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大讲堂》党史讲稿

2024-09-07

《党史知识大讲堂》党史讲稿（共5篇）

1.《党史知识大讲堂》党史讲稿篇一

党史知识大讲堂讲座目录：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彦】

2、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刘宝东】

3、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李庆刚】

4、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卢毅】

5、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

【张旭东】

6、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罗平汉】

7、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谢春涛】

8、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曹普】

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沈传亮】

10、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陈述】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彦：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

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

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

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二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主讲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刘宝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

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毛泽东曾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

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讲到：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对于如何发动农民、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民众运动，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逐渐呈现了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不仅如此，党在推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上讲：“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这个忙帮的可不小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崭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务实的作风等区别于其它旧式政党的先进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这个变化可非同小可，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员单向加入国民党的党际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变成了双向互动。这种党际合作形态的变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产生了疑虑。国民党一方面对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和行动，而这种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

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比如1926年3月蒋介石的两条日记就很能说明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3月10日，他在日记写到：“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难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狱中经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其狡计皆为人利用。鲍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来是共产党的阴谋毒计，背后还有个共产国际，此时蒋介石痛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达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们中共党内对国民党、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动向就一点警觉都没有吗？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蒋介石记这个日记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个演讲，谈了应该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两大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演讲中，毛泽东还说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非常不幸，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两天之后，即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翻过年来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我们党一个致命打击，中国革命经历了胜利的大喜，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大亏了。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

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

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的最快，也转的最好。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当时队伍驻扎在里仁学堂，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认可，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文家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莲花县时，被派去联络江西省委的联络员宋任穷回到军中，他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只枪。”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但是，要想

上井冈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各地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谈谈工农武装割据是如何开展的。

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

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潜滋暗长，仍然坚持通过城乡武装总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岗、保存实力的做法很不满，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除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

了井冈山，他批评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说毛泽东是“右倾逃跑主义”、“枪杆子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省一级的局部地区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这个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种正确探索在六大召开后就停滞了。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为什么跑到莫斯科开，一是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各地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个会；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因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确实想要直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在六大上，共产国际批评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分人对他的质疑。由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重军事轻政治、反对党管一切、主张流动游击等错误思想很严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到了军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从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据。结果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七大，解除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失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散”，要求恢复毛泽东领导的呼声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出任

红四军前委书记。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同时从组织上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但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历了一段极其

坎坷的历程。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所以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死命。”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们个体一样，最怕脑子和心脏出问题，因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问题还比较好修。但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就不那么适合了。

李立三有坚定的城市中心观念，加上他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国内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所以他认为革命高潮到来。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主张“以农村中心”的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中国革命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总爆发”，为此他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并付诸行动，造成严重危害。

“立三路线”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此前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有右的倾向，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冒险做法，又有点过“左”，就是连联共（布）中央也认为是有点过头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可是李立三并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公开宣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形势”，这种“不听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而红军进攻大城市相继失利，终于使

得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这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定性又发生了分歧，中央认为“立三路线”是“中央在策略与工作布臵上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但不是原则问题；而共产国际则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次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它造成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

下级与上级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级服从上级，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但对这个说法，共产国际还是不满意，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在以后杜绝这种不听招呼的现象发生，关键还是要让能够不折不扣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志负责中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秘密潜到上海，在他一手操办下，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把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中央领导权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产国际垂青关键是他听共产国际的话。

王明上台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他在表面上虽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实际上他更“左”。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

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新路置若罔闻。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还曾经想不带毛泽东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中共中央文件从来没有作过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内容我在讲稿中作了归纳，现在简单的梳理一下。

毛泽东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后再进行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且长期占据城市，所以农村是孕育革命的温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二是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对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

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六个“同时存在”将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再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势力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前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中国应该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共产党尽量迁就、服从、支持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中国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方面的军事压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由以前的“左”，又变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甚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上就是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错，但放弃领导权那就会重蹈大规模失败的覆辙。王明不仅自己宣讲右的一套，而且还利用控制的《新华日报》大肆传播他的论调，而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则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登载《论持久战》。王明的右倾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对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产生了动摇。针对于此，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述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仍然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仍然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指出这是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这样，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论形态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一、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迪作用。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三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http:// 2011年05月30日14:07 人民网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三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主讲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李庆刚

这一讲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及其最后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一举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耻辱，是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经历过两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人民的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解放区人民政权。总之，当时的中国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是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虽然不能说抗日战争是单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历史上进步时代的主要代表，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讲将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这一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第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起进攻，第29军奋起反抗，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指导方针。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努力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卢沟桥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两党关于和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到华北抗战前线，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较大的主动性。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份按战时序列改为第18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

德、彭德怀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后来改称正副总司令)。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当时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很多指战员思想认识搞不通，他们认为红军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过去与国民党进行的十年血战白打了。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当时，朱德、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向指战员做思想说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师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就明确指出，红军改编，同志们思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国红军必须绝对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贺龙也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去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红军才实行改编。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一民族传统在民族危机现实之下的再次复活，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两次大

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一共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预先埋伏的部队的围剿、袭击，除2000多人突围以外，其余大部分牺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将破裂，内战有扩大的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重庆，周恩来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变”的爆发，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就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这样形势的发展就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坚持抗日作战的，这样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却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后来更加证明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的柱石。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其发展，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现他面对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这就注定了他灭亡中国的美梦最终必将破灭。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在如何坚持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形成了两条对日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路线和方针。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而且想在抗战结束以后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因而采取了片面的抗战路线，也就是坚持国民党***和独裁，依靠政府和军队来进行抗战。不注意给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权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表现的抗日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发展民众运动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其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中包括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维护抗日民族团结等十个方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目前急需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样的路线。1939年7月，是抗战两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时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们的路线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一条政治路线，也

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这条政治路线，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指的是指挥官、司令官；“打败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敌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的是目标。他说这是一条“总路线”。他还说“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这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全面抗战的路线。

可以说，两条路线、两个前途。坚持和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独立自由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会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并组织了像淞沪、忻口、南京等会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最后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我国军民30多万人，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国民党的首府就迁到武汉，最后又迁至重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样作战状况，就使得全国人民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阵营里一直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争爆发以后，“再战必亡”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速胜论也有相当的市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妄想通过或者依靠国际援助来迅速地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特别是

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军队，在山东峄县附近的台儿庄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大捷，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速胜论的观点又抬头。但是不久，日军南北对进夹击，军事重镇徐州陷落，这样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再次受挫。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一论著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中日战争的历史方位问题，他说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一历史方位上，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的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起来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清晰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抗战的历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陷入对抗战前途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当政的国民党并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答案和说法。但是，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预测是那样准确，使人深为佩服。对这一点，1945年4月，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过程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不管战局如何变化，如何复杂，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也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我方反攻阶段。

综上所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共歼灭日军25万人，国民党也遭受了重大伤亡，最后节节败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插入敌后，展开广泛的人民战争，发动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创建了令世人瞩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从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山西平型关附近设伏，击毙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整个战争的进程来看，平型关的战役不算大战，但它却意义深远，影响全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参加了忻口作战，会战失利以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策应友军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沦陷以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当时115师一部挺进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地区，主力则进至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120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北地区，129师及八路军总部挺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八路军完成了战略展开以后，迅速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战争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这样，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就在华北大地上建立起来。在华中，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随后新四军展开对日作战，华中抗日根据地

也建立起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地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就使得日军腹背受敌。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对敌作战1500多次，毙敌5万多人，牵制日军兵力30万人，八路军由不到5万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2.5万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敌后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就逐渐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此以后，日军的对华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从这时起一直到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逐渐以主要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

随着人民武装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年，在三年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回县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和全部的伪军，人数达到70万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亿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使得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就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在于中共。所以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面对日军这种残酷进攻，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和水上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术，充实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中，敌后军民不怕牺牲，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对敌作战英勇顽强，日军就把马母当作人质，要马母逼迫马本斋投降，但马母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还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迹。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寇合围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

在敌后军民的牺牲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1943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1944年根据地军民还展

开了局部的对日反攻作战。到1945年初，解放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作战，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中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成为对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基地。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区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这时却遭到了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并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山城重庆，这震惊了山城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八年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全民抗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线作战，并可充分利用占领区的资源来维持这种战争的路线，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果真那样，抗日战争的局面将是另一番情景。对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的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这种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那么日军必然继续会长期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还明确指出，他说任何人如果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解放区英勇战斗的9千万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错误，那是一定的。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八年作战中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来看，我们的责任更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以民族责任为己任，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说在

抗日战争中，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面，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方面倾斜，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便集中精力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毛泽东选集四选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精辟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发展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理论创新，符合中国的实际，完整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做了一个总结，特别是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会议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我们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最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代表着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的主题是，顽固坚持***和独裁，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且积极的准备内战，妄图独享抗战的胜利果实。可以说与中共七大相比，国民党的六大是一次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加强队伍建设。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纷纷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的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由于当时的新党员大多是充满着爱国热情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富有爱国激情，抗日热情很高，但是又有组织散漫、不服从纪律的特点。为了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创办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为《共产党人》题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并且指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至此，“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团结全党完成民族抗战的神圣使命，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我们党认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通过这次整风，总结了历史经验。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使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民主，其主要的标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提出和实践。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任务，“三三制”简单地来说，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像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是有职有权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选举中，党外人士、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就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副主席，他当选副主席后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对这一政策，中共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亲自写了一篇《一个极其重要政策》的社论来宣传“精兵简政”，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名篇当中，毛泽东就这样说：他说“精兵简政”这个意见，就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提得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和选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真正实现普遍的选举，根据农民当时文盲占多数的情况，各根据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实现形式，像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烧香燃洞法这样的选举方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鄂皖边区访问的时候，亲眼看到当地的群众用手中的黄豆、绿豆、豌豆、蚕豆等作为选票，选出自己中意候选人的情况。他感慨，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在争取知识分子。但是结果确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万阻奔赴延安，他们来到延安，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学习，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有的甚至还要拿起武器到前线作战，他们为什么这么向往延安？就是因为延安有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围。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应该说我们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改善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生产也就得到了发展。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以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渡过经济困难，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们上面提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个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等纷纷垦荒开田，纺纱织布。由王震率领的359旅开赴延安以南的南泥湾，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一个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应该说“大生产”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使得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大为减轻，使得根据地居民生活大为改善，一方面改变了我们党工作的作风，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除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外，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科学技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些工作当中，根据地的群众与我们党结成了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军队。正如当时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样和谐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对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应该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比较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生活状况以后，就断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在共产党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同时，我们来反观一下国民党在干什么呢？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继续顽固地坚持***，个人独裁。另外一方面是压制民主。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国民党方面极其尴尬，既然中国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人权自由，为什么还要忍受国民党一党独裁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话语权，1943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请人捉刀写了一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大谈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彻全国，深入人心。在军事上，《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不久，国民党就在军事上，在正面战场上遭到了豫湘桂战役的可耻的大溃败。对此，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就贯以这样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在经济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负担。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以“接收”为名，贪污腐化，大发国难才，搞所谓的五子登科，哪五子呢？一是票子，二是房子，三是车子，四是位子，五是女子。这样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国民党是威信扫地，就连原来拥护他的中间党派也逐渐远离它，而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中国共产党逐渐就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中国递交了投降书，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们上面讲的这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的一个充分表现。对于这一点，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当中就指出，他说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个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我们这讲的内容，与这一论断是切合一致的。

党史知识大讲堂：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一）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延安整风的历史条件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我们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二、延安整风的基本过程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二）整顿三风阶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三、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好，谢谢大家。

党史知识大讲堂：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曹普中央党校教授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新华访谈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党史知识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中央党

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教授，为大家讲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的有关问题。欢迎您曹教授。

曹普：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曹教授，我们知道在党的90年历史上，有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命运。现在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那首先请曹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时候的国内背景是怎么样的？

曹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我们就可以从建党90年说起，90年前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两大历史使命：一是求得民族独立；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富强。

民族独立的任务，经过28年的民主革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们完成了这个使命。1949年我们党执政后实际上是为完成第二个使命，也就是把国家搞得富强这一使命来奋斗。

应该说我们从建国之后选择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让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就开始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应该说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探索的开局是好的。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从1957年开始，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挫折和问题。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更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灾难。

邓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一个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特别是往前延伸就是1957年以后我们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在这二十年当中也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政治上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小平同志反复反思和强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有她的优越性，在我们搞了社会主义以后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越性。但是建国后20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这个优越性发挥好，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工农业发展都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想的那样一个好的发展。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改变这样一个状态。

主持人：您刚才介绍了整个的国内背景，那再联系一下国际背景，特别是像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他们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曹普：在我们国家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把国家引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中，由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遭受了挫折，走了弯路。

但是，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二战后世界范围兴起了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都实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比如说，美国经济从1961年到1969年有106个月实现了连续增长；欧洲经济通过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迅速走出了战后的困难局面，并且迅速实现了恢复性发展；日本应该说战争对它的经济破坏是很严重的，但是它从1956年开始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1960年完成，从1960年到1979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持续15年它的经济在这一阶段增加了七八倍之多。日本1964年举办的奥运会，他在奥运会举办后三年GDP就超过了英法，在第四年的1968年就超过了德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GDP总量的世界第二位。

和这些国家相比，应该说中国是大大落后的。也包括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四小龙，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所以，综合起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觉得是双重逼迫的结果：一是国内的困局，一个是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如您所说的外部竞争压力非常大，那我们当时是怎样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这些巨大的发展差距的呢？

曹普：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外交往很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也很少。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松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急于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

1978年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当时从1978年1月到11月份，11个月期间，仅仅经过香港或者是到香港考察的国内的各种团就有529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团就是谷牧率领的到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西德访问的欧洲五国团。当然，包括邓小平同志还包括华国锋，也都有一些外事访问的出访活动。这里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经济考察团，主要是到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

谷牧这个团对后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团是5月2日出国的，到6月6日回来，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欧洲五国，15个比较大的城市，80几个企业、学校、大的工厂等等单位。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团的成员，这个团的成员大致有30人的样子，有的都是正部级、副部级的干部。

他们回来以后，在6月22日给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6月30日由谷牧专门向中央做了一个专门的汇报，当时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是华国锋，包括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谷牧的汇报会。

这个汇报从6月30日下午3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谷牧讲了很多代表团在欧洲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应该说这个会议对于我们后来实行经济改革决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看到了中国和外面的差距，不但他们看到了，很多对外出访的团也都看到了。

主持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伟大转折是两年后实现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请您再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曹普：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但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机和契机变为现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环境还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个转变，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进一步阻碍了这个转变。

这里面就要说到华国锋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他也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关于要加快发展的、要对外开放等也有一些想法和主张。但是在他当政期间，两报一刊也就是1977年2月7日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行。

这“两个凡是”，拿有的同志的话来说就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按照“两个凡是”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平同志后来也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两个凡是”是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这样的话中国肯定就难以开辟新的道路，难以开创发展的新境界。

包括1977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年初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本来是开辟新时期的时间，两个会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政策，但是都没有实现开创新时期的任务。所以这两年总的来说是处于徘徊状态。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也很想知道“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是怎样打破的呢？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如何实现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持什么态度呢？

曹普：应该说，“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很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央写了信里面就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不准确、不完整。后来他又不断地说“两个凡是”是不行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楚让我出来工作的问题。他说马克斯、恩格斯没有说过“两个凡是”的问题，列宁也没有说过，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因此“两个凡是”应该是站不住的。但是，小平的话没有公开报道出来，大家有的也不知道。

在打破“两个凡是”这方面是通过一篇重要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意思，检验真理只有

一个标准，就是实践，实际这就排除了指示等一些个别的只言片语，当然，矛头是针对“两个凡是”去的。

所以文章发表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就讲到真理标准的阻力。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文章，政治上很“坏”，包括对参与文章发表的，支持文章讨论的中央领导同志包括胡耀邦同志的批评，这使得他们的压力很大。

主持人：那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正式召开了，整个会议开了五天，会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曹普：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大家又对小平同志在内提出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讨论。15日会议结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因为前面有36天的充分准备。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前两天主要是学习和传达36天工作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后三天主要是讨论分组讨论这些讲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会议的结论。这个会议最重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拨乱反正。

第一个拨乱反正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四是会议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由此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

所以三中全会的贡献如果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主持人：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历史大转折得以实现，从今天来看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

曹普：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转折，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全会做出的一些重大决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

第二，充分地发扬民主是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会议期间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各种看法，包括对一些领导人的批评都没有受到阻挠或者刻意的打压，这些发言有的在会议简报上都登出来了。这种民主的氛围、党内民主得到重要保障也是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键时候把握方向、进行决断，成为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华国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觉得也应该给予肯定。

这次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应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做了一些讲话，做了深入的阐述。

它的意义我觉得也可以说概括成这么几句话：一是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所以三中全会开辟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想它作为一个光辉的标志会长期地记载在党的历史史册上。

主持人：曹教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包括它的重大意义和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来回答两个来自网友的问题：

网友：现在我们把打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称为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么您认为，推动这次思想解放的动力是什么？

曹普：应该说这个动力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包括党内党外、上层下层。思想解放最初是从党内高层启动的，但是在得到党内中层、基层的呼应和支持后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合力，我觉得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样困难的局面下，我们党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变革意识和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些东西的推动之下，我们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所要完成的使命出发——把国家真正搞富强，推动了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大变革。

网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路线的一次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历史地看待党的建设，怎样才能保证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从而避免出现大的错误和严重的倒退呢？

曹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讲到几个“要”：第一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第三是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第四要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发展的前列。从党自身来说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样我们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说，就能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所发生的问题。

2.全国中小学生党史知识竞赛的通知篇二

一、主办单位

中国儿童中心《学与玩》杂志社

中国儿童网(www.zget.org)

二、参赛对象

全国中小学生

三、活动安排

1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全国中小学生党史知识竞赛题分三部分，分别刊登在《学与玩》杂志2011年第4期至第6期上，并在第6期上统一刊登答题卡(答题卡复印无效)。

2请参赛者按照答卷要求填好答题卡后，放入信封内邮寄到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3号中国儿童中心《学与玩》杂志社，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只有答满题者方能参加评选。

四、奖励办法

中国儿童中心《学与玩》杂志社向组织此次竞赛活动的优秀单位及个人颁发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奖状；向在此次竞赛活动中成绩优异的学生颁发获奖证书；向组织50名以上的学生参赛的单位和个人颁发组织工作奖证书；向组织200名以上的学生参赛的集体颁发先进集体奖状。

五、组织评选

由主办单位邀请有关专家负责本次活动的出题和阅卷工作。

六、联系方式

请将答案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3号中国儿童中心《学与玩》杂志社(信封左下角注明“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全国中小学生党史知识竞赛”)。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010)66150218

传真：(010)66160277

3.党史党建知识党史知识学习资料篇三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党史党建知识党史知识学习资料》的内容，具体内容：新时代背景下，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既是我国党史党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你对党史党建知识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我整理关于党史党建知识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党史党建知识 1、...新时代背景下，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既是我国党史党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你对党史党建知识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我整理关于党史党建知识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党史党建知识

1、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是《共产党宣言》。

2、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

3、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产生起来的。

4、五四运动是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的。

5、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 1920 年 8 月在上海建立的。

6、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

7、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

8、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11、1921 年 9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出版机关-----

人民出版社。

12、1922 年 7 月 16 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13、1923 年，由共产党员澎湃等人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

14、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5、整理党务案：

1926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闓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第二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是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

16、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17、“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八七会议会议上提出的。

18、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19、“九一八”事变发生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

20、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是陈毅、项英。

21、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遵义会议。

22、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3、1935 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著名口号。

24、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二、九”运动爆发。

25、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是《论持久战》。

26、毛泽东在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社会各阶层中，曾指出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是农民阶级。

27、三大战役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28、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

29、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完备的一部土地革命纲领是 1947 年 9 月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3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31、1955 年 4 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并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

32、“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33、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34、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含着多方面、非常丰富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和政策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35、中国共产党完成港、澳、台统一伟业的方针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36、1970 年，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

37、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

38、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39、邓小平在 1982 年 9 月最早提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

40、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41、1984 年 6 月，中国首次组队考察南极。

42、中英两国政府在 1984 年 9 月 26 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4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44、党章规定，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预备党员的

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

45、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

46、“一国两制”1982 年 12 月写入宪法的。

47、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是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48、“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具体内容是：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9、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0、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有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

5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52、“四有”新人中的“四有”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53、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54、1985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55、1985 年展开以城市为重心的经济体制改革。

56、中国卫星通信由实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的标志是 1986 年 2 月 1 日，中国再次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20 日，卫星定点成功。这标志着中

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57、中国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许海峰。

58、1986 年 3 月《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将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59、1986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60、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61、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路线。

62、中共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第一步，1980年 1990 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翻，实现人民的温饱;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翻，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63、“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64、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际上的复杂情况，邓小平指出外交“二十八字”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65、中国应从苏东剧变中吸取的教训是：中国绝不能放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措施是把过内的事情办好;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防止和平演变，但不能有两个中心，只能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

66、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步程度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为了克服一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全球性环境污染和广泛的生态破坏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失衡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赖互为加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极为关注。1991 年，中国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1992 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1994 年 3 月 25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为了支持《议程》的实施，同时还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这一伟大实践。

6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作的贡献归纳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6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6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

70、处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党史知识学习资料

1、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中国革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了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从此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中国革命;青年学生起到了先锋作用;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上海，但期间一直受到法租界当局的监视，7 月 30 日会场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最后代表商定，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并在那里胜利闭幕。

3、1922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

年 7 月止，历时三年半。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5、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毛泽东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7、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8、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

9、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指八路军 115 师 3 个团于于 1937 年 9 月 25 日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 5 师团 21 旅团辎重队，歼其 1000 余人的战斗。他是中国开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平型关大捷不是也不能等同于平型关战役，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战役基本是失败的，不能称为大捷，而八路军的伏击战是成功的，才可

以称为大捷，两者不可混用。

10、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八路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11、“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语出周恩来《千古奇冤》，意在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12、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通过的新党章强调了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3、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 43 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整个事件过程从 1945 年 8 月 29 日开始，至 10 月 10 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4、历史上国共合作有过两次。①国共第一次合作：1924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1927 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彻底背叛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②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6 年 6 月，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15、1946 年 8 月 6 日下午 5 时，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重要的谈话。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6、“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19、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会议通过了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会议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大会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及内外政策。

20、1950 年 10 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彭德怀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

21、1954 年 9 月 15 日至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

任务确定下来。

22、1964 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23、“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 1971年 9 月 13 日乘飞机外逃叛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24、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

25、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解决了党从 1957 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揭开了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26、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27、在中共十四大，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4 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8、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29、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30、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31、八字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提出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32、三反运动是指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33、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上，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5、三大战役是指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革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意味着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36、三大经济纲领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他曾在 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后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明确概括为：”没收封建阶段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中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4.《党史知识大讲堂》党史讲稿篇四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坚克难，一路成长，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党。回望历史，不难发现，这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观念、维护核心、强调看齐有很大关系。从党史的视角梳理“四个意识”的红色基因，有利于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贯穿党的整个奋斗历程。1921年7月，党的一大把“宣传共产主义”写入党纲，并明确规定入党的前提是“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体现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鲜明的政治意识。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依然高度重视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不久就开展整风整党。1955年，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改革开放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邓小平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无论是强调讲政治，还是增强政治意识，主要指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以及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等对于所有政治现象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对领导干部而言，必须突出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实践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强调政治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

2.坚持以大局为重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全局上谋划和推动工作，是我们党的一贯方法，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成功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艰难险阻的宝贵经验。大局意识，主要指统筹国际国内局势、党和国家大势的根本性、全局性的视野高度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谋划发展。

革命年代，针对革命实际，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都强调各地要着眼革命大局。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指出，“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大局意识的最初表达。毛泽东说过，“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强调以此为指导的工作方法是，“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指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执行中央命令，不顾疲劳千里跃进大别山，演绎了一段顾全大局佳话，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

新时代治国理政任务极其繁重，“强起来”谈何容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制定各方面决策部署，首先要有正确大局观，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要统筹谋划、通盘考虑各方面因素，兼顾各方面利益，协调各方面关系，明确轻重缓急，使各方面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这些论断，浸透着历史智慧，指引着工作方向。

3.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核心意识，就是全党上下一心，充分认识并积极拥护核心的作用和地位，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更是被党的历史所验证。1922年党章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这被视作核心意识的早期表达。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成熟的党中央。遵义会议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努力下党的革命事业才不断取得胜利。我国革命历史表明了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毛泽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还高度重视增强全党的核心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核心意识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核心，不仅来自党的历史，而且关乎党的未来。

4.向党中央看齐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强调增强看齐意识，时刻注意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特别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如各地党组织“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等，就是看齐意识的早期表达。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一致的……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正因如此，我们才屡克时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解决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全党上下齐心协力，全党增强看齐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喊看齐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有各级党组织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需要全党站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前行。

党课党史讲稿：党史上的第一份入党誓词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并重温了入党誓词。他说：“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

入党誓词是党员对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每一名党员的责任与义务的体现。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当时通过的党章首次对入党誓词加以统一，并沿用至今。不过，我们党的入党誓词，并不是建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份入党誓词是由毛泽东撰写的。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起义的最初目标是夺取长沙，但由于此时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敌强我弱，夺取敌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的任务，根本无法实现。很快，起义部队就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改变了原先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南移，并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

由于作战失利，再加上连续行军，环境艰苦，整个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纪律松弛，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在此时背弃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回忆：“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决定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通过举行入党仪式来加强对新党员的党性教育。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亲自主持了6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其中一位就是赖毅。毛泽东带着新党员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入党宣誓书的主人公贺页朵是江西永新县北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油工作为掩护，帮助红军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站，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由于表现出色，永新县党组织决定吸收其入党，并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因为识字不多，他亲手制作的宣誓书短短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出现了6个别字，但这并没有掩盖贺页朵坚定的革命信念。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永新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宣誓书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革命老区慰问，贺页朵才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交给了慰问团负责人。

1956年，谢觉哉在博物馆看到这份入党誓词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文中提道：“这是一位农民同志的入党宣誓书，不用说，这位贺同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历过严峻的考验的……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贺页朵的入党誓词，与毛泽东所写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服从组织”变成了“服从党纪”，顺序上略有差异。显然，贺页朵的入党誓词就是从毛泽东版本的入党誓词演变而来的。

党的第一份入党誓词，其核心内容是“永不叛党”，这与我们党当时面临的革命形势有关。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宣告失败，大量的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和迫害，党员人数由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l万多人，中国陷入了极端的白色恐怖当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党内的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相继脱党，甚至背叛革命，给我们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面对严峻的革命斗争环境，党高度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永不叛党”成为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那时每一名党员最大的责任与义务，并由此成为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并沿用至今。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力倡节约，反对浪费，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发生在党缔造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场与反贪腐、反官僚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从1931年底开始，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终止，历时3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谈到苏区经济工作时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和通知，号召在苏区各级政府和全体干部中开展节约运动。1932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指出“节约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通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约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要节省，以免多耗经费。要树立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在节俭运动中，要大量储蓄金钱和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以下简称《训令》)。《训令》第九条明确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维(惟)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领袖率先垂范

厉行廉洁政治

在中央苏维埃的号召下，苏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苏区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

少共江西省委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即吃两餐干饭一餐粥，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同时开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活动，以达到消灭省委所在地有荒田的现象。中央政府警卫连官兵、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均主动提出每天只吃两餐饭。1933年4月，在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养伤治病的战士开会讨论节省办法，全体伤病战士当场通过决定，即日起每人每天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钱。一个月后，全体伤病员共节省伙食费大洋997元。1933年11月，中央内务部、司法部两个培训班的学员学习期间节省伙食费31元3角。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全苏区革命工农群众进行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实现六项节省规约：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普遍设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开辟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厉行节约、倡导廉洁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他却总是只留一根，经常在豆大点的灯光下工作至深夜。周恩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他严格执行红军部队后方机关的节俭规定，与干部群众一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1934年3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裁减非必要的人员”“节省笔墨纸张”“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等。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党政机关率先响应。此外，陈云、邓颖超、潘汉年、成仿吾、陆定一等23位从白区进入中央苏区的同志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自发联名给《红色中华报》写信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

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带动了苏区各级党政干部投入到节省运动之中。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就各地开展节省运动进行专项检查，结果表明，在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地广泛开展的节俭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并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腐败现象。对此，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这些腐败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毛泽东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把贪腐浪费分子驱逐出苏维埃的斗争。毛泽东在《训令》中强调：“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点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毛泽东告诫中央苏区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向群众公布了一批贪污浪费案件。毛泽东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对苏维埃蠹虫，要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中央工农检察部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及奢侈浪费分子。据《红色中华报》报道，仅1934年1月至3月，中央工农检察部与中央审计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等部门积极配合，将贪污浪费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了赵宝成等包庇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大要案，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决定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建造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委任左祥云为基建工程所主任。由于赵宝成及其下属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工程在建筑施工中出现严重浪费现象，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由于赵宝成包庇放纵，左祥云在劣迹败露后畏罪潜逃。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犯罪经过，以及赵宝成等人所犯错误事实。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举行审判大会，根据毛泽东、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判处左祥云死刑，罚赵宝成做苦工1年。此外，中央工农检察部还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等集体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案等大案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