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管理研究系列（二）：易经的逻辑与管理的演绎逻辑

《易经》与管理研究系列（二）：易经的逻辑与管理的演绎逻辑（精选5篇）

1.《易经》与管理研究系列（二）：易经的逻辑与管理的演绎逻辑 篇一

一、经验管理:理性与情感的混沌状态——原始的圆满

管理的实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社会, 管理的基本形态是经验管理。这时的管理尚未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只是人类众多集体性活动之一, 资源分配、生活组织及人员选任基本依据传统的价值观及现实的组织要求, 管理的方法与手段主要依据以往的惯例、个人的经验及所掌握的技艺进行。经验管理依托的知识形态是经验性知识, 此种知识以实践需要为导向, 混合了人的理性判断及主观性感知, 既有理性成分也有情感成分, 但总体上表现为一种主观性、感知性的经验知识。此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主要依靠模仿、世袭及教习, 表现为一种自然演化 (Evolution) 的状态, 其稳定性、保守性突出而创新性不足。在经验管理中, 理性与情感处于一种自然融合的原始混沌状态, 两者之间未形成明显的界限, 尤其是古代中国管理哲学“情”与“理”不分, 其核心观念“道”、“德”、“仁”、“义”、“中”、“和”都是理性与情感的混合体, 管理方法需要在“合情”与“合理”的兼顾中取舍。以传统价值观及习俗为指导, 以现实问题之解决为目的, 理性与情感综合作用并相互转化。

经验管理时期的理性与情感之“和合”是一种“原始的圆满”, 是管理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未“分”之“合”, 它与当时稳定、简单的农耕管理实践及低下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未能认识到管理系统之复杂性及物质、财务、人员整合的多样性及科学性, 因此不可能发展出现系统、复杂、科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 传统社会用于管理的经验性知识, 被宏观的、基于传统及习俗的统治性权力所笼罩,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个体的自主性及创新性空间极小, 管理的主体及客体均被结构化的道德结构和统治层级压迫, 并在这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 为少数他者生产物质财富而成为“物化的工具”。尽管经验管理存在诸多弊端,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将之视为一种低级的管理形式。经验知识多来自于传统、习惯、惯例及个人的体验, 是组织管理者切身感受到的“具体事实” (Concrete fact) , 这种主观性知识对管理问题的解决, 有时比理论化的客观知识更有作用, 因为组织人员的具体行动, 更多的是基于其个人经验和常识, 而不是我们熟知的管理理论。另外, 当代很多管理学者也明确主张重视管理中的经验知识, “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客观的描述视角。任何视角都是一个从某种角度的视角, 都是由观察者的立场 (社会的或理论的) 和‘透镜’所形成的”[1]。德鲁克开拓的经验管理学派对此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二、科学管理:理性与情感的分裂状态——理性的超越

工业革命以后, 人类进入以生产制造业为产业主体的工业社会。运输、通讯及金融业的繁荣使城市化、工业化迅速推进, 与之同时的是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与精细化, 管理也逐渐向职业化发展。1911年泰罗《科学管理原理》发表, 企业中的计划工作与执行工作实现分离, 管理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 科学管理的时代开始到来。而这一切从根源上都在于, 理性因素在管理中实现了对经验管理的超越, 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理性传统深深植入了管理领域。

科学管理依托的知识形态是系统化的理论性知识, 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纯粹理性1基础之上的、分析性的认知理论, 它剥离了经验知识中的情感部分。依据这种知识, 科学管理建构了一系列管理技术与标准 (泰罗) 、组织原则 (法约尔) 、等级链条 (韦伯) 及数学模型 (斯潘赛·伯法等人的管理科学学派) , 依据严格组织制度、规则及精湛的控制技术进行管理。其追求的根本目的是效率, 以价格为主导逻辑, 尽可能地节约各种成本 (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 。尽管泰罗、韦伯等人在其文本中提出“心理革命”、“价值理性”等富有人文意蕴的概念, 但他们的理论追随者所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及一批效率专家所组成的管理“实践社群”抛弃了这种人文精神, 使其理论之科学精神无限扩大化。

与经验管理相似, 科学管理聚焦的也是组织的宏观层面, 关注的焦点是组织结构而非组织中的个体。但不同的是, 如果说经验管理受“物本”逻辑的主导, 那么科学管理则受“资本”逻辑的主导, 传统管理中的设备、土地、作坊等各种物质要素中的资本要素凸显出来, 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效率, 组织管理效率之衡量以“成本/利润”核算为准则, 而这一切均以资本为中心。科学管理中的理性与情感处于对抗的两级, 两者在科学管理中界限分明, 相互之间无法通约和转化, 更缺少经验管理时期的互动, 而且两者演化的总体趋势是情感逐渐被理性吞噬。尽管20世纪30的霍桑试验及其后的人际关系学派、行为科学将研究视角转向了组织中的个体, 并强调了个体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价值, 但却盲目排斥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 仍然使理性与情感处于对抗之中。此外, 行为科学以理性的方法和思维来研究非理性因素, 最终导向的不是对人之情感的呵护与关怀, 而是对人实施更精良的理性控制。因此, 人际关系及行为科学从根本上仍然属于科学管理理论, 其理论追求的基本价值是管理之科学化。

总之, 整个科学管理以牛顿的物理学范式为哲学基础, 它在管理中根植了这样一种信念:组织中的一切, 无论是物理、生物或社会层面, 都可以简化为类似钟表的机械运作, 各个构成要素均能以精准可测的线性因果律相互作用。在这种管理中, “非理性和一切个人幻想都被替换而消逝于管理之中”[2]。理性在管理中的飞跃, 使管理不断科学化, 组织的效率和利润从根本得以改善, 人类进入了物质财富日益富足的时代。但情感在管理中日益萎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在科学管理者看来, “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 是符合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发展规律的, 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放弃你的信仰, 服从理性, 这是最基本的组织成员责任”[3]。信仰和价值被清除在企业管理之外, 结果是“进步”与“迷茫”并行, 人们在享受企业带来的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陷入深深的意义危机。在组织管理中, 我们只能找到人与事件、物质之间的因果联系, 而找不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富士康“连环跳”悲剧之深层根源便是这种科学管理的极端化, 使人丧失了生命存在之意义及价值。

三、文化管理:理性与情感的融合态势———情感的回归

1973年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发表《第三次浪潮》, 宣告人类进入了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新时代中企业面临的环境呈现出“不连贯的变化” (discontinuous change) 与“混沌” (chaos) 特征。所谓“混沌”, 是指确定性系统产生的一种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性的回复性的非周期运动, 其实质是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一类非线性反馈系统。混沌的基本特质是非重复性、非线性、非确定性与非预测性, 在这种环境中, 依靠传统的科学管理制度与技术, 企业根本无法存续与发展。在此背景下, 作为科学管理大本营的美国, 在市场竞争中日益输给后起之秀日本。

1981年威廉·大内发表研究美、日比较管理的《Z理论》, 将组织管理的聚焦点导向企业文化, 标志着人类进入文化管理时期。1990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 则将企业文化研究推向高潮。文化管理恢复了被科学管理驯化与边缘化的情感因素, 转而强调信任、合作、价值观等伦理因素, 并将伦理与关怀作为企业管理的主导逻辑, 凸显了人之社会属性, 是真正以“人本”为导向的人性化管理。文化管理重视激情、想象、直觉、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价值, Tom Peters[4]高呼摧毁一切, 进行“重新想象”, 迎接一个“好奇、创造力和发挥想象力的新时代”;克罗齐耶[5]则强调, 企业的治理不能通过规则和秩序实现, “唯一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势在必行的约束性治理的方式, 就是以文化为依托, 整合一切拥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在这些学者看来, 信息化时代必须进行文化管理, 矫正科学管理片面弘扬工具理性的弊端, 重建被科学管理切割成碎片的企业内部的连续感与认同感, 进行价值重塑以真正在管理中恢复人的地位与尊严。

文化管理强调管理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但并非反对制度与规则的理性建构, 而更多的是倡导将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与合理的制度建设同时并举。理性与情感在管理中再次实现兼容与互动, 但文化管理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经验管理, 而是对其实现新的超越。当前文化管理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未能与传统的经验管理进行根本区分, 一味地强调回到传统、发挥伦理作用, 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 使之直接嫁接到企业目前的组织结构之中。

本文认为, 文化管理应该充分汲取科学管理之合理成分, 发现理性与情感各自的作用方式, 在目前科学管理的制度体制下, 重建基于个体自主性的管理体制, 使情感关怀及价值观如同血液一样渗透到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此, 文化管理就必须摆脱经验管理时期的“宏观叙事”模式, 使企业文化塑造摆脱压抑个体创意的统治性权力与结构化的等级体系, 转而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 依托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微观权力, 建构具有渗透性与自主性的微观管理体制。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管理也就不存在经验管理时期理性与情感的混沌整体, 而是存在无数个分散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微型互动机制。本文认为, 只有如此, 理性与情感作为异质性的管理元素, 才能真正在组织管理中实现和谐统一。

四、结论

现代管理使人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 然而与之同时增长的还有现代人的生活竞争、生活欲望和文化失落感。进步不纯粹是生产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 物质水平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情感逻辑在组织与管理理论中的自觉建构, 源于对理性主义及其推衍的计算逻辑片面发展的反思。管理带给人们的不应仅仅是财富和猝然萌发的“文化乡愁”, 还应该包含人的情感关怀及价值提升。从此立场出发, 本文考察了管理思想与人的两种本能之间的关系, 对管理思想史进行了重新反思和界定, 突破了丹尼尔·雷恩等主流管理史学者的观点, 为系统研究和重新解读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对深入透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基本走势及其融合之道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另外, 对理性与情感在组织管理中关系历程的考察, 对于组织管理中的逻辑整合及解决相关管理悖论具有现实意义。这种理论旨趣与注重融通感情因素的中国实用理性观具有诸多契合之处, 以实用理性作为管理建构的逻辑基础, 有利于破解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在管理中的分裂局面;同时实用理性也确立了管理学的实践相关性及问题导向。但如何建构实用理性在组织中的运行机制, 即情感逻辑与计算逻辑在组织管理中耦合的运行机制, 使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服务于人之多样性需要的应用性学科, 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重大理论课题。

摘要：以抽象的知识形态及主导性的逻辑依据考察管理思想演化的过程, 管理理论在历史上依次经历“物本”逻辑主导的经验管理、“资本”逻辑主导的科学管理及“人本”逻辑主导的文化管理三个阶段。与此相应, 支配组织运行的情感逻辑与计算逻辑, 在管理过程中存在“融合—分裂—再融合”的演化规律。两种组织逻辑的分裂及失衡, 是诸多管理问题的根源, 未来的组织与管理理论需要寻找组织内两种逻辑的融通途径与耦合机制。

关键词：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情感逻辑,计算逻辑,组织管理

参考文献

[1]约瑟夫A马克斯威尔.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M].朱光明,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2]Robert P.Gephart.Postmodernism and the Future History of Management:Comments on History as Sci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 1996 (3) .

[3]罗珉.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评述[J].财经科学, 2002 (3) .

[4]Tom Peters.Liberation Management:Necessary Disorganization for the Nanosecond Nineties[M].New York:Alfred A.Knopf, 1992.

2.《易经》与管理研究系列（二）：易经的逻辑与管理的演绎逻辑 篇二

CHILD[1]的《中国管理情境、比较观点与研究方法论》是较早对情境进行分类的文献,CHILD认为,管理情境包括物质体系、理念体系和制度产出三个方面。蓝海林[2]认为,情境不仅包括物质体系与理念体系自身,还包括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情境不仅包括了通常称之为“环境”的客观因素,还包括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新因素。徐淑英[3]强调,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例如个体理解周围世界的总体倾向、判断和决策的逻辑、思维过程和个人特点等。

本文认为,个体对于外部环境的认知及其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管理者的管理经验。THOMPSON和ROSCH[4]在《具身认知:认知科学的人类经验》一书中对经验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我们的认知既体现既是一种生理结构也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结构,简言之,既作为外在的,也作为内在的;既作为生理学的,也作为现象学的,这种双重性不是对立的……相反,我们不断地在两者之间穿梭往复:它既包含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包含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

二、管理的中国哲学、文化深层结构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贾良定等[5]认为儒家学说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典型的如关系、五伦、人情等学说,并认为以上概念可作为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中介或调节变量。实际上,不只是儒家学说对管理经验有着深远影响,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哲学都对当代中国的管理有着深远影响,例如关于“易”、“阴阳”和“道”的思想。中国哲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石,它通过文化直接影响管理者的世界观、方法论[6],形成管理的中国经验。

“文化深层结构说”最初由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7]提出, “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基本稳定的层次,它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在表面层次上,文化经常会有变动,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往往是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中将深层结构与一般环境区别开来,其理论框架的说服力可能更强,影响力可能更为持久,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石则是中国哲学。

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下,中国管理者可能在管理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根本层次上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明显的差别,而管理研究的任务就是解释中国管理哲学如何影响管理经验的过程,即管理的中国经验背后的逻辑机制。根据WHETTEN[8]对于两种情境化的划分,上述研究属于“情境理论化”研究———即针对中国独特的“情境与经验”进行理论解释,它区别于仅仅对西方理论进行调整与修正的“理论情境化”。

三、独特性、普适性与全球价值——比较视角下“管理的中国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当前华人学术界要求建立所谓“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呼声甚高。BARNEY等[9]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专注于给出只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处方和社会处方,他们不大会介意其成果在中国情境以外是否具有通用性,而更关注能否以独特的中国套路来解释中国现象。在本文看来,这种将“独特性” 与“普适性”完全割裂的观点十分有害:没有一种理论是完全独特的,企图建立完全独特的“管理的中国理论”是不可能的。任何理论都同时具有普适性与独特性,理论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是独特的———因而有价值;它是普适的——因而能被人们所理解”。

主流管理学一直强调管理学的“科学普适性”,因而排斥独特性,他们认为,西方主流管理理论能够解释一切管理现象,但BARNEY等所提出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则将理论的普适性进行了完全逆转。在本文看来这两种方式都存在问题:只有通过“比较”的方法,既承认其独特性,又承认其普适性,才能更好地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发展本土管理理论。

与管理学同处于同一门类下的很多社会科学,例如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等,都存在一个发展得较好的“比较教育学”、“比较法学”、“比较经济学”的分支领域。管理学虽有学者提出“比较管理学”的概念[10],但该领域极为边缘化,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管理学术界没有认识到“普适性”与“独特性”往往同时存在,理论的价值正在它既“普适”又“独特”。

实际上,管理的中国经验也同时具有“独特”与“普适”二重性。对于“经验”,人类学中早就成为定论:“经验”中的“文化的普同性”与“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存在。但该命题在管理领域中却长期得不到理解,并不时引起争论。例如,对于“关系”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关系这一概念除了在中国,在其他各国也普遍存在,因此“关系”不是一个本土元素。在本文看来,由于独特性与普适性的辩证关系,“关系”是不是“中国独有”本身就是伪命题,正如争论某一个理论究竟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中国的管理理论”没有意义一样,真正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的好理论,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一个独特的理论。

四、比较管理哲学作为本土管理研究、比较管理研究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共同基础

比较管理有三种经典范式,其中只有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比较的层次深入到管理哲学的范畴。结合本文前述对情境、环境与经验等概念的分析,本文赞同将比较管理分析的层次推进到管理哲学的深度,即从“管理的中国哲学”视角来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

与本文“基于中国管理哲学的情境理论化”类似,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行为的差异归结为管理哲学的差异,因此很自然的,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学的差异就成为本土管理理论建构中的重要问题。不仅如此,根据上文所述之“独特性”和“普适性”的辩证关系,差异固然重要,相同之处也非常重要。简言之,就是仍然要使用“比较”的方法厘清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学的异同,上述研究可以称之为 “比较管理哲学”研究。

比较管理哲学能为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一种普适逻辑,否则,“本土管理理论”就只能局限于“本土”。例如,“家长式领导”虽作为一种成功的本土理论,但至今还未摆脱学术界对其“威权与仁慈同时存在”的质疑,在本文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家长式领导”未就“威权与仁慈为何同时存在”做出一个比较管理哲学的解释,因此,虽然存在大量经验证据,家长式领导的这两个维度仍不能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全面理解和赞同。

比较管理哲学当然也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行为的差异归结为管理哲学的差异。因此,为了解释差异的根源,找到差异背后的普适逻辑,自然要进行比较管理哲学的研究。比较管理哲学还是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跨文化管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找到了不少区分中西方文化的维度,例如:集体主义 / 个体主义、长期导向 / 短期导向等,但上述维度的划分由于缺少比较管理哲学的支持,也受到不少质疑。总之,只有从比较管理哲学的视角找到中西方差异的根源,才能筑牢本土管理、比较管理或跨文化管理的基石。

摘要：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下,中国管理者可能在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根本层次上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明显的差别。本土管理研究的任务是解释中国管理哲学如何影响管理经验的过程,即管理的中国经验背后的普适逻辑。比较管理哲学是本土管理研究、比较管理研究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共同基础。

3.易经风水文化与企业发展 篇三

企业要生存, 要发展, 要兴旺, 要财运兴隆, 就要有个好的风水环境。环境对人的灵动作用是时时刻刻的, 好的风水环境, 就会对人产生好的灵动, 好运就会接踵而来, 为公司抢得先机, 进而使企业经营更加成功。

中国企业的发展中, 不仅要参考西方的管理思想、管理制度, 更需融入中国国学文化、易经风水文化, 使其有机结合。比如现在有些企业在招聘高层人才时, 要看应试者的面相, 看生辰是否和本企业相匹配, 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等。

我们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 也很重视风水的布局。奥运场馆建筑中所蕴藏的易经风水文化就是很好例证。阴阳学说是风水学的核心理论, 风水学讲求负阴抱阳, 讲求阴阳和合。“鸟巢”为名, 寓意“筑巢引凤”、“百鸟归巢”, 象征着全世界运动健儿的大聚会将盛况空前。鸟巢建筑是圆形, 水立方是方形, 这就是我们传统风水文化中的“天圆地方”之象。我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的理论讲:水生木, 木生火。“鸟巢”为“木”, 万木生长离不开“水”。所以, 和“鸟巢”紧密相连的便是“水立方”了。并且在选址上也有很大的讲究, 从北京城北中轴线来看, 鸟巢居东, 水立方居西, 一左一右, 一方一圆, 一高一低、一阴一阳, 相互衬托, 和谐平衡。其风水布局也非常符合风水中“藏风聚气, 天人合一, 阴阳平衡, 上天垂象”的趋吉避凶理念和宗旨。我们的企业应从中受到启示。

二、易经风水文化对企业发展的策划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战争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来总结企业成功的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应该更清楚地明确企业生存的方法与发展的目标。商场如战场, 经营策略与战争策略有许多相通之处, 应将天时、地利、人和视为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努力实现三者的高度统一。

所以, 如同战争一样, 公司、企业的发展, 也受到三个大方面的制约: (1) 天时:政治环境、投资环境; (2) 人和:战略规划、经营管理; (3) 地利:公司环境、风水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发展前景充满变数。为使自己的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管理水平以外, 国内一些精明有眼光的企业领导人已经将视线投向传统文化领域, 借助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 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像海尔集团等一些著名企业都有自己的风水顾问。

风水并不神秘, 实际上就是一门环境选择和规划布局的学问。一个企业的环境优美、建筑风水布局合理, 企业内部的气场就会使人身心愉悦、头脑清晰、思维敏捷,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能战胜对手、脱颖而出。事实上, 国外的很多企业对中国的风水理论亦是情有独钟。很多国家的企业界人士均对中国的风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其笃信程度并不亚于国内人士, 认为风水可以为他们带来好运, 可见中国风水的流传之广。很多国外企业在进驻中国的时候都会请风水大师为企业选址布局和安排日课, 特别是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 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大, 对中国的风水更是推崇备至, 远远超过国人。那么, 公司企业的风水策划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一) 外环境策划

考察企业外部环境, 包括水系、山峦、地势、地形、道路、桥梁等周边建筑。

做到依地取裁、排龙立向。立向即是定分金, 也称之为“造宅命”, 因分金定向。一经“分”“定”, 宅命盘即成, 宅命之吉凶也定矣!故此第一步最慎重。

《阳宅指南》第一要诀看宅命, 动处乘空实处静;空边引气实边收, 命从来处天然定。所以根据地形取裁, 不使有相冲、射等形煞出现, 依形局排龙立坐向, 布星盘。第二要诀看宅体, “端圆方正斯为美;前后修长蓄气专, 若然匾阔分途轨”来进行“宅体”的策划。还要考虑阴阳配合或龙升虎藏, 后高前低或移龙换向等等的形格以使聚财获福有准。

(二) 大门的策划

大门是纳气之口, 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充分发挥出纳气口的作用, 达到更好地吸财纳财效果。

在实地的“宅体”策划后, 于中心立极, 看大门位于实地的哪一个方位。依水口 (气口) 而定, 并开于旺位, 乘旺开门, 即“向首一星灾福柄”。如地形合局还要首先考虑“城门诀”。大门要开在向星生旺宫位, 外路宜生旺。

方位决定后再考虑大门的坐向, 立向坐度要卦气清纯不杂。从形煞上要使大门外避开屋角、电柱、反弓路、烟囱、交叉门、直冲、旗杆、鱼骨煞、尖角煞、枯树等形煞。

左右兼法:要考虑前兼龙神, 后兼龙神。在大门中间下罗盘, 测量水口 (以目力所见到的范围为准) , 以迎神界气为要。

企业风水, 与一般的家居风水略有不同, 对于公司工厂大门美化与风水布局, 修正要依照挪移法、减少法、增加法、改向法, 以改造企业建筑风水格局、大门、颜色等, 而达到催财之效。或利用吉祥石及化煞石等布局, 以续气、转气、化气则更可达镇宅平安、催财、趋吉避凶, 从而创造一番新气象。

(三) 建筑布局的策划

布置好企业领导的办公室、财务室、销售室、前台、办公家具及绿色植物摆放等, 各得其位, 做到主次分明。

定主要用事位和布局:在建地的中心点立极, 起飞星盘然后按照山、向 (水) 盘的生、旺、衰、死来布置。

1. 山盘的生、旺方建主事楼、厂房、员工住宅、假山等。

主事楼建筑要比其它的建筑物高大, 工厂的大门要在它的生旺方。

2. 水的生旺方可造水池, 留通道, 门 (侧门、后门) 、楼梯、电梯与空地。

整体布局要做到主次分明, 正神正位装, 拨水入零堂, 山上龙神不下水, 水里龙神不上山。并且要懂收山与脱煞的形局作法。

(四) 内部道路的策划

各部门之间的道路畅通、符合风水布局原理, 宜位位生来, 不宜重重克入。

(五) 内外景观的策划

符合美学、风水学原理, 合理安放化煞增运布局吉祥物, 亦要懂收山与脱煞的形局作法。

(六) 吉祥色彩的策划

符合行业的特性, 最大限度地做好色彩的搭配和夜景规划设计, 同时做好绿地配置规划, 力求阴阳平衡, 五行相生。

(七) 负责人办公策划

坐向选择、设备摆放, 吉祥颜色。

(八) 财务部门环境策划

财务是企业枢纽, 并做好财位的最大利用和催旺。

(九) 管理办公室与主要机器布置策划

要安置在生旺方, 尽量地发挥到最大的催旺作用。

三、企业办公楼的风水布局

(一) 地理环境适宜、坐向当旺

一个当旺兴盛的房屋, 对经营者会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量, 导引人们走向有利的经营理念和正确的决策判断, 会有助企业的经营成功。

商业办公楼更应首看地段, 繁华、旺人气是根本。

城市中的道路空间有限, 以致建筑物容易和高架桥、地下道比邻而住, 其两旁的建筑物, 因车来车往, 桥冲形成煞气进入, 气动频繁, 旺气无法聚集则不吉, 大楼的外面四周更是要无太大煞气, 即是办公楼的四周要无形煞冲害。

(二) 大厦是否属于“坐实”的格局、户型方正藏风聚气

选择办公楼时, 要注意后面是否有较高的建筑物, 要有个靠山, 发挥稳定公司企业的作用, 前后左右要符合“四灵学说”——四周合度, 户型方正藏风聚气。

建筑不仅是技术产品, 而且是一种文化艺术产品, 是建筑艺术。体察和选择建筑造型, 不仅考虑它的艺术美, 还应重视它的“思想”、“语言”的风水美, 在向天、地、人“说”些什么?它的意象是什么?

(三) 大厦是否属于“龙强过虎”的格局

左右建筑最好能对称, 员工的情绪才能稳定, 沟通互动良好, 彼此团结合作, 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或“龙强过虎”的格局, 也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龙强虎弱”的环境格局代表有贵人相助, 辅弼有力, 公司发展蓬勃向上, 生意双方有情有意, 产品销售渠道顺畅。反之, 如果“虎强龙弱”, 则在此写字楼内办公的企业容易多是非, 犯小人, 经济纠纷不断, 办事阻逆。更有甚者, 可能还招惹官司或发生灾祸。

(四) 大厦前方是否见吉水

办公大楼的建筑物前要有空地, 视野要广阔, 市场才能远大。

如前面有见吉水, 则财运会大旺, 流动的水就是钱财, 而水需要不断流动, 才能创造财富, 而都市房屋都是临街而建, 车水马龙的“车子”流动方向等于河水流向, 而弯曲的流水, 流动较缓慢, 才能留住钱财, 但一定要在弯环之内侧, 才能护卫住人, 进而留住钱财。

办公大楼前不宜是太复杂的车流动线, 大楼门前如果有很多车道, 容易分散注意力, 无形中冲撞自己, 日久容易感到疲劳, 工作效率降低。

(五) 纳来路之气

办公楼的大门不要开在小巷或死巷内, 大门犹如办公大楼的嘴巴, 如果受阻则无法吸纳更多的财气, 发展会大受阻碍。

四、升荣泰印务有限公司的风水布局——化煞为用、变废为宝

(一) 风水缺陷, 反弓凶煞

居住环境离不开气, 有气才有生命。正所谓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人就是靠这一口气赖以生存。气的流动必然产生气场, 如果阳宅在弧形顶端道路的一侧, 就会被道路带来的混乱气场冲击, 从而形成反弓煞。大家都见过射箭用的弓吧, 弓是半圆形的物件, 弓顶所向, 就是箭头所攻击的方向。

反弓煞会带来血光之灾、破财、财运不佳、失意失败、出不孝子叛逆、人离财散、宅内失和、是非口角官司、远离流浪他乡。

反过来就是“玉带环腰”, 河流或道路呈圆形、半圆形或弧形围着建筑。风水学称之为“腰带水”。因为有如古代高级官员的腰带, 与楼宇有情相绕, 以居者非贵则富, 多主事业成功、财运亨通。

升荣泰印务有限公司的厂址就是在“反弓煞”的地段上, 是泄财之大凶地, 风水上怎么才能化解此煞, 做到“化煞为用、变废为宝”呢?

(二) 化煞布局, 旺财设计

面对最不利的“反弓煞”, 在企业的大门旁边, 即大门的青龙方再扩建出长方形的花圃 (后改为停放车辆) , 挡住煞气的刮伤, 化煞为用, 纳气进厂。

企业内部布局上安排办公室位于财位上, 办公室的门刚好与企业的大门相对, 然后面对大门安置了一对貔貅和玉如意。以化煞抢财, 事事如意!

(三) 风水镇物, 貔貅化煞

貔貅是一种凶猛无比的瑞兽, 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三子。貔貅天生喜欢水, 以及金银珠宝, 它本身没有排泄器官。以前的皇帝就充分利用貔貅这个特长, 将它的形象放在军旗之上, 希望自己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 像貔貅一样勇猛无比, 另外也希望貔貅能够帮助自己抢来更多的金银财宝。旧时的军队也称“貔貅之师”。由于貔貅有招财聚宝的才能, 所以各朝代的皇帝都将貔貅定为御用的物品, 如果发现有人私藏貔貅将会被认为有劫财窃宝之意, 论罪当斩。但是仍有一些官宦及地方富豪为了自己能够达到终身荣华富贵, 便经常有私藏貔貅的现象发生, 特别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大贪官和坤在自己家中私藏御制貔貅使得自己达到无比的富足。后和坤被刘墉告发, 但是由于乾隆对和坤百般宠信而不予追究, 于是貔貅便开始慢慢在民间广泛流传, 直到现在。

(四) 玄空飞星, 理气之最

企业为戌山辰向, 下元八运建造, 按坊间玄空飞星派的风水理论是“上山下水”格局, 为丁财两损的凶格, 不可用矣, 笔者师承道家“两仪派”玄空飞星风水学理, 收山脱煞, 可扭转乾坤, 化凶为吉, 与外传大不相同, 本派一直以来都是秘传, 经过本人精心布局, 以工人人气催旺向上“山星”, 以顺纳次旺“9紫”生气星, 在“8白”当旺财星上动作, 使企业蒸蒸日上。不需要坊间惯用的玄空布局俗法, 不摆风水吉祥物, 整个布置“自然而然”。

在如此风水布局的庇佑下, 升荣泰印务有限公司这几年来, 生意兴隆, 连年发展, 正在不断扩大规模。

五、结语

4.《易经》与管理研究系列（二）：易经的逻辑与管理的演绎逻辑 篇四

关键词：商旅卦,经济,异变

作者曾在《〈易经〉的商旅卦之德与市场经济的“自利”》的论文中, 阐述了旅卦的卦德对市场经济中“自利”现象的合法、合德的启示作用。文章完成后, 仍余言未尽, 所以特撰此文, 通过对《易经》旅卦上九爻“丧牛于易”爻辞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与古代的“质剂”、“杀殉”等消费经济的探讨, 揭示基因异变是传统商品经济凸现杀戮性的动因。

通行本《易经》旅卦的上九爻辞是, “鸟焚其巢, 旅人先笑后号咷, 丧牛于易。”对于这句爻辞的解释历代有多种版本。较为常见的解释是, 像飞鸟的巢被烧掉, 像农夫在田边 (易地) 丢失耕牛一样, 其凶无比。收获的是流离、惶恐、流泪、懊悔。当代有学者将这一爻的爻辞与“军旅”相联系, 解释是:乌鸦分巢做窝, 军人也疏散盖营房, 先打草而后打桃, 丢失牛于易地, 军心因此而大乱。这一见解的依据是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易经》, 其旅卦的上九爻爻辞是“鸟棼其巢”, “棼”是通分的意思。因《帛书.易经》与通行本的《易经》内容有异, 导致了整句爻辞释义的差异。

除此之外, 对此句爻辞还有其他的理解。但无论何种解释, 对“丧牛于易”解释为“丧 (丢) 失牛于易地”的说法, 是较为统一的。翻开通行本的《经易》之后, 我们还发现, 与“丧牛于易”的相似表述, 还有《大壮》卦六五爻的爻辞, “丧羊于易, 无悔”。对此爻辞的可解释为, 在“有易”这一区域内丧 (丢) 失了羊群。“丧羊于易”与“丧牛于易”的爻辞, 基本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丧”失牛羊的事件, 二是发生事件的区域———“易”。

依据王国维、顾颉刚等学者的考证, 该爻辞所说的“易”即是“狄”, 也就是“有易”。“狄”是个古族名, 公元前七世纪时, 生活在今天的陕西、甘肃、内蒙一带。“狄”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个部落。各部落又有支系。因他们主要生活在北方, 又被通称为北狄。在众多的部落支系中, “有易”部落是其中最大的一支。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 地名因“人”而得, 或人名因“地”而得, 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有易”既是部落族名, 又是该族生存区域的代称。

在“半信史”时代, 黄河中游和渭河下游地区, 曾兴起过三个前后衔接的王朝, 即夏、商、周。这三个王朝建立的时间分别是, 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公元前十八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此三者前后经历了约一千五百年而告终。史学家称之为“三代”。

商王朝最初以游牧经济为业, 中后期才逐渐发展农耕经济。商人公认的祖先是王亥, 在游牧经济时期王亥曾显赫一时。《易经》旅卦所描述的“商旅”活动, 就是当时“游牧”无定居生活经营模式的真实写照。利益的驱动使王亥的经营范围不断延伸, 后来王亥到了“有易”这个区域游牧经商, 被“有易”部落首领夺去了资产。这是王亥因经济扩张而付出的代价, 也是“有易”人为经济封锁和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王亥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商代人对于逝去的王亥, 曾以最隆重的祭礼祭祀。情况是, 用牲有五牛、三十牛、四十牛, 最多时用三百牛作牺牲。祭礼祭祀的标准, 是古代人对先人的一种评价性定论。在以生存为第一需要的荒蛮时代, 经济的获取似乎比政治权力显得更为直接。王亥是在经济的获取中, 建立了至高的历史地位。

旅卦的“六二”爻, “九三”爻, “九四”爻辞的文字, 折射出王亥这样一具体的人, 游牧商旅生涯的立体影像。《易经》赋予旅卦的内容, 肯定了游牧不但是经营活动, 更重要的是一种获取财富的生产方式, 还告之世人, 游牧民族是人类中最懒散的一族。这一特征贯穿于王亥经营活动的全部。让我们寻着爻辞的脉络读下去:商族人王亥, 不但把牛羊“游牧”进了有易的区域, 同时还行商, 贩卖奴隶等等, 很快就获得了巨额财富, 所以“旅人先笑”, 快活的不得了。王亥的巨富, 引起了有易人首领绵臣的极大不满, 《易经》通行本旅卦的九三爻的爻辞是, “旅焚其次, 丧其童仆。贞, 厉。”有易人动员起来了, 烧了王亥的住所, 抢走了王亥的奴隶;“丧牛于易”, 夺去了他的牛羊。王亥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旅人先笑”之后是“号咷后”, 王亥号咷大哭。在资源的掠夺中, 商人王亥失利了。

物品是财富的真正要素, 王亥被夺去了巨财, 岂能甘心?于是爆发了王亥父子率领商族人与绵臣为首有易人的长期战争。为生存和获取更多物品的而战, 这就是古代战争的最直接目的。

《易经》“未济”卦的九四爻, 记载了这件事的延续。“震用伐鬼方, 三年, 有赏于大国。”王国维的考证是, “震”即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说的“振”, 是“契”的第七世孙, 是“冥”的儿子。“振”也写作核、胲、该, 与“亥”同音。爻辞中的“用”, 即洛伯, 是王亥的儿子甲微的名字。“有赏于大国”, “有赏”即是“有商”, 是说有商成为强盛的大国。《帛书.易经》中未济卦九四爻的爻辞是“有商于大国”, 与王国维的考证相符。《史记.殷本纪》也使后人确信“旅卦”和“未济”的爻辞, 是古代“商战”的真实反映。

关于王亥商旅之战的记载, 也见于其他的古籍中。《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中说,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人杀王亥, 取仆牛。”《竹书纪年》中说, “殷王子亥, 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 克之, 遂杀其君绵臣也。”此文中的“淫”字, 解释为贪婪钱财, 恣意妄行更合乎文义。

王亥在打败有易人后, 恣意掠夺有易人的钱财和奴隶, 导致有易人的报复。商战的结果是有易人把王亥给杀掉了。事件由商战升级为以复仇为目的血战。王亥的儿子洛伯用为父报仇, 向联盟部落河伯请求支援, 最终击败了有易人, 杀掉了绵臣。战争之术被视为一门关于获取的技艺。

从远古到近古, 人们对于生存资料的掠夺是杀戮的原动力。这一动力血液般渗透在传统商品经济的每一个细胞中。于是传统商品经济的基因中始终冬眠着杀殉、杀戮的特性。

仍以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汉代“帛书”为例, 除《易经》等古籍外, 其中还有西汉时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文, 其中有一段关于黄帝战蚩尤的文字:“黄帝身遇蚩尤, 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 使人射之, 多中者赏;剪其发而建之天, 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 使人执之, 多中者赏;腐其骨肉, 投之苦醢 (hai) , 使天下人唼 (sha) 之。上帝以禁。帝曰:毋 (wu) 犯吾禁, 毋流吾醢, 毋乱吾民, 毋绝吾道。犯禁, 流醢, 乱民, 绝道, 反义逆时, 非而行之, 过极失当, 擅制更爽, 心欲是行, 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 视蚩尤共工, 屈其脊, 使甘其窬 (yu) , 不死不生, 慤 (que) 为地桯 (ying) 。帝曰:谨守吾正名, 毋失吾恒刑, 以示后人。”

黄帝是中国传说时代第一个王朝的代表人物。“黄帝”是拥戴者们送给他的尊称。在这个王朝中, 因先后有过五位领袖人物, 史学家称之为“五帝”时代。这一王朝起自于公元前二十七世纪, 告终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 存续约五百年。公元前二十七世纪, 黄河中游与汾水下游, 同时存在着以万计的大小不一的部落。其中最为强大的有三支, 处于没落之中的神农部落;以蚩尤为酋长的九黎部落;以黄帝姬轩辕为酋长的有熊部落。古佚文中的那段文字, 是记载三个部落为掠夺物品而进行的争霸战争中的片段。

这段在地下沉睡了恒久岁月的文字, 读起来确实有些晦涩。其意思是, 黄帝和蚩尤在战场上相遇了, 便打了起来, 结果是黄帝把蚩尤给逮住了。黄帝命人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一个靶子, 叫自己的人用箭射, 射中多的人有奖赏。黄帝还命人剪下蚩尤的头发悬挂起来, 把它叫做“蚩尤旗”。黄帝又叫人把蚩尤的胃填满干草做成一个球, 让大家踢, 用脚掂得最久的人得奖赏。临了黄帝命人把蚩尤的肢体制成肉酱, 混合到苦菜酱里, 命令所有的人吃。黄帝还向天下颁布禁令, 说:禁止触犯我定的律令, 禁止不吃分给你们的人肉苦菜酱, 禁止扰乱我的民心, 禁止不按我的办法行事。凡有触犯禁令者, 诸如偷偷倒掉人肉苦菜酱, 扰乱民心, 不听我的话, 不守规矩时限, 知错仍犯, 越过界限, 私自改动制度只图自己快活, 我素我行, 擅自用兵, 蚩尤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蚩尤俯首做奴隶, 吃自己的粪便, 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只有在地底下做垫脚石。黄帝强调说, 你们都要谨慎遵从我, 不许触犯我定的刑律, 据此以示后人。

古佚文的原文, 仅从逻辑看, 文字的前后的表述还存在矛盾, 比如文中说已经把蚩尤的肢体做成肉酱给吃掉了, 又说蚩尤俯首做奴隶, 显然不合情理。关于事情本身的真假如何, 不是本文所要探究的论题。垂衣裳而天下治, 礼制起源, 是史书对黄帝的总体评价。古佚文珍贵的从另一个缺失的角度, 记载了荒蛮时代崛起者的, 无视奴隶 (人) 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传说的意义再于, 透视那个遥远朝代的经济走势, 揭示了传统商品经济动力下人的异变特征。为了掠夺财富而摧毁财富的肌体, 为了泄愤而扼杀生命。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人如果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 而一旦脱离法律和公正就是最恶劣的动物。被武装起来的不公正会造成更大的危险, 而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智能和德性这样的武器。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是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一旦他毫无德性, 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

定位在经济学的角度, 笔者倾向于这样的学术观点, 即传统的商品经济是强权经济、特权经济, 是强权和特权挟制下的商品交易, 这里所说的强权和特权是一种思想和思维定式, 这种思想和思维定式足矣令某些人或某些部落 (群体) 丧心病狂, 足矣使整个经济环境丧心病狂, 交换的成就交换, 交换不成就不受约束的强行掠夺, 再不成, 就以杀戮的手段毁灭之。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泄愤”性经济。

中国历史对原始公社制阶段的注释, 是以尧舜禅让的传说为注脚的, 到夏禹时不传贤而传子, 标志着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夏代是否已建立奴隶制的商品经济体制, 说法还难统一。到了殷代, 奴隶社会的商品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在那一经济体下, 对“奴隶”的称谓最初分为“众”、“奚”、“仆”、“臣”、“妾”。臣是男性奴隶, 妾是女性奴隶。在周朝初期, 奴隶作为商品还大量的存在着。周天子常常拿奴隶赏赐给他的大臣们。这时的奴隶是与牛羊等相同性质的“物”, 权属于富有的奴隶主。奴隶们的主要劳动是从事农业生产, 少量的从事室内劳动。《诗经.噫 (yi) 嘻》篇中有“亦服尔耕, 十千维耦, ”记载了数众奴隶耕田的情景。《尚书.牧誓》中有“臣妾逋逃”的记载, 是说奴隶逃亡的情景。

在周代, 奴隶同等于牛羊还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周礼.地官.质人》有这样的记载,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大学问家郑玄对此的注释是, “人民, 奴婢也。”贩卖成交后, 要订立合同。这种合同叫做“质剂”。“人民”和牛马的买卖合同叫做“质”, 兵器珍异的买卖合同叫做“剂”。“质剂”将消费奴隶的商品经济特色, 定格在史册上上

关于奴隶的使用、消费、处置, 似乎比如何获取更令后世关注。较为典型的消费, 是把奴隶当作牲畜来屠杀。大量的考古挖掘证实, 殉葬制度是建立在对奴隶的随意消费基础上的, 即是随意屠杀奴隶而炫耀富有的身份和特权。《墨子.节葬下》有记载, “天子杀殉, 众者数百, 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 众者数十, 寡者数人。”此文字的表述, 与后世对殷代遗址考古挖掘得到的史料完全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杀殉之风有所衰减。真正的原因是社会财富的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客观上制约了大量的杀殉。社会需求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平衡器。只有当人们, 特别是富有阶层意识到, 某种商品的衰减或消失, 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 至少是挤压了自身生存的空间时, 才会潜意识地调整对那种商品消费的欲望。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富有者都具有强烈的危机感, 消费快感的惯性, 会令其中一部分或相当部分的人, 仍保持肆无忌惮的态势。在殷代杀殉之风稍衰的同时, 某些国度仍然盛行、延绵。《史记.秦本纪》载, 秦武公恭入葬的消费是, 从死者六十六人, 秦穆公入葬的消费, 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奴隶、随从、妻妾, 皆视为私有的消费品。《左传.文公六年》中说, “秦伯任好卒, 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 (zhen) 虎为殉, 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 为之赋《黄鸟》。”

文中所说的《黄鸟》, 即是《诗经.秦风》的《黄鸟》篇。这是一首挽歌。《黄鸟》的部分诗文是, “交交黄鸟, 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 百夫之物。临其穴, 惴惴其憟。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 百夫之御……”。若将这些诗句用今天的文字来表述, 会更为直观, “黄鸟叽叽, 酸枣树上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说起这位奄息, 一人能把百人敌。走近了他的坟墓, 忍不住浑身哆嗦。苍天啊苍天, 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 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仲行。说起这位仲行, 一个抵得五十双……”。“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鍼虎。说起这位鍼虎, 一人当百不含糊……”。“三良”就这被随意消费掉了。呼号是对丧葬特权商品消费经济制度的哀叹, 也表达了人们对于“人”这一商品价值认识的升华。奴隶作为商品, 除了用来交换外, 其生产、御敌的不可替代性, 才是具体真实的度量标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入葬时, 秦二世令后宫妃嫔等无子者, 一律从死, “死者甚众”。最后还将修建陵墓的工匠都埋葬于陵墓中。这一史实, 除杀殉的惯性消费起作用, 不排除秦二世的权力需要。

无论是传说还是有据可查的历史, 都充分说明, 脱胎于特权基因的传统商品经济, 对人的社会价值是忽略不计的, 发展到极致, 是将随意泄愤、炫富式的大量杀人、吃人, 崇尚为消费水准和身价的象征。所以, 对于传统商品经济的运行中出现的任何令人费解的现象, 都不足为怪。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 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 解除“不公正”的武装, 是他的追求。人的社会价值比重超越消费价值的地位被确定, 遏止传统的商品经济基因中掠夺性的杀戮, 才能成为一种可能。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 人更三圣……”中古时期的周文王父子, 面对以消费奴隶为时尚的商品经济, 演绎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 以卦象喻世象, 阐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适宜状态。为《易经》注入了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2]柏杨.中国人史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3]邓球柏.白话易经[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5.《易经》与管理研究系列（二）：易经的逻辑与管理的演绎逻辑 篇五

关键词：虚拟企业,知识管理,内在逻辑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消费者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给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以市场为经营核心的现代企业, 唯有把握现代市场需求发展的脉搏, 建立高效的、灵敏反应的动态组织形式, 才能迎合这种激烈而动荡变化的市场环境, 虚拟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它很好地体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

虚拟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 它适应了现代社会虚拟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在虚拟企业里, 知识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虚拟企业管理成功的关键。由于虚拟企业本身的特点, 传统的管理模式对于虚拟企业大都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也无法有效解决虚拟企业所面临的现代管理问题, 这就需要重新变革传统的组织模式, 建立一种以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等为基础的, 能够适应虚拟企业经营需要的新型管理模式, 知识管理模式随之应运而生。

2 虚拟企业及知识管理概述

2.1 虚拟企业内涵及特征

虚拟企业, 又名虚拟公司或动态联盟, 它最早由肯尼斯·普瑞斯、史蒂文·戈德曼和罗杰·内格尔于1991年提出。关于虚拟企业的定义,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多种解释。戈德曼认为, 虚拟企业是一种必要的战略和组织模式, 以快速、频繁和同时地创造、集中生产资源。拜恩指出, 虚拟企业是通过网络实现电子信息和通信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获得性的保障, 是在资源分散和时间紧迫的现实环境中的最佳选择。

虚拟企业的优势在于通过集成各成员的核心能力和资源, 实现双赢目的。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虚拟企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边界动态性。虚拟企业一般是由一些独立企业 (包括制造商、供应商等) 以利益为基础, 以各种相对优势为结点组成临时性网络联合体, 它突破了传统的企业边界, 组织边界比传统企业更动态化、更模糊。

(2) 竞争合作性。虚拟企业的竞争是建立在共同目标上的合作型竞争, 而不是传统企业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竞争, 因而它避免了两败俱伤的最坏结果。

(3) 优势互补性。虚拟企业成员之间可以共享各自优势资源, 形成优势互补, 形成虚拟企业整体更强大的竞争优势, 从而提高其竞争性。

(4) 协作信赖性。相互信任是虚拟企业形成和合作的基础, 各成员企业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 加强了彼此合作和交流, 也更加提高了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度。

2.2 知识管理概述

20世纪末期, 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们充分认识到知识和智力等要素对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企业资源领域, 传统的厂房、设备和产品等物质要素, 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有限, 而知识、技术、智力、信息等要素对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和企业对知识认识的加深, 知识管理逐渐上升到企业战略层面, 成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 知识管理是对企业的全部知识和对企业知识活动的各个环节的有效管理, 最终使企业的知识资源发挥最大价值, 从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许多企业发展的实践表明, 知识管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 一些行业领先企业, 如麦肯锡咨询公司、IBM、施乐公司、微软公司等, 都已经成功导入了知识管理模式, 并建立了知识管理体系, 获得了巨大成功。

知识管理是为了迎合现代市场发展的需要, 运用现代各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对企业各种知识的开发、利用和管理, 最终充分发挥企业资源的有效价值。知识管理的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推进新知识的有效开发和创新;确保知识在需要的时候是可得到的;知识的扩散, 使一个组织内的所有成员能共享和应用知识;支持从外部获取知识;确保知识在组织内传递;确保组织成员知道所需要的知识在何处。

3 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3.1 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必要性

(1) 虚拟企业大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 虚拟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大多属于知识密集性企业。对于知识密集型的虚拟企业, 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失效, 需要运用知识管理的理论和运作模式进行管理和运营, 以保证虚拟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力。

(2) 虚拟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智力资产。

对于虚拟企业, 传统物质资源的作用已经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专利、版权、商标、商誉等智力资产, 相比较于传统的物质要素资源, 这些智力资源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更高, 更能创造巨大的利润空间。

(3) 虚拟企业成功的关键靠人力资源。

相对于传统企业, 虚拟企业对人才的依赖更强。虚拟企业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强, 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作为约束, 造成优秀的人才可能会比传统企业更容易流失,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人才的流入也更为便利, 关键是如何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源, 这是虚拟企业成功的保障。

3.2 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适用性

(1) 知识管理的条件与内容适宜于虚拟企业。

知识管理模式诞生于后工业化时代, 也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本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在知识管理模式中, 强调企业知识的采集与加工、知识整理与存储、知识传播与共享、知识创新与应用, 而这些内容正是现代虚拟企业提升其竞争优势的基础。

(2) 知识管理的智能化与定制化适宜于虚拟企业。

毫无疑问, 知识管理是一种高度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不仅表现在其运用了前沿的知识和理论, 更体现在其管理技术的先进上。在知识经济时代, 顾客需求越来越个性化, 这就需要企业能够为这些顾客提供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而虚拟企业正是为顾客的这种定制化营销而量身定做的, 它运作的灵活性、快捷性和精准性都能很好的满足顾客的定制化需求。

(3) 知识管理的协同性与灵活性适宜于虚拟企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企业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协作。在知识管理模式中, 正是这种协同与高度的灵活性, 使得企业各部门能共享企业内部知识和跨企业间网络知识, 从而提高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而虚拟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 最大的优势就是其灵活性和快速反应力, 因而知识管理模式非常适宜于虚拟企业的管理。

4 虚拟企业的知识管理策略

4.1 建立知识管理型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

虚拟企业是各个企业成员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动态联盟, 其实质在于突破企业边界, 在更多的市场空间实现企业内外部资源的动态配置和优化组合。但由于联盟成员间关系很松散, 每个成员又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 因而, 如果没有有效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来约束, 其协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因而, 建立一种知识管理型企业文化和一套资源整合的管理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4.2 构建个人、团队、企业、跨企业四维知识管理体系

与传统的企业相比, 虚拟企业的知识管理要想成功发挥效用, 不仅涉及到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 还与跨企业间的知识管理有密切联系。虚拟企业的记忆知识与单个成员企业不同, 它在单个企业知识记忆系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跨组织知识记忆系统。可见, 虚拟企业的知识管理, 既包括个人、团队和企业三个维度层面, 还涉及到跨企业第四个维度。因而, 虚拟企业必须构建个人、团队、企业、跨企业四维知识管理体系, 加强企业内部和跨企业间的知识管理。

4.3 加强成员企业内部知识的整合与共享

在虚拟企业的成员企业内部, 要重视对知识资源的管理, 要将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通过对单个企业内部知识的整理、获取、加工和整合, 形成虚拟企业的组织知识, 并通过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加强组织知识的信息共享, 实现虚拟企业组织知识的市场价值最大化, 最终实现虚拟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4.4 加强跨企业间网络知识的集成与创新

虚拟企业是以信息化、知识化和数字化为基础形成的动态联盟, 在各个成员企业之间, 由于相互合作形成了网络知识。通过跨企业间网络知识的集成, 形成虚拟企业成员间优势知识的互补、累积和扩展, 为虚拟企业解决新问题提供新思路。同时, 通过跨企业间网络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促进了知识的分享、运用和创新, 进一步提升了虚拟企业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胡健飞, 杜伟.虚拟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6, (8) .

[2]翟丽丽.高技术虚拟企业管理模式研究[J].企业天地, 2004, (2) .

[3]庞跃辉.崛起的知识管理模式[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0, (2) .

[4]薛春芳, 张劲松.网格环境下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系统框架研究[J].情报杂志, 2006, (7) .

[5]修国义.虚拟企业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