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力

曾国藩的领导力（共9篇）

1.曾国藩的领导力 篇一

《曾国藩领导艺术借鉴》课程简介

一、课程设计

4－8课时；同时根据受课对象的职位差别，相应增加曾国藩故居现场体验式教学。

二、授课适应对象

行政机关科、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三、教学方法

全方位案例教学法（传统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法，是根据课程内容中的某个要点，撷取不同的个案，通过不同的案例情境或事件，来激发学员参与讨论、思考、互动。其缺点是这样的单个案例虽然具有说服力，但它往往比较孤立。全方位案例教学法重在以一个完整的人一生的经历作为案例，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他在这一方面如领导艺术方面的得与失，给学员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形象。相比于传统的案例教学法，它更全面、更立体、更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全方位案例教学法，是讲授者本人的独创。实施以来，效果非常明显，受到领导干部的普遍欢迎和高度称赞。）

四、教学目的本课程选取近代历史上一位比较“成功”而且大家感兴趣的名人曾国藩作为一个全方位案例，分析他在领导艺术上值得借鉴的地方，和学员一起分享他领导艺术的经验与得失，目的是希望学员从这个案例中得到启示，结合现时代学员各自的实践经验，反思自己的领导艺术，在此基础上有所借鉴，有所超越，帮助领导干部在今后的领导岗位上更新领导观念，提升领导艺术，努力带好队伍，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五、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内容大致分三部分。重点讲解曾国藩领导艺术中的用人特点。

一、分析曾国藩领导艺术的特点，特别是他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领导观、权力观、用人观。旨在帮助领导干部更新观念，解放思想。

二、剖析曾国藩领导艺术中用人艺术的独特之处，包括他的识人观、识人术。旨在帮助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掌握提升领导用人艺术的能力和方法。

三、讲解曾国藩领导艺术中用人就是用好团队这一做法，看其如何打造湘军这个团队，从中帮助领导干部反思、借鉴、创新团队建设的理念、方法和路径。

六、授课教师简介

刘绪义（1971－），男，湖南双峰（曾国藩故里）人，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长沙税务干部学院税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化、艺术阅评员。在曾国藩研究领域颇有创见，在海内外出版关于曾国藩的专著二部：《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历史给谁来酿酒――湖湘才子品读曾国藩》等，承担全国税务系统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十余年，主讲场次近千场，另应邀为其他党政机关讲学百余场次。

2.曾国藩的领导力 篇二

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读书篇

1.盖世人读书, 第一要有志, 第二要有识, 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 不敢以一得自足, 如河伯之观海, 如井蛙之窥天, 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2.学问之道无穷, 而总以有恒为主。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 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3.无恒者, 见异思迁也, 欲求长进难矣。

4.可见年无分老少, 事无分难易, 但行之有恒, 自如种树畜养, 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5.尔不必求记, 却宜求个明白。

6.若事事勤思善问, 何患不一日千里?

7.步步前进, 日日不止, 自有到期, 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

8.心常用则活, 不用则窒。常用则细, 不用则粗。

9.人之气质, 由于天生, 本难改变, 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法, 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曾国藩一生追求“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 “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一生追求的“三不朽”目标, 其道德、词章、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者。

修身篇

1.克己之学——反省自己。

2.刚柔并济——“近来见得天地之道, 刚柔互用, 不可偏废, 太柔则靡, 太刚则折。”

3.讲求清廉——“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 有此三者, 自然鬼伏神钦, 到处人皆敬重。”“盖凡带勇之人, 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 但求吾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 即以此仰达圣主。”

4.事事谨慎——三实:不说大话、务虚名, 不行驾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

5.三忌:天道忌巧, 天道忌盈, 天道忌贰。

6.三薄:幸灾乐祸, 一薄德也;逆命亿数, 二薄德也;臆断皂白, 三薄德也。

7.三知:知命, 知礼, 知言。

8.三乐:读书声出金石, 飘飘意远, 一乐也;宏奖人才, 诱人日进, 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 三乐也。

9.三寡:寡言养气, 寡视养神, 寡欲养精。

10.三致祥:孝致祥, 勤致祥, 恕致祥。

处世篇

待人以诚, 待人以恕——“求友以匡己之不逮, 此大益也!”“人之不可无良友也!”“凡做好人, 做好官, 做名将, 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吾辈总以诚求之, 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废, 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心虚则不动客气, 不挟私见, 终可以为人共谅。”

家教篇

1.“大约世家子弟, 钱不可多, 衣不可多, 事虽至小, 关系颇大。”

2.“家败, 离不得个‘奢’字。”

3.“人败, 离不得个‘逸’字。”“天下百病, 生于懒也。”“人不勤则万事俱废。”“千古之圣贤豪杰, 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 不外一个勤字。”

4.“讨人嫌, 离不得个‘骄’字。”“劳而逸, 谦而不傲, 万善皆从此生矣。”“千古有道自得之士, 不外一个谦字。”

3.曾国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 篇三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清末民初学者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湘军名将刘长佑担任直隶总督时，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而湘军统帅、奉命主持全盘“剿捻”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二人意见不合，然而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力称道。刘长佑感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

每一个领导者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境下，究竟什么样的领导力才会使领导者走向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无疑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无论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所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曾国藩的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中国情景下成功的领导行为相契合的要素。

中国古人对于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立德”，就是道德的提升与德性的修炼。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前提。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所谓的“圣贤”，就是德性成熟与道德完美的人。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成圣成贤的理念，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卓越，而不向自我妥协，他的“立功、立言”，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德性与品格的修炼对于一个人领导力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所谓的“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的手下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你，本身就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曾国藩是文人，指挥作战的能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他非常善于进行战略的谋划，湘军虽然打过不少败仗，但在战略上却一步步占据了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

还有，曾国藩毕竟只是一个大臣，不是皇帝。他要想做成事，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官场的各种关系，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等，而官场的关系，向来是极为复杂的。在任何一种领导情境中，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都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

所谓的“立言”，就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更主要的是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管理实践。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的人，他往往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总结出一个字、一段话、一副对联来，与自己的朋友、下属和家人分享。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一言之教”非常佩服，李鸿章曾经对人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时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这些道理，往往都非常简洁、非常通俗，也非常深刻、非常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像他总结的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道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人生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为人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修身四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治事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等等。包括他所写的对联，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凡此等等，都是可以作为领导者的箴言来读的。

大道至拙：

以理念而非权谋为核心的领导力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工夫。所谓的“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所谓的“拙诚”，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工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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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而已。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它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把以理念为核心（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抱负，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理念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能最终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共识。梁启超说：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毛泽东所说的“传教”，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 · 库泽斯和巴里 · 波斯纳曾说：“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内圣外王：

本土领导力的典型案例

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所体现的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曾国藩同时代的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说，“‘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哲敷在评价曾国藩时也说：“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学者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中也认为，曾国藩一生成就，其得力之处，在于“强毅”与“谦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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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源者矣。

谦恕也好，勤恒也好，强毅也好，谦谨也好，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的工夫。借用萧一山先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的求是精神，代表自强不息；谦恕、谦谨为“虚”，表示“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代表厚德载物。二者合一，乃得刚柔互济之效，这又是中庸的道理。由此可见，曾国藩领导力的大本大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

民国时期曾留学哈佛、牛津，被学者誉为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

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

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

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

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曾国藩“兼具圣王双层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从曾国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曾国藩看作一个本土领导力的最典型的案例，借以体悟本土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困而知，勉而行”，人人可做曾国藩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曾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

曾国藩在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有一次跟他聊天，总结起他的成功经验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赵烈文说：老师的功劳绝不限于平定太平天国这件事情上。一般人都知道老师用人、治军、筹饷、整饬吏治等方面很有成就，其实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我跟随老师多年，认为老师有两项功夫为常人所不及。这也是老师能够成功的地方。一是“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岿然不动心”，二是“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规矩，几十年如一日”。这两件事是一般人所绝对做不到的。赵烈文又发挥说：老师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精神力量的坚卓。

赵烈文这段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曾国藩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身上的毛病、弱点也很多。但是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要做圣贤。曾国藩在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他在日记中解释说：

涤，取涤之旧染之大污也。生，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天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以此立志自新，重起炉灶，要与从前的自我血战一番，发誓要做一个新人。不过，人要想根除自己的缺点是非常困难的。京城之中，同僚朋友的往来请吃、征逐饮宴几乎无日不有，因而曾国藩的改易品性，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反复。

曾国藩年轻时候的毛病非常多，包括他为人浮躁，脾气暴躁，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一次曾国藩的父亲从老家到北京来，朋友们听说了后都过去看望老人，曾国藩却因为一件小事，当着众人的面，对着一个朋友破口大骂，非常失态。曾国藩作为一个年轻而成功的男子，他也喜欢漂亮的女性。有一次听说一个朋友娶了两个漂亮的小妾，他就动了心，下班以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了朋友家中。一开始还装模作样谈了几句学问，但很快就露出了真实的来意，要朋友把两个小妾叫出来给自己看一下。朋友并不愿意，但曾国藩执意要看。朋友只好把人叫了出来。曾国藩一看之下就控制不了自己了，说了一大堆不堪的话，一直到了回家的路上，还在车中想入非非。还有一次曾国藩参加团拜，到了一个官员家中，这户人家非常有钱，钟鸣鼎食，美女如云，曾国藩心中非常艳羡。回家后正好自己的妻子生病躺在床上呻吟，心中顿时生出了厌恶之意，心想自己这是过的什么日子。

曾国藩把这些缺点都记到日记里，骂自己畜牲，发誓一定要改。但是今天刚刚发了誓，明天就违背了誓言，又犯了毛病。于是曾国藩又痛骂自己一通，再次发誓一定要改。结果第三天又犯了。于是只好再痛骂自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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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曾国藩早年的日记，他就是在那里不断地煎熬，非常的痛苦。但是，正是在这种破坏自己誓言与重新立志的不断较量中，曾国藩一步步地战胜了自己，并培养出了苦行僧一般的自律精神和坚忍强毅的意志力。他后来出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朝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屡遭拂逆，但他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艰苦支撑，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是得益于他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陶冶。

曾国藩后来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和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曾国藩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也强调了自己“立志”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志”即大的追求。人都是有欲望、有追求的。追求的大小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大小。曾国藩的立志，就是用大的追求来克服和超越小的欲望。小的欲望只能满足小我，成为欲望的奴隶是成就不了大事的，只能日就卑污之地；大的志向才能成就大我，才能日就高明之境，才能做成大的事业。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自拔于流俗，十分感慨，认为曾国藩一生事业即基于此。

曾国藩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他那“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和“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精神，这就是所谓的“拙”、“诚”之效。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稻盛和夫曾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曾国藩的成功，就是以稻盛和夫所说的“磨炼心智、提升心性”为基础的。这也正是曾国藩从凡人通往非凡的基本路径。（本文编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

4.曾国藩的育儿之道 篇四

纵观曾国藩的著述和书信, 可以看出他的育儿秘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读书明理, 学会做人。曾国藩认为, 读书不是为做官, 而在于明事理。当官是一个时期的事, 而做人则是一辈子的事。职位的高低取决干别人, 而学问的多寡则完全取决干自己。一个人要想将来有所作为, 就得有深广的学识, 就得有过硬的本领, 因此曾国藩从小就注意到了对孩子学习兴趣的培养, 让孩子们喜欢读书, 乐于读书。他要求孩子们, 古今中外广泛涉猎, 并从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艰苦朴素, 勤俭持家。虽然曾国藩身居高位, 家境殷实, 但对孩子的要求十分严格, 从不娇惯放纵, 令其养尊处优。曾国藩认为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磨不成才。从小他就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乡下, 并且要求饭菜不能太丰盛, 衣着不能太华丽, 门上不准挂相府的牌匾, 出门尽量走路, 不得要轿子, 穿衣喝茶一类小事, 一律自己动手, 不得使唤仆人, 考试前后, 不得拜访考官。

与人为善, 宽以待人。曾国藩认为,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首先就得学会尊重别人。他教育孩子, 与人相处要和善友好, 能让人时且让人, 能容人处且容人, 对于别人的错误要宽容大度。不过分要求他人, 尽可能地为他人提供方便, 予以帮助。懂得尊重他人, 关心他人, 理解他人, 包容他人, 方能成为一个受人欢迎、受人敬仰的人。

以孝为先, 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 百善孝为先, 孝乃为人之本。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反哺, 不懂得感恩, 即便学富五车, 有经天纬地之才, 那又有何用呢?和乃兴家、兴国之本。国是大家, 家是小家, 和睦共处, 则万事兴隆。因此, 曾国藩教育孩子自小就要有孝心和爱心。

5.可怕的曾国藩 篇五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咸丰四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

6.曾国藩的“三戒” 篇六

戒多言

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好论人长短，几乎是人的天性，只是有的人知道怎么把握分寸，有的人却信口开河，曾国藩也不例外。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直接上疏，直指咸丰三个缺点：见小不见大、不求实际、刚愎自用。曾国藩敢于说皇帝的不是，自然是犯了天威，结果引得咸丰龙颜大怒，直接把奏折摔在地上，准备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在穆彰阿、倭仁等人的劝阻下才作罢。曾国藩自己想做一个清官，又希望别人也是清官，看到满朝文武个个都贪财好色，他口无遮拦地去批判这些官员，结果得罪了朝廷众多大臣，几乎成了朝内大臣的公敌。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终于逃离了处处是敌的北京。然而即使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江西，他那口不择言的个性又把江西的官绅给得罪了，结果也是处处碰壁。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之后，曾国藩终于悟出了都是“多言”惹的祸！于是，他下定决心，在生活与工作中处处留心，每天都把见的人，说的话，看的书通过日记记录下来，以此反省自己的得失。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曾国藩“好论人是非”的毛病得到了彻底的根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好友刘蓉时，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连刘蓉都感觉曾国藩像变了一个人！改善了语言之后，曾国藩为人处世更加圆融，人际关系也从当初的四处碰壁发展成后来的左右逢源。

曾国藩教育儿子曾纪泽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 讼，即多言也。”曾国藩认为，如果想使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言语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戒忿怒

心态是人生幸福的根源，一个人容易被人激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还没有成熟。我们常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曾国藩为什么要“戒忿怒”，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平静如水的心理环境，保持积极的人生观。

为了修炼自己的心理，曾国藩向他的好友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希望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开始时，曾国藩的静坐并未达到排除杂念的效果，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所说：“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正月初一，他就在日记中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还有一次，曾国藩才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不久，他的父亲也跟着他住到了北京。有一个名叫郑小珊的好朋友来曾府给曾麟书看病。因为郑小珊跟曾国藩关系很好，而且医术高明，两人来往也比较多，所以说话也很随意。那一天，不知道曾国藩跟郑小珊说了什么，郑小珊当时就很反感，当场吵了起来，郑小珊拂袖而去。事后，曾国藩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他后悔万分，在日记里反思说：“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国藩知错就改，决定去郑小珊府上道歉，恰好郑小珊也是个豁达之人，那一天来曾府祝寿，当天晚上，曾国藩去郑小珊家赔礼道歉。过了三天，曾国藩又邀上陈岱云一起去酒楼喝酒赔罪，两人冰释前嫌。

戒忮求

中国有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多人忙忙碌碌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奋斗，一些人甚至把这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只是有的时候，富贵就如同火中取栗，栗没有得到，反而伤了自己。曾国藩说“戒忮求”，这是他人生悟出的一大智慧。

曾国藩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诗句：“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的“屠羊说”是说有个宰羊的屠夫，他曾帮助楚昭王恢复失去的天下，但楚昭王复国后再三请他做官都被他谢绝。他说，大王丢了国土时我也丢了宰羊的工作，现在大王重登宝座，我又操起宰羊刀，恢复了过去的一切，这很好。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毁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人说你好，自然有人眼红，会找你的麻烦;人世间到处都有利益与财富的争夺，只要你想一想楚昭王时期的“屠羊说”，那么功名利禄不过是天上的浮云。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之后，大清帝国三分之一的天下尽在曾国藩手中，曾国藩的很多幕僚也希望他能效仿曹孟德，进一步夺取天下，以当时湘军的实力和旗兵的战斗力来说，曾国藩称帝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曾国藩的选择却是自裁湘军。假如曾国藩真的去争天下，就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品曾国藩的“三戒”，从他身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完人”的心路历程，从曾国藩身上我们也能学到做人的道理——有话好说，但不乱说;有话好谈，但不发怒;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

7.浅析曾国藩对联的古文手笔 篇七

挽汤鹏

著书成二十万言, 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 名亦随之。

此联被誉为“奇气喷薄, 如干莫不可逼视” “俱极倜傥”。汤鹏二十岁中进士, 聪明过人, 其诗极其豪放, 才气十足。所著《浮邱子》政论文集洋洋洒洒二十二万字, 时人赞誉甚高。但其行为在曾氏看来却有点怪诞。“汤海秋久与之处, 其人诞言太多, 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本联以汤鹏的“才”“名”为眼, 曲折变化。“著书成二十万言”本应是逞才逞气, 但曾氏却说是“才未尽也”, 在褒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得谤遍九州四海”是一件极不光彩之事, 是对汤鹏的贬, 然而, 笔锋一转“名亦随之”。整首联, 上联先扬, 在扬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写到此处, 把汤鹏的才说到极点, 似乎对汤氏不好再用其他语言来评价了。下联于是就荡开一笔, 先说他的缺点, 说时人对他的贬损, “谤遍九州”可知他的臭名, 可谓臭名昭著, 但并不是真的说他的臭名, 而是以此作伏笔, 臭名之后, 对他的赞誉也不绝于世, “名亦随之”。下联就在反衬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完成了对汤氏的颂扬。《楹联新话》对此联有评价:“独曾文正才力标举, 夭矫老苍, 自成一格。亡友马宾侯称其运古文法于联语中, 洵不虚也。其最佳者, 如挽汤鹏。”

挽梅霖生太史钟澍

万缘今已矣, 新诗数卷, 浊酒一壶, 畴昔绝妙景光, 只赢得青枫落月。

孤愤竟何如, 百世贻谋, 千秋盛业, 平生未了心事, 都付与流水东风。

此联被誉为“文正惬意之作, 百年来, 何人敢与抗手”。“梅霖生太史讳钟树, 以词臣终老, 未克一展伟抱, 旋即辞世。”“万缘今已矣”满腔感慨喷薄而出, 然后徐迂道出梅氏往昔生活状态, 从内容、情感、语气上较首句舒缓。最后来一句“只落得青枫落月”, “只落得”是在中间三句上的又一次转折, 使语气又跳跃地承接了首句“万缘今已矣”的似是无奈的感慨。整个上联气势如喷涌而出的江水, 突破一个险峻的隘口, 进入了一个比较宽阔的水面, 在人们的审美期待中下联应顺流而下。但是, 曾氏的高明, 或是高超之处在此又体现出来。下联“孤愤竟何知”一个设问再次把读者期待心理提起, 如回风激水, 蹙蹙生漪, 在再次历数所愤所憾之时结束全联。一波几折, 不引古, 不用喻, 层层翻新。

挽马端敏

范希文先天下而忧, 曾无片时逸豫。

来君叔为何人所贼, 足令千古悲哀。

对于“挽语有极难措笔者”曾氏又用另一笔法来写。马端敏在校场被刺杀, 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睽睽之中, 一个总督在校场上被杀, 于清政府来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曾氏于是隐而不谈这一点, “只刺取一二”, 因“不胜称愿, 则取其特别者言之, 亦足动人”。如此联语“飞鸣处仅‘来君叔为何人所贼’八字, 盖略其同而单言其异也。”正如《古文笔法百篇》所说, “巧于避忌, 最为得体。”其次, 此联也用了一个衬托法, “凡对联出幅略平淡无碍, 惟对幅则不可不求压倒出幅。对幅一奇警, 出幅虽平淡, 亦被衬好, 此联即其例也。”

挽凌荻舟水部太夫人

折葼教苏氏兄弟, 要知取次成名, 曾断慈母机中杼。

负米走大湖南北, 岂意归来失恃, 空悲游子身上衣。

此联围绕母子情深, 及因这份情而为对方真诚地付出反复铺叙。慈母教子, 佳儿“负米走大湖南北”, 都是因为深爱对方。“负米”指竭力侍奉父母。但是, 慈母望穿秋水仍然等不到佳儿归来。待一朝归来, 慈母却早已撒手人寰, 只有对着烙下母亲慈爱之心的故物而空悲切。“望”是因为爱, “空悲”也是因为爱, 此联字字句句都是因爱而生发, 可谓“一字立骨”。

挽贺映南太学夫人

柳絮因风, 阃内先芬堪继武。

麻衣如雪, 阶前后嗣总能文。

“柳絮因风”出于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贺夫人德行颇好, 有声誉, 并有文才, 故特注明贺的夫人姓谢, 并引用“柳絮因风”, 暗指贺夫人之姓氏, 同时赞扬贺夫人的文才。

此联中心意思是对贺夫人的赞赏, 说她生前的美德, 她的懿行, 都为后辈所崇, 为后辈所效。阃, 门槛, “阃内”在此指闺门, 实为女德之门。在曾氏的内心, 传统的三纲五常根深蒂固。他内心呕歌, 赞叹的女性, 肯定是一个集传统妇道于一身的典范的传统女性。他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这些女性唱着赞歌, 他希望乾坤的扭转靠这些完美人物的典范, “先芬”对后辈的濡沫。这么一个时刻以转移社会风气、端正舆论、敦厚风俗为己任, 花大力气重建精神风尚与道德秩序, 力图挽回颓风败象传统秩序的捍卫者, 这么一个认为自己对传统礼教的维护义无反顾地卫道士, 当然他希望她们的身后, 是一个个踏着她们足迹的完美的妇人。继武, 是接着她的足迹。武:足迹。

“柳絮因风”并不仅仅是构成文义的暗含意韵, 不单单是中心思想的直接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语境的营构, 对中心思想延伸语义起着其他部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文学意象中, “柳”的内涵极为丰富。“柳”象征高风亮节, 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 《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 因以为号。闲静少言, 不慕荣利”。“柳”象征着“送别、离别”。宋词中, “柳”的意象不胜枚举。周邦彦“柳阴直, 烟里丝丝弄碧”, 高柳垂阴, 烟中弄碧, 千丝万缕, 依依有情。李商隐“人世死前惟有别, 春风争拟惜长条”“为报行人休尽折, 半留相送半迎归”。“柳”在这儿延伸语义, “柳”象征着贺夫人的高风亮节, “柳”象征着“后嗣”们对她的依依难舍, 绵绵不断之情。“柳絮”在“柳”的内涵之外又在氛围的渲染上加深一步。一说到“柳絮”, 人们不禁想到料峭的春风中, 漫天飞舞的毛茸茸的柳絮迎面扑来, 在这本应是等待万物复苏的季节, 飞舞的柳絮总会带来一丝淡淡的愁, 是离愁?淡而远, 轻而难以捉摸, 在你的心头萦绕, 挥之不去。

同时, “柳絮因风”与“麻衣如雪”相互照应。同为白色之物, 同为故人逝去而出现的两种物象。“麻衣如雪”, 是一种白描, 是对贺夫人后嗣们悼念的队伍的直接描写。如雪的麻衣, 在中国文学的意境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意象。它不象“柳”, 一说到“柳”, 人们会想到离情别恨, 心头会升起依依不舍之情, 而“麻衣”则仅仅只是使人想到殡葬, 只是一种现象, 没有太多的感情内涵。如雪的麻衣, 只有靠因风漫天飞舞的柳絮赋予它更深的意韵、内涵。

对贺夫人的赞赏在这美丽的画面中显得如此摇曳多姿, 也只有曾氏才有如此手笔。真如清·朱应镐《楹联新话》所评:“湘乡曾文正公、德清俞荫甫太史以殊勋硕学咸精此体。盖期事虽细, 至其比事属辞, 得心注手, 巧力并绝, 非淹博闳深之士弗能也”。

摘要：曾国藩对联自古文脱胎而来, 文气喷薄, 如干莫不可逼视。构篇一字立骨, 立意巧于避忌, 行文回风激水、一波几折, 遣词巧力并绝, 寥寥数句, 而余味无穷。

关键词：曾国藩,对联,古文笔法

参考文献

[1]龚联寿.联话丛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8.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 1985, 10.

8.曾国藩的教子书给我们的启示 篇八

“为人与为学并进”是曾国藩对子女最基本的要求。

曾国藩的“为学”是为“为人”服务的, 通过读圣贤诗书明白道理, 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才是读书的目的所在。曾国藩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 余不愿为大官, 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还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 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 读书之种子也, 世家之招牌也, 礼义之旗帜也。”读书不是为了做官, 不是为了富贵, 而是为了增长智慧, 修身养性, 明白事理, 最终自强自立。

与曾国藩的读书目的相比, 今天的一些观点是需要匡正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蛊惑着许多家长不惜节衣缩食都要给孩子凑足高昂的培训费、辅导费, 而全然不顾孩子的个人爱好和天赋秉性。我们读书的目的是直奔个人前途而去的, 为了在将来的就业竞争、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得已而读书, 却把最为重要的道德修养弃之不顾, 殊不知, 良好的道德修养才是孩子立足社会的根基, 像曾国藩那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睿智明理、品行优良的谦谦君子, 何愁他将来谋不到一碗饭吃呢?

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读书观。读书不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 更不是为了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读书能让我们终身受益, 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能构建我们的精神世界, 能提升我们的道德品质, 能赋予我们强大的人格力量, 能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困难时从容不迫……“吾辈读书, 只有两件事, 一者进德之事, 一者修业之事”, 让读书变成一件滋养心灵、陶冶性情的事。

勤俭, 是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要求“子侄除读书外, 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 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 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其衰也, 则反是”, 并要求“吾家子侄, 人人需以勤俭二字自勉, 庶几长保盛美”。曾氏家族的女眷白天要做家务, 夜晚还要纺纱织布, 缝制衣服鞋袜;男子要参与拾柴捡粪、插秧种田等劳动。曾氏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起要清扫院落, 祭祀宗祖要虔诚, 与邻里要和睦相处, 读书要勤奋刻苦, 还要种菜养猪养鱼, 充分体现了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的观点。

目前, 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 他们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 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自理能力差, 没有艰苦朴素的思想意识。因此, 培养勤劳的习惯, 树立节俭的意识, 对当代中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敬恕, 是曾国藩倡导的做人之道。

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说:“至于作人之道, 圣贤千言万语, 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恕”二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恭敬、谦虚、慎重。这是对我们自身言行的要求, 也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 即在处人行事时力求做到恭敬有礼, 谦虚慎重。第二层意思是仁爱、宽容。在与人相处时若能常怀仁爱宽容之心, 多替他人着想, 便会不苛责。二者合起来就是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敬恕”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必修之道。

坚韧, 是支撑我们走向成功的精神力量。

曾国藩教育儿子首先要志存高远, “苟能立志, 何事不可为?”要立大志, 有理想, 不可甘居下流;然后用一种“倔犟”的精神去拼搏实现。“至于倔犟二字, 却不可少。功业文章, 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 否则柔糜不能成一事。”不论是建功立业还是做学问都需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 否则将一事无成。同时, 他希望儿子“总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 此后当更有长进也”。心胸开阔、豁达大度是为人的一种境界, 也是面对人生挫折的一种韧度。

曾国藩还告诫儿子, 遭遇挫折失败时要正确对待, 不能怨天尤人, “无故而怨天, 则天必不许, 无故而尤人, 则人必不服”。在逆境、困难、挫折中一味地埋怨终将一事无成, 正确的做法是总结经验, 提炼人生智慧, 积蓄力量走出困境。

今天的中学生大多生活环境舒适, 学习条件优越, 没有经历艰难困苦打磨的他们, 大多缺乏坚韧的精神, 稍不如意便怨天尤人, 稍有挫折便灰心丧气。既然挫折失败是人生道路上不能避免的障碍, 正确面对便是我们需要研习的一门课程。

9.曾国藩的敬畏观 篇九

有位幕僚叫李鸿裔，曾国藩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

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的“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了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却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独自在室中，他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了一篇《不动心说》，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十个圣贤中的一个。文中有一段话，用现在的白话说是：“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贪图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看到这里，觉得非常可笑，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后离去。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便立刻找来李鸿裔说道：“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这我是知道的。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靠的正是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穿它，使他们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收敛自己，谨言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