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悠久历史

汉字的悠久历史（共7篇）

1.汉字的悠久历史 篇一

庆阳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里曾是“黄河古象”、“环江翼龙”的故乡。我国最早出土的第一块石器，就发掘于华池县的赵家岔。市内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等遗址达1500余处之多。4000年前，流传于世的《黄帝内经》早已造福于人类。夏代，周族部落在庆阳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先周文化。《诗经》在《豳风·七月》、《大雅·公刘》、《小雅·采薇》、《豳风·东山》等篇中都描述了周人在此地的生活情景。

东汉安定监泾人王符著《潜夫论》36篇，在为传世名书。晋代，北地泥阳人傅玄，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曾著《傅子》120卷（篇）。

唐、宋时期，由于佛教的发展，造塔建寺、刻石造像、树碑作文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明、清之际，以民间文化艺术为主体的文化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故事、传说、歌谣、对联、迷语、笑话、寓言等民间文学及以及民歌为主的音乐事业发展较快。民歌、唢呐、社火遍及全市，民间剪纸、刺绣、织编、纸扎、雕塑等继续发展。戏曲班社活跃，逐渐走向专业化。同时，文化名人辈出，很有影响的有李梦阳、王纶、吕经、吕颛、张钦修、钱旭东、韩鼎、赵邦清、刘之蔼等50多名。

民国时期，秦腔戏曲艺术，进入兴盛时期。

陕甘宁边区时期，市内文化艺术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文艺的服务对象、表现形式、内容上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一批为现实革命服务，且富有民族化、大众化特色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演唱作品涌现出来。新宁县南仓村刘志仁、环县农民孙万福、新正县农民汪庭有分别创作秧歌剧和新民歌《高楼万丈平地起》、《绣金匾》及《边区十唱》等，在陕甘宁边区到处传唱，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市文化事业经历了稳定发展、曲折发展、遭受损失和蓬勃发展4个阶段。

1949至1957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各级党政部门将文化机构的建立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各县文化馆普遍建立，全市有4个电影队在城镇、农村广泛放映，8个专业文艺表演团体相继成立。市、县均采取不同形式，多次举办培训班，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政治、业务水平，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

1958至1956年为曲折发展阶段。大跃进年代，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一些“战斗”措施及“大放文艺卫星”的错误口号，致使文化工作偏离了正确方向。一些县的群众文化工作出现了盲目冒进、浮夸、强迫命令的作法，造成了不良影响。1959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工作陷入低潮，群众文化萧条冷落。1962年，全市撤销了100多个1958年以来成立的公社书店和文化站、室。1963年，撤销各县剧团。1965年后，各县文艺团体又有新生，文化活动日趋活跃。

1966至1976年为遭受损失阶段。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全市文化事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全市文化机构有的瘫痪，有的撤并。不少文艺工作者受到批判斗争和错误处理。古装剧全部遭禁。许多文化革命前的优秀影片停止放映。市、县新华书店、文化馆图书室的许多图书，被视为有各种问题停止发行、借阅。文艺创作遵循“三突出”（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原则和“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基调，出现了大量形式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作品，影响和降低了作品质量。

1977至1985年，为蓬勃发展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二为方向”，市内文化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此时，一大批被禁锢10多年的古装剧目及电影片目得到解放，满足了群众的渴求。全市9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休及277个放映单位在演出场次、演出收入方面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市室内影院、剧院增至34座，其中新建农村集镇影剧院8座。90%的乡镇在其所在地建起了露天剧场。电影放映设备数量增加，并不断得到更新。市、县8个公共图书馆、8个博物馆相继成立。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经落实政策，重返文化战线工作。社火、皮影、木偶、剪纸、刺绣、民间唢呐等活动再次活跃起来。全市95%的乡镇每年至少要举办一次乡会。至1985年，全市有业余剧团32个，皮影、木偶队120多个，社火队490多个，唢呐班50多个，乡镇文化站125个。

这个时期，还成立了庆阳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发展会员229名，年平均创作各类文艺作品1300余件（不包括书法），其中在省级以上出版、发表、演出、展出、播放120余件，在地、市级发表、演出、展出500余件。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及区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作为一种商品的观念逐渐被许多人所认识和利用。与此同时，地区和各县相继成立了文化市场管理机构，促进了新时期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十五”期间，庆阳市的文化工作在全省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多年来位次靠前，近五年连续获得一等奖。全市有12个乡镇被命名为市级文化先进乡镇，有7个乡镇被命名为市级民间艺术之乡，正宁、西峰、庆城三县（区）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甘肃省文化先进县，西峰区寨子乡文化站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一）文艺创作演出成绩斐然。近几年来，共新创作各类剧目100多部，其中，大戏29部，小戏、小品66 部，电视剧4部，电视文学剧本1部。上演新剧目38部，获市级以上奖励的30部，占上演剧目的80%。有13部剧节目在全国和全省获100多个奖项。现代陇剧《陇东娃》、通俗陇剧《黑白人生》、眉户剧《总盼月儿圆》、《高山情》、秦剧《李梦阳》等7个剧目在国家和全省各类评奖调演中共获53个奖项。小戏《抬轿》、《审狗》在全国第七届群星艺术节中分别获优秀奖，在全省群星艺术节中分别获银奖和铜奖，《黄花情》获第17届全国曹禺戏剧奖。2005年元旦前后举办了全市第五届新创剧目调演，推出了《香包情》、《教坛保尔》、《皮影缘》、《风情雨露》等优秀新创剧目。大型现代陇剧《绿叶红花》代表甘肃省参加第八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荣获金奖，并于2006年晋京汇报演出，开创了我市自建国以来文艺演出团体晋京演出的先河。

（二）群众文化丰富多彩。近几年的春节社火汇演在全省的“文化春节”活动中独树一帜，地方特色浓郁。各个层次的创作、演出、展览在全国全省举办的相应活动中多次获奖。特别是连续五届香包节的成功举办，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民俗学会正式命名我市为香包刺绣之乡、徒手秧歌之乡、民间剪纸之乡和窑洞民居之乡、周祖农耕文化之乡、荷花舞之乡，命名五蝠皮鼓为庆阳一绝，环县为皮影之乡，西峰区温泉公刘庙为华夏公刘第一庙。中国民俗学会、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确定我市为民俗文化及民间工艺美术调研基地；我市还被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列为中国民俗艺术教研基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还在我市命名了91名中国民间艺术大师，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了96名甘肃民间艺术家，市民间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了359名市级民间艺术大师。在2002年中央电视台“我最喜爱的西部名城”评选活动中，我市被评为“最有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各县区也注重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积极举办特色文化节会，环县成功举办了两届皮影艺术节，庆城县的赤城苹果节、宁县的九龙金枣节、镇原的潜夫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会，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节会的推动下，庆阳香包等民俗文化产品在国内的展出活动逐渐增多，国外市场在进一步拓展，2002年9月甘肃文化访美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举办的甘肃文化周活动中，庆阳香包、剪纸等民间工艺品初露头角，颇受欢迎。庆阳的知名度在进一步提高。

全市文化系统及有关单位紧紧围绕“节节有演出、处处有亮点、年年有创新”的工作思路，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举办各种演出活动。近几年来，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迎十六大、撤地设市、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的召开等活动，精心组织举办了优秀青年演员大奖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专题文艺晚会、《辉煌二十年》文艺展演等一系列歌颂党、歌颂祖国专题文艺演唱活动，共演出剧节目200台（场），演职人员达万人以上，演出节目1000多 个，观众20多万人次。此外，还举办多场明星演唱会，并有甘肃省情系陇原艺术团、西安市歌舞剧院以及国外演出团体吉尔吉斯坦国歌舞团、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国立芭蕾舞剧团也应邀来我市演出。还有省敦煌艺术剧院与省歌舞剧院的精品力作《丝路花雨》、《天马萧萧》也在我市多次演出，特别是中央“心连心”艺术团众多明星来峰慰问演出等，直接观众达30万人次以上，大大提升了我市群众文化生活的品位，促使我市文艺演出进入了新的辉煌时期。全市注重发挥文艺专业人才的传、帮、带作用，每年组织文艺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文艺辅导，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参与人数和演出场次，送图书、写字、作画数量多，影响大。省上确定的知识工程也在逐步推进。全市的节日文化、社区文化、庭院文化、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老年文化、军营文化等各类文化活动呈普及的趋势，在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三）文化产业蓬勃兴起。近几年来，全市围绕庆阳民间民俗文化，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精心培育各类文化市场，全市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已组建生产营销民俗文化产品的企业104家，从业人员54232人，生产营销总件数为447万件，生产总值或营销额达到5509万元,多次在全省介绍经验，在2005年被甘肃省文化厅确定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对外文化交流活跃，曾在澳门、北京、杭州、天津、格尔木、深圳、青海、兰洽会、西交会参展50多场次，小批量的民俗文化产品还在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意大利等国家展销。庆城县赤城乡文化站成立的民间工艺美术公司、西峰区寨子乡文化站的庆阳民俗工艺开发中心、西峰区民俗艺术研究所、华池县以民俗文化产品经销为主的巧儿公司等以民俗文化艺术品为主的文化产业实体在竞争中不断发展，逐步成为特色文化产业的支柱。在特色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市上积极筹备成立了庆阳市民间工艺美术协会和庆阳市民俗学会，为做大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并保持其持续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2006年5月全省民族民间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现场经验交流会议在我市召开。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显著。我市的“庆阳香包绣制”、“庆阳唢呐艺术”、“环县皮影戏”3个项目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环县皮影被列为全国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0个试点之一。“陇东红色民歌”、“庆阳香包刺绣工艺”、“庆阳剪纸”、“西峰唢呐文化”、“西峰荷花舞”、“环县道情皮影戏”、“华池南梁说唱”、“合水面塑风俗”、“陇东窑洞民居文化”、“道情戏”、“周祖祭奠”、“公刘祭奠”12个项目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10月，文化部在我市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讲话中对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二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申报我们从已公布的12个省级名录中遴选出8项，已上报到文化部。第二批省级名录项目的申报我们从已公布的市级名录中遴选出12项，已报到省文化厅。第一批市级名录已由市政府公布，共8类23项61个子项。8县区县级名录已经全部建立，第一批总计公布10大类189项。

(五)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十五”期间，全市新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11个，投入资金2200万元以上，新建集文化、娱乐、休闲、集会于一体的文化广场8个，各渠道先后投入资金1亿元以上，搬迁修复文物景点5处，投入资金600万元以上，预计各渠道投入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达1.5亿元左右，是“九五”期间投入的20倍以上。西峰、庆城、合水、宁县、华池、环县相继建起了文化广场，各县(区)注重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庆城县建成周祖森林公园；华池县建成了双塔森林公园；镇原县建成王符纪念馆、潜夫山森林公园；合水县建成古石刻艺术博物馆；西峰区小崆峒碑林画廊已经落成。环县道情皮影博物馆建筑面积5429.36平方米，投资1200万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庆阳市民俗博物馆工程计划投资2500万元，建筑面积12814.33平方米，到位资金1150万元，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止目前，四层已经封顶（共五层）。西峰剧院维修工程，计划投资300万元，即将竣工。

（六）文化市场管理趋于规范。全市现有“网吧”180家，从业人员559人；娱乐场所52家，从业人员329人；音像出租、零售门店147家，从业人员171人；书刊零售、出租135家，从业人员239人；业余文艺演出单位12家，从业人员200人；印刷业63家，从业人员326人。全市文化市场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共组建文化市场稽查队9个，稽查人员29名，特邀监察员9名。通过制定《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程序》、《庆阳市印刷业管理制度》、《庆阳市图书报刊零售出租经营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文化市场培训制度、上岗合格证制度、举报公示制度、督查督办制度等四项制度。并且，加大力度，整顿规范文化市场。深入开展网吧专项整治行动、音像市场“金风行动”、清查出版物市场等“扫黄”“打非”专项治理活动，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努力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加强文化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促进文化市场不断繁荣,健康发展。

（七）文博事业逐步发展。我市是全省的文物大市，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遗存十分丰富。现已有各类文物单位2702处，占全省的五分之一。在这些文物单位中，古遗址920处，古城址267处，古墓葬538处，古建筑175处，石窟寺67处，古石刻180处，烽火台329处，近现代纪念址73处，近现代名人墓82处，化石点66处，其它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即西峰北石窟寺、西峰南佐遗址、宁县政平塔、华池县东华池塔、正宁罗川牌坊、宁县湘乐塔，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全市现有9所博物馆和l处革命纪念馆，藏品280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199件，二级文物676件，三级文物4938件，等级文物总数达5813件。市博物馆馆藏文物63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49件。庆城、环县、合水、镇原4个县的藏品均在3000件以上。近几年，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不断加强文物安全工作，重点狠抓基础性的保护工作，加大文物保护维修工作力度，不断加强博物馆建设与管理工作。使我市的文物工作做到了馆藏文物绝对安全，野外文物基本安全，初步改变了文物工作的被动局面，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也有了新的进步。

(八)积极推进试点，文化体制改革有新突破。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市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陇剧团搞了改革试点，制订了《庆阳市陇剧团改革试点方案》和《庆阳市陇剧团改革试点方案实施办法》，认真开展定编、定岗、定员，通过考试、考核、末位淘汰、竞争上岗等办法，把原有的80人编制核定为72人，一次性压缩编制8人。艺术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岗位，一律实行全员聘任制，试点中，共上报分流人员17名，其中，提前退休人员12名，退职人员5名，现审批退休干部10人。其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调研工作。

“十一五”期间，全市文化事业将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庆阳市丰富的文化、文物资源，以繁荣艺术创作为中心，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多出优秀作品，进一步搞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加大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力度，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规范文化市场，扩大对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推进全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建成特色文化大市。

“十一五”期间，全市文化工作的目标是：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主要文艺门类全面领先；文化产业形成规模，文化竞争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人才结构优化，高素质文化队伍不断壮大；文化设施布局合理，现代化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建成；文化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十一五”期间，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推动艺术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力争全市每年推出2-3台优秀新创剧（节）目，各艺术门类有精品问世；切实加强城乡基层文化建设，大力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保护和开发利用文化资源，提升文化大市的品位；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健全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大力开发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加大建设力度，建设一批有特色的文化设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促进庆阳市对外开放及与各方面的合作；加大对贫困边远地区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实施“文化扶贫工程”，推动县区文化事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认真抓好人才培养与干部教育，建设一支适应特色文化大市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源远流长的庆阳民俗文化

庆阳历史悠久，民俗文化底蕴浑厚，远在20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曾与中医鼻祖岐伯在此论医，有《黄帝内经》行世，形成岐黄之术的源头。周先祖不、鞠陶、公刘在此“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举世瞩目的“环江翼龙”和“黄河古象”化石，发掘于境内的马莲河流域。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古肇始的华夏第一块旧石器，出土于庆阳市华池县赵家岔。开凿于北魏时期的北石窟寺为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庆阳历代名人辈出，东汉思想家王符、西晋学者傅玄和明朝“前七子”李梦阳等，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影响。这里又是甘肃惟一的革命老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于上世纪30年代创建了陕甘边区，成立了西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之后，庆阳又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传唱不绝的《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3首革命歌曲，就诞生在庆阳。陇剧、荷花舞的故乡也在庆阳。闻名大江南北的《刘巧儿》原型封芝琴，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这些悠久的历史文化、灿烂的红色文化和独特的民间民俗文化成为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宝贵财富。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再加上庆阳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当其它地方的古文化被后世文化覆盖而淹没时，庆阳却有幸保持了庆阳民俗文化别具黄土高原地域特色的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庆阳的民俗艺术蕴藏丰富、品类繁多。其主要的种类有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陇东秧歌、雕塑、编织、纸扎、民歌等等。这些艺术的共同特点是：原始古朴、底蕴丰厚、民间特色浓郁、乡土气息强烈、受外来和现代文化渗透较少、个性突出，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其中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被誉为庆阳民间民俗艺术“四绝”。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1993年庆城县、镇原县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特命名庆阳市为“香包刺绣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民居之乡”、“徒手秧歌之乡”，环县为“道情皮影之乡”，西峰区温泉公刘庙为“华夏公刘第一庙”。2003年又命名庆阳市为“周祖农耕文化之乡”、“荷花舞之乡”。同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中国民俗学会、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确定庆阳市为调研基地。2004年，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纽约）、民俗艺术委员会、剪纸艺术家协会、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室联合确定将庆阳市列为“中国民俗艺术教研基地”。2006年，庆阳香包绣制、唢呐艺术、环县道情皮影戏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陇东红色歌谣、剪纸、荷花舞、环县道情皮影戏、道情戏、南梁说唱、合水面塑风俗、陇东窑洞民居文化、公刘祭典、周祖祭典等12项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4年，在全国170多个候选城市中，庆阳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具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经济名片。截止目前，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大师”125人，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甘肃省民间艺术家”155人，市级民间工艺大师500人，有民间工艺美术能手数千人。独具一格的庆阳香包刺绣

香包在庆阳很早就有，发现于庆阳市华池县双塔寺的一只保存完好、色艳如新的金代香包，距今近千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宝石链香包。民间收藏宋元明清的刺绣精品、极品、神品多达数百件。庆阳香包刺绣，俗称“荷包”、“耍活子”，或叫做“绌绌”，古时称为香囊，由巧妇能人在农闲时间制作，是亲友邻里间为表情达意而互赠的礼品。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香包已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品和有可观经济效益的商品。广大妇女靠 一把剪刀、一个针线包，坐在炕头上，利用农闲时，可冬可夏，可快可慢，由心制作。庆阳香包刺绣的主要特点是粗犷、原始、古朴、神秘，最具黄土高原雄浑、厚重风格。不同于苏绣、湘绣、川绣那样细腻、华丽、温柔、明快。庆阳香包刺绣的形式繁多，大体可分为佩饰、装饰、喜庆、民用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最具代表性的有香包、挂件、衣袖、披肩、桌裙、枕顶、鞋垫、绣鞋、十二生肖、五毒瑞兽等。针法有其独特的遗传，有平针、长针、短针、扎针、齐针、绷针、叠针、垫绣、补绣、针绣、打节、圆等一系列工序。庆阳香包刺绣不但有其装饰功用，而且有很广的实用价值，与人们的生活系系相关。特别是娶媳嫁女、生日满月、节日庆寿等活动，更是庆阳香包刺绣品的大展览。陇东民歌里唱道：“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进入绣房绣鸳鸯，百样故事都绣了”。一般女孩十岁左右就开始学针织刺绣到出嫁结婚时，已准备好了自己和新郎的绣衣、绣鞋、鞋垫等嫁妆。娶亲时将这些嫁妆绣品全盘摆出来，找来宾和亲友观看，叫做“摆陪房”。更有趣的和吸引人的是每年的五月初五端阳节，十里八乡的妇女把自己绣的各种香包刺绣品拿到城里大街上展销，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香包刺绣品，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这些用彩色绸缎和棉花包上丁香、山艾、细辛、甘松、雄黄、苍术、白芷等中草药粉面，用彩色丝线刺绣而成，造型逼真、针功考究、色彩鲜艳、香气喷鼻，看上去珠光宝气，惹人喜爱，佩戴于身，美观祥和、避邪除病。庆阳香包有其深刻文化内涵和寓意。如绣的龙、蛇、青蛙、螃蟹、麒麟、金鱼、龟、大象、娃娃鱼、老虎、狮子、蜈蚣、蝎子等包括十二生肖。体现了古文化的遗存，是一种原始图腾的再现。很多绣品图案，寄托着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趣。如绣帕上的牡丹象征着荣华富贵、和平美满；绣枕上的喜鹊登梅、鸳鸯荷花比喻婚姻美满，喜庆吉祥；绣巾上的龙凤合欢图又寄托着夫妻幸福和睦的美好愿望。一些民俗更是韵味悠长，贺寿刺绣“寿星”、“童子献桃”等；孩子满月便送刺绣虎枕、虎帽，预示虎虎有生气，虎威压邪；媳妇给丈夫绣鞋垫绣上“正”字图案，暗示要他走正道；给爹妈做耳枕、烟袋、针扎、绣上“福寿”内容的花草图案，以期祝福祝寿；端阳节给小孩肩背上挂上五毒(蝎子、蜘蛛、蜈蚣、蛇和蟾蜍)，则意味着以毒攻毒，驱邪除瘴、消灾灭祸、吉祥平安；给男女情人刺绣的香包绣品，表达相互爱慕之情，白头偕老。总之人们通过香包刺绣表达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现在庆阳香包刺绣已名扬四海，远销重洋，成为叫响全国的文化品牌、龙头产业，全市从事香包刺绣的人才队伍已达5万人。巧夺天工的庆阳剪纸

在全国众多的剪纸艺术中，庆阳剪纸与众不同，独具一格。由于庆阳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封闭以及农业生产经济结构，使原始文化形态在这里得以延续下来，传统的陇东剪纸，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陇东剪纸的总体风格是粗犷、夸张、简括、神秘。构象独特、寓意深遂、古朴原始、生意盎然。

庆阳剪纸基本上分为前塬和山后两大流派。山后派造型古老，剪法粗放，内涵上延袭了原始图腾的纹饰图样，保留了中国最早的文学符号和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从气质、感情、美学上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前塬派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造型讲究工整对称，线条细腻流畅，内涵以历史传统和生活装饰图案的纹饰源流，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品味较浓。

庆阳剪纸是庆阳广大劳动妇女抒发感情的重要方式，也是她们表露艺术才华的最好园地。每逢过年春节、娶媳嫁女和重大节庆活动，女人们就大显身手，用自己的智慧才能，打扫窑洞房屋、装整环境，在突出部位贴上各种剪纸，窗上的叫窗花，门扇上的叫门花，炕壁上的叫炕花、床头上的叫床花，此外还有纸缸花、灯笼花、喜花、寿花、礼花等等，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屋舍打扮得五彩缤纷，雅俗共赏。这些剪纸的人不是专门从事剪纸的艺术家，也没有深奥的学问和渊博的知识，大都是土生土长很少识文断字的劳动妇女。白天她们在地里劳作，为生计奔忙，唯有晚上或雨雪天，才是他们创造这种艺术精品、抒发美感的最好时间。在不大的炕头窗前和灯光下，母教女，婆传媳，一年年，一代代，因袭和家传着她们的剪纸艺术。

在长期的剪纸实践中，庆阳妇女掌握了丰富的剪纸技巧和表现手法，色彩上有单色、染色、套色、剪绘和烟熏等；剪法上有阴剪、阳剪、阴阳剪、对称剪、折迭剪和随意剪。为了线条的变化多姿，她们还创造出梅花纹、云勾纹、锯齿纹、田禾纹、月牙纹等纹理剪法，她们凭着一把剪刀，一张纸，以大写意的笔调，痛快淋漓地剪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庆阳剪纸的题材极其广泛，日月星辰，山川花木，人物鸟兽，故事传说，凡是女人熟悉的、热爱的、向往的人、事、物、景都可在剪刀下复生，特别是农村家庭院落内的大人、小孩、牛驴骡马、猪羊鸡狗、鸭猫鼠兔，都是剪纸的模特和永久的主题。

庆阳剪纸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表达吉祥喜庆、反映传说民俗的；有反映生殖繁衍和美好爱情生活的；有祈求神兽消灾降福和保佑安康的；有表现原始图腾和承传传统历史的等等，散发着浓郁的黄土高原特有的泥土气味，不仅步入了国家艺术殿堂--中国民间美术馆，而且走向世界，在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展出亮相。古朴神奇的庆阳环县皮影

环县皮影透明度大，立体感强，注重图案装饰，着色对比强烈，造型轮廊以直线概括，俊俏有神。头部造型有千余种，一般采用“五分脸”，即侧面表示法：一道眉毛、一只眼、一耳垂、半面嘴鼻一个脸，其中不少部位保留明清时代脸谱造型，身段也用侧面表示法。环县皮影在制作上选材工艺十分考究，在选材上用上等的优质牛皮，皮质厚度匀称。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经过浸泡、刮剖、平整、描图、雕刻、上色、装订等复杂工序刻制而成。造型以戏剧人物为主，同时兼以布景陈设物，不论人物的头、身、四肢及动物，皆以动感为结构体，既便于演出，又有审美价值，几乎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在“刀法”上都显现出色彩弦晕，刻印着中国远古文化的符号，反映着古代傩面舞的造型特征。

环县皮影又叫道情皮影，他的表演唱腔是以陇东道情为主调，多为一人说唱，众人帮腔，说唱相间，以唱为主。艺人怀抱渔鼓，手执简板，说唱环境不受场地限制，在田间地头、村舍院落、月光灯影下，均可表演说唱，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每逢节日喜庆，或冬季农闲时节，环县道情皮影戏班，就人抬驴驮，背负肩挑着戏箱乐器，走村串户，演皮影，唱道情，自娱自乐，抒发激情，排遣胸臆，道情皮影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连。

环县道情皮影有着辉煌的历史，1942年，三八五旅宣传队深入民间学唱整理道情，编创了一批新剧目，如《翻身道情》等，广为传播演唱。解放后，陇东道情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3年环县道情艺人史学杰等，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二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应邀去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演唱。1958年甘肃省剧团将陇东道情搬上舞台、改创为陇剧。陇剧从此成为甘肃的惟一地方剧种。1987年8月、环县道情皮影队应邀赴意大利参加中意建交25周年演唱会，引起外国友人的强烈反响，1989年中央电视台摄录了专题片在《望长城》栏目播放。

大有可为的庆阳民俗文化产业

近年来，庆阳建设特色文化大市，实施文化带动战略，以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以香包刺绣为主的民俗文化产业。通过政府重视支持，新闻媒体的宣传推介和舆论引导，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倡议，推动了生产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四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庆阳以香包刺绣、民间剪纸、道情皮影为品牌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品的知名度，在国内外大大提高，架起了庆阳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国内外几十个团体邀请庆阳香包前往展销，许多商家来电致函要求订货，市场前景看好。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央电视台、《甘肃日报》和诸多媒体以及《欧洲时报》、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均对庆阳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地宣传推介。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利用香包节，在庆阳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论坛和召开年会。2004年庆阳市代表甘肃省在澳门举办了“申岁满盈西北情”春节民俗展，2006年，庆阳市代表甘肃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进一步扩大了庆阳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现在，“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已成为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重点支持，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厅和庆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区域时尚文化，成为有重要影响的节会。

经过近几年的开发实践，庆阳民俗文化产业的开发已具规模，以香包刺绣为主的民俗文化产品生产已经形成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多种模式。即：“公司加农户模式”、“能人带动农户模式”、“零售运销模式”和“团体会展模式”等。目前，全市生产经营民俗文化艺术产品的正规公司已达 102 多家，小作坊、小公司遍布全市，香包生产已普及到千家万户，较固定的从业人员达 10 万人之多，年生产以香包刺绣、剪纸、皮影为主的各类民俗文化艺术产品约 20 多个大类5000多个品种，特别是香包刺绣品年产量约 500万件以上，年销售收入过亿元。产品畅销国内28个省、市（区），远销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古老的黄土地已逐渐打破封闭状态，一大批庆阳人借助香包“走”了出去，一大批投资人因为香包“走”了进来。如今，在许多地方，人们一提到香包，就会想到庆阳；一提到庆阳，就会想到香包，香包已成为代表庆阳形象的知名品牌。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强力推进，独具特色的庆阳民俗文化产品将同一批包含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品牌一起，融入世界先进文化之林。历史悠久的窑洞文化

董志塬被誉为“天下黄土第一塬”，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为营造窑洞提供了先决条件，早在夏商时期，周先祖公刘十多代人曾在这里挖窑洞，建村落，教民稼穑，开创了我国农耕文化的先河，《诗经》称“陶复陶穴”。

窑洞营造简单，省工省料，无须砖瓦，多在塬边、沟边及山崖下挖制，不占用地表土地，可谓是最省钱、最省地、最环保的民居建筑形式，陇东居民在80年代之前的主要居住形式也是窑洞。营造窑洞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副业，干这一行的通常称之为“窑匠”。“窑匠”所干的活主要为掘崖面、挖窑、箍窑等，崖面通常为10-20米左右，将崖面掘好后可处理成水波浪、一镢倒、乱镢子等多种纹样，窑洞挖好毛筒子后，定线剔削、砌窑肩，土质不好的崖面所挖的窑洞还需要箍，窑洞开一门一窗和一高窗，门窗和高窗便于上下空气对流和采光，也可随时关闭保暖。“窑匠”在剔削时将窑顶削成内低外高状，可使窑内的烟雾能很快从高窗排出。技艺全面的“窑匠”还砌火炕、砌灶台、挖烟囱等。火炕是窑洞民居的一大特色，住人窑洞必有火炕，而不设床，技艺好的匠人砌的火炕、灶台，烧的过程中出烟利、不打倒烟，而且省柴，热量利用率也高。现在的陇东居民在修建房屋住宅时，也有将厨房都做成箍窑的，其原因就是因为窑洞具有保温隔热性能，冬暖夏凉，可使厨房内的水缸等生活用具在冬天不会被冻破。可以看出，窑洞及其营造技艺在陇东居民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窑洞营造技艺是中国农耕文化发展中轨迹性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是我国北方住宿文明的源头，也是人与自然环境争与合的历史见证。然而，受现代居住文化的冲击，独具特色的窑洞民居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窑洞营造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保护和传承这一传统文化和营造技艺已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内涵独特的庆阳唢呐文化

甘肃省庆阳市位于陕、甘、宁交界处的董志塬腹地，习称“陇东”，自古就有“八百里秦川，赛不过董志塬边”之说，粗犷雄浑的高原风貌，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使这片黄土地形成了丰富的艺术品种，产生了内涵独特的庆阳唢呐文化。

庆阳唢呐又叫“陇东唢呐”，是以唢呐为主奏的民间吹打乐，也称鼓吹乐，属木制（也有部分为竹制）管乐器，它的特点是音量大，音色嘹亮纯净，细腻委婉，演奏技巧丰富，声响连贯顺畅。经历代艺人们不断传承加工，以其为数众多的曲牌、庞大的演奏队伍、广泛的民俗应用、独特的演奏技艺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我国浩瀚的民族民间音乐中一个独特乐种。广泛流行于以西峰区为中心的庆阳市的多个县区。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早在明代已广为流传，据明代乐蟠人侍郎韩鼎编篆，清乾隆二十六年由知府赵本植再行修订的《庆阳府志》中记载，鼓吹乐已是明代婚丧习俗礼仪中的一部分。明人沈德符所著的《野获篇》曾言，嘉、隆年间所兴《寄生草》《粉红莲》《银纽丝》等曲牌，在庆阳唢呐中也有同名曲牌。

庆阳唢呐演奏中的配器有“大件的”、“小件的”两种组合形式。其中，“大件的”组合乐器中由两支筒者为f′的bB调中音唢呐领头，伴有打击乐堂鼓一面，铙钹、京镲各一付，钓锣、小锣各一面。“小件的”也叫“细乐”，组合乐器配备：由一支筒音为a2的D调高音唢呐领头，伴有板胡、二胡、杨琴、笛子、三弦，有时还加用自制的土管子（音域在一个八度之内），打击乐配干鼓、暴鼓各一面，牙子、梆子、小锣各一付等。

庆阳唢呐的曲牌，内容丰富，意味质朴，自成体系，独具风格。曲牌中上下重叠式、一部式、二部式和各种自由式（循环体、多段体、联曲体等）除符合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器乐曲结构原则外，还具有独特的程式性特征。其中俗称的“帽子”，即引子，“身子”即一首曲目的主题旋律，“罢子”即尾声（是一种多段体曲式，可根据情况任意增减），“平吹”与“挂音”两个声部的支声织体特征及“对口”旋律的频繁出现和演奏中散、慢、中、快的速度规律也都比较明显。经普查采录的就有1200余首，经筛选入编《庆阳地区民间器乐曲集成》达496首。如《地里兔》、《开门》、《担水》、《宫调》、《抱灵牌》、《雁落沙滩》、《扬燕麦》、《秋季生》、《粉红莲》等常用曲牌。就习俗应用可分为通用曲牌、红事曲牌、白事专用曲牌。

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庆阳唢呐艺术已发展成为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庆阳“音乐方言体系”，形成了有别于其他鼓吹乐的独特特征，衍变为一个独特的较为成熟的乐种，它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中的瑰宝。同时，深深地熔铸在庆阳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成为庆阳人民精神的律动和节奏，伴随人的一生。

受省发改委委托，7月21日至22日上午，由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甘肃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编制组组长王三北、旅游学院副院长高亚芳一行四人组成的调研组，在市旅游局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对我市庆城县、华池县、合水县进行了专题调研。7月22日下午，在庆阳宾馆召开了调研座谈会，会议由市政府副市长刘秉宁主持，市发改委、市文化局、市旅游局及庆城县、华池县、环县旅游局、北石窟寺等单位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编制组专家结合我市旅游资源及开发现状，对今后五年内庆阳旅游的定位、发展思路及具体实施措施，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一要深入研究国家战略导向和产业政策，将“国扶四十七条”中关于建设红色旅游示范区、陇东黄土高原农耕文化产业园和民俗文化产业园等项目与现代旅游发展趋势结合在一起，将旅游业和文化、体育、科教、现代或传统农业、现代工业等产业有机融合，科学规划、逐步实施。二要突破行政区划的本位限制，做好区域联动开发和营销。主动向全国红色旅游核心城市延安靠拢，充分利用“陕甘宁”大区域优势，积极融入“关中-天水”经济圈，精心策划跨省际精品旅游线路，实现“线路对接、统一营销、资源客源共享、互动双赢”。三要主打红色核心品牌，将其他绿、黄、黑等彩色资源整合在红色概念中，发挥红色旅游的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庆阳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四要加快旅游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解决产业发展瓶颈。认真总结，深入推广“庆城模式”（周祖陵景区资源一体化管理模式雏形），逐步理顺市内各旅游景点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的关系，实现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五要整合地域特色资源，有机协调红色、人文、生态、黄土风情等多种旅游资源关系，构建完善产品体系。按照“点、线、面、目的地”的层次和结构设计本市旅游产品，各县资源开发应分清主次，错位发展，防止重复建设和雷同产品造成的开发资金浪费现象，有效发挥资金的放大效应。同时，密切关注交通格局的变化，动态调整产品菜单和线路设计，实现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和产业转型发展。六要将“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和“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两个节会活动进一步品牌化，融入旅游元素，办成全国知名的节会，成为营销庆阳、促进庆阳文化旅游与自然遗产保护开发的有效平台。七要充分挖掘区域文化内涵，创意开发旅游商品。打造庆阳特色旅游商品体系，开发香包、红军杂粮、民俗等系列旅游商品，注册相关商标，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综合收益水平，拓宽、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为此，要制定切合实际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扶持政策和措施，鼓励旅游企业做大做强。八要抢抓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良好机遇，搞好红色旅游基地和旅游试验区建设，精心筛选支撑本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全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重点项目，完成前期规划和可行性研究，积极上报，列入全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争取政策和资金扶持。

刘秉宁副市长表示，各位专家所提的意见和建议符合庆阳旅游的发展实际，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观点鲜明，思路新颖，听了很受启发。希望编制组在编制全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中，充分考虑庆阳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地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给予庆阳旅游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多列项目，多给政策和资金扶持。最后，刘市长要求市旅游局要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整理，及时报送《规划》编制前期所需的相关资料，确保编制工作顺利进行。

2.历史悠久的陶器 篇二

——《陶罐和铁罐》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1953年春，考古人员在西安半坡遗址，挖出一个完整的小型陶罐。在1954年秋～1957年夏，考古学家先后又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考古学家推断这个遗址距今大约5600－6700年之间，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陶罐离现在已经有五千多年了。

这些出土的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考古学家推断，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用的器具主要是陶器。从这些陶器的形状、质地和生活需要来看，科学家们把它们分成饮食用器、水器、饭炊器和储藏器等不同类别。

因为这些绚丽多彩的陶器，科学家把这一时期的文化叫作彩陶文化。这些陶器的表面画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它们有的丰富生动，有的神秘难测，有的则只是几个符号。这些图案古朴、简练，可分三大类:一类为像生性图案，如张口作吞食状的鱼、悠闲的鹿、搜索食物的蛙等动物纹，还有植物纹。这些像生图案同那时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形态生动的动植物纹样就是农耕和渔猎生活的反映。第二类为几何图案，有三角形、方格纹、编织纹等，这类图案大多画在钵、罐、盆、壶类器皿外壁上部，这些部位多是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多数图案清晰，笔画疏朗。这些几何图案中，三角纹是由鱼纹图案变化而来，波折纹则是山或水变化来的。第三类则是一些刻画符号。在陶器口部，大约有22种，100余个，可能为记事或记数用的。大文学家郭沫若老先生则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3.历史悠久的亚洲传统音乐教案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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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亚-----印度民间乐曲《欢迎》

1、听音乐判断哪个国家?

下面我们乘船去到一个神秘的国度。先听音乐，判断这是哪个国家? 学生回答：印度

2、你怎么判断出来是印度的呢?根据演奏的乐器声音，在印度电影配乐中也常常听到这种乐器的配乐。介绍萨朗吉。P73

3、印度音乐特点(带问题听音乐) (1)聆听这首音乐，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样的音乐旋律线?

(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试着用手臂和手指大胆地划出旋律的音乐进行，然后鼓励大家上黑板展示划旋律线并一起跟着音乐感受。完成教学难点。)教师点评

学生总结音乐特点：

波浪式、曲线式、螺旋式的音乐进行，如怨如诉、绵延不断的旋律; (3)请挑出描绘印度音乐特点的词语。(完成拓展与探究3)

4、阿塞拜疆音乐《巴雅提木卡姆》。 (1)简介(引导学生快速浏览屏幕文字) 木卡姆是波斯、阿拉伯、突厥各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一种由多首乐曲组成的组曲。这首木卡姆用卡曼贾演奏，卡曼贾是伊朗和高加索等国的民间乐器，在埃及、土耳其和中亚地区也有流行。

(2)欣赏时请学生注意伴奏的节奏。

(3)引导学生进行“演奏”活动。(用身边各种物体做打击乐器，拍出各种音色的节奏)

三、课堂拓展

你还知道哪些与我国毗邻的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 学生回答并范唱：

4.祖国历史悠久作文 篇四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共同写出了《论语》，《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以及对弟子所说的话。战国时期吕不韦与门客编写出了《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为秦国一统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否则秦国不会那么快打败六国。西汉的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史记》，《史记》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年的历史，还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宋代的李时珍又编写出了《本草纲目》，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也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具有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 丰富的临床实践。李氏论述药物，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唐诗宋词那更是瑰宝啊! 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行路难》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又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杜甫的《春夜喜雨》写出了作者对这场春雨的喜爱。《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出了雨天的西湖，山中云雾朦胧，缥缥渺渺，又显出另一番奇妙景致。现代诗人写的诗也很好，如郭沫若的《中折瀑》“奇峰传二百，大小有龙湫。我爱中折瀑，珠帘掩翠楼。新松待千尺，水量富更犹。”

现代作家写的小说，散文，也写得很好。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老舍的《繁星?春水》，沈石溪的《狼王梦》。

5.历史悠久的甲秀楼作文 篇五

历史悠久的甲秀楼作文

历史悠久的甲秀楼这座古老而壮观的甲秀楼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河中间的鳌矶石上，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甲秀楼高二十多米，红色的砖瓦，顶部有一根长长的尖顶，表明高高在上，无人能比的意思。房檐四个角也是尖尖的，四周用十二根白棉石巨柱托檐，甲秀楼面上雕刻着金花彩画，有双龙戏珠、有双凤同飞、有佛祖、有百花争艳，看得我真是眼花缭乱。走进甲秀楼一楼大厅，就可以看见三面墙上、天花板上挂满了从前著名的贵阳人的字画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其中有一位叫赵以炯的，特别有名。他曾经是一位状元，在他身上发生过许多故事，甲秀楼就是他修建的。另一面墙上画着一个巨大的图形，上面详细地展示了甲秀楼和其他建筑物的具体位置。再上二楼，沿着楼梯两旁挂着画，还摆放有茶杯、茶壶、枫叶等，看得我都不想走了。到了二楼，又有宝石、手镯等物品出售。墙上则记载着赵以炯成才的艰难历程，让我们学习他的`刻苦精神。到了三楼，也就是顶楼了，是欣赏景色的最佳位置，这里摆满了桌椅供游人休憩。透过窗户往下望，美丽的贵阳城尽收眼下。奔流不息的南明河从楼下流过，仿佛自己又像是坐在一艘大船上。古老的甲秀楼，真让我们骄傲啊!长沙市砂子塘天华寄宿制学校四(四)班 李雪瑶历史悠久的甲秀楼作文450字

小学生作文(中国大学网)

6.历史悠久的海外追逃 篇六

原来,“中国罪犯逃至他国地界,务为庇护,官府百索不得”,已是老传统了。晚清时期,政府腐败,形象丑陋,谁也不把脑后拖着猪尾巴的“索逃钦差”当个人物,所谓“索逃”更是一句空话。譬如某年,一“奉旨严拿之某犯,逃在新加坡,公然戴已革之顶,插身官场,干预公事”。如果“逃犯”是反清革命志士,另当别论,这与中饱私囊逃亡海外的吸血鬼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使是后者,也比颟顸低能茫无头绪的“钦差”要机灵得多。于是,你敲你的“海外追逃”之“丧钟”,在异国逍遥自在的贪官污吏依然花天酒地,任意挥霍从国内搜括来的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咬碎钢牙气炸肺,又奈其何?

对于此种尴尬,李钟珏以为首先要“亟宜重定约章”。这是正确的。譬如《中英和约》第廿一条中有“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等语。而一离开香港,罪犯就不受约束了;至于“潜住英国船中”这几个字,洋大人的理解是这个“英国船”是专指停泊在香港的“英国船”,一出香港港口,谁也管不了了。船坚炮利的大不列颠就这样“理解”“条约”!“条约”对于“大清”,本来就是丧权辱国之物件,孱弱的“大清”大体面既失,也就不在乎同人家在“小节”处斟字酌句计较什么了。罪犯巧避惩罚,效尤者接踵而至,政府又如何能抬头挺胸地“重振纲纪”呢?当时的洋人庇护逃犯的理由还真充满了“人文关怀”。

一是他们“重公法,尤重教”,“教以仁慈为主”,那些犯人者“求生而来,若捕而送之,是速其死矣。”对心狠手辣鱼肉百姓的罪犯却颇具恻隐之心,“重教”而枉法,十字架下总有歹人窃喜,这样的“仁慈”岂不可疑!

二是洋人只有监禁,没有死刑。而且“牢狱亦洁净”,而“中国一入狱中,备受苦楚,无议绞斩极刑,即审案时每至血肉交飞,哀惨难状”。实际上,对旧中国司法的这种指责还是片面的。“林冲”只因为没有大锭的银子孝敬“董超薛霸”,才被烫得两脚皆是水疱;如果打通了“关节”,囹圄之中,照样有温柔之乡。

虽然传说现在外国的“牢狱亦洁净”“非常文明”,但是,根据揭露的真相来看,监狱中“不停地播放震耳欲聋的西方摇滚”,“扒去衣服毒打”,“把囚犯摁到冷水中”。在全世界早已闹得沸反盈天的伊拉克“虐囚”丑闻就是如此骇人听闻!

李钟珏当然不可能想象今日之彼岸洋牢狱之惨状。批判且阻碍“海外追逃”的理由聒噪纷纷,倒反而惹得人们格外仔细研究其胸怀,讨厌其畸形的仁慈了。按照经验,凡是喜欢拿庇蔽从别国逃来的罪犯扮绅士充观世音的,多有利益诉求。除了收罗政治垃圾,就是照顾给自家带来大笔“投资”的巨蠹,要不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而搜集筹码。

成功的“引渡”不是没有,凤毛麟角而已。好不容易逮回来一个,却又有几个贪官污吏溜了出去。目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各国间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阻碍了各国执法部门国际合作的有效进行,以致出现一个国家的逃犯利用非法所得,却在另一个国家过着太平舒适生活的尴尬情形。

要减少这种尴尬,既要考虑国际之间“互惠互利”的“合作”,还要如李钟珏所建议的“亟宜重定约章”,与更多的国家签订引渡条约,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先管得住国门,不让鱼肉百姓的家伙溜之乎也。要关卡前移,建立健全防范罪犯向境外转移赃款的防控机制。多设些“瓶颈”,卡住了钱袋子,他们如何当得成海外寓公?■

7.吉林音乐文化历史悠久 篇七

调

调式是构成音乐民族风格的重要因素。吉林汉族居民大都是来自黄河以北的移民，黄河以南的较少，因此多受中国北方文化的影响。虽说吉林民间音乐多七声音阶，但多半又是不完整的七声调式，采用清乐音阶，偏音不只起装饰和辅助的作用。它的重要特点是使吉林民歌小调的调式产生变化。有人称这种不完整的七声调式为六声调式。旋律多以音阶级进为主，然而在级进进行中穿插五度或五度以上音程的大跳。旋律常在弱拍或后半拍起，这种旋法使曲调内的律动性强，节奏的变化更有生气。如传统的吉林民歌《看秧歌》、《光棍哭妻》、《小拜年》等。小调在结构方式上可分为单一调式、交替调式及转调三种类型。单一调式是由五声音阶的各音级有机组成的各种基本调式，而交替调式及转调是在基本调式中出现调式中心转移的现象，由于构成转移的条件不同而有“交替”与“转调”之分。从艺术效果上看，单一调式的民歌，旋律单纯，调式色彩明确，表达感情单纯、直接。调式中心转移的民歌小调，则旋律色彩

比较丰富，旋律线比较曲折，富有对比性，表现感情的幅度较宽。在小调中常出现的变化音，也不能不说与吉林地区的风土人情有关系。变化音的出现使小调变得更加口语化、戏剧化了。小调中典型性乐汇的普遍出现，从而加强了

“羽”音在吉林小调中的突出地位，可以说“羽”音是小调调式中最重要的

色彩音。

另一个具有浓厚的吉林地方色彩的典型性乐汇为，多数用在徵调式吉林民歌小调的终止或半终止处。而且常以拖腔形式出现。这种色彩性音组在小调中最能表现它地方性那种土色土香的韵味。

结构：

吉林汉族民间小调的曲式一般都比较短小精炼，结构也很严谨，哪怕是四小节一首的小调，也会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说明音乐表现手法的洗炼。小调的旋律大都优美动听，上口易学，便于流行，构成了它的广泛性。历史上小调的发展变化比其它类型的民歌要大。由于它通俗易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群众便填上新的歌词来演唱，不论在内容、感情、音调等方面都赋予它新的因素。小调的曲式结构可分为对应性和起承转合性两类。对应性的结构一个上句和一个下句，是对应的两句体乐段。如《骂老蒋》等。四句型结构，即民间所说的“四句头”，起、承、转、合性结构的曲式占大多数，但表现不一。首句是全曲的陈述句，具有开启并确定音乐的基木情绪、形象的作用，所以特别重要;第二乐句是对首句的回应，起到巩固、强化前面乐思、乐旨的意义;第三乐句常常引入新材料新乐思，以便有意的造成对比、反差的效果从而使音乐获得一种新动力;第四句是前三句的总结，起到收拢、结束的作用，也有其举足轻重的结构意义。这样四句头的基本关系便是“起、承、转、合”。直观地看它是。种具体的曲式结构关系的体现。衬腔在小调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双转乐句，是一种有特色的双转合曲式结构。如《小看戏》等(谱例三)。四个乐句每乐句后都有一个衬腔为桥，全曲共有四桥。如果四个起、承、转、合乐句通过“桥”直接连接起来，曲调完全通顺。更可注意的是，四个桥也可以单独连接起来，唱起来也很通顺。这是吉林汉族民间小调中一种特殊曲式结构。可以说小调中的“四句头”历来以它的普遍性和简洁性，深刻而又典型的揭示了这种极具民族特征的思维逻辑。

词与节奏

吉林小调中的歌词，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是吉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其表述方式也是一语道破直来直去，不求婉转含蓄。在词曲结合方面，运用“声调

语言”的小调歌词。在演唱中字调直接制约旋律的走向，影响旋律的进行。小调的歌词以七字句最多，其次是五字句、十字句、九字句、十一字句等。也有一些罗嗦句和字数不规则的句式为数很少。每首曲的歌词是以两句、四句为一段和一曲多段词结构为主体。多段体歌词，大多是以上下句的对偶句式，奇数句式也有但不太多。在叙述性的小调中、歌词的语言节律，常是朗诵性加口语化，因而使语言形成自然间歇与停顿。在声音语调轻重快慢的同时，便产生了很有规律而反复交替出现的“节拍群”，节拍群体现在曲调上，明显的使词曲的节拍、节奏统一起来。在一些抒咏性较强的小一调里，歌词的语言节律，往往与曲调节律产生复合状态。它是以感情的抒发与各种戏剧心理状态的表达来产生节奏，语言节律受到感情的制约。除语言的字调外，语调的高低同样影响旋律的起伏。吉林人说话语气重，又习惯夸张的表述方式，使得吉林民歌旋律在自然流畅的陈述中，显现出语调重音夸张的表情色彩，形成旋律在平稳级进中，猛然异峰突起，出现六、七甚至是超过八度的大跳，造成大起大落的旋律线。歌词和旋律的诸多特性都要靠演唱来发挥。各具个性的声器乐合作，和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表演氛围，使观赏者从视觉和听觉双方面充分享受。体现吉林人民性格的朴实、泼辣、爽朗、明快、火爆、粗犷的艺术个性之美。

在节奏上吉林汉族小调中的节拍多以2/4和复合拍子的4/4为主，三拍子很少见。在节奏形态上比较单纯。“平均节奏型占主体地位”。此外，还有“切分”“长短”“短长”等。这些节奏型相互结合，还产生新的组合式的节奏形态。这样一首小调中常有几种节奏型同时出现，但往往还是以一种或两种节奏型为基础，来贯穿全曲的。像《看秧歌》，就是以平均型为基础贯穿全曲的。《梁山伯五更》则是以平均型和切分型相结合贯穿全曲的。《茉莉花))又是以长短型、平均型、切分型相结合贯穿全曲的。这些节拍、节奏形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吉林大秧歌、二人转表演也是决定小调节奏的又一特点，吉林人民群众非常喜欢边歌边舞这种娱乐形式。扭秧歌时，专有民间吹奏乐队伴奏，有时也边扭边唱。歌舞形式这类小调的节拍、节奏，主要是突出与舞蹈节律的密切结合。

衬词作用

在小调演唱中运用一种借助“以宾衬主”的演唱技巧，使得宾主相得益彰，倾注浓烈的主观情怀。语言使人一听，便能立即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联想，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其方式以口语化、通俗化、形象化、简明易唱极具感染力。具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熟悉地方特点、民族色彩的特征。犹如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包含具体内容的“之、乎、也、者、盖、兮、夫、耶”等等语气助词，虽无法用来说明事理，但使用得当，亦可在传达语气和帮助造句方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衬词”—的使用是为了使歌唱语言更加口语化，加强语气，喧染情绪，更好地刻画形象，往往在唱词中加上这些无意义的虚词。其虽无任何意义，但却能对歌曲起到曲尽其妙的作用。在歌曲中加强了刚强、饱满、有力的音乐形象。从美学意义上讲，强弱拍的倒置，弱拍上突起的强势，都会造成心灵的震撼。表现歌曲的风趣感、幽默感，惟妙惟肖、生动风趣的特点，这些主要应该得益于衬词的运用。它是歌词的一部分，完美的语言艺术是这类歌曲成功的重要保证。吉林汉族民间小调的衬词主要来源于吉林人民生活中的感叹词、助词和莲花落里所应用的虚词。一般单音节的衬词有“啊、哎、呀、咳”等等。多音节的衬词有“哎咳呀、哪呼咳、伊儿哟、哎哟”等等。莲花落移植过来的衬词有“得儿腊梅、一朵莲花、得儿花红”等等。象声衬词有“七不隆咚锵咚锵”、“得儿隆冬呛冬呛”等等。重复性、称谓性衬词有“哥哥呀、妹子儿呀”等等。这些衬词往往也是民族风格的集中之处。有的衬词如“得儿”(弹舌音)，一个词要唱许多小节，那么如果你不会唱“得儿”这个衬词，就唱不好这首歌。如吉林小调《放风筝》描写放线情节时所唱的“得儿”。所有这些词虽不是歌曲的正文词语，但在语言及音乐表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绝对不能抱着可有可无、可唱可省的态度。民间小调的尾音、拖腔、甩腔中的衬词也很多，也是准确地把握民歌演唱风格的重要因素。衬词的出现起到渲染气氛、调动情绪、以增强表现功能。一般说来，衬词在小调中具有较强的表达感情、塑造形象的意义，并对音乐结构的形成和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吉林是中华疆土中不可分割之一隅，所处地理位置独特，土地辽阔而肥沃，资源兼备而富饶，山河壮美而令人神往。有纵横南北的千里沃野，绵延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莽莽林海;江河湖海遍布。在吉林大地上可耕可牧、可渔可猎。

对于兼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农耕文化特点的吉林来说，其文化的模式是开放性和流动性的。与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稳定性、保守性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生活在长城以北草原、森林、大漠、丘陵地区的民族，形成了十分接近的地域文化心理。更是因为吉林地区气候干燥，降雨稀少，冷暖多变，风沙肆虐，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就了吉林民族坚强的意志、挺拔的精神、爽朗的性格，也给他们的文化带来了一种雄健磊落、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而游猎民族世代传承的思维定势，成为影响吉林文化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条件下，民间小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类别，在体裁、歌种、风格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地区差异尤为明显。因为处于大体相同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之下，又共同采用彼此相近的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粗犷、豪爽、热情、幽默，是吉林人的本质性格，自然、质朴、率真、保守是吉林文化的基本品格。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插根筷子就发芽”，“抓把黑土檬出油”的比喻和“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吉林这片沃土养育的吉林农民生活真实写照。

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吉林的文化是固有的、久远的、绚丽多彩的。从5000年前牛河梁遗址的红山文化到诸民族一千多年以来曾经数度入主中原，为中国留下了鲜明的北方民族的印记。这些吉林民族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在中国北半部建立区域性政权和在全国建立大一统政权的时间长达七百五十年，在不断参与中国历史进程，政治变革中，经常发挥历史的主导作用。他们晓勇善战、粗犷豪放、艰苦耐一劳的生活方式，铸成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在迅速提升民族的文化素养和不断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无论就时间还是就空间意义上讲，均异常丰富、异常复杂。19世纪中叶以后，持续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导致了中国近代大幅度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这一移民运动堪称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汉族正式成为吉林的主体民族，虽然自秦汉以来，吉林即有较大数量的汉人，但从清代开始，关内的广大汉族移民与俄国、日本、朝鲜等国际移民刁’逐渐进人吉林，形成了以汉族移民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些梦寐以求暴富的外国移民、中原移民，自称是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的移民。讲义气、讲豪爽、讲帮派，“抱团”的积极生存精神与忍辱怕官、屈从地生存、给碗饭吃就行的消极心态共生。撇家舍业后的万般艰难，远离家乡亲人的乡愁与孤寂，更使广

大移民们需要苦中作乐以熬过漫长的岁月。就算肚腹可以填饱，精神上的饥渴却难以排遣。“庄稼汉在田间或炕头的对阵，往往妙语联珠，听众不时为之喝彩”。这极大地锻炼了吉林汉族移民的语言机智，“那不是内庄外谐的幽默，而是忘乎所以的欢乐和有趣。”这种寻求欢乐和有趣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心态，可以说是当时吉林移民社会中的一个主流心态。大量涌入吉林的移民人口，在长期的吉林生活中己演变为新型的关东人，也带来了故乡的风俗习惯、音乐文化。与吉林已有的汉族、少数民族音乐相融合，形成了新形式的吉林民族音乐风格。汉族民间小调的滋养，从此时也正是开始孕育。其流传足迹遍布城镇。除了农民，它更多地是在市民、商人、小手工业者以至一部分职业、半职业歌手中传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就是艺术功能，小调的功能已基本退化，成为一种主要是“娱人”的体裁。特别是在出现了以歌唱为生计的民间艺人之后，它的表演性日趋强化，由此也就在题材和形式表现方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其它体裁的特性并为其进一步与说唱、戏曲表演相结合，为迎合观众走上舞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的文化荟萃于此，相互濡染滋养。由此，构成了吉林历史上民族人文大格局现象。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的更新、整合与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历史过程。

小调由于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所以在我国民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吉林地区蕴含的民俗文化与传唱的民间小调，如万花筒般色彩绚烂。在色彩斑澜的历史长河中，小调的演唱经无数的演唱名家和民间歌手，以其行云流水般的歌喉，“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的艺术魅力，使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之动情，为之沉醉。演唱中对歌唱内容的强调与美学追求、情感的抒发、演唱艺术的韵味美等，无一不在旋律音调、语音化的乐汇音型、运腔艺术、节奏、力度、气口等一系列演唱表演艺术中来完成。传统演唱中的“唱声”、“唱情”、“唱字”、“唱味”、“唱神”等艺术鲜明的演唱特征，使这种基于劳动号

子和山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演唱形式，在艺术上更加成熟。歌词描述更加细腻，曲调更加优美，表现力更强。人们通过它可以深刻而细致地表现出人们更多样的生活内容和更复杂的思想感情。

一首民间小调具有一定的表现内容，具有一定的爱僧倾向和主张。因此在演唱过程中，不论是演唱者还是听唱者都能受到影响和教育。由于小调的演唱不受演唱场合和条件的制约而很方便，所以广大人民群众不管休息或劳动，随时随地都可哼上一段，借以消遣和自娱。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化娱乐生活缺乏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及文化生活缺乏的山区、牧区和一些边远地带。主要是靠民间小调或其他民间表演形式来活跃生活、增加乐趣的。而吉林汉族民间小调这种具有个性的演唱，器乐合作与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表演氛围，使观赏者从视觉和听觉双方面充分得到了享受。更体现吉林人民性格的朴实、泼

辣、爽朗、明快、火爆、粗犷的艺术个性。但同时也受二人转演员素质、演出环境和太多夸张露骨的表演动作的影响，粗枝繁叶的人物表现手法难撇粗野低俗之嫌。但这种‘俗’提指’其周身散发着的乡野气息，而决不能与“粗俗”与“粗糙”划等号。对于那些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收益的二人转艺人，似乎确实在艺德上己经超越了道德的底线，使得这一表演形式失去了“文化”的意义，对于他们演唱的“荤段子”而言，只能说借用了吉林的音乐演唱形式。毕竟二人转这一表演形式源于民间的草根身份。也正是由于‘俗”，才会给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一丝清新的山野气息，刁‘会如此受到广大底层民众的欢迎。作为一种独具乡土气息的民间演唱艺术，在保持其‘俗’的本质的同时，还要做到“雅俗共赏，丑中见美”。这样，吉林民间音乐才能带着清新与健康的气息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中。所以，在传唱过程中今天的我们要尽量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可取的是这种来自民间、生长于民间的艺术，在“俏”“浪”“稳”“口良”的审美元素中体现着黑土地上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头，敢恨敢爱的“情”素。浪俏也好，稳限也罢，主要的是以“情”为主，边唱边舞的形式中“情”是贯穿的纽带。土野的火爆、真诚直率、热烈豪爽、粗犷大气，所谓“傻、大、黑、粗”，所谓“傻中求俏、大中见小、黑里透红、粗中有细”，都是这种地域美的具体体现。这种种元素无不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音乐中。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那些活跃在经济舞台上表演的艺人。是否考虑一下，没有演唱方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