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

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共6篇）

1.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 篇一

中国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 在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何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1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

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为

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

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2.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 篇二

一、1978—1988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1978年12月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时, 行政单位会计执行的是财政部制定发布的自1966年起执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此时, 行政单位会计的特点主要是:

(1) 会计核算的对象为资金的活动, 资金的活动按照活动方向和存在形态区分成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三个种类, 其平衡关系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

(2) 资金区分成预算资金和其他资金两个种类, 两种资金采用分别平衡的方法。其中, 预算资金为纳入国家行政经费预算的资金。其他资金为除预算资金外的资金, 包括预算外资金、专项资金等。

(3) 会计记账方法采用以资金活动为主体的收付记账法。

(4) 会计核算基础采用以现金实收实付为基础的收付实现制。

(5) 主要会计报表是资金活动情况表和经费支出明细表。

以上行政单位会计的第 (1) 和第 (2) 个特点,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行政单位的主要财务管理方法。首先, 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注重资金管理。资金的活动是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的主体。其次, 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区分预算资金和其他资金实行分别管理。预算资金与其他资金之间不能相互混淆。

以上行政单位会计的第 (3) 和第 (4) 个特点,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行政单位会计记账方法的独特性以及配套遵循行政单位预算编制基础的具体做法。首先, 行政单位会计采用的收付记账法是我国独特的会计记账方法。采用这种记账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普通大众更加容易理解会计记账方法。其次, 行政单位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预算拨款。财政预算拨款的依据是经批准的行政单位预算。行政单位预算编制的基础是以现金实收实付为基础的收付实现制。为如实反映行政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 行政单位会计核算基础也采用收付实现制。以上行政单位会计的第 (5) 个特点, 是由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的对象为资金的活动所决定的, 也是由行政单位需要编制详细的经费支出预算并如实反映经费支出预算的执行情况所决定的。行政单位属于全额预算管理单位, 一般没有业务收入。按照当时的理解, 行政单位由此不需要编制收入预算。

1980年起, 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开始出现预算包干经费结余的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对行政单位预算管理方法的改革。1980年起, 我国行政单位的预算管理开始试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方法。之前行政单位长期实行的核定预算、实报实销、结余上缴的预算管理方法开始发生改变。这标志着国家开始引入经济手段来管理行政单位的财务和预算。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方法对于调动行政单位节约经费开支的积极性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行政单位会计对预算包干经费结余列入预算资金部分进行单独核算, 并在会计报表中单独反映。当时行政单位会计对新出现的预算包干经费结余的核算和反映方法, 在现行行政单位会计对收支结余的核算和反映方法中仍有体现。

1978—1988年间, 行政单位会计根据需要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改革, 但总体格局变化不大。在这一期间, 行政单位会计采用收付记账法的会计记账方法和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基础, 并采用“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的会计平衡等式, 核算预算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活动, 对预算资金和其他资金实行分别平衡的核算和反映方法。这一基本核算框架在1989年行政单位会计改革时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1989—1997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1989年起, 我国行政单位开始执行由财政部制定发布的《事业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该《事业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是在我国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和搞活的新形势下制定的。1989年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改革, 在总体上仍然保留了行政单位会计的原有格局, 只是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对一些新兴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方法作了相应地补充规定, 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行政单位会计的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1989年起行政单位会计新出现的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主要有:

(1) 抵支收入业务。将抵支收入作为一种预算资金来源单独核算。

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近10年后, 行政单位的经济活动得到了搞活, 预算外资金的数额较快增长。资料显示, 1982年, 我国财政预算外资金总收入为802.74亿元;1988年, 财政预算外资金总收入为2360.77亿元。为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经财政部门同意, 行政单位可以将一部分预算外资金收支抵充预算资金收支。由此, 行政单位会计就有了抵支收入的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抵支收入核算内容的出现, 是现行行政单位会计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筹管理、统一核算的先兆。

(2) 预算外资金在上、下级单位间的调剂业务。对预算外资金在上、下级单位间的调剂业务进行单独核算。

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近10年后, 随着行政单位经济活动的搞活, 行政单位与其上、下级单位间的预算外资金调剂业务逐渐增多。于是, 行政单位会计就有了诸如下级上交收入、上交上级支出等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对预算外资金在上、下级单位间的调剂业务进行单独核算, 这为以后行政单位进一步理清与所属单位的财务关系, 尤其是与所办经济实体在财务上脱勾, 提供了基本信息资料。

1989—1997年间, 行政单位会计根据经济活动内容和财务管理方法发展的需要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改革, 如与设置专用基金相配套的改革等。总体来看, 在这一期间, 行政单位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财务管理的方法进一步灵活多样, 行政单位会计核算方法随之得到了配套发展。尽管如此, 在这一期间, 行政单位会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具体业务会计处理方法的配套发展, 行政单位会计的原有基本核算框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基本理论体系的内容也还没有建立起来。

三、1998—2008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1.1998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1998年起, 我国行政单位开始执行由财政部制定发布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该《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是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发布的。1998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 使我国改革开放后保持了近20年的行政单位会计基本核算框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行政单位会计的基本理论体系也有了初步的内容。1998年行政单位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内容主要有:

(1) 确定了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的10个一般原则。它们是:客观性、适应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收付实现制、专款专用、清晰性、实际成本和重要性。

(2) 确立了行政单位的会计主体地位, 将行政单位的会计核算对象划分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五个会计要素。会计平衡等式采用“资产-负债=净资产”的形式。

(3) 对预算内、外资金实行统一核算、综合平衡的方法。

(4) 会计记账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借贷记账法。 (5) 主要会计报表是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以上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是在我国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进行的。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 我国的企业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了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以及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改革, 强烈地推动了行政单位会计改革。行政单位会计充分借鉴企业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的成果, 并结合自身经济活动和财务管理的特点, 总结出了以上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的10个一般原则。这是我国行政单位会计理论研究走出的重要一步, 它标志着我国行政单位会计理论开始有了初步的内容。

随着行政单位独立经济责任主体观念的不断强化, 行政单位会计核算的主体也由原先的资金活动改变成了作为法人组织的行政单位本身。行政单位新的会计平衡等式“资产-负债=净资产”也由此确立, 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这两张主要会计报表也随之形成。将行政单位的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单位预算, 实行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是1998年行政单位预算管理方法的重要改变。为适应这一重要改变, 行政单位会计开始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一核算、综合平衡的方法。行政单位会计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借贷记账法。这使得国内的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企业会计在记账方法上得到了统一, 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行政单位会计与国外的政府会计在记账方法上有了共同语言。

1998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单位会计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1999—2008年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1999—2008年间, 我国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行政单位会计作为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技术性工作, 由此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 并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在这一期间, 行政单位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内容主要有:

(1) 配合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分别核算行政单位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我国自2000年起政府预算开始试编部门预算。部门预算将一个部门的各项收支全部纳入其中, 实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的目标。部门预算将支出预算区分成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两个种类。基本支出预算实行优先保障、各部门间基本公平的管理原则。项目支出预算实行项目评估并按轻重缓急排序、按序支持、追踪问效的管理原则。部门预算对于行政单位加强各项收支的综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至2005年底, 部门预算在全国得到了普遍推广。为配合部门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 行政单位会计在核算各项支出时, 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别组织核算。

(2) 配合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适时确认行政单位的拨入经费和经费支出。

我国自2001年起开始对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具体做法为各项财政收入直接缴入财政国库, 各项财政支出直接从财政国库支付到供应商或收款人。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于减少财政资金收付的中间环节、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至2005年间, 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为配合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 行政单位会计在收到财政直接支付通知书时同时确认拨入经费和经费支出, 从而出现了无财政经费流入的拨入经费确认和无财政经费流出的经费支出确认的行政单位收支确认新方法。根据规定, 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不改变行政单位的财务和会计主体地位。

1999—2008年间, 行政单位会计根据需要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改革, 如与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配套改革等。总体来看, 在这一期间, 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需要。1998年确立起来的行政单位会计基本核算框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四、行政单位会计改革与发展30年的主要经验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行政单位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历程, 可以对行政单位会计改革与发展30年来取得的主要经验概括成如下两个方面:

(1) 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应当紧密与行政单位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相结合, 并与财政国库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相结合。

行政单位的财务和预算管理决定了行政单位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向。尤其是行政单位的预算, 属于法定预算和固定预算, 行政单位应当严格遵照执行。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行政单位的预算管理从预算管理方法来看, 经历了“核定预算、实报实销、结余上缴” (1978—1979年) 、“经费包干、结余留用” (1980—1997年) 、“定额定项拨款、超支不补、结余留用” (1998—2008年)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从预算编制涉及的资金范围来看, 经历了只对预算内资金编制预算、预算外资金总体不纳入预算编制范围 (1978—1997年) 、将一部分预算外资金调入预算内编制预算 (1989—1997年) 、对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统筹编制预算 (1998—2008年)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 经历了只编制笼统的行政经费支出预算 (1978—1999年) 、分别编制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 (2000年部门预算改革后至2008年间)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从钱财管理和实物管理的侧重点来看, 经历了重视钱财管理、轻视实物管理 (改革开放后10多年内) 、同时重视钱财管理和实物管理 (改革开放10多年后尤其是2006年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发布实施后)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从货币资金的财务管理来看, 经历了存在大量货币资金的收支、转拨和管理业务 (1978—2000年) 、货币资金的收支、转拨和管理业务大幅度减少 (2001年开始建立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后)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从往来款项的财务管理来看, 经历了往来款项管理业务简单 (改革开放初期) 、往来款项管理业务复杂 (改革开放和搞活时期) 、往来款项管理业务回复到简单 (1990年开始制止行政单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及行政单位与所办经济实体财务脱钩等一系列政策实施后) 的改革和发展过程。

以上行政单位财务和预算管理改革和发展的过程, 综合地体现了国家对行政单位经济活动管理手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 即从单纯的行政手段到逐渐并较多地引入经济手段, 再到同时利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过程。行政单位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每一次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行政单位会计提供的配套支持。与此同时, 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也都在推动行政单位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到体现。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应当与行政单位财务和预算管理以及财政国库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2) 行政单位会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应当遵循行政单位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 而不能完全依附于行政单位的财务、预算和财政国库管理。

行政单位会计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不完全附属于行政单位财务、行政单位预算以及财政国库管理等学科。改革开放30年来, 行政单位会计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 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1978—1997年, 行政单位会计将应缴预算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反映;1998—2008年, 行政单位会计将应缴预算收入作为负债反映。由此, 应缴预算收入的本质内容得到了正确地反映。1998年, 行政单位会计第一次概括出了客观性、适应性等10个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这是行政单位会计特有的基本理论的内容。1978—2005年, 行政单位会计核算应付工资的内容;2006—2008年, 行政单位会计核算应付工资的内容, 这使得行政单位职工工资支付业务的发生情况得到了全面地反映。1978—1997年, 行政单位会计的信息体系反映在资金活动情况表等会计报表中;1998—2008年, 行政单位会计的信息体系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中。

1998年, 我国行政单位会计改革时, 分别为行政单位制定了《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并将行政单位的会计规范称为《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而不称为《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这是经过认真、细致地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其中体现了行政单位会计、行政单位财务、行政单位预算需要进行适当分离并各自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认识。由此, 行政单位会计开始更加关注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会计信息的技术方法。行政单位财务开始更加关注对收入、支出、财产物资、往来款项、资金结算等财务活动内容的管理方法。行政单位预算开始更加关注对未来经济活动及其资金需求的预测和估算方法。实践证明, 行政单位会计融合了财政、预算、财务、会计等学科的基本内容, 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应当遵循行政单位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 不能完全依附于行政单位的财务、预算和财政国库管理。

五、行政单位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 行政单位会计将在改革中进一步向前发展, 具体将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两个方面同时进一步向前发展。

(1) 行政单位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行政单位会计基本理论体系将逐步形成。

具体将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已经确定的10个会计核算一般原则的内容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例如, 现行客观性原则强调客观反映收支情况及其结果, 但行政单位的经济活动显然不仅局限于收支活动, 还有各种往来款项结算活动等。再如, 现行收付实现制原则使会计信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显然其信息意义很小。另一方面, 除已经确定的会计核算的10个一般原则外的其他行政单位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例如, 行政单位会计的环境假设、信息使用者及其信息需求、财务报告目标、会计要素等基本理论的内容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再如, 行政单位会计与政府会计的关系、行政单位会计与财政总预算会计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随着行政单位会计基本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行政单位会计基本理论体系将逐步形成。

(2) 行政单位会计基本方法将更加灵活和完善, 行政单位会计信息系统将提供更加多样有用的会计信息。

3.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三

忆往昔，1978年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这三十多个春秋来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一个活在当代社会下的学生，又该如何来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生的变迁呢。改革开放的是非功过，也不是我一人一言能够评定。让我们来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事件，小议这些事件的历史影响。

1978年，我国的科技与教育迎来了“文革浩劫”后的第一个春天，其中最为突出也是对现在影响最为重大是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这表明在世界形势急剧改变的当下中国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外交政策，以更好的姿态与外国交流，融入世界。在这年，中国的第一部涉外经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应时而出台。

1980年，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这体现了中国不仅在政治上与外国联系加强，在体育上也是。

1981年或许是能首次确切体现改革开放成果的一年。在那年，商业发展迅速，个体户数量急剧提升，人们不在局限于耕地务农。在内部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拨乱反正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果。同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由这些事件表明，“解放思想”之风让人们思想开放，也有了更高的判断力。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4月8日我国首次发射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这体现了我国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潮流，重视在太空及微观物理科技领域的发展，但也不得不说由于建国后的几次混乱而导致我国在高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世界，而这个差距在今天看来仍是较大的。

1986年，2月1日，中国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20日，卫星定点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同年国家实施了“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国家科技发展朝更高层次进军。

1987年，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赵紫阳先生所作的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该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给中国在形势日新月异的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1988年，在该年，邓小平在外访问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理论。同年也确立了科技改革的主要任务。这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文化、军事、科技、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交，在文化创作方面也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军事上兵种齐全、高科技武器也相继研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北京亚运会，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

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后的四年，即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时发表了对迄今影响重大的谈话，该谈话再次强调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并否认了利用市场派属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值得在此另外一提的是从1985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医疗卫生系统也开启了改革的历程。但于1992年，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并施行。此次的改革，站在人民的角度，重视人民的便利。并于92年后，医疗改革之风盛行，不断适应社会与人民的需要，但直至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

分属于世人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中三峡水库就是在1994年正式开工。也因为该工程，在后来陆陆续续移民几十万人。近年来，三峡水库也是屡现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它的重要作用。它的建立对我国是利是弊还需时间验证。

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举行，会上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个提议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为适应社会发展作出改变。

谈到1997年，我想中国的人民都会不由自主想到“香港回归”。“香港回归”对于全中国而言意义非凡。若不是我国综合国力强大，地位上升，又怎可让英国返回领土。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到97年香港回归，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呈现冉冉上升的状态。

1999年，澳门回归，意味着我国朝统一的事业又迈进了一步。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北京赢得08年奥运会主办权。

2003年，“非典”疫情在我国境内肆虐。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遭受的损失不可小觑。在防治“非典”疫情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2004年，世界首条商业运行的磁悬浮列车于上海投入运行。该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刘翔在田径男子110米跨栏项目中打破奥运会纪录，取下中国第一块男子田径奥运会金牌。并且在这一年的人大会议上，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正式入宪。

2006年，我国农民告别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从这几年事件上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

2007年，又是一部关于民生的法律出台——《物权法》。并于该年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写入党章。

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对于国人来说，也是经历大悲大喜的一年。1月新年之际，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席卷南方。然今年上天对中国的考验还没有完毕，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爆发八级特大地震。成千上万的生命因这突发灾难而消逝，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但在这种局势下，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仍成功举行，我国体育代表团在运动会上取得佳绩。

4.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 篇四

关键词：改革开放；成就；存在的问题；

1978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新的伟大的革命不仅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而且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1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下，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 年的600 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 年的24.66 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 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国的GDP 仍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并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 也由1978 年不足100

美元上升到2007 年的2 200 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2】。三峡工程，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青藏铁路，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铁路；火车第六次提速，奥运场馆建设，国家大剧院落成，2008 年奥运的成功举办，2010年的世博会的精彩呈现，都显示了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有吸引力。民主法治建设进步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票证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缚起来； 那时没有法治，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平民百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集体领导取代了个人专断；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政协、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3】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社会渐趋稳定和谐。

3文化体育繁荣昌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稳步发展，1983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 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 万名；而到2007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 010 万，录取新生达567 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也使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1984 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28 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2004 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 枚，位列金牌榜第二位；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51金21 银28 铜，获金牌榜第一名。刚刚结束的2010年亚运会，我国更是以199枚的金牌总数，稳居第一。

4民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 亿下降到2 148 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 年占农村总人口的30.7%下降到2007 年的1.6%。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25 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联合国2008 年发展目标报告中称，中国通过深入有效的扶贫措施，已经提前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的，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4】。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人男女寿命分别达到71岁和74岁，比1978年提高了4岁多。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参加

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293亿、1.405亿和1.035亿（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9月27日报道）；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农村的新农合制度也发展的如火如荼。

二 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发展中公平与效率本末倒置。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针。邓小平之所以没强调以公平为前提，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公平的制度。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人人平等、公平乃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不需要加以强调。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却逐渐远离了这个方针的主旨。“一部分人先富”做到了，却未能“带动后富”。一部分人在更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变得更穷。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逐年攀升，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虽然促进了发展，却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亟待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要加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官员的服务意识。在行政部门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政府要主动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环境问题突出。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根据2005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危机》报告：目前火电厂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大户，占到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国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全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40万公顷，造成大量土地破坏和移民搬迁；全国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计堆存30多亿吨，占地超过15万亩；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有18家建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是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

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3～10倍； 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5】追求片面发展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改革不全面。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迁徙自由本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却得到了限制。诚然，实行户籍制度是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考虑，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更好的发展。然而，除了户籍制度，难道没有更好管理方式吗？就像是计划生育一样，日本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密度也远大于我国，日本的发展也很成功。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发展是为了人民。在民主化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户籍制度急需改革。

三十年的激荡改革，成绩斐然，暴露的问题也很多。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 2-1 9（1）.【2】魏杰.30

2008/10 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变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J].理论前沿，【3】【5】胡星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兼论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J】 《社会科学论坛》2008/11

5.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 篇五

[摘要]：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与城市改革的兴起，电视剧便参与当代文化的“城市叙述”，开始了“城市想象”，当然，电视剧的“城市想象”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动，早期的“城市叙述”注重宏大叙事，“改革”、“现代化”是基本主题；但随着社会继续变革，世俗化的“城市叙述”兴起；而随着城市 发展，一些电视剧越来越倾向于虚构一个“城市传奇”。本文即通过一些电视剧的典型文本，描述从一部“现代化认同”，转变为“世俗化认同”，进而再走向“ 历史 传奇”的电视剧城市叙述史。

1984年，中国 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章中，也强调“改革要从 农村 转到城市”。[1]

《决定》的意义堪比1978年启动农村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从此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上海、大连等城市首先“开放”，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后，中国城市人口从1978年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到1999年，全国城市数共667个左右，200万以上的有13个，100万到200万的人口24个，50万到100万的49个，20万到50万人的城市达216个。[2]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文化也相应地发达了，报纸、广告和都市电影开始迅速发展，繁华城市变成了一个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大熔炉，“各种特殊文化引人入胜的视觉形象和风格并没有消失，不止是民族语言、民族传说、音乐 和舞蹈的民族风格，而这一切现在都经过了大都市的这种严峻勘验，它在重要的事实方面不止是大熔炉，而是一个本身紧张的、爱视觉上和语言上令人兴奋的过程，从中出现了各种异常新颖的形式。”[3]这个“大熔炉”为各种“异常新颖的形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城市本身成为 艺术 创新的资源，新兴的中国大陆电视剧也很快把目光转向了城市，有学者甚至认为在1989年前后，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便已经退居边缘位置，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些夸张，因为乡村题材的电视剧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占据了主导潮流。但20世纪80年代早期，《庄园之梦》、《血疑》和《上海滩》等欧美、日本和香港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的流行，让大陆观众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乡村社会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文化。

其实，电视媒体本来就和城市生活密切关联，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城市的最初认识、想象便是来自于电视广告和电视剧，日本《血疑》让乡村观众在热烈向往大都市的同时，也深刻感受了“城市病”。在苏州作家朱文颖的一篇小说《水姻缘》中，女主角沈小红结婚前曾对未来生活有一段“美好设想”，而这种美妙设想便来源于电视：“沈小红对自己的婚姻有过一些想象。她的这些想象多半是从电视广告里得来的。很大的房子，雪白的窗帘被风吹起来。身穿白裙的漂亮主妇笑着忙里忙外。然后楼下传来了汽车喇叭声，是成功的西装革履的丈夫，手里拿着一件礼物。”[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城市的街道、商店、楼宇、风景和故事越来越为观众所熟悉，大陆电视剧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想象”，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电视对于城市的想象方式是不同的，早期的“城市想象”怀着一种“现代化”的憧憬，“现代化认同”是这一时期城市电视剧的主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少小说开始摆脱“现代化”的宏大主题，转而描写平庸的“日常生活”，“世俗主义”的城市故事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不过，近年来，在电视剧的城市叙事中，除了大量城市世俗故事之外，还有一种更个人化的电视剧类型，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城市传奇”，这类电视剧追求一种现实和世俗之外的“传奇故事”。

一、《乔厂长上任记》：城市改革与“现代化叙事”

1980年电视剧在中国还没有普遍，但是一部反映工厂改革的小说和电视剧却引起了轰动。1979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它恰逢其时地塑造了一位工厂改革家乔光朴，这位改革家辞职，离开政府机关“能上能下”的经理职位，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目的是要使得电机厂面貌一新。“小说的引子”是乔光朴一次开会的“发言记录”，这个“发言记录”大谈“现代化”，“现代化”可以说是这篇小说出现频率最早的词汇了，并且，乔光朴将“现代化”和时间紧紧连在一起“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八到十年内完成。„„”“现代化”是主人公奋发向上的动力，甚至和个人命运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像李欧梵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评价一样，《乔厂长上任记》“对个人的信念与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种着眼于使民族富强的目的。”[5]

不错，我对电机厂是有感情的。象电机厂这样的 企业 如果老是一副烂摊于，国家的现代化将成为画饼。我们搞的这一行是现代化的发动机，而大型骨干企业又是国家的台柱子。搞好了有功，不比打江山的功小；搞不好有罪，也不比叛党卖国的罪小。过去打仗也好，现在搞 工业 也好，我都不喜欢站在旁边打边鼓，而喜欢当主角，不管我将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趁现在精力还达得到，赶紧抓挠儿年。

小说在1980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同样引起巨大反响，电视剧中的乔光朴由著名话剧和电影演员李默然扮演，而这也是中国大陆最早涉及到城市改革题材的电视剧。无论是在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中，“现代化”被看作是唯一合理目标，可悖论的是，“现代化”并不能立刻实现，它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但改革总是指向未来，它本身是否正确实际无法证明。于是在小说和电视剧中，改革的正确性是通过乔光朴的行动来体现，主人公乔光朴扮演着一个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改革者”形象——一位“卡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他领导着改革，做事果断，胸有成竹，并对未来了如指掌，他所设想的“改革方案”，总是符合未来需要。但如果仔细深究电视剧和小说文本就会发现，这位“卡里斯玛型”的改革者必须手握大权，独断专行，才可以实施改革方案，“改革”是否成功，也取决于他所掌握的权力大小，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即使他再有想法，也绝不可能实现改革目标。所以在电视剧中，这位改革者不仅是领导，而且年龄也已经52岁，而李默然扮演的乔光朴在电视剧里看上去起码60岁，这样的年龄选择，似乎是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的隐喻。

这篇小说和电视剧引发了“改革叙事”的风潮，1980-1986年间，出现了大量类似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这些题材按此“宏大叙事”逻辑展开，通过一个车间、一个工厂和一个城市，反映整个城市和社会的变化是这类题材的共同叙事模式，故事的基本结构通常是这样组成：一位颇有抱负的“卡里斯玛型”新领导到达“新工厂”、“新单位”，他立刻发现这个工厂存在官僚作风浓厚、组织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等现象，他便带领同道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势必碰到一批代表旧势力阶层的阻挡，于是故事便围绕着双方斗争的展开。如《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和冀申的斗争是“故事主线”，最终结果 自然 总是“改革派”获得胜利，“保守派”虽然也是权力阶层，但由于不能代表“未来方向”，势必会失败。

像许多研究者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叙事结构并没有超越文革时“阶级叙事”的思维模式，“两派对立”仍然是故事的基本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作家和导演仍然电视剧和小说当作是一种宣传工具，电视和小说成了 政治 的“传声筒”，它们对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了一种简单图解，他们简单地认同宏大的“现代化叙事”逻辑，按此逻辑塑造人物，所塑造的人物也只能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乔厂长上任记》的原作者蒋子龙后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指出，当时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改革捆绑在一起。

1986年，根据柯云路小说《新星》改编的12集电视连续剧《新星》，仍然延续了这一“宏大叙事”，这个电视剧甚至成为了当年的收视率冠军，这部电视剧继续宣扬“改革”，但与《乔厂长上任记》稍有些不同，这部电视剧对改革似乎有一点犹豫，这种犹豫通过周里京塑造的“改革者”李向南生动地体现出来，李向南是一位县委书记，自然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可他虽然比乔光朴年轻，声音和气势却都比不上乔光朴，他甚至有些犹豫不决，而且这位改革者身边还多了一个“红颜知己”，所以这位改革家一方面要与官僚派斗争，而且还要腾出精力处理男女情事，这部电视剧因此有了后来都市通俗剧的诸种因素，初步形成了“才子佳人”的通俗剧模式。李向南的红颜知己倒外向开朗，弄得李向南经常提醒她注意场合，处理好她与自己之间的男女关系，以及学会认识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这位县委书记显然没有了“乔光朴”那种雷厉风行、无所畏惧的风采，他的“改革”有点缩手缩脚了。总之，“改革者形象”发生了微妙变化，似乎不那么高大伟岸和局高临下了。其实，这种变化说明了电视剧的导演意识到“现代化”并不是乔光朴几句震耳欲聋的“改革话语”就能解决问题，城市和社会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城市、社会一开始就与现代化不完全协调。

而1997年由武汉艺术中心摄制的19集电视剧《车间主任》仍然是“改革主题”的延续，但剧中的主人公段启明，虽然也是个车间主任，但其领袖气质比乔光朴、李向南要逊色许多，他不再扮演一个工厂、城市和整个社会的“救世主”，他只是城市底层的一个普通工人，自身都面临重重危机，中国城市和社会改革的复杂性却正是通过这个底层车间显示出来，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城市底层的物质和精神困境、个人与城市的紧张关系都开始显示出来了，总之，乔光朴扫荡一切的改革场面不复存在了。

其实，很早就有人对一味“现代化”主题和城市改革的宏伟目标感到忧虑，在1987年前后，这种忧虑已开始转变为对于改革、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主题的抵抗，“世俗叙事”日益成为电视剧“城市叙述”最主要的潮流。

二、《渴望》：“市民剧”的“世俗叙事”

城市的“世俗叙事”兴起于1987年前后，其实和现代化历程也相关，1987年前后，中国的社会改革正进入比较关键时期，政治上社会动荡，学生运动不断，经济上物价飞涨、普通市民的生活举步维艰，1988年成为1950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一年，这一年上海、贵州和云南等地都出现了“抢购潮”。[6]国家在经济上的危机使得社会矛盾重重，日常和底层生活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话题，例如当时的一份文化杂志《上海文学》在1987年第6期发表了这样的“编者的话”：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关心自己周围的日常生活：工厂班组会上的争论，乡镇企业里穿梭往来的经济联系„„[7]

这份杂志的“编者”号召作家们放弃“现代化大叙事”，关注日常和底层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兴起了一股“新写实主义”写作潮流，出现了《不谈爱情》、《风景》、《机关轶事》、《顾氏传人》、《一地鸡毛》等反映琐碎生活的故事。

电视剧当时也深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对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转而开始关注城市的“日常生活”。这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主体对于“现代化”认识的加深，“现代化”并没有带来一切，随着改革深入展开，矛盾反而越积越深。城市越来越繁华美丽，但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却似乎没有太大改变，甚至改革让许多人失去了饭碗，丰富的城市物质文明可以说是“烦恼人生”的根源。正是在此背景下，1987年江苏电视台不失时机地拍摄了一部百集电视系列剧《秦淮人家》，电视镜头远离了改革、现代化和政治主题，而是对准普通江南城市民宅中的日常生活，每集开头均用长镜头，俯拍秦淮河边江南传统的城市民居，讲述生活在这些房子中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不过，在对世俗生活关注的电视剧中，产生更大影响的是后来的《渴望》（1990）。

1990年冬天，由鲁晓威、赵宝刚等人导演的《渴望》播出，这部国内第一部大型通俗室内剧或许出乎导演的预料，引起了空前反响，据说“许多城市在该剧播出时间内，街上行人稀少，影院门可罗雀；有的工厂因为职工要回家看《渴望》，厂方竟改变了作息时间”，[8]可见这部电视剧影响之大，主要原因大概是这部电视剧改变了以往影视一贯的“宏大叙事”思维，尽管这个电视剧也涉及到政治事件，但政治事件只是故事的“引子”，电视剧真正关注的是普通市民的世俗生活，强调普通市民生活的合理性，是这个连续剧的基本主题，电视剧的“世俗认同”通过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的冲突来实现，这是五四以来城市通俗剧的一般模式，只不过，五四以来的城市通俗话剧和通俗电影的主题，往往是批判庸俗的“市民生活”，但《渴望》相反，选择了“市民立场”，剧中的女主角刘慧芳是普通市民的样板，她没有高深的文化知识，可她勤劳善良，任劳任怨；而她丈夫的姐姐王亚茹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这个知识分子处处看不起“小市民”，虽然刘慧芳曾经帮助过她的一家，但她还是想尽种种办法让大学生弟弟王沪生离开这个“小市民妻子”。整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冲突中展开，冲突的结果自然是“小市民”获胜，刘慧芳，这个善良的“小市民”，不仅在电视剧中有宋大成等人的关心、帮助，而且她也赢得了电视观众的心，以至成了现实市民“理想妻子”的典范。这个城市的日常景观也随着故事徐徐展开，工厂和家庭，尤其是家庭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主要风景，它是市民最主要的生活场所。正是通过这部电视，普通观众或许第一次认真地观察和打量着自己的世界，这个城市也不再像《血疑》、《上海滩》中的“东京”、“上海”那么遥远、陌生，它变得亲切、可近，仿佛就是观众自己的“城市”。

《渴望》的成功催生了更多的“市民题材”，陆续出现《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世俗电视剧，这些电视剧都受到了《渴望》的影响，以日常生活为主题，认同普通市民生活。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城市“世俗叙述”占据了主导位置，因此在电视剧中，城市越来越成为普通凡人的天下。但在随后的《双面胶》、《娘家婆家》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电视剧中，虽然这些故事延续了《渴望》的世俗叙事，讲述城市里普通男女的故事，但与《渴望》相比，“市民形象”却有了很大变化，刘慧芳虽然是小市民，但她性格善良、朴素，是“好人”，电视剧中其他的市民尽管有各种缺点，但总体上都还不是“坏人”。可在《双面胶》、《娘家婆家》等故事中，电视剧中的大多“市民形象”却很糟糕，许多市民庸俗不堪，粗俗势利，是一些彻底的“小市侩”，《娘家婆家》中的“婆婆”便是典型，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繁华城市也藏污纳垢，普通的“市民家庭”因此也失去了《渴望》的那种朴实、温馨，人们被金钱、利益所诱惑，“日常家庭”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城市日常空间，甚至成为一个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战场”，而《渴望》虽也抵抗城市改革的“宏大叙事”，但对市民生活却充满了向往。

不过，2007年的电视剧《金婚》又回归了《渴望》的“世俗认同”，这部由郑晓龙导演，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城市故事，描绘了北京一对普通市民几十年的日常生活历程，电视剧用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讲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经历，当然，这个历史不是“宏大历史”，而是日常生活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卷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城市的中心话题是吃饭、聊天、恋爱这些日常琐事。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人物都是点缀着历史，但在《金婚》之中，历史却点缀着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漫长而短暂的五十年，历史虽不断变化，“反右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令人眼花缭乱，但城市日常生活的本质并没有变，柴米油盐、一日三餐是普通家庭永远的主题，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为其奔波，既有快乐，也有烦恼。日复一日，这样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日常风景，竟然也有了美感和历史意味，当电视剧中主人公佟志用四川方言说出另外一个时代的日常词汇时，不得不让人对历史本身产生了怀旧，整个城市在此“世俗叙述”之中，展现了独特的魅力，破旧的工人宿舍、简单的家庭布置、没经过修茸的公园、广播里的流行音乐和大街上的自行车，这都是不同时期的城市风景，而正是这些日常的、普通的城市风景，打动了当代的城市观众。

6.浅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 篇六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