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共8篇)
1.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篇一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广场的性质:纪念性广场
环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座落在中国南京江东门街418号
空间划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广场可以划分为雕塑广场,集会广场,遗址广场和和平广场四个。
雕塑广场—— 集会广场—— 遗址广场—— 和平广场——
一轴,三心,五段的规划布局原则:一轴指贯穿全部的游览线路轴,三心指新馆建筑,万人坑建筑及冥思厅,雕塑广场。五段指入口广场,纪念广场,遗址庭院,祭场和和平公园。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针对纪念馆周围环境的特点,纪念馆在扩建的工程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规划,建筑,园林等手段,保证了馆区空间的独立与宁静,较好的处理的纪念馆建筑的严肃与管周围环境的关系。①在水西门大街南侧退让30m做绿化景观,新建了面积为15300㎡象征生命的“绿叶”广场,与纪念馆入口广场相呼应。②将茶亭东街改造出较高等级的二车道景观路。③在纪念馆的周围全部种植雪松,香樟等常绿树木,烘托纪念馆建筑的庄严肃穆气氛,对于周围几座既有的高大的,突出的建筑,也采取遮挡,改色等手段,弱化对纪念馆的影响。)
细部
处
理
:
问题
与
建
议
:
(一些墙面出现锈迹,钉子裸露在外面,建议修整。)
(一些台阶出现缝隙,可能是雨水冲刷所致,建议整修。)植物配置:
在植物配置方面,原设计以雪松和银杏为只要树种,显得过于单调,缺乏层次和季相的变化,在新馆的建造中,增加了香樟,白皮松等姿态庄严地常绿树种,丰富了绿色景观的层次和色彩,对于设计中不适宜南京生长的植物惊醒了调整,考虑到纪念馆的纪念日在冬季,因此选用植物时注重冬季季象,突出了冬季景观的表现。
在树木规格选择和定点不知方面,兼顾绿化远期与近期的效果,主要景点选用干直,冠大,分支点高的大树孤植或丛植。前期修剪时注意保持树型的完整和茂盛,随着树木生长在逐步修整成形。
在绿化景观塑造方面。在和平公园的南侧,临街的南坡全部规则的种植雪松,形成整齐的树阵,与喧嚣的街景相隔离,在土坡的北侧坡顶种植雪松,并用冠形丰满的白皮松自然分布点缀雪松林缘,其余的坡面精细平整,种植草坪,在坡脚的草坪上有韵律的设置灰黑色的花岗岩条石,形成肃穆,大气的视觉效果。
2.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篇二
在西方,纳粹屠杀犹太人粉碎了西方理性和文明的美梦,而在东方,日本法西斯的南京暴行也让所有东方人所震惊,但为什么长久以来,许多人对此保持沉默。直到张纯如和她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出版,让我们理解了这种奇怪的沉默。张纯如的家人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家人的讲述从小就让她知道这段历史的存在,然而真实的发生,真实的场景还源于二十几岁时参加的一次博物馆参观,展品中的砍头会面一直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除了震撼、讶异,不知道她的脑海中还会冒出哪些词汇,抑或这本身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因为南京大屠杀,从理论和实际来说,绝不是哪一个个人能背负的沉重。然而,有时候历史会机缘巧合地选择我们人群中的一位去作为某段历史的讲述者或是见证者,好似乱世造英雄,总是要有某个人物来代表某段历史。抑或,某些有与历史相契合的特质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靠近某段历史,选择为历史代言,带着特有的痴迷,好似来了灵感,突然陷入疯狂。
生活在和平年代,人们容易忘记先辈们那难言的民族抑或家族奋斗史,是规律,也是不该有的“优良”传统。尽管安克施密特在《历史的崇高分裂》一文中曾指出:人类的遗忘能力是文明变迁的一个必要条件。
与大多数人面对历史时的漠然、麻木和逐渐遗忘不同, 张纯如看到图片的那刻起,她就有了探索和发掘历史的决心,而随着她对那段历史了解越来越深入,那慢慢地变成了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自己的“不得不”。
随着美国本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采访研究的结束, 她又有了来中国南京这一历史发生地采访调查的念头。无法忘记历史的人是痛苦的。记得有一次,访问一位幸存者,他患有老年痴呆症,人生中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却对几十年前的那些恐怖经历却记忆犹新。讲起那段受迫害的日子,他望着远方,眼中充盈着泪水。访问后,我和女导演安妮抱在一起痛哭。这是为了纪念张纯如拍摄电影时采访人的感受。那张纯如呢?每天去采访幸存者,听他们诉说各自的不幸,晚上,躺床上,哪怕再愚笨的人的心灵也会敏感如兔, 更何况她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女性。我不知道她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又有如何的坚强去面对那些人和那段历史的。在那种时期,精神崩溃都是必然的事。每天都是血腥和残忍的历史,时刻都会有来自那个时空的各种绝望的呻吟和嚎叫声向她袭来。
那个时候,街上发生命案可以忽略不计,枪弹、炮弹声此起彼伏,哪还有清静场所?那个时候,人的生命不值钱,在那些充斥着麻木和报复的机器眼里,我们的同胞猪狗不如!那个特殊的时期曾有一座桥,很特殊的桥,桥的构成原料是尸体,长江水可以是红色的,原来“血流成河”并不只是一个简单到让我们看着没有感觉的成语,它也可以是事实,我们从来没有花哪怕一分钟时间去想象的事实。
采访到最后,据她自己说,自己经常会梦回那个暴力的战争中去,人们告诉她的一切梦境中都变成了真实。没有人让她穿越,可她仿佛真的穿越到了当年,我们都没有勇气去面对的当年。历史选择了她,还是她选择了历史,都不必再纠结,我们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曾真正地穿越到了那段岁月真切地感知到了殉难者的苦难,并为后来的我们搭起了一座了解那段历史的桥梁,为世人揭开了一层面纱, 让我们能更深入地思考那段历史的成因,让世人了解日本法西斯的残忍,让人类文明发展的今天也为要这类似的悲剧而羞赧。
人文关怀,简简单单一个词,然而做到它却又极不易。 在那么多不幸者面前,不是高姿态的俯视,不是假惺惺地同情,不是面无表情的麻木,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关怀。张纯如做到了,越是了解那段历史,越觉得自己有责任为那些 “失语者”去完成自己应做的事,将历史公诸于世,还原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真实的存在而非改写的历史抑或被抹杀掉的空白。
沉默了太久,我们需要向世界昭示我们的真相,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Find my light Pass it on Find my light Pass it on。
张纯如用尽自己的生命在为真理而活而战,真的是用尽了生命,因为那不平凡的使命和经历,因为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张纯如是2004年11月9日在自己汽车内的开枪自杀,不难理解她的忧郁,正如我们不难理解总有那么多的历史事实有待世人逐渐解释给世人一样。
历史需要铭记,英雄需要缅怀。南京市为她制作两尊雕塑,一座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另一座放在美国斯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3.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篇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历史影视剧就层出不穷,不断受到市场和民众的追捧,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影视复古热潮。这些电影要么指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叙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与人生感悟,要么将目光投向普通个体,书写他们在坚硬历史境遇中的苦难、挣扎和期许。这些新历史影视剧对历史真实和规律性持怀疑态度,采取历史叙事的民间立场和边缘视角,试图对主流历史进行补充或颠覆,其中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真实可查,但情节更多为虚构想象。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展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主体的自我救赎等特征。
一、主体与历史的关系
福柯在研究世界与主体关系问题时的一番话,对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体的关系有诸多启示,他说:“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立即向我们呈现的方式,是一种考验。这一点必须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一是体验意义上的考验,即世界被认为是我们得以体验自身的东西,是我们得以认识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发现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揭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此意义上,这个世界,这个bios(生活),也是一种训练,即根据它,通过它,由于它,我们将会培养自己、改变自己,迈向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直至完美的境界。”[1]对主体与自我问题的关注,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福柯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世界(即生活或历史)中所遭受的权力规范抑制着作为自由主体的形成,然而,认识自我要从认识世界与他人开始,主体的觉醒与建构要在与世界(即生活或历史)的不断相遇中进行,这种相遇如同训练,完美的自我主体性将在这种训练中完成。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型理论与此相通,他反对那种普遍性的超然主体的存在,而更乐意突出主体的不稳定性、可塑性(fashioning)、历史性和协商性(negotiation)。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主体的产生绝不是自觉、自动的完全自我塑造过程,而是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合力的产物。或者说,自我的产生纯粹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在丰富多样的历史语境中会有无数种可能,它是发展变化的,总是趋于主体之间不断的敞开与遮蔽、不断被驯服与颠覆、不断被他者及自我影响和塑造之中。因此,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就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往往被坚硬如磐石的历史撞得头破血流,然而对于自我塑造的完美境界的追寻,却成为稍有良知的现代人坚守的立场和理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理解饱受争议,却仍旧给人心灵震撼的电影《南京!南京!》,也许会有新的体会。
影片主角角川一开始就被战争拉扯着显得神情恍惚,在猛烈的日光照耀下睁开疲惫而茫然的双目,他仿佛听到有人在叫唤,双腿便不假思索而迟钝地循声而往,显然他是一个被动的战争参与者和暴力的执行者,他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抉择生死的权力,他始终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游离在战争的边缘。这时角川的主体意识并没有觉醒,他被战争或历史这部机器拖曳着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完全处于屈从、驯服阶段。这个阶段的角川表现出的只是一个睁大惊恐的双眼,麻木而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战争工具,主体是历史的奴仆,主体的建构和塑型还未开始。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角川在巨大的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中开枪打死了数个躲在门后的无辜女孩,瞪着眼前成堆的年轻尸体,他那被遮盖的良知和人性第一次显露出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我不是故意的”,并试图用金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这是他那被战争摧残的麻木人性的第一次觉醒,但已经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恐惧、矛盾和焦虑的主体。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角川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他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每一个人性未泯的现代主体如何在坚硬的历史存在面前艰难自处。回到新历史主义的自我塑型理论,格林布拉特说:“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和历史化”[2]“……放弃自我塑型就是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放弃对自我的固执守护(尽管这个自我有可能是虚构的),就是死亡……我觉得完全有必要保持这种幻想,即自我还是我自己的主要建构者。”[3]人类主体一开始就显得不自由和顾虑重重,总是要受到历史、他者、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更不用说战争、杀戮、罪恶对自由与完美主体的戕害和摧残。这似乎要引领着我们走入绝望的深渊,然而在死亡与仇恨之外,还有活着的喜悦、关爱的温暖、生命的尊严和自我救赎。在主体与历史的博弈中,不应放弃努力和希望。影片中的角川便是一步步从人性的麻木走向觉醒,最后以结束生命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
二、主体的自我救赎
随着影片的继续推进,主体面临的考验越来越残酷。在角川灰色的视界里只有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街道,倒悬的头颅、裸露的尸体,茫然而绝望的世界。看到那些在眼前消失的生命,角川的眼睛里分明有着些许同情和疑惑。这种同情和疑惑在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随军妓女百合子那里得到不断的强化,百合子让他想起了远方的家乡,并成为他获得温暖与慰藉的暂时港湾。当他看到与百合子长相相似的江香君被强暴至死时,他的心灵再次遭受震撼,埋藏在心底深处那丝不灭的人性也再次流露。变疯了的少女周晓梅被他的同乡上级无情枪杀时,角川先表示无比震惊,继而似乎觉悟般地说出了“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令他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周晓梅的死无疑再次呼唤起他心底的同情与怜悯,更激发起他对死亡的思考,他驻足不前,想着死亡并不是件坏事,起码是一种解脱。
角川对死亡的看法也随着影片的发展而变化。当为了多救出几条人命,不断蒙上头巾去冒领“丈夫”,最后平静而从容赴死的姜老师请求他杀死自己时,角川果断地开枪了。姜老师的死给他上了一堂无比沉重的道德课,他曾要求姜老师把代表仁慈与救赎的十字架送给自己,而最后他却不得不用杀死她的方式去拯救她,这无疑让他切身感受到了“死的伟大”和“生的耻辱”。如果说他当初拿起十字架是想要获得上帝的谅解和怜悯,为自己及同伴的罪行找到支撑的话,此刻的角川已经意识到他们已被牢牢钉在了死亡的十字架上。在战争中,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杀戮,而杀戮又剥夺了人生存下去的权利。面对战争,个体显得如此渺小和柔弱,然而又如此凶残和暴戾,战争使人性变得扭曲,变得异化。
影片最后庄严的祭祀典礼是导演安排给角川的一次对所有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的祭奠,当然包括他自己,他压抑而狂乱的情绪发展到顶点——“活着比死更艰难吧!”是他心境最好的表述。角川陷入难以自拔的自我矛盾与纠结中,一方面,人性的觉醒已无法让他继续面对战争和杀戮,另一方面,作为军人的职责与无法抗拒的命运只会让他再次举起枪来,这时惟有死亡才能结束这一切,惟有死亡才是自我救赎最好的方式。他无可回避地将枪对准了自己,尽管难以压制痛苦与恐惧的泪水,他还是选择在杀死自己的同时获得灵魂的救赎与安宁。影片至此已经完成一次对复杂和充满悖论的人性窥视,特别是在战争的极端历史境况下,人如何自我救赎。
三、从人性立场超越民族悲情
一个有着太多苦难记忆的民族,当这种苦难太过沉重、太过惨痛,我们宁愿不去触碰它。选择遗忘并不是真的要遗忘,而是为了战斗,为了重生,为了暂时告别恐惧,去点燃希望的火焰。就如张颐武所说:“由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太过于沉重,中国人在自己的民族悲情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化解,中国还处在贫弱状态下和面临严峻的挑战的时刻,往往并不刻意地揭开历史的伤痛,而是将自身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作为自身文化的主题。”[4]可是说80年代以前的中国抗战片所宣扬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立场:歌颂人民英雄的伟大,控诉帝国主义的残暴,揭露卖国贼的卑鄙和无耻,诸如此类成为战争题材影片的永恒主题,而影片的最后革命必定取得辉煌的胜利,敌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随同影片主角一道高高扬起革命乐观主义的旗帜,心灵获得极大的宽慰与满足。一方面,这是经历过长期深沉的苦难折磨而取得革命胜利后,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喷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抚平伤痛,还难以做到直面血淋淋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正因为这场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人类浩劫如此惨绝人寰,对它哪怕是丁点的叙述都牵扯到整个民族脆弱的神经,考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当影片《南京!南京!》提出要“提供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力图颠覆一直以来抗战题材的影片叙述模式,加入导演对历史的自我理解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也许导演是想通过“换位思考”来客观展现一段历史,却不免有人要怀疑这种转换的可信度,就如有学者言及:“当你进入敌人的内心时,你凭借什么相信自己是在批判而不至于转而认同对方呢?当陆川想以宽阔的心胸包容敌对的他者时,这个‘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角川到底是一个历史中的真正的日本兵,还是仅仅是70年后中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自我投射所幻化的影子?”[5]显然这种质疑有其合理之处,然而这也是影片的与众不同之处,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以往大家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哭诉”形象和日本人的“妖魔”形象。
此外,影片的市场效应和国际影响力也是导演要考虑的对象,导演选择人性的视角是站在一个国际交流的立场考虑问题,并试图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运用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人人都可接受的视角去反映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能被世界,特别是被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年轻一代所接受,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其中的过程和它的残酷程度。根据影片后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情形,说明陆川的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
结语
影片《南京!南京!》不仅关于战争、屠杀,更主要的是关乎人、人性、人的命运与自我救赎历程,而战争只是导演要展现人性的复杂和人性救赎等主题的有效背景。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影视剧试图突破传统宏大历史视角,转而从普通人性的角度来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甚至通过敌对一方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往,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达成主体与历史的和解。历史也同时脱去了冷硬的外表,变得更为灵动和温情起来。
[1](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05.
[2]生安锋.透视文化、重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3):1-4.
[3]Stephen Greenblatt.The Improvisation of Power.In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M].H.Aram Veeser ed.London:Routledge,1994:76.
[4]张颐武.直面惨痛的历史记忆[N].北京青年报,2009-05-09.
4.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篇四
——记经贸学院回顾历史之路
2012年12月12日星期三,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经贸学院各班学生代表在孙珏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2日下午2:30,同学们到达纪念馆。大家列队有序的进入馆内参观,今天正值南京大屠杀75周年活动彩排,凄婉的乐声使大家倍感压抑。
进馆之前,在广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旅行团,他们也是来向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中国人表示哀悼。
进入馆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些在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遗骸,看到墙上投出的一张张屠杀的照片,我们的心颤动了。那襁褓中的孩子,四五岁的幼童,早早的失去了生命,叫我们如何心安?其次那一个个逼真的蜡像,更是反映出当年日本人的滔天罪行!最后,看到了中日在日后的和谐发展的史实,我们为之高兴!
在活动的最后,我们在放飞的和平鸽下,在庄重的和平钟前,拍照并留下了我们对未来中日友好发展的祝福!
我们应该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
勿忘历史,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共同发展!
经贸学院团总支:姜劭
5.历史题材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3篇 篇五
《南京!南京!》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由陆川执导,刘烨、高圆圆、范伟、秦岚、中泉英雄等主演。影片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南京南京观后感(一)
有人说《南京南京》缺少主题和主线,充满了写意的段落,我承认导演是用着一些符号化的人物和断裂的叙事手段拼凑着整部影片,但不能说没有主题,因为历史是唯一的主题,哪怕他把所有发生过事情都在影片里走过一遍,也同样是展示了曾经的那一段历史,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不能苛求影片能把所有的情节完美的还原,使每个段落都那么的有层次感,更不要以欣赏着艺术片的视角去对待它,就如同我们看着历史书上的记录是那么的浮浅,但那丝毫代表不了历史的厚重感。
也许是出于内心的作祟,终归逃不出思想的束缚,我也终是不能把日本士兵角川看得那么人性,虽然他贯穿影片始终,可对他的印象丝毫没有多余的改观,在我眼中他仍旧是杀我同胞的日本鬼子,再怎么良心发现更让我从侧面体会着那段不忍的历史,尽管不会再有那么的仇恨,但是依然存有隔阂,他的形象依然是模糊的;至于陆剑雄上文也已经说过了,也许换个普通演员,让导演放开了刻画一下,应该效果更好一些;饰演拉贝的秘书范伟我倒是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人物,唐先生似乎是一个善于求得生存的人,紧贴拉贝这个靠山,利用懂点日语的伎俩迎合日本人,而为了保护家人又教他们日语,让女人们剪发穿男人衣服,后来为了苟全性命竟然又做了汉奸的行径,他原以为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换取日军的信任让家人幸免于难,可最终也不免女儿被摔死,小妹被日军抓去强奸后疯掉了而被日本兵枪毙,再后来又翻然悔悟,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值得一提的是唐先生拿命去换的人真实身份是个中国军官,这信息是在拉贝离开前的那段字幕里揭示出来的,难怪有人说对唐先生的自我牺牲有些莫名其妙,可能是没注意到那些字幕内容,所以可以说唐先生是影片当中最具曲折性和深度刻画了的角色;高圆圆饰演的江淑云是被看好的一个人物,似乎也获得了些许好评,可我认为只是江淑云这个角色成就了高圆圆而不是高圆圆演活江淑云,她的出演始终不愠不火的,尤其是翻译拉贝宣布要拿100名妇女去当慰安妇来换取其他人的生存时,总觉得她说话的那股劲太没震撼力,假假的,太欠火候了,整部影片中一点深刻的印象都没给我留下;相比较之下秦岚饰演的唐太太倒是把上海的那种小女人劲阐释得还可以,悲难之际竟然还能在混乱的环境中打麻将,真可谓“商女不知亡国恨”,当然了演技是到位了,但是不是符合影片的主题又是另一码事了,在这不堪回首的历史大背景下怎能出现这么多不知愁的气氛,如果是一篇作文的话的陆川同学有点跑题,似不该描绘的这般具体现实,尽管可能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放在这大背景下太不搭调了;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妓女小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让她剪发时的那句台词“你去人家还不要你呢!”总觉得放在整部影片里有点不伦不类的,这应该是商业片里的台词,但是在最后她又是第一举手站出来自愿去当慰安妇的,说心里话,有点佩服陆川了,不知道是出自于讽刺还是对一种爱国情感的另一类表达,反正让人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复杂且又深刻的情绪在酝酿;最后还有那希望的象征的小豆子,同时他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有人说整部影片里只有一个日本兵贯穿了始终,其实这个小豆子也才是真正贯穿了始终的,但就是被忽视了,因为小豆子经历开始的抵抗、投降后被俘、屠戮中幸存、难民所保命、目睹日军强奸的暴行等等。
除了这些符号化的人物,就是那些被称之为断裂的故事情节了,在这些批评的声音当中我不敢苟同,相反我看的一些细节的刻画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当日军进城搜捕中国士兵的过程中,几个士兵在一所教堂里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正当他们战战兢兢的目视这些军民的时候,突然一个老者首先木讷地举起了双手,紧接着是一批一批的人举起了双手,镜头还特意的给了一个流泪的士兵和他举起的枪,还有一个不知所然的小女孩环顾四周,学着大人们举起了手,可这时日本兵们还是不敢相信,一军官轻声的让角川速去叫人手过来,这边是害怕的中国百姓的诺诺微微,那边也有日本兵的惊慌喊叫支援,同样有恐慌有害怕,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军民日本兵也许在想:他们为什么如此怯懦,即使一人一口唾沫都会淹死自己啊!但是害怕之余,他们开始镇定,看到这里我开始悲愤,为什么总会有这样的镜头出现?为什么总会有这样的表示方式?为什么非要把国人当时的那种委曲求全展示出来?为什么就是不能大义凛然地和日本人来上一仗?为什么就是这样呆呆地坐以待毙?又想起历史书上说道日军侵华时几个日本浪人打着日本国旗就可以占取一座县城,怎么会有如此的事情发生呢?屈辱、气愤、无奈、悲痛,瞬间糅合在了一起,使我在思考电影本身时又不能不思考电影之外!
其二,当被俘的中国士兵大义凛然踏赴刑场的时候,看见刑场上不堪入目的惨状,陆剑雄用手挡住了小豆子的双眼,当要被集体枪杀之前突然有人大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进而集体呐喊,只有在这一刻让人感到热血沸腾,让人看到民族的血性和希望,还有那雄浑的配乐,这是极少能让人热泪盈眶的场景之一。
其三,日军要求要难民营送出100名女士充当慰安妇才能换取其他人的安全和生存,当宣布完这一通知后,妓女小江于无声之时现惊雷,自愿第一个举手并走到了前面,然后有第二个举手,走到近前两个人紧紧的握在了一起,然后看到一个个举起的手出现在荧屏上,眼眶又开始湿润,这些人不知名不知姓,就这么默默的牺牲了自己,展示的是自愿,可在当时的境况下,这能够是自愿的嘛?尤其是小江临走时回头望了江淑云的那一舜,无法不让人感动!
其四,在唐先生放弃自己离开的机会,手轻轻抚摸老婆的肚子和她告别,寓意尤深,在到他上刑场对日军强调了两次:我老婆又怀孕了!可谓是整部影片里最深刻的地方了,这种细节的刻画绝不是不经意间的,总会让人意犹未尽,似乎又是一种希望,经历了苦难后中国的希望,因为有了延续,这种民族的延续军国主义无法虐杀!
不管别人再怎么批评陆川,去指责与史不符,责骂汉奸电影,但我认为这些情节的刻画还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感动、感慨直至力挺影片。
南京南京观后感(二)
记忆中看《可可西里》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情节记得不多了,画面记得不多了,台词更是记得不多了。只记住了一个人,叫陆川。知道这是一个真正拿电影当艺术去拍的导演,这样的人总是被争议所围绕,但归根结蒂我认为他是个好导演,起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或许其受众范围有所局限,但电影这玩意儿,宣传永远战胜不了口碑。
抱着对陆川个人的喜爱,下午去看了《南京!南京!》,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结束后,后排不出意料地响起了阵阵掌声,而我却似乎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固定在了原位,一动不动。恍惚许久之后我才悄然发觉,陆川这厮又得逞了。
镜头:黑色的血液更让人触目惊心
现在搞艺术的人或者装模作样搞艺术的人谈电影时都爱谈谈这一点。其实同样一个镜头不同的人看了想法肯定不小差异。故而所谓的艺术其实没什么标准,怎么说都有理。《南京南京》的镜头在我看来有些顾长卫,联想到后者掌镜的另一部和鬼子有关的电影《鬼子来了》,相似的特写镜头和黑白画面,只不过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叙事。我觉得用黑白色调来拍类似题材确实是种“新颖”的手法。单一色调的画面在增加时代厚重感的同时让观众的眼睛死死盯向剧情,不会半点分心,而更可怕的是黑色的血液似乎比红色更让人触目惊心。
震撼:思维都不敢运转
这或许是大多人看完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气息。其实从一开始它就无处不在。刘烨与众人死守城门时坚定的眼神、成千上万老百姓被机枪扫射时瞬间倒下的大广角、小鬼子在庆祝南京攻陷时跳的群舞,还有那一个个恐惧到极限后变得漠然的特写面孔,都让人从心底深深被震撼。有人说这是一种折磨,我有些同意。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在摧残你的同时也使你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看电影的同时身边有两位女性观众一直在擦眼泪,我虽然哭不出来,但也已经目光呆滞,甚至连思维都不敢运转,怕一思考,会联想到其他种种更揪心的东西。
强奸:无耻的慰安妇“使用规定”
没料到全片近三分之二都在演这个东西。据说之前高圆圆还以为一段强奸戏险些崩溃。而我个人觉得陆川最“毒”的地方在于他恰恰要把角川与妓女百合子的畸形恋爱作为这个主题的铺垫,一种无比强烈的反差对比狠狠地将观众刻骨铭心了一把。其间有这样一个细节,带头的鬼子宣读慰安所“使用规定”,说是日本女人五元一次,中国女人两元一次。这短短一句话令我深深触动,原来日货到了这种地步依然比中国货值钱。而在这之后,角川拿着新年礼物去探望百合子,后者在惊喜笑纳之后的一系列举动,让我下意识感觉日本侵略者太不是东西了。我说了我是下意识,所以这应该不属于盲目爱国主义式的偏激。而能让我一瞬间有此感受,陆川这厮依然功不可没。
都说电影这东西终究是一门艺术,所以如果你一味拿它传达情感就变了味,就演变成了主旋律。陆川没有让自己的电影走形说明他坚持了自己,一部真正好的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画,且又都会说话。不管是意会还是言传,它都能把你的情感紧握其中。我料想陆川做到了这一点,电影结束后高亢的掌声已予以证实。电影临近结束屏幕上出现了一条白花花的字幕:活着比死还艰难。一句残酷到血淋淋的话,让人貌似有所感悟其实已然彻底崩溃。
一个数次被翻拍的题材,一段亿万国人不应遗忘的历史,《南京!南京!》的出现让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从艺术层面上被烙上新的印记。沉默是我看完之后持续很久的状态,不是因为被麻木,而是由于太震撼。
#p#分页标题#e# 南京南京观后感(三)
最近心情比较乱,选择了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来抚慰下自己的心灵,因为人总是不知道满足的动物,永远都有永无休止的欲望!
选择这部片子,是因为我记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内我永远记得那个被惨遭杀害的中国人民的头颅骨,那天冷冷清清,我一个人衣服单薄,面对城市的喧嚣,我选择去铭记历史,一个人穿梭在展览馆的陈列窗前,当我拿着笔一一记下历史的印记,我太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惨痛经历才使一个民族站了起来,我想找到答案,望着那一件件陈列的物品我不禁肃然起敬,其实我更想看的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因为在小的时候731部队的电影给了我幼小的心里以震撼,可是来到那个展区的时候我不禁有些失望,一个中华民族最不应该遗忘的历史教训,一次屠杀30万人的事实,却区区一个小小的展位,我还记得我望着那代表三十万死者的唯一的头颅骨,出神的凝望,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视线模糊……高大空旷的博物馆人很少,加上室内阴凉,我瑟瑟的发抖,不知道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的颤抖。
刚刚看完这部片子,被开头晃来晃去的镜头弄的头晕,视线找不到一个落脚点,黑白的片子叫人的心感觉苍白无力,终于看到刘烨那棱角分明,帅气俊朗的侧脸,与敌人周旋,但是最后还是成为俘虏,即使他高大伟岸的身躯站在那里是那么的威武,但是我知道无论怎样,凭他一个人也是无法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我看到眼泪滑过他的脸颊的时候,我真的想为他擦拭那滴泪,那滴为祖国,为人民的惋惜之泪,流进了每个人的心中,酸遍了我的全身。
刘烨的死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铺垫,这个故事开始拉开帷幕,接着是那群女人,被拉去做慰安妇,她们在那样的世界里,变得没有地位,甚至活得不如死去的人幸福,当上百名妇女举手自愿牺牲自己做慰安妇,为安全区的民众换取过冬的物资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每一只上扬的手,都像一支灼灼扑动的火炬,放射出民族尊严的光辉。每一个举手的妇女,燃烧自我,救助他人,令70多年后的我们动容、惊心、泪流满面。我有感于那位美丽的江小姐,是她第一个举手,也就是她反对剪掉头发,是的她要做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不要被剥夺美的权利,当我看到一个女人为捍卫自己容颜而如此的坚决的时候,我不禁为她折服。她是最美的!这里还有一位女人,姜淑云,她为了多救一些人,而被抓,那我听到那句坚决的“杀了我”我知道她是一位早就蔑视死亡的英雄。
这部影片同时塑造了,德国人和他的秘书唐先生一家,他们都上演了悲剧,不管这部影片把这些外国人的地位塑造的很低,我感觉有些不可理解,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德国老头回国的一幕时,还是差点掉下了眼泪,那个胡子花白的老先生,在离开了这片不属于他的土地时,很多人感觉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又在一次的在那死气沉沉麻木不仁的脸上显示出了久违的波澜情绪,他们似乎经历了太久的悲伤,但是这一次触动了他们,他们撕心裂肺的阻止老人的离去,这位老人再即将上车的时候,竟然双膝下跪……此时我再想,真正对不起这群老百姓的,真正应该下跪的应该是谁呢?当唐先生与太太的手紧紧抓在一起,又被唐先生毅然松开的一瞬间,我顿时明白,其实他是放弃了生的机会,或许他残存着一点对于生命的唾弃,或者他想试图挽救一个生命,代价是惨重的生死离别,或许是对亲人小妹的一丝牵挂?在他那样的文人死的时候却似乎又显示出了大义凛然的风范,是的,由于亲眼目睹女儿的死,他惊醒了,不再对日本人在有一丝的侥幸,他只说了一句“我老婆怀孕了”是的,即使他死了,他的孩子,孩子的孩子还活着!
结尾处以一个日本人角川的自杀终结,其实全影片都是他贯穿始终的,那忧郁的眼神或许很少让人联想到他是一名屠杀者,但是与这眼神不对称的是他自己的言行,没有捍卫他自己眼神影射出来的灵魂,除了最后亲手杀了姜淑云之外,在死前放走两个中国人,他没有做过什么对得起中国人的事,但是导演还是塑造了这样一个在战争中挣扎在崩溃边缘的日本人,或许是为了突出那句主题“活着比死更加艰难吧”,他也是战争的牺牲品,我除了对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产生同情之外,没有太多感受,或许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没有丧尽天良吧,或许他还是个重感情的男人吧。从他的哭泣和那声枪响中,还是换回了好多人的同情。
在对于死难者的悲惨的经历同情和对于遭遇的气氛产生的同时,影片最后设计了一点阳光的味道,那个可爱的小豆子,那个两个小虎牙的小男孩活了下来,和他一个的憨厚男人,受了角川的帮助,那个看着死人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不足一米高的孩子,看到了整个屠杀的经过,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是的,他还活着。这样繁重的精神压力下他重获生命,他的生命显得那么珍贵,那么来之不易。南京,南京,反复的句式,起了强调的作用!导演到底在强调什么那?慢慢感悟……
6.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篇六
男人们逃的逃,死的死,降的降,那些女人们呢?选择了抗争,当小江第一个举起手,当姜教师说:“shootme”的时候,这个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在强烈的屈辱与血腥的镇压之下喷薄而出,我不明白如果我在那一群女子中间的时候,我会不会选择去做慰安妇,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男人们,当你们国家的女人需要为了一些食物和煤,去给一群禽兽一样的侵略者做慰安妇的时候,你们又在干什么!如果中国和日本开战,我会捐我的一条命,必须会,不管我能够做些什么,可是,宁死不当亡国奴!生命是可贵的,我爱我的生命,可是我更爱我足下的这片土地,更爱的我的国家,我亲爱的祖国。有人说我在和平时代说这些高调,战争时期我还是会这么说,这是我的信仰,不会改变。
经过电影,我看到了中国人在正视历史,以前的战争片,统统都是日本鬼子被聪明而勤劳的人民打得晕头转向,被折腾的鸡飞狗跳,永远都是在一片和谐之中。最终,有人敢于拍这样血淋淋揭开历史伤疤的电影了,正如我之前看的《高考1977》一样,那段被尘封的历史,也最终有人吹开上头厚重的灰尘,把一切都真实的展示出来了。日本人不再单纯的坏人脸谱化了,他们也会哭会笑,也有良知,只是战争,把人变成了兽。角川这个日本兵,让我恨不起来,虽然他也参与了屠杀我的先辈们,可是他是有良知的,不管最终他是否结束自我的生命,就那一句:“活着比死更难。”就让我原谅他了,我们更应当正视的不是日本的残暴,而是我们自身的怯懦,当官的都跑了,这样的情景在当今中国就没有么?失火了,当官的先走,学生教师后走,地震了,教师丢下学生就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正的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选择拿起武器去抗争?而不是逃命或者卖国求荣?
7.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篇七
然而, 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街区在近十年间遭到大面积拆除。当地政府声称推行“镶牙式保护”, 即只保留个别古建筑, 而大量拆除所谓“没有保留价值”的房屋, 用于商业开发, 兴建仿古建筑。今年年初,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走访南京安品街后发现, 所谓保留个别古建筑也只是空言, 他对这一“镶牙式保护”作出严厉批评。单霁翔表示,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不同于文物建筑的保护, 不能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 认为它们才是“牙”, 其他的都可以拆掉,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还要保护老民居、原住民及当地的非物质文化, 不能只保护个体的文物建筑。不仅如此, “我在现场看到, 镶上去的多是‘假牙’, ‘真牙’在哪儿呢?”
书生们的“保卫战”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 老城南历史街区一直遭受着被改造的命运。经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等一批文物专家证实, 自2001年以来, 至少有36处区、市、省级文物因旧城改造等被毁。
实际上, 老城南在南京曾是重点保护对象。早在1995年, 《国务院关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1—2010) 的批复》 (后简称《批复》) 中就强调了对老城南的保护。《批复》中提到, 要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和落实12片重要历史文物保护地段的各项保护规定, 这12片重要历史文物保护地段中, 有5片为城南传统民居。
但对老城南的拆除一直就没有停下, 2006年出现拆除高潮。
对此看不下去的侯仁之、吴良镛、傅熹年、宿白、郑孝燮、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等16位国内著名学者上书高层, 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拆除, 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拆除工作一度告停。
按照上级指示, 2008年3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会议在南京举行, 会上, 两院院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要求南京“一定要有整体保护的观念”,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认为“城南地区要重点保护”,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强调“要保持历史遗存的原真性”。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永平, 曾参与制定《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先后到城南调查五十多次。“门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门西等还剩下1平方公里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现在除去水面和道路, 也就五十多公顷了。这是最后的还能够整体保护的地方了”。
可到了2009年, 对老城南的大规模拆除又由当地政府拉开大幕, 老城南的南捕厅、安品街、门西、门东等历史街区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 当年春节后大规模拆迁进入高潮。
当时, 88岁高龄、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谢辰生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不守信用, 简直是胡闹!”
29位专家学者又挺身而出——由他们联合署名的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 被分别寄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他们呼吁, “如果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金陵古城将在几个月内被彻底拆光。”
“镶牙”还是“拔牙?”
2006年底, 在大拆大建遭各方反对之际, 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本地专家学者, 让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向大家介绍了“镶牙”式肌理再造的老城南保护模式。
南京市规划局编纂的《南京门东南门老街复兴规划研究》对该模式解释如下:突出街巷格局、空间尺度和城市肌理的保护, 在保护、修缮部分有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的同时, 对其余搭建棚屋及不协调的建筑进行“镶牙”式更新。
在城南, 经过“镶牙”式改造的例子已有三个——“南门老街”、南捕厅和内秦淮河后五里改造。“镶牙”式还被写进了《南捕厅街区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该规划提出对南捕厅分三层次保护:历史街区、历史风貌区、环境协调区。其中, 历史街区在甘熙宅第周围, 确保原汁原味;历史风貌区, 保护一、二类历史建筑, 其他建筑采用以传统风貌的新建筑用插建方式更新。
然而, 这个美好想法, 后来并未实现。
在南捕厅二期和三期改造中, 老建筑几乎被拆除殆尽, 全部原住民被迁走, 前者用于建设大型仿古商业街, 引入绿柳居等几家“老字号”和“爱尔兰酒吧”, 形成游玩、购物、餐饮一条龙的产业链, 后者则用于开发独栋公寓、酒店公寓、花园酒店和总部会所。而在内秦淮历史文化保护区, 有关部门承诺原址保护的生姜巷43号“北货果业公所”, 最后在规划的“保留”名单中删除, 最终被拆成一堆瓦砾。
“老宅全无、住民全无, 剩几个全新的商铺, 还有吃喝玩乐一条龙。”谢辰生叹道, “牙都被拔光了, 谈何镶牙?”其他一些专家也表示, 镶的“牙”跟以前风貌根本不相符, 都是些假牙。
对这种“镶牙式填入、织补肌理”的做法, 有专家指出, “这都是理想中的状态, 但最终这个地块拆平之后怎么开发?政府很难拿出这笔钱, 而开发商又不希望拿到手的地块有零星的文保建筑留在上面, 或对容积率、对开发项目限制太多, 所以到最后, 根本无法落实。”实际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南捕厅这块地后来就被政府卖给了一个开发商, 对方提出:净地出让。
面对种种质疑, 赵辰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镶牙”式的尝试“就如同写一篇文章, 从立论本身就是商榷的, 即使立论成立, 整个如何写下去的每一步都是值得商榷的”。
有人反驳:哪有随便拿历史街区做试验的道理, 文物拆掉了, 拿什么弥补?
而作为该规划的主持人, 赵辰否认自己是镶牙说的提出者。他说:“我就是打死了, 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了, 也就是一个建议者, 不是决策者。规划只是规划。城市是各种利益的集合体, 我们的工作是做协调, 既要保护, 又要发展, 这个事情非常难做。”
“整体保护”走弯路
“镶牙”模式要不得, 那么该怎么保护老城南历史街区?专家们有一个共识:名城的整体保护就是要落实到各个历史街区的保护, 对南京而言, “整体”就是“街区”, “街区”就是“整体”。
这个共识也体现在200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该条例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整体保护意味着包括传统民居、民国建筑、历史街区、地下文物、城市肌理在内的一切历史遗存都应当保留下来。
去年3月18日,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草案) 》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冰、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杨永泉和吴小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姚远5位专家联名向南京市法制办递交了建议书, 表示《条例》 (草案) 出炉令人鼓舞, 但其中老城的“保护区”划得太小令人担忧, 他们希望对老城实施整体保护。“不久前应邀参加该市法制办的保护条例专家咨询会时拿到的文本上明明写有‘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的字样, 刚过了一个星期, 怎么反倒又不提整体保护了?”薛冰质疑道:根据制订中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1.186平方公里, 历史风貌区2.489平方公里, 共3.675平方公里, 占老城面积7%, 如果单算历史文化街区, 只占老城面积的2%, 如果除去其中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面积, 恐怕老城面积的1%都没有。如果一座城市99%的面积都不配作历史文化街区, 这个城市还是历史文化名城吗?
去年8月, 南京市规划局、市法制办、市文物局等部门参与起草的新《条例》获得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新《条例》在总则第三条确定了“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体保护、合理利用”的保护原则。
而《条例》转变为具体的规划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年底, 根据新《条例》“整体保护”的规定, 老城南规划提出“小规模”、“逐院式”、“全谱式”地以院落为单位, 渐进地进行恢复保护。
今年初, 对前几年被拆掉的街区进行的恢复工程终于开始。门东、门西等片区本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唯一存留下来的同时保留有古街区和古城墙的地段, 却在2006年被拆除殆尽。如今, 南京市正在依据1937年地籍图、1951年地界图等鼎盛时期院落边界记录资料, 对这些被毁街区按照原来肌理进行重建, 有些地方甚至要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再现出来。已经消失的膺福街、大井巷、小井巷等七八条老街巷的名字, 也将随着道路的重现, 得以恢复。
8.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篇八
1978年,联合国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此后,欧洲议会、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等国际组织或国家,均发表声明,称这宗屠杀为“违反人性的罪行”,它与纳粹的犹太人屠杀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种族屠杀”。
亚美尼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传统的“亚美尼亚”包括现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及土耳其东北部,即今天被称为“东亚美尼亚”和“西亚美尼亚”的两部分。
1804~1828年问,两次俄伊战争以伊朗失败而告终,原被伊朗占领的东亚美尼亚被并入俄罗斯。但亚美尼亚并未得到俄罗斯的庇护,而是在俄罗斯与土耳其两个大国的夹缝中生存。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强弩之末的帝国将败因归咎于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大屠杀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曾经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气数将尽,在东面战场几乎完败于俄国。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权被“青年土耳其人”政党掌控,他们认为亚美尼亚是俄国的盟友,并担忧他们成立的“第五纵队”从事内部颠覆。“第五纵队”主要是由亚美尼亚人建立的民族解放组织,它在俄国军队的编制下,其宗旨是利用俄国军队的帮助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915年初,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开始逐步清除军队里的亚美尼亚人,发配他们去做苦力,当筑路工,直到劳累而死,甚至被枪杀。一些亚美尼亚人还被迫在死前自挖坟墓。
1915年4月,土耳其凡城省长以征兵为理由杀害亚美尼亚人,双方发生武装冲突,亚美尼亚人以陈旧的武器保卫自己的数万人民,最终在俄军解救下,赶走了土耳其人。之后,凡城抵抗战的民族英雄阿兰姆·曼诺根建立了亚美尼亚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约15万名亚美尼亚人迁徙到凡城一带安顿。临时政府首脑也适时地请求亚美尼亚在欧战战区的常规军调动到高加索前线,这威胁到土耳其东部的局势稳定,使战争中渐感不支的奥斯曼帝国很是惶恐。
本来土耳其政府军已杀了数万名亚美尼亚人,凡城事件更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导火索。时任土耳其内政部长的塔拉特·帕夏说:“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这个种族。”
于是,土耳其先发制人,亚美尼亚文化精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4月24日傍晚,首都伊斯坦布尔的650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显要人物被逮捕,然后被处决。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裔军人,他们被甄别、隔离,然后同样被处死。与此同时,独裁政府还对土耳其东部进行了残酷的扫荡,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一个个倒下——这一天,成了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纪念日。
5月底,土耳其政府变本加厉,下令将全部亚美尼亚族裔“押运”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遭受流放的亚美尼亚人达100万之多。土耳其政府在驱逐过程中没有向亚美尼亚人提供任何补给设施或物资,即使抵达目的地后也是如此,流徙者因疾病和饥渴大量死去,其他人则被军队组织的屠宰营残忍杀害。年轻的亚美尼亚妇女被卖到土耳其人家里做奴役,无数婴儿被活活摔死,更多人被吊死、枪杀甚至活活烧死,教堂被夷为平地,尸体遍布道路及幼发拉底河。在历经劫掠、屠戮之后,抵达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已不足原先数目的20%。土耳其政府沿幼发拉底河修建了25个集中营用以转移这些流亡者。在那里,男人被拷打和枪毙,妇女被强奸和残害,儿童被劫持和杀害。70万人被不停地从一个集中营转运到另一个集中营,到1916年4月,这些集中营最终被一个个“清扫”干净。
据亚美尼亚的相关资料记载,从1915年春到1916年秋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地上的200万亚美尼亚人中,有100万到150万人遭到屠杀,另有数十万人逃离土耳其。
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忆录中描述这场悲剧时写道:“我确信,在种族遏制的整个历史上,再没有如此可怕的情节。以往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屠杀和残害,与1915年亚美尼亚族人的遭遇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欧洲列强对此暴行进行了谴责,却并未采取行动,当时正是一战最残酷的阶段,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凡尔登和索姆河,无人顾及亚美尼亚人的命运。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强烈谴责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罪行,迫于国际压力,土耳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缺席审判了屠杀事件的肇事者,包括前内阁部长和政党领袖,并将他们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摘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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