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谈孙中山

近代史论文谈孙中山（精选6篇）

1.近代史论文谈孙中山 篇一

参考文献：《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1894年5月，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事败，流亡海外，宣传革命。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英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次年经加拿大抵日本，结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并在旅日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奔走海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

1911年10月，欣悉武昌起义爆发，即离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12月25日回到上海，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曾一度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职。1913年，因“宋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旋告失败。1914年，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7年，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护法军政府，被推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翌年，因受桂系军阀挟制，被迫去职，赴上海著书立说，撰述《建国方略》。

1919年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总理。1920年重返广东，次年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因陈炯明武装叛乱，中止北伐，被迫退居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他与时俱进，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促成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创办黄埔军校，指挥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同年11月，应北京政府邀请，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作不懈斗争。因积劳病剧，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体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遗著辑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等刊行。

孙中山(1866—1925年)，中山市翠亨村，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深受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和景仰。

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孙中山祖籍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孙中山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起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且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早期革命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2]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断发改装的孙中山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晚晴园议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见“起义年表”），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暴徒暗杀。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武力打败，孙中山等流亡海外。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使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建立民主国家之必须举措失去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此事件中孙中山责任不容旁贷，逢宋教仁案凶手已被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之传票已发出、中国正出现空前的司法独立之际，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孙中山选择使用武力，而非政治、法律以及诉诸公民之方式对抗，把中国社会之发展推进错误轨道。开了民国军阀混战和武力造反的先例。随后一个宋教仁式议会民主国民党被孙中山改造成一个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宣告与北京袁世凯政府对立。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年11月，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由津入京并发表了《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实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个人思想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9] 编辑本段 人物名言

▲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

光裕庐中堂▲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人类要在竞争中生存，便要奋斗。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自己应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

▲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中国道统和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孙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宗教方面，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孙中山论宗教和民族的关系：

“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斯、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在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资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 孙中山注意信仰的力量，以三民主义信仰团结革命同志。他曾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孙中山曾论及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民族和信仰的关系：“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信仰

“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历史评价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10]

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然而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2.近代史论文谈孙中山 篇二

孙中山在分析过去国家强盛的原因时指出, “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因, 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 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 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道德问题, 有了很好的道德,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认为一个国家的长盛和久安要靠“文化的发扬”和要有“很好的道德”, 这应该说是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在伦理思想上, 孙中山主张改造和继承儒、墨的传统观念, 把这种伦理观念看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提出要恢复民族的地位, 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 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 “有了固有的道德, 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孙中山在批判封建伦理观与封建主义道德的同时, 提出了新的伦理思想以建立新的伦理观。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 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 首先是忠孝, 次是仁爱, 其次是信义, 其次是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 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孙中山的“八德”伦理思想, 是一个由内 (内心修养) 到外 (外发言行) 、由己及人、由家庭到社会的层次分明的伦理思想体系, 其中的核心是“忠”与“孝”。孙中山认为, 一个人忠于国、孝于亲, 是做人最起码的条件, 因为, 爱自己的父母与生我养我的乡邦, 出自本性, 是有生俱来不待外求的天性使然。“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 而“现在民国没有君主”, “没有皇帝”, “忠君”当然也就不需要了, 但“在国家之内, 君主可以不要, 忠字是不能不要的……要忠于国, 要忠于民, 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孙中山发展了“忠”的内质以适应民主革命这个现实社会的需要, 提出“为四万万人效忠, 比较为一人效忠, 自然要高尚得多”。除此之外, 他认为尽忠还包括“忠于事”, 即“我们做一件事, 总要始终不渝, 做到成功, 如果做不成功, 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显然, 孙中山讲的“忠”, 恰恰是“忠君”的封建道德的对立物, 其中贯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内容, 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样, 孙中山讲的“孝”, 也已经不是封建的宗法道德观念, 而是主张将宗族主义扩充为民族主义, 发扬敬祖宗亲的爱国主义精神。孙中山认为, “现在世界是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 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讲到极点, 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关于仁爱, 孙中山说:“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 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代在政治这方面所讲爱的道理, 有所谓‘爱民如子’, 有所谓‘仁民爱物’, 无论对于什么事, 都是用爱字去包括。”由此, 他批驳了“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的论调, 认为“把仁爱恢复起来, 再去发扬光大, 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忠孝仁爱”四德, 不是说说好听的, 必须见之于实践, 以求言行一致, 收到实效。而实践就要讲究“信”“义”。信者, 说话算数, 言而有信;义者, 行而合义, 不搞歪门邪道, 不搞口是心非。孙中山说, “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 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 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至于讲到义字, 中国在很强时代, 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进而他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兵力胁迫”、“不讲信义”的行为, 从道德上进行了谴责。

讲忠孝, 讲仁爱, 讲信义, 则小至一个家庭, 大至于一个团体、一个社会, 就能达到稳定和谐的境地, 人和事平。即使在国与国之间, 也可以和平共处, 共谋繁荣与发展。孙中山特别提到, 中国人爱和平, 主王道, 是一种极好的道德。“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 都是出于天性”, 而“外国都是讲战争, 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 他提出“这种特别好的道德, 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意外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 并且要发扬光大, 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孙中山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 从其基本的方面来看, 并不是对封建道德“兼收并蓄”, 而是想要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道德传统, 批判当时存在的盲目崇拜欧美的民族虚无主义, 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为反帝爱国和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事业服务。总之, 所谓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 经过孙中山的解释, 基本上已经不是原有的旧的封建道德, 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范畴。可以说, 孙中山提出的“八德”是对我国固有道德中精华的科学归纳, 为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标准。其间, 他对待新旧道德的扬弃问题的态度, 对后人后世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不过, 我们也应当看到, 孙中山的“八德”理论虽然继承了古代哲人的伦理思想精华而又有别于前代的学说, 但由于它建立在人性本善的“良知”“天性”之上, 忽视了思想道德的形成与经济物质水平的辨证关系, 还认为完全可以用教化的手段来唤醒人的本性, 因而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同时, 他对于中国“固有道德”的评价也不完全正确, 存在某些估价偏高的倾向。所以, 尽管孙中山曾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 如果是好的, 当然是要保存, 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划清这个“好”与“不好”的界限, 以致把某些消极的东西也看成是积极的, 缺乏必要的批判和改造。但不可否认, 孙中山在批判的同时能够注意到应继承的方面, 仍是他超出同时代的思想家的地方。

3.近代史论文谈孙中山 篇三

一、中山大学近代建筑的特点

中山大学的几个近代建筑群，与学校所经历的三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大致一样。各时期的建筑主要特点分明，自成一格，各具特色。

文明路、中山路校址的建筑，以西洋建筑的特点为主。这一时期中山大学的前身院校以广东贡院的校舍为基础，加上散落在中山路及仁济路上的建筑作为办学的大楼。由于这些建筑大部分在1880年到1900年间设计与建筑，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借着两次鸦片战争的余威，把西方的各种风习传入中国之时。建筑风格中的西洋风格元素，爱奥尼柱式、西式教堂、哥特式顶尖、拱券、连廊等，被广泛应用在建筑的大楼当中；即使是部分坚持沿用传统中式建筑风格的建筑，亦都融入了外观上斗拱与圆拱、内里铺花地砖、铸铁楼梯扶手的西化特征。遑论国际国内环境情况如何，这个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与起步阶段，条件艰苦且无经验可循，更无什么涉及民族大学建设理念之说。因此，中山大学这一时期的建筑群显得风格复杂多样、渗入西式元素也就成了一种认可度颇高的共识。这一时期，是中山先生早年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时期，矗立在博济楼前面的“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成了中山精神的一个起点，也是中大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

石牌校址的建筑，以宏伟壮观的传统民族风格为主。这一时期是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民国时期，振兴中华为首选要义。浸润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大首任校长邹鲁先生，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以“百年之不落后”的理念，用短短的“六年三期”规划着国立中山大学的校舍建设。在这一时期的校园建筑中，全部建筑以中式元素为主。体量庞大的大楼，屋顶、屋身、屋基三段特色分明；梁、柱、川颜色正宗；华表、扶手、连廊、瓦当、滴水、脊筒及飞檐的走兽，均按民族传统要素建制，这在刚刚取消帝制建立民国之时，可谓冒险之举。这丹楹刻桷的宏大建筑，不但使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在教与学的客观条件上，不低于国内大学，而且时至今天，国内外大学中，在短时间内建校有此宏大创举、意识如此超前以及其建筑至今仍能发挥作用的，实为罕有。中山先生以教育强国的精神，由此发扬光大，持续发展，形成了中大人文精神的雏形。

康乐园校址的建筑，以中西混合的风格为主。众所周知，中山大学这一时期的校园建筑，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时，国立中山大学部分院系专业与私立岭南大学的部分院系、专业等重组后，新成立的中山大学所在地。而康乐园的红楼建筑群，其建筑时间则追溯到1904年，从具有外国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自澳门迁入时就开始了。由于建筑资金、设计及居住使用者的原因，这时期的建筑，风格以中西合璧为主。但为了迎合本土民意，外观上仍然具有民族风格及元素，只是中式的“大三段”被很现实地缩小了。取而代之的是，壁炉、烟囱、老虎窗、露台等西方建筑的实用特征，被中外设计师所运用。当中有几幢大楼的门前，其灯柱的设计，融入了中式经幢的元素；连梁、柱及建筑工艺，均被西方新的建筑工艺所取代。由于设计得当，康乐园的校园整体亦具有红墙绿瓦、功能清晰、建筑布局合理的特点，并形成数量宏大，但风格迥异于石牌校址建筑的康乐园红楼建筑群。早年中山先生在怀士堂、马丁堂的演讲，其精神亦令中山大学人文精神主体的构成，并在多所学校的合并调整后延续、发展、完善。

二、中山大学建筑与人文精神体现

所谓大学的精神，是大学在办学的历史过程中，自我形成的办学理念与价值观念。中山大学的近代建筑群，因其建筑的特点及所经历的特殊性，经时间的浸润，已然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昭示着与众不同的风范。

怀士堂，亦称小礼堂，是当年岭南大学基督教的青年会所，于1915年破土动工，落成于1917年2月。总建筑经费2.5万美元，由美国著名的天文仪器制造家、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华纳与史怀士公司总裁安布雷·史怀士先生（Ambrose Swasey）捐资修建。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第二次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此做了《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以做大官》的演说，告诫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非做大官；后学校将此名言镌刻在怀士堂北边墙上。而怀士堂南面，则矗立着中山大学创办之初，中山先生所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一直告诫着历届的学子，学习的目的和做学问的方法态度。作为坐落于康乐园中轴线的教会功能建筑，原仅为学生的聚会场所，经过时间的推移，承载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及精神，沉淀并积累了历史记忆，使其成了中山大学近代建筑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标志性载体。

马丁堂，1905年，在岭南学堂成立伊始，岭南学堂美国纽约董事局出售自己的证券筹资兴建了马丁堂，该建筑由当时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大名鼎鼎的美国纽约斯道顿建筑师事务所（Stoughton & Stoughton Architects）设计，耗资2.5万美元。马丁堂是岭南大学迁入康乐园后的第一栋永久性建筑，也是第一栋由硬质红砖建起的房屋，它还是中国较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首次莅临岭南学堂，在马丁堂前向岭大师生们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非学问无以建设》，鼓舞当年岭大人奋发图强。也为今天中大人“科学、民主、求实、务新”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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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金墨屋一号，现为“陈寅恪故居”。捐建于1911年，是美国芝加哥麻金墨夫人（Mrs. Nettie F. McCormick）为纪念她的夫君，捐赠给岭南大学的两栋建筑之一。从1953年夏到1969年春，这里就成为国学大家陈寅恪先生的住所兼教学教室，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6年，《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均成稿于此。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当今大学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也是当今学人做学问的价值取向。如今，麻金墨屋一号成了中大人精神的象征。

中山大学在中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校训以及“诸君要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非学问无以建设”等理论的指导下，早期形成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共同生活共同学习的集体精神、向民众学习为民众谋福利的服务的大学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山大学的人文精神又融入了包容的成分，体现为民主的精神、务实的作风、爱校的情结等三个方面的人文精神。中山大学在90余年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民主、求实、务新”的大学文化精神。在中山大学人文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近代建筑群成了见证与记载者。

在中山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之际，结合学校发展的新形式新要求，把培养人才的标准设定为“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这既是对中山先生的校训、训词的一脉相承，又是在新的环境下将中大人文精神的发展。

三、结语

大学的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精髓与核心，是大学的灵魂；大学之精神通过所在建筑而铭刻与传承，通过校风、学风而体现。中山大学人文精神，起源于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经近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当今独具特色的“科学、民主、求实、务新”人文精神。今天，矗立于大学校园中的近代建筑，历久弥新，见证了大学的发展，也记载着大学精神的创新，把中大的人文精神从抽象变成了具体。当人们走进这古老的校园之时，这些标志性的建筑会直接引发对当年中山先生教导的联想，谨记大学的使命，不断地为祖国的建设输送合格的人才。

参考资料：

1.黄仕忠主编，《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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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汉文主编，《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易汉文主编，《鸿儒世范》，广州， 2004年。

5.李延保著，《李延保教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

6.吕雅璐主编，《红楼叠影——中山大学近代建筑群的人文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7.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在一所大学的演讲》，共识网21ccom.net 2011。

8.郭启宏，《孙逸仙的大学》，《光明日报》2014-12-31第06版。http：//epaper.gmw.cn/gmrb/images/2014-12/31/06/2014123106_pdf.pdf。

4.近代史：浅谈甲午中日海战 篇四

谈及甲午中日海战，你想到的可能是北洋舰队英姿飒爽的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归国时的英姿飒爽，也可能想到的是当年致远号从德国远渡回国时的气势澎湃，可能是最后致远号撞向日军的惨状时刻，不管怎样，甲午中日海战永远都可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下面，让我来带你们回顾一下那场战役，并谈谈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我是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回忆这场战争的。开幕降到，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斥巨资将几十个中国少年送往那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三年后，一批出色的北洋海师闪亮登场。看到少年邓世昌引用彼得大帝那句话“凡是仅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而同时还有海军的统治者才算是双手俱全”，刹那间，港口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那句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些少年从英国开回来定制的大铁船，就是当时的致远号和镇远号。那句“我们的大铁船来了”能够真实反映我们国人内心深处那种自豪，那种骄傲。

当时中国舰队上午驾驶着致远号和镇远号前往日本国拜访，日本人看着那两艘大船也非常惊愕。下午时分日本军方就开始了对黄海沿岸进项了攻打。我们来看看当时中日舰队的对比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水师有12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11艘战舰，数量基本相当。北洋水师中有8艘是较强的铁甲巡洋舰，其中定远镇远2艘是当时亚洲最强的战舰。而日本联合舰队，也有8艘是新式的巡洋舰。其中吉野号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高速巡洋舰。但是，北洋海师的舰队弹药全是教练弹等，没有像穿甲弹这样有实际杀伤力的弹药。最后镇远号被击沉，邓世昌带着致远号撞向了日军的舰队.....中国的北洋海师告负，并关锁国的清政府被撕开了一道大大的海关口子，《马关条约》被迫签订，中国的近代屈辱史也拉开了帷幕......这场战役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深远的影响。首先，甲午战败直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只是单纯地应用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创办新式企业，局限在器物的层面上，并没有触动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中国仍然是个封禁落后的国家，所以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给洋务运动判了死刑，宣告洋务运动美梦的破产。

其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日本可以在华设厂，其他列强也纷纷效尤，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列强把整个中华大地割裂得支离破碎，国民们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第三，最后对日本来说，加快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为下一次日本的侵华战争埋下了铺垫。

最后，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人民纷纷觉醒，寻找着救国图存的活动。在政治上：农民自发掀起了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则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在经济上：出现了办厂自救，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爱国热潮，而我们的民族资本住一起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思想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更加深入，由洋务运动期间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维新派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实现了由器物到制度层次的转变。

5.浅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篇五

摘要：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关键词：

社会转型传统文化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变革

什么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呢？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由于发生了同西方国家的巨大碰撞，鸦片战争起使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和变化，传统的封建超稳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旧有的封建模式遭到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再也不能维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适应形势，尽快变革，使中国迅速摆脱那种阴影和困境，通过认识和纠正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学习西方的优点和长处，重新振作以走向近代化。

（一）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十九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长期思想、政治、经济等等力量对比冲撞后的一次总爆发。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国内完全确立，工业革命也已完成，机器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生产突飞猛进。此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全球拓展贸易，寻求殖民地，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并且希望中英之间扩大商

业交往和政治联系。而中国则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各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于海外贸易中动辄禁海锁国，只是希望周边保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统治。落后的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又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并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这种政策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既有的优势。可见清政府闭关自守是一项强硬的政策，但也是一项僵硬的政策，其弹性系数太小，灵活性太差，着眼点太狭隘，因此势必会在日益增强的国际冲突中削弱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则都正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就必须转变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

（二）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

中国历史上长期不能得到变革，传统有着极大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一直绵延至今，中间从未中断，在世界上相对独立地发展，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和发展地位，拥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赋予它丰富的资源，历史上处于四周的民族大多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并长期受其影响，由此长期以往，便鼓励了我们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大意识，使我们习惯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这也确定了让我们自觉的接受一种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是相当困难的，而这种文化要想对中国发生影响除非力量达到足够征服，否则是不容易得到任何改变的，这也确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即近代中国要想向现代国家迈进，其旧有的传统文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转型。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释道二教为补充的适应于小农社会的庞大文化体系，它以伦理血缘为基础，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等方面所起过的重大进步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其早期相比世界其它各地更处于文化发达的优越地位，因而也相应表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宏伟气度，其“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崇拜或轻易的唾弃。”⑼这正是一种文化开放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中国却走向了它文化的巅峰，四大发明都产生于此际，唐诗宋词、佛学哲学等也都盛极一时，中国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然而时过境迁，它的优点却由于其长期的停滞和固步自封而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忠孝、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夷夏之防以及经济上的重农抑商等等观念相互交织，都日益成了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枷锁，终于在近代数百年间随着西方的发展而不断落伍，其局限性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便全面暴露出来。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无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中国的文化观念有关，某种程度

上，正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文化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但是这种吸收一般也只都是在符合自己固有框架的前提内，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维护其核心的“忠孝”内容，由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保守性，他们顽强的维护中国古代一切固有的东西，举凡西方的观点一经进入，便立即上上下下，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此时的西方文化是随着他们的大炮一起进来的，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情感上的强烈不平和民族义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情形在外国没有挟着大炮进来以前也有，我们长期执行的就是闭关政策，直到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原本由于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然而这种盲目排外又会使得我们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代中国数次失去了进取和发展的机会，延误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绝不只是一两个统治者误国的问题，而是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态使然。

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来讲，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吸收引进的却异常困难，与整个中国旧有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着极深的关系。在与西方接触中，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注重实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体会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的，但起初的事业却大多停留于物质层面上，而对西方文化之根本却始终持一种坚拒的态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文化制度而国力飞跃直上，直至打败了清政府，中国才再次受到触动，并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虽则这场由上至下的变革已开始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解救陷于亡国灭种之厄运的大清帝国。文化观念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基础，但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始终都在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无论上下，学者俗人，无不为实用的目的所驱使，朝野的目光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只要学到西方的利器就能使中国强大，到清末则认识到制度的落后或许是中国的病根，因此对西学的引进与关心也多于当时的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相关联，而没有从制约“器物”与“制度”的思想观念文化上入手反思，而若没有这些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点却被我们最广大的人们所忽略了。由此以后的戊戌变法及实现社会民主共和的理想都不断地遭到挫败，这实在不能说是没有其深刻原因的。

6.浅谈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转型 篇六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三、社会契约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代理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四、绝对君权

“国家的区别在与主权者的不同”霍布斯根据统治者的不同特点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在他看来，君主制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霍布斯以他的社会契约论为笔杆，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了最大的辩护。在他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并不包含在内，不属于制定契约的任何一方，这样统治者便不受契约的任何制约。在他的视野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所有国家最高权了力于一身，不受法律和契约的限制，人民要绝对听从他的号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得以任何原因对君主有任何不满、任何不服，人民起义或造反，是天理不容的，同时也违反了自然法法则，更是对自己亲手制定的社会契约的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