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

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共8篇）

1.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 篇一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农民的流动和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群体在流动和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再社会化高潮。农民阶层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一个现代性成长的过程，在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本文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驱动力、再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关对策分析。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的现象，但这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作为一个既有别于农业劳动者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新阶层在中国已经出现。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短时间外出就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长期扎根城市，携妻带子，全部生活在城市，以非农职业为主。农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需要还是从城市建设需要来看，都是一个劳动力要素自然配置的过程，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一、对农民工再社会化概念的界定

所谓人的再社会化是指一个人由于社会化的中断和失败引起的从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急剧转变的过程。它要求人们放弃原来的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接受一套对于他本人来说完全是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与新的环境中的社会成员结成新关系，进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农民工的再社会化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对其自身的影响，整合新旧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特征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主观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含：生活技能再社会化，以保证其有独立在城市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规范再社会化，使其行为符合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个性再社会化，农民工培养符合社会的动机、情操、能力、气质与性格等个性，其整个精神面貌体现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驱动力

分析农民工再社会化主客体关系中农民工具有主体地位，农民工再社会化这一概念内涵着农民工与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农民工再社会化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层面是社会要以它所具有的属性去锻铸社会个体，同时农民工也是再社会化过程的主体，能够发挥主动性，能以自己的面貌去铸造社会。

1、角色过渡角色变化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一种外部驱动力。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环境、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等，使初次进城的农村人口感觉完全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农民工在城市中角色定位是与农村有很大差别的，在职业上，他们大多扮演产业工人的角色。由于角色的转换，使农民工有了在城市生活的现实的基础，对城市生活的梦想与对农村生活的内心排斥形成的割舍不开、摆脱不了的情感，驱使他们进行再社会化，在城市中生存下去。

2、价值观转变农民价值观的转变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内部驱动力。

中国传统农民有着天然的守土倾向，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发达、文化的变迁，以及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的开放，使青年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毕竟城市聚集着社会精英，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社会文明的代表，他们为了子女的教育，为了自己的发展，希望在城市中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3、比较利益比较利益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直接动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业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农民作为“经济人”，“两利相权取其重”，这种利益诱惑必然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寻求更高的收益、更好的生存状态。因此农民工必须再社会化，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这样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获得较好的收益。

三、转型期农民工再社会化之软肋

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固化和制度化，成为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屏蔽，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由此而来，农民工在向城市化转移的再社会化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他们逐渐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被遇忘的角落。

首先，现存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的支持，这是阻碍其融入市民角色的无形壁垒。这些制度体系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和就业培训制度等。户籍的差异，导致农民工在原本就缺乏公平竞争的就业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按户籍属地”设置的，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真正得到的社会保障少之又少，这对现实社会规模巨大的流动就业，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定居，缺乏科学、统一管理理念，使得庞大的社会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社会秩序控制体系外。

（2006国家统计局全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低）其次，城市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形歧视。在城市中，市民阶层受到固有世俗观念影响，很多人潜意识里至今仍以农民为一种“身份”，认为农民的职业是低微的，城市人原本就比“乡下人”高一等，城市市民的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和习俗习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即带来了他们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因为正式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和重视，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未形成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工的支持，这就给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带来了无形的障碍。

第三，利益冲突使得城市市民群体排斥农民工。受到固有观念的影响，很多城市市民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直存在着狭隘的偏见。加之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城市市民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于是许多市民认为，农民工进城由季节性、临时性转为长期性并伴随社会变迁变成城市“新移民”，无疑是与他们争饭碗，许多城市市民从心理到实际行动都对其产生强烈的排斥感。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10%左右，5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这种利益的竞争下，农民工工作的付出和回报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最后，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障碍。乡村社会人格的价值取向具有“群体取向”的特征，自我主体意识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只注重群体利益而不关心个人的需求及自身的价值实现。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农民工原有的较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成了其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尤其表现在法律意识的淡薄上，以劳动法为例，有调查显示真正了解劳动法的青年农民工仅占总数的16。7%。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大多进城务工农民不懂得以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当遇到权利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因此而进入尴尬境地。

四、持续推动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进程第一，通过大众传媒等多种途径，建立相应的关怀农民工的社会机制。

各级政府和社会要通过舆论、大众传媒等手段，树立正确的“公民”观念，“权利平等”理念，改变一些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在社会伦理道德、习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促进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和沟通，从而为农民工再社会化———融入城市做好铺垫。在社会关系上，要发掘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区的“助推器”社区工会组织、社区管理组织等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和城市，构建与城市相契合的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推进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培育与完善农民工劳务市场，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提供合理的平台。

由于劳务市场发展滞后，缺乏公开的市场竞争，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是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原始方式获得，据调查显示50%以上的农民工工作由亲朋好友介绍，这使得农民工难以发现和挖掘潜在的就业机会，不能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选择合适的职业，从而导致农民工的低就业率和就业的盲目性。为此，应规范中介组织结构，在保证农民工不受中介组织机构商业欺骗的同时，中介组织机构还应为农民工提供真实、及时的就业信息，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再教育机会，通过提高农民工素质改变其就业境况甚至职业地位。

第三，发挥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加速其再社会化的进程。

在经济层面要力求较好地生存，引导和激励进城农民工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以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要求；社会层面要主动扩大交往，引导并激励农民工主动和善意地扩大社会交往，尤其要积极参加社区、工会的各种活动，在城市中建立比较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利用较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心理层面要自觉强化认同感，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会交往增加对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城市的了解。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自觉增强对市民群体的归属感，增强城市“主人”意识，从而尽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再社会化过程。

第四，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分阶段、分区域地逐渐消除户籍制度，使进城农民在政治权利、就业求职、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府尽快制定出台保护进城就业农民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公平就业、职业安全、卫生健康、伤残和养老保险等权益提供法律政策依据，并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制裁。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现阶段，农民群体通过各种再社会化的途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总体上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是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当前的农民工整个群体中也有再社会化失范的部分群体存在，他们在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后，接受了一些不健康的亚文化，最终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力。因此，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为流动农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格的社会环境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应有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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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 篇二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推动和加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位于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市,其经济发展模式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客观上为高技能物流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技能物流人才如何培养,成为目前广东省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教学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研究基于广州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那么,什么是高技能物流人才呢?高技能物流人才是指在物流工作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物流知识和技术,拥有精湛的物流操作技能,并在物流实践活动中,能够独立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操作性难题的物流劳动者。

目前,国内学者在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较多:如瞿群臻等[1]从物流人才需求、物流人才培养平台、培养具备多种能力的高技能物流人才等方面,构建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王郁葱[2]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方面,提出冷链物流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王春航[3]从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构建、校企合作等多角度出发, 对高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张俐华等[4]从“潜在”和“现有”培养对象两大主体类型分析,分别建立培养策略;江艳等[5]从制定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区域经济与企业岗位需求设立动态性课程体系,合理配置物流人才的培养结构,通过校企对接培养物流人才,抓好专业课程学习和资格证书考试等方面,培养出适应当前社会需求,具备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物流人才。目前国内针对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角度的研究则较少。本文从广州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角度,通过实地调查,剖析广州市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肤浅的对策与建议。

1.研究方法、程序和内容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研究程序分三个阶段进行。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编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和综述,找物流行业相关单位和人员访谈,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物流职业教育培训的参与程度、满意度及其社会适应状况,从培训态度、内容、目的、期望及融入城市社会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预测,修改与完善调查问卷,然后定稿。

发放调查问卷,访谈个案。课题组于2014年7月15日——8月16日对广州市下辖的天河区、越秀区、黄浦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增城区、从化区、花都区、南沙区、番禺区等11个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物流职业教育和社会适应状况进行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分布于广州市的物流快递公司、机场货运站、港口码头、集装箱堆场、车站、仓库、物流公司、货代公司、配送中心等50家用人单位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收回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92份,有效率占98%。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找个别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深入了解他们对物流职业教育培训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想法、建议及要求。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处理,其处理过程包括四个步骤,即定义变量﹑数据录入﹑统计分析和结果保存。

本研究主要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技术技能等级、收入等基本情况,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物流职业教育状况及社会适应性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

2.结果与分析

通过计算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其值为0.84,说明该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在所有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历分别占8.69%、39.7%、45.43%、6.18%。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统计表。

从表1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物流职业培训花费的时间,其中1~6个月的人数占64%,7~12个月的人数占21%,12个月以上的人数占15%。这说明一半以上人数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时间较短。

从表2可知,73%的农民工接受用人单位组织的职业教育培训,21%的农民工自己花钱去学校或者培训机构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只有6%的农民工选择政府部门组织的免费培训。

由表3得知,30%的农民工对目前物流职业教育培训不满意,49%的农民工对目前物流职业教育培训基本满意,17%的农民工对目前物流职业教育培训比较满意,4%的农民工对目前物流职业教育培训满意。

从表4可以看出,53%的农民工参加物流职业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职业技能技术,只有7%的农民工参加物流职业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接受职业道德教育。

由表5可知,18%的农民工培训后对岗位不适应,60%的农民工培训后对岗位表现出一般适应,只有12%的农民工培训后对岗位表现出完全适应。

由表6得知,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物流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中,培训不规范因素占21%,培训内容没有针对性因素占45%。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物流职业教育培训效果不令人满意。培训不规范,培训内容实用性不强,难以适应岗位的发展需要,特别是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对高技能物流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广州市的培训机构和学校制订的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方案定位比较模糊,且培养目标不明确。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落后,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对接力度不够。培训出来的物流人才,很难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背景下物流岗位的新要求。

3.对策与建议

3.1制定与完善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方案,凸显高技能物流人才的培养目标

培养高技能物流人才,要适应广州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和广州市物流行业的生产实践要求。针对物流行业的工作属性及岗位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培养广州市急需的高技能物流人才。物流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包括航空物流、水运物流、公路物流、铁路物流、管道物流及多式联运等方面。因此,培养适应广州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高技能物流人才,要制订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物流人才培养方案。根据物流行业发展态势及需求,制订具有针对性和明确目标的物流教学培训计划。比如,南沙区主要发展的是水运物流,那么在培养物流人才内容方面,重点针对水运物流这一块进行重点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水运物流整个操作业务流程知识。通过这种针对性的培训,培养出来的物流人才方可真正适应水运物流岗位工作要求。

3.2建立和完善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以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

改变传统的纯理论教学方式,建立新的教学模式。一是通过多媒体课堂设置案例与讨论、练习情境,建立情境教学模式。二是把课堂设置在物流企业工作现场或者物流实训室,邀请物流企业精英进行现场指导或进行企业实操模拟,建立基于物流职业能力和岗位工作要求的教学模式。三是课程分为不同模块,每个模块分为若干个任务,建立物流项目教学模式。从而实现物流课堂教学与校内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紧密结合,提高物流人才培养质量。

3.3创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形成和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物流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

创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革除目前高职院校物流教学、顶岗实习弊端,实现高职院校和物流企业高度融合,企业吸纳与安排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参与企业生产服务一线岗位,为每位学生安排企业指导老师即师傅,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接受训练和开展工作。学生在企业受训的时间占学生学制的三分之二时间,剩余三分之一的时间由高职院校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传授。要逐步建立起政府部门引导、物流行业参与、社会支持、物流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形成与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物流教学管理和运行机制。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广州市物流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较大。提高该群体的物流职业技术、技能水平,关乎广州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关乎广州市高职院校物流教育教学工作改革。因此,研究广州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问题,意义重大。

摘要：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应该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要求。本文以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物流职业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建立与完善、创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及完善现代学徒制度方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高技能物流人才培养的对策与建议。

3.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 篇三

关键词：市场开放；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40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78-03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当从产业的层面回顾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时，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各个产业所经历的不同的兴衰变迁的图景。虽然影响这些产业发展路径的因素千头万绪、各个因素之间的作用错综复杂，然而对这些因素进行梳理和提炼，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三股力量始终主导着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即制度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由不发达走向发达)以及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的市场开放(由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这三股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1]。

经济转轨的本质就是依靠民营化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变。因此，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制度因素，是企业的所有制。中国正由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市场开放度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绩效。国内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市场开放角度对产业绩效进行研究的成果却较少，本文是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工业产业层面数据的计量分析，将开放度与所有权变量一起内生化，形成“市场开放、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综合检验市场结构、所有权结构及市场开放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并比较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二、文献综述

不同学者对产业绩效内涵的界定不同，一般认为，产业绩效就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共同作用产生的经济效果。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汲取了马歇尔、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等人关于规模经济、竞争与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单向因果联系，即SCP分析范式。他们以SCP为分析框架，研究特定市场中企业之间垄断与竞争状况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行为、组织结构和经营绩效的变化，创立了产业组织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施蒂格勒和德塞姆茨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理论分析动态化以及恢复新古典主义价格机制的中心地位等方面对SCP框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论证了结构、行为、绩效三个因素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使SCP框架由单向分析演化成双向分析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产业组织理论引入产业规制和公共政策等外生变量，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组织的分析体系。

然而，从我国已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和产业绩效的实证分析来看，许多行业的研究并不支持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我国彩电业排名前10位的企业，其市场占有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营绩效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市场结构的集中并没有导致利润水平的提高(夏大慰，1999)[2]。因为对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产业市场绩效的差异。所有权的变化和产业组织变化之间存在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在解释中国产业组织绩效时，建立在完善市场体制基础上的SCP范式必须加以修正。

根据“任何一个结构性变量的加入都应该有助于解释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贝恩，1968)，在分析转型中的中国产业绩效时，将所有权变量内生化，形成SSCP的分析框架将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中国的相关文献来看，许多学者都对制度环境和市场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验证。国内学者马建堂(1993)较早指出，影响企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是所有制内部结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金锫(1999)则建立一个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的SCP分析框架。谭劲松等(2004)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产权安排、政企关系、治理机制和企业效率的关系，指出产权清晰虽不能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却是企业长期效率提高的前提[3]。唐要家(2005)通过检验竞争、所有权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联合影响，建立了分析转型经济产业组织的SSCP分析框架，得出充分的竞争和有效的所有权结构的结合对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是有改进意义的[4]。因此，将产权和市场竞争结合起来共同研究，成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产业绩效问题的必然选择，这也成为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理论新的发展领域和研究热点[5]。

实际上，产业绩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也由封闭转向开放，市场开放对中国工业产业绩效的影响又该如何?如果市场开放度对中国工业产业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在决定产业绩效的诸多因素，哪个因素又将起主导作用?目前，从这个角度对产业绩效进行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这两个问题就成为本文分析的核心问题。本文的实证分析将综合考虑市场结构、所有权结构及开放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并给出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采用企业水平的数据进行产业绩效的估计，而是采用了产业水平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贸易年鉴提供了全部的三位数产业分类的工业产业水平的截面数据(2004年)，作为我们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来源。

根据分析，工业产业绩效的基本方程是：y=f(struc，state，open，μ)，y：产业绩效，struc：市场竞争性，state国有产权的比重，open：市场开放度，μ是随机误差项。

产业绩效研究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选取的度量指标不同，主要有财务指标和市场势力指标。以贝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使用财务指标；而勒纳等学者则倾向于市场势力指标。考虑数据收集的诸多困难，本文使用财务指标中的净资产利润率衡量我国工业产业绩效。

反映市场竞争性的最好指标是市场结构指标，通常比较精确的是赫芬达尔指数，勒纳指数等，但由于中国改革开发以来，只在个别年份提供了行业企业数据，无法获得衡量市场集中的完整数据，因此本文选择企业平均规模作为反映市场竞争性的指标。

本文选择了各个产业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代表国有制在该产业中的结构变量，从而能够发现不同产业的产权结构对于该产业的利润率具有怎样的影响。

引入市场开放度指标是本文关键的一点。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开放度必然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产业绩效。外商资本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开放程度，本文选择利用外资率作为反映市场开放度的指标。

μ为随机干扰项，它是所有可能影响y但又未包括在回归模型中的被忽略变量的代理。

有关变量的定义、单位如下表所示。

2.模型的假设、构建及估计方法

我们分析的目标重点是试图发现不同的因素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怎样的影响效果。本文的基本假说是：市场结构、所有权结构和市场开放度共同决定产业绩效。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的待估一元回归方程：

3.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本文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可得回归方程结果为：y=-95.61-5.77*struc-0.15*state-0.26*open+μ，R2=0.34，F=5.99通过统计检验，struc、state、open的参数估计均为显著，该模型拟合一般。

该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处于市场开放下的转型时期背景下，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市场开放度都是影响产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第一，市场集中度和产业绩效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稳定的与理论预期一致的符号；第二，度量产权因素的国有产值比重与产业绩效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制度因素在产业绩效决定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市场开放度的指标与产业绩效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与理论预期的符号相左，反映了以利用外资率为指标来衡量的市场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产业绩效起阻碍作用。

前两点的结论并不令人意外，国内外也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给出了证明，并具有相同的结论。国有股权对于绩效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国有所有权垄断带来低效率的原因既有国有所有权本身的激励性缺陷，也有特有的市场结构特征[7]。因此，民营化仍然有着提升绩效的大量空间，这是目前改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三点的结论却似乎与传统的观念相悖。根据传统的观点，推进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产业绩效的提高。而本文实证结果恰恰相反。究其原因，可能有几点：1、目前我们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如产权不清、法律不健全等，助长了外商投资企业的伤害性经营行为；2、没有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利用外资，外资与内资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不高，内外资政策脱节等；3、盲目引资，没有重视自身产业发展体系、配套协作能力的建设……由此可见，吸收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代价影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之一。

下面确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市场开放度对产业绩效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首先，从统计显著性看，state和open的统计显著性都远远低于struc的统计显著性。但仅仅比较统计显著性还不够，还要看经济显著性，即比较struc、state和open的标准化系数的大小，其分别为：0.755、-0.536和-0.361，0.755>-0.536>-0.361。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比较均表明，从中国工业产业的情况来看，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市场开放度这三个因素在影响产业绩效时的重要性中，市场结构最强，产权结构其次，开放度再次之。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中国经济贸易年鉴中的全部三位数产业分类的工业产业2004年的截面数据，对产业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在基于市场开放下的转型时期，就中国工业产业而言，市场结构、产权与市场开放度都是影响产业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结构更为重要，且与产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权、市场开放度则与市场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本文分析的基本政策含义在于：中国正处于市场开放下的转型时期，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中国应继续强化竞争和深化所有权改革，对于仍然还存在的许多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产权需要退出，以便减少其产生的消极效应，增加私有产权的积极效应。在外资引用方面，应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国内产能明显供大于求、出现盲目投资的部分行业，并加强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指导，促进利用外资继续增长，外商投资政策和立法也需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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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要家，唐春晖.转型中的国有所有权集中与工业产业绩效[J].经济评论，2004，(5).

[责任编辑 冯胜利]

4.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 篇四

〔内容提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辽宁省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尝试从智慧城市建设的角度出发，将沈阳智慧城市的建设与经济结构升级有机结合，为辽宁省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新时代;智慧城市建设;经济结构升级

一、智慧城市界定

当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将具备以下的发展新趋势：国际化、生态化、人本化、知识化、信息化。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是“智”与“慧”兼顾。即其基本的思路是以智能化为基础推动城市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创新，最终实现城市和居民的全面、健康、和谐的发展。由于兼顾了“智”与“慧”的关系，较完整地体现了智慧城市的全貌。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形态，也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以云计算和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城市实现智慧化的基本手段，全面感知、深度融合、智能协同是智慧城市运行方式的基本特征，提高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是智慧城市的基本目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为人类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是智慧城市的根本目的。基于以上认识，在明确“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主体推进的，关注的是整个城市的效益”，智慧城市是以城市的生命体属性为基本视角，以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以全面感知、深度融合、智能协同为城市运行的基本方式，以提高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益为基本目标，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为人类创造美好城市生活为根本目的的信息社会的城市发展形态。

二、沈阳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城市的出现产生了分工，促进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日益受到土地、空间、能源和清洁水等资源短缺的约束，城市人口膨胀、环境保护等问题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沈阳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重化、重工等工业基础雄厚，但近几年由于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因素限制，经济发展乏力。若再按照传统模式发展经济，势必会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形象和特色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建设智慧城市，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解决节能、环保、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高效利用资源，达到可持续发展。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是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途径。另外，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将孵化出一部分更能适应市场的高新技术和高新产业企业，也将促使技术、管理落后的企业积极升级转型，以适应新时代下的市场经济。沈阳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这是其他同级别城市所不具备的。但是，由于技术、管理等各方面革新较慢，企业利润普遍较低，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区域。国务院新一轮振兴东北的政策已经陆续出台，诸多宏观政策为沈阳智慧城市建设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因此，此次智慧城市建设将为沈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三、沈阳智慧城市发展思路

沈阳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本身就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因此，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为主线，认真落实贯彻“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着重培育绿色产业体系，保持工业突出的主导地位，积极引导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健康快速发展。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深入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认真把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深入结合自身优势，发挥自身特色，将沈阳建成宜居宜业的新型智慧城市。1.创新驱动。以创新为驱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抛弃以往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新型智慧城市体制机制建设，以创新为第一动力，通过应用新科技、新理念、新机制，提升沈阳城市品位与城市综合竞争力。2.人本理念。智慧城市建设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奋斗目标。智慧城市服务对象是人，智慧城市管理主体也是人，透过现象看本质，所有的`城市建设都是围绕人这一主体而进行，智慧城市的核心目标是要为城市中的人提供更安全、便捷、高效、绿色工作和生活的服务，如智慧医疗、智慧办公、智慧能源、智慧政务平台、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为人服务的，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也离不开城市中人的支持。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共创繁荣和幸福的过程，每个参与者都应有一种城市主人翁意识，建立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把组织职能与智慧城市使命融合在一起，所有人在建设过程中贡献智慧，从一体化城市管理发展为一体化城市治理的新格局。3.和谐发展理念。智慧城市的建设要以和谐的理念为引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无论是在形式上或是在实质上都是对传统城市建设的创新，不仅是城市硬件设施的智慧升级，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城市多方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身和谐。4.统筹发展理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意识。同样，城市可持续发展概念也是相对于传统城市发展概念的创新，包含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和环境等多方面。我国城市建设在近几十年的实践中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较多，如城市规划不合理效能低下;只重视眼前经济效益忽略其他上述各方面的效益;建设过程中对于资源、能源消耗和使用中出现“竭泽而渔”的现象;轻视城市软件建设，如公共服务质量、城市营商环境、社会信息化发展、公民整体素质等。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安排和沈阳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沈阳智慧城市建设要遵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推进沈阳智慧城市建设朝着健康、快速的方向发展。5.以促进经济转型。沈阳智慧城市建设要有“一次作战，多点开花”的战略思想，即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突破口，促进沈阳城市产业升级转型。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新型技术、新型产业的支持，同时也为孵化新型技术产业(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提供良好的契机，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市场前景广阔、资源消耗低、产业带动能力强、环境污染少、提供就业机会多和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就沈阳智慧城市建设而言，在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狭义上智慧城市各方面的建设，也要强调利用智慧城市的建设促进产业升级转型，两方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努力达到“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的效果。

四、结语

总的来说，沈阳建设智慧城市应以“创新驱动、人本理念、和谐发展理念、统筹兼顾理念”为思路和出发点，也应以沈阳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升级转型为入手点。因此，新时代沈阳智慧城市建设与沈阳市乃至辽宁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相辅相成的。从城市发展史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城市革命性的发展都伴随着经济爆炸式的发展。辽宁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我国建国之初大部分工业发展的任务，一直以来辽宁还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高水平的城市化使辽宁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上游。但是，随着进入城市化的下半段，辽宁省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可以尝试以建设新时代沈阳智慧城市为突破口，“发展一批、孕育一批、升级一批”更先进、更智能、更有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5.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农民工分析 篇五

班主任工作很繁琐、细碎，班主任工作有很大的导向性与重要性现代教育意义上的班主任尤其是师范学校的班主任小仅仅是一个管理专家，而且是班级活动的组织者，学生人际交往的指导者和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咨询者班主任如何管理好一个班级，引导这个班级形成一个良好的班风、学风实在是一门学间班主任的工作既要细致入微，关注到班级的“易燃点”，同时又要从宏观上掌控大局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想教育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师范学生大都年龄在15-19周岁，在这一阶段，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等即将成热，这一时期引导小好，学生很有可能偏离人生轨道，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师范学生的思想教育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职责，以学校为主，家庭、社会为辅学校教育中，教师是主体，所以作为教师，作为直接面向学生的班主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学生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远人的理想，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教师的课堂效率才能提高学生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学生才能在轻松、渝快的学习过程中健康成长反之，学生没有理想，学习小主动，抱着混师范毕业的思想，则会出现“年年教书，年年小出成绩”的状况。

二、完善班级管理规章制度，严格班级常规管理

明确一些常规的管理制度，比如考勤、纪律、作业、值日、卫生、管理等逐一日标责任化、细致化，制定能让学生接纳的违纪处罚措施，做到班级事务事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工作检查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方面，召开班干部会议，了解学生对班级的建议和意见;另一方面，小定时地对班级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抽查，比如检查自习纪律、甲读情况、值日劳动、课间操出勤，作业上交等方面，和学生一起对违纪行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话小在多，字字斟酌;规矩小在多，说到做到;管理一个班级小一定要说很多话，话说多了学生也就听小进去了，一个好的班主任应该在说每一句话之前都要字字斟酌，要让学生能听进去;学期初，在班里一定要制定一些规矩，要让学生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小能做，而且最开始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规矩立起来，奖惩到位。

三、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学生

学生刚开始升入时，我们对学生各方面情况都小是太了解，通过学生自我推荐，找原班主任了解情况，找学生个别谈话，细心观察等，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的主体思想，学习现状，学习成绩，性格特点等;或者平时多与学生聊天，多与各位任课教师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在每个阶段，每个科目的学习情况，以便加以积极引导、另外，我们还可以到学生宿舍和学生沟通聊天，随时帮他们处理生活中的间题、思想上的困惑。

四、班会把握和创造教育契机，促进学生成长

如每周一次的班会，张老师都会针对当时学生的情况，选定相应的主题提前想好从哪几方面去开展班会，并且一般会让我也就班里的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每一次阶段性考试之后，张老师都会拿着8班的成绩单进行研究，哪些人取得了好的成绩，哪些人成绩退步了，哪些人出现了偏科的现象，哪些人虽然平时很努力而结果却仍是小尽如人意……在考试对他们心灵的碰撞效应最强时，帮助他们分析与总结前一阶段并指导下一阶段的学习合理的班会能适时地班里学生接下来可能会有的浮躁和偷懒，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觉性;而且，我们班的班会还多次采取学生自己主持的方式，让学生集体讨论，自主发言，化被动接受为主动认识，让积极的学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和模范作用。

五、组织活动，鼓励学生，增强信心

一个班级是有气场的，而一个班气场的形成，与班主任的.导向性直接相关、开学以来，我们开展过几次人型课外活动:年级歌咏比赛、军训、元日晚会、年级主题辩论赛、奋季运动会、主题班会等、如每次集体活动之前，张老师都会对学生给予积极鼓舞，认真指导，让学生明确活动意义，注意事项，并弓召学生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和拼搏精神，为集体争光集体活动一方面可以帮全体学生树立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进而将这种荣誉感带到学习中，另一方面还能帮部分学生重新树立学习的信心。

六、正确引导，理性评价，管理松弛有度

对于学生个人来说，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有引以为豪、值得肯定的地方，帮助学生分析他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朝着什么方向，什么日标努力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人体能达到什么样的成绩，并对学生进行充分的肯定和认可，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是促使他进步与成功的前提对于班里全体学生而言，张老师并小是一味地严格要求，而是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度地管理，保证学生小会太受束缚、过于压抑而失去了热情，也小会因过于自由、习惯性懒散而破坏了积极向上的班级。

此外，班主任要注意把握倾听学生谈话的技巧，准确抓住学生间题，对症下药;注重与学生谈话的方法方式，避免过于激动与学生发生冲突;充分尊重学生，信任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也学会自我管理，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时刻谨记学生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小能忽略学生迟到、旷课等间题，第一时间与家长取得联系，间清情况;做好家访家长会工作，把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措施，班级对学生的要求一一向家长交待清楚，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家长的理解、支持、配合，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等。

6.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特征分析 篇六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经历了空前深刻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在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其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阐明和揭示其特点，对于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团结和带领他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与传统产业工人一样，他们也在城市就业，从事非农业劳动，同属非农业劳动者。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已经不是主要来自农业劳动收益，而是非农劳动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就其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来说，他们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3年全国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达9820万人，在第二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7．6％，在第三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2％以上。但是与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相比，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又有明显不同。

1.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同农业、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的产业工人一般都长期生活在城市，具有城市户口和相对稳定的工作，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尽管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但其社会身份仍旧是农民，在农村还保留着承包土地。他们虽然已经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但大多还要在农忙季节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属于亦工亦农者阶层。

他们的工作完全由劳务市场需求调节，与所供职的企业或雇主之间没有长期的固定契约关系，两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往往随着一项工程或业务的完成而终结。这种关系一旦终结，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

他们的职业具有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等特点。他们是一个介于产业工人与传统农民之间的双向交叉的社会群体，经常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颠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处在一种双向流动过程中，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就往城市流动，找不到工作就往家乡流动。他们常年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漫游，苦苦寻求着各种就业机会。由于户口在农村，因此他们的许多权利和义务都与户籍所在的农村发生联系。农村是他们的输出地，往往又是他们的归宿地。找不到工作或者患了疾病，便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尽管不在农村谋生，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家庭、心理寄托与感情牵挂都系于农村，自我感觉上也还是一个农民。农业虽不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但还要兼而从之，以此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最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已身在城市，从事着非农业劳动，但还带着农业、农村、农民的脐带。

2.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他们只能甘居下风，去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重、苦、险的简单劳动。

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出于挣钱谋生的热望，他们宁肯放弃自己的某些权益，接受雇主苛刻的条件，去谋求一份报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8.7％的雇主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金，93.4％的雇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更有甚者，多数农民工不敢提出签订劳务合同的要求。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有报道称，在广州接触职业危害的40多万工人中，70％以上是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成为“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新华社记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农民工，其中竟有72.5%的农民工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在从业方面可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境况毕竟要好得多。

3.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较窘迫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原本就是来自农村的贫困阶层。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改变眼下生活状况的渴望，来到城市打工谋生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层。

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其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他们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的是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多带几个钱回家。

农民工是城市中失业最为频繁的群体。他们中有不少人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农民工遇到过失业问题的比例高达45.4%，有45.5%的人遇到了3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连那点微薄收入也没有了。

由于享受不到城里人所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受伤或害病。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有46%的农民工生过病，17％的人生病在3次以上。他们一旦生病，就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二、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作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尽管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但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与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1.他们还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顶着纯粹农民的脑壳进城的。在这个脑壳里，满满地装着带有浓郁的泥土与乡村气息的思想意识。短暂的非农业劳动尚不足以改变他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去。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还没有认识。进城就业以前，他们一心想的只是怎样打工挣钱，没有任何来做产业工人的思想准备。加之进城就业时间有限且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他们还不可能有什么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甚至连朴素的阶级意识都没有。

2.他们尚不具有产业工人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组织性和纪律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就是这种改变与催生的产物。他们不再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千里迢迢来到城市打工就业。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种反叛。然而，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同社会的嬗变跃迁并不是同步的，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使得传统的东西远未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淡出，还时常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熏陶，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但这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尚未能锤炼出他们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

3.他们在所供职的单位中是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目前，尽管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存在职工个人不同的具体职业感受，但作为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其主人翁地位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

正是由于农民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因而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他们在企业里完全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的关切度也根本不可能有国有企业职工那么高。除了出力干活挣得工资以外，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所在企业的前途命运。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们只是躺在床铺上思念自己久别的家人，根本无暇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因此，置身于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中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萌生主人翁意识。

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业于国有企业。即便是这部分农民工，也没有多少主人翁地位可言。职工在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原本是基于保障固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城市产业工人的各种民主权利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临时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问题。由于农民工同所在国有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雇佣关系，加之他们在企业里的身份被统称为临时工，因而不可能被当作企业发展的依靠力量，不仅不被吸收来加入企业工会，参加职代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而且也根本享受不到本企业城市职工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连工资级别也完全与城市职工分属两个体系。同时，农民工自己在心理感受上，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单位人，没有心思去管企业的事。

4.他们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

依照法律规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法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这些政治权利往往受到诸种制约。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作为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远离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一般宁肯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愿去办理这些繁琐的选民资格手续。因为办理这些手续，他们一要中止好不容易才谋到的工作，冒失去这份工作的危险；二要付出较高的办理成本，其中包括误工工资和往返的差旅费用。因此，在办理选民资格手续和放弃参加选举二者之间，他们通常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非是因为农民工们缺乏参政的热情，而是制度安排没有考虑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取得选民资格证明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是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安排，把他们被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三、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低层。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全部100种职业的排位中，农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0个位次的职业都与农民工不无关系。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巨额税收，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歧视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公共歧视，另一类是个体歧视。所谓公共歧视，即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如在公交车上遭受司乘人员的歧视，在商店遭受店员的歧视，在其他公共场所遭受各类管理人员、执法人员的歧视。有些公共歧视明显带有政府行为。所谓个体歧视，是指农民工在其就业的单位或家庭里面遭受雇主的歧视。这些单位或家庭通常以扣压身份证为手段，强迫农民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置同工同酬的宪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给予农民工以带有歧视性的劳动报酬。

对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和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

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项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农民工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平等的就业资格和机会。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设置种种职业、工种限制。近年来，有些城市政府为解决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制订了各种就业准入制度，限制外来人员进入某些行业。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一些部门和行业清退农民工，为本地下岗失业人员腾位子，搞所谓的“腾笼换鸟”。在对农民工实行就业限制政策的同时，还强制性收取各种管理费，以提高就业成本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就业壁垒。

除此之外，对农民工劳动权的歧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劳动休息权、工资报酬权和劳动保护权等方面的侵害上。用工单位和雇主大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全由用工单位和雇主说了算。用工单位和雇主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却很少给务工者支付超时超额劳动报酬。尤为突出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些用工单位特别是建筑企业，不是按月给农民工工资，而是一年一结，有的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如果农民工中途变更工作，就基本上拿不到工资。

社会保障也是我国公民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受着不同等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城市职工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而农民工的惟一保障就是远在家乡的那片承包田。城市职工下岗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取得政府再就业帮助，而农民工则完全处于无助状态。城市职工患病、负伤可以享受医保，而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

学龄儿童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原因，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享受不到与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

四、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

当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由于与家人、亲戚、朋友减少了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情感方面失却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故而在社会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不适，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

如果说农民工们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少能光顾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们除了打扑克、掰手腕，就是睡大觉，甚或以讲黄色笑话聊以自慰。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然而由于远离妻子或丈夫，农民工的这一需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长期没有性生活，使农民工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处于焦虑、烦躁、郁闷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之中。长期和过度的精神压抑，不仅会使一些农民工患上精神类功能性疾病，有时甚至使一些农民工会形成某种直接导致过激行为的变态心理。近年来，一些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许多都与农民工有关。

五、几点认识与结论

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分析，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性群体。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是非农业劳动，在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上已经接近乃至相同于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因素，又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市民的权利和地位。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社会，但还尚未获得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权利，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正常生活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城市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膜。他们离开了农村，但又心系土地，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属于城市，又属于农村，是一个处于城乡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性社会阶层。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已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但还尚未完全实现非农化，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他们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既是产业工人又未完全产业工人化，是一个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特殊人群。这是进城就业农民工的一个最显著的阶层特征。

第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传统制度安排的产物。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架构下，国民经济被分割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别运转。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内维系特定的经济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维系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客观上要求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来与此相配套。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传统的户籍制度将国民严格地区分成 “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实施人口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且还与公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相联系。于是，户籍制度已经不单是户籍制度本身，它成了区分不同国民身份的重要标识。户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也就存在明显差异。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出现，是对传统制度安排的冲击与反叛。这种冲击与反叛，使旧的制度开始出现某些裂痕与松动。但这种制度还远未被彻底打破，依然是阻碍进城就业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制度性篱笆。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还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它一方面开始容忍农民进城就业，同时又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在这样一种制度氛围下，进城就业农民工这一“夹心”社会阶层便被锻造出来了。

7.经济转型下的“渡口经济”探析 篇七

传统的渡口经济, 是指以渡口或港口为依托, 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 快速发展其经济的一种模式。本文所说的“渡口经济”采用的是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对渡口经济的定义, 其有别于传统的渡口经济。吴晓波认为:“大凡国营资本或权贵资本, 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 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 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 然后以特许经营 (牌照、指标) 的方式加以‘寻租’, 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 占据其点, 则可以雁过拔毛, 坐享其利。”凡是符合这种经济格局的都可以将其归为“渡口经济”。

二对“渡口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每一阶段的渡口经济的形成, 都是国营资本、权贵资本、民营资本和政府的博弈结果。而这四种势力也构成了中国商业利益博弈的基本力量。改革开放以来, 围绕着不同时代形成的“渡口”领域, 都充斥着这四种势力的身影, 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中比较大的几次渡口博弈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围绕着以物价为核心的博弈;20世纪90年代末, 以产权制改革为中心的产权博弈;2000年以来, 政商博弈的焦点主要在金融和资源等两大类产业方面。每一次的博弈, 国营资本凭借其强势地位和政府支持, 在博弈中都占据有利地位, 而权贵资本在国营资本之后大肆获利。例如, 在1993年中国政府在金融整顿运动中, 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种种尝试, 被冠以“金融投机倒把”而被打退。随后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国营资本占据中国经济发展中各个产业必经的“渡口”, 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大获其利。

三新形势下产生的新“渡口”

进入2000年以来, “渡口经济”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是金融领域, 二是资源领域。金融领域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命脉。资源领域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例如在资源领域, NBA转播权属于社会资源方面的渡口;而国有资本对电力、石油、食盐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控制则更为明显。

近年来,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 使得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对实体经济 (如制造业和零售业) 造成了近乎革命性的打击。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得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为代表的民营资本迅速发展。尤为重要的是BAT通过支付再造方式, 以及支付手段的不断创新 (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 打破了一直固若金汤的金融领域的“渡口经济”, 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渗入却无力防守。因此,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的“渡口经济”正在形成, 这将是国营资本、权贵资本、民营资本以及政府未来一段时期博弈的聚焦地 (如前一段时间各大银行对余额宝进行“围攻”) 。

四经济转型下围绕新“渡口”而进行的政商博弈新特征

近年来, 国内经济下滑压力增大, 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 应当看到, 在资源领域, 由于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未被打破, 其市场化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国有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控制地位在短期内不会被打破。相比之下, 政府在金融领域改革进行了强有力的推进。首先是, 国家允许银行可以倒闭, 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 (例如以阿里、腾讯为首的互联网尝试开办网络虚拟银行以及四大民营银行获批) 。其次, 保险基金、证券和信托业等各项金融领域急剧扩容。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使得金融“渡口”与互联网“渡口”交叉重叠, 情况更为复杂, 增加了政商在新的“渡口”博弈的不确定性。

由于当前的情况较之以往更为复杂, 使得博弈参与方对当前形势都显得有点举足无措, 各方都在试探、摸索中进行博弈, 因此, 新一轮的政商博弈不可避免地会呈现新的特征:

1.新的博弈将会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渡口”, 是由民营资本最早掀起的, 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渡口”已造成革命性的打击。在这一领域, 国营资本一度处于被动地位。因此, 以前那种国营资本全面压制民营资本的局面不大可能在互联网“渡口”出现。但是由于政府的支持, 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可能会“和解”, 与金融监管系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由于技术壁垒和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在新一轮的政商博弈中, 权贵资本可能会处于劣势, 而很难有所作为。

2.在博弈中, 寻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均衡点)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 政府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以及互联网经济在金融领域的渗透, 使得在这一领域控制多年的国营资本难以招架。而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控制与渗透。可以预见国有资本以及政治权力在未来的互联网“渡口”绝不可能甘心处于被动, 它们将不断地通过其自身权力或影响力与民营资本进行交锋和妥协, 以求找到政府、国有资本以及民营资本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3.在新的格局形成前, 博弈参与方将“摩擦”不断。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自己“地盘”内的互联网“产品”采取了谨慎管制的举措 (例如银监会叫停虚拟信用卡, 交通部门对“滴滴”打车进行诸多限制等) 。可以预见, 在未来诸如此类的摩擦还将不断, 并将呈现“常态化”, 在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中, 博弈边界将会慢慢呈现, 直到新的格局形成之前, 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

参考文献

[1]吴晓波.浩荡两千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

8.转型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分析 篇八

【摘 要】通过允许设备进项税金抵扣使企业的税负减轻，直接刺激了企业的设备投资，这是转型对企业最大的影响，其他方面的影响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设备投资将发生较大变化。

【关键词】转型； 企业； 投资。

企业转型是指企业长期经营方向、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整体性转变，是企业重新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达到新的企业形态的过程。当前我国大多企业的转型主要是属于企业战略转型。企业往往是由于自身在所处行业的竞争能力降低和竞争优势的衰退，促使企业通过组织等的变革，提升企业在产业内的能力； 或者由于所处行业的衰退，企业发展前景黯淡，迫使企业不得不主动或者被动地采取产业转移的战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获得新的生机。

1、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① 企业设备投资与配套投资将大幅增加。因为进项税额抵扣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使企业的投资倾向于能够带来进项税额抵扣的设备投资。另外，转型降低了设备投资的回报要求，企业的设备投资计划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可行性分析。从主要的财务指标来看，消费型增值税条件下的 NPV 和 IRR 会比在生产型条件下大幅提高。

② 企业的投资周期会明显缩短。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的政策，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1999年 12 月 8 日颁布并实施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财税［1999］290 号），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这次国家推出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给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加强烈的刺激。这样，企业设备、技术更新的加快自然会带来企业投资周期的缩短。

③ 企业投资行为会主动跟随国家政策。企业对转型政策效应的预期会使企业、的投资行为尽可能与政策导向一致。一方面出于税收中性的考虑，企业会认为转型是个利好消息。企业会主动配合转型的实施，以期获得由税负公平带来的竞争地位改善。

另一方面企业会对转型的推行路径产生影响。为获得并保持转型带来的超额收益，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来采取行动，并有可能对转型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企业的投资方向将以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为依据。国家的试点行业及试点地区将对企业的投资方向施以巨大影响。这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但是，企业也会做出一些取巧行为，如，企业的投资时间将会有意选在转型开始之后。即使本应发生在转型开始之前的投资，企业也会尽量将其推迟到转型之后，以享受转型带来的优惠。这些行为，特别是投资时间、地点、项目的集中会给转型政策的推行带来影响，甚至影响转型政策的效果。

2、转型对企业筹资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将间接增加企业筹资成本。虽然可以获得抵扣，但是抵扣量远远小于投资量。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大，必然刺激企业的融资活动。设备投资所需的资金量十分巨大，企业除了利用以有积累及内部融资来进行投资外，一般还需要通过发行新股、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外部筹资活动来筹集设备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企业在筹资方式的选择上要根据资本结构、税收筹划等相关理论来综合考虑，以免使转型的益处受损。另外企业财务指标的表现也会影响企业的外部筹资能力。

3、转型对企业的会计核算的影响。

转型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集中于会计政策的变化上，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与折旧政策。对于机器设

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必须与转型政策一致，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拿试点政策举例，试点政策要求企业对抵扣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按不含税净值入账，并以此来计算折旧。试点还对增值税的抵扣、缴纳、退还等在手续上作了要求。

同时此次转型将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企业会针对转型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已有相关研究提到或指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政策益处与经济效益，会对新增设备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然而具体哪种加速折旧方法的效益最大还没有定论。无论怎样，此次转型为企业会计政策与估计变更提供了刺激与契机。

4、转型对企业市场行为的影响。

转型对企业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企业税负降低，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企业利润空间增大。企业在进行市场竞争中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例如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水平，扩大市场份额占有率。这有利于我国的商品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转型刺激企业投资。企业可以借这个机会开发新的产品种类，开拓新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利用更新、更高质量的产品来夺取市场，而不一定会降低产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