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共8篇）

1.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篇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作如下综述：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同时要勇于进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要加强对富豪阶层的调控和管理，尽量减少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培育这个阶层中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力量，使其进一步壮大；鼓励中产阶层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个阶层的人数和阵容，但要同时培养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贫困阶层，不断缩小这个阶层的规模，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员，利用好这个阶层自发追求改革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阶层发展和繁荣经济，推动体制改革，淳化社会风气，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2.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篇二

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很多, 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行的社会分层机制打破了传统的“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的疆界。越来越明显的教育成层或知识成层现象而引发的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权力、文化和职业进行的再分配, 使新的阶级或阶层产生, 教育产生了这种重要的作用[2]。职业是显在的社会地位, 而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 则是潜在的社会地位,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背景下的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进入某种职业位置的重要准入条件。因此, 本文试图从当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现状及其对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意义出发, 分析高等教育对于扩大中间阶层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作用与存在的一些阻碍因素。

一、关于“中间阶层”的界定

“中间阶层”一词译自英文的middle class。在中文里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译法, 比如, 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等等。伴随着各个译法的不同, 也赋予了这个词不同的内涵, 对于这个社会群体的划分也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标准和界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年提出, 我国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为:个人年收入为3.4—10万元,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5.4万元, 家庭年收入为5.37—16万元人民币。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无论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标准, 都主要从家庭收入的维度来界定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范围。而一些社会学者则认为, 所谓“中间”应该是一个相对于“上层”和“下层”的概念, 不应该用一个静态的数字范围来框范。按收入划分出来的是统计上的群体, 而非社会互动群体。由于上、中、下都是相对概念, 并且中间阶层这个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很强, 因此, 中间阶层的概念本身也就比较模糊, 中外学者对中间阶层概念的论述难免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本文比较认同的关于中间阶层的概念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的界定:所谓中间阶层, 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 靠工资及薪金谋生, 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 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 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3]。

二、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现状

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 普遍认为中间阶层的形成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是维护当代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 改革开放,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在已成雏形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 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就此, 许多社会学家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据编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推算, 现阶段中间阶层的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 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4]。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指导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课题组在对全国5大城市3038户家庭的电话调查中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 中国5大城市中间阶层的有效百分比是11.9%[5]。这个调查结果仅仅是对所调查的5个大城市所得出的, 对整个中国大陆中间阶层的比例还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李强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指出, 中国中产阶层总数估计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3%[6]。虽然各位学者对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的界定不统一, 推论所依据的调查对象也不同, 但从上面的几个数据可以看出, 在我国整个社会分层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且较大的中间阶层。或者说, 中国的中间阶层从人数比例上看, 还比较弱小。因此, 中国的社会结构要由原有的社会财富、权力控制在一小部分社会上层而社会大众被控制其下的“金字塔型”结构, 转变为社会财富、权力可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分享, 社会的意识、文化和秩序能被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维护的“橄榄型”结构, 这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实现。为此, 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间阶层的社会条件。

三、高等教育对社会中间阶层扩大的动力作用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体制有着很大的开放程度, 阶层流动率高。除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以及文化价值观念有利于社会流动外,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对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客观上导致现代阶层之间的流动主要依靠后天条件的优化来实现[7]。而实现后天条件优化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接受高等教育, 尤其是出自于基础阶层的人, 可以此克服先赋地位的阻碍, 通过后天的努力, 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郭丛斌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后, 得出结论: (1) 总体上看, 在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劳动者中, 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子女代际职业的开放性较强, 高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大; (2)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 其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指数最大, 且向上代际流动的距离相对较长[8]。通过对建国以来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比较, 张翼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后, 来自于父亲单位的影响进一步减弱, 个人教育作用力有所加强 (尤其是在对初职单位影响上) [9]。马和民对20世纪末期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 个人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影响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首要因素, 其次才是父辈职业等级和教育;而农民是否向城市转移及其收入水平也和教育水平呈明显正相关[10]。刘精明也发现, 在改革过程中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 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并正向正规的高等教育逐步转化的过程[11]。这些研究显示, 个人受教育水平对职业尤其是社会中上层职业获得的作用日益彰显, 职位的录用标准从论资排辈、家庭出身逐渐走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特雷曼 (Treiman) 所指出:“在现代社会中, 教育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动力机制, 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 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 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拥有优势的知识信息和技能资源, 已经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以及实现向上一阶层流动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 受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影响, 工业化进程加快, 出现新兴行业, 如管理咨询行业、证券分析行业等, 这些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 劳动生产率也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 大量的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产生并获得快速发展, 如电信行业、IT行业、生物科技行业、金融行业等。这些行业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在提高, 这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对知识、对人才的强烈要求。而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正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间阶层的成功或社会地位的获得, 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 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 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 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12]。中间阶层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拥有较高的学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分析》, 在中等收入者当中, 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48.6%, 大学本科占26.3%, 其他占25.1%。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说,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扩大我国中间阶层的重要动力。

构建健康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固然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密切相关, 如调整分配政策、消除制度障碍、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城镇建设、完善社会保障等等。另外, 社会阶层的流动还受一些潜在规则的制约, 如获得高收入高地位的职业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致因素, 而像家庭出身这样的个体先赋特征的影响也很重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 通过教育获利的依然是那些原来的体制内精英[13]。但是, 对于占我国社会阶层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人员的子女来说, 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仍然是一条在其他社会资本匮乏的条件下可以努力奋进和充满希望的路径。另外,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 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 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 导致知识分子阶层进一步扩大, 这也为中间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基础。

四、阻碍高等教育发挥动力作用的影响因素

对占社会结构绝大部分的基础阶层来说, 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从下向上的阶层流动这条路径也并非坦途大道。首先, 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将许多拥有较少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社会底层学生拒绝在高等教育门外。谢作栩等利用“辈出率”概念, 通过对陕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11所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家庭状况的调查指出, 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子女;而社会中下层子女只能获得那些具有地域性和职业性特征的公立高职院校的入学机会[14]。其次, 中国长期以来高考招生制度一直存在向城市考生倾斜的现象。比如, 同样的考卷, 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差很大。院校在各地区的招生录取比例失衡, 严重向本地考生倾斜, 而普遍公认的优质高等教育机构又大多位于发达地区和城市。农村学校无论在师资还是软硬件设施等多方面都无法与城市相比, 但农村的学生却需要多考几十分才能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走进同一所大学。再次, 目前的高校收费, 使相当一部分家庭不堪重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大学学费在过去18年间增长了约25倍, 涨幅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15]。根据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数据显示, 全国农村居民家庭2006年人均纯收入仅为3587元。如今几千甚至上万的学费, 对这部分群体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更不用说住宿费、伙食费、路费等其他开支。最后,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当年有近三成的本科应届毕业生未找到工作, 42%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16]。这不禁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动力作用到底有多大?

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阶层结构不断变迁和逐步走向合理化的过程。一个健康合理的阶层结构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根据目前我国社会的分层结构, 要想扩大中间阶层的规模,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保证社会基础阶层的人员可以合理畅通地实现向上流动成为中间阶层。而上面列举的这些因素的确也成为阻碍基础阶层人员转化为中间阶层的障碍。只有清除这些障碍, 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在公平的前提下面向社会的全体成员, 完善大学生资助与就业政策, 大学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培养社会中间阶层、推动社会阶层由两级向中间流动的作用,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摘要：中国社会结构正处于转型变迁的时期, 对社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庞大中间阶层尚未形成。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成为扩大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动力, 但社会基础阶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上升为中间阶层这一渠道中却存在重重障碍。只有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培养社会中间阶层、推动社会阶层由两级向中间流动方面的作用, 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3.对中国先富阶层社会捐赠心理速写 篇三

2003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受害者的总代表、2002年CCTV评选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到宁波募捐日本细菌诉讼费等资金，但现场募捐不足2000元人民币。王选募捐资金引发的社会争议，绝不是孤立偶然的，而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发达国家富豪们的捐赠理念传入中国，引发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为此，我国有关部门的课题组，围绕这一课题，对我国及跨国公司各15家企业做了调查研究。

捐赠理念大碰撞

一种是一厢情愿的同情、怜悯和不追求回报，而另一种则是社会投资、企业与社会双赢及追求回报，这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捐赠及慈善理念。

捐赠领域既相同又不同。跨国公司捐赠的领域大多是灾区、贫困山区、弱势群体、基础教育、环保项目等，赞助的是体育产业、体育竞赛等项目，如可口可乐赞助中国足球赛，冠名体育比赛项目等。而国内企业捐赠及慈善大多是救急、救灾、扶贫、助学等，如希望工程等，而捐赠体育项目、设立基金、奖学金等比较少。

捐赠的内容及形式不太相同。跨国公司大多捐赠是以技术、设备、产品、物资等为主，以资金为辅。捐赠形式大多是通过国际及国内的红十字会等机构。而中国企业及富豪们捐赠大多是以资金、衣物等为主，设备、产品等较少，捐赠也大多采用直接方式进行。

捐赠的理念及内在驱动力不太相同。跨国公司的捐赠理念是“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社会投资”；用“社会投资”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捐赠及慈善是企业与社会的一种互动和双赢。内在驱动力主要是一种社会投资，有投资就要追求回报。追求回报时，他们光明正大，理所当然，毫不躲躲闪闪。中国的捐赠理念是“救急不救贫”、“积善成德”、“回报社会，造福桑梓”，把捐赠看成是“同情”、“怜悯”和“觉悟高”的一种行为，羞于将企业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羞于追求回报。即使有企业及富豪有追求社会回报的欲望，也不敢公开表示，一有表示就会遭到舆论谴责等。

中国与跨国公司的两种理念、两种方式、两种驱动力、两种社会氛围，必然会在中国引发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引发争论就不足为奇。现在我国已经进入W TO，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如何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及富豪们如何认识和进行捐赠、慈善等公益事业呢？太强求及苛求式捐赠和铁公鸡式的不捐赠，在中国形成两种“并存”的倾向，两种问题“并存”要求我们排除两种不同的思想障碍。

现代企业捐赠观

“对捐赠不要强求和太苛求”。这是一位民主人士向社会发出的呼吁。我国社会对企业及富豪们的捐赠和慈善存在着要求太高和太苛刻两种倾向。要求捐赠的人们，一开口就是几万、几十万，理由之一是“捐赠就这么一点儿，还不足他们资产的九牛一毛！”理由之二是“看看人家境内外的富豪，中国的富豪太小气了！”富豪们的资产一般讲不仅有贷款形成的，而且也有其他人的股份形成的，另外捐赠及慈善的对象不仅是你一家，而且还有千万家，即使资产再多也不能全捐了，因为他们还要滚动发展。同时，中国的富豪目前还难以同境内外的富豪们相比，这里有国情、理念、财富多少等差别。因而，目前对中国的企业及富豪们的捐赠不能要求太高。

从国内外捐赠效果看，捐赠及慈善确实是一种社会投资，是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渠道，是企业和社会的一种互动和双赢。它既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又有利于形成“企业公民”；既有利于消除贫富差别又有利于提高富豪们的道德水平。为此，我们应从理论上和实践结合中，不断充实、完善我国的捐赠及慈善理念。

跨国公司把捐赠及慈善当作一种社会投资，企业应该为社会承担义务和责任。有人对跨国公司及中国企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你们为什么在中国办企业？A当受尊敬的企业公民；B利润最大化。世界500强在华的跨国公司多数选择A，而中国企业多数选择B，当反问一家跨国公司老板什么是“企业公民”时，他说：“除了享有应得的权利之外，还有责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企业公民”理念的核心是做公益的事业，把捐赠及慈善当作一种社会投资。

从“单项情愿”向“企业与社会双赢”转变。中国的企业及富豪们，大多认为捐赠是自觉自愿的“一厢情愿”，而跨国公司则认为是“企业与社会的双赢”。“一厢情愿”就是：我乐意才捐赠，我不乐意就不捐赠。而“双赢”论则一定要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回报。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只有一方得益的事，一般来讲是难以持久，也难以做大，而双方得益的事即可长久深远，越做越大，这是一种社会客观规律。

正因如此，跨国公司十分重视捐赠及慈善等公益事业，美国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早在4年前就成立公益事业部，2003年在北京召开“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可口可乐的重量级人物狄维士亲自参加。美国福特公司早在几十年前就把慈善活动写进了公司章程，甚至把这些人文的东西放到显著位置。宝洁与乐购集团推出慈善义卖活动，捐建希望小学，同四川红旗连锁公司一起，举办“携手共筑新希望”活动，宝洁大中国地区总裁罗宏斐说：“如此之多来自不同地域和部门的员工参与同一项活动，这在宝洁历史上是没有的。”

有付出必有收获，捐赠及慈善必然会使企业与社会实行双赢。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摩托罗拉、福特等公司在中国的知名度较高，形象、信誉等都比较好，如宝洁捐建希望小学后，在这些孩子们心中留下的影响是：“宝洁是盖房子的”、“宝洁是做香皂的”、“宝洁是牙膏”、“等我们长大了，宝洁也老了，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了。”在城市宝洁的信誉就更高了，形象更好，因而在中国打出一个一个品牌，成功一个品牌。

4.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篇四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关键词：改革开放 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但是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二）城市化过程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中间层在不断扩大。三位一体的体系正在形成。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5.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篇五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 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 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１２月１１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 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１９９ ９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 调查数据和成果。十大阶层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 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马克思针对１９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毛泽东针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课题组的专家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 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 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 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 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 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按新标准划分的１０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 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 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 等（如图）。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研究人员指出，在据以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仍 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 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报告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简单而 又基本有效），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 有所变化。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１９９３年私营企业主 中党员比例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至１７·１％，２０００年进一 步上升到１９·８％。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 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 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 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 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 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 拔干部和发展党员。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 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 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那么，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 构呢？陆学艺告诉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 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 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 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 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 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分 析，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无关系。相 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尼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报告称，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３０００美元的 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 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 整体现代化水平。中国阶层变化呈良性陆学艺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 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 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 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研究报告分析，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 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

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 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 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 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报告说，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 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 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１９９９年在 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４４％左右。而１９９２年，农业就 业比重在英国为２％，在德国和美国为３％，在日本为７％，在韩国也仅为 １７％。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 人口所占比例仅为１５％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 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 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 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 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 示，１９９６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４０％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 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１０％。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 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 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 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 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 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 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 滞后。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各阶层共赢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 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 各阶层共赢。为此，有４个重大现实问题被认为需要认真回答：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 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 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四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报告认为，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 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 联盟。陆学艺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 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 共赢。

6.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篇六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中国自古便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但在更久远的奴隶社会、氏族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社会阶层是极其简单的，同时社会流动因为内部人员联系紧密及外部环境恶劣等原因也极少。可以说，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因为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即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如果社会阶层是“——”的话，社会流动是“|”。我们可以将几个社会具象化。

在第一个十字结构图中，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极其简单的，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交点，因此这个社会是十分不稳定的，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增多，社会的交往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也不断增多，即由十字结构发展为井字结构，乃至网状结构，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也愈加稳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且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继续成长。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认为：

一、中国阶层存在隐蔽性；

二、社会分层有人为决定，且角色转化太快；

三、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及在此博弈下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首先，国际上一些现代化国家阶级阶层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企业主阶层，我们国家都有了，都已经具备了。这些阶层以前我们很少或者没有，现在都有了。与国外现代化国家的阶层结构相比，差别在于我们的结构比例还不合理。其次，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这个排序不是随意搞的，而是按照他们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多少来排列的，而且基本上一个阶层是一个台阶。因为我国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使我国存在较多的社会矛盾。同一阶级内矛盾激化，不同阶级关系紧张。改革开放后，使中国的阶级组成更复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后带动其他人后富”。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向上流人群聚集，改革措施的不合理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房价虚高使人们成为房奴等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分层存在资源预设来决定分层问题，且角色转化太快。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分层是根据社会分工来决定的，在社会流动当中应该依靠的是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去完成的。而以中国为例，五十年代社会流动向工人阶级流动，八十年代向商业阶层流动，现在又极具向公务员阶级流动，这些流动都存在这认为的资源预设才来完成这种流动。再者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就只能从事农业，身份只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非常难，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性，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种流动机制使国家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是现在的户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到位，还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流动的机制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包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

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但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平行向的社会流动多，垂直向的社会流动少。社会底层人员难以进入上层社会，中国梦难以得到实现，社会阶级不断固化。中产阶级存在困境。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获得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生活艰辛而幸福，同时他们也是贫穷的。阶级内部因素，自我意识的偏差和内部关系固化；社会外部因素,体制的排斥和资源的配置过低和信息的获取差。

要想解决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首先通过改革和调整，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解决城乡两极分化，改变现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态。其次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将社会财富做大，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1级社会工作

组员：吴子民 李增海 何鑫

7.中国教育阶层再生产的机制分析 篇七

一、教育分层的背景:政治与市场的协同进化

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国家主导为特征, 政治与市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是相对独立并相互作用的, 以协同进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因此, 政治与市场对结构化机制和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作用, 都应当被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 (李路路, 2002, 2003) 。

国家的主导力量将教育分层状况分成了不同的时期, 呈现出从极度不平等向平等化方向演变, 再从相当程度的平等到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的发展脉络 (李春玲, 2003;杨东平, 2006) 。在第一个阶段, 国家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以家庭成分为标准, 提出了面向工农的倾斜性政策;在第二个阶段, 国家通过对市场的控制而潜在地继续发挥其作用。在政治干预引发分层状况不稳定的同时, 旧有的再分配体制中的部分精英不仅没有失去其旧有体制下的统治地位, 而是在利益权衡之下会主动地利用新体制来维持优势 (宋时歌, 1998;李路路, 2002) 。

市场化进程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结构性分层形态, 使得一部分人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地位, 而另一部分人上升至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 市场本身的两极分化的特性并不能瓦解阶层相对关系的不平等, 也就是说, 尽管处在不同社会阶层地位上的人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阶层分化依然维持着。不仅如此, 弱化了政治干预后的市场机制使得分层更加稳定 (李路路, 2002, 2003) 。

总体而言, 原来优势阶层中的大部分一直都维持着统治地位, 而政治与市场的波动将会带来短距离的社会流动。教育获得的分层状况是与之相适应的, 即以优势阶层的再生产为主, 辅之以短距离的流动。

二、再生产的制度性机制

制度性机制是通过直接配置资源或直接改变机会结构而产生的不平等, 包括城/乡、贫困/非贫困地区, 以及其他重要的制度性区隔。这种制度性机制将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位置转换成了一种资源与机会的差异结构, 表达的是一种有着更为清晰的边界和更为严格的排他机制的集体排斥 (刘精明, 2008) 。

但这种制度性机制也容易受外部结构变动的影响, 国家利益对教育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它既要保证与之结盟的优势阶层的利益, 又要保证社会整体的发展。国家与优势阶层的紧密联盟意味着它会做出有利于优势阶层的制度安排, 而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责任则意味着它必须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决策。因此, 制度的稳定性是较弱的 (刘精明, 2008) 。新中国六十余年的教育发展过程, 已经充分地说明政策的变动足以带来几乎是全局性的变迁 (李春玲, 2003;杨东平, 2006) 。

制度性机制对教育获得阶层再生产的解释力在于, 要维护一个既定群体的教育优势, 必须有制度的支持, 并且这种制度支持能够强化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但它也因此只能解释在某一既定时期的教育分层状况, 从一个更长远的时期来看, 它还不能充分说明中上阶层在教育获得中绵延不断的优势。

三、再生产的家庭内部机制

在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中, 家庭的内生性资源 (刘精明, 2008) 、文化再生产与资源转化模式 (李煜, 2006) , 是能够在外界社会力量的变迁、尤其是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坚持教育分层的代际再生产的主要力量。

内生性家庭资源包括家庭结构和家庭内部的文化资本 (刘精明, 2008) 。家庭结构中亲子互动的缺失会减少教育的人力资本, 从而削弱文化资本的传递;文化资本则将社会阶层结构所赋予的资源内化为个人的修养与品味, 影响着家庭教育方式, 把教育的不平等转换为能力上的分异 (朱伟珏, 2006) 。这种资源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一般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即使遇到较强的平等化过程的冲击, 也都有可能在家庭的优势再生产驱动力作用下得到不断强化, 至少可以维持不变 (刘精明, 2008) 。

在家庭资源的运作过程中, 文化再生产与资源转化模式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再生产模式将家庭的文化优势转化为子女的学习能力, 进而转化为教育机会;资源转化模式则以家庭社会经济资源换取教育资源, 利用了制度设置中的空间 (李煜, 2006) 。应当指出的是, 尽管在市场的作用下, 对个人能力的考核成为了教育选择的主流, 为底层精英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这种个人排斥的后果与整体排斥是一样的 (洪岩璧、钱民辉, 2008)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 “天赋”这一作为教育和社会体系基石的意识形态是掩盖阶级世袭和遗传的绝佳手段 (朱伟珏, 2006) 。

家庭内部机制尽管是解释更长远的历史时期内教育获得阶层再生产的主要运作机制, 我们也应当看到, 如果缺少了制度性机制的辅助, 这种家庭资源优势将在一定时期之内难以得到发挥。

四、总结与思考

目前中国的教育分层发生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市场转型的背景之下, 政治与市场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呈现出以优势阶层的再生产为主, 辅之以短距离的流动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种机制导致了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一种是制度层面上的, 这种机制通过整体排斥, 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强化此时期内的优势阶层的代际传递, 但同时也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另一种是家庭层面上的, 这种机制把家庭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子女的个人能力, 从而潜在地、持续地维持着阶层优势的再生产。当这两种机制在一定的条件下结合起来时, 就形成了明显的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

本文所做的文献梳理工作主要集中在再生产的运作机制上, 在这一方面, 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解释, 尝试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视角出发, 与西方的社会分层 (包括教育分层) 理论进行对话和整合 (洪岩璧、钱民辉, 2008) 。我们还应该看到, 当前关于我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的研究是以定量统计的实证研究为主的, 这为我们把握宏观的现实状况提供了分析材料, 但缺乏对具体机制的研究;而上述相对系统的理论解释, 又缺乏将其操作化的测量工具 (刘精明, 2008) 。另外, 在样本的覆盖面方面, 多数研究都是以城市教育为主的 (李煜, 2006;陈友华、方长春, 2007;郝大海, 2007) , 缺乏对农村教育和一些教育新现象 (如出国留学、自主招生等) 的关注。综合以上几点, 关于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摘要：目前中国的教育分层发生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市场转型的背景之下, 政治与市场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呈现出以优势阶层的再生产为主, 辅之以短距离的流动的形态。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 指出制度性机制和家庭内部机制是形成教育分层的两种主要机制。制度性机制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时期内影响教育获得的分层结构, 家庭内部机制则潜在而持续地导向阶层优势再生产。当这两种机制形成合力时, 就形成了明显的教育获得的阶层再生产。

8.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篇八

一、培育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伟大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没有社会各阶层统一的价值观，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和人民的精神支柱，行动向导，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

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我国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提供了目标和准绳，是我们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抵制西方的价值渗透，凝聚中国力量的需要。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实践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 、私营企业主 、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是一支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西方并不想看到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例如，通过支持网络意见领袖等在网上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言论，对我们进行价值观渗透。因此，培育新社会阶层、尤其是其中公众人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有利于抵制西方的价值观渗透，有利于坚定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2.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清除错误价值观，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而统一思想的需要。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实现中国梦进程的必经阶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需要社会各个阶层达成思想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整体实力迅速提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新社会阶层，一方面形成了崇尚创新、崇尚拼搏的积极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唯利是图， 崇尚拜金主义等消极价值观。随着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后，全面深化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树立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要求人们在工作和做人中，能够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然而在实践中，唯利是图， 崇尚拜金主义等价值观阻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的实现。因此，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消除唯利是图， 崇尚拜金主义等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错误价值观念，有利于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进而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形成思想共识。

3.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中国梦是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人民和美、幸福的生活过程。

社会和谐，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各阶层为之付出努力，尤其需要新的社会阶层承担更多的责任 ，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培育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接纳、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更加自觉地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公正和透明的社会氛围中实现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二、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中国力量的路径

要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就要着重从制度建设、发挥媒体导向作用和经济道德建设等方面进行。

1.加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减弱新社会阶层的焦虑。新社会阶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受益较大的阶层，其经验和知识使得他们不希望社会发生巨大的震荡，因此，在政治信仰上共同是拥护改革开放政策， 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对公权力影响的有限性、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急于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及对于未来持续获利和财产安全的不可确定性的忧虑等问题，都是这个阶层的心理焦虑的难题。因此，要一定程度地消除新社会阶层的精神焦虑，将新社会阶层的力量更好地凝聚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上，就要通过培育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制度建设上吸纳新社会阶层人士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1）将新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持续不断并且适度地纳到各级人大或政协，发挥其参政议政的潜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地方社会发展。这样既可以消除其思想顾虑，有助于不同群体利益的表达和利益整合，也有利于新阶层在参政中提高参政议政素质，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公正”带来的好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其心，增强其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动力。同时，又要规范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控制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可能带来的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过程中发生的诸如行贿、腐败等非法行为等。

（2）拓展网络参政和其他方式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例如，向官方网站的市长邮箱提交意见；参加各种听证会；通过媒体反映意见和建议，等等。

2.在发挥媒体导向作用上，注重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使得个人受到濡染。

（1）要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舆论阵地，尤其是占领不断扩大影响力的网络阵地。

（2）要整合传播媒介，在重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形式鲜活、内容充满主旋律的建设外，还要充分运用先进的现代传播手段如数字网络载体，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立体互动的理论传播体系，使得党的理论能够广为知晓。另外，进一步鼓励出版更多的反映时代、反映生活、格调健康的优秀电影作品和文学作品，把党的方针政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活泼清新地向受众传播，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被受众喜闻乐见。

（3）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观光荣的社会氛围。要通过网络、报纸、电视、广播、杂志、文学作品等多种媒介大力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新社会阶层中的典型人物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中的典型人物，用他们的事迹打动人心，用他们的精神鼓励人们，用他们的荣誉去鞭策、示范人们，从而引导人们去效仿。

3.以经济道德建设为抓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根据新社会阶层大多从事经济工作和中介服务工作的职业特点，着重以经济道德建设为抓手，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1）全力铸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企业精神，推动新社会阶层提高履行社会责任意识。由于上网成为新社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网络，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构建自己的企业网络文化平台。自觉抵制来自西方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化的诱惑、 渗透，摒弃一些错误价值观念，形成企业爱国、爱企、敬业的企业精神，提高新社会阶层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

（2）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教育，促进新社会阶层为社会树立良好榜样。通过多种方式的针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题学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内容、内涵和实践要求，增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之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既能够坚持良好的职业道德，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守信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较高的公德意识、履行社会责任意识，赢得社会对其职业的尊重和尊敬。而获得较高荣誉感的新社会阶层反过来又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为社会树立良好榜样，促进社会良性循环，增强各阶层之间的和谐。

（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新社会阶层的职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新社会阶层的职业理想。

作为我国市场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社会阶层，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要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并通过努力工作，诚实劳动和创造，超越职业上的困难和挑战，付出辛勤的汗水，实现其职业理想和目标。这既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具体职业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新社会阶层提出的经济道德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活动，引导新社会阶层人士认识清楚这些道理，使之将个人的职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联系在一起，在尊重经济规律、提高道德修养、承担社会责任中，通过创造社会财富、提升服务品质来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

总之，通过对新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增强其社会责任意识，公平、正义、法治意识，爱国、敬业意识，与其他阶层和谐意识，扫除其错误价值观障碍，减弱其心理焦虑，使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中，为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