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共3篇）

1.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篇一

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五个未了“情结”

本文依次叙述了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表现了毛泽东为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居安思危，艰辛探索，顽强追求的意志和品格；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特别是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所始终具有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丰富内涵。

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已经走过整整60年的岁月。这60年里，前27年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同毛泽东本人息息相关。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居安思危，不稍懈怠，夙兴夜寐，防患于未然，将防止新生的人民政权得而复失的问题，始终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长久萦绕毛泽东心头的执政忧患意识。

本文试以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为基本内容，从不同角度探寻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若干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兼而论述这些情结共同归属的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内涵，回顾并追思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奋斗。

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毛泽东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就列举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44年春，他读了陕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一书，感到“获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评价说：“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同时，他指人将该书“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对于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他更加关注的，还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期间，郭沫若应约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郭文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国统区的危机四伏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谙国民党没落衰微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坦陈：没有哪一代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国范围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将来的新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谨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同年3月下旬，党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行前，毛泽东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另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从苏联回国经过沈阳，由于当地招待有些铺张，“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搞铺张浪费)我们不能这样做。”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思考，也是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识。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时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对李自成从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建国后的毛泽东始终给予关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读到《三国志?张鲁传》时，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并对其性质和阶级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并将该书寄送毛泽东。1966年夏，姚得知毛泽东已于百忙中阅读了该书，认为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1975年11月，82岁的毛泽东对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长期以来保持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前人的教训，历史的警示，不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更促使他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如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全党整风运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许多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

二、“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的“海军情结”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世人庄严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加强国防、抵御外侵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他的“海军”情结。这一情结，源于他对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的难忘记忆。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腐朽没落，丧权辱国。当他读到《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小册子时，书中开篇语“呜呼！中国其将亡矣”，给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1915年春夏，针对反动军阀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22岁的毛泽东在《明耻篇》上奋笔疾呼：“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凝聚在青年毛泽东的笔端；而渴望民族自强御侮的意识，更影响着他后来几十年的生涯。1919年春，毛泽东、罗章龙等离京去上海，途经天津时来到塘沽。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徒步来到“海门古塞”大沽口，登上曾重创西方列强入侵海军舰只、后被屈从的清政府拆毁的北岸炮台。面对断炮残垣，海阔天空，毛泽东与众人一起赋诗感怀。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种——人民海军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过程。

1949年初，鉴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威胁，毛泽东提出筹建人民海军的设想，并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也是人民海军创建的先声。同年4月23日，经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这一天，成为人民海军的诞生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原国民党海军的许多爱国将领纷纷率舰起义，投向光明。为此，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召见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等人。他说：从1840年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一败再败，屡次吃亏，割地赔款，就在于政府腐败，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没有海防。他加重语气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50年5月，毛泽东获悉南下解放军某部以三只帆船同数艘敌舰作战的事迹，特别赞扬道：“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鉴于近代西方列强多次“从海上来的侵略”，毛泽东多次指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根本目的和努力方向。他说：“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1952年2月，毛泽东亲往北京海军司令部机关，与海军领导人一起商讨海军领导机关设置、装备发展、部队建设等问题。1953年2月，毛泽东首次视察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与舰上官兵共同度过四天三夜，向他们讲述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提醒“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还为所乘“长江”等舰逐一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一连写下多幅内容相同的题词，这在毛泽东一生当中是十分罕见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仍保持着高度警惕。1953 年12 月4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卫海上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国；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这成为后来人民海军建设的总方针。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怀下，从1955年到1960年，人民海军东海、南海、北海三个舰队相继组建，海防布局和海军建制进一步完善。

20世纪60年代初，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宣传下，台湾海军舰只频繁在浙江、福建沿海进行骚扰破坏。为了保卫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解放军海军多次出海巡防迎击。在1965年“八•六”海战中，人民海军一举击沉蒋军“剑门”、“章江”两舰，取得重大胜利。为此，中央军委嘉奖海军南海舰队某部，毛泽东亲派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三元帅前往医院慰问在海战中英勇负伤的“钢铁战士”麦贤得。

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人民海军在规模和装备上十分有限，但在某些方面仍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毛泽东关于“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的指示，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建成下水，后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序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1974年，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海军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取得西沙海战的胜利，保卫了祖国南海岛屿和领海主权。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有效地抵御外侮、巩固海防，以及人民海军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5月，已是耄耋高龄的毛泽东仍念念不忘人民海军的建设。他在生前出席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伸出小拇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话语间，流露出毛泽东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自强御侮意识以及对加快人民海军发展的殷切希望。两周后，毛泽东在苏振华关于海军建设规划的报告上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这10个字，成为毛泽东留给人民海军的最后嘱托。

三、“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富强”——毛泽东的“工业化情结”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并感受了旧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满目疮痍的惨状和屈辱。同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一样，励精图治，救国救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毛泽东由来已久的心愿。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又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为“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必然任重而道远。他指出：“中华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内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同年6月，他对国家工业化作了这样的表述：“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或者达到60%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70%。”

1956年8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对新中国来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现状，是同他仍然担心旧中国“落后挨打”历史重演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的“百姓情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老百姓”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用“民众”一词来统称“老百姓”。后来，他经常使用“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称谓。不管是“民众”还是“群众”，毛泽东对其还有更具体的划分。他提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建国后他又强调：“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指“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百姓情结”。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毛泽东这种“百姓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并抓住不放的干群关系。他一向认为，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

毛泽东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十分厌恶“高贵”、“特权”，而喜欢“普通”、“平等”。这种平等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毛泽东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诚然，在当时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地估计国内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观念，包括他使用过的某些尖锐、过激的语言(如“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但从中也能反映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十分注意并反复地提醒这个问题。他说：有些干部受到群众批判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还十分关注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并把是否认真解决这些人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服务。

仅以和人们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略见毛泽东对普通百姓的这种体恤与关怀之一斑。

1958年夏，毛泽东读了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诗：《送瘟神》。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对于长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广大农民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的无比畅快。

1960年3月，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对于保障民生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能够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

1965年6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并主要是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受到城乡人民群众的欢迎。

五、“恐将夙愿，付诸东流”——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曾广为流传一首署名“毛泽东”作的《诉衷情》词：“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后辈，恐将夙愿，付诸东流！”

笔者见到这首传抄词的时间大约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标明词作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6日”，题目是“给总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诗词”不同的是，这首词的真正作者，至今仍无从知晓。

从该词的形式上看，它或许称不上是一首“规范”作品；而从该词的内容上看，它却相当准确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处于晚年最后时光的毛泽东的真实心态(包括“文革”情结)。应该说，该词作者即便不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应是远离政治高层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该词的真实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等情况的考证，应属于本文以外的论题。这里，笔者仅就与此关联的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情结，谈一点个人看法。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

一、创建了新中国；

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不解地问他：“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回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笔者以为，毛泽东这里提到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说法。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的27年里，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它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是他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他认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认为：建国以来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他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缘由。

实际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都在强调这个问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袒露心迹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指毛泽东误认为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 的，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变修正主义” 所必须的。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很多都是建立在对于国内形势、特别是对于党内状况严重误判的基础上的，因而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以上无论是私下言论还是公开讲话，都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巩固政权。笔者以为，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尽管有多种解释，同这个根本出发点比较，都不能不是次要的和服从的。

由此，可以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毛泽东一生做的“两件大事”：

一、夺取政权；

二、巩固政权。这也印证了毛泽东上个世纪30年代讲过的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诚然，良好的动机并不意味着良好的效果。事实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对于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是一场历史性悲剧。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失误，特别是遭受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长期以来巩固政权的夙愿，在经历了27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毕竟没有“付诸东流”。其间他所留下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来党和人民继往开来、持续奋斗的宝贵财富。同时，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以上所述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包含以史为鉴，防御外侵，工业强国，贴近百姓和巩固政权等内容，反映了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他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锲而不舍、顽强追求的一个侧面。其中无一不贯穿着他强烈而持久的执政忧患意识。至于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终归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生的挫折。“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今天，可以告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与时俱进，继往开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安建设，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巡视员、研究员)

毛泽东思想引导人类实现永恒。毛泽东找到了消除私有观念的办法，从而帮助人类最终消除阶级差别的产生，使人类从阶级差别中解放出来，为消除其余四大差创造了前提。五大差别的逐渐消除，将使越来越多的人从简单的程序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各种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产生出更多更高级的科学成果，从而使人类能够更加摆脱自然和宇宙的束缚，实现人类永恒。毛泽东思想是使人类永恒存在的终极哲学。解决了人类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使人类与宇宙同在，万古长存。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历史人物，是一面时代的旗帜，他已经完成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他求全责备、繁琐考证，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实事求是，我们要高举他的旗帜前进，而不是审查提拔干部，不需要作繁琐的鉴定，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正确的态度是扬弃，这个道理我们许多“老师”都懂得很多。

历史创造了毛，毛部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孔孟的“为尊者讳”“老师”应该都明白，举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的身上有缺点。这还是歌吗？请一定注意，正确与错误都是相对的，别忘了地球上还有敌对势力．

2.秦始皇的功与过 历史论文 篇二

一八班 范若琳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始皇暴虐，至子而亡”；“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我们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下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秦始皇

秦始皇（前259—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因生于赵都邯郸，故又称赵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战略家、军事统帅。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庄襄王之子，十三岁即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中央实施三公九卿，地方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

自古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在我看来，秦始皇功大于过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

① 最高统治者称皇上，总揽全国一切军政大权。

② 中央政府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最后由皇帝决断。

③ 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郡下设县。

二、经济

① 统一货币: 禁止使用六国各自的龟、贝、玉等币。规定全国统一使用金、铜两种圆形货币，其中金为上币，铜为下币。

② 统一度量衡: 以商鞅时的秦国度、量、衡器具，作为全国斗算长短、大小、轻重之标准。

③ 定土地私有：秦自商鞅时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即逐渐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统一全国后，秦室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让占有土地之百姓呈报占田数并纳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之合法。

三、文化

①统一文字：秦始皇令李斯把原来秦国之大篆整理简化而成小篆，在全国通行。后又简化小篆成隶书，亦在秦代流行于全国。

四、军事 ① 统一六国 ② 夺取河套地区

③ 修筑了西到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 ④ 统一东南、岭南等地区

⑤ 拓宽疆域:秦始皇在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复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使中国版图大定，西自陇蜀，东至辽东，北起大漠，南抵南海，形成后来中国疆域之基础。

五、交通

① 修建驰道：秦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之基础上，修建宽阔一律之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

②.沟通水路：秦疏浚鸿沟作为水路枢纽，又于公元前二一四年，修长达六十多里之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秦始皇的暴政也有以下几点。

一、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

之生活，秦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 “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二、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

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能忍受。

三、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

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四、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把严刑峻法施之于思想领域，大肆统制思想，禁锢思想自由。：为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在思想上也实行了严厉之统制，颁布禁书令，大肆收缴焚毁书籍，又坑杀非议朝政的儒生四百余人，史称“焚书坑儒”。

3.特技镜头在影视作品的功与过论文 篇三

一、特技镜头在新时代的应用概述

特技镜头在新时代的应用主要从特技镜头是什么和特技镜头的应用等两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特技镜头是什么

特技镜头是摄制特殊镜头的技巧、特殊的技能或技巧，它的科学合理运用可以使现实生活中无法完成的事情在影视作品中完美的呈现，效果逼真，形象生动。特技从出现、发展到广泛地普及应用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综合对其分析，可以看出特技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凭借高科技影视取材手段而达到的视觉效果，一种是依靠传统的机械道具而制成的视觉效果。

(二)特技镜头的应用

自在特技出现至今其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靠摄影机械自身而实现的`特技，第二个阶段是摄影机械与其他制作技术相结合的特技，第三个阶段是摄影技术与科学技术的特技。现阶段正是因为特技所产生的效果能够给人以叹为观止的效果，所以在影视作品的拍摄中地位举足轻重，不可忽视。

二、特技镜头在影视作品中的功

影视特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创新完善，从当前所上映的诸多影视作品中可以感受而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影视艺术的发展。既在影像语言方面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创新，又在视觉上不断地冲击受众群体的感觉器官，给人以耳目一新、身临其境之感。因此特技对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作用不容小觑。

(一)丰富影视镜头衔接方式

在特技产生之前，通常采用“切”的技术，随着摄影的技术发展进步，虽然在之后出现过一些技巧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镜头的衔接仍给人以生硬单调之感，最终影视特技的出现一改以往的局面，不仅使影视作品的画面具有动感，而且实现画面的多维动态任意切换，使艺术效果打破以往枯燥死板的局面。

(二)增强影视画面的艺术性

特技镜头衔接方式的丰富性为影视画面的升级改善提供了前提，因为影视特技具有处理画面的强大功能。制片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设想随心所欲的运用特技，任意的对画面进行拼接组合，最终使作品在色彩、构图、位置等各方面展现出全方位理想化的效果。给予观众以强烈的视觉美感冲击，提高影视作品的欣赏价值性，作品得到观众的认可，本身的舆论关注度自然提高，随之得到推广，久之其艺术性会无形中得到提升发展。

(三)实现影视内容的通透性

特技镜头为影视作品作者表现抽象化的内容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影视作品中所要竭力渲染展示的人物形象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摄影技术效果来全面系统的实现，影视作品内容的多样性决定着在拍摄过程中需要依托不同的影视特技，对于一些艰涩难懂、虚构科幻的内容依靠以往的技术是难以实现的，特技的出现使这问题迎刃而解，借助于特技有利于表现抽象的内容，营造一种带有浓郁色彩、形状等处理，以此提高作品主旨的通透性，便于观众认识理解。

三、特技镜头在影视作品中的过

事物具有两面性，尽管特技镜头对影视艺术的发展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对于它本身所存在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在运用中的棘手之处不应置之不理，而应予以充分的认识分析，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一)使影视作品的真实性逊于生活的真实性

特技镜头的应用需把握适度原则，如果在作品中过度使用会使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实际效果与原意主旨相背离，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最终导致作品出现虚幻空虚而缺乏真实性。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的时候应该注意科学合理适度地加入特技镜头。

(二)拉大群众与具体影视旨向的差距

影视作品的创制是通过展现一定故事素材，表达相关的意旨起到警醒启示观众的作用。因而在运用特技镜头的时候要注意从观众的角度考虑，不能过分夸张也不能过于缩小，要本着特技镜头的应用能够让观众吸收理解并思考的原则，否则运用的不恰当会背离影视旨向，造成徒劳。

(三)降低影视作品的实际群众接受度

当特技镜头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使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效果差强人意或者大失所望等与所预想的相反时，创作者则需引以高度重视。应该科学合理的运用特技镜头，要努力做到恰到好处，而非忽视群众的需求，盲目地运用设计，要全盘考虑，慎思慎行。综上所述，特技镜头虽在影视艺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意义，但是对于其对影视作品的过失影响不可小觑，需我们引以为戒，应科学的分析利用特技镜头，趋利避害，以推动实现影视艺术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哲.从《歼十出击》和《飞天》谈电影数字化时代中特技创作与制作[J].现代电影技术，2012(01).

[2]戴传伟.影视数字特技的设计与制作[J].无线互联科技，2014(07).

[3]曾平.数字技术在影视空间造型上的完美呈现[J].当代电视，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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