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金融博士

2024-08-19

清华大学金融博士（精选8篇）

1.清华大学金融博士篇一

浅析网络金融安全与风险控制

网络金融的发展和操作的便捷建议是分不开的，也是大环境下信息技术空前普及的结果。

而网络金融发展了普遍了也同样会产生更多的觊觎，从而导致更多的风险发生。

在之前的发展期内并非没有问题，而是发展掩盖了问题的存在。

现在的网络金融已经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从各个角度威胁着其健康的发展。

如果没有比较合理的防控机制，那么必然是很难完全做到卓有成效的应用的。

1.网络金融安全分析

网络金融一般而言包括网络银行、证券、期货以及支付结算等业务，总体而言因为借助互联网作为平台进行金融业务，因而被称为网络金融。

网络金融的进行都是依靠互联网上的电子数据进行传输，因此具有结构简单和快捷方便的优点，而依靠电子信息传输这个特点，也成为了风险高发的原因之一。

金融业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由于本身的变幻不定以及需要足够的信用作为保证，再加上一般各个方面之间的资金网络互相连通，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往往牵扯到整个资金链，从而导致风险爆发的严重后果。

而网络金融除了上述的一般特点之外，还有自身的弱点，那就是其通道和联系都是建立在电子数据方面的，这方面相对于一般的资金融通，更容易出现信用危机(因为不容易追责)，而更加快速的资金流动和不稳定的网络状况，也进一步给了破坏者可乘之机。

高技术条件下的网络金融一方面提高了技术门槛，另一方面也给了更有技术的人进行投机行为的空间。

而金融活动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债务风险，一旦连续出现断裂和坏账的情况(网络金融环境下更容易出现，由于违法成本更低)，也必然的会给操作者难以承受的后果[1]。

2.网络金融风险的主要类别

2.1计算机硬件方面的风险。

硬件方面是指一般性的计算机硬件性能，现阶段由于网络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计算机硬件的更新换代也非常的频繁，往往为了能够运转新开发的软件导致不过几年前的硬件淘汰过时。

而现在进行网络金融操作的计算机理论上基本合理运转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陈旧的也不少，硬件的不过关可能导致金融软件的运行不畅，从而增加危险。

而且当计算机一旦发生故障，就可以导致正在进行的网络金融活动瞬间中断，乃至于出现可能被他人利用的可乘之机，而且突然地中断对于业务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了，因此也是不可能不谨慎对待的问题。

2.2计算机软件方面的风险。

网络金融也是需要依靠一定的金融软件进行操作的，而软件本身就是存在可能被利用的漏洞的(这个是天然缺陷，不可能完全避免，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

对于金融软件而言，一方面对于操作者的技术要求有了一定的限定，另一方面，对于信息技术的高手来说，对其进行攻击和破坏也总能找到相应的方法。

而其所依托的计算机系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系统一旦受到攻击，那么就非常容易导致所有的软件的损坏[2]。

更何况运行过程之中本身就处于一个不断的克服软件风险的过程中，一旦运行中发生数据错误，那么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对于网络金融而言，软件方面可能的风险，还要更大。

2.3网络情况方面的风险。

网络金融需要依靠互联网，而互联网本身是全球联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数据即使经过加密，也完全可能被有心人搞得到，更何况全球性也注定了危险可能来自四面八方，是注定的防不胜防。

在交易和结算方面，因为完全依靠电子数据传输，其覆盖面和风险比较大，而正因为网络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安全脆弱性，也容易由于范围过于广泛而受到损害，而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大片区域的问题。

对于网络风险而言，传染性的网络病毒和特定的网络攻击都是很难完全抵挡得住的，对于这些东西而言，网络安全措施往往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动得难以完全抗衡。

因此，在网络金融风险方面，网络风险为其中最容易出现状况的一环。

2.4交易操作的风险。

由于网络金融的交易和操作都在网上进行，因而其本身的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

虚拟下的操作不容易进行更好的追责，从而降低了信用违法的成本。

在网络金融中的许多风险案例中，信用危机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于金融业而言，信用环节一旦有问题就是全面的崩盘。

网络虚拟环境下双方身份不够透明，信息交换程度更不对称，因此优势方一旦出现信用问题，对方往往根本没有反应和追究的机会，即使能够做到，也一般只能承受更大的损失(敢于信用违约，自然是看到了违约的损失小于其收益而已)。

3.针对网络金融安全进行风险控制

3.1完善立法，加强政策调控。

网络金融风险之所以屡屡出现人为因素，主要还是钻法律的空子，针对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地方有部分规定又不能统一的状况。

所以必须要完善法律对于网络金融安全的规定，制定健全和统一的法律规范，来完善网络金融参与者们明确的权力和义务，保证对于责任的判定能够切实的执行。

同时应当适当的引入政策的调控，固然政策多变，而且政治调控多了也影响正常运行。

但是在规范化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阶段下，适当的进行政策调控，对于网络金融秩序的保障，也未必没有好处。

3.2改进技术，防控信息技术漏洞。

同样针对网络和软件方面的风险，则是需要进行比较完善的技术改造，来避免过于频繁的遭受侵害。

而硬件方面，则是需要尽快的进行更新换代，保证技术的及时更新，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网络风险的发生，但是对于风险的控制和抵御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对于技术漏洞的填补一般而言都是亡羊补牢，但是补上总比不补强，完善已经出现问题防御，自然就是为了避免在已有的风险上再次出错，能够有这样的弥补，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远离大部分问题了[3]。

3.3建立完善的内部监控体系，增强自身责任意识。

很多企业出现网络金融风险问题都是由于自身的内部风险管理方式不稳定，也没有很好的防控措施。

因此在进行针对建议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操作者自身的问题，只有自己用心去避免，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

而在企业内部显然需要有针对网络金融风险的管理和监控，需要自身专门的针对，然后配合外部的监控防治体系，才能够在其中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

对于操作人员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来避免问题，也需要培养和强化他们的专业水平，落实责任问题，进而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才是从自身做起的最好方式。

4.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网络金融安全具有全方位立体化的特征，因此在风险控制方面也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防控。

通过建立起一套综合的防御网，从各个方面进行自觉地控制和监管，才能够保证网络金融有效的运转。

2.清华大学金融博士篇二

电子商务催生物流地产热

徐保满告诉记者，这些年，随着物流在中国渐渐被人们所熟悉，物流地产和物流园区也成为了热点。物流地产是指投资商投资专用于物流运作的地产项目，但不负责经营，没有进出口权。

物流园区是指专用于物流运作的一个区域，它有可能是一个区域中有好几个仓库，也可能只有一个仓库就叫园区，这取决于海关和政府在建立物流园区之初的规划，但是不管是几个企业还是一个企业, 园区内企业只要投资仓库，便同时也获得了经营权，即进出口权，货运代理权等，但是仅仅投资地产的物流地产商，是不负责经营的，因此进驻仓库的企业需要自己拥有进出口权, 或者找有资质的物流公司代理。

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房价的上涨，地价也在不断上涨。物流地产成为物流企业的宠儿，因为随着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物流地产随之发展，仓储地产价格同样水涨船高，北京的仓库去年到今年1年里租金增长了20%～30%。广州的情况也几乎一样。而上海仓储更为紧缺，1年时间里，上海的库房大约租金增长了40%。能租到仓库的还是幸运儿，还有很多新兴的电子商务网站正在焦灼地四处找仓库。

在电子商务爆发式增长的前提下，去年一季度，凡客诚品、京东商城、卓越亚马逊和乐淘网都迅速扩容仓库，电子商务和工业物流地产的供不应求导致租金快速上扬。

这些年，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B2C网站同样是爆炸式增长。从网上零售市场的细分数据来看，规模增长仍然以服装、快速消费品为主导力量。但市场规模增长率最大的是出版类的商品，2010年第四季度市场规模达到18.3亿，环比增长39.6%。

在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下，摆在人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库房如何解决?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做大，换大库的压力接踵而来。现在很多企业不得已自建库房，但其实并不是理想状态，因为扩大库存的需求随时存在。根据仲量联行最新统计数据，乐淘网站在短短1年时间里，北京库房从1000多平方米增长到10000多平方米。凡客诚品也是2010年发展非常快速的B2C网站。凡客诚品相关负责人透露，凡客诚品2010年从最初的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库房，增加至成都、武汉、沈阳、西安、济南等8个库房，凡客诚品目前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寻找库房。“我们的库房面积从去年的十几万平方米，增加到如今的三十几万平方米，而且年底还会增加。”

工业地产投资持续升温物流地产是主流

不可否认，随着地价、租金的上扬，工业地产也迎来利好形式。据徐保满介绍说，受天津工业、物流业潜力和良好发展环境的吸引，国际工业物流巨头纷纷入驻天津，普洛斯、丰树、迅通物流等均在滨海新区建设物流厂房，盖世理在中国的首个物流项目也选择落户天津。据世邦魏理仕等专业机构最新统计，在2006年工业地产地价及租金加速上涨的基础上，2007年天津工业地产地价同比上涨29%左右，工业地产租金也持续上涨，显示出持续升温的发展态势。

徐保满告诉记者，2007年，大量工业企业、物流投资企业及高科技企业开始进入天津，同时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也推动了工业物流地产市场的发展，工业地产地价和交易量等呈稳步上涨态势。2007年，天津主要区域工业用地价格有较大增长，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387元，较2006年同期上涨29%。工业用房租金同样上涨，2007年主要工业用房平均租金上涨至26.13元/月·平方米，主要工业物流项目平均租金达到每月每平方米26元人民币，较2006年同期增长6%。从未来发展来看，天津市区周边及滨海新区共计规划国家级及市级工业园区用地600余平方公里。而目前正在开发的面积不到200平方公里，尚有超过400平方公里可待开发。

在滨海新区规划的八大功能区690平方公里面积中，有六大功能区490平方公里被规划为重点发展工业及物流产业，这意味着工业厂房、孵化器、工业写天津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房地产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徐保满博士字楼和物流仓库需求的增长。目前物流地产的主流在工业地产开发方面，已经建设完成的有开发区工业物流园区、保税区国际物流运作区、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天津港集装箱物流中心等九大园区，总供给仓储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记者日前从房地产投资咨询机构也了解到，目前天津工业地产投资建设主要有两类企业，一类是有海外工业房地产或者工业园区运作经验的开发商，另一类是主业做物流仓储物业开发的企业，如新加坡腾飞集团、美国普洛斯公司等。天津工业地产主流项目是物流地产，除了普洛斯以外，还有丰树及迅通物流等在滨海新区建设物流厂房，盖世理在中国的首个物流项目也选择了落户天津。

天津物流地产有较为优越的交通优势，如天津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外贸出口量和外贸吞吐量分别位居国内大陆港口行业的第一、第二位，增长速度居全国各港口之首;天津铁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铁路枢纽，是全国铁路网中沟通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咽喉，承担出入山海关中转车流的编解作业和天津地区货物到发装卸作业，为客户混合、路港联运的重要枢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已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首都机场的第二大国际机场，并且是最大的货运机场之一。在物流地产交易方面，2007年，天津物流仓储空间新增供应大幅增长，共有340, 600平方米的仓储空间投入市场。2007年大宗交易包括：丰田物流服务公司租赁了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普洛斯泰达物流园中5, 000平方米的仓库;天津美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租用了丰树天津东疆港口物流加工区内9, 700平方米的仓库;德迅物流在北辰经济开发区宏鹏工业园内租赁了6, 030平方米的仓储空间等。

工业地产收益预期空间较大。从2006年起，仲量联行、第一太平戴维斯、世邦魏理仕等国际专业机构陆续在天津开设分公司，这些公司新开辟的投资咨询项目首先在天津的工业地产领域，这是因为在他们受理的国内外投资机构中，很多机构更看重天津工业地产的增值空间。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天津工业特别是物流业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对低廉的价格、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使天津工业地产市场成为国内外机构和企业的投资新目标。据专业人士介绍，关于工业地产，过去人们没有意识到它和房地产会有什么联系。其实，工业房地产也是房地产中一个重要的产品类型。

目前工业房地产市场越来越趋向纯市场化的运作，其利润增长点也非常明显，最近上海最高的工业房地产土地成交价已经达到每平米700美元，将近400多万元/亩。正是看中这一增值空间，许多国内外投资基金、房地产开发公司都锁定工业地产。如麦格理、AMB、腾飞等一些投资银行极其看好中国的物流地产，有转投物流地产的趋势。而一些房地产也开始尝试涉足工业地产，如近期万通地产等企业负责人透露，将以与工业企业合作等形式进入工业地产领域。再如中储集团也开始涉足地产行业，其十二五规划期间也将新增土地1万亩等。

3.清华大学金融博士篇三

大型商业银行为什么受追捧

由于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人们对这些前苏联的转型经济体是如何改革他们的金融体制感到好奇，然而曹远征的结论出人意料。

“其实各个国家银行改革的目标不一样，中亚国家从前苏联分离出来，最初没有独立银行，他们建立银行的时候外资很快进入了。而俄罗斯、波兰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激进式改革道路，国有银行全部私有化或被外资收购了。私有化、减轻国家负担是这些国家的国有银行在当时的主要改革目标。”

曹远征认为，相比之下的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目标并不是完全私有化或外资化，而是怎样在现有的产权框架下做得更好，让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善银行的治理结构，提升竞争力，这个目标与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有银行改革目标从根本上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改善中国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的道路上，海外上市是已经落实的重要一步。那么上市后的这些大型国有银行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体制病”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从产权结构还是治理结构来看，中国的银行海外上市已经做到了形似，但要做到神似还要花很长的过程。”曹远征说。

从形似到神似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上市后国有银行又如何进一步改革？

“海外上市只是一个契机。如果要改革、变成真正的商业化银行，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银行体系建设同国有银行发展不要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现在背负着两个目标，一个是国家的金融职能，一个是银行自身的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两个目标有时是矛盾的，而且不一定能通过海外上市来解决。

曹远征认为，国有银行股价在海外资本市场一路飙升的背后其实是海外投资者搭了中国政府的便车。

“国家是不会让工行、建行、中行其中任何一家倒闭，否则波及面太大，”曹远征说，“不只是政府信用做后盾，国家也为这些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担负了很多成本，这些银行的运营几乎是无风险的，所以才会在海外受追捧，股价涨得那么快。”

既然如此，海外投资者又如何希望上市的国有银行彻底摆脱同政府的“非市场化”关系？所以，海外上市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救世主，过高的寄望是不现实的。

在特定的改革目标下，政府成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曹远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国家的职能同商业化并不背道而驰，股份制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也不矛盾，但是股份制同国家的职能可能有冲突性。

对商业化银行，国家应退回到股东的角色范围内，不应再负担政策性保护，甚至在银行经营不好的时候可以减持。国家有投资增值的意识，才能促使银行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借助市场之手推动改革。

在解决国家的政府职能和股东身份这个冲突时，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国家金融体系。“有国家独资的政策性银行，有完全的商业银行，有合作型银行，还有更小的微型金融等。”

中国投资银行差在哪

在转型经济中孕育现代金融体系与投资银行的角色密不可分。但是，与商业银行类似的是，中国的投资银行也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制约了投资银行呢？

曹远征的观点是，中国的投资银行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风险定价能力不强；其次是过去的券商更多依赖于交易型业务收入，特别是在二级市场的操盘，而不是投资银行本身的业务。不过，让曹远征比较看好的是，“过去的三年经历了证券业的大洗牌，现在这个情况大大改善，上市需要有能力的券商来完成。”

即便如此，中国的券商同国际顶级投资银行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曹远征认为要培养出中国的高盛和摩根，需要走国际化道路。

现在中国本土市场已经开始国际化了，但是只有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中国的投行连家门口的竞争都很难赢得优势，更不用说走出国门了。何况投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要很多年信誉的积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靠什么理由来选择一家中国投行做业务呢？

“这是个重要阻力，但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风险配置能力，投资银行的风险配置方式是时点配置，在资本市场上要对冲掉。对国际大投行而言围绕风险配置的主要业务并不是提供上市或再融资服务，而是固定收益业务，像衍生金融工具等。这些产品在开拓创新、分散风险当中需要国际市场提供更大的客户群和更多的基础性金融工具才能运作得开。”曹远征认为国内公司恰恰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弱。

“从风险配置能力就可以得出国际化的重要性，有了更大的发展舞台，才能让吃饭的东西更牢靠。而为了风险配置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投资银行要发展起来需要混业经营。通过混业经营才有可能开发出更多分散风险的产品。”

4.金融学博士毕业论文提纲篇四

ABSTRACT

图表索引

第1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选题意义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1.2.1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1.2.2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发展

1.2.3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效性研究

1.2.4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无效性研究

1.2.5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主要数理方法论

1.2.6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1.3.1 研究对象

1.3.2 研究方法

1.4 基本结构和技术路线

1.4.1 基本结构

1.4.2 技术路线

1.5 主要工作和创新

第2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理论基础

2.1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界定

2.2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

2.2.1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的理论基础

2.2.2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的数理模型

2.2.3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的存在性检验——基于美国、日本和印度2787 家银行的跨国数据

2.3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

2.3.1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与投资多元化

2.3.2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与投资组合权重

2.3.3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与前景理论

2.4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

2.4.1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的理论基础

2.4.2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治理理论

2.5 小结

5.清华大学金融博士篇五

我在2014年年底无意间了解到世毕盟。因为这家做高端留学申请，并且对PhD申请很有经验，就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申请会跟留学咨询机构发生任何联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2015年年初还是接触跟世毕盟了一下。我最初的想法是，如果能起一点帮助，总不是坏事。

既然都是要读博的人了，搜集信息和整理总结的能力自然不会太差的。所以第一次跟园姐聊的时候我就明确表示，不会pay for any public information。我记得她思考了片刻，最后还是比较自信地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事后来看购买世毕盟的咨询服务还是达到了预期价值的。

介绍经验之前，先说说商学院博士项目的特点。与动辄发几十个offer的其他一些专业的博士项目不同，商学院招生人数普遍偏少。而一旦录取，几乎全部提供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大多数的系也很少中途开除学生。以金融系为例，一个典型的博士项目每年招收2~4个学生，其中可能有1~2个会是华人学生。就业市场上，因为毕业生供给少，而商学院的教职，以及各专业业界岗位的需求不小，就业情况总体较好。另一方面，毕业生的收入相较其他大多数院系也较为丰厚。这对很多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学生都有吸引力，所以入学申请的竞争激烈程度很高。从录取率来看，商学院各专业一般都在2%~5%左右。申请人数年年创新高，其中finance的申请者数量最多，management和marketing次之。大多数申请者有硕士学位，还有很多申请者在读其他专业PhD项目，甚至已经拿到了一个PhD学位。我个人今年campus visit见到的某校金融系其他拿到offer或在waitlist上的学生中，有2个是美国经济学博士在读生，一个是在私募基金工作的沃顿MBA，还有一个是外国高校的青年教师。经常见到有数学，统计学，物理学或者工程学的博士申请金融学或商学院其他专业博士项目。因为竞争激烈，要从这个申请者的pool里脱颖而出，对大多数申请者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材料的重要性排序大致是：推荐信>研究经历>教育背景>GPA>GRE(GMAT),TOEFL。不过，上述几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通常来说，能在排名较高的项目第一轮筛选中幸存的申请者的材料，大多没有硬伤。当然，如果哪一项特别突出，其他方面比较差，也是瑕不掩瑜的。光靠这几项整体不差可能还不够，因为筛选进入录取委员会的讨论投票阶段之后，成功的申请者也是靠闪光点脱颖而出的。世毕盟在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最大，因为mentor本身就在很好的学校在读，作为高年级学生，可以花时间介绍一些他们系或者美国普遍的情况，以及学术界的人评价申请者的一些风格。这些idea对修改CV和PS很有帮助。

在申请之前，建议可以尝试一些学术研究工作。通常可以以RA的形式为自己所在学校有经验的教授工作，顺便也可以得到一封高质量的推荐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还可以以coauthor的身份一起做一个project。如果有富余时间，建议做一份业界的实习，甚至全职工作一两年。这样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informed decision：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做什么样的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在模仿别人或者满足家人的期望。如果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做学术，那就趁早放弃申请博士的想法。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在未来一些年里，你的工作压力会较小一些，而挣的钱会更多一些。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愿意吃这份苦，享受这种生活，那就只能义无反顾，风雨兼程。

在商学院博士项目的申请中，GRE(GMAT)和TOEFL分数不重要。考的高固然是好事，但并不能帮助你脱颖而出；考的太低，却有被从pool里很早直接筛掉的风险。说分数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申请者应该不用太费力就能考出一个decent的分数(比如G320+，T100+)。如果你很费力很费力后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那可能博士项目暂时还不适合，可以再考虑考虑。对于这两个考试，我建议准备申请的同学们尽早搞定，把后面的时间留到更重要的事情上。我的GRE在2011年本科交换时考了，后来一度放弃出国了，好在还没过期，正好申请时用上了。TOEFL是在2015年暑假时准备了2周就去考掉了，一次搞定，也没有浪费过多的时间。如果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在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连报2场托福（间隔2周），这样不用花太多时间准备，一旦第一场没发挥好，还有补救机会。

建议国内的申请者尽量申请更多的项目。与正在美国读Master或者其它专业PhD的申请者不同，从国内直接申请的同学大多是没有项目可以保底的。所以除了那种“即使录取了也肯定不想去的”学校以外，大可以从下往上多申一些。一般来说，越是排名高的金融系，方向就越全面，因而top项目大多申请者都会申。排名越往下的学校，金融系的faculty人数一般越少，方向也越有所偏重。对于这些学校，值得花一点时间了解active的教授的研究的是不是自己也感兴趣的东西。一开始，我担心申请的项目太多，会加大推荐人的工作量，也会给人一种类似投机分子的不好印象。经过跟mentor的交流，基本打消了这个顾虑，与几位推荐人沟通后，最终申请了大概30个项目。

大概在1月上旬，申请就全部提交出去了。如果比较顺利的话，从2月开始，就陆续会收到若干通过邮件发送的面试邀请。拿到面试，恭喜你，说明离录取就更近一步了。一般来说，一个系会面试15~30个学生，其中3~5个会拿到第一轮的offer，排在他们后面几个会被放到waitlist。面试之前，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然后花时间大致了解下面试官的情况，并为面试做一些准备。这期间我世毕盟的mentor帮我做了一次mock interview，我从中得到了一些有帮助的建议。

6.清华博士毕业致辞篇六

大家好！

我是经管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张瑾，非常荣幸作为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代表发言。时光荏苒，想来这是我在清华参加的第三次毕业典礼，三次的心情不同，感悟也不完全一样。回首四年，博士的学习和工作是辛苦的，但辛苦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记忆犹新，让我们心存感激。

每一位博士生在论文致谢中都会有很多方面需要感谢，在这当中我想首先要说的是学院近年来对博士项目的持续投入和大力改革。学院为博士生提供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科研平台和国际视野，在这里每一名博士生可以通过博士生论坛进行跨领域的学术讨论；可以通过学术报告近距离聆听大师的学术思想；还可以在学院支持下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访问。在这些环节中，时刻都能感受到学院对于博士生培养的重视。记得学院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研究生的一次次座谈，了解博士生在学生培养、学术研究以及生活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和想法，并推动相关想法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的改进与实施，包括提高博士生奖学金、增加和改善博士生工位，积极为博士生海外学习筹集资金等，这些举措为博士生安心开展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一位博士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导师的心血，导师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也是带领我们走好学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引路人。说到导师，在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很多和陈国青老师之间的故事，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陈老师对于学术工作的严谨和认真。记得我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的时候，在我非常认真的写好初稿并发给陈老师之后，我本以为不会有太大改动，但陈老师的回复给了我极大的震动，许多处的措辞，甚至是一处不起眼的引用，陈老师都做了详细的修改。为区分不同的修改内容，陈老师每一次修改都使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当看着满篇五颜六色的最终文稿时，我仿佛看到陈老师熬夜为我修改论文的身影，看到他仔细斟酌每一处细节的神情。我想这已超越了论文修改本身，是陈老师在用自己的行动教育我如何用心对待学术，如何用心追求学术。学术上任何的严谨和认真都不过分，这是导师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上的难忘一课。陈老师只是经管众多优秀老师的普通一员，而所有经管老师们长久以来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将激励我们每位博士生用踏实严谨的态度走好学术道路。

回首博士学习的几年，一路走来当我们经历了诸多的坎坷和磨难之后，我们才能逐渐体会“学术”二字的深刻含义。博士学习是一段需要耐力和智慧的经历，也是一个“磨心”的过程，当我们将心智和思想在“学术”这块磨石上反复打磨和推敲之后，我们才会更加成熟，对未来的思考也更加深刻。今天我们从这里博士毕业，开始一段新的学术人生历程，我们将珍藏对学院的美好回忆，肩负起学院的希望和嘱托，努力前行，在追求“学术”的道路上践行学院的使命。

最后，衷心祝愿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也祝愿每一位即将毕业的经管学子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学院增光添彩。

临别前，将导师对我的毕业赠言与大家共勉，“平实见卓越，简约映品格”。

7.清华大学金融博士篇七

一、“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背景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无一例外都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批判之声从未停止过,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凯瑟琳·麦卡特尼(Kathleen Mc Cartney)对此进行了概括:“有一个普遍共识,美国学校正在走向失败。我们的经济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受到公共教育不足的威胁。大城市高中学校中只有一半的学生毕业,美国学生成绩在国际排名中落后,种族差距在幼儿园就已经很大,并且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差距还在加大。”[1]面对挑战,教育界往往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予以应对。

普遍而严厉的批评引发人们对教育改革不断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发现:决策和实施教育改革的领导者普遍缺乏高层次的专业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都存在必须提高和改进的必要。而传统的针对教育领导者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领导人才墨守成规者多,而开拓创新者少,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学校变革的需要。因此,向来以培养教育领导者为己任的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率先设置了“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以适应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开拓性领导者的迫切需要。该学位的设立得到了哈佛大学校方及兄弟学院强有力的支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哈佛大学各专业学院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培养领袖人物,使他们能在急剧变革的环境中成功地领导各自的组织。而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比公立教育部门更需要这样的变革型领导者了。”[2]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将加盟这项新学位的培养过程,与教育研究生院联手共同培养“教育领导博士”学生。肯尼迪学院院长戴维·埃尔伍德(David T.Ellwood)表示:“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教育下一代的能力,这一新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计划将为这些未来的领导者提供学术及实践的知识,以使他们能够应对将来复杂而多样的挑战,他们将对我们的学校和学校制度的变革产生积极影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为与教育研究生院合作推动这项令人振奋的新计划感到自豪。”[3]

二、“教育领导博士”的培养方案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使命是为学校系统、教育行政机构、国家政策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性组织和私营部门培养高级领导者,包括部门主管、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顾问、项目主任等。它的途径是使学生对教与学进行深刻的理解,获得必要的管理和领导技能,最终创造性地实现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对于这一新学位的定位,凯瑟琳·麦卡特尼强调,这种新的学位将是一个“推动变革的催化剂”,其目标不是培养适应现存体制的领导者,而是培养能够实现教育体制成功变革的新一代新型领导者,希望他们改变教育改革被动低效的局面,培育公立与私立机构之间强大的伙伴关系,最终恢复人们对美国学校系统的信任。[4]

资料来源:http://www.gse.harvard.edu/academics/doctorate/edld/curriculum/index.html http://gseweb.harvard.edu/academics/catalogue/courses/all_courses_by_num.shtml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学制3年。第1学年的4门核心课程,由高度集成的三大领域构成课程模块。核心课程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如案例讨论、情境模拟、实地工作、在线学习等,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发展和实践作为系统领导人所需的开拓性思维方式和多视角分析问题的习惯。第2学年是研讨课和选修课,研讨课的目的是深化对第1学年课程的理解。此外,学生将与导师密切合作,为了满足个人的学习需要和职业抱负,制订一个量身定做的学习方案。选修课是从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各推荐3门课程,学生从中至少要选修6门。在第3学年,“教育领导博士”学生将进入尖峰体验(capstone experience)阶段,学生在合作伙伴组织中实地领导一个改革项目。尖峰体验要求学生全面系统地投入到组织领导工作之中去,尤其要在实习组织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和成效。通过1年真正意义上的挂职实习,学生将充分利用他们从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测试他们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检验其变革理论。当然在实习期间,导师和教育研究生院将随时给学生提供专业指导需要的关系网络服务。学生也与哈佛大学保持联系,并定期返回哈佛大学参加强化工作室。

三、“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对我国的启示

1. 学位制度创新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是一个全新的博士学位,它与教育博士学位有很多相同点,性质上都属于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专业实践能力。二者都强调尊重和发挥博士研究生的主体性,博士研究生有权选择导师和指导委员会成员,有很大的自由来设计符合个人兴趣的高度个性化的课程体系。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注意发挥学生实践经验丰富多样的优势,处处注意促进多主体间的有机合作,尤其强调学生之间分享彼此不同的经验和观念。而在我国,博士研究生的主体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博士研究生在选课与选导师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自主权,研讨课的数量和比重都很小,这既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是教育观念的问题。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与教育博士学位又有鲜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课程重点、结果评价等方面。“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主要培养教育机构的领导者以及领导美国基础教育未来改革的变革型人才,而教育博士学位主要培养未来的大学教师、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学校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两个学位的不同使命决定了二者课程和培养过程的不同。“教育领导博士”学位要求,第1年学习核心课程,第2年学习研讨课和选修课,第3年在伙伴组织中实习。而教育博士学位要求完成2~3年的课程,通过严格的综合考试,提交论文申请报告,进行开题报告,然后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要求对教育领域中一个重要问题展开调查,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和论文写作,并最终要通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哈佛大学的教育博士学位需要4~7年,平均为6年,而且一直有高于30%的淘汰率;而“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修业期限短,仅仅3年,而且还没有建立淘汰机制。虽然二者都把培养的重心放在实践方面,希望学生通过知识和理论的学习来改造实践,但“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在实践方面的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通过实地领导变革的方式结束学业。相比之下,似乎教育博士学位的难度大于“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但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学位使命,难以简单比较,而且要求“教育领导博士”实地领导一所学校来进行创新性的教育变革,其难度和教育意义也绝不可低估。况且,教育博士学位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教育博士学位对学术性的过于偏重,已经引起人们对其专业学位属性的质疑。

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与教育博士学位都强调学生的集体学习,注重经验和交流,都规定学生必须是全日制、住宿制,这为学生相互交流不同的教育领导经验提供了条件。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相互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使学生从不同背景和学术旨趣的同学身上获得教益,这与学术型博士(Ph.D.)学位强调个体的学习与研究显著不同。全日制能够保证学生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而住宿制能使学生从同学、从大学有形的和无形的多样化资源中受益。大学文化所特有的育人环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这些是业余培训,或美其名曰集中培训或强化班所不能享受到的宝贵资源。反观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包括学术型博士教育,虽然要求学生全日制住宿学习,但很多在职的博士研究生在课程结束后就回单位上班,这样严重影响了撰写论文的时间和精力,也缺乏从大学环境和同学中充分获得教益的机会。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建议采用在职学习的修读方式,实践中有的学校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进行集中学习,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笔者不能不对其教育质量深表忧虑。因为兼读制的学生享受不到学校的同学伙伴、图书馆、学术环境、大学文化等宝贵资源,学生与教师对教育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会打折扣,“导师不导,学生不学”的现象实在难以避免。我们认为,教育要保证质量就不能有太多的顾虑,不能对学生有过多的迁就。没有学生的高度投入,教育质量便无从谈起。无论何种教育,其最终目的都是育人。博士研究生从教育中不仅仅获得学位,而且也应获得自身多方面的成长,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获得德行的提升和个性的完善,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人。

人们一直对包括专业博士学位在内的博士教育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博士教育不能满足于学生获得知识与技术,而要获得科学的训练,并在好的训练与好的研究之间保持平衡。专业博士培养注重研究方法,这很有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方法毕竟仅仅是研究的工具,学习研究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运用方法去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因此,应用性与实践性是专业博士教育的内在属性,专业博士教育的重心在实践,而不是过多追求对理论和学科知识的原创性贡献。但我们也坚持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博士教育,原创性研究必须作为博士学位的核心要素。但原创又有两重维度:一是发现新知识,二是对已有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侧重于前者,而专业博士学位重于后者。

1920年哈佛大学创设教育博士学位就是为了凸显该学位的应用性与实践性,与重理论性的教育学博士学位相区分,但现在教育博士学位因其特色不够鲜明,与教育学博士学位日渐趋于雷同,而遭遇合法性危机。对此,舒尔曼(Lee Shulman)等人呼吁发展一种新的完全独立的专业实践博士(Professional Practice Doctorate,P.P.D.)学位。[5]舒尔曼认为,设立了专业实践博士学位之后,教育博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就能够加大研究与学术的成分,因为实践性就不再是二者追求的重点目标。但问题是,如果这样,教育博士学位与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雷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有加剧的危险,而且又增加了对教育博士学位进行重新定位的新问题。

教育人才的培养决不是教育学院自己的事务,书斋式、经院式的教育方式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而开放式、跨学科式、合作式的教育方式逐渐成为主流。更由于教育深刻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福祉,所以要用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指导实施博士生教育。“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崭新的制度设计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国新设的教育博士的教育方式能否走出研究型博士学位的传统单一的教育方式,也是对其学位定位的一种考验。

2. 教育理念的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被视为社会发展与知识经济创新体系的发动机,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重点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心。“顶尖级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发展新的思维和培育把新思维带到社会中去的创新型人才”。[6]世界一流大学对社会的思想引领作用是其之所以卓越的重要体现。哈佛大学一直重视与社会的联系,洞悉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态,针对市场需要适时设置一些新的学位和专业。“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一定程度上就是哈佛大学主动满足社会需求的表现。我国大学的社会敏感性比较差,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相关,大学的自主性还缺乏制度的保障和内在的动力。

由于教育改革的极端复杂性,教育改革是且只能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博士教育需要培养未来的教育领导者多样化的分析视角,具备在教育系统之外的政治、经济、商业等系统中穿梭自如的能力。来自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哈佛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师,在充分尊重学生的背景和兴趣的前提下,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有效驾驭教育系统乃至多个社会系统的领导人,而学生从中获得专业的、组织的和政治的知识与技巧,并实现知识和理论在不同系统之间的有效转换。

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的理念在“教育领导博士”学位项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与哈佛大学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合作,充分利用和整合这三大学院的优秀师资,给学生提供接触到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肯尼迪学院及整个哈佛大学丰富多样的专业资源的机会,培养学生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其强大品牌效应和实际效益都极具诱惑力。其二,除了取得哈佛大学校方的支持外,“教育领导博士”学位项目还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第1年“教育领导博士”学位项目就与38个全国性的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合作伙伴组织为“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课程学习提供了大量的生动活泼的现实案例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为第3学年“教育领导博士”学生的挂职实习提供了保障。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全社会的教育合力。其三,“教育领导博士”学位获得了华莱士基金会(The Wallace Foundation)提供的1,000万美元的资助,因此所有“教育领导博士”学生除了获得全额学费资助外,还能享受到第1年和第2年的生活津贴以及第3年的带薪实习。这样就免除了首届25名学生的就学经济负担,对教育质量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教育改革从来不是孤立的教育自身的事务,而开放办学、与社会密切合作、形成全社会的教育合力是教育的必然选择,是学校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一如既往地贯彻美国的开放原则,招生范围面向全世界,只要录取,外国学生也都能享受与美国学生同样的资助政策。招收多样化学生的目的,是营造一个多元的学术社区。我国大学在办学开放性、社会参与高校办学方面与美国大学相比还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笔者所在的大学今年招收的教育博士研究生90%来自本省,学生构成的单一性对学生思维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障碍。

专业博士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研究型博士教育的不满和批判,而专业博士教育也正在招致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判,但批判往往是有益的,有助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博士教育制度能够更准确地进行定位,发展特色,不断进行调整与优化。专业博士学位不是研究型博士学位的补充,而是一种独立的学位体系。学位制度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学位制度的持续改革和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和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必要支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重心的上移,迫切要求博士学位制度不断增强创新性与前瞻性。“发展新的有广阔前途的学位对大学来说是一种战略选择,被看好的博士教育能够给结构带来声誉和利益,吸引最好的智力和更多的资助”。[7]但据笔者调研发现,我国大学对2010年首届教育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积极性并不高,很多学校的招生人数远远低于国家给出的指标数。这一方面说明大学有明显的学术取向,更倾向于招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教育博士学位的认识还很不充分,在思想上和制度建设上都还很不成熟。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4]Doctor of Education Leadership(Ed.L.D.)[EB/OL].http://www.gse.harvard.edu/academics/doctorate/edld/in-dex.html.2010-09-10.

[2]Ed.L.D.Curriculum[EB/OL].http://www.gse.harvard.edu/academics/doctorate/edld/curriculum/index.html.2010-09-10.

[3]Ed.L.D.Partners[EB/OL].http://www.gse.harvard.edu/a-cademics/doctorate/edld/partners.html.2010-09-10.

[5]Shulman,L.S.,et al.Reclaiming Education’s Doctorates: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6,35(3):25~32.

[6]League of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Doctoral Degreebeyond 2010:Training Talented Researchers for Society[EB/OL].http://www.leru.org/files/publications/LERU_Doctoral_degrees_beyond_2010.pdf,2010-09-10.

8.陈刚青海大学博士第一人篇八

细雨绵绵，润物无声。8月初的西宁已有凉意，青海大学副校长陈刚准备当天下午的中科院院士三江源项目咨询会，一边对第二天带团队到基层科研调研进行最后布置。忙碌之余，陈刚接受记者的采访，谈及自己，他谦虚的不愿多说；讲起学校发展变化，他却滔滔不绝。

情系母校不改初衷

陈刚出生在东北，童年跟父母西迁到青海，从此扎下根来，成为一名“青二代”。牧草摇曳的如画风景和苍莽奔放的大漠豪情，在他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至今回想充满感怀：“记得我小时候，国家号召国有企业技术人员支援西部建设，我父母都在地质单位工作，两人响应号召来到大西北，我也随着落户这里。”上学时，陈刚学习成绩很好，却无奈与同龄人一样，在时代大潮中上山下乡，失去宝贵的读书机会。光阴一晃许多年，终于盼来恢复高考的喜讯，陈刚考入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攻读兽医学。“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家里人也非常支持。动物不会说话，我却能给它们把病看好，这是我的本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我本科期间学习很好，毕业时各科平均达到93分，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留校。我们那一届畜牧班一共留校三名，都是各专业前三名的学生。”

带班上课、钻研业务，年轻的陈刚在三尺讲台上继续自己心爱的事业。然而，不久他就感到自己专业知识方面的匮乏。“从专业发展来讲，个人知识积累不深对未来发展有很大限制，正好1985年学校组织考试，通过的人以委培形式到北京农业大学，也就是现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我经过努力，顺利考取到北京读了四年硕士研究生。”

看似平常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给陈刚日后带来的影响非同一般，他讲起导师，家畜寄生虫学家孔繁瑶先生饱含深情：“孔先生知识面非常广，对中国古书籍很有研究，上课时随手在黑板上画的家畜例图生动清晰，写的寄生虫拉丁文名称准确无误。他的学识和教学效果，在农大和兽医学界有口皆碑。不仅校内学生爱听他的课，校外也有许多相关专业的学生选修他的课。他过去的学生有的已是教授了，孔先生的课也已听过几遍，但有时间仍去听，一方面重温他的教诲，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教学的启发。我常常一边听他讲课一边琢磨，这些知识如果换成自己该怎么讲。每每有想法就在教材上做眉批。孔先生今年年届九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很感谢他。”

1988年，陈刚硕士研究生毕业，“北京农业大学想把我留下，但我还是回来了。”1994年，陈刚再到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研究生，继续深造。毕业时，他又一次面临多种选择，“当时南方省份比内地开放，又缺博士，好几家企业邀请我过去，待遇优厚，我既可以南下，也能留京，但父亲是老革命，又叮嘱我说‘青海人民培养了你，你应该回来为青海做点贡献。’于是我最终选择回到青海畜牧兽医学院，回到青海，一直到现在。”

1997年，刚博士毕业不久的陈刚正赶上全国高校结构调整，青海畜牧兽医学院并入青海大学，于是陈刚随学校进入青海大学，成为当时青海大学唯一一名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那时整个青海省一共有三名博士，在外人看来我们挺吃香，我们三人心里清楚肩上责任有多重。”再登讲台的陈刚发现自己的变化：“我首先努力让自己讲的内容知识点突出，使学生能在课堂上消化重点，第二要把逻辑性告诉学生，让他们懂得怎样学习。大学老师的任务不光是传授知识，还有培养人才，精心培养的人才一批批走向社会，15年、20年之后，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更大。”此后17年间，陈刚跟青海大学一起经过三次大的院校调整，经历风风雨雨，中间几次出去进修，最终都还回到这里。

培养人才服务一方

身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家畜生态学会理事、中国兽医协会理事，陈刚和同行们是以农牧业为主的青藏高原上不可或缺的人。在世人眼中湖水碧波潋滟、羊群吃草悠然的大美青海，在强调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今天，有很多工作需要陈刚他们脚踏实地去做。

“我读大学时，牧区牲畜、人口数量都不是太高，因此生态问题尚未突显。改革开放后，农牧民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草场、牲畜包产到户，牲畜数量发展非常快。有的牧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草场，有的缺乏这些理念，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制定管理规划。”

陈刚是青海省海北州生态畜牧业建设联点单位负责人，几年来他带领课题组参与各级政府、生产企业和草地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政策制定和技术咨询等工作。2006年，陈刚和课题组成员通过调研分析，提出发展“有机畜牧业”，“因为牧民发展养殖，草原超载问题突出，超载对于草原而言是坏事，但是牲畜少了百姓就有意见，因此我们提出减畜不减收，在提高质量上做文章。我们在2006年提出有机畜牧业，牲畜数量下来了，但是产品质量提升，价值提升，农牧民不会减收，相当于草畜平衡，我们先后在海北、海南做了三次现场展示汇报会。课题组的教授把不同牧场和种类的动物都赶来，现场称重给牧民看，展示试点成果。下去开会有时两三天，有的只有一天。第一次在门源县开现场展示会时，时任青海省省长骆惠宁亲临现场。”在海北州召开的三次现场观摩会，让牧民们切实感受到减畜增收、科学放牧的神奇。

野外考察的艰苦，非亲历者难以想象。陈刚讲起刚刚结束的玛多调研：“下面非常艰苦，玛多是黄河源头，平均海拔4200米，高的地方4700米，每次到那里都感到头疼，走路时好像脚踩棉花一样，非常辛苦。我们从样地到住地大概七八十公里，一般早上七点半左右出发，基本天黑才能完成工作回住地。中午每人分几个馒头和一袋榨菜，外加一瓶矿泉水，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午饭。晚上回来才能吃一顿热饭，不过大家工作起来非常敬业，白天采样后晚上回来还要记录数据和录入分析。我们搞生态移民、草地保护工程时，要到县里进行调研，每次都要十天多，所有县都要走到，我是总负责。我们计划明天去河南县，那里现在有我们的有机畜牧业点和鼠害防治基地，有二十多名学生和十多位老师已经在那里调研十多天了。”

艰苦中也不乏温暖，陈刚记得，有一次他们在黄河源头村庄边取样调研，县长得知后找人为他们买来冰冻的羊肉送去，有的牧民好奇地前来围观，看到他们条件艰苦就把他们叫到家里喝一杯热奶茶，“这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后来我们再上去调研时专门带水果糖、茶砖分给他们，大家就交成朋友。”

2012年5月，在青海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青海省委提出“三区”战略，其中一项便是在未来五年中，青海要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根据2014年5月发布的青海省主体功能区规划，青海90%国土被列为限制及禁止开发区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上大学时研究寄生虫病防治，从当时和现在放牧牛羊的寄生虫病情况对比来看，总体感染比例有所降低，但虫体有所变化，而且肝吸虫病在青海这几年感染率有所上升，程度有所加深，这些年我和我们的团队也在加强对此的研究。目前我们团队中有李英博士专门研究草原蜱虫，青海要保护自然环境，提升旅游业和服务业比重，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草原旅游，草原上蜱虫非常多，因此我们申报一个蜱虫分子生物学项目，解决蜱虫传染病的问题。康宁教授负责肝吸虫病研究。一名由奥克兰大学留学归来的李希来博士主要组织草原生态方面的研究。”

相比于陈刚博士毕业时，现在青海大学已经有110多名博士，人才数量今非昔比，但他还是觉得不够，“青海大学这几年发展与青海经济发展相结合，定位于‘做强工科、做精医科、做优农科，提升经济管理学科，积极发展新兴管理学科’，人才不只止于书斋讲堂，还要服务社会民生。”不过令陈刚欣慰的是，“现在发展加快速度了。”

“青海大学注重人才建设，这么多年来引进和自身培养人才，聘请‘昆仑学者’。2013年7月，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第四任校长王光谦院士到任，他的务实作风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我们有目共睹。新的班子承前启后，2013年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申报成功，2014年学校在积极申报大学科技园，现在部分西部高校还没有建立科技园，国家对这些院校也给予充分支持，9月24日已正式获得批准。”陈刚满怀欣喜之情。

采访中，他几次提及青海大学的校训“学竞江河，志比昆仑”，三江发源地与冰雪昆仑的气魄风采，不仅是陈刚科研路上相伴的风景，更是心中不懈追求的动力。

【清华大学金融博士】推荐阅读：

清华大学王龙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