层面作了规定，但并没有解决政党与当政者以权谋私行为，像1992年意大利“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2006年美国“游说门事件”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在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的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实行多党制。事实表明，西方多党制不可能有效解决腐败问题。二是破除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模糊认识。有人对反腐败形势有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反腐败像雷阵雨，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成效不明显。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党不但高度重视反腐败，而且是雷厉风行、坚决打击，不但是“雷声大”，而且“雨点也很大”。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件，结案13280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8708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66人，还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特别是严查深挖抓“老虎”，2010年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等12名省部级贪腐高官被判重刑，正如一位网友在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被查处时的留言，“经济有特区，反腐无特区”。这说明我们党反腐败一向是动真的、来硬的，绝不姑息养奸。三是破除腐败是不治之症的模糊认识。有人讲，现在的腐败分子是前“腐”后继，腐败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应当看到，一方面，随着我们党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形象，搞腐败的只是少数人。另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建立健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它像一张严密的“天网”，把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统一起来，打出“组合拳”，使“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为我们从源头上根治腐败提供了科学思路和有力抓手。事实证明，腐败绝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随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腐败现象滋生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腐败分子正在逐渐失去立足之地。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有日益健全的各项制度和机制，我们一定能够遏制腐败现象，并逐步根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正确看待社会诚信问题。近几年来，社会“诚信危机”呈上升趋势，假文凭、假学术、假新闻屡见不鲜，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现象时有发生，连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都敢造假。不少同志认为现在社会是无诚信可言，什么都靠不住了。应当看到，诚实守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仍然是当前社会主流和良好道德风尚，不能把少数不守诚信、秩序混乱的典型案例看成是整个社会“诚信大堤”的垮塌。当前社会上之所以诚信缺失比较严重，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人们的求利心理，一些人利欲熏心、金钱至上，为了获得利益违背良知、不择手段；另一个是，社会信用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不少企业和个人不以失信为耻、反以为荣，失信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或者承担的成本很低，造成失信现象较为普遍。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对完善信用体系、规范信用秩序的要求越来越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种种失信现象的必然选择。近些年，党和政府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信用意识。广泛开展对《民法》、《合同法》等各项法规普及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采取媒体曝光、文艺宣传、行业示范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引导，在全社会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环境，不断强化言必信、行必果的信用意识。二是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奠定社会信用基础。先后颁布实施了《知识产权保护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产权主体对各种产权客体的所有、支配和使用关系，使产权归属清晰并且得到有效保护。三是加大执法力度，给信用以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把信用纳入法制轨道，不断加大对各种制假贩假、失信违约行动的查处打击力度。2010年，国务院专项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动，公安部会同国家版权局等5部门挂牌督办37起重点案件，成功破获了广东“1•21”非法光盘生产线案等一批大案要案；全国各地共查处食品药品安全案件165297件，给予党纪政纪或其它处理17329人。四是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信用交易行为。建立健全适应我国国情的企业及个人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对各类企业和个人的社会整体信用进行评估、登记，建立数据库并向社会开放，逐步形成“守信者褒、失信者惩”的信用机制。像北京市启动“不良行为警示记录管理系统”，上海市开通建立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和“大学生信用档案”，对企业和个人信用行为进行监督、约束，收到了较好成效。可以预见，随着公民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信用制度不断健全，各种不守诚信的现象将会失去藏身之地，重承诺、讲信誉、守信用将日益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正确看待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低碳生活”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大家更加渴望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优美的环境。然而，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全国有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和农药污染，长江、珠江、淮河、黄河等七大水系中四类、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到60%左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环境恶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我国来讲，主要与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也与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有关。面对严峻现实，我们党和政府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整治措施：一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加快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二是坚定不移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十一五”期间，依据国务院发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在各个省市区及14个中央企业实施了节能减排目标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仅去年下半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公告了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其中涉及水泥、造纸、印染等2087家企业，规定9月底前务必关闭。三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以解决饮用水不安全和空气、土壤污染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通过强化污染减排和治理，增加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种类，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加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党、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每名官兵也责无旁贷，要自觉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养成节能环保、爱护生态、崇尚自然的良好习惯，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三、展望“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美好前景

宏伟蓝图昭示光明的发展前景。回顾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个建设奇迹；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去年10月份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根据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国际国内新形势，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规划部署，进一步开启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篇章。

发展目标鼓舞人心。五中全会深刻总结“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成就和经验，综合考虑未来国际国内发展的趋势和条件，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结构调整目标。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人民生活目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建设目标。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目标。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发展思路科学明确。全会提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重点落实好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建设等十大任务，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一总体思路，贯彻了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体现了顺应时代与立足国情、着眼当前与放眼长远、统筹全局与把握重点的有机统一，抓住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在世界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的大趋势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格局调整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英明之举，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举措务实有力。为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全会就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些举措针对性操作性很强、力度很大，只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新成就、实现新发展。

四、自觉做改革发展的坚定拥护者实践者捍卫者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富强的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涌动改革春潮的中国注入强大活力，也必将指引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我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为人民理想而奋斗，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我们作为寓军于民的预备役官兵，是军中民、民中军，既是平时地方经济活动的劳动者、实践者，又是战时战斗行动的指挥员、战斗员，双重职责、任务双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作为科学真理来坚信，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切实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积极贡献。

一是要强化“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但政治不过硬，就会不打自垮。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日益加剧，借助文化产品、大众传媒，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矛盾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影响价值观念，抹黑党的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搞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一些人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否定改革开放，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等等。预备役部队寓军于民，军民兼容，能否永固“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更显重要。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建设的首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大力培植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加强军魂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进一步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用阶级的立场、政治的眼光观察分析问题，旗帜鲜明地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切实认清“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观点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旗帜鲜明地进行批驳抵制。确保部队在各种考验面前高举旗帜不动摇，政治坚定不含糊，头脑清醒不迷向，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党走，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