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论《寒夜》中人物形象（8篇）

1.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篇一

浅析《水浒传》中宋江的人物形象

写作提纲

一、宋江是一位仗义英雄

1.仗义疏财、济弱扶贫 2.仗义待友、侠名远扬

二、宋江的“忠孝双全”

1、孝亲敬友、忠孝双全

2、孝忠君主、忠贞报国

三、宋江的“反抗”

1、题诗言志

2、聚众梁山

内容摘要：《水浒传》中,宋江是一个有着复杂多重的性格人物形象。施耐庵塑造宋江这一人物形象, 抛弃了历史上的宋江,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与历史原型的差距有着明显的差距, 他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本文就围绕宋江上梁山之前曲折过程，以及梁山上后的起义生活，再后来接受朝廷招安，来分析这个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对于我们不断深入了解探索《水浒传》中思想内容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水浒传》 宋江 人物形象

正文：

《水浒传》是一篇悲壮的史诗，通过描写众位好汉被逼上山的遭遇，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展现了北宋末年朝政腐败，奸佞当权，社会黑暗，人民奋起反抗而最终找不到出路的社会状况，汇集起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画面。在众多的英雄中，作为中心人物的宋江是最复杂的，从刀笔小吏到义军领袖，再从义军领袖转变为封建王朝的走卒，直至兔死狗烹，其悲剧的一生令人扼腕痛惜、催人泪下。作为文学形象，宋江是《水浒传》中的第一号人物，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物形象之一。下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宋江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一、宋江是一位仗义英雄 1.仗义疏财、济弱扶贫

宋江是一名押司，在衙门中管理文书案牍，对老百姓的疾苦有一些体验的，对老百姓是同情的，对他人的困境，均能雪中送炭，给予帮助。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第二十一回叙述他接济唐牛儿，许给卖汤药的王公公一具棺材及送终之资。而阎婆惜这件事可以算是宋江若干行善济弱中比较重要的事件。阎婆惜是东京汴梁人士，她跟着父母到了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郓城县。屋漏偏逢连阴雨，阎家的父亲暴病身亡，却无钱埋葬，阎婆惜和母亲陷入赤贫境地，连父亲的棺材都买不起，更不用安葬了，仗义疏财的宋江在街上听到了

这件事情，就出手相助，给棺材铺打了招呼，让阎家母亲去拿口棺材，又见阎家母女生活无着，随手给了母女十两银子，阎婆惜母女感恩涕零。按理说，宋江与阎婆无亲无故，素不相识，他没有帮助阎婆惜的理由，对阎婆惜的求助可以不理不睬或些许资助，可宋江帮助了她。

仗义的宋江，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因此，天下无论识与不识，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称赞，也无不结识宋江为荣。当宋江在江湖上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了名号。对方得到确认以后，定然会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宋大哥”定然都是“纳头便拜，真是个相逢恨晚。众望所归。有人认为宋江这种重义的性格特色，不是宋江单独具备的，在梁山其他英雄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就是个代表。相比柴进，宋江只是个押司，出身也只是小地主阶层，可以说他的收入很少，家境也不是相当富有。但比起柴进来，他更能想人所想，急人所急，且周祥细腻，无微不至。如宋江在柴进庄上与武松相遇的情景，宋江一见武松后，就拉着武松去喝酒，看武松的衣服旧了，马上就拿钱出来给武松做衣服；临分别时，宋江摆酒送行，并拿出十两银子给武松做盘缠；这场景，把英雄盖世的武松感动得五体投地。我们再来看看宋江结交李逵的情景，当时李逵一贫如洗，穷困潦倒，他耿直而粗鲁，贪杯而好赌，好打抱不平，惹事生非，宋江与他刚刚相识见面便给他十两银子，这让李逵感到宋江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关键的时刻，宋江施以钱财，解了李逵燃眉之急，这使李逵非常感激，以致李逵终身相随，矢志不移。

2.仗义待友、侠名远扬

宋江私放晁盖，不告诉官府是因为仗义，宋江作为一个朝廷懂法的人，知道晁盖所犯的一串串事件都是灭九族的罪，但是他担心晁盖等人，怕他们出了闪失，私放晁盖，为了义气主动承担了这些风险，“济武松”“杀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生死至交一碗酒”是他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各路英雄对宋江的顶礼膜拜，正是对他的“义举”的回报；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将众多好汉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也才能够稳坐帅位。当宋江成为梁山义军首领后，他关怀兄弟，对梁山好汉不分上下，一律兄弟相称。作战缴获的东西也合理分配，赏罚分明，《水浒传》里面有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大多数都是他为了救自己的兄弟而打。他每打一个城市都是因为自己的兄弟，梁山的兄弟被捉，为了救这些兄弟而打仗。这为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反抗统治阶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征缴方腊，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政治大屠杀。一百零八位英雄，在征方腊的厮杀声中，每死去一个兄弟，宋江都要为之流泪，悲伤；没散去一个兄弟，宋江也要为之痛苦叹息。

二、宋江的“忠孝双全”

1、孝亲敬友、忠孝双全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是做人的根本，这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水浒》中宋江的“孝”是有名的，“于家大孝”，“事亲行孝敬”，因为孝，他另立户籍，以免因事连累家人；因为孝，在得到父亲“病故”的信息而大哭昏迷；因为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上山落草，以免被人骂为不忠不孝之人。

宋江因阎婆惜案刺配江州牢城，途中被梁山英雄拥上梁山，众英雄挽留宋江，可宋江执意不肯，他不愿做个“上逆天理，下违父命”、“不忠不孝的人”。就是浔阳楼上的反诗揭发后，宋江也不肯采取行动反上梁山，宁愿装疯卖傻，苟且偷安。直到被判劫法场，救宋江、闹江州、大获全胜，宋江才跟随英雄们回梁山泊后摆宴席庆胜利。宋江杀婆惜而逃亡，浔阳楼题反诗而获斩，几经生死，刚上梁山，不料突然接石勇捎来的一封报告父亲死亡的家书，宋江顿时思想波澜陡起，因为心系老父安危，拒绝众人劝阻，独自一人下山到了郓城县。然而，在宋家庄等待他的，不是灵堂哭祭，而是牢狱，脊杖和刺配江州。可见，宋江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忠义和孝顺，这就是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

2、孝忠君主、忠贞报国

由于宋江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学的是孔孟之道，在行事上必是以“忠”、“孝”为先，时时想着忠于君主，处处都要“不违父教”；在他的心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反黄帝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勾当，是无论如何不能干的，甚至于“宁可朝廷负我，我心不负朝廷”，宋江在一开始就只反对贪官，不反皇帝；在他思想中始终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对于皇帝和封建秩序始终抱有幻想，在他受官府迫害时，却也不愿反抗，宁愿忍辱受苦也不造反干“灭九族”的勾当。宋江被自己和梁山英雄“逼”上山后，他就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命重新定位。受儒学教育的宋江真正的报复是为国家权利服务，赢取功名，荫妻荣后；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以隐为

进，宋江也正是运用了这样的策略，于是接下来他就认真与朝廷“作对”，壮大梁山，以赢得以后接受招安的筹码；他和其他许多英雄的逼上梁山有所不同，宋江缺少李逵、武松等人那种反抗的主动性。他是带着地主阶级的种种偏见，带着孔孟之道，尤其是背着孔孟之道的忠君和造反有罪两个沉重的思想报负登上梁山的。所以，自始至终，宋江的言谈举止中便带有明显的受招安，仕皇帝、做忠臣的意图。即便在梁山起义军和封建王朝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经常想着投降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乘着酒兴，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呼吁“望天王降招安”在他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的忠贞报国的志向；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在把反对意见用兄弟之情压下去之后，他一边不得不抗拒官军的镇压，一边却竭力向起义队伍灌输忠君思想，改变斗争的大方向；在梁山最辉煌的时候，不顾梁山众人强烈反对，接受了朝廷招安；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

三、宋江的“反抗”

1、题诗言志

宋江本身走上反抗的路子是充满矛盾的，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宋江是反抗的，他在浔阳楼上写的两首反诗就是这个说明。“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谋；恰如猛虎我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江州；他年若得抱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浔阳楼反诗

是宋江对黑暗社会发出的反抗宣言。到了这时候，宋江道德的义士气质和政治的反抗性已交着在一起，成为宋江性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时已不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病的呻吟，而是强烈反抗思想的自然流露，他公然要效仿黄巢勇敢地站出来造反。但反动统治者宋江还未来得及采取反抗的具体行动时，已经对他暗下毒手了，黄文炳认为是“反诗”，要赛过黄巢的宋江是个极其危险的反叛者。于是，他上窜下跳献计献策，硬是把宋江逼上行刑的法场。闹江州使宋江越过了反抗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之后，彻底结束了逃避和反抗依偎不定的状态，终于走上了水泊梁山，这时宋江已经认清去梁山泊，投入反抗的洪流，才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2、聚众梁山

宋江一生因为其性格得以成就。但也因其性格而遭遇毁坏，正所谓“成亦萧何，败也萧何”，宋江“忠孝双全，美名远播”，使他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但正所谓树大招风；“杀惜”使宋江与过去诀别，把他推上亡命生活道路；纵使没有阎婆的要挟，在惊惧之下犯下杀人案，他的游走于黑白道之间的“骑墙”行为，也终有一天要将自己“逼上梁山”。宋江从济州到青州，从宋家庄到清风寨，不义之辈总是在迫害他，而义气兄弟则总是在救助他；这是他从现实强烈的对比中，认识到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刺配江州，梁山泊兄弟们亲切挽留，义重情长；揭阳岭李俊的衷心规劝，铭心难忘，浔阳江边被赶得走投无路时，面对满目芦花，一派大江，宋江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

残生！”说来命运往往也是不由人自主的宋江天性豪爽好义，他对名誉的珍视乃至崇尚，他对游走于“两极”之间的快感的迷恋，必然要将自己的生命推向某种“万劫不复”的境地，当命运的马车一旦发动起来，一切就不由自主了；因此，生辰刚案发，宋江在他的复杂性格的驱使下，已开始走向生命里最重要的转折。如果说一开始是宋江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梁山作为他获得利益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么后来就是梁山选择了宋江。

总之，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既是作者的产物，也是民间创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元末明初的产物。宋江，有着他们那个阶级、有着他们这类人物的虚伪、奸诈、玩弄权谋、残忍狠毒的属性，也有知人善任、忍辱负重的胆识和胸怀，又有劳动人民讲义气、重信用的优良品质。所以说宋江是一个亦善亦恶的复合体。

参考文献：

1、金圣叹著《读批水浒》 岳麓书社2006年6月。

2、李希凡《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文史哲》1954年第4期

３、马成生：《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４、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５、《水浒争鸣》（1-5辑）湖北省水浒研究会。长江文艺出版社 ６、牧惠：《歪批水浒》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篇二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 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相见的, 细品金庸的小说, 我们可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常常在他们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 从八岁十岁到十七八岁, 每一成长阶段金庸都为他们细心着墨。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 细数起来, 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周芷若等等。郭靖是从一生下来就跟读者见面的, 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 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 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 有点儿呆头呆脑, 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 好在筋骨强壮, 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勤勤恳恳, 牲口渐繁, 生计也过得好些了, 也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 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 其种种遭遇, 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 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 倾心尽力传授他武艺。但他最大的福分, 是结识了黄蓉, 虽然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 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 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 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 正是有了她的存在, 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 热闹非凡。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 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 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人小鬼精的黄蓉对郭靖的帮助甚是不小, 不仅一路相伴相随而且极尽自己的聪明才学来帮助他, 尤其是用美食诱得洪七公教郭靖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 从此三人演化为师徒, 义伴终身。

金庸在作品中会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入木三分, 但这些无疑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天真善良。记得才六岁的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 救了蒙古勇士哲别, 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 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 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 便想办法去保护他, 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 痛彻心肺, 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善良的孩子才会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 他甚至都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 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 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 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每一个孩子, 在刚刚坠地的时候, 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 及至稍长, 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 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 要唤回飞去的小鸟, 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 不懂生死, 不晓阶级, 不问界限, 却独有天地之灵气。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大漠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 虽然没有文化, 缺少灵感, 也不懂思辨, 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 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 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 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 教会了他正直勇敢, 善良朴实。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 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 无论在思想上, 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 浑如璞玉, 纯净无式, 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 那是关键时刻, 向好向恶, 往往系之于此。与郭靖的向好相似, 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 外在的环境可以影响人之一生, 这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 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 去否定江湖世界中的你争我夺, 尔虞我诈, 腥风血雨, 他希望善良的人们能有一个安静祥和的人间乐土。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金庸是伟大的。

2赤子之心——周伯通

除童心外, 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 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小顽童还有老顽童, 这就是既风趣幽默又活泼可爱的周伯通。周伯通年纪很大, 其行为举止却犹如孩童, 人称老顽童, 他天生是个乐天派, 喜欢无拘无束的玩, 逍遥自在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 鹤发童颜, 行事不知所谓, 武功却登峰造极, 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周伯通童心很盛, 其赤子之心始终不失, 虽然年纪很大, 可说话办事仍然像个顽童。他无拘无束地尽情展现其童心童趣, 即便有人呵斥他, 他也不着恼, 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会旁若无人地玩起来, 待到玩过头了, 郭靖和黄蓉批评他耽误正事, 他却一点也不生气, 嘻嘻一笑过后, 会乖乖地按照他们的指派, 老老实实做事去。周伯通不通人情世故、胸无城府、幼稚顽皮, 无法像一般成年人那样理智地调控自己的言行举止, 经常不讲分寸地乱开玩笑, 性情所至, 见到谁都想嬉闹一番, 却毫不理会别人的感受, 他把嬉闹当成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周伯通虽已年近百岁, 却丝毫没有疲态, 健康状况良好, 整个人神采奕奕的, 好似返老还童了似的, “其实世间岂真有返老还童之事, 只因他生性朴实, 一生无忧无虑, 内功又深, 兼之在山中采食首乌、茯苓、玉蜂蜜浆等大补之物, 须发竟至转色。即是不谙内功之人, 老齿落后重生、筋骨愈老愈健之事, 亦在所多有。周伯通虽非道士, 但深得道家冲虚养生的要旨, 因此年近百龄, 仍是精神矍铄, 这一大半可说是天性使然。”周伯通性格开朗, 胸襟开阔, 从来没有争武功天下第一的想法, 更没有一统江湖的野心, 他一生逍遥自在, 不争名, 不逐利, 无忧无虑。周伯通还是乐观豁达之人, 性格开朗, 爱好多, 精神有寄托, 不仅喜欢调养蜜蜂, 还喜欢到处游走, 广泛的兴趣爱好既陶冶了其情操, 也振奋了其精神。周伯通没有敌人, 也就没有怨恨, 整天快快乐乐的, 心中没有任何不良情绪;周伯通常到户外走动, 户外阳光充足, 空气好, 常散步还可活动筋骨, 疏通经络。周伯通喜欢笑, 整天笑嘻嘻的, 笑是最好的情绪调节剂, 笑不但能缓解人的紧张情绪, 改善睡眠, 还可使人容光焕发。周伯通平日里闲闲的, 不必因为做事而忙得焦头烂额, 其情感也能得到合理宣泄, 这种收放自如的情感特点, 使他在晚年也饱受爱情的滋润。也许, 周伯通从内心深处并未刻意追求长寿, 但他却长寿有道, 比一般人更能享受到长寿给人带来的幸福吉祥。

3童心童趣——金庸

金庸笔下的人物知趣可爱, 他本人也像个孩子, 始终充满童心童趣。有人说“幼年的金庸宛似‘天山童姥’:童稚的躯体包藏一颗世故沧桑的心。”, 其实, 金庸身上还有‘天真、顽童’的一面, 至老也没改变。因为金庸商业上的成功, 人们往往注目于他的精明世故, 而忽视其天真、朴拙。一个通身精明世故的人, 不会费尽心机去刻画石破天、虚竹、狄云、周伯通、李文秀这类毫无心机之人的。

并不是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会考虑到写一本书指导小学生如何考入初中自己从中赚取钞票, 也不是每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会因为对学校训育主任的奴化教育不满而在壁报上撰文把主任比喻成‘眼睛蛇’的。第一件事金庸是1939年做成的, 第二件事则是他1940年的丑恶历史。第一年, 他是世故老人, 第二年, 又成了黄口小儿。这张自发的大字报, 最能表现少年金庸的勇气与狂气, 更多是‘傻气’。金庸晚年追忆此事, 没有把自己拔高成‘素质教育’的先行者, 而是坦言“只是少年人的一股冲动, 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

年已高龄的金庸常常会给人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在杭州举行的一次演讲中金庸穿着粉色竖条纹的短袖衬衫, 坐在椅子上, 爷爷一样慈祥地笑着。说起话来, 像个孩子, 嘴角一直往上翘着, 所有的问题都不拒绝回答。当时, 大家都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还在兴致勃勃地修改旧作, 硬要把专情的黄老邪改成个有故事的人——和自己的弟子梅超风有段师生恋。问他这个问题, 他显得特别喜欢, 就像孩子被问为什么得了个大红花一样, 回答得特别响亮, 谈起爱情什么的恍若年轻人一般:“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 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 这样改更现实。道德上看, 如果把不专一的情感快点收回, 当然就比较好了。”看大家听得认真, 他更是得意了, 还把杜甫拉出来做个对比:“过去的诗人, 比如杜甫, 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一首诗不够好, 但流传出去了, 就没法动了。我现在有机会改, 多好啊。”接着, 他还得意洋洋地透露了自己下一步的修改计划:“韦小宝这个人做了那么多坏事, 结果却娶了那么美的七个老婆, 让人觉得坏人可以有好报。这个在小说中可能合适。但在现实中, 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 最后被狼吃掉了, 才是合适的, 所以我要修改。”待大家追问具体怎么改时, 这个老人突然孩子一样耍赖:“我还没想好。”

晚年金庸, 世故滑头得很, 但在某些方面, 却也‘不失其赤子之心’。对于央视版《笑傲江湖》和评点本《金庸作品集》, 金庸开初都是赞赏备至, 过了不几日, 又贬到一无是处, 整件事金庸接近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实在大失风度, 更谈不到精明。我们可以将此事解释为金庸利令智昏, 不过我总感觉:说话不负责任, 几分钟之前说的话, 过一会儿就不记得了并且认定别人会像他一样不记得, 这, 是儿童的特权与特长。“我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 人家说我学问不好, 不够做院长。别人指责我, 我不能反驳,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我向浙大请了假, 来这里读书。”这分明是赌气, 在愤怒之外, 听口气却有些个童趣盎然。所以金庸在高龄之际还到剑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 可见其求学精神可嘉。

孟子说过:“大人者, 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 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 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 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 天真烂漫的真心, 使他们成人之后, 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 矫正世间, 不至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 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大人之心, 通达万变;赤子之心, 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 正以其不为物诱, 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 则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他作品中的人物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 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 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 这也许就是金庸喜欢写儿童, 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 会想起那些燕子, 那些杨柳与杏花, 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 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 他的童年。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 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 这份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 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 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 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 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 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 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许多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 在那里打一口深井, 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 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 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 而寄寓其怀旧乡思, 让人感叹不已。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 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 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富饶的土地, 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 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 家国情思, 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

参考文献

3.论《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人物形象 篇三

關键词：三国演义 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也堪称一部妙笔传神的英雄史诗。作者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的历史题材，描绘了一群性格殊异、形象鲜明的乱世英雄，表明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贤是与” [1]主张。小说在“拥刘反曹”的观念统帅下，着力刻画了一个以仁义和贤明匡世济民的英雄君主形象——刘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之林中不可多得的仁君贤主的典型，“刘备”无疑是被塑造得非常成功的这一个，这既是人物自身性格丰富的生动体现，也是作者刻画人物手法多样性。作为代表演义小说最高水平的《三国演义》，历代学者评定不少。目前所见论及《三国演义》有关的文章，在某些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对蜀国君主刘备的态度上，争议还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他是至高无上的贤明的君主，有人说他是具有儒家精神的儒士，又有人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奸雄。他的人物形象的正确分析，要通过对《三国演义》这部文学著作反复细心的研读来进行研究。

一、明君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豪杰,蜀汉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的美誉,又有“枭雄”的称号[2]。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的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

就“仁德爱民”来说,刘备大半生都在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重视用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截然不同,因而取得了人心。

尊贤礼士的一面,就是知人之明。用人有所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其实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很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处而避其短处,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的表现,非明君不能为啊。在这方面,就连诸葛亮也未必可以与之相比。

二、枭雄

作为“枭雄”,《三国演义》中的叙述也是不少。刘备出身在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很清寒,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孙权那样继承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靠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的时候开创自己的江山,没有几分骁勇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也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评论。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和刘备联合抗曹,称刘备为“天下枭雄”。这种骁勇之气,主要表现有四方面:一是冒险精神。刘备刚登上政治舞台时,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和风险。早年兵少,又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也是必然的;赤壁之战的时候,面对生死存亡的机会,他白天打仗，晚上睡觉也不脱战袍，定要破魏,也不奇怪了。到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的战役,他已经59岁了,手下也已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的时候,仍然亲当矢石,奋勇向前冲,便可见他的冒险精神,至老犹在啊。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投奔他的吕布趁他和袁术相攻之时候,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能向吕布求和,屯驻在小沛,可以说是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杀后,他跟随曹操到许都,可以说是暂栖虎穴。以上这些,都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群雄中,刘备屡遭失败和挫折,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是他从来不灰心丧气。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次都能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的发展和壮大起来了,成为鼎立三分中的一方。四是霸道。最典型的就是杀张裕之事。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是很多,但足以让人看到,现在的刘备毕竟只是在小说中的形象，逃脱不了历史人物中的那种草莽之气。

历史上,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君主,差不多都有几分骁勇之气。自汉高祖到唐太宗,从宋太祖到明太祖,都可以称为枭雄。但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的,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面。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身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淡化,或者不写,或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便是“鞭打督邮” 。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适时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他,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刘备一气之下,便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解下了自己的印绶,把它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性格刚毅，带有强烈的草莽气息,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意忍气吞声了。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转移到了张飞头上,这样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5]

三、似伪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历史上刘备的那种奸雄似的伪善的。

(一)目的和手段、功利追求和道德向往的矛盾

刘备难以避免“似伪”的嫌疑。作为一代豪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刘备要想复兴汉室,统一全国,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能像陶谦一样以礼相让,就只能从他人之手夺取了。既然要夺取,权谋是少不了的了。以取益州为例。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这关系到刘备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也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

事情已经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但是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夺,那对刘备将是很大的不利。所以刘备就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仁厚的同宗兄弟的时候,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刘备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做到爱民,可以做到敬贤,却不可能做到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有点太偏激了。

(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有过头失真的地方。

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到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就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和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相一致的[6]。作品紧接着久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作者一心想要美化刘备,但是夸張过头了,反而造成了“似伪”的嫌疑。

(三) 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所不同

《演义》第42回写赵云把冒死救回来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很多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这似乎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加重要。《三国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延伸吧。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所不同,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也不同,对此不宜作太多的解释。

(四) 临终托孤

对于刘备临终托孤给诸葛亮的举动,《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很是动情。如果把这也视为“诈伪”,不仅没有贬低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长期以来,对于刘备的人物形象,研究者也不少。但是，这类研究大都只是单单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的人物形象，很少有人把刘备这个人物形象从历史跟小说联系起来分析。长期以来,由于三国历史的独特魅力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内涵,三国人物一向是封建文人以及政治家所关注的对象。他们依据自己的喜好和政治的需要对三国人物加以大量的重塑和修改,导致了那些原本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褒有贬的三国人物丧失了应有的本色,使其逐渐偏离了历史的真实轨道。要了解刘备人物形象到底如何，《三国演义》分析得很透彻，其人物形象的演变也会更加清晰，一个历史上的奸雄，小说中的明君枭雄。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众多的文人雅士对刘备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过多方位，多角度的论述和分析。

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不要片面的把小说的内容当做历史事件来看，也不能片面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评定人物，这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学习都没有好处。刘备是一个历史人物，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在小说中，都带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和乐趣[7]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它有很多地方和历史一样，但是它也有很多地方和历史相差很多，因此我们在欣赏《三国演义》的时侯，不要再把小说当成真正的历史来看了，要分清历史和小说的差别，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本来的面目，而不能把他们和小说中的人物混为一谈。

结语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政治思想、人格精神、智术权谋三个层面来刻画刘备这个人物形象，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但作者并没有把刘备写成一个“完人”，他的性格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譬如趋小义而坏大事，少武略且逊智。集中表现在关羽被杀、张飞被害之后，为了替他们报仇雪恨，他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亲帅大军讨伐东吴，而自己并不精通武术，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惨败，几近全军覆没，戎马一生的他只落得“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凉结局。但是从侧面也烘托出小说作者在对刘备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相当精彩的。

当然，《三国演义》塑造刘备形象的艺术手法也并非没有瑕疵，鲁迅先生当年评论《三国演义》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可谓一语中的。作品中“猎户杀妻”、“刘备掷阿斗[8]”等情节完全违情悖理，明显带有为拔高人物形象而刻意夸张的痕迹，不免失之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使作品的客观效果和主观愿望反面而拉大了距离。

4.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篇四

【摘 要】 《水浒传》复杂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该书丰富的文化内涵，大体而言，儒文化和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基于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于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个体的心理结构呈现为一种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这是《水浒传》中儒、侠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关键词】儒文化侠文化理性血性心理结构水浒传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张国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宋江仅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内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众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宋史》等史料里记载宋江“转掠十

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显地对封建政体造成了破坏性冲击，虽然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为招安而与官军对敌，削弱了阶级对立斗争色彩，增强了政治忠奸斗争意味，但是黄人在《小说小话》里还是别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蓝本是《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2］。陈洪《金圣叹传论》中还具体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来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而来的侠义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价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侠文化心态，其表现形态有：

二、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四宋江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宋江心理结构中儒、侠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交织成宋江既反抗又妥协的性格基础。佚名的《读〈水浒传〉书后》有评论说：“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质，而一方则有盗贼性质者也。”［2］在宋江身上，儒、侠文化几乎呈现平行作用的格局，所以宋江形象最为复杂。

除宋江外，其他人物形象中也多有身具两种文化形态者，典型的如林冲。以前的人物论多认为林冲的遭际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过程，林冲性格是由软弱到反抗的典型，他体现了《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发展变化的特点。其实林冲起先的一忍再忍，就是不想打破既有的体制内生活，他对体制秩序的归附心态是比较强固的，后来上梁山后也同样忍受王伦之气，屈居人下而能随遇而安。但林冲毕竟不是武大郎，他是有胆略有血性的英雄，所以当他所欲依附的秩序再不能给他稳定的生活时，他必然要奋起血性反抗，于是先是怒杀陆谦、富安，后是火并王伦。从林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从儒文化心态向侠文化心态的变化。



《水浒传》的作者写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格是两重的、分裂的，这种描写将人物写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这种描写没有生活基础，没有现实根据。其实正如阿尔伯特•艾柯所说：你在哪里发现了两项对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识形态，当你将这个世界表达成非此即彼时，证明你陷在一个意识形态里。儒文化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注的是

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当然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时候要求牺牲，要求超越个体而获得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稳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侠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个性文化的色彩，重视个人性恩与仇的对等回报，它是颇具感性、血性特点的。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图维持一种公正的秩序，其实那公正的标准都还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对秩序的危害。对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喷涌的冲动，也具有道德理性升华的需要，所以个体的心理结构必然是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冲亦是如此。李逵似乎比较单纯些，很少见其有理性束缚的时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离现实更远些。应该说，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复杂性，而人物形象的复杂又使得小说情节曲折，主题难解。儒、侠文化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两根思想主干，它们都鲜活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态之中。

【参考文献】

5.论 金粉世家 冷清秋的人物形象 篇五

《金粉世家》是张恨水先生小说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冷清秋是作品鼎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女性，她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形象，她有自主的现代意识并符合现代的审美意蕴，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冷清秋人如其名，端庄娴静、知书达理，同时也如秋月般皓洁冰冷，这样一个出生于没落书香世家的清贫女子，看中了一个富家公子金燕西，嫁入豪门，从此开始了她坎坷的一生。冷清秋这个角色不同于传统的悲剧人物形象，她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婚姻的理想，又有传统女性渴望嫁入豪门的庸俗愿望。既有自觉的反抗意识，又有梦醒后的无路可走的迷惘与无奈。冷清秋的命运不仅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豪门之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奥秘，而且也传达出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和人生的酸楚与无奈。

一、冷清秋是现代知识女性的典范

冷清秋可以说是20世纪初现代知识女性的代表人物。也许以当代人的眼光看来，冷清秋的人物形象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的描写还不够深刻，她和金燕西的爱情经历也是通俗小说常见的一见钟情的模式，但是小说的重点脱离了在经历磨难上挖掘它的悲剧意蕴，而是把重点放在大团圆后如何能够通过内在感情的冲突显现人生的无常上。在冷清秋身上，凝聚了传统女子的诸多美德，有人把《金粉世家》比作民国的《红楼梦》，同时把冷清秋比作薛宝钗，又把冷清秋与林黛玉相比。作为一个传统女子，冷清秋具有与林黛玉一样的聪慧，喜静，好读书，多愁善感，忍辱落泪;同时冷清秋又具有薛宝钗的宽厚、大度和较强的处事能力。事实上，冷清秋不仅融合了二者的性格特征，而且在发展程度上高于二者。林黛玉身心病弱，偏激狭隘，不为世人所容;薛宝钗假仁假义，克己复礼，不被后人认可。而冷清秋完美的传统女子形象，不仅受重于当世，也令后人赞扬不已:她是传统女子的楷模。作为 知 识 女性的代表，“才气”在冷清秋身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不再是吟花诵月的附庸风雅，也不是无病呻吟的雕文酌句，而是用知识来武装头脑，用知识来认识社会，认识家庭、婚姻、道德。

在评价冷清秋的时候，有人曾说她具有林黛玉的才情。的确，冷清秋确实才气逼人。这种现代美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外在的物质表现上，而且还体现在颇具现代意识的婚姻上。《金粉世家》以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金铨一家的兴盛衰败史为经，以平民女子冷清秋和金家七少爷金燕西的爱情故事为纬，通过家庭折射社会，又通过社会反映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见钟情，而且光明正大地自由恋爱。虽然是重才，但不是满口词章的充满酸腐气的大家闺秀，而是具有“新知识”和实实在在治家本领的现代女性。冷清秋的才艺、诗情、操守，既有东方式的传统风范，又具有现代女性的气质。在与金燕西的交往中，始终不卑不亢，没有取悦与献媚，追求一种自然而率真的感情。正是他身上散发出的超然与洒脱，战胜了身份和地位都远在她之上的富家小姐，征服了金府。冷清秋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冷清秋看来，自己敢上嫁总理之子，并不是因为容貌等外在条件。而金燕西喜欢她，主要是因为他的朴实温和顺从。同时冷清秋也承认，自己是个文学有功底，常识又丰富的女子，受着物质和虚荣的诱惑，就把持不住嫁给燕西了。联系到这一点，冷清秋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只要燕西肯花钱，女子们总是愿意屈服在金钱势力之下，不受他引诱的，恐怕很少。”

在《金粉世家》中，金燕西对冷清秋的爱情已超越了门第之见。燕西在向清秋的表白中，信誓旦旦：“婚姻问题是我们的事，与他们什么相干？只要你爱我，我爱你，这婚约就算成立了。”并声称：“在我们的爱情上，根本没有什么贫富而言。”连豪门的女主人金太太也申明：“我就不主张儿女的婚姻，要论什么门第，只要孩子好，哪怕她家里穷得没饭吃呢，那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娶人家孩子，不是娶人家门第。”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在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等级制度的大家庭，婚姻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已如此普遍，那么出身和地位都差异很大的主人公几乎没有周折就结婚也很正常了。如果说他们符合现代婚姻理念，那么他们的离异更多了一份对婚姻实质的理解。他们讲求爱情的实质而不在乎爱情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了现代意识。在冷清秋的爱情观中，相爱的人有更多的人格独立和理性思索，爱情的基础并不是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而是基于情感上的心心相印，蕴涵着平民世界的浓浓真情，爱情的背叛也并没有导致主人公的自杀或者自暴自弃，爱情并非生命的全部。这种对婚姻爱情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无疑具有现代精神。

二、冷清秋是具有悲剧性色彩的女性

冷清秋作为独生女生活在偏僻落花胡同中冷宅，她所具有的悲剧命运在她的婚前就已经或多或少的有所体现，如单亲的家庭环境，在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儒学、佛学思想的双重影响等等，只是从冷清秋结婚的那一刻她的悲剧命运更加突显罢了。金燕西毫无节制的腐朽生活又一次次的使得冷清秋倍感失落。于是冷清秋开始外出教书，却被金家认为败坏了家族的声誉。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无法容忍清秋的反叛，也无法理解清秋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瞎折腾。吵架成为金燕西与清秋之间的唯一交流，她选择了闭门礼佛，想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自由。一场大火烧毁了阁楼，冷清秋携子出走了，诀别了对金燕西的眷恋。

悲剧的“残缺不全”，突破了传统的中和之美。冷清秋是美的，它的美体现在她的容貌上，虽不闭月羞花，但也清新脱俗，不同凡响；冷清秋，人如其名，清丽秀雅、端庄娴静、知书达理，同时也如秋月般皓洁冰冷。她的美体现在行动上，端庄秀丽，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她的美体现在灵魂上，对一切的世俗凡事得包容与理解，对所有的人的关爱和体恤。对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的成功处理，是冷清秋作为优秀传统女子形象的一个亮点。在金家大院，诸房为了争夺家产，钩心斗角，尔虞我诈，闹得不可收拾。而冷清秋总能泰然处之。她颇受婆婆的青睐，和燕西闹别扭时，婆婆总站在她这一边替她说话;同时她也倍受燕西姐姐的喜欢，又很受燕西嫂子的尊重。她身上似乎只有传统女子的美德，而无传统女子的恶习。除了燕西三嫂这个天然之敌外，冷清秋能很好地见容于金家。因此她赢得了金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的信赖，这一点与《红楼梦》的薛宝钗相比，冷清秋的协调能力似乎又在薛宝钗之上。薛宝钗靠小恩小惠，而冷清秋靠的是个人魅力，是传统女子的思想人格魅力。

用张恨水先生的话说，她是“才纳古今”，就连金凤举也称赞她，“真是看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女子，有这样好的文字，前途实在未可限量。”因为才气，金燕西的四姐道之、五姐敏之、六姐润之才力促冷清秋和金燕西二人的婚姻；也因为才气，金燕西的父亲才认可了冷清秋和金燕西二人的结合。然而这种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冷清秋日后的宿命。凭借才气，冷清秋获得了金府上下大大小小的认可，于是，她与金燕西夫妻间正常的争吵，也就由于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最后的反目成仇、形同陌路，这就大大增加了冷清秋的悲剧意味。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女子无才便是福，尤其在当时的年代。大抵有才气的女子，都自有一份傲骨，自有一份思想和见地，也便很难唯喏于公婆丈夫之间，做个顺民。尽管冷清秋是勇敢的，但她的思想存在着局限性。冷清秋接受了正规的新式教育，具备一定的新思想，但她也受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不愿抛头露面，怕被金家人发现。所以要清秋做女强人或再嫁，这并不符合她的个性。而且清秋也没有出过洋，更没有受过革命教育。若要清秋凭借自身优势和才华，积极投身社会生活，做秋瑾般的勇者，彻底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而实现自我的彻底解放，她还没有如此高的觉悟。冷清秋在出走之后并没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沦落到卖字画的地步，不得不让人喟叹。在儒家思想与佛学思想二者思想的冲突中，冷清秋的婚姻走向了悲剧的终结

冷清秋对爱情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黑暗现实的不妥协，正是年轻一代的价值和美的体现。因此，无论从外表还是灵魂上他都符合传统美德。然而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子却在有了婚姻的同时失去了爱情。这其中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她自身的性格因素。冷清秋原本有知识、有独立生活所具备的一切条件，但她为什么要选择与自己门不当户不对的金家七少爷呢？我想还是有些许的虚荣心在作祟，她没有完全明白爱情为何物，不完全了解金燕西的为人就与其结婚。以为爱情可以维系实实在在的婚姻。而事实并非如此。穷人和富人的手永远无法握在一起的，作为作者所推崇的道德美的冷清秋，她所遭受的不公在赢得了读者的同情的同时，也遭受了读者的质疑，冷清秋的悲剧不仅是命运的悲剧，更是性格的悲剧。虽然宽容和矜持的性格特点，是冷清秋形象的主要元素。用敏之的话说，冷清秋是个贤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埋怨别人。当然受传统道德影响，冷清秋的思想性格中也有不少负面因素。遇事消极便是其一。冷清秋遭遇始乱终弃的情感打击，当婚姻出现裂痕时，冷清秋不是积极挽救，而是消极地对抗，自己把自己囚禁到与世隔绝的小圈子里，直到最后，金燕西还是爱她的，假如他们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相互理解，少一点不必要的猜疑，也不会导致最终的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冷清秋和金燕西的爱情悲剧不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渗透着作家的人生理想。

三、冷清秋具有对封建思想的反抗意识

张恨水别具匠心安排的冷清秋走进金府，去见证金府内部一切的腐败衰落。冷清秋进金府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进贾府一样，而与林黛玉不同的是冷清秋实现了自己的爱情，但最终没有将爱情进行到底，而是以一个避世者的姿态离开了金府。作为一位玉雪聪慧、清新可人、端庄娴静、知书达理的才女，冷清秋的清高注定了她不会屈从于所谓的上流社会。新式的思维和卓越的才华使她有着区别于传统女性的现代意识，当然，也招来了别人的不满与排挤。一位中西合璧的近代知识女性，必然会被有着浓郁封建色彩的家庭所不容，于是悲剧上演了。在男权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只能处在被扭曲、被压抑、被异化的“他者”地位，概莫能外。冷清秋身上所散发的现代气息促使她试图反抗，试图改变，而残酷的现实却给了她重重的一击。一个被黑暗笼罩着的社会，堕落的豪门家族虽已风雨飘摇，但也不是如同蚂蚁般弱小的冷清秋所能左右的，因为那种落后的观念毕竟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冷清秋的反抗终究只能是以卵击石，落得个粉身碎骨的结局。冷清秋还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婚后，金燕西常与冷清秋争吵，在金燕西看来，冷清秋到了金家，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们的，就应该一切顺从他，而且还常用难听的语言来刺击冷清秋。冷清秋没有因此妥协，而是把戒指扔还，并指着燕西说道:“你就这样量定我了么，我今天就恢复原来的面目，不用你金家一点东西，这是你的戒指，你拿去”。《金粉世家》中的金家虽是一个旧式大家庭，但它注入了一丝民主的空气，婚姻上让儿女自由，对待脾女也给些民主，而主人公冷清秋身上更体现了不同于旧式妇女的新思想。

6.古诗中人物形象 篇六

1、忧国忧民、心系社稷的形象 如杜甫《春望》中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描写一片萧条的景象，而诗人感时落泪，展现了其忧国忧民、心怀社稷的形象。

2、历经磨难、坚持追求的形象 如屈原《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再现了一位不愿同流合污，不低头，不屈服，执著地追求真理的形象。

3、胸怀宽广、豪放洒脱的形象 如苏轼《定**》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让我们看到了词人在风雨中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吟啸徐行豪放洒脱的形象。

4、转战沙场、舍身保国的形象 如王昌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我们仿佛看到一位亘古如新、千载不变的雄伟战士，战争的艰辛与磨难不能改变他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

5、寂寞愁苦、身世飘零的形象 如李清照《声声慢》中，我们看到一个无忧无虑的贵妇人一变而为流落无依、形影相吊、漂泊江南的形象。国恨家愁，像铅一样压在她的心头，在她身上融合了亡国之痛、孀居之悲。沦落之苦。

6、孤傲高洁、坚持操守的形象 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淡于富贵、傲视权贵的思想，也反映了他傲岸不羁、豪放自负的性格。

7、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的隐者形象 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的是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的喜爱;如王维。《山居秋暝》通过对晚秋时节空山新雨景象的描写，表达了对山水风光的喜爱。

8、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形象 如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大志落空，奋斗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年华不再，衰鬓先斑!一位悲怆、郁愤的不遇之士形象栩栩如生。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写前不见圣贤之君，后不见贤明之主，想起天地茫茫悠悠无限，不觉悲伤的流下眼泪。塑造了一个空怀报国为民之心却不得施展的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形象。

9、慷慨愤世、矢志报国的形象 陆游和辛弃疾的许多诗歌都反映出他们忠心报国，而不被重用的情感，形象鲜明。如《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破阵子》。

10、送别友人、思念故乡的形象 如李白的《赠汪伦》、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1、反对征伐、同情疾苦的形象 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则是体察人民痛苦，反对战争的情感。

12、重情重义、儿女情长的形象 如杜牧《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将有情人别离时独特的表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诗中两位依依惜别的多情人形象缠绵深挚，别有一番风神韵致。

7.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篇七

关键词：唐宋爱情诗词,同心结,人物形象,塑造功能

所谓同心结, 就是用锦带打成的连环回文样式的结子。作为爱情信物之一, 同心结是男女相爱的一种象征。大部分同心结都是由彩色锦带编织而成的, 也有用植物类材料编织成的同心结。例如, “千条金缕万条丝, 如今绾作同心结”、“闲将柳带, 试结同心”等诗句中的同心结就是以柳条编织的。“结”的起源, 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 而“同心”意义的初步形成是在两汉时期。到了西晋, 傅玄的《青青河边草》出现了“梦君结同心, 比翼游北林”的诗句, 这是“同心结”三个字在诗词中的第一次完整显现。在这之后, 同心结作为一种爱情信物, 开始活跃在诗词中。唐宋时期, “同心结”作为爱情信物被频繁写入诗词。

一、唐宋爱情诗词中同心结意象繁盛的原因

“同心结”意象在唐宋爱情诗词中大量出现, 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

1. 政治的原因

安史之乱后, 晚唐社会动乱加剧, 宋王朝也时有战事, 使得爱情受到冲击, 文人纷纷转向从爱情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心理平衡, 男女双方都渴求同心美好的爱情, 同心结正好能承载这样一份深情。

2. 经济的原因

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宋代结饰开始商业化, 产生了专门出售结饰的店铺, 结饰被广泛运用在家居装饰和服装等方面, 使得同心结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其使用群体开始扩大。因此, 文人爱情诗词意象更容易选择同心结。

3. 思想文化的原因

中国诗词领域注重表现含蓄朦胧之美, 而“同心结”正是表达含蓄爱情的良好载体。唐宋时期“结艺”的发展达到鼎盛。同心结文化既然兴于唐宋, 诗词等文学作品对“结”的表达必然十分突出。此外, 大团圆的民族心理在唐宋时期表现得非常强烈。“同心结”具有“圆满”的意蕴, 所以以“同心结”作为爱情信物出现在唐宋爱情诗词中, 是得到当时社会认可的。

二、同心结在唐宋爱情诗词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功能

“同心结”意象从生成到发展, 体现了意义和功能不断完善的态势。考察唐宋时期的同心结,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即同心结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功能在爱情诗词中得到了全面展现, 主要体现在对诗人自身形象、对诗中抒情主人公形象、对作品中情感抒发对象的塑造。对此, 我们作了如下分类:

1. 同心同意、情意绵绵的夫妻形象

“同心结”的内蕴是“恩爱情深, 永结同心”, 然而诗词中同心结塑造同心同意、情意绵绵的有情夫妻形象却不多, 孟郊的《结爱》是代表之作:

心心复心心, 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 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 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 不知结心肠。坐结亦行结, 结尽百年月。

全诗用九个“结”字, 写尽女子为即将远行的丈夫编同心结时的情深与难舍。女子亲手编织的同心结包含夫妻两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决心, 更有彼此缠绵悱恻的情怀。一对有情夫妻形象通过“同心结”勾勒出来, 这样的形象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爱情在用衣襟结同心的过程中超越了年龄乃至性别, 只有女子守志不渝的坚定与男子早日归来的期盼。这样的形象似乎将爱情升华, 也将同心结所传达的意蕴深化。古代女性借同心结倾诉相思与别情的作品还有唐代长孙佐辅的《答边信》、韦庄的《清平乐》等, 这些爱情诗皆是借助同心结塑造同心同意、情意绵绵的夫妻形象。

2. 人鬼殊途仍同心的悼亡形象

悼亡形象是唐宋爱情诗词中塑造的一类较特殊的形象, 它往往与诗人自身经历密不可分, 甚至就是诗人自身形象的隐喻。比如李商隐《李夫人三首》的第一首:

一带不结心, 两股方安髻。惭愧白茅人, 月没教星替。

这首诗从表面看, 是说一条带子不能打出好的同心结, 实则诗人意在表达妻子不在, 自己一个人无法结成美好的同心结。可见此时虽已人鬼殊途, 但诗人仍情深难忘, 不能一起打同心结成了诗人最大的遗憾。在这里, “同心结”衬托出一个苦苦悼念亡妻的诗人形象。

3. 同心未结、矢志不渝的男女形象

古时爱情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因而许多自由相爱的男女之间的情缘总是遭到破坏、受到阻拦。许多诗歌往往就通过“同心结”的意象表达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对真情的矢志不渝。张先的《千秋岁》表达的就是用“千千结”以示情感矢志不渝的男女形象。林逋的《相思令》更典型:

吴山青, 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 争忍有离情。君泪盈, 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边潮已平。

这首词上阕表乡思, 下阕寄相思。罗带打成结, 象征定情, 而这里“罗带同心结未成”, 就意味着未能定情。林逋一生“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 大约是因为当时与意中人同心结未成, 所以此诗应是林逋的自况。由此, 我们可以理解“同心结未成”所塑造的男女形象。

4. 渴望永结同心的思妇形象

唐宋时期因征战迫使夫妻婚后别离的情况屡见不鲜, 由此涌现出一大群思妇, 她们对着同心结, 怅然若失, 深深思念远方的丈夫。李白的《捣衣篇》就塑造了这样鲜明的思妇形象:

闺里佳人年十馀, 颦蛾对影恨离居。忽逢江上春归燕, 衔得云中尺素书。玉手开缄长叹息, 狂夫犹戍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 愿为双燕泛中洲。君边云拥青丝骑, 妾处苔生红粉楼。楼上春风日将歇, 谁能揽镜看愁发。晓吹员管随落花, 夜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长, 真珠帘箔掩兰堂。横垂宝幄同心结, 半拂琼筵苏合香。琼筵宝幄连枝锦, 灯烛荧荧照孤寝。有便凭将金剪刀, 为君留下相思枕。摘尽庭兰不见君, 红巾拭泪生氤氲。明年若更征边塞, 愿作阳台一段云。

这里的同心结是床帐上的吊饰, 是当初夫妻两人一起挂上去的, 饱含夫妻间浓浓的恩爱。而现在, 丈夫远在边塞, 妻子独自对着同心结, 在把极度的相思寄予边塞的夫君的同时, 同心结也映衬了女主人公深深的沉痛感。足不出户的女子, 一方面思念着远方的丈夫, 惦念其安危和归期, 另一方面又担心丈夫变心或阵亡。因此, 同心结在这里塑造了一个无比厌战、极度思念丈夫的思妇形象。

5. 渴望同心的痴情才女、艺伎形象

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的薛涛, 在《春望词四首》中, 两次用到同心结这个意象:

揽草结同心, 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 春鸟复哀吟。

风花日将老, 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 空结同心草。

从“揽草结同心, 将以遗知音”的期许到“不结同心人, 空结同心草”的悲叹, 一个艺伎的相思和春天一同老去了, 诗人只是希冀能把爱安放在一个忠诚而又热忱的男子身上, 但一次次地付出却使“结同心”的梦幻破灭, 这份痴情竟然连春风都不知。在“同心结”理想的破灭中, 一个期盼真正爱情的痴情才女形象跃然纸上。此外, 同心结在卢纶的《古艳诗》、冯延巳的《虞美人》等作品中还对沦落风尘却渴望真情的艺伎作了完整的塑造。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同心结”作为爱情信物、一种意象, 在唐宋爱情诗词中塑造出了丰富、典型的各类人物形象, 并赋予了人物诗意的文学表达, 展现出了“同心结”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强大功能。当然, 除了以上的人物形象外, “同心结”还塑造了诸如征夫、贞女等人物形象。此外, 同心结具有的人物形象塑造功能在明传奇、清代小说及后世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此, 在鉴赏唐宋爱情诗词或品析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同心结”这一意象, 体悟其所蕴涵的独特人文意蕴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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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200-230.

8.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篇八

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获得了空前地解放，使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充斥着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电影以二元对立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刻画智慧团结的抗日军民和凶狠残暴的日本敌人，利用镜头的俯仰来塑造人物形象。人物之间的关系壁垒分明——非友即敌，人物形象具有脸谱化和概念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作品，成为后来此类作品模仿和超越的对象。

新世纪以来，由于人们的眼界进一步开阔，能够用更新的眼光和更平和的心态去审视抗日战争，这带来了抗战题材影片的新发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战争的双方——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平民，和日本人都出现了新的特征，他们开始丰满起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是经典影视观照中所没有的。本文主要论述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电影在国民党、平民和日本人等人物的塑造上出现的新特点。

一、国民党：抗战硝烟中的忠魂

对于国民党人形象的塑造，一直是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必须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在电影方面表现为竭力抹杀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所以从建国初到文革结束的银幕上只有共产党在敌后抗击日军的场景，没有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血战疆场的画面。因此，在经典战争影片中的国民党人被塑造成思想上顽固不化、在阵前不堪一击，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形象。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和“一国两制”的提出，使台海关系出现了缓和的状况。新世纪以来，台海联系越加频繁，彼此了解加深，政治环境愈显宽松。近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史学上极大地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对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由此导致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电影出现了一批表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影片，刻画了一系列国民党人的形象——上至高级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影片努力淡化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图表现和还原历史真实。影片一改十七年电影对国民党军人的塑造，虽然在他们身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不完美中更突显了他们热血报国奋勇杀敌的精神和行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有志男儿，精忠报国；血性汉子，驰骋疆场，这在国民党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他们是抗战烽火中走出的民族英雄，是硝烟中出现的国家忠魂。“在战争影片的叙述范式中，个体生命的彼此对抗与较量，所隐喻象征的往往是某一团体、民族和国家的彼此对抗与较量”。[1]国民党人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国民党政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态度的最佳诠释。

《太行山上》与经典抗战片比较，它的重大突破就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将领形象：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郝梦龄。“将有必死之心，士无偷生之意”，他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激昂的音乐声中步伐坚定地走向硝烟弥漫、战火燃烧和横尸遍野的战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身边的士兵一个个战死沙场，他也毫无退缩之意，最终战死疆场。“占领太行山，就是斩断了中国的脊梁”，虽然这场保卫太行的抗战失败了，但中华民族的脊梁未断，它就是那些像郝梦龄一样的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儿女；还有主张积极抗日的国民党内民主派卫立煌、抵御外侮同时不忘反共的顽固派朱怀冰和在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影片勾勒出了在民族告急、国家危急的关头国民党政治集团的浮世绘。

相较于《太行山上》刻画国民党内对待抗日不同态度的高级军官，《铁血》则反映了国民党从高级将帅到普通士兵在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上的表现，“气薄云天，血染厚土”，“青山埋忠骨”。影片着重刻画了国民党的一个普通士官——董监官的形象。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专业上军事技术过硬，在战场上作战英勇；对待部下，积极督促，为救助部下而战死沙场，但又有严重的军阀思想，用苛刻的方式要求战士附和服从自己；对待烟花女子桂花，侮辱调戏，但又有真情。影片在表现他具有军人的刚强之气的同时，不忘刻画他内心感情世界。有情有义，刚柔并济，智勇双全，虽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形象。

二、平民：无端卷入战争的冤魂

平民是战争中最无辜的人，没有称霸四方的雄心壮志，只想有一方安身立命之所，苟活于乱世，他们不愿却又不得不卷入战争。“在战争片中，整个社会（通过代表性的缩图来表明的）被迫服役，来抵抗武装侵略和残酷暴行。”[2]所以，在十七年电影中总是会有舍身为国宁死不屈的共产党抗日战士，再者就是团结一致拥护抗战的群众，他们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和热情。影片中“民”和“兵”是同位一体水乳交融，群众都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自觉并完全认同共产党即国家的任何抗日行动，即使有自己的声音也会在党的教育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任何个人都只是群众这个群体的代表而已，在不同的影片中起到相同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电影再次发现了“平民”，试图把以前电影中出现的平民英雄还原成平凡而又真实生动的“人”，揭秘普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心路历程，描写平民在生死一线之间爆发出来的人之本性。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不幸，但生活还在继续，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仍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着，他们的身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出出悲喜剧，不同以往的是多了战争的加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往往在特殊情境中才能表现出真实的本性，战争这一特殊的事件更是人性的炼狱，生死存亡之间更暴露出人性的光辉或丑陋。

经典抗战片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描写战争和其中的人和事，但《鬼子来了》试图从民间立场上剖析在抗战中的人性、人情，旨在发现战争中真正的“人”。战争年代，挂甲台的人们并没有对侵略者产生刻骨的仇恨，却和日本人相处融洽，安安分分地当着“亡国奴”、“顺民”。日本人的进驻除了带来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外，毫不影响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马大三和他的村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由生存本能出发，无关乎国家和民族。作为抗日力量代表的“我”的出现，把马大三强行拉入到战争的纷争中去，把社会使命强加到自然生命中去。导演同样以超然的姿态刻画日本人，如同对马大三既不过分拔高也不极力贬低，剥去矫饰的光环的态度一样，以一个自然生命个体“人”而存在。被俘的花屋小三郎并不是一个不惧死亡的武士，他并没有在被俘后自裁了断，而是为挽救自己的生命绞尽脑汁，褪下那身军装，他就是另一个马大三，一个普通的农民。马大三和花屋小三郎，他们都是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强行拉进到战争中去的普通人。在花屋小三郎向马大三行刑时，马大三失去了生命，却看到了世界的本质，鲜血染红的世界鲜艳夺目却又倾斜失衡；花屋小三郎苏醒的人性也彻底消亡，成为行尸走肉虽生犹死，两个国家的“人”都在同一刻“消失”，成为战争中的冤魂。

不同于《鬼子来了》致力于电影在艺术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颠覆，管虎的抗战喜剧《斗牛》偏重于商业价值的获取。同马大三相似，牛二也是在不愿而又被逼的情况下接受照顾“八路牛”的任务，不同的是对于牛二的逼迫中又包含了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使得这项任务更像是一场交易。牛二并没有因为牛是八路军的而像村民那样对其顶礼膜拜，而是从牛的身上“捞些油水”。牛二是自私的，在危急关头想弃牛而逃；他是懦弱的，全村人惨遭杀戮他选择逃跑而不是报仇；牛二是善良的，救助饥民和伤重的日本兵；他是勇敢的，在枪火纷飞的战场奋力救下奶牛。牛二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战争年代他没有所谓的政治信仰，他行事准则是自身的利益和情感。但在影片的最后，他发现自己几经生死努力救下的奶牛却被抛弃了，曾经具有伟大意义的任务成为一种荒诞，在寂寞中，只有牛陪他走完孤独的一生。

三、日本人：人性与兽性撕扯下的灵魂

日本既是战争的发动者——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嗜血如狂，凶狠残暴；同时又是战争的失败者——形象丑陋，愚不可及，不堪一击。这两个身份给予创作者无限的创作空间，十七年电影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电影的制作，又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进行加工，导致了电影中日本人的形象失真。日本人的形象只是为了衬托中国抗日军民的大智大勇而生，并没有对其本身的个性进行观照。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对十七年电影中出现的片面化、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日本人形象进行了改造，日本人不仅仅是杀人机器、战争狂和野心家的代名词，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有喜有乐，有爱有愁，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创作者运用摄像机去审视日本人身上的人性，包括人性的劣根性、弱点和光彩，试图突破前人的桎梏。在镜头中表现他们在军国主义思想与人之本性之间的苦苦挣扎，审视他们矛盾痛苦的灵魂。其中代表作品有《葵花劫》和《南京！南京！》。

《葵花劫》中的菊地浩太郎，出身高门大户，为国征程奥运，为“圣战”血战疆场，是国家的骄傲、民族的英雄。他失去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资本，就被他所效忠的天皇和所奉献的国家抛弃了，被他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所遗忘。在小站里，由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敌对，人们对他这个陌生的闯入者的态度是冷漠、反抗和畏惧。他被排斥在人群之外，心灵承受着孤单寂寞的啃食。唯一的安慰就是那如同妹妹的化身的向日葵，但也被无情地折断；他渴望回到家乡，但唯一的亲人缠绵于病榻可能将不久于人世。战争让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健康的体魄和昔日的荣耀，被抛弃在人们遗忘的角落。恰是他的征讨对象、敌对者尚有些许温情和关心付之于他。他的生活信仰和生命支柱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灵魂在困惑迷茫痛苦中徘徊，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在重返战场的前夜，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释放了挣扎的灵魂。

《南京！南京》以日本人角川的视角观照和记录日本人进入南京后的所作所为。角川曾经在教会学校里学习，教会教导要用仁慈和博爱去对待世人。他在战争中恐慌害怕，可以对慰安妇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真挚的感情，向被自己误杀的女孩们跪地谢罪。战争的鼓吹者宣称为了缔造繁荣、推进文明而来，但结果出现的却是满目疮痍的古城，无辜惨死的平民，惨遭蹂躏的女子，获得的是中国军人的顽强反抗，人们眼中的强烈恨意。没有和平和昌盛，只有杀戮和毁灭。信仰、良心和忠君、爱国在他的内心进行残酷的搏斗。哈姆雷特曾追问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角川的回答是在战争年代，生存比死亡更艰难，所以他选择用死亡来结束灵魂战场上的厮杀，逃避残酷的现实。

战争是人类竞争中最血腥残酷的表现，“在战争中整个民族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的活动”。[3]在抗战题材电影中观照中日两个国家的命运，从中透视战争中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命运和选择。

如同新历史主义所说：历史是一种叙述。十七年时期的抗战题材电影是在战争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的狂热中，用积极乐观和夸张的语言对抗战历史的“叙述”。影片只要求突出战争的残酷、取得胜利的艰苦和积极团结的军民、凶狠狡诈的敌人，所以在人物塑造上难免出现概念化和片面化的弊病。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外战争影片的拍摄观念和自身要求突破以求发展等原因，电影界运用新的叙事手法去“叙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把人作为焦点，把战争变成表现人物的背景，凸显“人性”淡化“战争”， 正视国民党人在抗战中的贡献，表现平民试图在战争中苟活却不得不卷入不可知的命运，审视日本人在战争与人性之间拉锯的痛苦挣扎的灵魂。

[1]范志忠：《世界电影思潮》，第5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第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