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共8篇）

1.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一

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 ： 由于资源不足、政治权利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严重贫困，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所以，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由于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不同，使得投资个人和地方政府投资乏力，对此，本文认为，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

关 键 词：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央政府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

WangYingMe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LA,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shortage ofresource andpolitical righ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to cause the shortage of human capital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Increasing the input of the human capital is the key to help the country area overcome the question.But ,because the investment subjects are different ,the remarkable different will exist in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the human capital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country area and individuals lack the motivation and capability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article thin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become the main subject of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Key words:Country femaleHuman capital investmentThe central government

一、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的恶性循环

不同的资源供给，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支持，也可以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发展资源普遍相对不足的今天，资源拥有状况将形成一个群体发展的约束与支持。从两性间的资源配置来看，尽管农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中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但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发展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因而，同农村男性相比，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化。

1、政治权利贫困。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表现和反映，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即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据考察，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政治、教育、健康、名誉、休闲、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缺 1

乏性别意识保障，无法满足为贫困女性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尤其是处于更弱势的女童要求。因而，权利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女性陷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贫困。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农村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它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 [1]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通达的社会，谋求建立有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获取发展机会的主要捷径之一，关系网络也因此转化为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并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所以，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性别弱势缺乏有效社会关系资本支持与保护的农村女性便会容易陷入贫困或者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3、心理素质贫困。在调查中发现，女性农民大多缺乏主体意识，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出门在外谋取没有保障的生活，很少有满足感和快乐感。所以，大多数农村妇女对外就业缺乏动力和信心。

4、能力贫困。目前农村女性人力资源数量丰富,但大多没有技术专长，素质不高。“小学以下文化占52 % ,初中文化占36 % ,高中文化占10 % ,大专以上文化占2.0 %。妇女文盲半文盲占文盲总数的61.2 %。在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占60 %以上,妇女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8 年。”[2]并且农村女婴的死亡率高于城市、患生殖病农村成年女性较多，很多农村女性还存在衣食不足、营养不良等问题,甚至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整体素质严重不足。

总之,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根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心理和人文素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如下的贫困恶性循环:“权力贫困、社会资本贫困、主体动力不足→文教落后、医疗条件差→人口素质低下→能力不足→从而陷入“贫困陷阱”。此循环中的人口素质低下即是人力资本贫困。从其所处循环位置上看，也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处于核心地位。

二、人力资本投资是我国农村女性“脱贫致富”的关键

在上述 “贫困恶性循环”图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循环最为核心的因素。因此，在当前我国“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好环境下，在相对政治权力和传统性别观念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若要使农村女性尽快摆脱贫困,除了要继续加大物质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0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建立。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以及个人和家庭根据工作机会变化而发生的迁移等。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描述为“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活动”,他认为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同时他利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源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 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比率高达33 %，这充分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针对一些经济学家将传统农业落后状况归咎于农民缺乏理性的生产、投资和市场的观点,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缺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以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是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人力资本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会产生“杠杆”的作用, 即用较小的人力资本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效果, 这种杠杆原理可以通过资本投资原理中的杠杆系数来表现人力资本的收效或损失：

收益变动率(P1-P)/P

人力资本杠杆系数=收益变动率

投资量变动率

(P1P)/P

(I1I)I

P/P

I/I =即DHL =

其中, DHL—Degree of Human Lever为人力资本杠杆系数;P1、P 分别为报告期收益和基期收益;I1、I分别为报告期投资额和基期投资额。可见, 人力资本投资即个体的人力资源增加, 将提高人力资源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 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妇女占整个妇女人口的70 %以上,随着农村劳动方式的变化,妇女已占农业生产劳动力的60 %以上, 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已引起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根据鹿立的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3]，“农村妇女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村妇女收入和弥补以往农村妇女教育投入不足的作用是巨大和深远的，其后发效应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凸现，农村妇女技术培训目前在山东经过几年努力己深入基层，形成制度，见到实效，如泰安郊区，自1995年泰安市妇联实施每年组织万名农村妇女科普培训的‘万名工程’, 以农函大为依托,“九五”期间共培养5 万名农村妇女函大生, 46200 名妇女获得农广校、农函大毕(结)业证书, 2 万名妇女获绿色证书, 8000 名妇女获农民技术员职称, 80% 以上妇女劳力掌握两项以上实用技术。截至1999 年末全地区各乡镇共成立‘三八’科技致富协会88 个, 专业技术研究会121 个, 建立各类‘妇’字号基地90 个, 科技示范基地60 个。目前全村550 户农户, 已建大棚180 个, 这些大棚80% 以上以妇女为主进行管理, 年棚产值平均1万元以上。技术培训带来的增收实效和‘全新’的劳作方式(‘全新’是对十分闭塞的农村妇女而言),还深刻触动了千百年来忽视农村女性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传统社会规范, 尤其是深刻改变了农村女性自身学技术学文化的自我意识。”

根据苏群、刘华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4] “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边际分析得知，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和具有小学文化的人相比，受过初中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的外出概率有明显提高，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外出就业的机会相应增加17.84个百分点，高中及高中以上 则多出15.42个百分点，两者外出就业机会相应增加额度均大于15个百分点。”“同时说明对农村而言，加大九年基础教育事业的实施力度，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将更加有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

笔者根据多年的调查进一步得知，沿海农村女性和内陆农村女性在经济收入、家庭地位、外在气质和生育孩子等生活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效应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也就是人力资本储备和增量不同。

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我国农村女性生活水平、远离贫困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女性贫困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以下效应:加强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出生率下降并新生儿素质相对较高、融入城市率相对提高→收入增加→社会生活丰富、人文素养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各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分为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三种投资形式。虽然目前理论界更倾向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中个人投入的份额, 因为，对于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个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都相当大，个人理所当然应当负担一部分成本，这一观点和“市场机制”的内容基本相同，其核心乃是“谁受益谁付款”这一原则。但对于我国农村女性,其偏弱的经济和社会现况决定了当前个人和地方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投资乏力,加大中央政府在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是当前提高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方面。

1、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理论上讲,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投资方式。但在现实中, 农村地区相对贫穷,广大农民投资子女的资金有限，低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现代化科学技术得不到应用与推广，教育投入能为个人带来追加收入的经济现象在农村地区还没有充分体现；还有，妇女有照顾家庭和小孩的特殊责任，大部分妇女只能就近从事非农业劳动，即使外出打工也一般选择离家较近的区域。而且多数妇女的打工经历发生在结婚之前，婚后，她们一般不能自由地外出打工。并且女性农民大多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缺乏外出打工的动力，因此，孕育下一代的生理特点、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太大也阻碍了农民个人对其本人的投资力度。同时,我国目前仍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制”、“男女村民二元分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层,使得农村地区转移出去的女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女市民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教育小孩、生育保障等方面仍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些现实都降低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广大农民个人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使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因此,无论从经济能力上还是从动因上,目前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具备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条件。

2、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地方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由于作为一级政府组织既有一定的财力权力同时又财力权力有限，再加上其视野及其关注问题角度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乏力问题。可以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从短期来看,若地方政府专设款项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影响了对男性劳动力的投入，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有所提高,那么这部分劳动力为了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往往很可能会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这样,对于作为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从短期来看,在损失了稀缺的人力资本的同时,并没有获得投入成本的补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劳动力转移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从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转移出去的女性劳动力从

长期上看会为地方政府带来“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效应。因为虽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女性更有机会和能力迁移到外地打工，但又由于她们天生就负有抚育小孩的责任和照顾父母的义务，且怀旧心结较重，她们进城打工大多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如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就会回家（如到结婚年龄）。所以，女性外出打工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回流, 既包括物质资本回流, 即大量汇款流入农村, 也包括人力资本回流,即在外流动的女性民工形成回乡创业群体。尽管回乡投资并不是回流的主体, 但回乡创业者的女性总数也不容忽视。许多女性打工者返回农村, 把打工的积蓄、熟练技能和市场阅历用于经营特色农业、创办乡镇企业和商业, 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村外出女性劳动力通过资本回流效应和流动示范效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效应,也必然促进农村女性对自身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这样，循环往复。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毕竟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是否回流（如在城里结婚定居）以及回流率是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其效果具有迟滞性和间接性,且不易测定和考核，加上干部任期制的缺陷 ,往往会促使权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注重短期收益,而对见效相对较慢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不予关注。因此，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往往会得出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的结论,同时更由于受有限财政实力的约束,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乏力。

3、中央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既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又是收益主体,不存在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的不对称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农民阶层性别平衡流动、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问题，并且女性人力资本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并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溢出效应。从长远看, 众所周知，女性人口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全民族素质的优劣。因为女性肩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哺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是个体接触社会的起点，在农村尤其如此。因为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住房较差，可供利用的传媒较少，接触的环境有限，母亲和子女在时间和空间是最接近的人，也是最亲近的人，所以母亲的知识素养、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的知识构成，性情品性的培育、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加大农村女性群体人力资本投入，对提升我国人口整体素质，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整合社会资源都会起到极大的作用。还有，从本质上说，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农村女性就业成本，并非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毕竟怀孕也好，分娩、哺乳也罢，都是人类自我繁衍、延续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础。换言之，是女性以她们的身体承担、维系着最主要的人类存续责任。显然，女性为这种责任而付出的代价，不能由她们独自“埋单”，社会、政府都有义务给予分担、补偿。而且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关键是在知识、信息、科技上的差距，本质根源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因此，作为我国劳动者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女性劳动者，如果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等于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社会的向前会起到加速度的作用。而且从现实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在降低农村女性就业成本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同发达国家比较，在很多方面确实还差距很大。因此，责无旁贷，我国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并成为其主要的投资主体。

四、简要结语

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使农村女性和农村地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但由于个人和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中投资主体和收益的不对称,使得农村女性处于极为边缘化的发展地位。为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中央政府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调控，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关于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性别意识的农村女性教育保障体系。农村女性教育经费应有财政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被随意截留、挪用,同时把实现义务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并纳入法制轨道,减少直至消灭新的文盲、半文盲。罗尔斯在著名的《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所有的社会需求都应该实行平均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分配“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5]二是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女性保健投资力度。国家应为完善农村女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建立针对农村女性卫生保健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健全生育的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启动对育有女婴家庭给予一定补助工程。三是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女性心理疏理工作，强化农村女性主体意识。四是要加大农村女性迁移资本投资力度。要成立引导和吸引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专门机构。为她们提供各种信息、技术培训，社会保障、住房供给、子女上学、法律保护等等服务，使农村女性人才市场层次化、网络化，从而形成农村女性人才的对流。因为只有当女性农民工稳定下来之后，她们的家庭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和市民，才能使社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注释：

[1]莫格哈登，《贫困女性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2000，P32－33。

[2] 何新芳，《论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4期，第43页。

[3]鹿立：《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5期，第42－43页。

[4]苏群、刘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42页。

[5]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M].译林出版社。参考文献：

1．(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贝克尔： 《人力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 秦元芳、张亿钧：《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10期。

2.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二

关键词：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按生产理论中要素的边际收益属性分为两类, 即同质型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是异质型人力资本 (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 ;反之, 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是同质型人力资本 (Coessential Human Capital) 。 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的区分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所处阶段均有不同。例如, 在农业革命时期, 异质型人力资本主要是经营资本 (如劳动资本) ;在工业革命时期, 异质型人力资本主要是技术资本。对于特定形式的人力资本而言, 其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并不是一个常数, 而是一个变数。所以特定形式的人力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是异质型人力资本, 也可能是同质型人力资本。而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具体情况,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 同质型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资本, 异质型人力资本主要是指智力资本或创新的技术资本, 而这大大的依赖教育, 所以对教育领域的投资是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本文基于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关模型, 用修正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架构起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桥梁, 并就山东省1989—2008年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采集, 确定了山东省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的关系式。采用的数据是用历年的教育事业费投入, 因为这项数据在统计各年中均保持稳定口径, 且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有较强的说服力。由于待检验的序列都是时间序列, 有必要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基于VEC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本文最后对结果进行了解读和原因分析, 对山东省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的数据意义进行了最终总结。

1 模型的确定

修正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KαLβeε (1)

式中, ε为随机扰动项, 分别对上面函数的两边取对数, 可得方程:

lnY=lnA+αlnK+βlnL+ε (2)

式中, α, β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 A为技术水平。

本文以教育事业费投入 (人力资本投资EI) 代替上式中的L, 计算出相应的资本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 则模型形式变为:

Y=A AKαEIβeε (3)

对 (3) 式求对数, 得

lnY=lnA+αlnEI+βlnL+ε (4)

2 数据的采集

总产出和物质资本投入分别用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 (支出法) 、历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山东省历年财政预算中的教育事业费来衡量, 用变量Y、K、EI来表示。数据来源于2009年《山东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本文对Y、K、EI以1989年价格水平为基期进行了缩减处理, 调整到了当年水平。

3 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检验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所采集的数据都是时间序列, 有必要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检验, 所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 5.0。

在检验之前, 先对2中初步处理过的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作出lnY、lnK、lnEI的时间序列图: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 lnY、lnK、lnEI这三条曲线都有随时间而增长的趋势。

下面对这三组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由于它们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所以采用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选项, 序列为水平值, 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从表1看, lnY、lnK、lnEI各序列都接受原假设, 因此, lnY、lnK、lnEI都存在单位根, 都是非平稳序列。下面接着对各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仍然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 易得:

表2显示, 三个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 另用一阶差分PP (Phillips-Perron) 的检验结果也显示不存在单位根。故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lnY、lnK、lnEI这三个时间序列经一阶差分后都变成平稳序列。这时不能直接对它们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否则可能会产生伪回归。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 在水平值下, 这三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整的, 这时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 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协整关系。

3.2 Johansen协整检验

对lnY、lnK、lnEI三个时间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选择常数和趋势项形式, 结果如表3: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 在5%临界值下, 存在2个协整关系。因此, lnY、lnK、lnEI三个时间序列之间至少有1个协整关系。由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向量系数决定的协整关系式为:

lnY=0.486076lnK+0.404277lnEI+3.596089 (5)

3.3 基于VEC模型的的Granger因果检验

(1) VEC模型。

在Johansen协整检验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VEC模型, 整体检验结果显示拟合度为91%, 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13.9411, AIC信息准则值为-9.640132, SC标准值为-8.071730, 该模型整体良好。

(2) Granger因果检验。

在VEC模型的基础上,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显示, lnK既是lnY, 也是lnEI的Granger原因, lnEI是lnK的Granger原因。

估计长期均衡方程为:

lnY=0.486076lnK+0.404277lnEI+3.596089 (6)

(0.06309) (0.08300) (0.13971)

4 结论

从长期来看, 物质资本投资和教育投资均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式 (6) 显示, 教育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高达0.404277, 这意味着每增加一单位的教育投资, 便会促进0.404277单位的总产出;而物质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对总产出的影响系数是0.486076, 物质投资的影响目前仍然占主要地位, 但在长期中的演变还有待后续研究。不过本文的研究充分表明, 在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 教育投资是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山东省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会从当前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人力资本拉动特别是智力与技术创新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从客观实际上符合了发展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从长期来看, 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未来, 物质资本投资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弱化, 从而将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从结果显示, 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0.404277) 相当显著, 已呈现出赶超物质资本投资的趋势。

综观检验结果,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山东省当前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而导致的, 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2) 目前的人力资本, 对当前的短期经济增长而言, 其作用都不是特别明显, 虽然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但不是促进目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长期因素;

(3) 尽管短期内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但就长期而言, 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都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

(4) 随着经济的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弱, 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越来越强, 尤其是这意味着山东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将由投资驱动型转向人力资本拉动型;

(5) 我国目前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 升级产业结构的政策, 从促进教育投资是对未来经济的强劲动力这方面来说客观上是符合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

(6) 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把教育摆在了战略地位, 从本文来看, 这个策略是非常实事求是, 有发展意义和前景的。

参考文献

[1]张世英, 樊智.协整理论与波动模型: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社, 2004.

3.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三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1-0466-03

20世纪60年代，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对人的生产、教育、在职培训、卫生保健、迁移的一定投入，使劳动者的质量有所改善，并最终使劳动产出增加的一种投资行为。他通过对二战后美国农业生产增长原因的分析，认为美国农业的增长仅有20%是由物质资本投入引起的，而教育、科技的投入起到了80%的作用[1]。因此，“人力资本”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其中有不少学者利用计量工具论证了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艳华等将人力资本引入C-D生产函数，证明了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对于产出具有正向的关系，并从教育的角度分析了其贡献率较低的原因[2]。李永宁验证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缓慢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利用效率[3]。李勋来等通过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认为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劳动力投入与人力资本贡献率相对较小[4]。可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是存在的[5]。本研究以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基础，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Eviews6.0软件对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问题所在，为人力资本偏向性制度的设计提供思路。

1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模型的构建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给出了劳动力与物质资本对于产出的贡献。如果把人力资本投资加进去，相应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Yt=AKtαLtβHtγetε。

式中：A为综合技术水平、Yt为t期的总产出，Kt为固定资本投入，Lt为劳动力投入，Ht为人力资本投入，t为时间，et表示除了上述变量以外有可能对Y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α、β、γ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人力资本产出弹性，ε为随机误差。

由于不能直接对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把上面的函数两边取对数：

lnY=lnA+αlnK+βlnL+γlnH+ε。

1.2指标的选取

按照舒尔茨的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正规教育、医疗保健、培训、迁移投资4个方面。但是由于培训主要来源于政府支出和企业投资，单纯农民的投资很少，并且形式多样，很难获取具体数据，因此予以忽略。研究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仅从农户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选择农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作为教育投资指标，医疗保健作为健康投资指标，交通和通讯作为迁移投资，3者的和乘以乡村人口数量，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折算，确定实际人力资本投资总额，用H表示。物质资本投资用非农户和农户完成的农村固定资本投资总额来衡量，用K表示，用GDP物价指数平减1995年數据得到真实的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农村经济增长的数据，借鉴熊启来（1999）估计的方法来计算河南省农村实际GDP，以该GDP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1996—2013年各期《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调查年鉴》，数据结果见表1。

1.3数据分析

1.3.1人力资本投资总量持续增长

从表1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实际总投资持续增加，从1995年的86.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313.7亿元，增加了近3倍，年实际增长率11.7%；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从1995年的12.38%，增加到2012年的26.59%。由此可见，随着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也在稳步增加。

1.3.2各项投资所占的比重变化趋势不一

从表1还可以看出，人均教育、医疗、迁移投资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2003年以后，迁移投资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增幅明显快于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原因在于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不足，与工业品等其他产品相比缺乏市场价格优势，相同数量的土地和资金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收益远远少于其他产业，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农民被城市高额待遇所吸引，外出打工人员逐渐增多，促进了迁移投资的增加。由于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普及使得健康投资2009年以后增长快于教育投资，但是农民保健意识以及对医疗的渴求相对较弱，因此增速较低。

2实证分析

2.1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的伪回归，需要对于各指标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ADF检验法对序列进行检验，原始数据只有k是平稳的，其他各变量都是不平稳的，经过差分变化后数据都是平稳的。通过E-G两步法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后，发现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存在的（表2），因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进行计量分析。

[FK（W7][HT6H][STHZ]表2模型中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HTSS][STBZ]

[HJ*5][BG（！][BHDFG1*2，WK5，WK7。2，WK8。2，WK20，WK5W]变量结论变量（d）ADF检验值P值检验形式（c，t，k）结论

lnL不平稳lnL（2）-6.7122100.0015（-0.088715，0.005928，3）平稳

lnH不平稳lnH（1）-5.0774990.0065（0.036191，0.09726，1）平稳

nlc202309040611

lnY不平稳lnY（1）-4.0843380.0293*（0.078933，0.000503，1）平稳[BG）F]

注：（1）检验行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0表示对此影响不存在），k为滞后阶数；（2）标量括号中的d表示变量的差分阶数；（3）无*号表示1%的临界水平，*表示5%的临界水平。[FK）]

2.2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整个方程解释了经济增长变动总量的93.07%，说明方程的显著性是存在的。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固定资本每增加1%，GDP将会增加0.49%；人力资本投资每增加1%，GDP将会增加0.28%；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增加1%，GDP将增加0.44%，可见，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存量的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偏低。相关研究也表明，只有当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0.45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才能凸显，因此这预示着河南省依靠人力资本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

3结论

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代表人力资本作为直接投入要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GDP的增长总是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中国过去20年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资本偏向型的制度，曾有力地克服了资本的瓶颈，促进了农村经济高增长[6]。但是，随着相对的生产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单纯注重物质资本积累为导向的物质资本偏向型制度，已经使得河南省农村经济越来越偏离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表3结果亦显示，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2%，远远高于人力资本的作用，说明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中主要还是物质资本拉动型，真正靠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没有形成。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下，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出，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导致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人力资源总量递减加重；另外由于教育、医疗的回报慢，政府对于农村教育、医疗保险、健康的等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远低于城市水平，导致了人力资本总体投资水平过低，从而使人口流动的外部效应流向城市，而成本却附加在农村。

4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为了适应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带动“物质要素生产率”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防止资本边际报酬率下降阶段过早出现，提出以下建议：

4.1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人口素质

一元回归方程的实证结果显示，个人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为1.074，健康投资的收入弹性为1.539，均大于1，说明提高人口素质可大大提高经济增幅。农村GDP的增长、农民收入的提高，又是人力资本支出不断充实的保障[7]。正如十八大《决定》中提出的，要适应农村老龄化的结构变化，加大公共财政、企业、个人对于农村医疗、教育的投资力度，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以新型农村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公共卫生制度；健全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体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倡优生优育，促进农村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进行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制度创新，完善农村人才市场的助推作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与利用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4.2加大教育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力度，推动教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6%～7%，而河南省农村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远远不够，因此，要使农村教育成为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基础，就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力度，改善教育投资结构，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其次，深化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推广科学技术的实用人才；最后，加大农村培训投资力度，构建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培养农村经济发展急需人才，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改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4.3户籍与人口制度改革，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户籍制度改革在短期将带来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在中期将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从而激发农民工内生的教育、培训、健康的需求。同时，开放农村二胎生育政策，有利于改善农村长期人口结构，降低老龄化的风险，对于改善长期农村人力资源存量，确保农村发展的后继力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崔姹，孙文生.河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1，50（1）：209-212.

[2]张艳华，刘力.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61-65.

[3]李永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相关性分析——以江苏淮安为例[J].农业经济，2009（3）：44-46.

[4]李勋来.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4）：54-57.

[5]包迪鸿，盛乐.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与分析[J].商业研究，2005（8）：24-28.

[6]胡宗义，张杰.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85-88.

[7]张文俊，窦学诚.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动态分析——以河南农村为例[J].农村经济，2010（1）：101-104.

4.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四

摘要：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需要各类资本的配置，而随着科学理念的不断提出，对于资源的需求也从一般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变一些无形的资本。即如人力资本、人脉资本以及市场资本等等。虽然我国是人口大国，但是市场对于人力资本的重视度却从未改变，特别是对于一些专业技术人才以及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而研究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关键词：人力资本;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分析运用

虽然农村地区属于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渴求度也远远超过了城市，物质资本虽然可以作为判定标准，人均收入不足，同时物质资本积累周期较长也是目前存在的实际状况。而相对而言，相关研究曾指出，农村具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可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笔者将通过本文，就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展开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一、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

截止到目前而言，无论国内外的专家或者学者，对于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依据[1]。即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著名经济学者卢卡斯(RobertLueas,1988)和罗默(PaulRomer，1990)曾经就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变量，这也是证实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的简单关系。而我国国内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即21世纪初期，即如，侯风云、徐慧等就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然后剖析人力资本的外部特征，而且也将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行对比，即指出前者人力资本溢出表现为内溢;而后者则恰恰相反。由此得出农村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发展;而到了，李勋来等学者则提出了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联系的研究成果，同时得出结论物质资本投资造成的作用最多，而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造成的作用更小，而产生这一差异结论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农村劳动力投资与力资本投资增长远远低于物质资本增长;而，朱长存、马敬芝也在《农村人力资本的广义外溢性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大概估出了农村如果出现人力资本转移，则会产生外溢性价值的具体数值，进而还分析出了城乡收入的差别，同时得出缩小差别的主要解决方案是采用降低人力资本外溢性的手段;而周群与王大勇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外溢性与经济增长一基于1990-20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并且以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联系进行分析，同时也区分了加入人力资本外溢的条件与不加入外溢条件。而目前来说，针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考虑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1.提升农村农民的生产力

对于农村生产力的理念，简单来说就是在固定资源条件下，对资源进行加工利用，最后获得生产的能力。而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来说，则可以明显提升农民整体的素质水平，而且还能够强化运作于农业生产的劳动质量，另外，农民不管选择何种技能学习渠道，都可以让他们有效吸取技术理念，进而获取对于成本利润的管控能力。这也是根据世界有银行的调查资料所得的，即世界银行曾经运用粮食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力的指标，同时将低收入农业国家的农民知识水平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最终得出受过四年初等教育的农民的粮食生产产量并不会高过未收到教育的农民。

2.强化农民配置资源能力

首先，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作用是提升农民对于自身目前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同时大大提升资源利用率，并且将其与农民个人收入进行联系分析，最后得出资源配置科学性会让农民社会、产业以及区域等多方面实现流动，最后保证配置能力的需求。而且能够体现资源配置的优先性要高于农业正常的生产活动。

3.提供农民信息收集能力

对农民来说，一般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之前，都需要进行相关信息的获取，即如生产活动的类型以及机遇信息。而强化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则可以在侧面上提升农民的信息认知能力，即从信息中获得更多有用的资料;而且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创新也让农村经济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需求得到相应的改变，同时能够让农民通过信息收集及时获取机会，并且调整他们错误的就业思想，进而对于经济的管理也是一种改变。所以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强化农民信息收集能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强化他们的人口素质水平提升。

三、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策略

1.调整人才培养，普及人力资本投入计划

要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先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的思想需要调整，特别是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的科学认识，同时对于传统评估人才的方式，即以单一学历进行评估，而是应当对于人才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认识，即如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等等，同时强化教育宣传工作，普及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计划，调整整体农村思想观念，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同时鼓励农民不断加入高等教育，以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重要的贡献。

2.普及初等教育，降低低素质人口比例

基础教育问题也是目前农村地区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目前来说，人口素质的低下往往也是由于初等教育未能普及造成的，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基本教育。所以对于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政府的兽药任务是对农村地区进行基础教育普及。即如九年义务教育落实免费与普及政策，同时加大基础教育的政府经费投入，同时加大农村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除了对于队伍的人数进行拓展，还需要完善教师整体的素质以及能力以满足农村教育需求。

四、结语

从研究以及目前的诸多现象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资本外溢对于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明显，因而需要进行更加详尽深入的研究。

作者:张亚娥 单位:中共渭南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王旭辉.区域人力资本配置、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J],改革与战略.,30(11):19-20.

[2]贾彧.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12(14):142-144.

5.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五

3浅析企业大学中人力资本投资如何产生收益

一般情况下,人的知识、技能和努力程度不同,产生的效益也是不同的。正如素质能力强的销售人员和普通的销售人员所创造的销售业绩也是大相径庭,作为接受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普通员工和管理者,他们两者之间投资的成本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两者之间素质能力、技能知识提高的程度,因而对企业带来的效益也大不相同。

4如何提高企业大学投资收益

4.1转变观念的个人动因

个人对教育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投资人力资本的收益。这就要求每个学员意识到自身的兴趣点来学习新的技能技术,充分利用企业大学的学习资源进行自身的强化武装,提高自身专业知识的同时,跟进创新的步伐,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通过新知识进行创新制造,对工作岗位的程序优化、简化等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贡献,并培养良好的学习主动性。

4.2企业投资方的严格把控

企业作为企业大学的投资方,希望把企业大学承办为对企业有利的主体,想要进一步实现企业大学在优化人力资源、提高经营效益的优势,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①应该采用自主创新,符合企业文化、经营目标、时代发展、科学化管理的教学内容,开发满足不同人员部门、职位、特征的开放性课程,满足公司人员的不同需要,开展跨部门帮扶教学等特殊课程,以满足不同人员的兴趣。②通过内、外讲师相结合的师资力量来实现课程专业度,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自发应聘上岗或指定上岗的原则进行系统性授课,企业内部高管对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行业发展现状都比较熟悉,可以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进行授课,采用工作、培训的激励措施,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而具备丰富授课经验及理论基础的外聘教授、专业培训讲师,为开阔员工理论知识视野及轻松接收课程精华提供了帮助。所以,采用内、外聘讲师的形式,可以让教学、教育形式相辅相成、互动互补。③电子视频教学和面授课程相结合,可以丰富教学形式,把重点面授课程录制视频或现场播放,可满足因工作或不同需求而不能参与面授课程的学员,也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并通过需求随时更新课程,保持课程的专业度和前瞻性,并时刻方便学员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进行学习,最后通过适当的面授课程进行实战强化。④企业大学课程专业化提升,通过相关认证认可教育机构对现有的企业大学适当引入全日制教学模式,规定课程学分,修满颁发学位的方式,在企业内部为学员颁发学位或者资格认证证书,降低企业员工离职率的同时,也发挥了企业内部激励机制,进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得以保障。

4.3政府职能的大力支持

首先,政府从经费上给予保证。1990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培训企业员工方面提供的预算每年超过70亿美元。其次,从政府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上强调企业作为投资方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内企业应该把员工每年工资总额的1.5%作为培训预算经费,也称之为“教育基金”。在我国税法制度中明确:教育基金可列支在企业减免税费的渠道中,以激励企业提高对员工培训的力度。最后,政府需大力促进企业大学与全日制大学之间的联盟合作交流,相互取长补短。

5结语

6.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六

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久,其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学者们普遍的认同,但是健康人力资本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健康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教育、储蓄投资等等,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健康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深化医疗改革,提倡全民健身等等,可以看出,健康所处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国外对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早在Schultz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Lucas(1988)将健康因素考虑到生产函数之中,分析两者的关系,指出增加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Edward(2009)从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来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并指出健康人力资本能够积极促进经济增长[3]。PierreRichard和Kyriaksc(2011)、Olimpia(2013)发现了健康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关系[4,5]。Rengin A K(2012)、Ferdi等(2013)以医疗卫生支出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得出结论:从长期来说,医疗卫生支出能够积极推动经济增长[6,7]。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了健康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Tsai等(2010)通过研究人力资本五个方面,得出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占据了很大影响,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小[8]。

相对国外研究来说,国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罗凯(2006)和骆永民(2011)分别运用pooled-OLS、GLS模型和DSGE模型,研究了我国人口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9,10]。并且,骆永民还指出,从长期来看,扩大公共卫生支出、医疗技术革新均会带来宏观经济的繁荣和居民福利的提升。王文静、吕康银、王迪(2012)在M—R—W增长模型框架下,将健康引入人力资本的内涵之一,结果显示: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整体而言,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11]。王学文(201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互动机制,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并且,从显著性的角度来说,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更能成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我国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或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大约滞后于经济增长2年的时间[12]。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即使健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样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徐祖辉、谭远发,2014;钱信,2014)[13,14]。可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王弟海(2007、2012),钟若愚、林滨(2014)基于Ramsey模型研究发现,如果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个人营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不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即使这种健康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劳动者个人生产力水平[15,16,17]。并且,王弟海、龚六唐、李宏毅(2008)还指出该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的程度取决于健康投资和物质投资之比,比例越高,负效应越大[18]。陈浩(2010)从卫生投入结构来考虑健康人力资本,认为中国卫生投入结构失衡,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构成了负效应,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方式的转型造成不利影响[19]。张悟移、李瑞(2016),储成兵、李平(2014)指出健康人力资本虽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结果并不显著[20,21]。

综上文献可以看出,不同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对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持有不同观点。健康人力资本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收入水平的一项不可缺失的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结论不一。基于此,采用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利用Stata10.0软件,从医疗卫生投入的产出角度来分析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模型构建与指标说明

2.1 模型构建

C-D生产函数模型是探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计量模型。健康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可以运用C-D生产函数来衡量。因此,本文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扩展,增加了健康人力资本,构建本文所需的计量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A代表技术进步,K代表物质资本,L代表劳动力,H代表健康人力资本。为了进行统计分析,对模型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

2.2 指标说明

2.2.1 指标选取

经济增长(Y):GDP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物品和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能够很好的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总体状况。因此,本文选用各地区GDP来很衡量经济增长。

物质资本(K):在经济学中,物质资本投资的资产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但是,大量流动资产的相关数据缺失,获取较难。所以,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物质资本投资。

劳动力(L):劳动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此,就业人员数量能够很好的反映劳动力。

健康人力资本(H):在诸多相关文献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健康人力资本指标进行选取,而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和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是其中一个选择[9,11,21]。本文同样采用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和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指标。但是,卫生人员中不仅仅是医生对健康有重要作用,护理人员在健康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此,在医生数基础上,加上护士数和药师数形成卫生技术人员数。所以,本文的健康人力资本使用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BH)和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DH)来衡量。

2.2.2 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取的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为:1993—2013年。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对样本数据基本分布特征进行一个总体的了解,本文对各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见表1、表2。

表1是对样本的整体描述。可以看出,该样本包含了31个省市自治区(n=31),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1993—2013年的相关数据(T=21,1993—2013)。

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平均值(Mean)、标准差(Std.Dev.)、最小值(Min)以及最大值(Max)。

3.2 实证检验

一般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示为:

αi表示所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影响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通常是无法直接量化或测度的。如果这些因素是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因素,那么相应的面板模型就是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是随机因素,则称为随机效应模型。

在进行相关分析之前,需要对样本面板数据模型进行选择。首先,对面板数据是否具有固定效应进行检验,检验固定效应采用F检验。根据表3中的F检验结果,从F统计量和P值可以看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非常显著。但同时需要检验该面板数据是否具有显著的随机效应,对随机效应采用BP检验。表3的BP检验中,P值为0.000 0,表明该面板数据也具有显著的随机效应。那么,就需要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筛选。对面板数据模型选取采用Hausman检验,其基本思想是,除非检验拒绝与每一个解释变量都无关(Cov(xitk,αi)=0),否则使用随机效应,即Hausman检验前提假设是数据模型使用随机效应。在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中的P值为0.000 0,说明拒绝Hausman检验的前提假设。因此,该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需要对数据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和截面的异方差性检验,其结果从Xtserial和Xttest3两行可以看出。在序列相关检验结果中,P值为0.015 8,拒绝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原假设,说明面板数据存在序列相关性。同样,在异方差检验结果中,P值为0.000 0,拒绝了同方差原假设,说明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性。

因此,本文使用FGLS对序列相关和截面异方差进行修正,其回归结果在表3中FGLS一栏所示。

注:*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Fe代表固定效应估计,Re代表随机效应回归估计,FGLS代表使用FGLS进行修正的回归结果。F代表F检验,BP代表BP检验,Hausman代表Hausman检验,Xtserial代表序列相关检验,Xttest3代表截面异方差检验。

3.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FGLS一栏中回归结果,进行简要的归纳。

结果中R2总体为0.929 4,说明样本总体的拟合程度很好。

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物质资本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可提高0.703 7%。物质资本是推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也说明了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领导型的方式。

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虽然劳动力的系数为正,但是劳动力每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只提高了0.113 0%。劳动力的增长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规模的增加,它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

两种指标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可增加0.554 8%。说明以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能够较为显著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而提高的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以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的系数为负,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每减少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233 7%,说明虽然我国床位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并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利用效率的低下导致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4 结论

利用1993—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静态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健康人力资本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得出,在我国过去经济的增长中,物质资本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健康人力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本文分析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健康人力资本指标没有进行综合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没有考虑完整。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人力资本愈来愈受到重视。而且,随着十八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务院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人力资本在今后经济增长中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要：在C-D生产函数中引入健康人力资本,利用1993—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静态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健康人力资本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物质资本的贡献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每提高1%,经济增长0.554 8%;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所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每减少1%,经济增长0.233 7%。研究表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七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定义

1960年，舒尔茨开创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人力资本观点作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并主要指出了五个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卫生保健、在职培训、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就业机会。本文认为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企业为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而对企业的员工进行的多方面的投入行为。

二、我国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对知识型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企业开展的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它不仅能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而且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但目前我国企业对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投资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的知识型员工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不高，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人力资本投资过低。在21世纪，企业间所有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创新的竞争，而创新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创新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知识型员工作为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创新动力的主要来源，对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对知识型员工这一重要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不够的，近些年国有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甚至还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2)企业对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单一化。我国企业对知识型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是从招聘投资、培训投资、医疗保健投资等基本投资方面开展，而较少开展员工之间的交互学习、校企合作、员工导师制等这些能有效提升的方式。同时由于大部分企业只是注重一般性的投资，企业并未给知识型员工的核心技能、知识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环境。

(3)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物质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个方面的比例是十分不平衡的。企业主要还是开展的对物质资产进行投资，如厂房、机器设备等，而对人力资本这种软性资本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价值认识还不够，对资产的增值和保值意识不强，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在进行相应的投资时往往会偏向于物质资产方面的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失衡的。

三、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成因

(1)对人力资本投资认识不足。目前，我国企业投资的主体是在物质资产投资方面，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力度还不够，这与我国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足、观念落后有很大关系。有些企业仅仅只是片面的看到了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众多风险，由于存在雇员流失的潜在风险，许多企业往往会认为如果企业辛苦培养的人才流入到了其他的企业，会给自己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从而不愿意对知识型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种固守的观念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不高。

(2)人力资本投资自身特性的制约。人力资本投资自身存在的诸多特性也导致了企业对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投资动力不足。首先，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载体不可分离，人力资本依附于人而存在，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为具有主观随意性。主观随意性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失率相对是比较高的。其次，人力资本投资产出具有不确定性。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其产出的成果可能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而且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最终结果也不一定是成功的。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具有滞后性、长期性和难以评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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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篇八

一、当前中国东西部人力资本流动规模及影响效应分析

1. 东西部人力资本流动规模的测算。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制约人口流动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的解禁和东部经济的迅猛增长, 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 这被形象地称作“孔雀东南飞”。测度东西部之间人口流动的计算办法是:首先, 用各地区历年总人口数据 (指年平均人口) 乘以其对应的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得到各地区的历年自然增长人口数。其次, 用各地区历年总人口数 (也指年平均人口) 求出历年人口增长数, 再将人口增长数减去自然增长人口数, 求出各个地区净流出 (流入) 人口数。根据这个原则, 笔者仅对2007年东西部的人口流动 (人力资本流动) 进行了测算, 其结果是:2007年东部地区的人口净流入是3389497人, 而西部的人口净流失是495765人, 东部地区明显是净流入地区 (包括从中部地区流入的人口) , 而西部地区是净流失地区 (包括流向中部地区的人口) , 由于东部地区的明显优势, 西部地区的净流失人口应该主要是流向了东部地区。

2. 东西部人力资本流动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 由于东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地理优势和经济发达、环境等因素, 东部地区对西部及其他区域的人口产生了强大的“拉力”, 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收入较低, 就业机会少, 环境恶劣等种种劣势又对人口产生了巨大的“推力”, 因此, 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 尤其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大量流向了东部地区。其中, 西部地区由于人口众多 (相对于其经济总量而言) , 其流失的基础人力资本 (初中以下学历) 对西部经济的影响并不算很大, 毕竟, 西部即使流失一部分基础人力资本, 但由于其总量巨大, 总归要剩余一部分基础人力资本, 这也是能基本能够满足西部经济对劳动力的需要;但是, 对西部经济影响最大的是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流失。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化知识, 其迁移成本相对也较低。所以, 近年来西部地区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流失显得更加突出, 对西部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这直接限制了西部的对于新知识吸收能力和科研能力, 不仅如此, 他们的流失还会带来示范效应, 会带动更多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流失。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 吸引了西部大量的人力资本, 这对于东部经济而言有着双重的收益:一是西部地区的基础人力资本由于知识水平低, 只能在东部地区取得较低的收入, 这会给东部经济带来收益。另一方面, 西部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流入会给东部经济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同时西部还节省了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教育成本和培训成本。

所以,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东部的人力资本的净流入都会给其带来“人力资本红利”。物质资本在东部分地区的投资由于有了充足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支撑就会取得高于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就会吸引来自全国和外资的大量“东进”, 物质资本投入增加又会引致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流入来支撑东部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态势。而西部经济却恰好相反, 经济落后致使人力资本外流, 人力资本外流后又会导致物质资本的流失, 物质资本流失导致投资不足, 就业机会少, 这又会引致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流失, 从而使西部经济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二、西部地区吸引人力资本的政策措施

1. 大力发展西部经济是吸引人力资本西进的关键。

物质资本是带有趋利性的, 其实, 人力资本也带有很强的逐利性质。正是由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能够给人力资本提供相对于西部地区更高的收益水平才导致了人力资本的东流。所以, 只要西部地区能够加快经济增长, 就自然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给予留在西部的人力资本更多的收入。但是, 西部经济的增长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若想在短时期内是西部经济追赶上东部地区, 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加大投资力度。

2. 大力进行城市化进程, 搭建积聚人才的平台。

从城镇数量的布局来看, 东部地区平均约3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城镇, 而中部地区平均168平方公里有一个城镇, 西部地区平均每206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城镇, 东、中、西部的城镇辖区面积之比为56∶12∶1, 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56倍。由于城市化水平低, 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 生活水平低, 生活、工作环境差, 这直接导致了西部高水平人力资本大量流向东部大中城市, 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 去享受高质量的城市环境和城市文化。所以, 当前西部应加大城市化建设, 形成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 以便搭建集聚人力资本平台。城市高质量的工作环境和高水准的生活质量必将吸引大批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在城市中集聚。

3. 发展西部的产业集聚来吸引人力资本的流入。

产业的集聚可以带来集聚效应, 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 更容易新知识、新技术的孕育和产生, 同时也可以带动人力资本的积聚, 人力资本可以在产业的发展中发挥出最大的能力。首先, 在发展行业的选取上, 西部应主要发展军工、宇航、电子和通讯等高科技产业主体地区和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领域的产业。只要西部的优势产业得以建立, 能够给高水平人力资本提供良好的、能发挥自身能力的场所和舞台, 大量的人力资本才能在本地集聚, 同时才能吸引东部及全国的人才来西部进行创业, 进而促进西部经济的整体提升。

摘要：我国政府于上世纪末适时制定西部开发战略, 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迅速、综合与协调发展。但从目前来看, 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本文阐述了人力资本流动对东西部经济的影响效应, 并提出了西部增加人力资本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流动

参考文献

[1]刘晖: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的路径选择[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