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

农民消费论文（共7篇）

1.农民消费论文 篇一

农民消费能力调研报告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我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3—2005年为消费水平缓慢增长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前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价格低，农民负担高。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前三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二是2006年为消费水平快速增长阶段。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使我市的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三是0000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虽受影响不大，但是通货膨胀对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还是有影响，物价只增不减，对农民的消费情况再度造成影响。近年来，党中央对农民的补贴逐渐增长，使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

（二）消费方式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消费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并转化为拉动消费市场的动力。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在食品结构上，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各种副食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向营养型、科学型发展。在衣着消费上，农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础上，更注重时尚化。二是由注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食物消费更多表现为生存性消费，而服务性消费更多表现为提高性和享受性消费。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也反映

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三）消费结构的演变。据调查显示，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低、支出预期高的制约，农村居民消费还是以一般性消费为主，衣食、居住消费等占的比重较大。随着收入的大幅增长，消费支出也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是伴随着连续几年婚嫁高峰的过去，农村旧房改造已基本结束，建房热已开始降温，在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居住消费却大幅度减少。二是食品和衣着消费的比例有了突发性增长。增幅达48%，比重由37.2%上升到43.6%。三是交通通讯支出平稳增长。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和通讯工具不断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民外出频繁，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得农民的交通通讯支出在2006年就大幅增长。

（四）农民扩大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因素。一是农民收入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近两年，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对收入的预期也提高了，消费水平就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现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二是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消费环境欠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家庭设备、日用品等有赖于新型业态如连锁超市在农村的延伸，而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方式落后，商品流通不畅，成本过高，商品价高质次、假冒伪劣严重等问题，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和适应农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讯、自来水等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落后于城市，运行成本、运行费用高也使得农民对一些耐用消费品买得起用不起，限制了农民的消费。三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使更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使更多的农民参入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农村信贷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理顺，落实农村信贷政策，简化信贷手续，农村学生“学杂费”问题也得到解决。

总之，近几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的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是间接的、有限的。今后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因此，今后农民增收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上来。只有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才能提高。

2.农民消费论文 篇二

一、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据临沭县农村住户360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6669元, 比上年实际增加865元, 增长14.89%,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从农民收入结构看, 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79元, 比上年增加288元, 增长13.16%;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3823元, 比上年增加528元, 增长16.03%;财产性纯收入人均160元, 比上年增加68元, 增长73.95%;转移性纯收入人均212.08元, 与上年持平。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四大块中, 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一产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家庭二三产业, 实现经营多样化;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本地务工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 支农惠农暖人心, 农村居民增收有保障。我县在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 增加农村居民生产性收入的同时, 落实和兑现了种粮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生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补贴和“家电下乡”补贴等, 确保农村居民政策性收入到位。

二、消费层次不断提升, 吃穿用住全面改善

1. 食品消费讲究质量, 向营养、科学型发展。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食品消费得到格外的重视, 饮食营养化, 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日趋合理。2010年农民家庭人均食品支出1677.77元, 比上年同期的1480.22元增长13.35%。其中营养丰富的副食类食物消费量有较大的增长, 食品消费呈现多样化趋势, 肉禽蛋奶及其制品人均消费量比去年增加较多。食品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有所下降, 2010年我县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03%。

2. 衣着消费大幅增加, 向成衣化、高档化发展。

农民的衣着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2010年, 我县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296.80元, 比上年增加38.90元, 增长15.08%。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我县农民对服装的选择正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成衣和新款服装的消费比重明显上升, 中高档穿着用品的消费逐步扩大, 农民衣着的商品化程度也在提高, 时尚新颖的服饰已经成为农村青年的首选。

3. 居住面积增加, 住房质量提高, 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逐步改善。

宽敞舒适的住房一直是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目标, 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往往是有了余钱就盖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舒适、配套好的住房正在由奢望变成现实, 住房消费支出逐年增加。2010年我县农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923.61元, 比上年同期的865.90元, 增长6.66%。农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30.04平方米, 其中人均钢筋混凝土结构面积达到6.0平方米, 人均砖木结构面积达到23.98平方米。住房装饰也已经点缀了农家院落。

4.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生活用品消费日益高档化。

随着农村基础生活设施的逐步完善, 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村村通上了公路、电话、自来水;村村都接入了有线电视;一部分村家用计算机已接入互联网。农民家里的设备也是不断更新, 大型家具购买量增加, 手机、冰箱等一些高消费物品进入寻常百姓家。随着家电下乡政策的逐步放开, 2010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电冰箱33台, 洗衣机75台, 电冰箱、洗衣机每百户分别增加7台, 2台;交通通讯更加便捷, 2010年末,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65部, 移动电话150部, 摩托车59辆, 自行车206辆。交通、通讯设施的提高, 方便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也带动了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的上升, 人均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达613.16元, 增长23.51%。在满足正常生活消费的同时, 农民更加重视文化娱乐活动, 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人均379.81元, 增长1.94%。从数据看出, 我县农民生活消费结构趋于理性, 逐步向更高的消费层次扩展, 呈现出多层次的消费结构。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1.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抓住国家加大支农投入的机遇,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保障。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 就能增强抵御旱灾、涝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民因此造成的损失就会减少, 农民增收就会落到实处。

2. 遏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 保护农民利益。

一是从生产环节入手, 在政策上加大对生产企业的支持, 努力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二是从商品流通环节入手, 加强宏观调控, 加强农资市场监控, 稳定农资价格, 降低农民的投入成本, 使广大农民增产又增收, 保护农民的切实利益。

3. 继续做好农业结构调整, 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结构调整是促进农产品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 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推广先进的种植、养殖、加工、贮藏等技术, 并注重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名优产品。

4. 搞好农产品精细加工,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好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提高服务质量, 增加农民收入。

5. 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拓宽增收领域。

当前, 传统的农业种养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 二、三产业所得到的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 也是农民增收的新领域。

6. 推进科教兴农, 实现科技致富。

3.农民收入消费现状分析 篇三

关键词：农民；收入；消费；现状；引导；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15-01-1

1 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指标，它既反映农民的生产水平，又反映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改善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市多年来的农经统计数据可以了解到农民收入来源构成情况及变动趋势大体上有如下特点：

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水平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03年农民总收入增长速度突然大幅度地翻倍增长，这主要是我国农村自2003年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2013年农民家庭总收入前三位的排名发生了变化。家庭经营收入虽然依旧是农民收入的主体，但所占比重却在2013年开始减少，而农民外出打工和其他非借贷性收入所占比重却显著增长；农民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在近几年来直线上扬。从中可以看出国家进行的税费改革和退耕还林、低保户补助等政策让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为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經济效益；农民纯收入水平在总体上逐年增长的同时，也呈现由高向低移动分布的变化特点。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7年的430元到2013年的6205元，增长了近15倍，农民的纯收入是呈递增趋势。这是从数量上说，而在实际生活中，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农村已涌现了一批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户。同时，农民收水平高的户数在不断增多，并且所占收入比重在大幅度地提高，而收入水平低的农户在逐年减少，所占比重也是越来越小；农民收入中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农村总收入中出售农产品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主要反映了生产收入中商品化的程度，农民出售的产品越多，说明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农民的现金收入也增多，从而直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刺激了农民的消费水平。

2 农民家庭生活消费变化情况

农民家庭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完善，消费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近年来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全年生活消费支出金额和实物消费量也逐年增加。具体特点如下：

2.1 农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快速增长

当农民收入在2003年接近3000元时，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并且文化生活服务支出首次超过了食品支出。

2.2 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也出现了变化

随着农民纯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顺序也由最初的食品、衣着、燃料、住房、用品，变为现在的食品、用品、衣着、燃料、住房。虽然食品仍占居第一位，但所占当年人均生活消费水平的比例却有所下降。这也说明，农民消费生活总体上虽然具有温饱型的特征，但是食品支出下降，质量却有所改善。

2.3 消费领域不断扩大，保险、交通、通讯巨幅增长

在2003年后，农民消费领域比1987年扩大了不少，保险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都同时出现了。尤其是2013年这两项支出更是突飞猛进。

2.4 部分农民家庭耐用品消费仅为了满足精神消费

农民近年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在逐步增加，但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耐用消费品满足的是“精神消费”，是为了给人看，例如有农民买了冰箱以后并不开通使用，是因为使用的成本很高。

2.5 文教生活服务支出增加

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发展。文化服务支出所占比重大幅度增长，国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应下降，为何文化支出却大幅上升？多年的调查发现，一方面是物价上涨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上大学、参加技术专业培训的农村青年越来越多。

3 促进农民消费合理化的建议

3.1 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的增减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继续加大扶贫力度，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两大支点。

3.2 引导农民合理消费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些地方在婚丧、嫁、娶等方面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已成为农民的一项难以摆脱的经济负担，所以我们要积极引导农民更新消费观念，引导农民合理消费，摒弃铺张浪费等陋习，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增加文化生活消费支出。

3.3 引导农民正确处理消费与储蓄积累的关系

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使农民增加对储蓄的认识，以便增加储蓄，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收入，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善。

3.4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通过城镇连锁店和超市下乡方便广大农民购物，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农民的消费兴趣。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商品售后服务体系，让农民放心消费。

4.农民消费面临的四大难题亟待解决 篇四

近年来，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由于打假维权工作在城市的力度和声势相对强大，不少非法经营者将制假售假的“阵地”转向农村，使农村成为消费领域问题多发地，大量问题商品流入农村，农民消费面临四大难题。

难题之一：农村消费者产品质量意识较为薄弱，维权意识差。大多农民喜欢购买低价产品，把价格作为是否购买商品的唯一条件。正是这种购物图便宜的心理，为不法商贩在农村市场推销质次价低的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可乘之机。目前，**县农资市场的同类化肥就有40多种，谁也说不准那个产品质量好，农民往往是拣便宜的买。同型号、同用途的农业机械有10多种，价格相差2,000元左右，有的农民图便宜吃哑巴亏。另外，农民维权意识普遍较差，不知道索要票据，购买了劣质产品后，无法投诉。

难题之二：农民投诉渠道不畅，维权成本高。经调查，有75的农民对“消法”缺乏了解，也不懂得如何维权。购买了假劣产品后，绝大多数因为投诉不便，怕耽误农时，所以就自认倒霉。

难题之三：农村经营者素质不高，经营责任意识差，农民消费环境差。农村的商业经营业主大多是农民，普遍年龄大、文化程度低，对法律和商品知识了解有限。大多数经营者诚信意识差，进货大多追求便宜、外观，只要获得高额利润，不管是不是正规厂家，不管质量好坏，对进货渠道把关不严。目前，农资市场放开后，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难题之四：消费维权力量薄弱。消费者保护组织在农村网络组织不够健全，各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受人力、交通、信息、经费等条件限制，对农民消费维权力不从心，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有力的监督。以**县为例，县“消协”只有3人编制，农村只在三个镇各设兼职员1名，其它地方缺位。这样的力量，很难适应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需要。

当前，一方面农村消费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农民担心买不到货真假实的商品。消费安全已成为农村消费的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维权网络组织。建议国家和省市拿出必要的经费，建立农村“一会一站”网络，即农村乡镇建立消费者协会基层分会，在行政村建立12315维权联络站。投诉站的工作人员可由村干部兼任，经过培训，承拉起为村民维权的任务，给予适当的服务补偿金。

第二，增强农民的维权意识。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树立起良好的消费观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农民宣传消费知识，使农民学会在购买商品后把包装留一点，农药剩一点，化肥、种子包一点，购物凭证留一张。

第三，对专业农用物资，推行经销商资格审定制度，切实解决经营者素质不高、诚信度差的问题。

5.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篇五

——全南县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实践调查

曾海房

全南，地处江西省最南端，总面积1520平方公里，18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就有13万，非农业人口只有5万人，仅占27.8%；13万农业人口中有农村劳动力（18—45岁）7.06万人（其中:男性3.94万人，女性3.12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3.66万人，占51.9%，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只有3.40万人，仅占48.1%；在全部劳动力中，在县内务工的只有3.18万人，占45.1%。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县的城镇化水平仍然非常低，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多，从事二三产业和县内务工人员少，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空间非常大。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都已证明，如果继续把农村富余劳动力拴在土地上，农民就无法富裕。今年1——7月，全南县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仅3649人，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岗位 一方面，以农业企业化为依托，选准蔬菜、蚕桑、生猪和果业四大农业主导产业及烟叶、石蒜等农业特色产业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推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并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种养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实现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加工业延伸，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就地转移，让更多的土地向能人集中、向经营大户集中，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以第二产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全

南工业园开发面积达1800亩，入园企业85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随着工业园区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增多，用工需求不断加大，尤其是工业园区内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量明显加大，企业用工结构性矛盾问题较突出，已出现企业招工难现象。据调查，园区内已投产的许多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用工缺口，加上在建企业陆续建成投产，用工需求至少在6000人以上。少数企业因难于招到工人无法扩大生产。为此，我们要想方设法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工业园区企业务工，既达到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的目的，又解决了企业用工的“瓶颈”。另外，园区企业的集聚，人口的集中，人气的旺盛，必将为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我们要努力将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地方财源的新增长点，安臵就业的主渠道。

通过培训，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或经商

全南县把教育培训作为转移农村写作劳动力的切入点，采取政府“买单”、农民“选单”的方式，积极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在调查掌握农民的基本状况、技能水平、就业要求、培训意向等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农民资源数据库，从而有针对性的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需求，加强对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知识更新教育，以提高农民适应城镇的能力，确保农民在城镇有事可干。一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自主培训。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结合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我县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推行定岗培训，建立企业岗位申报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用工需求，科学制订好用工和培训计划，通过企业员工内部采取生产带培训、老手带新手等办法，重点建设了合隆公司、飞腾鞋厂、旭俊电子、添富鞋厂等19个县级培训基地，自主培养一批熟悉企业生产运作的熟练工。同时，相关部门可以根据企业岗位的需要，组织农民开展岗前培训。二是整合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培

训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充分依托职业学校和劳动就业部门开展培训，建立县级劳务输出服务机构1个，培植了电脑、电车2个劳务品牌，形成优势互补的培训输送机制。围绕实际、实用、实效和提高素质的原则，采取政府资助、学校（基地）运作、集中培训的办法，以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技术为主，以进城务工指南、政策法规和基本常识、公共道德规范教育为辅，通过开展农业科技、劳动技能、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培训，达到增强农民的择业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目的，从而提高农民的素质。2006年，我县通过劳务输出服务机构实现就业的有2258人，转移就业率达92.8%。三是将农民培训机构延伸到乡镇。改变过去“大锅饭”式培训效果差、针对性不强的状况，根据农村交通不便、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和人员难集中的特点，在充分开展调查摸底的基地上，组织相关人员按照农民的要求到乡镇开设巡回培训班，到各乡镇进行“菜单式”实用技术培训，将农民培训机构延伸到乡镇。目前，全县已建立18个乡（镇）级农民培训基地，86个村级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室，121个村小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点，初步构建了县、乡、村、组四级培训网络。2006年，县财政安排了200万元资金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全年共培训农民1.24万人，完成市年培训计划任务的149.5%，其中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96期6303人次（含“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训86人和贫困村“一村一名中专生”培训9人），培训登记率达100%，全部获得了培训证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6期6106人（含后备劳动力培训3672人），其中有90.2%的农民（不后备劳动力培训人员）取得了资格证书。

同时，我县竭尽全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一是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使更多的农民子女通过升学的途径实现高层次的转移。二是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社会急需的合格的技工型人才，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第二层次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廉租房建设向农民倾斜，确保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

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因夫妻及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两地分居，导致诸如留守孩、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显得十分必要。一是可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他们不需要为找住所操心，节约了农民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从而减少了进城务工农民的成本。二是可以产生“连锁效应”。农民有了便宜的廉租房，就会把自己的家人带到城里来，这样既可以为城里提供更多的务工人员，又搞旺了城里的人气。三是可以使农民工融入小区的集体活动，在闲暇的空间充实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精神生活“孤立”的现状。四是让农民感受到政府的人文关怀，减少和消灭农民工犯罪现象，有利于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和维护社会的安定。为此，我县在严格廉租房租赁者的资格认定时向进城的农民工倾斜，对租赁者的收入水平进行公示，接受群众举报，对造假者一经发现，永远取消其对廉租房的承租资格；建立了廉租房租赁管理机构和廉租房监督委员会相分离的制度，使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完全独立，体现了公正、公平，确保廉租房建设切合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充分体现出其保障性质。

创新政策制度，畅通农民工进城渠道

一是制定、完善了鼓励农民务工经商的优惠政策。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与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相结合，取消和杜绝各项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管理行为，给进城务工经商者以平等的市民待遇。解决好农民离家后子女入学、老人就医、财产安全、户籍迁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就业、卫生等部门要简化办事程序，积极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报名、体检等服务，能不收费的尽量不收费；取消户口限制，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和失业登记制度，降低农民务工门槛。同时，要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如防止拖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农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等。二是完善了土地流转机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妥善安臵失地农民，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秩序，既有利于让更多的土地向能人集中、向经营大户集中，逐步发展适度规模农业产业基地，又有利于解决农民进企务工后的“土地遗留”问题，使农民既能进城务工又能避免田土抛荒。三是创新了土地臵换政策。在保持全县土地平衡的前提下，探索通过拆除农民原来的房屋把土地复垦为耕地后，在城镇周边区域以等量的土地臵换给农民新建住房，这样既扩大了城镇规模又保护了耕地。四是建立了农民工再培训工作机制。目前对农民的培训主要是简单的初级培训，对农民的再培训工作还不够重视，农民工因为技术水平不高，收入普遍较低。很多农民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不甘心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有继续参加培训进一步发展的愿望。为此，政府应通过建立农民工再培训工作机制，帮助农民工从事技术含量更高的职业和工种，使农民工能够满足企业产品升级换代的要求，获取更多的报酬。五是建立了跟踪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经过培训合格推荐上岗的农民工，由培训机构通过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回访，了解农民工工作、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通过开设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设立农民工维权服务热线电话、建立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等方式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狠

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确保促进农民进企务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坚决杜绝敷衍了事、虚报浮夸现象。

6.四川农民消费结构优化与收入增加 篇六

一、农民消费结构与收支关系

农民消费结构通常是指农民在生活中使用各类生活资料的比例,具体反映为占有和消耗生活资料的种类及其多少。并且,都可以货币的支出结构来表示。农民消费结构主要取决于价格与收入水平,还受自身的消费习惯、观念、能力与资源和环境等等的影响。其中有两个农民消费的特点还始终存在特定影响。这就是农民消费具有自给性,即农民可直接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成果获得消费资料;农民消费具有循环经济性,即可对消费后的剩余物实行再利用而不成为废弃物,如稿杆还田、泔水喂猪、粪便作肥等等。可见,农民消费及其结构不一定都受货币收入影响,即使货币收入减少仍可能维持乃至增加消费及调整其结构。

从现有理论看,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是农民既有消费现状和结构不断由不合理向合理状态调整或变迁的过程,它可直接体现为消费者需求状态的满足程度及提高———包括能获得的消费品数量、种类及质量和实现满足的条件与手段及效率。其标准是应尽可能合乎所在国家或地区当时能达到的时代性、科学性、文明性、健康性、经济性。并可反映为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现有消费结构质的突变即升级,二是现有消费结构量的渐变即经常性地调整。

本文认为消费结构的升级虽能反映消费结构的优化,但并不一定就是消费结构的优化。反之亦然。因此,消费结构的优化必须将消费者方面的实际需要和满足与消费对象的构成相结合,才能真正说明———这无疑包括了在具体生活中是否有利和有效即有利性和有效性;而消费结构的升级仅从消费对象构成的变化,就会清楚辨别。既然如此,离开或不是主要考虑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探讨消费结构的优化,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农民既有消费结构量的渐变即经常性地调整,即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合理化。从此出发,对于广大农民来讲,优化消费结构首先表现为,一是调整优化既有支出结构及其对消费品(包括服务)的购买比例,二是调整优化自给性物品的消费比例及其产出结构,其次才是其他途径或手段如增加支出等来调整优化的行为与结果。

农民的收入可以这样定义,即是农民从自身拥有的资源与从事各种生产经营及非自身行为(如来自赠馈、政府转移性支出等)中所获得的一切经济利益,体现为农民可支配的物品与货币两种形式,都可用货币单位计量。农民的收入取决于社会制度及政策、农民生活方式的取向、农民素质与能力和付出的努力及其效果、农民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状况乃至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形势或市场情况等等。因为部分收入直接就是可用于消费及再生产的生产成果和环境资源,无须通过市场交换去实现,所以,农民收入总是具有直接取得性与交换取得性和多渠道性。

农民的消费结构与收入状况密不可分,主要反映在:

1.农民收入状况决定其消费的总量,从而消费结构及其改变。在其他一定的情况下,农民收入越多,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就越多,消费的种类及数量就越多,消费结构就越丰富或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支出有足够的增大,更离不开收入的不断积累和极大提高。

2.农民的消费及其结构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收入,本文认为,消费结构有一定的自身调整功能和效应。因为除了收入,其他原因也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消费结构。这也包括消费者可改变或增减或替代原有消费的种类及数量,如减少不合理的增加合理的、减少吃的增加用的,减少价格高的增加更价格低的;还包括充分利用消费对象的每一部分与每一次消费后的剩余物或废物等,亦能增大消费满足。如此等等,都可不需要直接来自或改变收入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可归纳为,消费结构具有内部的替代功能与效应、扩展功能与效应、缩减功能与效应等自身调整功能与效应。而这一切,进一步看,又会尽可能节约收入、更好利用收入和弥补收入不足,相当于获得了更多收入,或者相反。因而,消费结构的自身调整又具有相对的收入功能与效应。

3.农民消费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农民的素质及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从而,决定着农民获得收入的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目的的更好实现。农民素质及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农民的物质文化精神消费形成。无疑,即使收入不变,如果能使农民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消费结构越合理、越丰富,农民的素质及人力资本就能得到培育和提高。相应,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达到收入绝对增加;也能又进一步科学合理消费和使用收入,实现收入相对增加。如此形成不断的良性循环。

4.农民消费结构的取向决定着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望及其强度,从而采取的行动,导致收入增加与否及其多少。为了消费结构升级,购买和使用更多的耐用消费品,需要去获得更多的收入;反之,安于清贫的生活,则可不考虑去创收。

5.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收入的变化。因为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不同的产出及其收入,而消费结构的优化会使一些消费对象减少或消失与另一些消费对象增加或产生,由此导致相应的生产及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新的消费对象出现或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会推动新的产业兴起和发展,形成新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已被我国农民消费结构逐渐丰富多样化即优化与农村产业门类增加及收入增加互为因果或同步化的事实所证明。

显然,从“1”到“5”都反映出农民消费结构及其改变,具有直接或间接决定或影响收入的功能与效应,使收入得到相应的变化或增加。

综上所述,农民收入与其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其改变,存在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又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离开对方进行自身的调整与改变。仅从消费结构来看,这种自身调整和改变就正面讲,实际上就是消费结构的一种优化。因此,无论收入处于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从事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因此,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直接和间接与相对和绝对的作用与意义。不仅如此,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农民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将直接影响和提高农民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二、农民消费结构现状及其对收支的影响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虽然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是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方面的差别。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农村基本情况仍然相同,因此,其共同或相同方面是主要的,即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相对差别不大。对此,朱信凯在《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一文中有具体的论证(1)。因此,可以通过多个或一个地区,来探讨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着重从四川农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总体情况和四川部分农村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现实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对绵阳市江油东安乡9村与三台县紫河镇3村和遂宁市射洪县陈古镇6村与金家镇11村进行了重点走访与座谈调查,对四川宜宾、泸州、内江、巴中、广元等市部分县的共30多个村作了问卷调查所获得)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总体情况依据《四川统计年鉴》(2000—2008年),用消费支出额变化、消费结构变动值、结构变动度和结构变动度贡献率等来说明。计算方法是,用期末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减去期初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即得一定时期各项消费变动值;将各项消费变动的绝对值相加,即得的一定时期的消费结构变动值;将结构变动值除以考察年数,即为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结构变动度=∑│Xi1-Xi0│/年数);将各项消费变动值除以消费结构变动值,即得各项消费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率。同时,由于重点是探讨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所以,不需在时间上向前追溯较远。

从表1可见,2000-2004年这4年,四川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为9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的结构变动度为233个百分点。从表2中可见,这4年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是住房和交通通讯分别为3247%与2892%,但前者是下降、不过其数额在表3中居第二位;医疗消费结构变动值不到1个百分点,变动贡献率10%;其他项5消费除食品外结构变动值都为负。

2004-2007年这3年,四川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提高到14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上升为489个百分点,与前4年相比结构变动度上升了10987%。这3年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是食品、交通通讯和住房,贡献率分别为229%、1663%、1152%。与前四年相比,食品消费是负增长,其结构变动值降低了439个百分点;住房消费的结构变动值变为正,增长了471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衣着消费结构变动值分别增长了154与133个百分点,结构变动贡献率为859%与736%;文教娱乐消费结构变动值由-031百分点降为-398个百分点,进一步下降了367个百分点,十分突出;医疗消费消费结构变动值下降了041个百分点。

同时从表1、表2中可见,2000-2007年这7年,四川农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为168百分点,平均每年结构变动度24个百分点,变动最突出的是食品、住房、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其结构变动值为-233、-134、513、-429、146个百分点,变动贡献率为1387%、798%、3056%、2554%、869%,但有正有负,其中文教娱乐消费极不合理。不过,对于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应着重依据近3年。

表3提供了2000-2007年以来四川农民消费支出额变化,显示了结构变动的计算依据,并可为下面具体分析提供一些说明或参考。

资料来源:四川农村统计年鉴2008年等

从上述数据及分析可见,近些年来,影响四川农民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住房、食品、交通通讯,而文教娱乐也较为突出,医疗消费作用正在加大,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则跟随其后。同时,这些影响有正有负,明显存在问题。如果再结合农民消费结构现实具体情况进一步分项分析,将会看到这些主要影响农民消费结构变动因素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否等等,也能了解其他情况,从而便于农民消费结构优化与收入增加的具体探讨。据所调查的四川部分农村地区农民实际消费情况:

1.食品消费不断由量到质提升,主食细粮及副食增多,有的家庭已注意营养搭配,但还不很均衡。到目前为止,所调查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粮食及禽蛋肉类蔬菜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自给性获得,生活用水一般来自山泉或地下,燃料来自稿杆或山林,如此等等,虽可俭省现金支出,但毕竟缩小了消费的范围及种类。同时,80%的农民户现金消费支出尽管多少有别,但从2005年至2008年四年看,春节期间都占到了全年扣除储蓄的现金收入的70%左右,婚丧嫁聚生日庆典约占13%,农忙时节约占11%左右,其他节假日约占35%左右,而平时大多数时间仅占25%左右,且种类贫乏简单,仅随季节变化,其消费效果较差。由于同城镇居民仍有差距,食品消费还会增加,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相对比例会减少即所谓恩格尔系数还会下降。所有这些,与收入有待提高,大量农民长期外出打工及种种不良消费习俗等直接相关。

2.衣着消费对于今天的农民,大多数已超过基本必须的支出,温暖已不是问题,且成衣化基本普及,其数量质量在不断增加提高。虽与城镇居民仍有20%差距,但这是所调查地区农民在现有条件下的整个消费结构中,相对问题最少的一项消费,其变化也最自然。因为这项消费虽仅次于食品,但消费弹性却大得多。当基本必须的需要满足,多数农民会将此项消费放在其他消费之后考虑,很难使其畸形发展。

3.住房消费得到了普遍改善,但不少农民投入过多且盲目,利用不足,浪费或闲置突出。一方面,农民用很大部分收入来建新房或改造旧房,居住面积和质量不断提高,有的建了几年后又撤了重建,或不断改造扩大;与此同时,又在集镇建房或县城买房逐渐增加。据调查,平均一个村3%左右的农民(家庭)在县城购买了新房或二手房,县城新建住房购买者多层60%(或高层30%)以上为农民。另一方面,无论新购房(包括二手房)或改造房在哪,半数以上农民因打工(有的村达2/3)在外使用不足或很少居住,而农村的房屋对部分不想终老农村的农民是否真正有用很不确定,对一些住入县城的农民则将其空置。同时,有的村庄建设布局面临调整,大部分现有住宅将被撤除异地重建。此外,目前农村住宅高度分散、占用土地太多,也不利于改善生存环境。

显然,农民在住房消费上存在的问题,既极大妨碍其消费的合理化和有效化,严重挤出了其他消费的改善,也突出浪费了十分有限且增长缓慢的收入,何况建房开支极大,要花3-12万以上(2),一般占去农民一生投资的60%左右。显然,对农民住房消费的调整,作用和意义十分重要。

4.家庭设备日用品及服务消费数量正在增加,种类也在增多,但仍有待开发,又呈现出特殊情况。据2008年四川农村统计年鉴可知,2007年四川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分别为9348台、5050台、2138台。结合所调查情况看,在农民家庭中,彩电基本普及,影碟机在跟进,洗衣机不断增加,对于电冰箱,少数家庭已买,部分家庭正在考虑购买,空调、抽油烟机、电脑出现在个别农家,但服务消费却很少近无。随着村村通公路工程的全面实施,水电设施纷纷改善,通讯网、广播电视网基本形成,从而越来越有利于农民家庭设备日用品及服务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也将农村作为家庭设备日用品及服务大力开拓的市场,并推出了优惠政策,农民对于此项消费面临较快增长的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相对于大多数(起码80%)农民的实际具体需要,却反映出中国农村独特的情况。如电冰箱,农民买了可能不使用。因为大量农民常年在外,不会使用留在农村家中的家用电器。而农民平时消费支出有限,日常所需如蔬菜鸡蛋等可直接取自身边的种植养殖,几乎没有必需存放和需要存放的东西,因此,又完全可以不用。不仅如此,也存在买得起用不起的突出现象。因为使用要不断支付水电费及收视费等等,一年累计下来,对于农民很难小视。无疑,此项消费同住房消费一样,如何对待,关系着农民消费水平提高与消费结构优化和既有收入合理有效使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3)。

5.医疗消费正在改善,但日常支出仍然不够重视,保健消费近无。从所调查地区看,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农村医保的推广和收入增加,农民的医疗负担逐渐减轻,医疗支出在增加,看病地点日益多处化,健康素质有所提高。不过,新农合报销比例偏低、范围有限、程序较繁,保障能力仍待增强。同时,由于我国医药费较高,即使小病花费也常不小。因此,农民对一般不能报销的医疗消费支出仍然较少,总体呈现出小病少治或随便买点药治,大病努力治或尽量住院治的基本情况。表3表明2005、2006、2007年四川农民医疗保健支出人均为14445、16031、17475元。显然,不能仅凭农民本身直接在此项的支出来衡量其消费的具体情况。综观农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历史与现状,可以说随着新农合及医保的完善提高,农民对此项消费的满意度正在提高,前景越来越好。

6.交通通讯消费增长最快,比重加大,对农民的实际生活影响极大,但部分浪费较为突出。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加快、增大和频繁,此项消费势不可挡,成为农民消费结构中变动值和变动贡献率最大的项目。从所调查地区看,在通讯上,除可移动座机,手机正在普遍使用,70%的家庭在两部以上。每人通讯资费平均每月30元,一般不超过40元。在交通上,90%的家庭有了自行车,70%-80%的家庭购买了摩托车。农民到省外县外或县城务工不断增多,旅途费用也不断增加。到省外回家次数少,70%左右的人一般一年一次,往返平均花费400-600元(按乘火车为主算);在县城回家次数多,按一月15次算,有30-40元。但是,部分农民因对于外地务工信息及其变动了解或掌握不准确或不及时,常常在外出与回家之间或外地之间盲目往返、徒劳奔波,有的一年要跑两三次乃至更多。尤其是春运期间购票等票和乘车拥挤的烦苦与过多花费,由汽车替代火车的翻倍费用等,使农民们支出更加增多。因此,减少与避免交通通讯消费增长中冤枉的无效花费,也十分重要。无疑,这也极利于农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和收入相对增加。

7.文化娱乐消费正在改善,但总体上显得单调、贫乏,支出十分不足、不重视,从而妨碍农民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意识、观念和能力的形成,进而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农民素质及人力资本的提高。在表1、表2及表3中,2000-2007年这7年该项的消费结构变动值是负增长,且居末位;消费结构变动贡献率位居第二,但为负;消费额近三年不断下降。从所调查地区看,农民此项支出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培养的学杂费等上。同时,农村中不愿报考大学的学生逐年增多,至少在25%-30%左右。农民平时的文化与娱乐消费主要是看电视或打牌打麻将,相应,滋长了农村赌博等不良社会风气,使得此项消费畸形发展。同时,农民很少在图书报刊上花钱,平均受教育只有7年,参加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也少,不少地方不足7%。所有这些,造成农民素质和能力不能提高,既难合理有效使用好有限的收入,也无法改变收入长期低水平。显然,此项消费是十分值得加以调整和优化的。

8.其他或曰杂项商品和服务消费绝对量有所增加,但消费结构变动值变动最少,贡献率最低。从表1、表2、表3有关此项的数据明显反映出这种情况。因为相比之下,此项消费毕竟是最次要的。也由于农民人均此项消费绝对量很小,如2004-2007年四川农民人均分别为3092、3154、3618、4226、5256元,因此,对其深入分析意义似乎不大。但是,如将人情消费等列入此项,则表现出使人不能不重视的问题。从所调查的部分地区看,农村人情消费开支大,送礼名目繁多。而且近年来,数量、档次在提高,金额在增加,乃至一些人家不得不举债应付。如按家庭户计算,除开高收入户,不少人家实际占到家庭总支出的10%左右或以上。此种消费虽多属礼尚往来,一般有去有回,但是,该不该支出,该支出多少,则不是令人满意的,也不是多数农民都很愿意的。显然,仅根据农民有限的收入来看,此类消费可以减少,应该加以调整和优化。

三、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与增加农民收入

从第二大部分可见,农民消费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总体仍低(相对城市居民),具有不均衡性、盲目性(无计划、从众、冲动、攀比)、限制性、不充分性(利用差)、不合理性、特定的轻视性及无效性等等方面。其中突出集中在:各项消费结构变动值与变动贡献率不尽合理,有的消费额过多或过低。具体反映为:食品消费支出仍需丰富,且支出时间分布极不均衡;住房消费支出盲目性大且量多;交通消费支出有部分盲目性大且量多;已购家庭设备用品花费大,并占去很多消费资金,却使用率极低;文教及保健等消费支出太少;其他消费支出或多或少违心而为;同时,对农村特有的自然福利(自然环境及产出等)缺乏利用或利用不足。所有这些,浪费了农民有限的消费资金,挤占了其他正常或更需要的消费,使农村农业农民仅有或独有的消费优势不能发挥,妨碍了农民消费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农民实际消费的真正满足感愉快感,不能取得消费效用最大化。进一步,还阻碍了农民素质及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从而增收创收能力的改观,也让与消费结构有关的各个方面的改善都受影响。如此等等,既使农民相对收入大大减少,也使农民绝对收入难以增加,不利于整个三农面貌的改变。

根据前面分析的农民消费结构与收入的关系,本文认为应对农民消费结构中问题突出的项目进行不同方面和程度的调整或优化,以实现农民相对或绝对收入增加。

1.节制或减少住房消费。从所调查地区看,平均每村每年仍有3%左右的农民家庭打算建(买)新房或改造旧房,且并不一定使用或常年使用或完全使用。如果这些农民节制或减少此项支出,则一户会少花费或相对多出平均3-12万左右的收入(4);在每100户农民中,总额可达9万到36万左右。由此,可添补其他消费,使整个消费尽可能有效些,从而尽可能提高消费结构真实的合理化程度,实现相对增收。与此同时,还可提倡有房不用或少用的农民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暂时缺少房屋使用的农民,使后者从长计议,避免盲目建(购)房,也使出租房屋者获得绝对增收。

2.慎重家庭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虽然家用电器为主的家庭设备用品逐渐普及被认为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最重要表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标志,但是对于很多农民目前的需要而言类似于住房,既无多少用处,还挤占较多资金。不过,另一方面,政府又鼓励家电下乡,给农民购买补贴优惠,并把这作为促进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措施;同时,家用电器等家庭设备用品又具有住房没有的可流动性,即可搬移到不同地方的房屋使用,因而不像住房消费支出(尤其是重建或改造)那样最好尽可能减免。因此,除收入已较宽裕,不存在影响别项消费的农民外,则以慎重消费支出为宜,最好是暂缓支出,至少如电冰箱等可暂时不买。这样在此项可支出中,每户能买能不买的农民平均将少花费或相对多出2 000-5 000元左右的收入。按每100户算有75%属于此种情况。当然如果都买,也不会在一年内完成,如分三年陆续购买算,100户中头两年每年可平均少花或节省共达5-125万元左右。

3.校准或避免失误的交通消费支出。近些年来,农民工外出平均占农村人口50%以上,平均每户占一半人口,其中每年平均外出8%左右人属于这种情况。综合各种徒劳往返情况,平均按每人一年13次共520-780元计算(按火车),在每百户(每户平均4人)农民中约16人可少花“冤枉”钱0832-1248万元左右。这应是一种收入相对增加。

4.避免或减少人情消费支出。对于已占到农民家庭年收入10%左右的人情消费,从所调查情况看,起码一半可取消。这样平均每户农民能节省5%的家庭年收入。按四川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 547元算,每百户(每户平均4人)农民中可节省7094万元左右。这仍可看作一种收入相对增加。将此项与前三项相加,可得每百户农民将节省或相对增加收入21926-56842万元,按每户平均4人计算每人平均54815-1 42105元,大约相当于2007年人均收入的1545%-4006%左右,取平均值为9846元,2776%。这对于长期处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其数目不可小视。虽然在实际中只有与上述四项支出发生减省关系的农民才能获得这种相对增收,且多少也不一致,但总会在整个农村农民中引起突出的反应。

5.增加文教消费。这是整个消费结构中最需要的。有关研究分别表明,“如果每个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年,那么他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22%;一个地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将提高1%。对经济增长将达到452%”(4)。同时增加教育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比对强势群体有更高的回报(5)。因此,应尽快尽可能更多地提高农民文化教育等消费支出。在外部增收有限条件下,上面通过节省或减少的消费支出正好用于这个方面,而且主要是非义务教育上,尤其是短期技能和职业培训———因为中央确定到“十一五”末期使农村地区全部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当然不是每农民都有这种支出。不过如平均地看,其具体数量,可在上述人均节省或减少支出平均值9846元的50%-100%之间,即每人每年平均可多使用492-985元。其作用不可低估,至少可够当年培训费用。无疑,这必将使不少农民知识、能力和技术等不断提高,从而能适应不同种类或程度的工作,找到越来越多的就业门路和创收机会,尽量避免工作中生活中的种种失误,实现收入的有形及无形的绝对增加。

6.优化自给自足的消费,主要是调整及开拓食品消费。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农民还须在品种、质量和档次上不断提高。在其收入暂难改观时,完全可以在其消费的自给性方面下功夫。虽然现有自给性消费多少限制了农民食品消费的范围和种类,但自给性本身却是能变动的。因此,农民可以通过充分挖掘种植与养殖业内部及自身多方面的潜力,调整农产品种植或品种结构,增加饲养种类,乃至发展名优特新产品,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范围和品种,丰富自己生活。这种做法如需资金也不会较多,部分农民可从上面节省部分中得到。显然,这不亚于通过新增收入去购买所得到的消费满足,尤其还十分生态绿色、安全放心。而这种做法,不仅能使自己消费得到提升,如果在生产中推广普及,也会带来农民收入绝对增加,并且这也是在大力提倡或推行的。在现实中,已有农民将自己吃的和卖的同类产品分开种植养殖,虽然目的尽有不同,但总说明农民是能够通过自身种植养殖等,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消费。与此同时,农民还应尽可能利用好身边及周围已有的种种生活资源,如对山泉或地下水及建成的沼气设施等等,保持良好地使用或利用,而不让其闲置。如此等等,都会使农民不付钱地获得不同程度效益,从而实现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收入增加。

综上所述,通过不新增收入的现有消费结构合理优化,可使农民有限的收入尽可能取得最大效用即消费满足,使农民减少大量不必要的消费或浪费而实现收入相对增加,使农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提高而带来收入绝对增加,实现消费与收入最大的良性互动。这无论如何对农民都是可行的、有利的、值得实施的,对政府、社会及方方面面也是不费而惠、获益不小、值得提倡的。虽然这种调整优化涉及每户农民的具体情况并不一样,但必然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突出效果,并带来较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使所有农民养成科学、理性和有效的消费,从而收入增加。当然如何提倡和实施需另外深入探讨。总之,优化农民消费结构实现其收入增加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需指出的是,本文强调的相对增收与探讨的实际主要属于短期收入变化及作用可能常常被低估。因此,必须明确,收入的增加总是包括绝对与相对两个方面,总是离不开开源与节流。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源更是增收的主要方式与途径,但不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何况人类总是摆脱不了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何况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型经济。因此,节流即相对增收始终都不应被忽视。而对于农民,短期收入对其消费的作用远远大于城市居民。因为农民对未来的预期和担忧大大低于城市居民,他们对无保障似乎早已习惯,而且还有农村土地作最后的依靠,加之收入太低,自然会更多或主要使用其短期收入———这也有学者做过实证分析。因此,短期收入对于农民消费影响至今仍十分重要。所有这些,也正是本文最起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说明在农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中应尽可能地解放思想、拓展视野、不拘一格。

参考文献

[1]尹世杰.消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63-82.

7.农民消费论文 篇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消费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61-01

一、问题背景

消费社会这一概念是法国著名学者鲍得里亚在其早期著作《消费社会》中提出的,意指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由于物的极大丰富与系统化而兴起的一种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消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身份是个人通过特定属性与其他人联结成为群体的纽带。因此，在身份的基础上，相应地衍生出了作为主观态度的认同问题。 在消费认同成为社会大众主流的认同方式这一重大的历史背景下，本文也将顺着这一条逻辑线，逐步用消费认同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我们对南京市783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数据通过SPSS17.0进行分析，为本篇论文进行数据支持。

二、结果与分析

（一）个人认同

1、有限的品牌含义：品牌，又是符号价值专有化的产物，更是符号价值的集中体现。新生代农民工们乐于消费，但他们并不热衷品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中超过50%人的最关注的是价格与质量，而注重品牌的人相比之下只占到20.2%。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们仍将消费的实用性与价格合理性放在首位。

（1）大众传统媒介的影响：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工友和亲朋处获得信息的占54.9%，而从媒体广告处得到的信息相较之下只占34%。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自身存在的缺陷，更加限制了传统媒介在他们符号价值消费的导向作用。

（2）身份建构的缺失：一方面消费行为可以将商品作为后天资源，形成拥有性的成员资格，另一方面消费行为本身也是决定存在性成员资格的要素。新生代农民工们对身份构建兴趣不浓，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在未来的个人发展可能性方面有极大的限制。

2、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消费的失衡

（1）有形商品——餐饮:餐饮作为消费行为中有形商品消费重要的一环，在研究消费认同中起到重要的参数作用。我们发现，在调查数据中除了选择给父母钱的占到54.9%，剩下的餐饮支出占到总人数的45%。餐饮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的休闲娱乐方式，正在不同程度地被新生代农民工们所认同和接受。

（2）无形商品——休闲服务娱乐:在被调查者中，他们的娱乐方式主要集中在上网、KTV、打牌等方面。参加娱乐消费的人中，主流的消费方式就是上网和KTV，都是比较廉价和实用性的花费。隐藏在各种服务休闲娱乐抽象的形式背后，体现的是各种成员资格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新生代农民工们并没有觉得去到一个场所享受服务。这其中，受到来自于他们自身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多方面制衡的影响。

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对以上两种形式商品的消费，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他们的偏好，即更偏向于消费简单可行性又高的有形商品的消费。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此者来构建自己的消费认同，证明自己的个性从而得到周围人的认同。

(二)社会认同

自我认同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即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人认同是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社会认同是自我的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的社会群体的认同。在调查与南京本地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和周围同龄人的消费方式有无差别时，新生代农民工们觉得与南京本地青年人消费方式差别大的占近一半，与周围同类人差别大的占35.6%，明显低于前者。在南京本地年期人这一参照系下，新生代农民工们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限制——消费方式选择少，消费能力比较低，他们更愿意将自己放到周围同龄人的群体中。

三、结论与讨论

在消费认同的视角下，我们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变化。首先,改变农民身份的意识越来越明显。他们认为消费信息可以传递一个人的身份信息,于是打造自己新的形象。但另一方面，通过本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他们所建立的消费认同还是不完善的。首先，符号价值在他们消费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其次，在社会认同中，他们对与所属群体的消费能力有更高的期望，但目前的消费能力还不能让他们自由地获得想获得的成员资格。消费作为他们手中的工具，日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他们进行自我识别和归属，以及对他人进行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消费认同的构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们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对于将来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认同提供了证据和可能。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作者简介：王琳娜(1990— ),女，汉，江苏省泰州市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学生，是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度国家SRT“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组成员；王梦怡（1990— ），女，汉，江苏省宿迁市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学生，是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度国家SRT“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组组长；王英杰（1989— ），女，汉，山东省青岛市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学生，是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度国家SRT“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组成员。

参考文献：

[1]吴翔.消费社会与中国[J].广西社会科学.2005,4.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