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8篇）

1.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篇一

上海海事大学

专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

——浅论环境污染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二级学院（部）：继续教育学院 专 业： 行 政 管 理 班 级： 11行政2 姓 名： 曹佳丽 指导教师： 孔维栋

完成日期： 2014年12月

摘 要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影响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持续引发一系列社会安定问题。对城市环境污染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努力为城市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关键词：城市环境污染；原因分析；大气污染；水污染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ity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the c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city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as affec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nes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continue to cause a series of social stability problems.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pollution,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research, we need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ive to create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urban residents.Keywords: urb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cause analysis;air pollution;water pollution

目 录

前言...................................................(6)

一、我国城市污染概述...................................(7)

（一）城市环境污染的含义..............................(7)

（二）城市环境污染的种类..............................(7)1.城市空气污染......................................(7）2.城市污水污染......................................(7)3.城市垃圾污染......................................(8)4.城市噪音污染......................................(8)5.城市汽车尾气排放污染................................(8)6.城市海洋污染.......................................(8)7.城市室内空气污染...................................(8)

（三）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意义.......................(9)

二、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9)

（一）人口增加公共设施薄弱

..............................（9）

（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9）

（三）技术水平低，能源消耗严重............................（10）

（四）城市缺少周密而有预见性的总体规划.....................（10）

三、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10)

（一）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10)

（二）完善环保法律法规.................................(11）

（三）减少污染物排放量................................(11)

（四）增加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11)1.破碎技术..........................................(11)2.焚烧和热解技术....................................(11)3.生物处理技术......................................(11)

（五）加强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12)结论.....................................................(13)参考文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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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紧密，涉及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近年来，我国各地在加快城市环境建设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仍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由此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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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污染概述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导致环境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经济、文化和科技得到很大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基础设施短缺和环境管理不善，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

（一）城市环境污染的含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忽略了环境的平衡发展问题，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地遭到人类的破坏，使得城市环境日趋恶化，城市环境污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去年初开始监测的PM2.5指数引发全社会的重视。此外，新闻还爆出了许多企业偷偷将污水、废水用高压水井压至地下致水资源污染的事例，让人感到愤慨。业内学者表示，城市生态建设滞后和粗放式管理手段以及国际污染不断向中国转移等诸多因素使我国环境持续恶化，污染程度逐渐超过环境耐受上限，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如北京、太原、西安等城市已列入世界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之列。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对造成城市环境污染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对于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保护环境，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相互协调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环境污染的种类

1.城市空气污染

在城市发展中，由于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燃煤等能源工业排放的废气，使城市天空变得日益污浊。另外，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尾气污染也日益严重。其污染物主要包括固体悬浮颗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碳氢化合物、芳烃、有机酸和苯等有害气体，严重影响着居民的身体健康。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患疾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煤气燃烧污染、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根源。2.城市污水污染

我国城市污水排放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严重污染城市水体。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污水排放量超40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近20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超过200亿吨。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是造成城市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水污染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上海海事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引发了多种疾病，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600起以上，群众上访达2000余人次。3.城市垃圾污染

目前，城市垃圾越来越多，已成为城市环境建设和人类生活最严重的公害。这些城市生活垃圾长期露天堆放，其有害成分通过地表和雨水的冲刷、渗透，向四周土壤空隙和水源地扩散，对土壤、大气、水体产生污染。生活在环境中的人，以大气、水、土壤为媒介，将环境中的有害废物直接由呼吸道、消化道摄入人体使人致病。由于我国目前垃圾废物的处理和利用能力低下或随意堆放，致使许多城市都处在垃圾的包围中。垃圾中的有害物成为严重的污染源，对城市环境、地下水、空气和人体健康造成多方面的危害。4.城市噪音污染

噪声有高强度和低强度之分。低强度的噪声在一般情况下对人的身心健康没有什么害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高强度的噪声主要来自工业机器(如织布机、车床、空气压缩机、风镐、鼓风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摩托车、拖拉机、飞机等)、高音喇叭、建筑工地以及商场、体育和文娱场所的喧闹声等。这些高强度的噪声危害着人们的机体，使人感到疲劳，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引起疾病。高强度的噪声，不仅损害人的听觉，而且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以及视觉、智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噪音的恶性刺激，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并会导致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衰弱症状和恶心、欲吐、胃痛、腹胀、食欲呆滞等消化道症状。5.城市汽车尾气排放污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汽车量就直线上升。自2009年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7亿辆。在经济发展，汽车数量增长的同时也使机动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总量逐年上升。而汽车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就造成了汽车尾气污染在城市大气污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6.城市海洋污染

目前，我国的海洋环境总的来看，基本上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但在某些沿岸的海湾、河口及局部海域，如大连湾。辽河口。锦州湾、渤海湾、莱州湾和胶州湾等，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某些海洋水产资源衰落，渔获量减少，少数珍贵海产品受损，一些海洋水产资源治理受到影响；部分滩涂荒废，滨海环境遭到损害。就海区而言，渤海沿岸污染严重，东海和黄海次之，男孩污染较轻。7.城市室内空气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现状近年来人们对室内空气卫生给予更多的关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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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室内装修热、空调的使用和居室密闭程度的增加，多种化学物质进入居室造成的室内空气质量不断恶化。室内空气污染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污染，主要来源于建筑和装饰材料、个人活动、化学品的应用和室外污染气体的进入。目前我国生产的建筑装修材料仍存在较多的卫生质量问题，北京市疾控中心对市场装修材料甲醛含量的监测结果表明，人造板及其缺口中甲醛释放量严重超标，样品超标率达56％。如果室内大量使用木质人造板、涂料、粘合剂和各种塑料制品，这些材料会释放出甲醛和各种挥发性有机物，通过呼吸道、皮肤、眼睛等对室内人群的健康产生危害。石家庄市环境监测中心通过对100多个装修后的家庭或单位检测，结果表明，室内空气污染物超标率高达92％。为控制空气污染，保障人民健康，国家卫生部、质检总局、环保局于2002年联合发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为室内空气质量监测评价和装修材料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意义

我国人民的生活文化水平在日益的提高，在生活品质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对此，人们也越来越重视生存的理想环境，尤其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则可以给予我们健康的身体以及愉悦的心情，这也是作为地球生态环境重要的发展平衡的特殊保障。但是，由于城市环境受到了各种不利因素的严重影响以及遭受了人为的破坏，这种趋势则愈加的明显，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现阶段，由于我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保护环境方面的意识，导致生态环境方面出现了失衡的状态，从而促使城市环境污染，人们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等严重情况，而这个问题的出现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要焦点，对此，治理城市的环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治理好城市污染问题，我国人民生活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二、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增加公共设施薄弱

许多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供暖、煤气、排水、城市污水处理等，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其次，很多城市缺少周密而有预见性的总体规划，致使城市功能分区紊乱，或没有很好执行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业合理布局规划，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环境污染问题。最后，技术水平低，能源消耗严重。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技术改造严重不足，存在高消耗、高耗能、高污染的现象。我国能源利用率低，使许多应该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的大量废弃物排入环境，既浪费了资源，有污染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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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

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少了解。我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不能自觉的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如：随地吐痰、随处扔垃圾等。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于强化公众环保意识具有决定作用。

（三）技术水平低，能源消耗严重

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技术改造严重不足，存在高耗能、高污染的现象。我国能源利用率低，单位产值能耗大。欧盟的能源利用率为40%，美国为51%，日本为58%,我国只有30%。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按亿美元产值消耗的标准煤（万吨）计算，日本为4.35，德国为4.86，英国为7.31，美国为10.69，我国为21.11.有效利用率的低下，使得许多应该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的大量废弃物排入环境，这既浪费了能源，又污染了环境。

（四）城市缺少周密而有预见性的总体规划

由于没有周密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致使城市功能分区混乱，或没有很好执行城市总体规划有关的各种功能区和工业合理布局规划，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有些城市的工业区建设在城市常年主导风向的上侧，使城市受到工业废气的严重污染。大多数城市由于历史原因，工厂与居民区混杂，彼此穿插，使城市居民经常处在工业污染物的影响之下。工业废气排放时造成我国城市大气质量普遍较差的主要原因。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大城市越来越突出，这种污染一主要与煤的开发和使用有关。

三、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

（一）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开展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一是把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教育与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上海海事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依法决策，克服地区和部门保护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加强对各级、各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他们在生产经营中，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树立环保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三是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为保障群众健康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完善环保法律法规

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加快配套的环境法规的制定进程，加重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严格依法行政，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切实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执法等问题；实行严格的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对执法人员不作为、渎职的要严肃处理。

（三）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改革能源结构，多采用无污染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低污染能源（如天然气），对燃料进行预处理（如烧煤前先进行脱硫），改进燃烧技术等均可减少排污量。另外，在污染物未进入大气之前，使用除尘消烟技术、冷凝技术、液体吸收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等消除废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可减少进入大气的污染物数量。

（四）增加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

垃圾污染要从量上进行有效的控制。要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改善垃圾回收的处理方式。主要有： 1.破碎技术

便于城市垃圾进人填埋场，可以预先对垃圾进行破碎处理，主要有冲击破碎、剪切破碎、挤压破碎、摩擦破碎等此外还有专有的低温破碎和混式破碎等。2.焚烧和热解技术

是固体废物高温分解和深度氧化的综合处理过程，可以使有害的废料分解成无害的物质。此外，近年来由于垃圾中可燃物比例的逐渐增加，我们把焚烧过程中产生的能量综合利用。

3.生物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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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处理技术是利用微生物对有机固体废物的分解作用使其无害化可以使有机固体废物转化为能源、食品、饲料和肥料，同时还可以从废品和废渣中提取金属，是垃圾资源化的有效的技术。目前主要有：堆肥化、沼气化、废纤维素糖化、废纤维饲料化、生物浸出等。

（五）加强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

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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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环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已纳入我国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环境整治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人民健康的大事，我们必须正视城市环境问题，用先进的方法加以解决。当今，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水资源的短缺、臭氧层的扩大，保护环境已成为人类最关注的话题。在城市建设中，要从生态学角度去规划城市，使城市各系统相互协调，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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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卢志平.中国水资源质量评价.华夏出版社，2008（7）

[2]李西建.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源及治理措施[J].西安工程学院学报,2004(3).[3]中国环境监测，2008.6.[4]蔡宁.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根源[J].环境导报,1996(5)[5]李永安，董静.要切实抓好水体污染综合治理及水资源保护[N].闽西日报，2008-07-19（001）.

2.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篇二

一、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

(一)DEA模型

假设M个沿海开放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分别有K和L种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且xmk和yml分别为第m个城市的第k种资源的投入量和第l种资源的产出量。对于第m(m=1,2,…,M)个城市,θ为要素资源投产综合效率,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λm为权重变量,用以衡量城市的规模收益状况。S-为松弛变量,相比于最优值相比可减少的投入,S+为剩余变量,相比于最优值可增加的产出。因此,城市效率的DEA测度模型为[2]:

上式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情况的DEA模型。当θm=1时,表明第m个城市处于最佳生产前沿面,该城市的产出相对于投入达到了综合效率最优。θm<1,表明该城市综合效率无效;θm的值越接近于1,综合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在上式中引入约束条件,则变为规模报酬可变(VRS)的DEA模型,该模型将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即θm=θPTE×θSE,其中θPTE和θSE分别为城市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同样,θPTE、θSE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城市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越高。当θPTE=1或θSE=1时,该城市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达到最优。

(二)超效率DEA模型

采用传统DEA模型进行城市效率测算时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处于生产前沿面的情况,无法对这些决策单元做进一步的区别和比较。超效率DEA模型是Andersen和Petersen基于DEA模型提出的一种超效率评价模型,能够对相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效率值的比较,它的基本思想是在对某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时,将其排除在决策单元集合之外,模型如下:

(三)Malmquist模型

Malmquist指数应用于衡量不同时期消费的变化[3]。Caves等(1982)在此基础上引入距离函数,构造出可以衡量生产率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4]。Fare等(1994)在固定规模报酬的假定下,将Malmquist指数定义为两个时期的几何平均数,并将该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和技术水平变化指数(EFCHCH)[5]。在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Ray和Desli(1997)指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与规模效率变化[6],其测算公式如下[7]:

其中,Dt(Xt,Yt)和Dt+1(Xt+1,Yt+1)分别为观测点与t期和t+1期生产前沿面的距离;Dt(Xt+1,Yt+1)、Dt+1(Xt,Yt)分别表示在t期和t+1期技术水平下,使得(Xt+1,Yt+1)与(Xt,Yt)在可行条件下投入量可减少的最大值。所以,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TEC)和技术变化(TP)。Mi大于1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之则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等于1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未发生变化。TEC代表技术效率变化,反映在给定投入状况下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即对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TEC大于1表明技术效率改善,反之则说明技术效率的下降。TP为技术变化,反映生产前沿面的变动对生产率的贡献程度,TP大于1,表明技术进步,反之则为技术退步。

(四)指标及数据来源

城市效率即为一定时间内城市生产单元投产的比率关系,可将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划分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方面:城市经济学理论将城市产出视为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函数[8]。第一,资本投入状况是衡量城市效率的关键变量之一,城市的基础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与改造、生态环境的改善均离不开“硬要素”资本投入。第二,城市土地面积对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可作为城市发展的直接投入变量。第三,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源泉的“软要素”投入城市发展过程,成为衡量城市效率最直接的投入要素之一。第四,作为内生变量进入城市产出函数,技术要素影响着城市的产出效率。基于以上考虑及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反映资本投入,选择城市建成区面积以反映土地投入,选择城市从业人员数(单位从业人员、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以反映劳动力投入,选择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费用以反映技术投入。

产出指标方面:作为城市生产过程的最终目标,城市产出收益包括多个层面的指标。本文参考张军涛和刘建国、韩民春和朱森林的研究[8,9],选取市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作为城市经济最活跃的区域,由于市辖区与其下辖县、乡关系不大,故本文所选数据均为市辖区数据,具体指标体系构成见表1。

本文研究范围所涵盖的天津、秦皇岛、大连、上海、南通、连云港、宁波、温州、福州、厦门、青岛、烟台、威海、广州、深圳、珠海、湛江和北海(汕头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严重,故剔除),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人力资源等与劳动投入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技术优势和规模效益持续变化,本文选取它们作为模型的决策单元,所有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3),派生数据均由基础数据计算得到。此类数据较为全面、获得性较高,所获得的实证结论较为可靠,同时满足了DEA模型的对决策单元个数大于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个数之和两倍的要求,对于极少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等差、均值等方法进行填补。

二、沿海开放城市静态效率及动态分析

(一)基于DEA模型的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横向静态效率研究

1. 总体分析

(1)基于CCR模型的沿海开放城市平均效率测度。基于DEA的CCR模型,本文运用DEAP2.1软件就我国18个沿海开放城市2001-2013年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综合性的平均城市效率测算,以便对这些城市效率具有初步的认识,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所示,所测沿海18个城市的平均效率整体呈现缓和的上升趋势,表明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效率提升缓慢。2001-2004年处于上升阶段,这可能得益于国家对于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以及城市自身投产结构的不断优化,拉动城市效率不断提升。2004-2006年效率值呈下降趋势,并在2006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6-2013年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和2010年效率值小幅下降。综合来看,2001-2013年的城市效率提升较小,可能与城市转型升级压力以及城镇化改革的各种体制弊病蔓延导致城市效率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提升有关。

(2)基于BCC模型的沿海开放城市效率差异静态分析。本文利用BCC模型计算18个沿海开放城市的静态效率,并选择2001年、2007年和2013年进行对比分析,以反映13年来沿海开放城市效率的变化及其规模收益状况。

2. 城市层面分析

(1)综合效率水平状况。表2显示大部分的沿海开放城市综合效率水平较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配置水平较高。2001年、2007年和2013年综合效率在均值以上的城市个数分别为12个、11个和11个,达到综合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分别为7个、7个和11个,总体趋势上升。其中,宁波、广州、深圳三年均有效,连云港、温州和威海三年均无效,其他城市综合效率则是介于有效与无效之间。

(2)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状况。伴随着综合效率水平的变化,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效度组合也处于变化之中。天津、南通、厦门、青岛、烟台和珠海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为有效或无效,秦皇岛、大连、上海和北海仅规模效率发生变化,福州和湛江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存在变化。在综合效率始终无效的城市中,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始终为无效状态,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程度也不同。与2001年相比,2007年技术效率提升与降低的城市个数分别为6个和4个,规模效率提升与降低的城市个数分别为7个和8个,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动均值分别为0.0066和0.0081。较之2007年,2013年技术效率提升与降低的个数分别为6个和2个,规模效率提升与降低的城市个数分别为8个和5个,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动均值分别为0.0123和0.0068。可见,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静态效率演变过程中,技术效率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沿海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在良好的城市区位条件和发达经济水平影响下城市生产规模报酬保持稳定增长,而技术创新驱动下的项目开发、技术创新性城市的建设与制度管理成为制约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1]。

(3)规模收益状况。从规模收益的状况来看,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总体处于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的状态。2001年、2007年和2013年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城市数量分别为7个、7个和11个,其中宁波、广州和深圳始终为规模报酬不变。同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的城市个数分别为6个、7个和7个,其中连云港、温州和威海均是规模报酬递增。同期属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城市数量分别为5个、4个和0个,不存在规模报酬始终为递减的城市。将规模报酬与综合效率状况进行对比,发现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状态的城市综合效率都是无效的,原因在于其产业分工、城市经营管理与市场竞争方面还存在不合理问题。

通过对BCC模型实证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沿海开放城市规模效应递增、不变或递减状况和投入产出冗余情况,运用DEA模型和SDEA模型得到的DEA有效决策单元规模效应不变且不存在投入与产出的冗余,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可能存在规模收益与现有的生产规模不匹配或者投入与产出的冗余。若是规模收益与现有的生产规模不匹配,就需要依据规模效益状况对城市的规模进行调整;若是存在投入与产出的冗余,就需要依据相应的松弛变量对决策单元进行改进[7]。

2013年非DEA有效城市规模收益状况与投入产出松弛变量统计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2013年的非DEA有效城市均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即城市发展规模未得到充分开发,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有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其中,南通、连云港、温州、威海和珠海等城市的投入与产出存在冗余,即减少投入和增加产出均能促使效率的改善。由于这些城市普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应该充分利用其资源条件合理扩大城市发展规模,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融合,并对城市中存在投入与产出冗余的情况,优化其投入产出结构。

(4)基于SDEA(超效率)模型的城市效率测算。在运用DEA模型对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时,容易出现多个评价单元同时处于效率前沿而相对有效的情况,在客观上降低了测算精度,无法对有效单元的效率做细致的区分。为提高测算精度,清晰地判断沿海开放城市效率的高低状况,本文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模型进一步测算其城市效率,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年均超效率值位于前五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湛江、广州和宁波。其中,上海城市效率值远大于其他17个城市,最大值为2.346,最小值为0.866,而其他城市所有年份的最大值为1.91。深圳13个城市效率值大于1,湛江10个,广州12个,宁波8个。宁波2001-2013年超效率值较高的原因可能是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民营经济,发展临港产业体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充实人才要素,同时注重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大连、烟台和青岛的年均效率值均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城市效率提升显著,资源配置与整合能力较强,但城市发展仍处于成长期,代表了颇具潜力的新兴沿海发展城市。厦门和天津的效率均值分别为0.976和0.877,其效率低下的原因可能基于同等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与要素投入冗余,以及政策支持方面对城市效率造成不利影响,但近年效率值提升显著。年均超效率值位于后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北海、珠海、威海、连云港和温州,这些城市中绝大多数年份效率值都没有达到效率前沿,且普遍较低,未来需要在城市发展中进一步优化其投产结构和改革措施。

(二)基于Malmquist指数分解模型的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纵向动态效率研究

前文的DEA模型和SDEA模型仅从静态角度考察了沿海开放城市效率值,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从动态角度分析沿海开放城市效率变化趋势,为提高城市效率提供决策依据,弥补上述方法的不足。

1. 总体分析

表5列出了基于Malmquist指数的2001-2013年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2001-2013年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8%,主要原因是技术没有进步。虽然技术效率呈现出年均0.2%的增长态势,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率下降达到年均1%,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呈现负增长态势。在技术效率的分解方面,纯技术效率呈现正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0.2%;而对于规模效率来说,虽然年均效率水平保持不变,但近年来其效率指数略微增加。从时间维度来看,技术进步率是限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促进技术持续创新和进步是今后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所在。

中国沿海开放城市2001-2003年处于新世纪初的发展阶段,城市产业发展不成熟,适应力不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2003-2006年得益于沿海开放城市在技术改造与升级方面的优势,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增长。随后的2006-2009年,受制于企业转型升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又一次出现了下降。2009年以后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和逐渐显现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增长,除2012年有所下降,基本处于增长态势。在技术效率变化的分解方面,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和0,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其中规模效率最近几年显示出增长的迹象,说明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已经显现出规模经济的优势。这与中国近几年各城市积极进行产业转型与升级、加大投资力度有关,也与城市合理优化其市场规模密切相关;同时,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层次提升,传统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转变都对城市的规模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 城市层面分析

由表6可以看出2001-2013年有15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实现了负增长,其中秦皇岛和威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较高,分别达到4.5%和3.9%,秦皇岛和威海的负增长均是由技术效率下降和技术退步共同推动。温州、北海、大连、福州、厦门、青岛和宁波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低于均值(0.99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3.1%、-2.3%、-2.3%、-1.5%、-1.3%和-0.9%,北海的低指数是由于技术效率下降和技术退步,温州、大连和宁波则是由于技术退步导致,福州、厦门和青岛则因技术退步的幅度大于技术效率改善的幅度。南通、深圳、广州和湛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7%、-0.2%、-0.1%和-0.1%,其中南通是由于技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指数却下降,深圳、广州和湛江则是技术效率不变、技术退步。

剩余城市中有2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分别为天津和上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6.2%。天津的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均大于1,为1.023和1.025,表明其增长依赖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且技术进步程度更为显著。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1.062,为18个城市中的最大值,其中技术进步贡献了5个百分点,技术效率贡献了1.2个百分点,效率提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显示出发达城市的技术发展特征。连云港的Malmquist指数为1,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分别为1.028和0.972,表明技术进步是限制其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3. 分时期对比分析

为了反映沿海开放城市动态效率的演变,本文以2008年为时期节点进一步测算2001-2008年和2008-2013年时期内沿海开放城市的效率及其分项指标。由表7可知两段时期内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1%,技术效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1%和0.6%,技术进步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和0.4%,表明2001-2008年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处于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技术效率下降和技术退步。2008-2013年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提升阶段,主要由技术效率改善推动。相较后阶段,前阶段技术效率下降和技术退步的程度较大,使得2001-2013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是下降的。

分城市考察两个时期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情况,2001-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的城市有14个,北海、秦皇岛、威海、福州和大连下降幅度较大。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城市在2008-2013年转为正增长,少数城市如秦皇岛、南通、温州、青岛和威海依旧是负增长。此外,烟台和广州由正增长变为负增长,2008-2013年仅有7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呈现正增长的城市在2001-2008年为4个,分别为上海、天津、广州和烟台。2008-2013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年均正增长的城市数量为11个,珠海、湛江、上海、天津和北海的年均增长率均在2%以上,其他年均增长率较高的城市依次为厦门、福州和深圳。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发现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变化趋势。此外,对比两个时期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发现大部分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2013年提升显著,并且技术效率的提升幅度更大,有效论证了沿海开放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改善而提升。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我国18个沿海开放城市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和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分析沿海开放城市的效率状况与变化趋势,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总体来看,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综合效率水平较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未达到效率最优,技术效率在综合效率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综合效率的提升与规模收益匹配变化分析,这些城市总体处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增的阶段。第三,沿海开放城市年均超效率值呈现缓慢递增趋势,超效率DEA值大于1的城市个数呈现整体增加趋势。第四,除技术效率指数和纯技术效率指数有略微增加外,其他的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下降趋势明显。这些城市动态效率指数的下降源于技术退步,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先抑后扬的演变趋势,即2001-2008年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008-2013年处于上升趋势。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注重要素的合理配置。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特点,合理调整投入要素的比例关系,提升要素质量,实现城市效率的整体提升。第二,强化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依据城市自身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城市发展速度和规模,同时重视先进技术的应用,将知识和技术渗透到城市发展各种资源与要素之中。第三,重视规模收益状况,强调城市产业间与产业内的有效分工与合作、规范竞争。第四,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的提高表现在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改进,可以运用完善规范的制度进行城市的管理,同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服务城市的发展。

摘要：基于中国18个沿海开放城市2001-2013年的经济面板数据,本文运用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以及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各沿海城市静态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综合效率较高,技术效率在综合效率变化中起主要作用,规模收益阶段与城市效率水平密切相关;Malmquist指数显示沿海开放城市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8%,且动态效率经历了先抑后扬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是限制城市动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城市效率,DEA模型,超效率,Malmquist指数,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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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未来城市厨具设计研究 篇三

关键词：厨具 生活模式 智慧 健康 情感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4）09—0051—02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厨房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将有新的变化。人们在快节奏生活的同时，厨房及厨具应该从功能和情感上满足人们各方面新的需求。本文所做出的探讨，希望未来厨具能够依托厨房这一角色引领人们智慧化、健康化和情感化的未来厨房生活模式，为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作出积极的贡献。

1 厨房及厨具的发展历史

史前时期，燧人钻木取火用火来取暖、烘烤食物，但是由于烹饪离不开器皿和炉灶，人们开始使用一些陶制鼎、缻（fou）、罐，在山洞里用石头搭灶台，早期的厨房由此诞生。新石器时代的陶制灶具较为粗制笨重，不够结实，传热性能也不好，烹饪方式也很单一。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夏商周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不仅善于传热，同时也提高了烹饪功效和菜品质量。战国时期的铁质锅釜更方便放于灶上，上面放上蒸笼用于蒸和煮。到了秦汉魏六朝时期，锅釜由厚重趋向轻薄，并且有了台灶，厨房已经初具雏形。近代以来，人们开始用泥土或砖搭建灶台，并在上方接上烟管，还利用风箱来加大火力。随着时代的进步，利用电阻丝传热的电炉子更方便人们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燃气灶出现标志着现代厨房的到来。

通过对厨房及其厨具的历史研究可以看出，厨房是伴随着人类及其居住地的繁荣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兴盛促进着厨房的革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22日公布的数据，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2.6%。根据2014年《中科院城市现代化报告：未来40年新增4.6亿城市人口》中的数据显示可以看出，中国未来40年内，城市人口将保持继续增长。

2 现代厨房角色转变的必要性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今，随着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对生活品质更为关注，饮食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厨房作为食物的“诞生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未-来厨房的发展，同时关系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步加快，在家中制作或者食用一日三餐的时间越来越少。首先，由于人们工作时间紧张，并没有充足的时间，特别是午餐，几乎是在单位解决的，只有晚餐才有可能在家中。其次，年轻人占上班族的绝大多数，会做饭的人相对较少，而且由于离开父母一辈人来到城市生活，所以更没有人教授做饭这门“技艺”。并且，有客观原因也造成厨房利用率的降低，例如由于城市居民区距离超市和大型的市场有一定的距离，上班族每日没有充足的时间购买新鲜的蔬菜和肉类等食材，这也会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进一步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外卖行业通过手机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只要打电话或者在手机上的几步操作便可解决用餐问题，更省去了在厨房耗费的时间。时间的紧迫，工作的繁忙，让人们逐渐远离厨房。

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活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食品安全和食品健康格外关注。对于健康的、高品质的食物，人们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比如近几年逐渐走入人们视野的豆浆机、榨汁机以及各种食物调理机，人们会在厨房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应用这些机器制作食物，目的就是健康、安全和美味。超市里供应的各种无农药有机蔬菜，即便比普通蔬菜价格高出许多，但是人们为了饮食健康，也会偶尔选择购买。当人们有意识要提高生活质量、维护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厨房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3 未来厨房用具引领厨房转变

这种矛盾的厨房角色，反映出现代厨房需要进行改变的迫切性。现代厨房的角色已经由传统厨房发生了改变，体现在：（1）传统厨房具有被动性，厨房用具仅限于工具层面的意义，和用户之间仅仅是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但是，现代厨房变得人性化，厨具与用户之间有互动性，有信息上的交流。（2）传统的家庭厨房是单人操作模式，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厨房是女人的专属工作地。现代厨房开始接纳更多的成员，可以是二人模式甚至多人模式，相应的也变得更加开放化。（3）传统的家庭厨房仅限于餐饮功能，现代厨房不仅局限于此而且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满足了人们例如娱乐、休闲、教学等多样化的需求。

在未来的社会环境、用户行为方式、生态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的背景下未来厨房需要在现代厨房基础上作出更多的改变，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同时对于厨房生活给出更好的导向。未来的中国厨房将与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而根据实际需求配备的厨房用具将促成厨房的转变。

3.1 绿色厨房，帮助人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人离不开自然的供给，但同时也需要保护自然的环境。例如现代厨房的油烟直接排放到厨房外部，飘散在空中对大气会造成污染，未来厨房的油烟处理设备不仅要在解决室内的空气净化问题上有突破，更要对要排出室外的空气进行处理；厨房垃圾是生活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现代厨房对于垃圾的处理依然处于粉碎排出的状态，并未充分考虑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于厨余垃圾也没有充分利用，未来的厨余垃圾处理需要更好地解决方式；由于现代化的人类早已逐渐远离农耕事宜，所以情感上对于自然环境的热爱也逐渐淡化，这种情感上的联系需要重新建立起来，只有情感上对于自然有热爱才能自然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3.2 情感厨房，搭建起感情的桥梁。一日三餐是将一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效工具，蕴含着无限的关怀。未来的城市生活，让更多的人远离自己的父母和家乡，做饭问题要自己解决，同时也不能向父母一辈讨教厨艺，这种通过厨事建立起来的情感逐渐疏离，未来厨房将建立起新的情感联系；同时，厨房生活对于高压力的城市人群来说能够作为一种休息和缓压的手段，未来厨房应该让厨房生活充满正面的、积极的情感，为使用者带来美好的、愉悦身心的体验，摒弃对在厨房里烟雾缭绕和辛苦劳作的印象。

3.3 智慧厨房，未来的厨房能够自我管理，以用户为中心，不仅应该协助用户处理厨房事宜，而且应该对用户进行引导和指导，成为用户的“良师益友”。厨房由各种厨具组成，厨具本身不单要功能完备，更要和其它厨具彼此协调，配合良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用户。

右图显示的是未来厨房的一角，智能数字终端由显示屏、可移动摄像头和相应软件配置组成。对于相对年轻的用户来说，通过此设备和父母进行视频对话，既能在厨房学习厨艺，又能增进彼此的情感联系；此设备可以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相关的厨房知识，为合理膳食以及操作提出合理建议等等。

4 结语

本文主要对未来城市的厨房生活做出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厨具做出了研究和设计。希望通过厨具的设计研究能够带动未来的厨房生活走向更好的发展前景，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做出贡献，多有不足还请读者提出建议共同交流，以便优化和改进。

4.中国城市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篇四

提  要：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使用民族标准语或外地方言的单位语言岛、城市语言岛等特异的语言现象，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背景、单位现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大规模有计划工业移民等社会因素对出现城市语言岛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中国城市语言岛研究的一些方法和原则。

关键词：城市语言岛；工业区语言；计划经济；单位现象；二元经济结构；工业移民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 Languages

Jinyi Yang

Abstrac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some unique linguistic phenomena are presented of many national-standard-language-speaking or ecdemic-dialect-speaking organization language islands or urban language islands appear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planned economy, the organization phenomenon, the dual economy,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large scale of planned industrial migrants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urban language islands are discussed as well. In the third part of this essay some methodologie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 language island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urban language island; industrial park language; planned economy; organization language; dual economic system; industrial migrant; organization language island

一

1.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工业化浪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变。中国的社会面貌、生活面貌和语言状态（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都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①，，中国城镇人口已达4.8064亿，已经占总人口的`37.66％（1949年为0.576亿，占总人口的10.6％）。中国城市学专家和人口学专家普遍认为，今后二十年将是中国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8.5亿以上，占总人口的60％左右②。在这一社会巨变中，中国城市出现了哪些特殊的语言现象？中国城市的语言发展有哪些特殊的规律？怎样分析和把握以及预测中国城市语言的发展与变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急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2.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语言方面最令人惊异的，就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中国新兴工业区和新兴城区出现了大量与当地方言迥然相异的语言岛：许多工业区、城市区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第二代人选择民族标准语――普通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交际语言，一部分工业区的企业单位的第二代人则选择外地方言或者混合语作为自己的交际语言，与当地居民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社会（参见笔者a,1997b,2002b）。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在中国语言史上，都是空前所未有的。而且，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相邻的单位，仅仅是一墙之隔，第二代人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选择，产生两个完全不同的

5.中国第三方物流市场环境研究 篇五

一、第三方物流的概念

所谓物流是指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是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见国标物流术语)。现代物流是以满足顾客的需求为目标，把制造、运输、销售等市场情况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追求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与服务水平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随着社会大生产的扩大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应运而生。

“第三方物流” (Third Party Logistics，简称3PL或TPL)是80年代中期由欧美提出的。在1988年美国物流管理委员会的一项顾客服务调查中，首次提到“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一词。目前对于第三方物流解释很多，国外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而在我国2001年公布的国标《物流术语》中，将第三方物流定义为“供方与需方以外的物流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业务模式”。

第三方物流是一个新兴行业，在我国，其发展的历程更短，只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社会各界，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还是政府，都对第三方物流给予了热切关注，这种关注，从东南沿海城市开始逐步蔓延到全国，直到现在形成了一股“第三方物流热”。我国第三方物流是在一定的环境背景和基础条件下产生的，有其必然性。进入90年代，我国企业面临的内外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基础技术条件也日臻成熟，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对第三方物流的需求。

二、促进我国第三方物流需求的经济热点分析

(一)加入WTO对我国第三方物流需求的影响

据预测，入世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可望提高1%，从而将推动第三方物流需求的大幅上升。首先，我国加入WTO必然会使第三方物流需求量大幅增加。入世后，将会有一大批跨国生产、零售企业在我国建立生产基地或销售网点，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进一步增加，而跨国企业一般在规划建设之时就会考虑专注于自己的核心生产能力，不会规划太多物流设施，而准备将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这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第三方物流服务需求。同时，我国将成为世界制造基地，原材料采购、成品销售会快速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会有较大增长，从而使物流量大大增加，需要强大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作为支撑。而且随着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的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也将更多地开拓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需要改善或重新打造自己的物流系统，其物流总量将有超过10%的增长，这无疑又将大大促进第三方物流的需求量。其次，入世后企业对第三方物流服务需求层次将提高，需求内容更趋复杂、多样化。大量外资投入我国市场，同时也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方式，不少外资会投到制造领域，对准时化物流和精益物流的需求将增多，以支持配合企业先进的生产方式。

尽管入世后随着跨国生产企业的进入，也会有一批国际物流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它们会分去部分物流服务需求量，但总的来看，跨国生产、零售企业带来的需求量的增加会大大多于国际物流公司在我国的服务供应量，而这部分需求空间便会由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满足，当然，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

(二)西部大开发对第三方物流需求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将促使西部地区物流量增长，第三方物流需求的地域分布将扩大。201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中，已经把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战略重点，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要将大量资金将投入到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中，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交通运输发展重点要向西部地区转移，已在西部12个省区规划了35万公里的公路和1万公里铁路以及重要的干线和支线民用机场的建设目标，西部基础设施对经济制约的瓶颈将得到极大缓解;国家对西部地区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加上西部地区本身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将会吸引大量东部资金和外资流向西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部分跨国公司将在西部建立生产基地。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作物资源和农畜土特产，随着西部大开发，资源优势将转化为经济优势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畜牧业、矿产资源和加工工业都将得到合理开发，西部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这些都将促使西部地区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物流量的增加，货物流动的频繁，从而带动第三方物流服务需求的增加。东西部差距的缩小将使第三方物流需求的.地域将不仅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将扩大到广大的西部地区。物流企业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在西部地区发展网点，根据西部地区企业的需求来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

(三)两个新经济热点将创造新的市场机会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假日经济和会展经济等经济热点。由于我国法定假日的延长，“五一”、“十一”长假形成了假日经济现象。大城市在长假期间出现了购物热潮，市场销售额大幅增长，假日经济使厂家和商家的销售大幅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快速响应的物流服务的需求。由于厂家和商家在假期期间都推出多种促销手段来扩大产品的销售，假日期间部分商品会出现脱销的现象。提供及时、快速的商品补货、促销品的包装、搭配、贴标签等流通加工服务及辅助的市场需求预测增值服务的需求会给物流企业带来新的机会。近年来另一大热点展会经济也产生了相应的专业化物流服务需求。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每年都会相继举办各种产品的展览会、博览会和洽谈会，如IT产品、机械设备、医疗器械、纺织品展销会等，相应会产生展品的物流服务需求。由于展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要送达指定地点，而且参展的展品很多都是新开发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包装、运输等条件要求严格，一般数量很少，但往往价值很高，一般不计较成本，对安全可靠、快速高效的快运服务有很大需求，此外可能还会产生展品的包装、展台的布置、及信息收集等附加服务的需求。两个经济热点对于能够做出快速响应的物流企业来说将是一个市场机会。虽然假日经济和展会经济所产生的是即时性、短期的物流服务需求，但很多可能就是第三方物流的潜在客户，如果服务得到客户的认可，有可能建立起较长的合作关系，甚至成功地开拓客户，将其日常物流业务承担下来，建立真正的联盟关系。因此我们的物流企业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信息收集，尤其是各种展会中就蕴藏着大量的潜在客户。

二、第三方物流市场竞争环境分析

(一)我国第三方物流市场竞争者

社会化、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承担者是物流企业，是构成第三方物流市场竞争的主体。目前我国对于物流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研究中往往将各种物流服务提供者与第三方物流企业混同起来，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下说明。从定义来看，第三方是在供方和需方以外承担物流活动的专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企业，不管是从事物流某一环节的功能活动还是提供几个环节或是综合性的物流服务，都可以视为物流企业，象传统的仓储、运输、流通加工

、货代等从事单一物流活动的企业都是物流市场服务的提供者，都应算是第三方物流企业中的一类。但从第三方物流的特征来看，又显然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与第三方物流的要求不符，不是严格意义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最多只能算是第三方仓储、第三方运输、第三方货代等类物流企业。但从发展方向来看，它们已具备了一些发展成为第三方物流的条件，如网点设施、专业人才和技能、渠道关系等，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转型是其必由之路，而且很多传统储运企业已经开始了转型的实践。因此本文将传统仓储、运输、货代、邮政等某一物流领域的企业统称为准物流企业，纳入第三方物流市场竞争者当中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界定，目前我国参与第三方物流市场竞争的企业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由传统运输公司或仓储公司演变的区域性物流企业

主要是指地区的商业储运公司，他们一般依托原来的仓储系统，并拥有自己的车队，在本地区提供基本物流务和部分增值服务。虽然与其它地区的原兄弟公司有联系，但还不够紧密，尚不能成为网络。这类企业的仓库结构和设施比较旧，很多地方还采用的是楼库(4～5层)。这对于租用楼上库房的企业的进出库速度有所影响。由于历史遗留的体制问题，多数企业负担沉重。在管理方法和对物流服务的认识上，多数企业还局限于传统、分离、单一的基本业务。但其收取的服务费用比较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他们也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以适应客户的需求。个别的企业，随着不断的积累，也能做得比较出色。如成都的商业储运公司已成为多家外资企业(宝洁、飞利浦、纳贝斯克)在西南地区的第三方物流合作伙伴。上海的商业储运公司近期还参与了联合利华在中国的投标。

2.由某一传统领域全国性的国有企业演变成的物流企业

如中外运(Sino-Trans)、中国邮政、铁路系统、中远(Cosco)、中储等。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处于垄断或领先地位，规模都比较大，资金实力较雄厚，且物流设施比商业储运公司要好。虽然他们是全国性的公司，但地方的子公司都是独立核算，因此，除非是很大的客户，多数客户很难享受到较为全面的配合和统一的协调。这类物流企业一般都能提供全部的基本物流业务和部分的增值服务，但价格较商业储运公司稍高。除了象中外运、中远这样的已有多年的涉外经营经验的企业，其它的服务商在观念上还是比较落后，且效率也不是很高。部分企业还残留着有行业老大的痕迹，对客户需求不够重视，灵活性也较差。

3.大型外资跨区域物流企业

虽然由于政策法规的限制，目前这类外资物流企业在绝对数量上不多，但他们在物流行业中还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新设备投资(特别是IT方面)、资金实力、人才、观念、经验和管理方法上，这些企业都有着较大的优势。他们往往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跨地区的服务。但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而且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三资企业。个别的企业已渗透到内地，如宝隆洋行的物流网络，已可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另外，由于要负担他们的投资以及大量的人力成本(特别是外籍员工)，他们的收费水平也是较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物流企业并不拥有运输车辆、仓库等物流设施，它们主要是提供代理服务，通过转租、联营等方式寻求中方物流企业的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的闲置资源，降低其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而可以大大降低运营成本;但另一方面，其中方合作伙伴的能力、收费以及双方的沟通，也会给外资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收费水平造成影响。

这类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宝隆洋行(EAC)、英之杰(Inchape)、海陆(Sea-Land)、新科安达、马士基、华商、大通等。

4.新兴内资跨区域的物流企业

作为后进入市场者，多是顺应市场需求和物流发展的趋势而建立的，而且要想在市场中立足并求得发展，必得优于传统企业之处，因此，新兴物流企业的定位一般都是成为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者，要在短期内打入市场，规避物流设施投资大、回收期长的风险，很多新进物流企业都采取了非资产型的第三方物流代理模式。这类服务商的典型代表是宝供。其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大型的外资物流服务商相近，但服务地域要广些，不仅仅限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无论在业务规模、设备投资，还是在价格上，这些新兴的内资物流企业，已开始具备与大型的外资物流服务商相竞争的能力。特别是在当地市场的物流运作上，这些公司更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但在服务或管理方法以及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方面还略显不足。同时，由于资金实力的限制，这些服务商在许多当地的物流作业也并不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同样，他们在当地的合作伙伴的能力和收费也影响着他们的服务和收费。

除了上述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物流服务供应商以外，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还有大量的、在某些方面具有特色，专业性更强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如表4-1所示：

(二)来自国外物流企业的挑战

中美WTO谈判最为“惊心动魄”之处是围绕分销及其相关活动--物流与配送进行的多轮谈判，这表明，中美两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分销、物流与配送是企业市场活动的命脉，任何一方都不敢轻视。我国成功加入WTO后，物流领域与运输服务和分销领域一样，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外物流企业纷纷看好中国物流市场的发展空间，面对庞大的物流市场需求和弱小的供应能力国外物流企业早已跃跃欲试。其中已有部分世界著名的物流企业先期进入了中国市场，参与国内物流市场的竞争，如快递业巨头UPS、FedEx、DHL和TNT，运输物流公司马士基、美国总统班轮等。目前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著名物流企业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即将进军中国物流市场。众多已经进入国内市场的国际物流企业或与国内物流企业结成联盟，或并购股权，组成专业化的物流企业，为客户提供涉及全国配送、国际物流服务、多式联运和邮件快递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经验、优质的服务、一流的管理和优秀的人才，占据了“三资”企业物流供给的大部分市场。据一些专家介绍，在中国企业一些大型的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中，往往有10多甚至20多家企业参与投标，其中大部分都是国际著名的物流企业，这些企业已经在国内开始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物流企业，一般仅能承担某一物流功能，与国外物流企业的差距非常大。入世后，对外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政策非常宽松。物流业将基本没有入世宽限期的保护，因此，我国的物流企业将要面临着国外物流企业的巨大挑战。

(三)国内物流同行之间的竞争

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物流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现代物流需求的增长现代物流理念的传播，大型传统储运企业纷纷向第三方物流企业转型，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如海尔、一汽、青啤等的物流部门也有向专业物流企业转型的趋势，此外，随着中国物流热的掀起，大大小小的运输、仓储企业甚至小型送货、送报企业都纷纷打起了物

流的牌子，进入物流市场，使国内物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国的物流市场将要进行一轮“洗盘”，大量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被淘汰，或与别的企业合并、整合。有几个因素会驱动第三方物流行业的集中与整合的趋势：第一，大的公司有意将供应链的主要环节外包给尽可能少的几家物流公司;第二，建立一个高效的全球第三方物流企业所需资本的投入日益增加;第三，很多物流企业都有通过兼并和联合的方式来扩大他们服务能力的愿望。

三、第三方物流供需状况对比分析

(一)国内物流企业的现状

我国的物流企业整体水平还不高，很多是由传统的仓储、运输企业转型而来，在管理水平、技术力量及服务范围上还没有质的提高，真正实力超群、竞争力强的物流企业为数不多。“多、小、少、弱、散、慢”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物流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是指功能单一的运输企业、仓储企业多。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运力、仓储能力都过剩，供大于求，但这种供给能力是相对过剩，真正能满足企业较高水平需求的供给还较少; “小”指企业大多孤军作战，经营规模小，综合化程度较低，营业额上亿的企业很少;“少”是指市场份额少、服务功能少、运作经验少、高素质人才少。大多数企业还只是被动地按照用户的指令和要求，从事单一功能的运输和仓储，很少能提供物流策划、组织及深入到企业生产领域进行供应链的全过程管理，增值性的物流服务很少。更重要的是，企业缺乏通晓现代物流运作和物流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员工素质不高，服务意识、经营意识与市场要求相距甚远，缺少市场开拓的主动性;“弱”是指管理能力弱、信息能力弱、融资能力弱、竞争能力弱。很多企业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数物流企业技术装备和管理手段仍比较落后，服务网络和信息系统不健全，大大影响了物流服务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散”是指货源不稳定且结构单一、网络分散、经营秩序不规范。虽然国内企业占有土地、仓库、车辆等物流资源，网点布局较广且基本合理，但这些资源实际上都处于分散的结点状态，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利用，形不成网络，不能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慢”是指响应速度慢。传统储运是静态运作，不适应现代物流追求动态运作，快速响应的要求。这些问题造成我国物流企业服务成本居高不下，难以通过自身成本的降低来优化客户的物流成本，运作管理低水平重复，难以形成特色、打出品牌。总的来看，我国大部分物流企业处于起步或转型阶段，还不具备应对跨国竞争的能力。

(二)第三方物流市场需求状况

通过对我国第三方物流需求现状及趋势的分析，我国第三方物流需求状况及对第三方物流供应方的要求大致如下：

1.一方面，第三方物流市场潜力巨大，今后需求量将大大增加，即时性的服务需求也将增多，我国物流企业将大有可为;另一方面，目前第三方物流的有效需求还不足，企业由于拥有物流设施，自营物流的比例很大，有待我们的物流企业去主动开发，挖掘潜在的客户需求。

2.目前第三方物流需求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和行业分布特点。需求主要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自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几大行业，而且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个性化需求。因此，物流企业要做好市场定位，合理确定业务重点、配置资源，同时兼顾今后第三方物流需求地域扩大的趋势，做好进入新市场的准备。

3.企业目前对第三方物流服务需求的层次还不高，外包的主要是销售物流业务，服务需求仍集中在传统仓储、运输等基本服务上。物流企业应做好顾客目前及潜在需求的调查，从最基本的服务入手，贴近顾客需求，塑造自身的核心能力，避免盲目追求时髦理念与高层次服务。

4.企业正逐渐向按需生产和零库存过渡，对成本和服务越来越重视，加上入世后跨国经营将增多，需要快速响应的物流系统和全球化的物流系统来支持。而物流企业要做到这两点，实现信息化运作是关键。要求物流企业一方面要加快自身的信息化建设步伐，另一方面要能够为客户开发出合适的物流信息系统，以实现系统的无缝链接，达到物流运作的高效率。

6.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20年论文 篇六

1.研究发轫

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或者说从哲学伦理学角度研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首先是对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科学研宄的生态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加以研宄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地植物和草原生态平衡的问题中国生态学会于1981年底召开了关于生态平衡的学术讨论会，提出“生态系统在人为有益影响下，可以建立新的平衡”的观点，并主张“生态学方法不仅应用于生物科学、地球科学，而且应用于人类生态学和伦理学。”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生态伦理学的萌芽观点。很显然，这样的研宄还没有提高到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1984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在新疆召开了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主题的环境战略学术讨论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环境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着手进行研究这次会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总是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会议认识到，环境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不仅需要经济的、科学的技术的、制度的进步，也需要人文的、伦理的参与。

2研究进程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飢90年代以前，中国尚没有自己的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专论，直到1992年中国才出版第一本《生态伦理学》(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此后几乎每年均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如，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平的《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一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90年代中期以前，对环境伦理问题的研宄主要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灾以后，环境伦理才引起了人们的较大关注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动了环境伦理观念在中国的普及现在，每年都有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问世，发表的论文不下百篇，相关的会议几乎每年至少一次。但总的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20余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仍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出现仍需假以时日。

3.研究队伍

起初，对环境问题进行研宄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研宄，主要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生物学等探宄其中的哲学问题，这可以称为环境哲学研宄，这部分人主要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研宄;另一部分人直接从环境保护操作方面开展应用研宄，这部分人主要是环境保护工作者，他们有的从人文角度对环境、生态进行探i寸。随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队伍不断扩大，大专院校、研宄机构的人员大量参与他们既有早先从事自然科学研宄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宄的从事环境保护一线事业的，也有从事哲学研宄的、从事伦理学研宄的与此相应，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呈现两种格局，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专注于数据的分析、状况的描述和实证的研宄;二是以哲学思辨为色彩，偏重于学理的解剖、历史的追宄和价值的阐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学术团体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一态势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年会，这象征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正式、全面启动;自此之后，有关环境伦理方面的论著、论文、会议如雨后春齊。但学术界并未以此

为满足2003年11月8日，自然辩证法研宄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于在清华大学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的另一种范式在强化中国现具备招收伦理学博士生资格的大学研宄院上十个，明确设定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向的至少有3个。中国第一个以环境伦理学为研宄方向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是杨通进博士，此后至少有5个人以此为博士论文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主题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对象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①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研宄，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研宄，③人和自然关系的机制和功能，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的规律的研宄;④人们对待环境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说法：一种是“关系说”，一种是“规范说”。关系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由中国学者撰写且书名相同的三部《生态伦理学》都是从关系说的角度来定义生态伦理学的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研宄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实现了伦理学由人际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拓展”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从道德的角度研宄人与自然关系的交叉学科■它根据生态学揭示的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以道德为手段从整体上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学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宄对象，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道德现象生态伦理学中的道德现象是指生态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的具体表现，它包括生态道德活动现象生态道德意识现象和生态道德规范现象”叶平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方面的学说，是人与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论升华和理论论证”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关系作为研宄对象”;其研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对其他人应尽的生态道德义务和责任;人对其他生物应尽的生态道德责任和义务;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职责和义务义务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学科。

规范说的代表人物是余谋昌先生。他认为，“生态化理学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的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这一定义表明，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道德为研宄对象，首先，这是伦理学知识领域的扩大，它把人对自然的道德作为伦理知识的一部分;其次，它提出人们对待生物和自然界的道德态度问题……第三，它制定人类行为中的生态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5)—种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存在物对象上的伦理学说，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思潮二，它是传统伦理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把环境?生态、自然当作人对人履行道德义务的中介;如果说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伦理学还必须关注基于环境上的人的义务、基于自然可持续利用上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而这恰是传统伦理学所忽略的地方。

3.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一是西方哲学基^^西方思想史表明，自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易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此其一;其二，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

二是东方哲学基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法国思想家施韦兹在他创立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人，说在他们的思想中，人和动物的问题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在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说他们是深刻而富有活力的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和宣传者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天道生生”和“仁爱万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和“尊道贵德”的思想，“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和“与天地相参”的思想，等等，它们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重要意义。

4.自然价值

人类为什么要尊重和保护人之外的自然?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不讲内在价值，就没有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学术界，内在价值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概念，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②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③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余谋昌等人较早对内在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存在内在价值。所以人类不应该只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而应该承认自然界自身具有内在价值。潘家华认为内在价值是人们赋予自然界景观或生物物种的一种不在于直接消耗，而在于品尝或意念满足的一种价值既然自然界拥有内在价值，它也就值得在道义上得到关心和考虑，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积极把伦理道德的概念扩大到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的研宄架起了直接通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桥粱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属人的价值概念赋予非人的自然，只有承认自然是人与人交往的必然中介，就可合理地归结出环境伦理的基本主张

5.自然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第一，不能依据动物和其他生命没有道德自律而否认它们的生存权利;第二，不能一刀切或无差别地看待人的权利和生物的权利;第三，人类权利与自然界权利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是有矛盾的与西方，尤其是动物权利论者辛格不同的是，我们虽然强调自然权利的平等性，但同时也强调自然界权利的差异性，即人类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差异性。

有学者认为自然界的权利是指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权，是自然界的利益与自然界的权力的统一。论者吸收罗尔斯顿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的权利就是指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有权按生态规律持续生存这一定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权利所有者要求它的自下而上利益要受到尊重;(2)这种权利要求是合理的，权利所有者对侵犯它们利益的行为提出挑战。也就是说，它是由自然界的利益(福利)和自然界的权力定义的。

有学者认为非人类的生态权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生物生存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愿望，都珍惜自己的生命。(2)生物自主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按其种群的生态活动方式追求自由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应该适应生态系统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自然选择机制，否则，就谈不上生物的自主权利。(3)生物生态安全的权利坚持不干扰和破坏那些生态极限在自然荒野中人应顺应自然的发展和演变;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领域中，人应承担起谨慎地改造自然管理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既促进生物生态安全，也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6.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世界观、自然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确认了人类在物理空间方位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在地球生物共同体中，人类由于居于生物进化序列的最高层次而当然居于自然物种的中心。二是从人类利益和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只强调人类当代和未来的利益，而是既充分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长期性，又重点突出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既坚持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环境伦理的中心，又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的基础三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迀而变化，古代自然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近现代价值观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考察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成果后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有四种历史形态:①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也叫古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根据古罗马的“地心说”，由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逻辑地推及人类及万物也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地理上的“人类中心论”，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人为神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这就在神的旨意下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③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在近代科技有了巨大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了巨大提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变的情况下，从笛卡儿开始，经启蒙运动伴随理性主义而产生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的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本体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在本体论层次上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二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认识总是以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进行的;三是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人的利益服务，满足人的目的与需要。

对待人类中心主义就有三种态度:①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入论。认为自然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己被日心学说等自然科学所抛弃，同时由于认识对象的生成认识过程和方法以及认识的结果都受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所以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无法超越的，况且，物种自我中心法则是一切生命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它作为人类生存的永恒支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不但不能超越走出，反而应当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领域②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出论(或超越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只单向地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及人类利用自然界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归结为只涉及人类自身利益的自我保护而无视生物圈稳定的客观需要。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所以应当抛弃、走出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③有条件的走入论认为主张征服自然和片面张扬人的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抛弃，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目的在于建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应当走进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7.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研宄的兴起，以一种跨时空的恢弘视角，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与道德评价，特别是其中所藴涵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意藴和生态伦理思想，确认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挑战“性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不仅从研宄对象研宄内容等方面有许多共性，而且很有可能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出现尤其从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环境伦理学研宄。徐嵩龄还认为，中国己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国策、因而她的环境伦理模式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机。“因此，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界而言，最有实践重要性的研宄，应当是关于制度转型期间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模式的研宄”根据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重点及优先问题的这一认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代际伦理问题、代内伦理问题(特别是国际环境正义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伦理问题。

8.环境伦理与国际公正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和环境中心主义伦理观这两种伦理观都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事务施加影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西方环境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促进发达国家系统地实施环境保护，改善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国际层面，尤其在针对第三世界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说，是以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发达国家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约束，并在所谓“全球化”的名义下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因而，这种伦理思想和行动被第三世界视为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而遭拒斥。

环境中心主义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其中也包含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诸如强调权利的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等等但它在运用其理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时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做法。从理论的一致性原则出发，并不区分富裕社会与贫困社会、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而采取“一刀切”。如生态中心主义劝诫第三世界国家不要采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等等。

由此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都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环境伦理观而被第三世界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正性。

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环境问题上，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利益关系的首要伦理原则是正义环境正义，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球自然资源消费、使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技术之际，少数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名，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权和环境主权，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正当环境利益，承担起超越自己能力的环境义务，这显然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的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的侵害理应为解决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作为“补偿的正义”，它们应该以自己拥有的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新的额外的资金，以优惠的或非商业性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无害技术，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发达国家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不是“恩赐”，而是对以往不平等的环境权利的“补偿”。另一方面，作为“分配的正义”，发达国家应当回到环境正义的立场上，承认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的环境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需要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适应能力，决定改善环境的进程，有权根据其发展与环境的目标和优先顺序利用其自然资源。

发展中国家要追求的国际层面的环境伦理观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发展一一尤其是反贫困一一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2)—切资源管理的主权问题;(3)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问题;(4)国际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平等和公正问题;(5)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经济与技术保障等等。

9.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宄竟会导致征服自然的观念还是会引向伦理地对待的自然的道路?研宄者认为，马恩的自然观是有益于我们保护环境的。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是人的自然本质，并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当代生态伦理学中将人视为自然界的普通公民生态系统普通一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为当代生态伦理学接受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指导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共识基础。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既指出了人有别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又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制约个性这为克服当今生态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即只承认人的目的价值，认为其他物种若有价值，也仅只是工具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即认为任何物种、生物个体都有其内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各执一词的偏见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切入点。以此为理论基点，完全有可能建构起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理解与全面把握的新的生态伦理学。

马克思是把劳动作为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东西来理解和把握的而对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反省一下这种建立于“对自然可无限索取”信念之上的传统劳动(发展)模式为了“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必须把这种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基础上亦即需要建构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这种建立于地球资源有限性观念之上，并以“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为基本原则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为当代生态伦理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和正确的理论导向。

1.理论与实践

环境伦理学缺乏对环境道德实际的研宄，未能避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中国学者注重对环境伦理的理论研宄，但很少关注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很少把理论原则规范，影响和作用于具体的政策法规，具体的工程、项目。这种脱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理论研宄难免闭门造车，束之高阁，曲高和寡，使环境伦理成为象牙塔成为少数人的话语游戏，没有成为大众的意识和习惯;另一方面，涉及环境?生态的大型工程没有经过环境伦理的审查就可以以经济效益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顺利上马，以至遗祸自然，悔不当初

2.引进与创造

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宄成果，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术前沿进行了跟踪和了解西方学者的环境伦理学著作能较快地在中国得到译介。由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的积极努力，从而使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研宄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大大推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但是，在译介和创造方面，译介的积极性和创造的疲软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中国注意了“引进”、“介绍”，但却缺少了“自产”、“创造”，即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来形成自己的环境伦理理论。

3.研究与教育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兴未艾，但这只是在理论的学宄方面;在环境伦理的教育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虽然有近20年的历史，但目前国家环保部门和教育部门不但未携起手来落实强化环境伦理道德的研宄和教育的任务，而且环境伦理研宄者和教育研宄者也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宄，没有为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教育提供环境道德科学内容和有效的方法设计。大多数学者既没有兴趣于环境道德教育的理论研宄，更缺少将环境伦理推广到教育上的热情。当然，这一局面正在改变，一些学者己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一方面积极编写自幼儿、小学中学至大学、成人的环境伦理教育书籍，另一方面呼吁教育部门落实环境教育，一些师范大学己经成立环境教育研宄和推广中心。

4.支持与自立

7.中国大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篇七

中国大城市的发展目前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 在这种发展环境下, 存在着两种左右城市化进一步深化的基本力量: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外部力量主要指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全球化的深入, 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散, 跨国资本的集聚加速城市的变化, 促使城市空间分布和功能组织发生重大调整。有些城市运用其优越的区位或者其他条件, 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发展成为了国际性或世界性城市, 有些城市没有及时完成经济的转型而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内部力量主要指伴随着制度变迁,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由过去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资源配置转向以市场配置为取向。这两种力量为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同时也对这些城市的顺利转型提出了挑战。

一、大城市经济转型的内涵界定

前苏联理论家布哈林在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概念。中国学者也纷纷结合本国国情对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 同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学者洪银兴认为经济转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三是封闭社会向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开放社会的转型。 (1) 这种描述比较系统地建立了中国在目前比较复杂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如何进行经济转型的思想框架。

经济转型随着地域范围, 以及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因为本文研究的对象—大城市目前普遍出现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比较严重的不协调的问题, 所以把大城市的经济转型定义为:通过体制机制的转变, 引导经济结构的调整, 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体系, 最终使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得到协调发展。

二、大城市发展的现状

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高速城市化作用之下, 新时期中国大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城市规模迅速扩张, 各种发展要素迅速流动组合, 城市空间巨变, 社会分异, 发展正向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并举等方向转变,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 大城市发展由计划体制驱动不断走向市场体制驱动

近30年来, 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市场价格体系与资本、土地、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确立, 以及所有制形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等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住宅商品化改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为深刻, 促进了资源的流动与配置, 经济要素、人口、职业等的流动性大大增加, 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发展的行为逐渐减少, 城市发展更多地受市场的影响, 这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府逐渐退出经济竞争领域, 开始注重服务和监管职能的发挥。

但是,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 虽然原有的指令性计划力量正在逐步退出经济竞争性领域, 新生的市场力量在城市发展中依然相对弱小, 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空档”、“漏洞”和“摩擦”, 导致大量严重扭曲资源配置过程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其一, “权钱交易”对增量资源的配置的扭曲。其二, 国有资产流失对存量资源的浪费。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市场力量不够强。因此, 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培育市场力量依然是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 大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巨变

大城市有着相对优于其他区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这样吸引着大量的人口、资金在城市中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 随着生产以及生活的成本增加, 必然产生聚集不经济, 所以就有了城市空间向四周扩散的需求。城市空间拓展遵循由单中心圈层结构到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变的阶段性规律 (如表1) 。

当前中国大城市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聚集不经济的问题, 这些城市普遍提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建设新城区的规划, 变传统的单中心圈层式城市结构为多中心网络式结构。在这种规划思想的指导下, 众多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城以及中央商务区等等功能分区推动城市空间不断延伸和扩张, 使大城市的发展进入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的关键阶段。

(三) 大城市社会产生分异

随着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中国的大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由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高度“均质化”开始转向高度“异质化”。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剧烈冲击下, 一些得到较多资本流入的大城市经济快速扩张, 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但由于相应城市化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增长型战略”的短期利益驱动, 都使得城市空间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却迎来了愈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此也带来了大城市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巨大变化, 原有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面临着巨大冲击和挑战, 资产成为主要标杆划分了层级鲜明的社会群落。在多种社会因子的作用下, 资本也同时塑造着新的大城市社会景观:一是在城市内既有随处可见的大量高贵的“欧美风情”街区和摩天大楼, 也有附近大量的破败街区和建筑;二是各种新型购物中心、步行空间、休闲场所的出现, 标志着城市生活由工作向休闲娱乐的转变, 具有排斥效应的豪华住宅成为少数人独享的空间;三是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在城市边缘地段聚居下来, 以获取就业岗位和城市便利的生活设施, 如“城中村现象”。

三、大城市发展的问题

大城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使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其巨大的经济社会承载力正带动着整个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工业大国, 成就是显著的, 但目前也面临着各种问题。

(一) 大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协调的问题

大城市由于相对优越的就业和生存环境, 吸引大量的人口持续进入, 在一定时期内如果规划建设的相对滞后, 必然造成资源环境方面的过载。

一些大城市陷入了资源急剧短缺的境地, 比如广东省境内这类城市, 2008年从外省和国外调入的能源占可供本地消耗的能源量的90%以上。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膨胀,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的排放量迅速增加, 比如北京生活垃圾的清运量从2003年的425.1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656.6万吨, 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5%。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无害化处理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但其对环境改善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二) 大城市生活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城市化和工业化促进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也带来了生活和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

在这些成本中, 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飞快上升。对于土地成本, 从需求方来说, 人口在一个大城市的大量集聚直接带来建筑用地的增加, 同时对道路、公园等公共设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从供给方来说, 一个大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总量是有限的, 这些有限的土地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 政府主导城市的开发和土地的利用, 稀缺的土地缺乏市场机制利益刺激和约束, 导致土地开发的粗放, 同时, 真正受市场支配的商品房住宅用地的土地资源因为极度稀缺而价格飞涨。对于劳动力成本来说, 随着人口密集度越来越高, 一定面积内人口对于消费型产品或者服务的购买需求大为增加, 大大推高了人口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的增加必然使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

生活和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给大城市的经济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只有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调整, 使经济开始步入高端化发展的道路, 才有可能化解这些成本大幅度提高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三) 大城市资源短缺与相对粗放的利用效率的矛盾问题

由于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节约利用资源的意识不强等等原因, 有限的资源部却得不到有效利用, 同时还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首先以土地资源的浪费最为突出。由于大城市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使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转让所形成的收入, 用于补偿正常的财政预算资金和城市扩张所需的资金。在利益的强烈驱动下, 城市土地粗放式投入的特征明显, 城市新开发区和边缘区用地出现高速度、低密度、低效率扩展的现象。表2显示北京、上海二个直辖市的地均GDP远低于香港、纽约和伦敦。其次能源利用效率普遍不高。例如, 2008年北京的GDP综合能耗为0.662吨标准煤/万元, 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102吨标准煤/万元) , 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 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较远, 分别是美国的2.5倍、英国的3.6倍、韩国的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承载力的提升。

由于资源的粗放利用造成城市环境质量的下降, 尽管各个大城市在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方面投入了不少财力、物力和人力, 但远远还不能满足大城市要建设成为和谐的生态型城市、花园城市的要求。

(四) 大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不合理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 处于转型时期的大城市政府过度地充当主导城市经济发展的职能, 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 主要表现有下面几点。

一是, 城市政府不仅仅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主导投资, 同时,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没有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外来资本的力量, 而是长期自己充当投资主体。

二是, 城市政府仍然间接地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没有将经济调控功能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功能与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彻底分离。

三是, 在经济主导型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模式下, 政府的施政目标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的完成上, 难以用更多的财力、物力来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的同时, 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 阻碍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五) 大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问题

中国大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功能布局失衡, 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区强化建设和功能布局不合理的新城建设方式导致空间疏解难题愈发凸显。

大城市在长期的发展摸索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其“单中心—同心圆”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中心城区功能过度集中和城市无限制蔓延的弊端, 并着力通过建设新城 (或者卫星城) 的方式疏散中心城区的功能, 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但由于普遍存在的中心城区强化建设和缺乏功能协调互补性的新城建设, 新城普遍存在“有城无业”的现象, 并不能从本质上疏解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 反而带来新的城市问题:一是, 大量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到郊区居住, 带来早晚高峰潮汐式涌动和形成钟摆式的交通模式, 致使公共交通和其它各项基础设施不堪重负, 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二是, 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跟不上, 新城的集聚力不强。新城目前在发展水平、承担的城市职能、对资源尤其是人才、信息等高端资源的吸引力方面, 都与中心城区的差距过大。

因为中心城区巨大的规模效应, 在产业空间调整不到位的情况下, 政府继续挖掘中心城区的潜能, 最常见的做法是打造中心城区CBD和建设特色功能区, 这虽然保持了中心城区的持续繁荣, 但也带了负效应。 (2)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心城区的经济、人口、环境的承载力趋于饱和, 地价、商务成本不断攀升;而中心城区之外的市区域与中心城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对产业投资的吸引力不强, 新兴产业培育乏力,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困难。

说明: (1) 中数据为2010年数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2) 中数据为2007年数据, 来源于赵娇.《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中国人民大学, 2011, 第78页。

四、大城市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如今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需求而不是供给成为经济瓶颈, 传统政府主导下的粗放投资型增长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必须经济转型, 大城市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精华, 而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 这一点在当前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重要。针对大城市经济转型的具体内容, 现提出下面几点对策建议。

(一) 调整大城市产业结构

大城市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工业较大比重, 需要通过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充分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源、知识、信息等高端生产要素密集的优势, 加快对传统工业部门的改造, 提升科技含量, 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 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此外, 相对于第二产业而言, 我国大城市中第三产业普遍发展缓慢, 除少数几个特大城市外, 大部分第三产业的比重在50%以下, 远不及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 并且第三产业中对经济拉动比较大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不足。所以必须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性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同时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扩大内需, 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投入。

(二) 加快大城市要素市场化进程

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依赖于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要素市场, 汇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和充足的资本、信息及技术资源。而目前中国大城市的要素市场并不完善, 特别是高端的要素市场发育相对落后。要以提升以计划效率、管理效率和执行效率为内容的政府效率为契机, 积极构建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 不断培育对大城市社会、经济、环境进步起长期主导作用的内生性高端要素市场, 比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市场、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等等。

(三) 推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三者的有机结合

这三者是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不可缺一的有机整体,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水平的高低将左右要素投入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投入依靠劳动者去完成, 劳动者素质也决定着要素投入的效率;制度创新则决定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水平的能动作用。在科技进步方面, 结合国家的重大基础研究制定本城市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 利用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力度, 对本城市有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在制度创新方面, 必须协调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在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上明确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面包含着产权制度、交易制度、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目标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 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建立股权制和年薪制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 积极探索包括运用股权、期权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

(四) 调整大城市的空间格局

因为“单中心—同心圆”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中心城区功能过度集中和城市无限制蔓延的弊端, 所以要构建城市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在城市地域范围内形成分工明确的功能区域, 使城市中心城区优化发展、城市功能拓展区积极发展、生态功能保护区有限制地发展。同时要结合城市中心城区的职能疏散, 加大城市立体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 加速新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 根据新城各自的功能定位实施相关的政策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人口的转移, 最终形成空间联系、经济联系、社会联系紧密的功能良好的大城市复合体。

摘要：中国大城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凸现出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给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通过对大城市经济转型的内涵界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 对这些城市的经济转型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城市,经济转型,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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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前沿 篇八

[摘要]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重要视角，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文章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在梳理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基础上，提出了休闲时空行为所关注的若干前沿命题：（1）休闲本质的认识。颠覆对时空行为表象的理解，审视休闲的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定义及中西方休闲差异。（2）休闲与社交网络。分析时空行为的组合制约机制及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影响。（3）信息时代的休闲。讨论IcT休闲行为的规律及大数据的休闲应用。最后，基于时空行为的测量分析，讨论了围绕休闲行为特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包括：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建立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的内容拓展，实现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的研究逻辑，完善并丰富了以个体为单元的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框架。

[关键词]时间地理学；城市休闲；时空行为；休闲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9-0030-11

DOi：10.3969/i.issn.1002-5006.2016.09.01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加快城市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进程。2014年年底，《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中明确提出，将持续实施“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国民休闲度假需求”。这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视角之一，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然而，政策的推动主要集中于休闲空间环境改善，如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加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认为只要提供了“休闲空间”，居民就会开展“休闲行为”。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以人为核心的需求方利益，未考虑居民休闲的结构性需求以及开展休闲活动的行为制约。只有了解休闲行为的产生背景和过程机制，才能够将有限的城市休闲空间及设施资源相对合理的布局，从而减少供需矛盾，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的认识需要基于学科背景开展讨论，其中，社会学、地理学和交通研究最为核心。社会学研究闲暇时间的测量和预算，强调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已成为现代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揭示了休闲行为需求总量增加的态势。地理学和交通学领域指出了休闲空间应当提供结构性供给，以减少井喷式休闲交通出行量，其理论来源于地理区位论和交通四阶段法的根基，多以追求经济效益或环境效益为导向，对休闲行为的时空模式与规律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微观主体“人”的休闲需求及休闲行为的本质理解不足。

因此，本文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开展城市居民休闲时空行为的正面研究。在梳理不同学科对城市休闲时空行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休闲本质的认识，反思休闲主题对行为研究的可能贡献与前沿命题，并讨论了以个体为单元的城市休闲行为机制分析的内容与方法，建立了基于时空行为的城市休闲研究框架。

1.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的学科视角

社会学偏向宏观汇总性的讨论，对需求结构、个体差异的解释力度相对有限。地理学与交通学对休闲行为的规律分析较为全面，即能够较好地描述过去、现状及问题，偏向于非汇总性的分析。在学科视角讨论中，重点讨论非汇总性的方法论，从地理学、交通学、时间地理学视角分别进行阐释。

1.1地理学视角：城市休闲空间为中心

地理学强调以地为核心的空间格局研究，由此形成了两方面议题：（1）城市休闲空间分布在哪里，城镇化过程使休闲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或新空间；（2）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产生在哪里，空间要素是否对行为分布产生影响，影响机制如何。

中国城市研究表明，休闲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圈层结构。城市外围的绿地区域中，环城游憩带是最为典型的休闲活动地；在城市内部，休闲空间体现出多样化和等级结构，包括游憩商业区、城市广场、城市餐饮空间等，其布局受到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群的形成，促进了居民休闲空间的扩展，尤其以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依托的休闲流动性增强。休闲空间按照地理尺度可进一步细分为家内休闲空间、市区休闲空间、市郊休闲空间和旅游休闲空间。其中，家内休闲空间讨论了家庭微空间打造、家庭关系及家内/家外休闲边界的划分等议题，而旅游休闲空间属于长时间尺度、大空间距离和低使用频率的空间，往往远超出城市日常利用空间的范围。因此，市区休闲空间和市郊休闲空间是中国城市休闲空间研究的主要领域，较多讨论发展历程、功能演变、空间分布、结构特征、规划影响等内容，属于供给研究。

地理学者的休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休闲行为的原动力和复杂性。从需求角度，休闲空间按功能性可分为生态休闲空间、文化休闲空间、商业休闲空间和健身休闲空间等，此类空间的分析和理解更多加入了休闲细分目的的讨论，加深了对城市新兴或混合型休闲空间场所的认识。尽管休闲空间划分的依据不同，但空间特征分析是这些研究的重点，休闲行为作为需求方通常以附属性角色参与讨论，如环城游憩带的行游比分析、游憩商业区的消费分析。

国外地理界的休闲研究更注重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在休闲行为必要性论证的基础上，强调休闲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其决策过程受限于个人主观偏好的内在制约、同伴的人际间制约以及时间、金钱或信息等外在结构性制约。休闲行为的参与通常是居民参与社会活动、人际交往和社会地位的优势表征，而社会地理领域所关注的女性、青少年、老年人、少数族群、残障人士等群体，通常对休闲行为参与表现出明显的弱势。

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城市休闲空间的宏观格局及动态演变，强调认识休闲行为产生机制的综合性制约框架。这些研究以空间或人群差异为线索进行经验性和汇总性分析，对于“怎样的个体行为选择汇总造成了休闲空间差异”“哪些影响因素、多大程度上制约了某一人群的休闲选择”等因果关系并未有深入讨论。

1.2交通学视角：休闲出行产生为重点

交通学重点关注前往休闲目的地而进行的移动过程，其与交通出行需求相关性最强，由此形成的核心议题包括三方面：（1）休闲目的是否已成为重要的出行目的，需求量有多少；（2）休闲出行的特点是什么，传统交通出行方法是否适用；（3）休闲出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进行改善。

休闲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出行。在20世纪末的欧洲，休闲出行占总出行距离的40%-50%。荷兰2005年休闲出行占44%，意味着每人每天产生1.04次、11.15km的休闲出行，并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近30%。诸多交通调查数据显示，休闲出行是城市间动态流动的重要组成。中国城市的休闲出行已成为交通需求的重要组成，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休闲出行具有弹性大和随意性强的特点，传统交通模型对其分析和预测有局限性。与休闲特点对应，休闲出行的弹性较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调整，甚至是否发生也可以随意变化。另外，休闲本身就是活动目的，并不像通勤那样遵循快速到达、路线固定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可能选择路程较远但风景较好的路线，也可能因为同行亲友改变路线等。因此，休闲出行的预测和分析更为复杂。

休闲出行受到城市空间形态和个人社交网络等多因素的影响。高密度、混合的土地利用形态有利于居民更多参与休闲，并产生短距离、低碳化的出行。半数以上的休闲行为是以社会交往为目的，因此休闲产生与个体居民的社会关系、家庭观念等相关，也受具体休闲出行同伴的影响。

交通学的分析主要基于居民出行问卷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微观个体的研究视角，交通决策模型也为休闲制约机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原型。但是，休闲的活动目的地和出行过程复杂难分，传统交通四阶段模型只能将休闲等同于通勤、购物采用同样理性高效的出行决策，仍然无法针对休闲的特点提出较优的解决方案。

1.3时间地理学视角：休闲时空制约为核心

时间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上与地理学、交通学有重合之处，其特点是建立了以时空制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强调个体层面以人为本的分析，休闲活动与出行是一体的，需要与个人活动系统和城市空间系统进行关联分析。

休闲行为具有时空非固定性的特征，时间地理学强调以时间的有限性、空间的不可逾越性为基础对其决策机制进行解释。休闲行为出现在个人活动安排的闲暇时间，即居民在保证工作、购物等必需行为后才能够实施休闲，而个人的总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或一周7天），休闲行为与其他行为具有此消彼长的制约特征。休闲行为的产生与闲暇时长、起始地点、周边城市设施提供的活动机会相关联，同时也需要考虑同伴的时间安排。换言之，在可支配的闲暇时间里，居民需要克服空间摩擦力完成休闲出行，到达开放且可进入的休闲设施，与同伴共同进行休闲活动。时间地理学利用时空路径、时间棱柱、时空可达性等研究对象实现了时空制约的表达，对微观个体休闲行为时空决策过程这一“黑箱”的打开起到推动作用。

休闲行为也具有体现个体主观意愿的特征。不同于通勤和购物行为，居民的休闲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参与或是否愿意参与，即受到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行为偏好的影响。在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个体居民为追求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表达，表现出不同的休闲态度和行为特征。因此，休闲行为可能在不同的群体间产生差异，如果某一群体在经济能力和休闲态度上处于劣势，则限制了其高等级生活需求，就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排斥。

时间地理学对人本身、行为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入，但已有研究对城市休闲行为的分析仍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实证分析仍然坚持行为简单分类后，机械性地以休闲反映不同群体的时空制约程度，较少涉及对休闲行为本质的讨论，更没有考虑活动之间、活动与出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2）休闲行为的记录和刻画仍然非常粗略。休闲的产生通常是短时而随意的，传统回顾式问卷通常忽略较多细节而造成信息不准确；休闲行为的分析方法也基本沿袭通勤和购物的方法，对其时空制约的独特性仍难以刻画。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的已有研究主要有4个方面的特征和问题。首先，国内研究的应用导向性明显，配合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城市休闲空间的讨论相对充分。地理学和交通学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休闲行为的原动力和复杂性。其次，大量实证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规律把握，微观个体的休闲时空行为分析仍相对缺乏。地理学、交通学至时间地理学的视角转变，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演变的理论框架。再次，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研究的分支，尚缺少多学科交融的讨论，对休闲心理学、休闲经济学等视角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处于理解过去事实的阶段，对行为的预测和模拟研究仍相对薄弱。第四，大数据和GIs技术的变革对休闲行为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时空行为数据的丰富和分析手段的提升，还会改变城市居民的休闲思维与休闲方式。

2.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的若干前沿命题

2.1结合休闲行为本质的认识

社会心理学对休闲本质和休闲动机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入的认识。休闲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从必要劳动中解除出来的一种自由状态，幸福与生活质量是源于休闲的。人开展工作是外部驱使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休闲。由此，休闲理论发展融入了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休闲动机是受到外部的社会动力和内部的性格特征共同影响的。研究主题以个性和心理研究为主导，围绕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既阐释了休闲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又回应了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对休闲本质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休闲行为本质的探索将加深甚至颠覆对休闲行为表象的理解，为诸多学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手段。关于休闲定义的分歧，是北美休闲研究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从概念层面来说，休闲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闲暇时间、自由选择的活动、特定场所或主观感受，即休闲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常由学者定义，所以机械地将明显具有自由放松功能的日常活动（如运动、社交、观看文化表演等）归类为休闲行为。然而，从操作层面来说，定义休闲的主体可以分为研究者和参与者两种视角，即休闲行为定义不仅包括客观的活动类型和时间，还包括主观的活动含义与体验等。这一观点指出休闲体验和功效可能存在于多种活动类型中，甚至是购物、工作、家务的过程中。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个体对日常活动中的休闲定义差异显著，如男性将家务视为休闲的可能性高于女性。这样就形成了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等多重的休闲定义维度，丰富了休闲行为内涵的理解。

社会心理学的休闲讨论推动了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时空行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开展东亚和北美的跨文化休闲比较研究。中国城市居民时空行为调查中，休闲是经常被提及的活动，但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为看电视、锻炼身体、棋牌、看书等，这些方式的核心动机是放松和娱乐。而西方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则为运动、社交聚会等，这些方式的核心动机是挑战和刺激。以老年人参加太极运动的目的为例，中国人相对一致的描述是“为了健康”，而美国人则倾向于“自我实现、锻炼意志力”。因此，中国人的休闲行为方式表现为低成本、方便型居多的“被动休闲”，而西方人则为有积极意识的“主动休闲”。

休闲方式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城市休闲空间选择。中国城市居民被动休闲的空间表现为家内休闲或近家休闲的活动比例较高，这一特征在中国时空行为研究的20年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空间则更为发散，中美城市比较中发现美国居民的休闲出行距离更长，中欧城市比较研究中发现欧洲城市居民对家空间的休闲活动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休闲空间选择更为多样。这些研究试图跳出“就中国而论中国”的研究弊端，建立对休闲行为分析的国际视野，以行为特征描述为开端，逐步引入社会心理学、文化价值观对日常时空行为影响的讨论。

2.2关联休闲行为与社交网络

休闲行为是城市居民日常社会交往的主要载体。已有研究表明，休闲目的的活动和出行最有可能与他人共同完成，即同伴陪伴。个体居民与同伴共同活动或出行的过程中，能够实现交换信息、交流情感的目的，因此对维系社交网络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休闲产生与同伴选择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可能因为休闲活动而引起多人共同活动，也可能因为重要的同伴而产生休闲。时间地理学中对于“组合制约”的解读，强调了多人活动中需要共处同一时空而带来的多重制约，但实证研究对这一理论的回应并不多见，仅有部分研究讨论了同伴居住空间与休闲活动空间选择的关系。

休闲行为同伴的选择深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从大背景讲，东方社会偏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西方社会倾向于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在时空行为上反映为日常活动单独/共同完成的比例差别。中国社会重视亲缘和血缘的文化传统，使得家庭观念在日常休闲中得以观察，即家庭成员成为休闲同伴的主体，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成员的比重较高且地位较核。休闲行为同伴研究拓展了时空行为分析的广度与深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已有理论中过于重视行为客观表象、缺乏行为机制理解的不足，推动了日常休闲行为与社会文化理论的结合。

2.3理解信息时代的休闲行为

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而形成的“时空压缩”对休闲行为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如前所述，休闲行为本身的定义就具有复杂性，例如与其他活动的边界不清晰（如购物一休闲、家务一休闲等），并且其时空行为特征具有多任务化（如通勤路上与朋友闲聊）、破碎化（如看电视过程中经常中断处理其他事务）等，而ICT的广泛使用加剧了这些特征表现。已有研究表明，ICT对时空行为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时空约束性的减弱，而行为本质特征并未改变；针对休闲行为，ICT的初步影响是增加了个体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些机会是否会被实践，则取决于活动J隋境和个人决策，因此这种影响机制仍有待商榷。总体而言，ICT的休闲影响可能巨大而广泛，但由于行为的复杂性，现有研究仍仅从理论模型上讨论居多，而实证验证相对匮乏。

城市居民在ICT使用过程中留下的大数据痕迹，为休闲行为的科学化分析及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基础。大数据作为社会感知的一种描述形式，其具有“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双重功能。作为“望远镜”的大数据是跨学科、跨尺度的。例如根据银行刷卡数据分析休闲消费行为习惯，是跨越金融与休闲的领域，并实现了大至全国、小至景区的尺度转换。大数据的这一功能得到了商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并开展了大量的分析。“显微镜”的功能是指ICT数据采集技术能够提供个体化、实时化且高精度的信息。例如城市大型活动期间的手机信令、蓝牙等数据，提供了基于个体的休闲行为群体性特征信息。现有研究相对重视大数据对于休闲行为模式的刻画能力，而对精确详细的个体休闲行为机理剖析不足。

3.研究内容与方法

3.1对象：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

城市是日常休闲行为的主要载体，休闲是城市的重要功能。城市休闲行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休闲行为是指除了工作和家务以外的消遣型活动，如旅游、娱乐、文化活动、运动和社交；而狭义休闲行为是日常休闲行为，其时间性和空间性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即居民在一天24小时内在城区及周边郊区范围内完成的休闲活动。然而，随着对休闲行为本质认识的深入，以及居民的行为实践向都市圈或城市群的扩展，日常休闲与非日常旅游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因此，这就要求城市休闲行为的研究要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两个角度重新审视。

日常休闲的时间尺度应当从“日”扩展至“周”。休闲行为与工作、购物、家务具有替代或制约的关系，其行为具有随意性强、规律不易掌握，居民经常在一周或一月内进行统筹安排。以往研究多数采用1个工作日和1个休息日的活动日志调查法，以日为单元，兼顾周末与周中的休闲行为差异。这些努力对认识休闲行为特征起到了重要推动，但对休闲行为机制及与其他活动的关系分析上仍显不足。因此，休闲行为调查应当扩展时间尺度，加强以“周”为时间单元的调查和分析，利于认识居民休闲行为安排的系统性和统筹性。

日常休闲的空间尺度应当从“城市”扩展至都市圈。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改善，城市居民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休闲空间也从城市、环城游憩带扩展到都市圈。以广州为例，伴随着珠三角2小时交通圈、城市间1小时通达的建设，日常休闲的选择不再囿于单个城市的边界，形成了休闲圈的多尺度重构。因此，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的调查分析应当兼顾都市圈的活动机会及行为实践，并分析需求和供给在城市间的结构性特征。

3.2内容：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

休闲行为的实际发生特征是休闲行为研究的基础。休闲行为具有时空非固定、决策随意性和出行即目的的特征，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行为指标或刻画方法。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可以从行为产生、频率、时间利用、空间分布、出行链和交通方式选择等来进行过程分析。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路径分析，建立三维可视化技术整合时间与空间维度，利于分析固定性活动的部分及其对休闲行为时空特征的制约。

休闲行为的潜在机会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潜在行为的测量基于时空棱柱、时空可达性的概念，最早是由Lenntorp提出的，后经Miller、Kwan、Dijst发展与改进，形成了GIS技术支持和交通应用导向的算法和应用。在给定时空制约条件下，个体能够物理到达的时空范围，在时空间中被表达为时空棱柱或潜在路径空间（potential pathspace，PPS）。将时空棱柱的体积投影到二维空平面上，即潜在路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PPA）。从休闲行为角度来理解，指在一个固定活动结束后，在保证能够准时到达下一个固定活动的条件下，个体能够物理到达的休闲活动区域。PPS的体积、PPA的面积或PPA内城市机会的数量，都可能作为可达性的测度指标。潜在行为对休闲的研究意义在于：在客观制约方面，城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城市交通拥堵的出行能力制约，都造成了休闲机会供给的不平等；在主观制约方面，由于个体活动安排偏好的差异，休闲机会需求因人而异。因此，潜在行为研究是窥视休闲行为主观和客观制约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公平、主观幸福感等社会热点的讨论基础。

3.3方法：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

在城市休闲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是对行为影响因素的挖掘，运用制约模型、效用模型、计算机模型，主要针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与解释。影响机制分析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空间因素：居住地周边土地利用混合程度、休闲设施的可达性等，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休闲活动目的地的选择、休闲出行的距离、休闲行为产生的时间等。（2）社会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等，这些因素可能代表了社会整体的休闲需求、个体差异化的休闲需求，从而影响休闲行为的频率及模式。（3）个人因素：个体行为偏好、情感偏好等，这些因素可能形成居民差异化的休闲态度、休闲时间分配及休闲同伴的重要性等，是休闲行为决策的软性影响因素。

因果分析基础上的休闲行为情境模拟，更直接地将休闲行为的分析结果与政策应用建立连接。这种努力的宗旨是通过空间改善和行为引导，来实现城市“物质空间”和居民“行为空间”相互匹配的理想状态。具体方法包括采用假设偏好法开展调查、利用Netlogo等软件建立多代理人模型，改变相关变量观察行为因变量的变化趋势等。通常的操作为设置情境，如休闲设施密度增加、居民工作或通勤时间缩短、娱乐消遣型信息高效传递等条件变化，分析居民休闲行为的产生及分布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以评判或指导城市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改进。

4.结论与展望

在“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本文从学科视角、研究命题和内容方法3个方面对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进行了全面讨论。首先，从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3个学科与理论视角，梳理对城市休闲行为从宏观到微观的认识过程。其次，强调加强对休闲行为的本质认识是开展前沿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并讨论了休闲行为的国际比较、休闲行为与社交网络的关系以及ICT与大数据的休闲分析是近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最后，讨论了从操作层面上，如何通过扩展时间与空间尺度、加强潜在休闲行为分析并开展情境模拟研究，实现有效的城市休闲行为研究，建立了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休闲时空行为是认识快速城镇化变化、贡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视角，但本文并不能全面覆盖中国城市休闲行为的研究领域。时空行为研究立足于空间与行为的互动，因此在城市空间发展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然而，休闲时空行为并不等同于休闲行为，休闲行为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领域。在欧美，休闲行为过程可包含动机、决策、参与、满意度等分析；休闲行为心理可包含偏好、制约、参与、意象等研究。中国的休闲行为讨论也广泛涉及休息制度变化、家庭收入增加等经济与政策议题。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在坚持时间性和空间性讨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上述领域，但暂时难以用时空统领全部的行为与心理过程。这将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