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技术的发展简史

炼钢技术的发展简史（共6篇）

1.炼钢技术的发展简史 篇一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警察”的称呼由来

“警察”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不是我国固有的。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而中国开始使用“警察”之名则始于清末。

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一书里，做过详细的考辨。他指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总理衙门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拟定了一份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外国访问考察的名单，要求他们撰写考察报告，俾作为改革的基础。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龙为始，他去了日本、美国、秘鲁和巴西等四国，计为时两年。傅云龙归来后写了许多考察记，在日本部分即有《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两册，书中将日本以汉字书写的“警察”带了回来。接着，中国第一代日本专家黄遵宪又在所著的《日本国志》里简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这个现代名词开始出现。

但中国正式的设置警察却比他们的著作晚了几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除军事占领外，为维持治安而设了有警察之实的“安民公所”。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而于此同时，则是袁世凯也在河北的保定设“巡警分局”，置巡警这种职称，警察制度正式登场，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团练及捕快。

因此，现代的警察之称源于日本.在语言的形成上，这称之为回归借词，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汉字中原有的词汇，但汉字的这种用法早已被人遗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从日本那里重新找回。在当代汉语中，这种“回归借词”举之不尽，通俗的“写真”、“人气”、“一级棒”，严肃的如“自由”、“进步”等均属之。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他就诛杀当时鲁国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非杀不可。(《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由此鲁国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比较起来，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算起来还是一位基层警察干部。

刘邦的生地是在丰邑，丰邑在沛县的西部，与泗水亭东西相隔百十里路。被任命为泗水亭长以后，他佩印着冠，披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两三下属丁卒使唤。在当亭长期间，他结识了大批朋友，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的一大财富。象萧何等在秦末随同刘邦起兵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官吏。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与现代警察部门最相似的部门是刑部。相当于现代的公安部吧。

与现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警察的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所共同行使。虽然作为警察行为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结构稳定的专门的警察机关。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不严格的，“神灵”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具有主导作用。皇帝、行政长官，甚至宗教组织直接处理罪案是常见的。私刑、私狱普遍存在。奴隶主、地主、宗教领导人、宗族头人有权使用私刑执行惩罚。大量违背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秩序的问题靠私刑解决。

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1840年6月，被鸦片战争炮声震醒了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为“良法美政”被从西方引进。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黄遵宪，字公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维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警察的首创者。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上靠典当发了家。1867年，黄遵宪考中秀才。1874年，怀着“一学蝇头世俗书”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同乡何如璋、邓承修等，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6月，黄遵宪赴湖北办理教案，投入了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维新活动。这年的9月，黄遵宪奉光绪皇帝命入京。在当时，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黄遵宪当时只是一个道员，按照清制，应该等吏部引见，但光绪皇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

光绪想通过变法削弱后党，寻找出路，因此，积极援引改良派人物。光绪问黄遵宪，西方政治为什么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西方国家强大，原因在于变法。黄遵宪还说，自己在伦敦时，听那里的学者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发达呢!光绪听了黄遵宪的话，先是惊讶，接着笑着点头。

黄遵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户部尚书翁同和又接见了他。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盐法道的职责是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清代的食盐只准官卖。同时，黄遵宪还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也就是财政和司法事务。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的考核。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黄遵宪向他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认为必须设立湖南保卫局。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

黄遵宪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开办起来。保卫局的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机构，人员素质上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那拉氏发动政变，使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其他四十多人，被统统革了职。湖南保卫局自然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被腰斩，10月31日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京城治安一片混乱，案件层出。八国联军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找一些中国人临时设立“安民公所”，镇压民众的反抗，防止动荡骚乱，保证社会秩序。待联军撤出后，“安民公所”自然不复存在。但清廷见其法不错，又查列强在沪、津、汉口等地租界均设“巡捕房”，置任印度人、越南人为巡捕，治安良好。于是开始在京城建立“善后协巡营”，后又改为“工巡总局”，直属皇帝，下设事务大臣一人专门负责，同时又下设工巡总监和副监各一人，辅助局务。总局内分为工程、巡捕二局，各设局长分管。每局之下，各有警巡、队长、巡长及巡捕若干人，负责管理警察事务和工程事务。所以，工巡总局实际上是管理市政、司法、警察的混合机构，只能算作中国警察最早之雏形，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警察机构。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巡警，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专门警察机构。

1901年八国联军之乱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朝庭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挑选了500名巡警，设了五个分局，分布在城厢内外。同时，责令赵秉钧在保定开办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习。保定巡警学堂也许是中国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袁世凯之所以创办警务，与筹备接收天津有很大关系。当时，帝国主义联军照会清政府，提出条件：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于是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军队为警察。他在北洋军各镇中精选了3000兵士，训练成为巡警，开进天津，这样就避开了“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驻扎中国军队”的嫌疑。

同年8月，在正式接收天津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八国联军将天津重新归还中国后，袁世凯把天津控制起来，设在保定的巡警学堂移到天津。袁世凯的3000名巡警中，1500名留在天津，称为“南段巡警局”，由赵秉钧担任总办。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关、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局”。同年冬，继保定巡警学堂，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了巡警学堂。次年8月，并归天津的保定巡警学堂与天津巡警学堂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

设南、北段巡警局后，袁世凯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巡警机构。紧接着，袁世凯又把天津的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了巡警网。袁世凯曾训练过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警察”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从这时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警察制度起源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巡警制度。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警察机关

由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成效显著”，清政府号召各地效仿。于是各地纷纷各自为政地办起了警政。清政府虽然主张各地建立警察制度，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计划和方案。所以，京师以及各地虽然积极尝试摸索，但警政建设长时间没能走入正轨。有识之士就倡议设立一个中央警察统管机构：“于京师特立警务部，于各省特立警署。”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罗瑞卿所在的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表示愿意跟随部队在前线打仗。周恩来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7月8日、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10月15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了统一全国公安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问题。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

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成立。

周恩来一直很关心公安工作。为统一警察名称，去除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坏观念，周恩来总理批示各种警察一律通称“人民警察”。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第三局发出“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自此，“人民警察”这一划时代的称谓载入了中国警察史册。他还要求交通民警纠章前必须先敬礼。执法为民：人民公安踏上新征程

建国初期，公安机关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反特防谍等一系列运动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吸食鸦片烟毒、妓馆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显示了人民公安机关除旧布新、正本清源的强大战斗力。在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中，公检法被砸乱，法制被破坏，一大批公安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受到冲击迫害。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公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为警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转移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的状况，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治安状况和犯罪活动的特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公安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与公安机关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并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成立国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间谍工作划归国家安全部；同年，原属公安机关的监狱、劳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门。1986年，由交通部门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移交公安机关，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统一由公安机关掌管。从1983年开始，各级公安机关对建国以来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公安机关的法制机构也得到了建设和加强。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公安机关开始实行警衔制。据统计，1979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1部公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规，公安部制定发布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00多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这是确立和完善我国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背景下，1996年2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同年下发的《“九五”公安工作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警”的方针。《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有关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快，公安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目前，一个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行政管理法规、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规为主要门类的公安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当代中国的警察制度是建立在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平安、为警察队伍谋发展的基础上，是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为使命。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公安工作要在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公安工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警察的历史之最

1、最早出现“警察”一词的时间：清朝末年。

2、最早的警察首脑人物：曾历任清朝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的巡警部第一任尚书徐世昌。

3、最早的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898年在湖南创建的“湖南保卫局”。

4、最早的警察学校：1900年清朝政府军机大臣奕昕警务学堂。

5、最早的中央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902年设置的“中央巡警部”。

6、最早的派出所：清朝民政部1900年在北京内、外城设立的308个区段派出所和59个马路派出所。

7、最早的武装警察队伍：北洋政府1914年在北京创办“保安警察大队”。

8、最早的女警察：1929年上海警察局招收的一批女检察员。

9、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卫组织：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

10、最早的公安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1、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曾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军委公安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国务院政法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的我国公安杰出领导人罗瑞卿。

12、最早的人民警察队伍：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5月组建的“延安市警察队”。

2.康德辞典发展简史 篇二

(孙云龙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33)

(丁 骏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 上海 200433)

康德辞典是指为了注释著名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哲学思想而编纂的一系列专门辞典。众所周知,康德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也最晦涩的学说之一,自从批判哲学问世以来[1],关于康德哲学著作的语文学研究便应运而生,原因无他,皆因康德写作时所使用的术语太专业也太个人化,而他讨论的问题又极抽象,以至于仅借助语文词典或哲学辞典是无法顺利完成阅读的。由此,学者们意识到,编纂一部康德辞典势在必行。自18世纪末期至今,国外学界从未放弃过编纂该辞典的努力,成果也颇丰硕。其中,既有仅百页之作,又有长达数千页的大部头辞典;既有面向德语读者的单语辞典,也有面向国际研究者的双语辞典;既有以单本著作为注释对象的辞典,又有以康德著作全集为对象的辞典。就规模、质量和数量来讲,在哲学领域中的专门语文辞典里,无出其右者。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康德辞典的发展简史,比照不同版本,通过分析个案中进步或不足之经验,为不同专业的专书辞典学者提供一块跨学科的他山之石。

一、康德辞典的辞书类别定位

如前所述,本文的研究对象康德辞典是一个以注释康德哲学为目的的专门辞典家族。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家族,是因为其中的成员类型各异,既有单语辞典又有双语辞典,既有专书辞典又有专科辞典,既有简明辞典又有详解辞典,唯一的共性是以康德著作为选词的语料库。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这样一类辞典进行类型甄别。根据R.R.K.Hartmann和Gregory James所编《词典学词典》,我们认为康德辞典应属于专门辞典(specialised dictionary)这一大类中的作家语文辞典(author's dictionary)。[2]

在《词典学词典》所提供的义项中,作家语文辞典被定义为“这样一类工具书,它提供某一作者个人专用词汇的信息。这一类辞典的材料通常取材于这位作者的一部或几部作品所组成的语料库。通常按字母顺序排列,为所列词条配有例句或上下文(但不是定义)。作家语文辞典由来已久,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词汇表到但丁、乔叟以及莎士比亚的语文学索引,再到比较现代的歌德普希金辞典。然而就作家语文辞典学而言,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或普遍规则。”(129)根据这一定义,作家语文辞典不仅属于专门辞典,而且有了更为具体的限定,不仅是某一学科领域中的语言,而且还限于具体的某一位作者。显然,这个定义与我们的研究对象康德辞典极为契合。在黄建华著的《词典论》一书中有专门分析词典类型的章节,也将作家用语词典列为专门性有限词典下的一个分支,这也为我们将康德辞典定位为专门辞典下的作家语文辞典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前期康德辞典的发展

自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准确地理解康德哲学术语是进入其批判哲学世界的唯一的钥匙,或者说,一部适宜的术语辞典,便如同一幅描绘康德哲学世界的地图。关于康德哲学的语文学研究,自批判哲学问世以来,一直是德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了使读者更便捷地步入康德的哲学世界,相关的术语注释辞典于康德在世时便已出现,早在1788年便出版了由Samuel Heinicke编纂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康德先生哲学著作辞典》。遗憾的是,这部辞典的专业水准并不高,编者在词条的选择和释义上存在诸多疏漏之处;这部辞典在1968年重印过,不过135页,篇幅甚小。

早期的康德哲学术语辞典中有两位编纂者声誉甚佳,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具有文献参考意义,其一是 Georg Samuel Albert Mellin,他于1797—1804年之间主编了六卷本《批判哲学百科全书辞典》,以及《批判哲学专业术语》和《批判哲学专业术语之附录》。另一位Carl Christian Erhard Schmid,是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当时最著名的耶拿康德主义者[3]。他于1786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纲要讲稿,及康德著作便捷使用辞典》基于自己多年来的讲稿内容,自1786—1789年间共发行四版,每版都有新内容补充。这部辞典正文按字母顺序排列,将康德哲学中的常见术语分类并比较其异同,不仅试图从康德哲学总体角度对其概念进行释义,而且将其置于哲学史中加以阐明。20世纪初最重要的康德专家之一Erich Adickes是普鲁士学院版《康德全集》中手稿部分的主编,他对Schmid的这部辞典评价很高,将其称为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康德哲学专业辞典,在其编纂过程中维护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4]该辞典的声誉和学术地位与其销量和重印次数保持一致,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书店里找到这部著作的最新版本,它被当做附录内容编入上世纪一种重要的康德文选中,这部文选以学院版《康德全集》为底本,收入康德生前发表过的重要文献,主编是哲学家Wilhelm Weischedel,1960年由达姆式达科学书社出版(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三、康德辞典发展全盛期

整个19世纪,欧洲并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康德专门辞典,直至上个世纪初,在狄尔泰的倡议下,德国哲学界开始集中精力编纂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与此同时,德国的康德语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院版《康德全集》的编辑工作定位于整理康德的全部精神遗产,内容遍及康德著作、往来书信、遗稿、授课笔记,以及“所有有助于认识康德生平著作的资料”。[5]《康德全集》的编辑工作跨越整个20世纪,汇集了同时代最优秀的康德研究专家。于1987年从柏林迁至马堡的负责编辑《康德全集》的哥廷根康德学会(Die Kant-Kommission der Göttinger Akademie)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整理出版新发现的康德学术资料。在大量新出版的资料面前,此前的康德辞典已经无法满足涵盖康德整体思想发展史的要求了,康德辞典的编纂也借此契机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上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两部康德辞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成书的。一部是Rudolf Eisler划时代的著作《康德辞书》,另一部是Heinrich Ratke的力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手册》。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康德研究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有各自的缺陷。

Eisler的辞书定位于在康德全部著作中建立起广泛的概念勾稽关系,比如他在解释一个概念时,不仅从康德全集中引出所有涉及该概念的原文论述,而且将与该概念相关的其他概念也作为索引附在该词条后,以供读者交互查阅。诚如该辞书前言中所声明的那样,他的工作不在于编一部术语索引,而是致力于一种整体化的康德哲学解释。Eisler坚信康德文献本身是一个完善自足的整体,对于那些出现在某部著作中意义模糊的术语,康德都曾在其他著作中予以补正和澄清,因而只需征引康德不同时期关于同一概念的解释,便可使每一个术语得到准确清晰的解释,他还认为,只有通过概念勾稽互证的方式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康德本人的思想。Eisler的这一编纂原则受到多方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康德哲学术语处于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同样的术语在其不同的思想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将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解释无原则地混合,只能引起更多的混淆,此外,即便是在同一文本中,康德的一些术语也因上下文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含义。Eisler的辞典编纂方式显然没有能力应对上述指责。尽管如此,《康德辞书》仍然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1994年由德国Olms出版社重印出版。

与Eisler不同,Ratke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编纂辞典,他将术语解释的对象限定于《纯粹理性批判》之内,如他在前言中所言,只是为致力于研究《纯粹理性批判》的初学者提供一部帮助自学的工具书。这样,Ratke的这部术语手册就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Eisler的困境,因为他将词条的原文征引限制在《纯粹理性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言》和《逻辑学》这三部书中。《未来形而上学导言》出版于1783年,是康德为了应答《纯粹理性批判》问世后读者们的疑惑而编写的《纯粹理性批判》之简写本,这两部书在术语使用上比较一致。Jäsche编辑出版的《逻辑学》则是对康德逻辑学讲座讲稿的整理,是《逻辑学》系列笔记中最权威的版本,正是在例行的逻辑学讲座中,康德形成了独特的先验逻辑理论,并最终将其成熟理论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部鸿篇巨制中。由此可见,上述三部书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呼应关系,这也就保证了术语释义之间的协调性。Ratke所编辑的这本手册轻薄实用,基本上将所有重要的康德哲学术语收入其中,词条释义繁简适当,还对不同语境中的注释加以区分,并提供了原文出处,方便读者查阅,为阅读《纯粹理性批判》提供了一本极为实用的入门指引手册,目前仍在由Meiner出版社作为单行本重印,以供读者使用。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缺乏与康德其他著作之间的呼应,目前康德学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纯粹理性批判》固然是康德最重要的著作,但是如果仅限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视野,是无法理解康德哲学之全貌的,因为康德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系性,其体系的穹顶不在《纯粹理性批判》,而在于康德的道德哲学,缺乏体系视野的话,就无法真正搞懂《纯粹理性批判》的要义。因而,在近几十年来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这部辞典对于很多专业人员来说,内容有些过于局限。

四、非德语康德辞典

上述几部辞典均诞生于德国,这由康德哲学在那个时代的流传范围所限定,上个世纪初以来欧洲其他国家对这种哲学越来越关注,尤其在战后,分析哲学开始主动向德国古典哲学靠拢,从中汲取灵感,很多重量级的分析哲学家纷纷转向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研究,试图通过语言分析哲学的视野重新构建德国古典哲学的论题,或者反过来,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资源为分析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空间。Peter Frederick Strawson关于康德的注释,Robert Brandom关于黑格尔的新解,都是这股潮流的代表作。由此,在英美学界也引发了一场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运动,近年来,除了研究论文大量涌现之外,也出现了几部重要的英语康德术语辞典,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Howard Caygill编纂的《康德辞典》和Helmut Holzhey编纂的《康德及康德主义历史辞典》。这两部英语康德术语辞典吸收了前人工作的优点和经验,也清楚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艰难。英语辞典比德语辞典的编纂更多了一重艰难,那就是术语翻译的对应问题。康德原文中使用了一些看似相关却又严格区分的术语,比如Erkenntnis,Wissen,Erkennen,Denken等概念,只有清晰地辨别这些术语的异同,才能厘清康德的论证,但是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体系中找到现成的具有内在关系的词汇群翻译这些术语。然而,如果不能准确翻译康德的术语,就势必会引起意义混淆。以流传甚广的Kemp Smith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例,其中就忽略了Erkenntnis与Wissen在原文中的区别,两者都被翻译成 knowledge,忽略了erkennen(erkennen是 Erkenntnis的动词形式)在康德文本中的特殊含义。后来出版的剑桥版康德著作集中Paul Guyer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纠正了这个错误,将Erkenntnis翻译为Cognition,将Wissen译为knowledge,这个纠正非常恰当,因为康德自己使用的表达Erkenntnis的拉丁文同义词就是Cognitio。[6]

上述例子只是想指出编纂非德语康德辞典时必须面对的困难,那就是必须要解决翻译对应词的问题,而这项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Caygill编纂的这部辞典中的英文词条同时附了德文对应词,不仅提供了英文译本(以剑桥版为底本)的原文出处,而且还提供了该词条在德文学院版中的出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条从译本回溯至原文的线索,非常符合目前康德研究需要英德文献相互参阅的要求。遗憾的是只编辑了英文词索引,没有编辑德文词索引,在从德文术语反向查阅英文术语时,有些不便。此外,就目前而言,即便是评价最高的剑桥版康德著作集(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也仅仅涉及德文学院版《康德全集》中的部分单元,康德研究的权威文本还是以德文为主,这也为英文辞书的编纂工作造成了客观的障碍。Helmut Holzhey是瑞士著名的哲学教授,熟练掌握德语和英语,他编写的《康德及康德主义历史辞典》同样有Caygill所编的《康德辞典》的优缺点,只不过前者的选词范围更加宽泛,已经超出了康德哲学本身,更涉及康德后学如新康德主义所关涉到的术语。就其词条数目和篇幅而言,这两部辞典基本相当,在词条释义方面,它们的水平也在伯仲之间。

目前为止有影响力的非德语康德辞典主要是指英语康德辞典;中国比较系统的康德研究始于上世纪初,但是国内始终没有出现一部得到业内认可的权威性中文康德辞典。

除了上面提及的这些辞典之外,一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涉及领域最广的德语康德术语辞典当下正在酝酿之中。以出版康德研究文献而著称的柏林de Gruyter出版社日前委托Georg Mohr、Jǜrgen Stolzenberg、Marcus Willaschek 等著名教授编纂全新的康德术语辞典,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逾百位康德专家组成。根据该出版社网站发布的信息,新辞典分为三卷约2100页,共涉及2500多个条目,条目中包含所有与康德哲学相关的术语,所有在康德作品中提及的以及与康德哲学相关的人物,以及所有的康德作品。发行时间初定于 2009年 12月。[7]相信该辞典的问世一定会为康德辞典发展史开辟一个新纪元。

附 注

[1]康德本人将其学说称为批判哲学,以便与传统的独断论哲学和怀疑论哲学相区分。

[2]我们认为将author's dictionary翻译为作家语文辞典比较贴切,如果按照原文译为作家辞典,中文容易引起歧义,会被误以为是查阅作家生平信息的人名辞典。

[3]Rosenkranz K.Geschichte der K ant'schen Philosophie.Berlin:Akademie-Verlag,1987.

[4]Adickes E.German K antian BibliographyⅠ-Ⅲ(bis1804).New Yo rk:Burt Franklin,1895-1896.

[5]参见Dilthey为学院版《康德全集》(1910)撰写的序言。

[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74.

[7]更具体的信息参见该出版社的官方网 http:∥www.deg ruyter.de/cont/fb/ph/detail.cfm?isbn=9783110172591&sel=pi。

1.黄建华.词典论(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2.Caygill H.A K ant Dictionary.Oxford:Blackwell,1995.

3.Eisler R.Kant-Lexikon:Nachschlagewerk zu K ants sämtlichen Schri f ten,Brief en und handschri ftlichem Nachlass.Berlin:Mittler,1930.

4.Hartmann R R K,James G.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5.Heinicke S.Wörterbuch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 t und zu den philosophischen Schri ften von Herrn K ant.Preßburg:Philip Ulrich Mahler,1788.

6.Holzhey H.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Kant and Kantianism.Lanham,Md.:Scarecrow Press,2005.

7.M ellin G S A.Encyclopädisches Wörterbuch der kritischen Philosophie,oder Versuch einer fasslichen und vollständigen Erk lärung der in Kants kritischen und dogmatischenSchri f tenenthaltenenBegri f f eundSätze.MitNachrichten,Erläuterungen und Vergleichungen au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gleitet und alphabetisch geordnet,Bd.I Zǜllichau u.Leipzig,Bd.Ⅱ-Ⅵ Jena u.Leipzig 1797-1804.

8.Ratke H.Systematisches Handlexikon zu K ants K ritik der reinen Vernunf t.Leipzig:M einer,1929.

3.炼钢厂炼钢工个人技术总结 篇三

炼钢厂炼钢工个人技术总结

在xx京唐项目部冷轧作业区工作半年多以来，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多次大的专项检修。对冷轧连退线的机械设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结合多次机械专项检修的具体项目，总结了几个常见要素，即间隙、同轴度、水平等。处理好这几个要素，对于我们所检修的设备质量好坏有很大的帮助，下面结合具体项目总结各要

素在设备检修中的意义。（1）间隙，也是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一项。看起虽小，但是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好，或者没有调整到误差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有可能影响正常生产，甚至造成事故。譬如入口段双切剪剪刃（上剪刃与下剪刃）间隙是根据带钢不同厚度来调整其间隙大小的。一般情况，带钢厚度在0.50mm以上，剪刃间隙一般应该调整在0.20～0.30mm左右。间隙过大或过小都不适宜。因为间隙过大，容易导致带钢不能顺利的被剪切断。间隙过小，上下剪刃易产生摩擦，使剪刃损坏。另外清洗段上面的刷辊轴承座间隙，也很重要。例如在5月专项检修中，对清洗段1#刷机2#刷辊轴承座间隙的调整。由于轴承座垫板厚度不均匀，造成刷辊轴承座在运转过程中振动过大以及生产过程中因热胀冷缩的缘故使得间隙发生变化。其具体调整方法即是在停机后待温度降下来后，用塞尺测量刷辊轴承座间隙，然后根据间隙值大小，在偏大操作侧加入0.2mm垫片调整间隙。使其能够正常升降，满足生产要求。一般情况，刷辊轴承座要求两边间隙之和在0.35～0.45mm即属于误差范围之内。轴承座间隙如果太大，刷辊工作时振动过大，由于刷辊的转速高、负荷大，长时间振动大，有可能导致刷辊断裂。由此可见，刷辊轴承座间隙调整到标准状态是很重要的。最后还包括张力辊与之减速箱间的齿形联轴器两端面间的间隙。活套底辊的驱动电机与减速箱齿形联轴器两端面间的间隙。一般情况，小型电机与齿形接手之间的间隙保证在6mm，误差允许范围是±0.05mm。大型电机与齿形接手之间的间隙保证在10mm，误差允许范围是±0.05mm。出口活套1#塔1#底辊电机更换后，电机与减速箱之间的齿接手间隙调整。以减速箱为基准来调整电机，用百分表打两接手的同轴度，按照百分表读数算出误差值，确定垫片的厚度。将电机整体上调。即径向误差调整至0.3～0.5mm。然后用塞尺和量块测量两接手端面之间的间隙。控制其间隙值在5.5～6.5mm之间即可。如果其间隙过大，传递扭矩不稳定，影响减速箱的正常工作。如果其间隙过小，在高速旋转时，产生振动，两接手端面容易碰撞。因此齿接手端面间隙调整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参数。（2）同轴度，也即径向误差。这个要素在调整炉辊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更换炉辊后，装好轴承座以后，要对炉辊的水平，同轴度进行调整，以保证炉辊装上轴承以后其中心线与轴承座中心重合，即两心同轴。在调整同轴度之前，应该先用水平仪调整辊子的水平。保证辊子水平度大概差不多时候，开始调整轴向误差，在轴承座端面上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选择四个互相对应的点a,b,c,d.理论情况下，当百分表转过一周，这四个点的读数应该满足a+c=b+d（其中a、c是垂直方向，b、d是水平方向）.只要读出其中一组相应的数值，就可以知道另一组数值。这是轴向误差调整中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在实际操作中实用性很强，方便快捷，而且准确。可以减少大量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根据这两组数据可以确定出轴承座偏离方向及地脚垫片的厚度。首先垂直方向，如果把a点作为测量的零点，转动炉辊，百分表转动到c点时，读数为正的s，则轴承座地脚前高后低。需要往后地脚加垫片或者减少前地脚的垫片（其中垫片的厚度应为s/2），这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相反如果读数为负，则轴承座地脚前低后高，调整方法与前者相反。同理水平方向，则通过调整轴承座地脚上对角的顶丝来实现水平方向平衡。顶丝的调整量仍然是s/2。总之，通过这种方法用百分表来测量轴承座端面的误差，根据测量数据确定调整方向及垫片厚度，从而达到调整同轴度的目的。（3）水平度或平行度。这个要素对带钢是否跑偏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辊子在运行过程中不平行，势必会影响带钢行走的趋势。倘若带钢跑偏错位太大，会影响焊接效果。甩尾严重时，带尾和带头根本无法对接。如在6月份冷轧连退线设备专项检修项目中，对入口区域的1#辅助夹送辊平行度的调整。因夹送辊轴承座紧固螺栓较小，在长时间的工作下，产生振动，导致其上压辊轴承座松动，位移发生变化，当上压辊压下时，两辊不平行。造成驱动侧液压缸压紧力比操作侧大，带钢向驱动侧跑偏。其调整方法是，将上压辊拆下，用水平仪测量出底辊的水平度，根据数值算出误差大小，确定垫片厚度。将轴承座垫平，直至其水平误差达到0.03～0.08mm。然后用钢丝线拉出与底辊相平行的一条直线，将上压辊装上，调整轴承座直至上压辊与钢丝线平行。紧固轴承座顶丝，防止再次松动。我参加工作的时间不长，虽然对冷轧连退线设备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包括设备上的，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学问是我们随身的财产，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问就跟着我们在一起。学无止境，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学习，才能给我们以无限的智慧；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努力向师傅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只争朝夕，发奋学习，才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的根本之道，以更好的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4.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篇四

现代钟表大致经历了大型钟—小型钟—袋表—腕表的发展阶段，14世纪在欧洲的英、法等国的高大建筑物上出现了绳索悬挂的报时钟，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了铁制发条，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也就是钟摆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计了钟摆，第二年，在他的指导下年轻钟匠S.Coster制造成功了第一个摆钟。1675年，他又用游丝取代了原始的钟摆，这样就形成了以发条为动力、以游丝为调速机构的小型钟，同时也为制造便于携带的袋表提供了条件。18世纪期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擒纵机构，为袋表的进一步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一直到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钟表生产厂家，为袋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袋表已经不能适应作战军人的需要，腕表的生产成为大势所趋。紧接着的二战使腕表的生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使普通大众也可以拥有它。腕表的年代到来了！

中国的钟表历史由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分组成。三千多年前，我国祖先最早发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与“日规”两种计时器，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之一。到了铜器时代，计时器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青铜制的“漏壶”取代了“土圭”与“日规”。东汉元初四年张衡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水运浑象”，此后唐高僧一行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借鉴改进发明了“水运浑天仪”。公元1088年，当时我国宋朝的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等人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它是把浑仪、浑象和机械计时器组合起来的装置。它以水力作为动力来源，具有科学的擒纵机构，高约12米，七米见方，分三层：上层放浑仪，进行天文观测；中层放浑象，可以模拟天体作同步演示；下层是该仪器的心脏，计时、报时、动力源的形成与输出都在这一层中。虽然几十年后毁于战乱，但它在世界钟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我国著名的钟表大师、古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观点。

至元明之时，计时器摆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其机械的先进性便明显地显示出来，时间性电益见准确。十九世纪末期，我国造钟工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华”作坊制造的南京钟，屏风式样，钟面镀金，镌刻花纹，以造型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鲜明和报时清脆、走时准确而闻名于海内外，曾于1903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特别奖。此后常年战乱，1949年前，我国仅在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钟的制造业，根本就没有手表制造业。

1954年底，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现天津手表厂)决定自行研制生产手表。厂里找来了江正银等四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边研究一边制作，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于1955年3月24日试制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这是一只15钻的机械表，全部用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三个金字和五颗金星，被定名为“五星”牌，1957年手表易名为“五一”牌。1958年手表生产列入国家计划，由轻工业部统筹规划发展。在这一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南昌、西安、青岛相继兴建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涌现出“上海”牌“钻石”牌“宝石”牌“双菱”牌“蝴蝶”牌“红旗”牌等产品。随后又出现无钻的经济手表“紫金山”牌。1968年,上海手表厂年产手表突破100万只大关,我国手表开始摆脱以进口为主的历史。此时手表的产量直线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单一没有女表。直至进入70年代天津手表厂又推出“海鸥”女表，填补了女表的空白。由于手表丰厚利润及国民的需求，全国各地又陆续出现不少手表厂。如石家庄，重庆、丹东等。到1980年，包括地方独立建设的工厂在内，共有68家手表厂，年产量达2200万块。

上世纪80年代处于商品短缺时期，人们结婚都讲究家里要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当时的手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买到，找关系求人走后门，真可谓是“千金易得,一表难求”，国家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用统一机芯的生产方式尽快让所有中国人都戴得上手表、修得好手表。好的愿望却带来负面的效果:统一机芯后,全国手表厂生产出来的手表款式基本一样，这样就潜伏着危机。只有天津海鸥表厂由轻工业部特批,没有进行统一机芯的改制。这为海鸥后来的复兴留下了生机。

到80年代后期,日本石英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石英电子表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的石英晶体为震荡器,有电路简单、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等优点,再加之造价低、外观时尚,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从此,中国制表业进入了比较困难的调整期,经历了十几年的低潮。全国38家表厂,在经过市场的洗牌之后,仅存十几家,众多小厂家被拖垮,有实力的大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其实电子钟表在国际钟表领域很早就研究开发。其过程是摆轮游丝电子手表——音叉式电子手表——指针式石英手表及数字显示石英手表（液晶为主）。其中音叉式电子手表作为美国阿波罗12号登月球的计时器。展示了电子钟表的优势及未来的前途。我国自六十年代从击落美国U-2飞机上发现了其座舱计时器是音叉式电子手表后，正式揭开我国电子手表研制的序幕。由津沪两地专业人员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音叉电子手表的研制，首先由天津拿出了样机。但该产品还处在研制阶段。出于历史的原因，六十年代中期停顿，六十年代末转入重新的研制阶段，七十年代初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终因工艺复杂难度大，其关键零件齿轮寿命短，当时电池质量不好等诸因素，结束了它的暂短生命。全国电子手表研制工作一度停滞，仅在天津第二手表厂的在连续不停地工作，七十年代中期转入研制指针式石英电子手表，开始了我国石英手表生产阶段。电子石英表的大规模投产，对当时瑞士高档机械表也形成冲击，但瑞士高档表有质量、有品牌、有文化、有营销经验,他们的很快复苏,也带动了国际上对机械表的需求。

瑞士钟表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860年，清朝咸丰皇帝向瑞士江诗丹顿订制了一只蓝色珐琅装饰的怀表，这是瑞士钟表首次传入中国。1895年瑞士欧米茄为中国铁路局制造了第一只官方铁路表。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达表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电视广告的外国品牌。自1995年瑞士劳力士率先进入中国大陆后，积家、伯爵、爱彼，众多瑞士知名品牌如过江之鲫陆续进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瑞士钟表最大的出口市场。

2000年前后,由于制作简单的石英表技术日趋成熟且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价格迅速下滑,利润日趋微薄,继续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因而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功能持久不衰的机械表上来,使得机械表、尤其是具有自动功能的高档机械表重新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幸存的中国表厂在环境回暖的情况下也慢慢复苏。

时光流转，到了2007年的夏天，国产手表以质量尚可、价格低廉取胜的时代终告结束。同样技术指标，同样材质的同类手表，价格直追西洋名贵钟表的时代似乎已提前到来。钟表企业高擎的民族工业大旗，极大的聚拢了尽可能多的人气，国产钟表未来发展还是要靠长时间的品牌沉淀。

中国陀飞轮之父

2003年12月31日，瑞士专利局首次为中国人颁发了有关陀飞轮发明的专利证书，它的获得者就是矫大羽。到目前为止，矫大羽是当代全世界惟一获得瑞士、美国和中国有关陀飞轮发明专利的钟表大师。实际上，早在1990年他已试制成功自己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成为中国和东方第一个陀飞轮手表的创造者，开创了中国和东方制造陀飞轮表的历史。并在1991年7月－1993年正式公开其制造的五只不同设计的陀飞轮手表（第一代），打破了陀飞轮表全由欧洲杰出制表师独占的神话；1993年3月首创一只“正透视飞行陀飞轮” 手表（第二代）；1993年7月－1996年，他发明并创制五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第三代）；1997年首创一只“单支秒针型旋转框架”的飞行陀飞轮手表；1998年又发明了一只带有“时间指示装置”的飞行陀飞轮手表；2001年，矫大羽再次制造了一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时计创作同样可以超越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他不但造出亚洲第一只陀飞轮手表，因此一举成为“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中惟一的亚洲人，而且发明了陀飞轮中前所未有的许多新品种———包括“神奇陀飞轮”在内的系列创新。由于是中国人的创造，其作品也被称为“中国陀飞轮”或“矫氏神奇陀飞轮”。

如今，矫大羽制造了三代结构、五种类别共15只陀飞轮手表，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原创设计和亲手制造最多不同类别陀飞轮手表的殿堂级人物。其中第十号“神奇陀飞轮”长方形手表于2004年4月在安帝古伦（Antiquorum）日内瓦拍卖会上成功拍卖，成交价格达到70万港币，创下了东方人制造手表的最高价记录。

从1990年开始，矫大羽创造的每一只手表，除了在机械结构和外观设计中具有史无前例的创新和发明以外，还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元素，尤其是在国际表坛经过15年的磨砺之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矫大羽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在手表设计中的内涵，已经开创了一种叫做“中国表”或“文人表”的流派。

世界第一座时钟: 中国宋朝水钟(水运仪象台),1088年。

世界第一只有名字的怀表： 德国纽伦堡的「纽伦堡蛋」,1564年。

世界第一只陀飞轮表:瑞士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勒盖，1795年。

5.比较文学发展简史 篇五

1.、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影响研究。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戴克斯特、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基亚。学术风格：历史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获取文学交流中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有两个特点：

1、有文学上的事实联系和影响的国家；

2、局限在欧洲国家

（二）、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时间：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韦勒克、雷马克、列文、奥尔德里奇。学术风格：审美研究。平行研究：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一方面从新批评的文本理论出发，提倡美学的介入，对没有文学上的事实联系和影响的跨国文学进行研究；一方面提倡文学和其它知识领域的跨越性研究。

（三）、跨文明研究。时间：20世纪70年代以后。

比较文学源生于欧美，虽然有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的主张，实际上因为欧洲中心主义，其视域一直局限在欧洲文明。中国学者必然会有尖锐的文明异质感，无法忽视文学现象背后隐藏的中西文明差异。特点：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背景下，立足文化的多元性，强调不同文明的文学的异质性的相互对话。

二、当前发展趋势 ：

1、理论大潮的影响；

2、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港台学者李达

三、古添洪、陈慧桦提出“中国学派”的设想。

3、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

2、比较文学的体系和方法 比较文学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变异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实证性影响研究、文学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美国学者雷马克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见教材第5页）3、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

（一）、跨越性。跨国家、跨文明、跨学科。

（二）、可比性。跨越性必然要受到可比性原则对它的有效限定。“没有可比性的比较是荒唐的比较。”（刘圣效《比较文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可比性的四种情况：

1、同源性：实际存在于两个或多个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2、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传递过程中，发生的文化过滤、文化误读和创造性叛逆。

3、类同性：不存在实际的历史关系的不同国家文学之间，在美学意义上存在的显明的相合和隐性的遥契，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

4、异质性和互补性：凸显跨文明的文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总体文学的视野和构建中互相补充。

（三）、文学性。

4、比较文学研究方法：1）影响研究把影响的过程分为放送、传播、接受这三个方面，要求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划出“经过路线”。从而分出三种学术思路：

（一）、流传学（誉舆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文体，或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和影响进行研究。

（二）、渊源学。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研究某一文学作品的外来影响，研究它的题材、主题、思想、风格、艺术技巧等的来源。

（三）、媒介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的途径、方法、手段和因果关系的研究。2)变异研究：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文学之间交流的变异状态，包括语言层面、形象变异、文本变异、文化变异、文学他国化几个方面的研究。

平行研究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题学。

（二）、文类学。

（三）、类型学。

（四）、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方法论 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历史实证主义；

（二）、审美批评主义；

（三）、阐发法；

（四）、文化模子寻根法：不同文化系统决定着不同的“美感运思和结构行为”，形成不同的文学模子，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不应该用一个既定的文学模子硬套在另一种文学之上，比较文学要求其共相，即共同的文学规律，然而共相的寻求必须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为基础。

（五）、对话：不是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阐释，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领域中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各文化体系诗学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解答和看法，同时又交织着作家及人物的观点和感情，隐含人物未来的动机、行为倾向，衍生出各种情节。这种研究分两个方面：

一、对文学中常见的特定情境，以及不同作家对基本情境的不同处理的研究。

二、对情境母题的研究。如三角恋、“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

6、形象概念及形象学基本原理

对形象概念的理解：1）、一方面，形象是对异域或异国的某种历史文化现实的描述，即形象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形象是对他者的想像，即形象的主观性。作为被描述的对象，因为对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往往与他者的客观情况有差距。2）、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的旨意并不在鉴定形象与他者事实上的相符程度，而在于从形象中反射出来的形象制造者本身的文化特点。关注之点在于注视者表现出来的“社会集体想像物”。重点不在形象的真伪，而在形象的生成机制。3）、按形象与注视者所在社会的关系，可区分为“意识形态的形象”和“乌托邦的形象”。4)、形象的特殊形态：套话。几个重要概念。社会集体想像物：借自法国年鉴史学派的概念，指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对一个异国或异域社会文化的整体所作的阐释。这种阐释有两极性，即认同性和相异性。意识形态的形象：用注视者社会话语重塑的异国形象，注视者社会群体通过这种诠释整合具有相异性的他者形象，强化了自我身份，倾向于本文化认同。

乌托邦的形象：注视者悖离本社会意识形态，质疑和颠覆本社会，对他者理想化，对异国形象的描述悖离本社会模式，具有批判性。其特点在于“维持可能领域的开放状态”，为本社会暗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未知领域。

套话：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里用于描述某一异国、异国人或异国事物的稳定的表达方式，一般表现为词或词组。是社会集体想像物表达的最小单位。7 后现代主义

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要清楚什么是现代主义（modernism），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叛逆者，在解构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Post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历史意义的，指后现代主义是作为现代主义的后继者出现的；二是逻辑（学理）意义的，指后现代主义颠覆和覆盖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词，有学者把它的历史分期为公元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年）至二十世纪中叶。为现代主义奠立哲学基础的是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通常都把他看成是近代哲学的始祖，我认为这是对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版，第79页。）笛卡儿宣称世界上唯一能够确信的是“正在思”的存在，即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对笛卡儿来说，独立于迷信、激情、想象的理性能够引导人发现真理。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弗郎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建立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因为他，我们才会在初中高中做那些化学和物理实验。第三个重要人物是艾沙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他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宇宙和天体的运动，使之变成了在可知定律下运动的类似机器的现象。最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人物却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他是最具有典型特征的“现代人”（和后来的林肯总统一样是“美国梦”的代表），他本人出身贫寒，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成为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成为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人，正如他自己描述的“pulled himself up by his own bootstraps”。富兰克林深信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找出事实真相。他肯定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上帝允许每个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性，发现真理，享受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9 现代主义有两个最基本的观念：一是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一切知识都要经过理性的过滤才是可信的，通过理性人可以认知事实真相，掌握宇宙万物的真理；二是认为科学会带领人走向新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走向更高级文明的过程。现代主义的一个隐在前提是：万物有其真理。而人的理性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可以认识这个真理，甚至于掌握万物的规律进行创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却根本否定了现代主义的这个理论前提。这个思想，可追溯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他宣告上帝之死，也就意味着客观实体和终极真理的毁灭。

后现代主义，也叫解构中心主义（Decentr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the founder of deconstruction”，提出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实质上是要消解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中“存在”、“本源”、“真理”等终极观念。它既然否定了客观的事实和真理，剩下的就只有主观带来的差异（difference），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个人的事实，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事实。

11、后现代主义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一）、文学性的丧失。后现代主义影响到文学领域，就导致文学作品客观意义、本体美的解构，文学不过是一堆“漂移的能指”（拉康）或“语言的游戏”（维特根斯坦）。文学自身的失落，文学和非文学界限的消失，文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文学的非文学化一方面表现为文学自身本体价值（审美）的丧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文学边界向文化领域的无限延伸，出项了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化”。

（二）、开放性的解放。后现代主义解构了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使比较文学研究获得了新视野。

6.基于高效炼钢技术的开发应用 篇六

【关键词】合金；烧嘴；烘烤；纳米技术

1、前言

随着科技日益更新，冶金工业冶炼技术也得到了提高，国内钢企在生产过程中都保持着适度发展和上游需求供应不足所产生的矛盾相对明显。炼钢中铁水供应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当今国内钢铁冶炼中铁水供应技术已达到先进技术水平，从多种方式降低成本，成果明显。钢铁铁水耗能有了明显的降低，转炉终点温度也明显降低。在当前冶金行业亏损经营状况下，如何降低耗能且又提高炼钢效率是当前冶金行业一直研究的课题。当前工业生产改造最大的减少成本是利用现有设备进行工艺或者设备创新，通过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及新工艺提高设备利用率。通过对现场设备研究确定采取合金在线烘烤、提高煤气流量效率、减少热损失等措施，达到降耗高效炼钢的目的。

2、优化工艺措施应用

2.1合金在线烘烤技术的应用

2.2.1随着工艺生产优化及钢品种不断更新，平均吨钢合金的用量随着45吨转炉品种钢比的不断增加而增加，尤其是低合金钢的冶炼，其合金的物理温降相对增大。为了减少钢水物理温将，应在转炉添加合金前加热升温到某一温度，可有效降低因加入合金而造成的温将。结合45吨转炉设备间距及工艺性能要求，确定在每个合金料仓中增加烘烤烧嘴，并采取人工点火技术，煤气采用混合煤气烘烤。

2.2.2效果显著，结果比较

结论：投入合金烘烤技术工艺后，合金在加入钢包前由30℃升高到271℃，平均升高241℃。

2）对出钢温度影响

当前45吨炼钢转炉的每炉出钢量平均约为44.5吨，不同钢种合金升温后对出钢过程温降影响见表2。

即平均相应出钢温度可降低3.64℃，并且合金使用量越大，则相对降低出钢温度越明显。

3、钢包在线蓄热式烘烤烧嘴的优化设计

3.1设备工艺设计

通过对现场原钢包在线蓄热式烘烤器设备工艺及当前冶金技术应用分析，现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煤气流量低，烘烤效果差，为提高产品质量，优化设备工艺必不可少，因此，通过与鞍山热能院合作，对现有蓄热体的煤气管道进行了改进，扩大了煤气流量的管道直径，烘烤烧嘴的出口直径从Ф108mm调整为Ф133mm，显然提高了煤气流量效率，从而改善了烘烤的效果，火焰长度和刚度得到显著改善，钢包温差控制在50℃以内。

3.2效果比较

1）钢包烘烤效果具体见表3。

通过对烘烤器烧嘴进行优化后，升温速度平均提高14.3℃/min，效果显著。

2）吹氩温降比较

优化钢包蓄热式烘烤器烧嘴后，连续统计120炉吹氩温降与原情况比较效果见表4：

优化钢包蓄热式烘烤器烧嘴后，在相同吹氩压力情况下，吹氩过程温降平均降低1.88℃/min，证明钢包烘烤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包衬吸热能力降低。

4、钢包纳米技术的应用

4.1工艺设计

结合原有工艺研究，钢包运行过程中热损失比较严重，針对这一问题决定采用新材料的应用，采用热屏蔽纳米绝热板代替原砌筑中使用的材料，纳米高温绝热板目前世界上隔热性能最好的高温隔热材料，其隔热性能比传统纤维类的隔热材料要好3～4倍。在高温下，传热的主要作用是热辐射，纳米微孔隔热材料添加了特殊的红外添加剂，在高温下阻止和反射红外射线，把辐射传热作用降低到最低点，使得材料高温下的辐射传热系数降低到最低值。使钢包包衬具有更好的保温功能，进一步降低钢包运行中的热损失。

4.2效果比较

1）钢包的使用情况钢包使用情况见表5。

采用纳米技术后，钢包外壁温度的平均温度降低为33℃。

2）钢包外壁温度变化趋势

对比不同包龄外壁温度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5、结论

通过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加上连铸机的提速，铁水耗能进一步降低，达到了831.28Kg/t，效果明显，炼钢工序温度显著提高，出钢温将也明显得到改善，达到50℃以内，45吨转炉在低耗工况下，生产稳定，可适应多种模式下生产。通过优化改进，满足了现场生产需求，进一步提高了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先棹.冶金传输原理[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1.198—200.

[2]炼钢-连铸新技术800问.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3

[3]殷瑞钰.冶金流程工程学.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4

[4]陈伟庆.冶金工程试验技术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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