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提纲（共9篇）
1.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提纲 篇一
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他用他手中的“投枪”创作出了孔乙己、狂人、祥林嫂、魏连殳、单四嫂子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都在为他的理想而跳跃着最耀眼的光芒。但不可否认他作品中处于次要地位的配角——儿童，同样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刻画了许多的儿童，虽然大多仅仅出现了几笔，但这简单几笔就将这些孩子在这个“吃与被吃”的历史上所面临的处境描写了出来。鲁迅以此表达了他对这个腐朽的社会对无辜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双重戕害的愤懑。
鲁迅出生于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幼年生活可以说是很幸福的。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被下狱，鲁迅兄弟避难乡下，父亲久病不愈，随之是长辈的怨恨，亲友的辱骂，同族的倾轧，世人的冷眼。坎坷不幸的童年使他很早的在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鲁迅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成为了他关注儿童命运的起点。在鲁迅的作品中，虽然也不乏对淳朴善良的儿童形象的歌颂，但更多的是批判和揭露。在鲁迅笔下，儿童成为了苦难的承受者，他们不仅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而且精神生活同样受到压抑，在他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在封建历史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中沦为了愚昧麻木与封建迷信的牺牲品和帮凶。
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大多在无意识间沦为了封建势力下的祭品，成为了那个时期最无辜的苦难承受者。如《药》中的华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流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 字。”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已经被疾病折磨的不成样子的孩子。他的父亲华老栓为了给他治病，用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买回沾染了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给他治痨病。华老栓怀揣着人血馒头，“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经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把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华老栓同他周围的人都愚昧麻木的相信只要有了人血馒头就能治好小栓的病，同样的，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子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吃了人血馒头却茫然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木偶”一样听从父母的安排。“人血馒头”最终没治好华小栓的病，而华小栓终于还是病死了。华小栓表面上是死于病痛，实际上却是死于父母和周围人的愚昧和封建迷信。《祝福》中的阿毛，他死的令人心寒。由于生活所逼，阿毛过早的分担了家庭的重负。两三岁的幼童，竟能对母亲的话“句句听”，这是何等难能可贵。但他被狼吃后，不但没有得到周围人的一声悲啼，更成为了人们看热闹、听故事以达到满足自己的空虚和无聊的工具。而听过之后，也就感到了厌倦，人性的冷漠无情在此得到了惊人的表现。
鲁迅笔下这些可怜无辜的孩子，在周围人冷漠麻木的对待下，过早的成为了封建道德、封建迷信下的祭品，他们的父母、周围看热闹的人群，这些人在几千年封建历史积淀下，早已成为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麻木的人。他们的行动都无意识的传承着历史上的封建迷信与愚昧麻木，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了他们封建迷信和愚昧麻木的承受者，毫无意义的死去了。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写了苦难的承受者，同时又写了一批受历史和环境所影响而成为新的如他们父母一样的麻木的继承者。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形象生动的笔墨刻画了几个不同的小看客。卖包子的十二岁的胖男孩，在炎炎夏日里，他昏昏欲睡地细着眼，可当对面马路边刚出现“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和“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时，他睡意全消“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接着，他挤在人群的最里面看犯人的脸、白背心和上面写着的一行行不认识的字。当他看到被示众者正研究着一个读他白背心上字的秃头时，他便也跟着研究，当人群中挤进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时，他又去看学生，后来又随着学生的眼光去看红鼻子胖大汉的奶子和奶头四边几根很长的毫毛，最后由于看得兴起而忘了卖包子，被掌柜的在人群中一掌几乎打到。而那小学生按着自己雪白的小布帽，也向围观示众的人群中挤去，这个学生受过教育是人群中除了秃头老头外识字最多的一个人，但他却偏偏不看犯人白背心上其他人看不懂的字，只顾出神地盯着胖大汉的奶头。而最令人可悲的却是老妈子抱在怀里的小孩子，当这个小孩子被人碰了一下嚷着要回去时，老妈子却把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被示众者的白背心，一手指着说：“啊，啊!看呀!多好看哪!……”如此幼小的一个孩子，却因老妈子把这无聊的示众当成一件好看的东西而灌输到孩子的心里，这个孩子的未来可想而知。
儿童是一个人人性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样一个成长的重要时期，他们被环境和封建麻木的父母用自身的行动教育成了一个又一个象他们父母一样麻木的吃人者与看客。鲁迅以一个忧国忧民的思想家的眼光探视中国的国民性，并以先觉者敏锐的眼光揭示：昏庸的群众因愚昧麻木而成为可悲的看客，历史的积淀使幼小无辜的孩子承受了这苦难的命运并继承了造成这苦难的愚昧麻木。《狂人日记》中的“恶狠狠的看着我”的一伙小孩子、《白光》中七个学生对于落榜的先生陈士成的“小觑”、《长明灯》中从嘴里吐出清脆的一声“吧”的孩子等等，他们本应是未来的主人、是民族的希望，但他们被生存环境和身边的愚昧无知、麻木迷信所毒害，变成了同他们父母一样没有灵魂，没有意识的“吃人者”。鲁迅这些形象的塑造，是对社会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诉。在《故乡》中，他把少年闰土描写成一个活泼可爱的生命，是鲁迅生命中的“小英雄”，但在经历了30年的艰难生活之后，“小英雄”变成了一个面貌苍老、灵魂呆滞的“木偶”。强烈的对比，愤怒的揭露了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戕害，这也使鲁迅看到了孩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他不愿看到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榨下变成封建势力“吃人”的帮凶。所以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他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希望以此挽救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孩子作为生命的延续、时代的承接，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如果继续这样因袭着几千年固有的“吃与被吃”的历史，那么国家将随着这些愚昧麻木的小继承者走向灭亡。
2.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提纲 篇二
一、看客的个像
“哼, 老头子。” (看客之一) “倒高兴……。” (看客之二)
无形无影, 但如影附形, 先声夺人, 神秘莫测, 一上来就揪住了人们的心。“哼”, 似乎是由气生愤而故作鄙弃语, 心理趋向颇为隐晦曲折。“倒高兴”三字则应是赤裸裸地抒发其妒忌之情了。在这里, 不用描绘形象, 也不用添加动作, 仅仅用语言, 简短的六七个字, 就足以让人明白:人人都想得到这付药, 却孰料被华老栓占了先;人人都是看客, 其实华老栓也不例外。在这里, 我们看到小说艺术要遵循“优化组合”原则的一个典范, 即尽可能地用最少的字传达最丰富的内涵。
如上所言, 此两句用语虽少, 洞穿力却极强, 讽刺意味也很深。它是对华老栓迷信无知的有力延伸和扩张。
“老栓又吃一惊, 睁眼看时, 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前面已至少有两个看客出现, 所以此处用一“又”字。老栓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杀人 (或者来取人血馒头) 。所以他感到吃惊。有人认为, “又吃一惊”表现了华老栓胆小怯懦的性格, 笔者不敢苟同。“几”, 指不定多数。据情形推测, 应该至少三个。与前两个相比, 这三个形诸视觉而非诉诸听觉, 侧重肖像与行动, 而且注意以点带面。“一个还回头看他, 样子不甚分明, 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 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种变化, 从作家方面分析, 是尽量追求小说的艺术性。从文本世界分析, 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有所推移, 人物心理也进一步加强。“样子不甚分明”, 客观因素在于天未大亮, 主观因素在于为去看杀人而着急赶路, 这是关键。尤其“食物”之比喻, 形容见神, 入木三分, 非画师般的描摹术而不能。可以理解为:好长时间没看杀人了, 如今可逮着一个机会, 赶紧去看, 晚了就抢不到有利地形了。这种变化从读者接受而言, 能让人在阅读时一步比一步感到心灵的震撼。
以上是看客的个像, 主要运用语言和肖像描写。
二、看客的群像
从“老栓看看灯笼”至“几乎将他挤倒了”是群像, 主要写看客的行动和情态。
“仰起头两面一望, 只见许多古怪的人, 三三两两, 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 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群像之一)
“古怪的人”是神情古怪, 似有所期待;行动古怪, 似焦灼不安;目的古怪, 满足久渴的刑肉弑血的欲望。“鬼似的”, 特引人思考。人而为鬼者何?表现了作者对此类麻木不仁者的极度愤慨和贬斥。“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自然, 见多不怪, 积习为常。这就暗示老栓在心理上和看客融合了。此一节, 鲁迅先生以强烈的主观情感贯注于字里行间, 笔调之沉痛透示出所传达信息之悲哀:这就是中国普通人中的大多数, 唉!
“———一阵脚步声响, 一眨眼, 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 也忽然合作一堆, 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 便突然立住, 簇成一个半圆。” (群像之二)
写 (群像之一) 重在用“怪”字来形容, 画 (群像之二) 重在用“一”字来数量。一个看客, 又一个看客, 再一个看客, 三三两两的人, 加进老栓, 再拥进一大簇人, 集合成一堆人。此处纯用漫画式勾勒, 兼以摹声、描形的散文笔法, 雕镂出一个观众如潮的骇人场面。
“老栓也向那边看, 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 (群像之三)
鸭子被人用手捏住颈项, 向上提着, 显然是准备屠宰了以供宴筵。可以想见, 这些看客的命运与现在正在被屠宰的、并被做成药用馒头的革命者的命运不会有什么区别。“无形的手”显然指精神麻痹。被清洗了大脑因而不再具备一种自主精神的人, 是最可怜的人。
杀人结束, 在诸看客即将鸟散之时, 作者又回马一枪:“‘这是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 但他并不答应。”从文本语境推测, 或许有人问了, 或许没有人问;也许有一个人问了, 也许有很多人问了。与前文的个像、群像相比, 作者在这里似乎有意写看客的“不定像”。“不定像”是对个像和群像的有意识的综合。在明确化之后又进一步模糊化, 不仅使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看客性格表露无遗, 而且使所有的看客都尽收眼底, 所有的哀愤都攒聚心头。所以, 这一枪是必要的一枪, 是最后一枪, 更是惊心动魄的一枪。
《药》中“看客”形象的突出, 有其特制的文本背景。可怕的刑场, 恐怖的杀人事件, 凶残的刽子手, 无助的被杀者, 以及肃杀的天气都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和吸力。《药》所描写的社会历史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看到, “看客”作为一种人物还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3.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分析 篇三
关键词：鲁迅 农民形象 悲惨命运 唤醒觉悟
鲁迅在小说中深刻地塑造了众多典型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农民形象，再现了封建旧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他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心绪批判农民的落后性，以犀利的文字无情地鞭挞旧社会及其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旨。鲁迅希望以这种方式唤醒农民的觉悟，使农民走上改变自身生存现状，获得新的人生道路并希望“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1]。作者在《呐喊》和《彷徨》中塑造了各色各样的普通劳动农民形象，这些形象无不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一、被漠视欺凌的最底层农民：阿Q
鲁迅曾说，阿Q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到小车夫里，恐怕可以找到他的影子来的”[2]。鲁迅在刻画阿Q时致力塑造出这样的特点来目的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3]。
阿Q是一个流浪的雇农，是最为落后贫苦的底层农民的典型。在以地主阶级赵太爷、钱太爷所统治的未庄，阿Q受尽封建残酷的社会压迫，饱受经济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完全失去了赖以生活的基础甚至于独立生活的能力。他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们也只是在需要找人做短工的时候，才想起他来，除此之外，他便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他被可恶的地主阶级剥夺了一切权利：赵太爷剥夺了他姓赵的权利，赵秀才剥夺了他恋爱的权利，假洋鬼子剥夺了他“革命”的权利，地保也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向他敲诈勒索。在丧失人性的地主阶级眼中，阿Q就是一个可以呼来唤去的牲口，而不是一个人。由于被小尼姑骂了句“断子绝孙”，阿Q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于是向吴妈求爱，进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自此再也没有人叫阿Q做短工了，阿Q由此出现了生计危机。为解决生计危机，阿Q不得不进城偷窃，虽一度出现“中兴”，重回未庄，得到人们新的敬畏，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末路。
《阿Q正传》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下，有千千万万的阿Q存在。他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靠出卖苦力维持生计，他没有太多个人的独立的意识，即使有，也被压迫得变为无言的沉默了。身受沉重的压迫、甚至于人格的凌辱，他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令我们痛心的是他对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残酷的人生现实经历采取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的方式，甚至于用欺负弱者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面对一切悲惨遭遇，他采取“精神胜利法”，对于一切的侮辱与失败、失意，他都可以在心理上、精神上、想象中取得满足和胜利。他一文不名，连生计都无法解决，却偏要向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4]诸如此类“精神胜利法”的表现比比皆是，当他的精神胜利法无法说服自己时，他不是无计可施，而是选择忘却或者是以欺负小尼姑之流的弱者来发泄转移。他的精神胜利法是非常可悲的，面对现实的压榨和剥削，失去了任何的反抗性和斗争性。
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阿Q的这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是从来就扎根于人民骨子中的吗？是生而有之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统治阶级和反动阶级对劳动人民实施政治上高压压迫，经济上剥削，精神上麻醉的政策，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处境中，阿Q之流是找不到出路的，反抗是没有一点用的，只会落到更吃苦更受罪的田地，走向末路。可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深深的打着被压迫阶级的烙印的，是反抗而不得的选择。
鲁迅以阿Q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让读者清醒地认识到被剥削阶级被奴役的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真相，揭示了社会衰败的根源所在，探寻出了改变现实的出路是民主革命这一重要结论。
二、勤劳朴实，梦想破灭的农民形象：闰土
阿Q代表了农村雇农一类人的时代悲剧，那么《故乡》中闰土的形象则深刻揭示出了外国经济入侵的大背景下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和内心的迷茫。鲁迅先生怀着对饱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情感刻画了闰土这一典型形象。作为一个勤恳于土地的典型农民，作者着重描写了闰土的性格变化。
首先从文章“我”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闰土在十一二岁时的形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5]，少年时候的闰土是作者褒扬的对象，似乎人性的完美仅仅就在于此，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彼此拥有纯真的友谊，各种各样的趣事总会发生，社会的污浊还未沾染这片净土。然而，由于贫困、灾难的无情催残，使一个原本活力四射的少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中年闰土出现在“我”的面前时，闰土完全失去了少年小英雄的风采，然而变化最大也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精神上的变化：见到多年未见到的“我”，他“脸上出现欢喜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他的一声“老爷”使“我”打了一个寒噤。童年时期纯真的友谊已不复存在，闰土在生活的重压下已经屈服了，社会扭曲了闰土的本性，同时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纯真的友谊。
闰土前后形象的鲜明对比，深刻地控诉了社会对人的残酷的摧残。他们的精神已经完全麻木了，他们知道苦，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找不出苦的根源所在，这是何等的悲哀。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闰土选择忍气吞声，含辛茹苦，逆来顺受。当让他选择器物的时候，他只是看中了香炉和烛台，这是何其悲哀啊，饱受了封建制度和等级制度毒害的他却仍把希望寄托于封建观念制度的象征香炉和烛台上。
统治者的抢掠屠杀，剥削压迫，给千千万万像闰土这样的劳苦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闰土前后两个时期的巨大反差，正是旧中国农民不幸遭遇的集中反映，是对当时社会的强烈控诉。同时作者也提出了闰土的下一代“应该有新的为我所未经过的生活”的朦胧的理想。鲁迅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开辟新的生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彻底改变这样麻木的社会，开创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新生活”。
三、一个没有春天的农村女性：祥林嫂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妇女除去和男子一样要受政权、强权和神权的支配之外，还要受到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代表了中国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帝制，但是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并没有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广大劳动人民仍然遭受到地主阶级非人性的压迫和剥削，而劳动妇女所受的迫害尤为严重。祥林嫂可以说就是广受压迫的农村妇女的代言人。
祥林嫂的一生是十分不幸的：在新寡之后，她因不堪忍受婆婆的虐待，逃到鲁镇的四老爷家里做工。她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只求以自己的“力气”换取安定的生活。可是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是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不久后她便被婆婆绑了回去，并且把她像一个活物一样高价卖到了深山野坳里的贺老六。可是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她们没有反抗的资本，她不得不向命运屈服。后来再一次经历了婚姻的喜与痛。然而她仍旧幻想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换取最起码的“暂时坐稳了奴隶”，然而由于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各种折磨，她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强健，手脚也没有以前那样灵活，记性也坏的多，“四嫂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鲁四老爷也认为她“伤风败俗”，祭祀的东西已经不再让她碰，这一切都使祥林嫂的精神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在整个鲁镇更没有人真正地关心她，人们都嘲笑她，甚至于拿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来嘲笑来取乐，真可谓世态炎凉。这所有的一切不断地加深着她精神上的痛苦，把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当愚昧的柳妈出于好心告诉她去捐条门槛以赎清她身上的罪，她便像找到了出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花尽了辛苦劳作积攒的血汗钱去捐了门槛。当她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赎了罪时，鲁四老爷还是由不得她接触祭品，一句“走开”让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这致命的一击让他在精神上彻底地崩溃了，再也振作不起来，变成了一个无用的人，鲁四老爷看她如此，就将她踢出了家门。最后一次祥林嫂出现的时候，“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7]。可见祥林嫂是饱受着怎样身体和精神的折磨的。她的悲剧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在年终祝福的时刻，她终于怀着恐怖与不安离开了这个让她痛苦了一生的人间。
那么，同样的，祥林嫂悲剧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作为一个饱受剥削、压迫，受尽身体与精神折磨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没有太多的对于生活的要求，她老实、勤劳、善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最起码温饱的生活。这个社会容不下她，她努力了一辈子也没有争得一个奴隶的地位。“束缚在劳动妇女身上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祥林嫂逼上了绝路。作为生活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女性，她无力反抗，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凭借特权，对祥林嫂实行残酷地压迫、剥削和摧残，在她无用时将她无情地驱逐。柳妈等人的愚昧无知，不断加深祥林嫂的悲剧，封建思想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侵蚀她对于生活的希望与憧憬。婆婆强迫她改嫁，大伯抢走了她的房子，所谓的族权、夫权，这所有的一切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祥林嫂身处其中，无处可逃。她不仅生前命运悲惨，还要怀着恐惧走向死亡，死亡对于她而言不是一切痛苦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痛苦命运的开始，这又是何其的不幸与悲哀！
妇女的出路在何处呢？祥林嫂的悲剧作为社会的悲剧，作为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不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反帝反封建。虽然祥林嫂曾经试图抗争，然而无论怎样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不愿再嫁，她一路嚎骂，甚至撞破了头；她捐门槛；临死之前甚至怀疑灵魂的存在，这都是她对于命运的反抗。但是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造成她的反抗是无力的。要实现真正的农民妇女翻身，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的社会，还她们一个春天。
四、结语
不论是阿Q作为彻底无产者的农民所承受的悲剧，还是闰土这个勤劳淳朴却每况愈下的农民悲剧，亦或是饱受各种摧残“做奴隶而不得”的祥林嫂的女性悲剧，鲁迅都强烈地表达了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绪，提出了疗救国民精神的必要，警示了民众的麻木、愚昧、逆来顺受。强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对于民众的毒害。鲁迅先生希望以这种方式唤醒广大农民的觉醒，并投入到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去，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改变自身命运迎来新的生活。这些对于指导中国革命都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注释：
[1]鲁迅：《灯下漫笔》，《鲁迅杂文全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2]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杂文全编》（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
[3]鲁迅：《再谈保留》，《鲁迅杂文全编》（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页。
[4]鲁迅：《阿Q正传》，《呐喊》，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5]鲁迅：《故乡》，《呐喊》，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战士，1927年，第38期。
[7]鲁迅：《祝福》，《鲁迅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4.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 篇四
「内容摘要」 鲁迅是20世纪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弃医从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一直在探索“国民性”问题，他要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坠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疗治”的注意。他的小说，着重于反映下层社会的人们的不幸，具有悲剧的美学意义。他的小说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虚伪；对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民主革命的出路问题和反封建反传统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概括和反映，热情的呼唤有别于旧民主革命的到来。
「关键词」 小说 知识分子 封建思想 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中，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是受科举制度毒害的，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文人；二是灵魂完全腐朽的文人人渣，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三是具有进步要求和变革愿望的现代知识分子，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他们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几乎都十分凄苦，在贫病和屈辱中悲惨死去的亦有其人。
一、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
由于从秦初到清末，封建阶级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封建思想又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大部分是描
2命运的清醒认识，所以，他通过对这类人物悲剧命运的揭示，就是要告诉读者，随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知识分子若还要执着于科举道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而要求得好的命运，就必须另寻新路。
《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以及《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是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一开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在新的形势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礼教冲击，追求着幸福的生活。小说中的子君、涓生是五四以后的年轻知识分子典型。子君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毅然同封建家庭决裂，并以示威者的姿态，昂首阔步同情侣在大街上行走。社会歧视的冷眼，恶言毒语的责骂，都不能使其屈服。“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妇女独立、人格自由的宣言。然而，同涓生同居之后，子君满足了，终止了斗争。爱情没有“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沉溺在“安宁和幸福”里，停止了继续为社会的改革和解放而奋斗。这就使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共同的基础而变得空虚和庸俗。于是，当社会经济的压力突然向他们袭来时（涓生失业），他们的爱情及其幸福的家庭，如沙地上的宝塔，立即倒塌了，子君不得不重新回到父亲那里，最后在冷眼和悲哀中死去；涓生再痛苦中悔恨自责，思考探索。
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就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子君、涓生们虽然争得了恋爱自由的胜利，但终承受不了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他（她）们还是没有逃过封建势力施加的迫害。《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尽可以展开他想象的翅膀，幻想着幸福的生活，但他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当中，一时一刻也不能不正视自己可悲的人生。鲁迅正是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在小说创作中用和对待农民问题几乎相同的注意力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正是把知识分子生活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他在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小说《故乡》中，曾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农民闰土其实是同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一个是辛苦辗转地生活，一个是辛苦麻木地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二、鲁迅对笔下知识分子的态度
（一）尖锐的批判
鲁迅在谈到他怎样做起小说来时曾说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
6和《在酒楼上》有所不同，《孤独者》在风格上显得格外冷峻，魏连殳的结局比吕纬甫更凄惨，更令人战栗。这是否由于作者对小说主人公作了更多更严峻的批判呢？的确，鲁迅对魏连殳用自暴自弃的方式反抗旧势力，对他把自己的灵魂裹得严严实实，对他思想中的冷气，都是不以为然的；在鲁迅看来，这并不能触动旧社会的根基，相反只能白白地消耗自己。但鲁迅写这篇作品的目的也显然不是为了批判魏连殳，而是通过对他命运的描述，愤怒控诉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蹂躏。鲁迅是那样冷静深刻地剖析着魏连殳的内心，就象高明的外科医生在做着病理解剖，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死者的致命原因。世道是那样黑暗，社会是那样冷酷，魏连殳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求乞似的生活使他感到屈辱。这些都说明社会对魏连殳是怎样苛待。
（三）热情的关注
至于子君和涓生，可以说无论从作品的基调和表现方式看，鲁迅都是在为他们说话，替他们控诉。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尽管周围的人对他讥笑，她却是大无畏的。涓生在开始也真正是全身心地爱子君，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对这些，鲁迅都是赞扬的。鲁迅对子君和涓生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缺点，批评也是很明显的。子君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她在建立起小家庭之后，便用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她至死未悟“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涓生虽逐渐认识到生存温饱要比爱情来得迫切和实际，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他最后抛开子君，要一个人去“开辟新的生路”，则未免有点自私。他的“悔恨和悲哀”，他的自责，正表现了作者对他的批评。更何况作者还清楚指出，涓生虽然觉得新的生路很多，但还不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子君和涓生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懂得个人的解放必须从属于社会的解放。鲁迅在写这篇小说的前两年，在说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时就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坠落，就是回来。”这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脆弱。在《伤逝》这篇小说里，鲁迅再一次形象地表现了这一思想。但是，这能得出结论说鲁迅写这篇小说就是意在批判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思想么？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从整个作品看，从人物形象提示的全部意义看，作者的意图仍然是暴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抨击它摧残和迫害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而主要不在批评涓生和子君。
总观鲁迅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他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确有所揭露，有所批评，那也正象他把贫苦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有所揭露和批判。其实，鲁迅写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批评他们，也是出于同情，是希望他们克服这些弱点和缺点，既没有偏袒，也没有夸大，态度上也不是冷嘲热讽，而是把这些弱点和缺点放在适当的位置，本着爱护的精神，分析缺点的影响，危害及历史根源，并着重通过表现知识分子的不幸，来解剖他们生活的环境——“病态社会”，使人们对这个罪
10比较有知识，能思想，这对专制独裁构成最大的威胁，统治者便采取能诱之以利禄则诱之，以把他们变成封建阶级的分子或奴才，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在精神上倍加摧残和打击，在生活上把他们逼向绝路。因此，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这样一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就得不到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社会也日趋没落。鲁迅当时写小说，着意刻划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他们的不幸遭遇和生活，是否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今日不敢断言，但从他当时对封建社会的憎恶和深刻认识，从他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精神看，他是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而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更是通过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第三，形象表明，知识分子需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要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投身于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吕纬甫，魏连殳，以及子君，涓生们生活的时期，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尚未广泛开展，现实还没有提供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的广阔舞台。但是，历史毕竟指出了和工农民众结合的方向。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并努力地在实际行动中加以贯彻。我们不应否认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原因，但也应当承认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孔乙己，陈士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不同，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批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就不用说了。至于吕纬甫，魏连殳，或是子君，涓生，他们不都有一个跳出个人的小天地，投入社会的大熔炉去的问题吗？吕纬甫显得是那样的形只影单，魏连殳则更是名符其实的“孤独者”。就是子君和涓生不也是那样靠自己个人的力苦撑苦战吗？最多他们相互鼓励和支援，也不过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到头来连这点“沫”也无济于事时，子君只好回到老路上去，而涓生也还是梦想着个人的奋翅高飞。这样，他还能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的确，小说表现的客观意义说明知识分子如果孤军奋战必然遭到失败，只有和工农大众的解放斗争以及全社会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鲁迅当时是否看得那样清晰，那样深刻，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和鲁迅的思想实际。因为当时他一面提出知识分子的“孤独”，一面又指出“国民性”的落后，一面批评知识分子沉湎于个人情感，一面又认为旧中国是“漆黑的染缸”，从家庭走到社会是否是正途，他也没有明确肯定。正象他自己所说，他只能肯定一点，即遇着“岐路”，“不哭也不返”，遇着“穷途”，便“跨进去，在刺丛中姑且走走。”但是，作为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真正从生活实际出发，用革命的观点认识现实，反映现实，就可能通过作品的形象写出生活的本质。
鲁迅是伟大的，他最了解知识分子，既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既看到他们的不足，也看到他们的苦难。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一样，有很多痛苦。在旧社会里，他们和劳动人民是大体相同的。他没有在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之间划一条鸿沟，而是认为他们“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5.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篇五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姓名：胡敏华
学校：周口电视大学鹿邑分校 学号： 指导教师： 完稿日期：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内容摘要：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和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知识分子一起，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许多方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贡献，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文，其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可估量的。单是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对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我们文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通过中学课本里出现的几篇鲁迅先生的文章《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药》《阿Q正传》，来分析几个人物形象的一个共同特点。
关键词：鲁迅 人物形象 偷窃者
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在他早期的鲁迅研究中，曾把鲁迅《呐喊》《彷徨》的主题确定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把这两部小说集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分为六个系列。这虽然是二十年前的分析，但我认为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用来观照中学鲁迅作品中的几个“偷”者形象。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有鲁迅小说六篇（《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药》《阿Q正传》），其中有四篇写到“偷”，它们分别是《孔乙己》中孔乙己偷书，《故乡》中闰土“偷”碗碟（疑案），《社戏》中双喜和他一起看戏的伙伴偷罗汉豆，《阿Q正传》阿Q偷尼姑庵的萝卜和城里人的衣物。如果单纯从“偷”的行为本身来看，这几个人的“偷”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按照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来衡量，他们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谴责和惩罚。但是，一旦把他们置于鲁迅小说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总主题下，放在鲁迅所塑造的以上六个系列人物形象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鲁迅所赋予这几个“偷”的思想意义也是大有区别的。
一、被科举制度和冷漠社会吞噬的末路文人──偷书的孔乙己
小说中写道，孔乙己作为未中秀才的读书人，又不会营生，穷困潦倒，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有人雇他钞书，但他手脚不干净，经常是书籍纸张笔砚连人一起不见了。于是找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人家取笑他，但他竟这样为自己找理 1 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在这里用“窃”取代“偷”妄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越辩越黑，越辩越显得可笑。难怪酒店里的看客们总拿他寻开心。从一般意义上说，孔乙己受雇于人钞书换一碗饭吃，将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偷走当然是不对的，挨打活该。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历史的分析，文学的读法。如果联系作品的思想主题，结合全文看待孔乙己这个人物，他的“偷”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制定出来的规范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一个美丽的“陷阱”，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通向飞黄腾达的惟一通道。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驾驭读书人的伟大“发明”。科举考试给封建社会许多读书人带来的极度悲喜，在初中课文《范进中举》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孔乙己的生活的时代已到了科举制度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逐渐被社会所抛弃的价值观念却仍被孔乙己这样的人顽固坚守着，于是悲剧必然发生。这位在科举时代连秀才也中不了的读书人，又不知道谋生，把自己弄到将到讨饭的地步，这本来已经够悲惨了，却声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以“清白”而高人一等。而另一方面，他却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而被人充当无聊生活中的“笑料”。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并展开对那个社会合理性的深刻质疑。
让我们根据以上理解再回到文本。由于孔乙己“偷书”的恶习，后来竟没有人叫他钞书了，迫于生存，他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了。作者在这里使用“免不了”“偶然”这样的字眼，这是否可理解为是对孔乙己命运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呢？再注意下面的转折：“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这说明孔乙己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行：诚信。这正是“别人”所比不上的。而他给儿童分吃茴香豆，则证明他又拥有另一种可贵的 2 品质：善良。当大家看见他脸上的新伤痕而推测他又偷了人家的东西时，他“睁下眼睛”“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这字里行间也许又暗示着他心灵深处的一点尊严：羞愧。确实，谁愿意当小偷呢？哪怕是他教人写“茴”字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虽然迂腐了点，但也可归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性：好为人师。既然他有这么多的优点，读者自然也就会想：在他的这些优点面前，他的那点偷窃（并且是偷权贵者的财物）品行不算什么。从这里看出，就是作者本人，当他把孔乙己的偷窃行为置于一种大的社会背景和这个人物全部品性中去考察时，作者表现出了踌躇的态度：既否定又同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这无疑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开掘了作品的思想的深度。
所以，当我们把孔乙己的“偷”放在小说反封建科举制度和揭露国民冷漠无情这一主题下来思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鲁迅在小说中并非重在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谴责，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反思：第一，孔乙己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受害者，他之偷书是迫于无奈，迫于生计；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才是逼迫孔乙己行窃的幕后黑手；第二，孔乙己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廉耻之心的偷窃者，即是说他并非一个无道德品行的人，而是一个讲信用不赖账有爱心热心肠的人，他的偷窃行为与他的整个为人相比，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那个病态社会恰恰不需要他的善良、诚信、爱心，他的偷窃倒成了致他于死地的原因；第三，鲁迅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揭出了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但这些看客们并没有成为一种正义力量的象征，我们也并不觉得鲁迅笔下的看客们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严重愤慨，而是拿孔乙己当成下酒的“佐料”。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批判国民性的主题。
二、受封建等级思想毒害的底层农民──偷碗碟的闰土
这一细节出现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和母亲也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3 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
从这一节我们看到，说闰土偷碗碟是杨二嫂的指控，至于是否真的是闰土将碗碟埋在了灰堆里，这是一个谜，自从作品诞生后就留下的一个谜。这同时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有名的“谁是小偷”之争的起因。有人认为在灰堆里埋碗碟的就是闰土，他就是小偷：通过前后两个闰土（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对照的描写，鲁迅就把一个因为受到生活过分的重压，而变成沉默、自卑、私心，（在灰堆里藏了十多个碗碟）甚至麻木的当时中国农民代表之一种的形象，真实地也批判地表现出来了。但当时出于一种普遍的阶级立场的考虑，大多数分析者都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作为被压迫者的闰土，鲁迅在作品中对他是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不会是小偷我们也不应该把他当成小偷，否则就是给自己阶级的脸上抹黑；而杨二嫂恰恰是庸俗小市民的代表，鲁迅对他的态度是讽刺和嘲笑。
为此，有人提出，说闰土是小偷，那是杨二嫂的诬陷，她自己才是真正的小偷：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以及“我”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是可以判断在灰堆里藏碗碟是杨二嫂为了贪图便宜而栽诬闰土的，关于在灰堆里埋碗碟的事，便可断定不是闰土干出这种事来，其次是因为“我”明明允许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况且，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讲。杨二嫂是一个市侩气重的小市民，„„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我”对杨二嫂的态度，始终充满着嘲笑和讽刺。50年代各套教科书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不追究：既然这是一桩难以破解的悬案，就没有必要也没办法去解决。所以有的教科书主张：“„„应把学生的爱憎从个别人物身上转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因为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常常发生的普遍现象”。这种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一部作品或分析一个人物进而憎恨一种社会制度的教学方法，在那个年代里的语文教学中很常见。
姑且不论偷碗碟者是否闰土，这一形象都可归入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封建思想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受害者──社会底层劳动者人物形象系列之中。先看闰土，鲁迅是把他的少年与中年对比着来描写的，写少年闰土的天真可爱、无忧无虑、纯朴自然，写闰土中年后的辛苦麻木、挣扎求生、等级观念。母亲说他现在的“境况很不如意”，他自己说生活“非常难”，而这一切，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灰堆里埋几个碗碟是符合生活逻辑和闰土当时的生活境况的。而另一方面，通过小说情节可以看出，杨二嫂固然是个小市民，充满市侩气，但她贪小便宜一般都是直接伸手要，而不顾及什么面子：“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还有两个细节又印证了她的这一性格特点：往外走的时候，当着“我”和母亲的面顺便将“一副手套塞在裤兜里”；待她告发了闰土埋碗碟的事之后自己奖励自己，又顺手抄走了“狗气杀”。闰土则始终没有主动开口向“我”要东西，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看不上“我”家的那些东西，而是有着其他的心理原因。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大概与他觉得自己是“我”小时候的伙伴而不好意思开口有直接关系；而“我”虽然同意闰土“自己去拣择”搬不走的东西，但在他所选的几件东西中，并不包括碗碟。但我们注意，小说中写到这么一句话：“他又要了所有的草灰„„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所以后来杨二嫂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的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小说并未写到其他来“我”家要东西的人，所以，闰土的“作案”嫌疑最大。
我们倒不必照顾闰土因为属于被压迫的下层劳苦人物，就断定他一定就不会“偷”人东西。实际上，鲁迅写上这一笔，其目的正是要达到人物性格塑造的多面性。并且，即使是闰土藏了这些碗碟，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和对社会的反思。所以，从道德评判、思想意义和艺术塑造三个不同角度理解，其内涵也就不一样。
三、被封建统治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无赖雇农──偷萝卜衣物的阿Q 如果不是因为秉性问题，一般来说，之所以发生小偷小摸的行为，要么是因为贪小便宜，要么是因为穷，所谓人穷志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前面分析的两种形象都可以归结为“穷”：孔乙己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只好偷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去卖（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仇恨而心理失衡导致的报复行为，此说有些牵强）；如果闰土确实是偷了碗碟，那也是因为他家里穷，穷得连碗碟都买不起。阿Q去净修庵偷萝卜，是因为自从他调戏吴妈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打短工了，出现了“生计问题”：没了饭吃，饥不择食去偷萝卜；而进了城一开始是给丁举人打工，后来由于好吃懒做，跟着别人一起做起了小偷。所以，阿Q的两次“偷”，性质不一样，前一次偷萝卜，虽表现出他极度的无赖：“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却让人感到无尽的辛酸：对于赵太爷之流来说，生萝卜哪里用得着偷，生萝卜是人吃的东西吗？对于一般穷人来说，萝卜可能也不是充饥的好东西；但对于阿Q来说，他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想此“下策”，干此“勾当”。平心而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哪怕是在一个稍微有一点人情冷暖的地方，拔地里几个萝卜吃，主人也大可不必“上纲上线”说人家是“偷”。谁让阿Q生活在未庄而不生活在平桥镇呢？谁让他得罪小尼姑而不碰上六一公公呢？所以，阿Q偷萝卜的故事，与其说是在显现他的无赖本相，倒不如说是在揭示世态的冷酷，探究阿Q出现“生计问题”的社会根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
而阿Q到城里当小偷，则与词典上“偷”的含义更为接近：好吃懒做与游手好闲，交上几个“道”上的朋友，促使他将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他回未庄向看客吹嘘自己的“壮举”，作为自己见过世面的证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但当我们掩卷沉思，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封建统 6 治者把这样一个“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做“小偷”的路上。人们常说，孩子不会有错，责任全在父母；我们同样可以说，百姓的违法犯罪最终应归咎于社会。阿Q的那些小缺点可以原谅，但赵太爷之流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该枪毙的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长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权的投机者和把持者。没有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阿Q们的命运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轮回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偷”及其遭致的悲惨后果，同样表现的是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题。
四、未经封建思想污染的少年儿童──偷罗汉豆的双喜们
小说写道，几个小伙伴在看戏回家的路上，本来就对戏很失望，觉得无聊，且摇船摇得既乏且饿，于是想起了偷东西吃。研究文本发现，这次“偷盗事件”的策划者是一个名叫桂生的少年，他说，“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而响应并采取行动的是大家，里面突显了一个叫双喜的少年，他提议不仅在阿发家偷，而且去六一公公地里偷。所以，这是一次“团伙作案”。但我们要问，双喜们的行为是小偷小摸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与其这么说，更不如说是少年的一种游戏行为。理由如下：
在这个“作案团伙”中，有一个名叫阿发的小伙伴，当别人问是偷他家的还是六一公公家的时，他似乎没有什么犹豫地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可见在阿发的心中，并没有成人心中的所谓自家的和别家的之分（即无私心）；阿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是他的娘知道了，一定会说他傻，在许多成年人看来都是这样：谁会带着别人偷自家的东西呢？而在阿发的观念中，罗汉豆只有长得好和不好之分，而没有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之分，好不好是他们判断偷谁家罗汉豆的惟一依据。从这一点说，他们的所谓“偷”与一般意义上的“偷”的含义就很不一样。这正说明他们有着一颗天真纯洁的童心。
六一公公事后对他们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小伙伴和读者都感到十分意外：六一公公不仅没有责怪他们，反而表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情绪，作出了另一种“道德评判”：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这令人想起
《故乡》中少年闰土给年少的“我”所讲的那一幕：“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双喜们“偷”罗汉豆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社戏》是节选，联系全文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把他成人以后在城里看戏与儿时的看戏对比着来写的，写成人世界的污浊，童年世界的清洁；写城市生活的无聊，乡村生活的纯朴，从深层次上表现了一种反封建的主题。
通过以上三方面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里的“偷”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之间的小偷小摸，而是表现了一种极为融洽的邻里关系，表现了未经污染的农村纯朴自然的民风。作者塑造的一是一群未曾受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毒害的自然人，这群自然人不仅包括未长大成人的双喜们，也包括年老的六一公公们。这一世界与鲁迅在其他作品中表现的世界（如未庄、鲁镇、吉光屯等）形成巨大的反差。
参考文献：
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徐中玉著，上海自由出版社1954年版 ④《激动人心的优美诗章──〈故乡〉──兼评〈故乡〉分析中的若干错误论点》，箭鸣撰，《长江文艺》1956年第9期。
6.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女性形象 篇六
吉木萨尔县 马晓卿
【论文摘要】
本文拟通过分析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伤逝》中寻求个性解放的子君形象，揭示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封反抗的斗争历程,并从中了解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进程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也在对封建愚民政策无情批判的同时,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劣根的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揭示和批判。这个典型形象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鲁迅先生对受势力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十分关注和同情，他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迫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关键词】： 富有个性 勇敢反抗 揭露抨击
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发起之时，以反封建的如椽之笔首先对准封建礼教，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从他的作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雪锋塔的倒掉》等一系列著名杂文中足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的《呐喊》、《彷徨》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反映妇女不幸和悲苦生活以及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妇女形象，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但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它巧妙地组成了一个旧中国妇女形象的艺术画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是鲁迅先生
塑造的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作品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她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与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观念在她身上的作用。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同时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
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子君的失败，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她死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她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目标如愿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建的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子君这种全然陶醉在爱巢的生活，已没有了家庭生活以外的斗志，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平庸怯弱，她已与现实生活脱轨。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她的幸福梦将要打破时，她曾振动过的翅膀已振动不起来了。经济的压迫，使子君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最后无声地死去。鲁迅在早前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诳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之处，在于其自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使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子君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旧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们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这个妇女形象,揭示了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反抗的斗争历程。子君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她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毕 业 论 文
课题名称: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
女性形象
作者姓名：马晓卿
专
业：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吉木萨尔县招商局 答辩序号：
答辩地点：
7.浅谈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篇七
在当代文学史中, 鲁迅先生对农民、知识分子、妇女问题十分关注。他曾在《呐喊》自序中这样写道:“……凡是遇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当然要推神, 善于改变精神的,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还说:“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在鲁迅的笔下, 从对社会冷眼相待的狂人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涓生, 从被生活折磨得如同木偶的闰土到义无返顾的刘和珍……所有形象都代表了病态社会中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共同特点, 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 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我认为在鲁迅的小说中, 对妇女形象的塑造, 可以说涵盖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妇女所特有的性格特征, 很值得我们研究。
鲁迅先生笔下的妇女形象, 绝大多数都有中国传统的优良品质, 她们善良、勤劳、任劳任怨。也有人会提起《故乡》中细脚伶仃圆规样的贪小便宜的杨二嫂, 《祝福》中刻薄的四婶, 无耻的卫老婆子, 还有《风波》中泼辣的七斤嫂。这些的确是些张牙舞爪的角色, 但这是在特定的环境中饱受生活压迫而扭曲了的性格, 并且只是少数个别现象, 无论是善良温柔还是尖酸刻薄, 旧中国的妇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愚昧。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封建礼教把妇女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 她们没有工作, 没有地位, 没有尊严,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她们从小被灌输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被诸如“三从四德”的规则约束, 也便本能地服从, 自觉地遵守, 理所当然地去继承、宣传、维护这些规则。鲁迅先生的小说中, 就会有一大批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妇女形象。《阿Q正传》中的寡妇吴妈, 因为阿Q的求爱而要上吊自杀,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经”;《药》中的华大妈, 为了给儿子治病, 用所有的积蓄去买一个人血馒头当做灵丹妙药;夏四奶奶竟希望乌鸦显灵来证明儿子的清白;《祝福》中的柳妈劝祥林嫂去捐门槛, 捐了门槛就不会被两个丈夫争了。这种种行为, 我们听来是如此荒唐, 而她们做起来竟如此虔诚。可见她们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 她们愚昧的思想注定了她们悲剧的命运。
纵观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不难看出, 在这一系列的多姿多彩的人物中凝聚着作者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形象, 不论是自发的反抗, 还是自觉的斗争, 无论是悲剧性的结局, 还是让人看到希望的惨烈的斗争过程, 都体现对禁锢人性的社会制度的鞭挞, 对人民解放的探求。也正是这样, 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才在中国妇女追求解放的过程中起到了进军号的作用, 达成了作者创作的初衷。
8.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四种农民形象 篇八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51-01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杰出体现者，现代意识代表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在鲁迅的诸多小说创作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们的痛苦呻吟和挣扎，塑造出了许多真实的驰名世界的典型。
一、从《故乡》中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看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一）作者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写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通过对比，写出了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和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
少年时期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小说中写他月夜手捏一把钢叉刺猹的情景，特别生动传神，他的聪明伶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写出了少年闰土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经济的日益破败，闰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像松树皮了。紫色的圆脸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他饱受生活压迫，他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和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二）杨二嫂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低层的妇女，她为了谋求生存，可谓是用尽心思
文中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是何原因，我想已不言而喻了。她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徕顾客。“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
二、从《故乡》中的闰土和《药》中的华老栓看农民的愚昧、麻木、不觉醒
（一）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阔别多年的朋友，也是百感交集，心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反映出了闰土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还是牵挂着童年的挚友，但封建的阶级对立现实使闰土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称呼。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阶级对立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友谊。他并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在精神上的麻木不仁。
（二）和闰土这一形象较为相似的另一人物形象是鲁迅《药》中的主人公华老栓。药，当人生病无助的时候，自然需要药的帮助，让他帮你解除病痛还你健康。可是有人却将蘸着人血的馒头当药。鲁迅先生仅仅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故事吗？当然不是，它给了我们很多精神上的启示。香喷喷的“馒头”使人得以温饱；血腥的“人血”却可怕得令人不寒而栗。华老栓为了救他的孩子，迷信这种馒头是救命的仙丹，不惜花许多的银子，在茶馆中卖力工作，为的就是为儿子买来仙丹馒头，这是一种何等伟大而无奈的父爱。这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愚昧，无知.亲情与现实之间的无奈。
三、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离婚》中的爱姑看农民的反抗意识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一）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恳能干、善良、强硬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二）同为抗争失踪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
爱姑，她不象《明天》中的“节妇”单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运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妇”祥林嫂带着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悲惨地死去，而是泼辣倔强，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挑战。
在婚姻问题上，爱姑仍然是个失败者。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她没有见过世面。虽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对爱姑有所影响，但毕竟是个农村妇女。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压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对她背后的顽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府的罪恶却认识不清。爱姑虽然是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她主观上的致命的弱点决定了她最终是封建礼教下的失败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這是爱姑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四、从《阿Q正传》中的阿Q看农民的生命被扭曲、被异化
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并加以改造这是鲁迅先生揭示农民精神世界和异化的生命状态的经典之作。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9.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提纲 篇九
试谈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专
业：汉语言文学 姓
名：李庆红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单
位: 大通县桦林乡
完稿日期：2007年3月12日 试谈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内容提要：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关键词：妇女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推翻封建制度。
封建礼教、《离婚》和《伤逝》,必须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
悲剧,妇女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故其在作品《祝福》《明天》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叛逆形象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格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的确最深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鲁迅的《祝福》婚》和《伤逝》《明天》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一.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位勤劳善良的普通村妇，也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其婆婆又将她像牲畜般的卖给贺老六。但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爷家作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为赎罪名，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然而，不管她怎么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认可。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政权、封建卫道士鲁四爷，他不但对祥林嫂这个廉价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从身体上对她进行摧残，还从精神上进行无情打击，指责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最后将她踢出门外，使她沦为乞丐，最终倒在街头。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和大伯，一个将守寡的她当牲口出卖，一个又将夫亡子丧的她赶出家门。这一出卖、一驱赶，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也使祥林嫂、《离
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3
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族权、身心受到了打击。之后，社会无处不在的神权思想，又继续给她精神上的重创。柳妈对她宣传阎王对寡妇再嫁惩罚的因果报应，这使从肉体到精神都有已受着双重奴役的祥林嫂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尽管柳妈这种并非恶意的恐吓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但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疑。当她捐门槛，赎了罪后，坦然地去拿祭品时，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
①无异是死刑判决。封建神权这最后的致命一击，无情地碾碎了祥林嫂最后的希望。除了死，她别无选择了！祥林嫂最终被封建制度这座大山压碎了。她的死，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并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画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银元；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做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 而终”的格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疑问，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根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二．中产阶级“爱姑”的悲剧。
相对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里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离婚”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在封建时代只有“休”、“出”等概念，然而民国以后的离婚实际上还是爱姑被“休”、“出”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啊 ,是鲁迅，这，其公公为“老畜生”。爱姑表现出来的行!
②三．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发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做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脸色行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发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忧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她一看，便低了头，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思想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③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通过涓生，子君的悲剧，指出人生的要义并不在于爱。④并且批评了只求个人幸福而不能对旧势力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鲁迅的思想行为一直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四．寄托希望于明天的单四嫂。
《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是一个粗笨女人”夫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 ,爱才有所附丽。”
妇女真正、《祝福》、《离
“人必生活着
“韧性”斗争的弱点。
《明天》。她勤劳善良，丧失丈医小神仙身上。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依旧是永远无法兑现的梦。
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怀着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待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觉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注释：
①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75页。
②黄修己主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59页.③赵遐秋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102页。
④黄修己主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61页.⑤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19页。
⑤ 参考书目:
1、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2、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
3、赵遐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4、党秀臣《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