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共11篇）

1.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篇一

随着去年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和谐成为整个大家深刻探讨的一个问题，其内容包括很多，既包括法制与民主、社会分配与贫富差距、发展与环保等硬性的问题，也包括社会发展动力、民族文化传承、社会道德与信仰等软性的问题，笔者不久前在山东省内走过不少城市，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和谐之类的标语，比如山东精神是“诚信、创新、和谐”；很多企业也开始引入“和谐”的发展理念，有一次一个企业的总经理跟笔者交流，也希望把“和谐”的理念引入企业的价值观，有的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和谐式管理”的企业理念，但究竟和谐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会往哪里走？却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不能深刻地去理解“和谐”的含义，而是人云亦云，那么就很难真正地去实现和谐的目标，也无法去推动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和谐是什么含义。

对于和谐的定义有很多， 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对和谐社会的确切定义。

如果通俗地来理解“和谐”，笔者认为，企业要做到和谐的境界，就不仅要“和”，还要“谐”。

“和”由“禾”与“口”组成，说的是让大家都有饭吃才能“和”。企业的文化建设，先要解决物质基础问题，先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并由此引发出企业对员工业绩的评价、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才能让大家踏踏实实与和和气气地工作，说到底，企业的文化建设，不能回避价值评价和利益分配问题，这是物质基础。

“谐”由“皆”与“言”组成，说的是让大家都能发表意见与建议才能“谐”。有些企业的文化建设，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由高管提出，希望员工都百分之百的执行，而且在企业日常管理中，忽略了员工的需求和意见，结果导致领导高高在上、文化浮在表面的现象。没有任何企业是完美的，企业关注的是员工的业绩，而员工关注的是自己个人价值的提升和个人需求的满足，所以如果企业只是关注业绩而忽略了员工的需求，那么员工的情绪就会堆积，这样的不满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那个时候往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抚平，甚至已经严重破坏了公司氛围，弄得两败俱伤。所以，要让企业“和谐”，就必然要让大家有说话和提意见的权利，有正常沟通的渠道，否则就无法和谐，

二、“和谐”的概念是怎么来的。

和谐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包含两个意思，一为“和”，一为“合”，“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

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儒家思想对“和”非常重视，这里的“和”主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睦、和谐、和平，并以此来构建“家和万事兴”的局面。但如何才能达成“和”呢？这就要依靠“礼”，“礼”是儒家的重要价值观，实质上是孔子所描绘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要求用道德感化世人、用礼仪规范大家的行为。“礼”是儒家设计的政治秩序，大家都“克己复礼”，则即达到了“仁”的境界。“和”与“礼”，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基础，相辅相成，“礼”要符合“和”的原则和精神，而“和”则是维持“礼”稳定的重要手段。

另外，儒家“合”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天人合一”来体现，“天人合一”反映了儒家提倡人与自然、天道等和谐相处的思想，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里的“天”主要有两种含义，既包括自然、宇宙、星辰等具体的天，也包括天道、神灵、义理、皇权等抽象的天，虽然对天人合一的解释很多，但“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意思都是人与天是相通的，最终都归为“德”。比如我们中国人说“天地良心”，其实说的就是天与人一样，都是有良心、有道德的。儒家告诉我们，既然天与人一样也有性格、通天理的方法是感应，即用人的心灵去体会自然、天道的心灵，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感性、注重直觉，中国的诗词、字画都讲求意境，但西方人的思维是理性、现实的，他们更注重逻辑、写实。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有进步意义，但也饱受争议，因为过于注重人对自然的感应和人对自然的顺从，必然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好奇与征服欲望，“形而上”的文化传统，让我们的文化比较“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和谐思想虽然有很多精华的地方，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提倡和谐，可以增强组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企业氛围，但也不要形成企业内部的一团和气，回避矛盾，这样反而违背了和谐管理的真正内涵。

高明的企业管理者，要做到和谐管理，就必然要用哲学的思想对企业管理中的矛盾进行系统思考。笔者人物，要建立和谐管理，必然要处理好企业管理中的五大矛盾。

2.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篇二

一、当前人们对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理解

实际上,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已经非常深刻, 随着几千年的发展, 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仅仅就描述理想社会来看, 《札记·礼运》要比《论语》要更加的系统和科学。这从“大同”说可以得到明确的表现, 它将儒者的社会理想完全表露在读者的面前, 就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今天我们再来品味这篇文章的时候, 仍然能够感觉到它是描述美好社会当中最为优美动人和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它道明了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些要素, 比方说物质生活的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 强调人们品德的无私和纯洁、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睦, 以及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事实上, 这并非和谐社会的完整描述, 它是存在缺陷的。实践表明, 和谐的价值大大超过实力增长的价值。在《论语》中的一段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这种观点在后来无论是宋明理学家还是两汉哲学家那里都名言实质性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这不是说社会哲学的见解都是一模一样的, 即以和谐为取向的。除了主流传统以外, 还有一些非主流传统, 主要是法家 (代表为北宋的王安石, 南宋的陈亮、叶适, 明代的李贽以及清朝的颜元) 。在这种非主流的观念下,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和谐的价值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二、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会是现代研究的必然趋势

就目前而言, 虽然儒家思想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挑战, 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和谐取向仍然是中国的主流思想, 因为它能够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 换一句话说, 在传统社会当中, 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根源根深蒂固。它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普遍性理解。而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优良生活, 传统社会的人们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看法迥异。在现代人看来, 好的生活首先就应该是物质充足 (至少是衣食无忧) 。而传统的观念就是丰衣足食, 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即可。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 是由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直接决定的。当然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 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由于环境比较闭塞, 发展比较缓慢而已。在这种条件下, 低下、保守的生活预期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除此之外, 导致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 (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人们的想法是有很大差异的) 。哲学家不但要表达社会公众的生活理想, 还要对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精准的判断, 因为如何维护自身安全是每一个国家 (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 最为关心的问题。要注意到的是, 在古人对“国家”的理解中, 比方说孟子, 它始终认为, 国家内部的安定要比实力的增长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 伦理道德可以转化为国家的实力, 决定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道义, 而不是军事实力。所谓“仁者无敌”就是对其进行的一个充分表达。这些观点后来成为儒家学者的基本信条。而儒家的这一系列观点, 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仁者无敌”这种观点就是迂腐。

三、总结语

综上所述, 现代人已经意识到, 以往的改朝换代比起当前的危机, 二者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大背景和思想观念下, “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而且成为评估所有理论和观念的基本尺度, 当然也包括了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本身。鉴于此, 我们应当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从而清晰地明白我们前进的方向, 并且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 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当前而言, 在没有完全消除增长取向社会哲学的社会根源以前, 如果我们过高地奢望和谐, 只会被现实所愚弄。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到了19世纪后半期, 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就逐渐被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所取代, 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哲学正式实现了转型, 但是在转型过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将会对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理解进行阐述, 并且对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希望能够为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何惠平.传统儒家和谐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探讨[D].中国哲学, 2010.

3.关于和谐文化的哲学思考 篇三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023-04

“和”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

和谐文化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而且是一种哲学思维、哲学思考、哲学方式。当代中国哲学关于和谐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位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看，1949年以来比较集中的有代表性的讨论主要有三次：1964年由杨献珍讲课的相关内容而引发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争，1990年由冯友兰发表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有关论述引发的关于“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的讨论，2004年前后由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引发的关于矛盾论与和谐论、矛盾论思维方式与和谐论思维方式的思考与探讨。本文的论述将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1964年5月到1965年6月，我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矛盾到底是一分为二的，还是合二而一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到底谁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这场论战是围绕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规律展开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初步接触到了关于矛盾与和谐的认识问题。只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认识水平，具体的表述不是“和”，而是“合”。

我们知道，“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借用古语对矛盾现象的一种通俗表达。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963年12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克思时代直至当时的历史发展。这篇报告恰好是在毛泽东诞辰70周年时公开发表的，显然，它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对于“一分为二”这个命题，并没有产生多少分歧，问题是在后来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个命题上。明代学者方以智在《东西均》中已经表达了关于“合二而一”的思想。但是导致1964年论战的“合二而一”则是杨献珍提出的。他关于“合二而一”的阐述，经历了一个过程。

1962年11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以《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为题，给党校学员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强调要尊重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要尊重辩证法反对片面性。他提出，快与慢，缓与急，劳与逸，苦战与休整，都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抓住一头，丢掉一头，就是片面性，就是破坏了对立统一的规律。他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其公式是：是-是，否-否，休整-休整，苦战-苦战，联合-联合，斗争-斗争。辩证法则是对立面的统一，其公式是：是-否，否-是，休整-苦战，苦战-休整，联合-斗争，斗争-联合。这些论述，为提出“合二而一”做了准备。

1963年11月11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学员发了一份材料，题为《“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在该文中，他曾经使用了“合二而一”这个概念。他指出，“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

1964年4月，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在讲《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时，他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合二而一”问题，后来他在其他文章中又多次论述了这一问题。杨献珍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由两个对立面组成”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前者立足于分，后者着眼于合。他认为方以智《东西均》提出的“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的简明表达，它同“一分为二”一样都是表达“对立统一”的。“1963年，方以智的《东西均》出版……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艾恒武在听了杨献珍1964年4月的讲课后受到启发，他约林青山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篇文章。他们把文章交给本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组组长黎明(黎明当时兼任《光明日报》哲学版编辑)，黎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然后把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该文于1964年5J1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社会、思维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文章强调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合二而一”，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这对于反对当时那种强调对立、忽视统一，强调斗争、忽视团结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文章也有不够完善之处，如认为“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但是，对于这些学术观点完全可以通过平等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康生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却认为这是宣扬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下令中央党校追查“合二而一”是谁先讲的，并要《光明日报》以“讨论”的形式出现，然后组织批判。6月5日，以项晴为笔名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开始了。

1964年6月初，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康生利用这一机会，将艾恒武和林青山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和项晴的《“一分为二”不是辩证法》一起交给江青，请她送给毛主席看。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指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号召开展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康生有了尚方宝剑，精心策划与布置对‘啥二而一”的批判。从1964年6月24日到9月23日3个月内，他先后9次召开会议或用其他方式布置“战斗”，逐步把“合二而一”问题由学术讨论引到政治讨论上来，并且不断升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合二而一”更被指责为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论，实质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结合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就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合二而一”在理论上被判死刑，许多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人惨遭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在矛盾分与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及其前后的一些谈话中，还是比较注重结合的作用的，强调要用兼顾、结合、协调、并举的方法处理矛盾。但是后

来，毛泽东越来越强调“分”的作用，明确提出“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是辩证法的观点。从“一分为二”出发，他提出了“两点论”、“两分法”、“两条腿走路”等，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对“分”的强调，越来越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相结合，“一分为二”最终取代了对立统一，演变为斗争哲学。从20世纪30年代的矛盾论，到50、60年代的“一分为二”，再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哲学，“一分为二”扮演了桥梁和中介的角色。矛盾论经“一分为二”，最终走向斗争哲学。

二、“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又名《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将其概括为“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其要点主要是：

首先，冯先生认为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有两种理解，一是中国古典哲学，一是马克思主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用张载的话说就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要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其次，冯先生所以会概括出“仇必仇到底”，是从毛泽东的一句话引发而来的。他说，毛泽东是个革命家，他要推翻旧制度，当然不可能讲“仇必和而解”，照我推测，他应该讲“仇必仇到底”，“他常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什么叫‘到底，‘底在那里?一个革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原来两个对立面的人仍然存在，不过他们转化了。革命者转化为新统一体的统治者，其任务就不是继续破坏，而是维护新统一体，这样就必须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向‘仇必和而解的路线。”

再次，冯先生强调“和”并不排斥矛盾，在中国哲学中“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不等于“同”。“同”是没有差异和矛盾的一致，“和”不仅包含差异和矛盾，而且是以此为前提的。即所谓“和而不同”，如果没有差异完全一致，那就不是“和”而是“同”了。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最后，冯先生指出“现在的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在冯先生看来，“和”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哲学对人类的贡献，还是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向。

冯友兰先生上述关于“和的哲学”和“斗的哲学”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有许多争议。这实际上涉及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能不能用“仇必和而解”概括中国古典哲学。第二，能不能用“仇必仇到底”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如何理解“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的关系。第四，如何理解“和”是中国哲学的贡献和世界哲学的未来。我觉得，作为学术问题，冯友兰先生的表述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和斟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褊狭理解，并在“文革”中形成了所谓“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斗争崇拜，这个教训，毫无疑问应当好好吸取。同时，冯先生关于“和”的论述中也包含重要的合理内核与价值，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政治理论层面看，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最根本的还是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变化，即根本变革了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所谓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即认为：要么是香花，要么是毒草；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所谓斗争哲学，即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则垮、则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等。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思维方式由两极化到多元化，由压倒型到共生型，由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由两军对战到合作共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果断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取代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最伟大的历史转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改革开放30年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这30年国际国内发生了多次重大事变，但是我们党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以“—百年不动摇”的决心坚持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小康、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的提出，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从学术理论层面看，中国传统哲学历来重视“和”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合一。二是和实生物的辩证法。强调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如果事物都是单一的，就将失去发展的活力和生机。三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2000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四是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话语，以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多少年来，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现在人们常说“软实力”、“巧实力”，其实中华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巧实力”，其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就是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使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矛盾论与和谐论

当代中国哲学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十分关注，其中关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特别是关于矛盾论与和谐论、矛盾辩证法与和谐辩证法、矛盾论思维方式与和谐论思维方式的问题，是和谐文化研究中颇为令

人瞩目且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既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深层次，又关涉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点，其重要意义决不可低估。

如上所述，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9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关于“和的哲学”和“斗的哲学”的论述以及“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的概括，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的潮流；提出安邻、睦邻、富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提出要照顾彼此的关切，合作共赢；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如此等等。这就使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彰显出来，从而也使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和谐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和谐论思维方式与矛盾论思维方式的问题再一次突出出来。笔者认为，对于和谐文化建设所引发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谐文化从多方面深化了辩证思维，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矛盾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尤其是教科书中的相关论述)，与以“和”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新的认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中庸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矛盾和斗争，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又是两者结合的互补点。另—方面，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以前一些较强的话语，如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现在要弱化；一些以前较弱的话语，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现在要强化。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都会发生变化，即由压倒型到共生型，由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由两军对战到合作共赢，由阶级分析到利益整合，由批判抽象的人道主义到以人为本，由阶级斗争为纲到构建和谐社会，由世界革命到和谐世界。

第二，对矛盾学说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有新的思考。列宁说过，“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这就表明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而不是无限扩大与激化对立面的学说。据此，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关于矛盾的分与合，关于矛盾对立面的结合与设置，关于矛盾的平衡与不平衡，关于矛盾发展动力论，都有了新的思考与把握。

第三，对和谐作为哲学范畴及其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新的探讨。我觉得“和谐”应当成为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中，古希腊哲学家就提出过“美是和谐”，是从哲学视野研究和谐的。在中国哲学中，许多关于“和谐”的论述，也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当然，把“和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与联系、运动、发展、矛盾、静止、平衡等概念的关系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四，对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方式有新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曾提出过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很有价值的思想，可是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后来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终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际来看，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时代潮流。从国内来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当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正视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但是对于解决矛盾的方式要有新的理解，比如利益协调，统筹兼顾，比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比如互谅互让，合作共赢，就是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基本形式。

4.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篇四

和谐作为一个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甚至对于人类文明，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为我们考察和构建社会体制及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新的实践逻辑，它对我们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进而推进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和思想动力。对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深刻层面加以把握和理解。

首先，和谐是中华民族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意向、一种文化哲学。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的超庞大的经济体在逐步拓展和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中持续高速发展，采取了首先激活那些最有可能激活的地区、部门和人群的创造性活力，采取把握关键的波浪式逐层推进的发展策略。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总体性推进的同时，使原本潜伏着的局部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在一个发展了的空间中被放大。同时，由于某些经济单位的粗放式的膨胀，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中国经济走到了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又需要转变它的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发展哲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的是“和谐的哲学”，强调各种积极的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动互补，同心协力，为振兴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这里，也推崇奋斗、竞争，强调与不良因素的斗争，但其目的是克服不和谐因素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和谐哲学是与改革、发展、稳定相适应的哲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各种主客观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但是，合力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时代主张斗争性的合力，和平建设时代则要着重发挥和谐性的合力。

其次，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强调和谐文化的重要性，旨在使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内化和深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理性。文化的要点在于“化”字，化入人心，广为渗透，成为人的素质和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工程乃是人心工程。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本用于音乐，在礼乐教化中讲究韵律和谐，它内化为人心，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泛化为人伦关系，比如喻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或如司马相如弹给卓文君听的《琴歌》：“交情通体心和谐”。最终引伸到政治领域，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所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东汉末年曹操的智囊、政论家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说：“遂令鱼共水，由此得和谐。”这些语源学的分析可以给出这样的启示：其一，和谐是多音和鸣，是多样性的协调，而不是孤音自鸣。其二，和谐是一个由人心至人伦，再至社会和政治的多层次互动的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行为方式多姿多彩。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也带来了思想接受和选择的多样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高雅和通俗，好莱坞和韩流，再加上电视和网络上的热炒和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浮躁并存。我们的和谐文化是面对多样性、并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是面对复杂的矛盾、并且妥善高明地处理复杂矛盾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一种文化风度，又是一种文化能力。塑造和谐文化的能力表现在它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是运用大智慧，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进动力。表面上看来它近乎晏婴和孔子说的“和而不同”，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在“和而不同”之上追求超越“不同”的“大同”，追求众志成城以全面振兴中华的民族共识。

其三，以和谐文化作为精神枢纽的和谐社会，需要实实在在地使国家长治久安、齐奔小康，提高综合国力。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们从“一穷二白”转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发展着的中国来说，时间就是力量。或者说，时间的向前和力量的增长成正比。但是，中国发展的空间规模极大，时间速度极快，在相对单薄的家底上创造经济奇迹，难免在打破旧平衡而实现新平衡的巨大时间跨度中，存在着许多不稳定、不平衡、不完善的中间状态。这就使中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又面临着与前不同的矛盾多发期。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是把机遇和矛盾这两端进行综合把握和全面的积极调节。

把握和调节的要点是什么？这是不能手忙脚乱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战略家的思路是把握要点，要点在于国家的根本，在于全社会充满活力的细胞。国家的根本在人民，而人民是由数以亿计的家庭、乡村、街道、社区、团体、机构、组织而组成的数量庞大的社会细胞。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所着重关注的是社会细胞的工程，由人心、人伦、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社会公平、沟通协调和激励机制做起，养育互爱互助、和睦相处、文明互励、同心协力的社会细胞的良性生态，有效地消解那些危害社会细胞良性生态的风气和行为。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是把“人和”的重要性，与天时地利这些在古代社会对人的活动制约作用极大的自然物质条件相比较而言的，在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中特别重视人的作用，而且把“人和”作为一种关键性的国力，与城池的攻守、国家强弱、多助制胜联系起来。社会细胞工程，实际

上就是“人和”工程。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数以亿计的社会细胞都处在良性状态、都有进步、都提供正面的推动力，那么把这些良性、进步、动力乘以数亿，就可以形成惊天动地的力量。如果大量的社会细胞出现不良的病变或有害的内耗，那么再以数亿来相乘，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人类灾难了。所以说，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工程是一项凝聚和提升综合国力的工程，也是造福于人类的工程，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新境界的一面旗帜。

5.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哲学思考 篇五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哲学思考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发展十分迅猛,而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又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想和方法,推动了各门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发展,并随着人类认识功能的`深化,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越来越深刻地反映着大自然、人类和社会的真实图景.

作 者：周腊吾 ZHOU La-wu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82刊 名：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111(2)分类号：N0关键词：控制论 信息论 系统论 发展趋势

6.哲学应用与哲学现代化 篇六

哲学应用与哲学现代化

只有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哲学才是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多次把哲学称之为“武器”和“工具”,强调他的`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指导实际的应用哲学.当前,要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充分发挥哲学“武器”和“工具”的功能,从实践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使哲学现代化.

作 者：王桂泉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刊 名：党政干部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 FOR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年，卷(期)：“”(8)分类号：关键词：

7.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篇七

时尚是对fashion的译读, 是舶来品。将英文对fashion的界定译为汉语可表述为:流行在特定时期内, 其后有可能变化的衣着、发型或行为方式。现实生活中的时尚可分为:装饰类时尚、休闲类时尚、艺术类时尚;人群也可被分为三类:时尚的引导者、时尚的追逐者、时尚中的生存者。这种界定和分类即概括出了时尚的历史性语义, 又体现出其流行性的内涵[1]。所以可以说流行性与时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流行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时尚, 无论是对象的光彩, 还是主体的感受, 首先需要有鲜明的感性特征。时尚的行为, 应该是感性本能欲望和感性外观形象兼具, 同时能引发愉悦的感性体验。所以, 流行的开车规律上下班并非时尚, 而开车郊游是时尚;佛教徒带佛珠不是时尚, 而非佛教徒带佛珠是时尚[2]。

可见时尚具有明显的感性特质。众所周知美学也是一门关于感性的学问, 所以时尚和美学必然存在联系。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她侧重于从哲学的抽象性、宏观性的角度研究美和艺术的各种现象。从批判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 胡塞尔所说的人类生活世界的五大基本领域:利、真、善、美、信都涉及人的存在中的感性层面, 并且以利、美与感性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2~4]。

2 东西方哲学文化与美

有学者说, 中国哲学思想和意境无论是在思维还是在艺术上表现为明显的感性、中庸、稳定;而西方哲学思想在思维和艺术上表现为理性、极端、不稳定。这种差异对美和时尚的理解是有影响的[5,6]。

(一) 西方的理性、感性与美

在西方哲学中, 理性是主流哲学的基本精神, 有明确的界定, 感性是相对理性而言的[7]。西方学者在对理性的明确界定下, 进一步将理性区分为: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例如康德的作品就分别涉及的认知层面上的纯粹理性, 与道德层面上的实践理性[3,8]。

虽然西方哲学没有将非主流的感性进行明确界定和区分, 但是可以按照理性的区分方法进行区分, 将感性区分为:认知感性和实践感性。并将实践感性进一步区分为:与人的肉身层面直接相关的肉身感性和与人的心灵层面直接相关的的情意感性或心灵感性[2,7]。例如, 性属于肉身感性, 爱属于情意感性。

因为西方哲学重视理性, 所以最初将美与理性联系了起来[5]。例如,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 美就在于事物的数量比例关系;柏拉图则强调美是一种客观绝对, 普遍抽象的理性形式, 只有灵魂中的理性能力才能把握;亚里士多德主张, 美的主要形式就是秩序, 对称和明确[9,10]。另外从中世纪神学家哪里也可以看到将美与理性联系起来的言论[5,11]。

虽然早期西方哲学的这些看法将美理性化, 但是我们确实无法否认美与理性的必然联系的。例如艺术中的黄金分割率的应用。然而只能说美包含理性因素, 因为美的本质是感性的, 并与实践感性有内在联系。这在西方绘画:印象派风景画的认知感性;中世纪教堂镶嵌画表现的对上帝的情意感性;16世纪以来人体画的肉身感性中表现出来[5,9]。

当这些美的感性性不可避免的表现出来的时候, 西方的哲学家也开始认识到美的感性:托马斯·阿奎承认, 鲜明是美的内在构成之一。之后, 当研究认知理性的逻辑学, 研究实践理性的伦理学相继出现的时候, 鲍姆加登为感性找到了Aisthetikos这门学科[1,9]。从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 到19世纪中叶起的后现代思想家, 再到当代美学家, 经过2000多年的曲折之后, 西方哲学终于展现了美与感性的密切联系[8,11]。

(二) 中国哲学的"情理"精神与西方哲学的"知理"精神与美。

中国哲学的主导精神是一种与西方理性精神大相径庭的情理精神。从19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以来, 理性在我国哲学界也流行开来, 然而却没有明确界定。东方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 不自觉的将西方哲学以理性为基本精神的观点应用到中国哲学, 仅仅偏重于实践、道德方面, 而非偏重于认知方面[6,7]。这中理解导致了对理性概念的随意应用。

从批判人本主义的角度看, 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 西方哲学的理性强调:依据认知理性, 坚持自己的观念, 从事自己的行为;中国的情理精神则是强调根据情感体验, 坚持自己的观点, 从事自己的行为[1]。所以说, 在西方哲学看来人的存在遵循的是来自逻辑思维的理性认知, 而在中国哲学看来主要是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

这种在哲学基本精神上的反差, 导致了中西文化在一系列问题上显著的反差。反映在对美的理解方面:从中国的文字构造 (感:心理发咸;美:羊大为美) 、伦理纲常 (无父无君, 是禽兽也。) 、习俗 (祭祖, 孝道) 、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金木水火土;古希腊哲学:水是万物本原。) [2,3]等都可窥见中国哲学对美的理解与感性有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 从哲学的基本精神出发, 东西方哲学都认同美与感性的内在联系。所以应该将美作为一种感性现象来考察, 了解其内在规律, 把握它的发展趋势。

在美学的博大领域里时尚文化正作为一种新兴现象, 前景光明。在世界从资本时代起步, 经过知本时代, 步入姿本时代的今天[3]。由此, 时尚已成为一种有着巨大潜力的产业。从美的感性角度出发, 把握时尚潮流, 科学的炫美、赏美、审美, 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

3 东西方哲学下的美学及时尚的发展

时尚文化正作为美学的博大领域里的一种新兴现象, 前景广阔。然而, 在不同的人类历史时期, 时尚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和特点[1,8]。

第一阶段:原始时尚。是一种准时尚, 受欲理精神支配。可谓利欲熏心。主要展现肉身本能。

第二阶段:古代时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古代时尚阶段, 可以说是一个凭借"心灵情意"打压"肉身本能"的时代。表现在时尚领域里, 情理或意理取代欲理成为指导原理[知理存在于脑海里, 情理或意理存在于心田里。这种状况一直从古代文明的早期阶段 (中国是先秦到汉唐时期, 西方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延续到古代文明的晚期阶段 (中国主要是宋代到清代;西方主要是中世纪) [1,3]。直到古代文明的晚期阶段知理对肉身感性的打压和扭曲才充分表现出来。例如:中国的淑女;西方的修女。这个阶段的时尚文化, 已不是炫耀肉身本能, 而是炫耀与政治、宗教有关的地位、权势、荣誉。

第三阶段:现代时尚。因为近代在哲学上界定很模糊[平时所说近代指:16BC-19BC, 现代:20BC-今。所以只进行了古代和现代的划分。西方哲学将笛卡尔以来所具有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统称为现代哲学, 所以这里所说的现代是从16BC到现在的历史时期[2]。

马克思·韦伯说, 现代化也就是理性化即理性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说原始社会是一个"欲理"化的时代, 古代社会是一个"情理"化的时代, 现代社会则可以说是一个"知理"化的时代。可能正是由于理性精神是率先在古代西方哲学中确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成为主导精神, 所以, 西方的时尚文化引领现代时尚潮流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现代时尚的知理内涵在作为现代化的两个标志:凝聚认知理性内涵的自然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实践理性的现代原则:平等、自由、博爱、法制、民主、人权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推广中也可以表现出来[1,8]。这似乎也就解释了中国五四运动所呼唤的德先生和塞先生的原因。这些影响在现代时尚领域也是充分表现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 现代社会是以迅速膨胀的物欲为首要产物的认知理性 (工具理性) , 打压肉身感性的时代。

第四阶段:后现代时尚。西方学术界, 在19世纪中叶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批判西方主流哲学的理性传统观念, 特别是注意肉身存在和本能意志的感性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意义。马克思以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取代了人是理性动物的传统观念;叔本华、尼采、佛洛依德、海德格尔等人把非理性的生存欲望、潜意识、性欲冲动、此在体验给予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 根本否定理性的束缚、彻底实现肉身感性的解放, 人才能成为本真、自由的人。他们试图从纯感性的肉身本能中寻求支配人的存在的终极理原理。诚然, 后现代文明中的知理, 像处于古代时尚中的情理和意理一样不会完全被否定。所以, 后现代文化中, 应该是不仅有现代文化中的合理的知理, 古代文化中的情理或意理, 还包括原始文化中的欲理。纵观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 肉身感性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 也许在后现代的历史阶段上, 它更有潜力发挥自己的功能效应, 充分敞开自己的价值意义。率先将自己从最久远, 最严重的压抑下解放, 创造辉煌。

这种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东西, 在时尚界也必然或已经表现出来[12,18]。例如, 大众的、感性的、舒适的、惬意的、性感的、怪诞的、调侃的、反讽的等。当然这种必然性, 是有相应的原因的:

首先是物质水平的提高, 使得人们超越了温饱欲望有条件融入时尚文化潮流中, 并超越阶级局限, 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次是人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求新、求异、求快, 成为当今普遍的流行心态, 并成为生活的基本节奏, 无法避免。再次是人们的多元宽容的心态使得人们以平和的心态和更自由的空间审视和理解周围的各种现象。

因此, 原始时代引领潮流的是巫师、祭司头领;古代社会是帝王、将相、先贤;现代社会是富翁、精英。可以预见后现代风光无限的将会是:演艺明星、超级模特、体育将建, 或某种符合肉身感性的草根人物 (至少在文化娱乐领域是这样的) 。

总之处在后现代的人, 拥有的是"肉身本能"。所以在我们这个炎黄子孙的国度, 后现代大有赶超西方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我们"食色性也"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心理发咸""羊大为美"的肉身感性, 所以即使在肉身感性被压抑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中, 其被压迫的程度也没有西方中世纪那样具有毁灭性。因此, 时机成熟的今天, 我们"可爱"的国民的豪华奢侈品消费成就让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老板也感觉到自己的寒酸也就不足为奇了。

8.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篇八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校园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就是要建设高职和谐校园。高职院校建设和谐校园不仅是建设师生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学校、社会之间的和谐、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和培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建设和谐校园，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历来很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具体的，它是指所有的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生存实践发展状态，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历史过程，是化外部必然为自我目的、支配现实的能力，只有在把握必然性并使之转化为服务于自己目的过程中，人才能够得到自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内在联系和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全面自由的不断实现。

我们知道，人是一个自觉、能动的社会主体，从人的本质上来说是追求自由的，人的自由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认识和改造，在实践中形成。人类争取自由的最终目标是人类自身的解放。哲学家对自由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主体要服从于客体，主体要通过对客体摆脱外在限制，从而获取自由。另一种是主体精神要以无限的能动性，主体依靠在精神上摆脱外在的约束而获取自由。前一种是旧的唯物主义自由观，后一种是唯心主义哲学自由观，都存在片面性，我们应当分清是非。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校园的本质要求，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高职院校建设和谐校园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尊重并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创造和创新精神的动力，只有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才能极大地发挥出个人的创新能力，才能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物质、精神和文化财富。“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仅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见江泽民“七一”讲话)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条件，构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二、和谐校园建设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校园，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高等职业院校是传承文明、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把握先进文化方向，弘扬优秀文化，要提倡和培育和谐思想，增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和谐、自尊自信和积极向上的学院形象，通过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努力建设和谐校园，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统一。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一种哲学思想。第二，以人为本建设和谐校园的理念，就是要是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学校能够让人体验到一种美好，体验到一种快乐，体验到一种成功，具有鲜明的人生价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具有丰富的和谐思想的内容。同时，要学会运用和谐思想去看待和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和处理校园一切不和谐因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形成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核心价值观念，不断提高师生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倡导和弘扬和谐理念，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建设和谐校园目标是“和而不同”。所谓的“和”就是共性，所谓的“不同”就是个性，是两者的统一。在中国哲学中，“和”与“不同”是相对的一个哲学范畴。中国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思想，其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和矛盾的多样统一性。“和而不同”才能使每一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第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发展的最高境界，我们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同时这也是一个手段。我们在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也绝不能将它绝对化，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解为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我行我素。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决不可以认同为人们可以超越历史的和现实进行自由活动。每个个体的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所允许的环境中自由全面发展。这里面要把握好师生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学校、社会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高职院校要逐步建立服务型环境，以环境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变思想观念，把师生看作是服务对象，而不是管理对象，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防止每个人的合法自由权利受到限制，确保个人的合法自由，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给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一个机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一个条件，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分的发挥。这样，人类社会也才有可能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1]陈小鸿.《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陳志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瑜伽哲学的生态美学思想解析论文 篇九

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型态，其深刻性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价值立场与理论向度。这种价值立场与理论向度突出表现于生态美学是从一种新的审美高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文化间的审美关系，有助于纠正主体性神话的偏颇，也体现了对人类整体前途的绿色关怀。

瑜伽是古代印度哲学中带到神秘主义成分的派别，而练习瑜伽术的人并不一定信奉宗教教文。简言之，它是一种由姿势、呼吸和冥想三部分组成的健身强体术。到了今天，瑜珈这种追求灵魂与宇宙和谐统一的修行哲学，己经发展成一系列从身体到精神的完善科学的修养方式。它所倡导的健康平和的人生态度，身心和谐的观点，和行之有效的锻炼方法，正顺应了身处嘈杂纷繁的都市中的人们渴望回归宁静放松的心态m。因而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

从广义上讲，瑜伽是哲学。从狭义上讲瑜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

瑜伽起源于印度，并伴随着古印度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对于瑜伽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各种说法、各种划分。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划分法，是根据瑜伽主要经典的出现及瑜伽体系的建立情况，将瑜伽分为个四个时期：以“韦达经”为标志的“吠陀瑜伽”时期；以“奥义书”出现为标志的“前经典瑜伽”时期；以《瑜伽经》产生为标志的“经典瑜伽”时期，以及近现代的“后经典瑜伽”时期。

1.瑜伽在修持的过程中包括了“与心相应”“与行相应”“与理相应”“与果相应”“与机相应”五个方面

与心相应是对一切事物本质的体认。与行相应是说通过习禅，入定生慧而得观行一致。与理相应是指禅定和教理的融会贯通；教理是由心安、心非安建立起的真俗二谛理论。与果相应乃是观行者与所证无上菩提道果相应的统一。与机相应则是得果既圆、利生救物、赴机应感的相应。在这五类相应中，不论显教密教大多都取“理相应”和“行相应”。理相应，在于法性的应称，是谓“唯识之瑜伽”。行相应着重观行合一，故以禅定为相应。禅定在五相应中位居首要。一心观物心无住相为禅，一境静念无住静念为定。获定境三昧，以习禅为先。习禅之始的静坐，是开启法门的第一步。瑜伽起源于印度，是百代印度哲学六大派别中的一派，至今己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瑜伽是梵文词，意思是自我与原始动因的结合一致。《瑜伽焰口施要集》记载：“……手结密印，口诵真言，意专观想，房与口协，日与意符，意与身会，三业相应，故曰瑜伽。”可见练瑜伽的目的是要达到身、心、灵三者的完美结多。

2.瑜伽以达到三昧境界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

这一境界是一种超越时间，超越死亡，“个我灵魂与宇宙精神浑然无分之境”。它不可言说，不可捉摸，超越了人生在世的有限性，是精神极大自由的无限喜悦的境界。瑜伽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三昧境界为自己的旨归。尽管它经历了原始瑜伽、前古典瑜伽、古典瑜伽、后古典瑜伽、近现代瑜伽的发展，产生了王瑜伽、诃陀瑜伽、智瑜伽、坦多罗瑜伽、业瑜伽、赖耶瑜伽、军陀利尼瑜伽和奉爱瑜伽等诸多派别，但其对于三昧境界的追求从未改变。其实践方法一一八支行法，更是清晰地体现了达到三昧境界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瑜伽这种心灵的自由与解脱的境界与审美的境界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通过与马斯洛高峰体验的印证，指出，瑜伽三昧境界在自我的状态、“我”与客体的关系以及悦乐感上与审美状态具有一致性。在瑜伽三昧境界中，自我通过忘我而达到了更为真实博大的“我”，有着空灵无滞的胸次而与宇宙万有同一，这正是审美状态的特点之一。与此同时，我”与客体融合为一，并在这种一体关系中，获得了对客体的本真认识。这是一种不借助于概念与理智的“全观”与洞察，而这也正是审美状态的特点。此外，在瑜伽的三昧境界中，主体获得了一种平静中的狂喜，这是一种终极的、绝对的快乐，超越了平常的痛苦与快乐的对立，是一种无条件的快乐。这一特点也是与审美状态的一致的。通过与庄子“心斋”、“坐忘”理论的印证，指出瑜伽三昧境界具有空、静、明、喜的审美特点。

瑜伽的三昧境界超越了生理与物质的欲望，达到了身心的纯净化，从而获得了一种虚空的心灵，这是无执无我的真我的达成。这一状态与庄子所说的“坐忘”、“心斋”的状态是一致的，而这种虚以特物的态度正是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虚空的心境体现为一种宁静的状态。然而，这种宁静并非死气沉沉的.死寂，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极静，二是专注，三是极动。这种极静是思维与情欲活动的止息，唯此才能谛听宇宙生命无边的妙音。但它同时又是精神的高度集中与专注，表明了意识的指向性和集中性，使得对事物的深入洞察成为可能。瑜伽三昧境界的静寂，是极静中之极动，是生命的极度活跃与灵动。在这里，“我”获得了无限的生命能量，产生了无限生命力的勃发。它是宇宙生命创化的源泉，是生命创生之极动。在虚空宁静的心灵中，自我与万物都获得了本真的存在，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这是一种“我明”、“物明”的“朝彻”、“大明”的光芒四射的大光明之境。在虚空静明的心境中，“我”体验到一种无上的喜悦感。这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无以言说的喜悦，它即是恬静的，又是狂喜的。它超越了寻常的苦乐对待，是在宁静的生命之本源中体验到的无极而永恒的欢乐。

瑜伽在通往三昧境界的修行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一系列道德的规范，这种道德是是自性的最高神圣律则，是宇宙万物之主一一“梵”的律则的显现。只有在三昧境界中，它才会成为个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而最终带来社会的道德化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的改善。在瑜伽思想中，“梵”是世界万物的本体，“梵”具有精神性，它产生万物又推动着万物向前发展，万物的一切情状都是“梵”的显现。人与世界万物，与自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在三昧境界中，人达到了与一切其他众生万物为一之同一性，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了。

由此，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以消除，人不再视自然为自己攫取的对象，而是与之同体的一部分。

总之，瑜伽三昧境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消除现代人莫名的焦虑，烦躁，无聊，郁闷，带来审美化的人生，使我们获得平淡而真实的幸福生活。

3.生态美学意味着尊重人的个体生命精神的发展的“自由性”

10.康德与现代哲学 篇十

康德与现代哲学

康德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想,并完成了先验哲学的`建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在继承康德哲学的同时,对他的新的理性主义独断论也提出了批判.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由于日益偏离了康德所开出的路向,结果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危机,我们对康德哲学的反思就显得十分复杂和迫切.

作 者：郑兴凤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管理学院,重庆,400031刊 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年，卷(期)：“”(2)分类号：B5关键词：康德 先验哲学 现代哲学 批判

11.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篇十一

[关键词]和谐哲学；斗争哲学；建设哲学；中国梦；指导理念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31-05

社会主义运动及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特点决定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指导理念，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完成革命、建设及发展的历史使命，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继往开来。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斗争哲学、建设哲学及和谐哲学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我们党创新发展革命及执政指导理念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基本轨迹。

一、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斗争哲学

一般说来，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大规模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革命战争的基本逻辑。武装斗争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党必须秉持斗争哲学，与国内外的反动腐朽势力斗争到底，革命到底。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由于国外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以及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的挣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的精神。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种斗争的理念，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斗争的胜利，从而换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外部的安全环境。同样，如果没有这种斗争的理念，我们就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开展“四反”运动和清剿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斗争，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迅速好转。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对斗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才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不良图谋，巩固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内部安定和外部安全的良好局面。概言之，建国初期的斗争哲学对于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对此，党的八大曾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得到了深入阐述。

不同的矛盾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法，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哲学适用于解决阶级矛盾，但不适用于解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矛盾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固守原有的斗争哲学，必然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害。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对我国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使我国丧失了抓住战后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实现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

应当看到，斗争哲学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导理念，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面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峻挑战。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垒，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处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客观上为延续斗争思维提供了社会基础。二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惯性。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惯性，建国后不少人仍然习惯于用斗争的思维思考问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成为一些人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斗争思想的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实现人类解放，强调过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但如果因此而将斗争哲学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主导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

实践证明，正确把握斗争哲学，要求避免两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其一，人民内部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并不表示斗争理念也随之完全失去了，合理性。人民内部矛盾指的是社会总体矛盾的性质，而就某些局部而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由此决定了斗争哲学也将相应存在，只不过是以非主导理念的形式而存在的。其二，斗争哲学并非只讲对抗，不讲合作。离开了妥协与合作的斗争是不存在的。建国初期，无论是对封建官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还击，我们都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即斗争中有合作。斗争与合作的相辅相成是斗争哲学科学运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团结大多数、争取中间层、孤立极少数，就是科学运用斗争艺术的具体表现。只讲矛盾的斗争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用两极对立的机械化思维而不是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实践中遇到挫折。同样，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大量非对抗性矛盾的处理，则应当以建设性的理念为主，但这并不表示不需要适当的斗争。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要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斗争哲学的式微与建设哲学的兴起

时代的发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要求我们党的执政理念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他还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客观依据。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斗争哲学起主导作用，具有必然性，而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建设哲学起主导作用，同样具有必然性。面对我国与周边经济腾飞国家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建设哲学迅速为全社会所认同，并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而随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全社会被压抑的创造活力和劳动潜能得到极大释放，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动景象。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在于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道路，那么，和平年代的建设则要求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斗争本身只是手段，是为了给建设创造条件。换言之，斗争是为了建设，打碎旧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了革命（斗争）与建设的相辅相成关系，“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毛泽东的这—重要思想在付诸实践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成功地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

革命是为了打碎一个旧的世界，建设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革命是“破”，需要流血牺牲，付出艰辛努力，建设是“立”，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但由于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因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大。因此，革命需要集聚起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建设同样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奋斗。发展是建设年代的主旋律，打碎旧的生产关系的枷锁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果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剥夺剥夺者”，那么，建设的主要任务则是“造福人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的人民是有着不同需求的从事各种职业、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总和。因此，建设不仅要增加社会财富，还要兼顾到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不同需求；要分清轻重缓急，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统筹考虑，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革命，要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去推翻压迫阶级，即剥夺剥削阶级的不合理利益、争取被压迫阶级的合理利益；建设，则需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依法维护、发展和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正当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建设，首先要解决以何种思想指导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随着国家根本任务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就要敢于不断解放思想，冲破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如果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物质富足、精神愉悦的生活，如果不能获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不能被称之为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建设，还要解决以何种方法实现社会发展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国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在短时间内集中有限的资源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凸现。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计划的主观性和滞后性，导致生产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经济效益的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劳动与报酬的分离，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启动了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征程。

三、新的历史阶段和谐哲学的彰显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也是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社会成员因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普遍获益。从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各种利益冲突急剧增加、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现的时期。改革的不断深化，既会因新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与旧的体制机制又已失效而导致社会生活领域的失序，又有可能因新的政策不断出台与相关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进而造成利益分配失衡。这就会使一部分社会群体因拥有先天资源优势而尽享改革之利，另一部分社会群体则因先天资源劣势而被迫承担改革的成本，他们的社会财富不但增加缓慢，还可能面临生活窘境。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改革的公平性就会受到质疑，这就会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不同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确立不同的指导理念，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要求将斗争哲学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理念。而建国后随着我们党的历史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又要求将建设哲学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理念。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我们党面临着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任务，和谐哲学的确立由此提上议事日程。因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带来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和谐哲学得以彰显的社会背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增多，也使和谐哲学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斗争哲学、建设哲学、和谐哲学，也都是一定时期时代精神的反映和体现，分别适用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斗争哲学，主要是指重视运用矛盾的斗争性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倾向。和谐哲学则主要是指重视运用矛盾的同一性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倾向。建设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与和谐哲学的意涵相同，都不是主要着眼于破坏旧的矛盾统一体，而是主要着眼于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没有斗争，旧的矛盾统一体就不可能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就不可能产生。没有和谐，矛盾双方就缺乏稳定存在及力量积蓄增长的条件，新的矛盾统一体就难以巩固并发展壮大。斗争侧重于通过量变的堆积实现质变，适合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和谐侧重于在质保持总体恒定的条件下实现系统的优化，适合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哲学层面讲，当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和巩固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就不再是促进旧的统一体的破裂和瓦解，而是促进新的统一体的完善和巩固。这个时候，我们的哲学指导思想就应当由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转向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也就是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冯友兰就说过，“任何革命都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摒弃了以斗争哲学为主指导社会实践发展的错误思想。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所有制的人士中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我们的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安定团结，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以和谐哲学为指导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新世纪新阶段，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到胡锦涛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发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和谐哲学正一步步成为我们党的主导性理念。由此，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实现了由“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哲学”，直到如今的“和谐哲学”的历史性转变，发展与和谐并重，“和谐也是硬道理”顺理成章。相对于重视矛盾斗争性的斗争哲学来说，和谐哲学强调矛盾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探索和创造和平建设时期与和平发展时代解决矛盾的新办法。

四、践行和谐哲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朴素而又真实，立刻在全社会引起了热议，并成为老百姓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强大动力。而要实现“中国梦”，就要搞清楚“中国梦”命题的现实意义，搞清楚“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本质区别。“美国梦”、“中国梦”，都是国际政治领域的热门词汇。而对“美国梦”、“中国梦”的激烈讨论，则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美国梦”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梦想，但随着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子星”的轰然坍塌，对“美国梦”的反思和质疑之声开始上升。而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让人们认识到所谓的“美国梦”实质是美国人的梦，是美国少数人的梦。

尽管“美国梦”崇尚自由、民主，但这一自由和民主只是资本的自由和金钱的民主。这些民主和自由对普通民众不适用，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自由，那就是他们具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具有选择不同资产阶级代言人上台的民主，但他们却不具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不具有不选择资产阶级代言人上台的民主。这是就美国国内而言。就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美国梦”永远只能是美国的梦，而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梦。因为“美国梦”的实质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梦”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因此，“美国梦”的深层本质就是一个靠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梦，这种梦想所具有的对抗性逻辑，注定了其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的梦想，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梦想。而“中国梦”在国内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强调建设和谐世界，其着眼点在于在国内以“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为基本原则，在国际上则以“包容互鉴、共赢互惠”为基本原则。“中国梦”所具有的和谐逻辑，决定了它能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梦想，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战略考量之_。以和谐哲学为支撑，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梦”超越于“美国梦”的精神特质。换言之，“中国梦”是和谐的梦，是致力于国内和谐与世界和谐的梦，离开了和谐哲学的支撑，“中国梦”就失去了最本真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不但为国内民众所全力实践而且为世界各国所赞许和向往的“梦之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作出这个战略判断，就是因为我们党已经找到了和谐哲学这样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反映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识的指导性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历史任务，并作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基本认识。和谐哲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理念，因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指导理念。可以预见，随着和谐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贯彻运用的日益全面而深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中一步步变为现实，并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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