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读书无用论”抬头情况调查

农村“读书无用论”抬头情况调查（共2篇）

1.农村“读书无用论”抬头情况调查 篇一

重庆晚报 何英

本报讯 市招办人士透露，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虽有增加，但相比同等人口的省市来说，考生仍偏少。不容忽视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

据介绍，与三年前的高中入学数量相比，高考报名人数比当初减少2万人左右。

而据调查，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

原因何在?记者采访了部分区县招生负责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高三学生最后放弃高考的原因很复杂，这些考生多是农村考生，有的迫于无奈拿个毕业证外出打工。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上完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使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蔓延，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只能上专科，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

另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些学校迫于升学率的比拼压力，会召集部分升学无望的考生做思想工作，劝其放弃高考。

本栏稿件由记者 何英 采写

[重庆上万应届生弃高考读书无用论蔓延农村]

2.“读书无用论”是一剂毒药 篇二

杨 华

广州、深圳一带城中村的“包租婆”经常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小孩：“你整天想着读书这些没用的东西，再这样下去，将来就像租我们房子的大学生一样。”社会习惯于将“读了书的小职员”与“没读书的大老板”相比较，来论证“读书无用论”。

“没读书的大老板”在当下中国无非是以下几类人：一是城乡经商者，包括做商业流通、开商店饭店、做小生意；二是在城乡办厂者，包括企业和家庭作坊；三是包工头；四是包租婆和拆二代；五是乡村混混。这些人有靠能力赚钱的，也有靠拳头吃饭的，还有靠土地增值进项的，但就是没有靠技术成功的。即便是像靠办企业、经商这样创业发家致富的，包括江浙沿海大量的五金加工企业、纺织行业等，技术含量都不高。

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主要特点是市场准入门槛低，一般人都能进入这个行业，如五金加工，不需要多少资金，不需要雇工，不需要高深技术，只要有个空间便可开办家庭作坊。这样谁都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就容易造成这个行业的高度竞争性，使其利润较低，也使这个行业容易饱和。只有率先进入这个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会最终生存下去，从而垄断这个行业，形成对其他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的机会排斥。也就是说，行业的技术含量越低，市场准入门槛就越低，而竞争性则越强，最终发展的结果是垄断性就越高，排斥性就越强，致使后来者越难进入这个领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很多技术性较弱、市场准入门槛很低的行业造就了一大批“没读书的大老板”，这些大老板垄断着这些行业的资源与市场，排斥其他人的进入。逐渐地，其他人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进来了，要赚钱也越来越难。也就是说，不需要科技含量的小五金创业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没有读书”的人要想再创业成功，已近痴人说梦。

举一个例子，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在全国百强镇中排名很靠前，现有上万家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该镇的发家靠的是改革开放后当地兴起的小五金加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快占领全国市场，在当地也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亿万富翁。对于这些没读过书的农民企业家来说，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首先是技术。只有少数企业突破技术瓶颈使自己的产品升级换代，而更多的企业则继续做着低端产品，但是他们进入该行业较早，拥有较丰厚的资金，因此能够联合起来垄断该镇的五金市场。其结果是，如果当地农民早年没有通过创业发家致富，之后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的富翁了。

同样，在其他如建筑、饭店、服装、商场等低技术行业，也已形成了市场垄断，市场机会不再对外开放，在这些领域很难再有零起点创业成功者。也就是说，中国以后的发展，很难再出现新的“没读书的大老板”。

未来中国更多的将是“读了书的大老板”，他们出现在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在该领域，市场准入门槛高，能够进来的人较少，饱和程度较低，且技术突破性和创新性强，领域的拓展性强，但垄断性不高。换言之，新进来者可以率先成为“大老板”，后进来者则可以通过领域拓展和技术创新同样成为“大老板”。

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读书，未来就不可能通过创业成为“大老板”。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读书无用论”。大家什么时候听到过知识分子、官宦、资本家等大谈特谈“读书无用论”？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些家庭不送自己的子女读书而让他们更早地赚钱？你看到的更可能的是，这些家庭会创造一切机会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浙江农村，当地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无不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内外名牌大学深造，再不济也要送到国外野鸡大学混一圈，而不是过早地子承父业。“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市场，主要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下层家庭，也就是常说的底层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乘着中国发展的东风先富了起来，而更多的人也通过打工、经商赚了钱，他们示范的是“不读书也能赚钱”的效应，也就使得底层社会越来越功利地看待读书，越来越不读书。这些家庭的子女过早地辍学，过早地感受到赚钱的快意，于是嘲笑起还在读书的、读了更多书的同伴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上层社会不会功利地看待读书。在他们那里，读书是自我提升、自我成长、自我认同、自我归类的过程，是精英自我复制、自我循环的一种机制——通过读书、接受教育，永远留在上层社会。所以，上层社会的家庭会让他们的子女多读书、读好书。

也就是说，中国上层社会没有“读书无用论”，而底层社会却盛行“读书无用论”。有了这个认识，诸君就清楚了：“读书无用论”具有极其浓厚的阶级阶层的隐喻。阶级阶层地位从来不独由经济决定，它是权力、文化和经济的有机统一体，且三者会相互转化。“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既是中国底层社会尝到了中国发展、自己赚钱的甜头后的幻象，也使得他们停止了向上层流动的脚步，走向了自我边缘、自愿底层化。

“读书无用论”无疑是底层社会的一剂毒药。若不及时去除这种思想，中国底层社会便无希望。中国在未来如果还保持在当前的发展速度，社会继续充满活力，底层社会尚可继续做着“不读书也能赚钱”的美梦；反之，社会也快速固化，那么目前处在底层社会的家庭将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是，丢掉“读书无用论”，趁着还有机会赚钱，用赚来的钱让子女读更多的书。

既然差生那么有前途，你怎么不鼓励你儿子当差生

苏清涛

最近，好多人都在转一篇文章——《为什么坏学生最后当了老板》，这跟前几年流行的“好学生都是给差学生打工的”是同一个调调，尽管我们都已审美疲劳了，但依然阻挡不了它们的继续流传。有的人在传播谬论时，特别喜欢混淆逻辑。比如，清华、北大有几个不学无术或运气不好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某个没有上过大学、从搬砖起家的人，在摸爬滚打中最终创出了一番事业，这时候，有人就得出“上清华大学没用，搬砖更容易成功”的结论。明明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群中最漂亮的那只鸡，可他们偏偏说“凤凰不如鸡”。“读书无用论”就是在这个逻辑的指导下复活起来的。的确有一个历史时期，差学生更容易当老板，但那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后很难再现。在当下及将来，差学生当老板、好学生打工的现象还会继续出现，但绝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最顶尖的富豪、企业家中，越来越难看到差学生的身影。对比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批企业家，你们就清楚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开始，市场刚刚被激活，压抑已久的需求一下子释放出来，但市场上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供应是匮乏的，因此，只要你能造得出产品，就能卖得出去，哪怕质量差一点也无所谓。

当时市场上最紧缺的物资基本是一些附加值低的东西，不需要你懂多么高深的技术也能造得出来。但在当时，有知识的人，基本在体制内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职业，让他们放弃干部身份去创业，机会成本是巨大的；相比之下，那些没知识的人，本来就没有好工作，即便是创业失败了，也没有多大损失，反而顾虑少、更有魄力。这就是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那个年代，鲁冠球、步鑫生、年广久的崛起，缔造了“不上大学也能有前途”的神话。但总体上，这批草莽英雄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机遇和胆量、闯劲，跟个人的知识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知识，主要是靠在实践中积累。

这批知识储备不足的企业家，在创业之初，行动力很强，但如果后续的“补课”跟不上，一般走不远，甚至还会死于他们的胆大。身为造纸厂厂长的步鑫生在被塑造成改革明星后，忘了自己几斤几两，到处作报告，甚至到部队、机关谈改革。此后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1988年海盐衬衫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而曾经显赫一时的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今天很多人已经忘掉他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实际上，现在，他就是一个个体户。商界的思想家冯仑曾经质问：为什么近30年来年广久一直做不起来？冯仑后来找到了答案：“我曾经在做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碰见过年广久，主持人让我们在题板上回答问题，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年广久不会写字，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字不会写。后来主持人问，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每个人的变化是什么。他说，我就是换了三次老婆，其他什么也没变。最有趣的是，记者去采访他，说到他办公室谈谈，结果到他办公室一看，里面除了一张麻将桌，其他什么也没有。一般来说，办公室最起码得有台电脑、有张桌子或者有个秘书吧。他说：‘没本事的人才用秘书，我都能自己干，秘书哪有我干得好啊？’记者问他怎么连办公室都没有，他说：‘我们在打麻将的时候就把事情谈完了，不用办公室。’这样一位资深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近30年来，他的企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和20多年前看到的他是一样的，他的想法、观念都没变，你甚至会感觉时代停止了。”对于年广九，芜湖市原市委书记金庭柏的评价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与年广久的“三十年不变”相比，能成为“常青树”的同龄人鲁冠球，极富学习精神、反省能力，甚至坚持写日记，不断地总结、进步。40余年来，鲁冠球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知名企业出现大起大落，他便找来该企业的所有资料，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比如当年禹作敏被判刑后，鲁冠球三日不出，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轰动一时。

与早期的创业者在没有多少知识的情况下赤膊上阵形成自己的商业思想不同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柳传志、王文京、任正非，以及1992年前后那一批，大都是体制内的知识精英，眼界更开阔，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这一批人，无论是文科生冯仑、陈东升、郭凡生，还是理科生柳传志，都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比上一代企业家更擅长表达、擅长沟通，其中不少人还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比较有情怀的一代。他们往往是自己所在公司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个人形象，同时是企业的一种软实力。

到2000年前后崛起的互联网的一代，创业者们的教育背景更好了，陈天桥甚至只用了三年就从复旦大学毕业了，还有不少人是海归；并且，他们在创业不久就引入了风投，接受了风投的专业辅导。因此，这是典型的知识引领创业实践的一代。

鲁冠球那一代企业家的知识，主要侧重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92派”的知识，侧重于宏观视野，包括对各种政策、趋势的熟悉；而互联网精英这一代，因为行业的特殊性，其中脱颖而出的大佬们，除了陈天桥、马云和刘强东，其他基本都是理工科生，他们的知识优势主要在于专业性，甚至，他们自己就是互联网领域的技术人才。对这个新领域的企业家来说，关系和资源并不那么重要，智商也许比情商更重要，你只要有好的商业模式、好的服务，就能取得成功。张朝阳和李彦宏其实都是很内向、“脸皮薄”的人，却照样能在这个领域叱咤风云。我们设想一下，把这种性格的人放到鲁冠球所处的时代，结果会怎样呢？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肯定会碰很多钉子，甚至根本办不起来一个公司。

诚然，俞敏洪是个差学生，可人家是北大的差生。这个时代的光环，基本上是属于学霸们的。没有真才实学，脸皮再厚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