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荒现状

中国民工荒现状（精选8篇）

1.中国民工荒现状 篇一

“民工荒”呼唤修改《劳动法》

“民工荒”呼唤修改《劳动法》

李华振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它引发了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性思考。这场“民工荒”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应当是最要检讨的，它再次把我国现行《劳动法》的不足曝露了出来。

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这场“民工荒”再次显露了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上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数众多的民工成了一个无法可依、无法可保的“《劳动法》的春风吹不到的角落”。

有人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佣”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雇佣法》。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

二、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歧视”的条款急需完善

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的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己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为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岗位。

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力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无法实现最大化的优化配置。因此，《劳动法》必须对“劳动歧视”条款进行完善，增加关于“户籍劳动歧视”的规定。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

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修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上，现行《劳动法》更是急需大动手术。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由于民工所从事的工种不再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耕种土地，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相应地，他们所面临的劳动风险已经不再是小农经济的自然风险，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传统的家庭体系和土地体系已经难以再为民工提供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必须将这些“农民工人(民工)”纳入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中。将来修改《劳动法》时，应当对此做出规定。

2.中国民工荒现状 篇二

二元经济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建立的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刘易斯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着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这两大部门。前者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 劳动生产率很低, 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而现代部门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 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发展中国家, 现代部门可向传统生产部门支付比传统部门稍高的工资以获得近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图1所示, 在发展中国家中, A为传统部门工资水平 (生存水平工资) , W为现代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 现代部门依靠稍高的工资吸收劳动力, 在W不变的情况下将利润用于再投资, 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 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 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只要传统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 现代部门就能够以一定的工资水平吸收劳动力, 扩大投资规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 即S点, 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 之后的劳动力转出将会影响到本部门的生产力总水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 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 二者工资差异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最终结构是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

此后,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该理论加以修改和补充, 使其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最经典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的劳动力, 和边际生产力不为零但低于其所获得的平均产品的劳动力 (伪装失业者) , 他们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不同。劳动力转移过程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传统部门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劳动力流出, 但不影响其总产出;第二阶段, 传统部门中伪装失业者被吸收完;第三阶段, 已无剩余劳动力, 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根据费-拉扩展, 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实质上是一个隐形的、渐进的拐点。

需要解释的是, 传统部门的分配是按照产品共享的分配方式进行的, 所有成员都取得其维持生存的劳动平均成本。这个工资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入现代部门后, 留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以保持总产出不变, 同时因为人数减少而工资是平均分配的, 留在传统部门后他们会得到一个略有增加的报酬。

二、民工荒现象及其成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加深, 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曾一度受到“民工潮”的困扰。而在2003年末、2004年初, 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劳动力供需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现象。从“民工潮”到民工荒, 被公认的“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 为何会发生民工短缺?三十年来要素市场的经济状况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 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一) 经济因素

1、实际工资

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最主要因素是净收入, 即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的下降成为民工荒现象的重要原因。首先, 农民工名义工资上涨水平低, 直接影响了实际工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农民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而其工资水平却一直未有较大提高。根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课题组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公布的一项调查, 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其次, 物价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同样影响了实际工资。近几年来, 中国的物价大幅度上涨, 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尽管农民工所取得的名义工资基本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 但如果综合考虑物价等因素,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实质上是“不升反降”的。这无疑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实质上是下降的。除上述原因外, 各地还存在针对农民工乱收费等现象。最终各种因素同时导致了农民工实际工资下降。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严重减少劳动力输出量。假设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传统部门的总生产力不变, 且总产出P将被平均分配, 则

若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总量微变L, 有

即

由于ΔW为高阶无穷小, 将其省略, 得

综合上式可得

由于在劳动力转移的初期, 现代部门以比传统部门略高的工资吸收劳动力, 则可近似认为将两部门工资水平相等。如今在中国, 传统部门中劳动力总量 (L) 很大而工资 (W) 普遍偏低, 所以工资状况对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输出量的影响很大。在像珠三角这样的东部地区名义工资上涨甚微甚至不上涨, 实际工资在近些年CPI过高的背景下实质上是负增长, 由此必将导致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

2、机会成本

农村通过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使务农成本有所降低。从2004年起, 中央连续下发了4个一号文件, 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有力地支撑了农民收入增长。此外, 国家也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 比税改前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00亿元, 惠农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 也使得外出打工的热情相应降低。同时, 近两年来农产品价格上升, 涉农收入有很大提高。2006秋冬以来, 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 大宗农产品中的玉米、小麦、食用、油价、猪肉价格先后上涨。并且科技进步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现代农业的推进提高了农业效益, 许多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使务农者有了更多增收点。这对农民增收是非常有利的。统计表明, 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超过6%, 是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名义工资不变, 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而留在农村收入却会增加。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加大, 农民理性选择留在家乡种地, 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群体行为时, 民工荒现象自然就发生了。

3、区域短期替代

从国家角度看, 区域短期替代是产生“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本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 东部富余资本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该地区的外出人口流量, 使当地人能就地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现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外出农民工分流明显, 是民工荒发生的一个深层原因。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使得供给出现了新的困难。四川省流出省外的人口613万人, 是全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的省份, 其主要流向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和重庆、云南等相邻省市;主要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流动。由于四川灾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 许多劳动力留在四川支持灾后重建, 形成劳动力回流的局面, 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四川的劳动力输出。从劳动力方面的因素考虑, 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 是广州等一些主要城市吸收劳动力的省份, 这次地震可能造成劳动力成本增加。

(二) 社会因素

《劳动法》上的条款, 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 是一纸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文。在城市中, 农民工经常被视为下等人, 他们背井离乡进城务工, 既无城市户口, 又无固定居所, 工作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收入的低下, 在城里是没有地位, 经常被视为下等人、城市的“边缘人”。工时长, 工资低, 经常性加班, 没有劳动合同, 工作不稳定, 克扣或者拖欠工资, 劳动条件恶劣, 没有福利保障, 这都是外来工劳动权益受损的表现。

外来工遭遇的社会排斥, 表面原因是由歧视的社会环境引起, 实则来自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

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 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 在管理内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各不相同的情况下, 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虽然近年来一些城市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 但优先保护城市户籍就业人口的政策导向, 使其对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内容远不及户籍人口。

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配套的相关制度共同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 外来工遭遇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 而劳动力市场实效所导致的社会排斥, 最直接导致了外来工在就业方面的社会排斥, 导致外来工在劳动权益上缺乏保护与保障。

三、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 认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 这个转变的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结合现今突出的“民工荒”现象, 这种说法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普遍认为, 民工荒作为一种现象, 背后隐藏的就是二元经济模型中“过剩劳动力转移完毕”的实质。

上文已经介绍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根据模型我们可以获得判断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标准。剩余劳动力简单的定义意味着一些劳动力可从传统部门退出而不降低传统部门产出的劳动力。用技术术语就是,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零——边际产品低, 这是本质。根据费-拉扩展, 如果劳动力转移达到第二阶段, 即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转出已经影响到本部门的生产力水平, 则认为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而现实状况却并不支持“已经到达拐点”的论断。实际状况中, 作为劳动力输出的重要来源, 中国第一产业确实含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如表1所示) 。

在中国农村, 有着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尤其是第一产业劳动力资源。但是有专家称, 在中国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和农业生产技术条件, 以一个农民平均种植60亩地的标准计算 (在没有其他大的问题的条件下) , 中国农村的农业人口达到3000万就足够了。而且,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 其生产能力还将进一步的提高, 农业人口必需量将会进一步下降。可是目前我们农村劳动力除了进城的, 还有2亿。每年转移800万也还需要转移20年。结合上述数据,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潜力还相当大,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断为时尚早。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但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居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又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虽然同样缺工, 但较之长三角, 珠三角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工现象。珠三角外来工的境况不如长三角外来工, 并且两者差异显著。珠三角其他处理劳资关系的基本模式是“市场型”, 而长三角则是“人情型”和“法制型”。而在“市场型”的模式中, 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 并且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 在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劳动力需求状况下, 外来工工资是由企业片面地决定的。珠三角农民工工资较长三角低266元, 不能不引起区域性民工荒。低工资加之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共同导致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和高流动性, 外来工在这样的博弈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地只能是用脚投票——“退出”。

摘要：文章通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和民工荒进行分析, 并结合中国现状, 认为现今的民工荒并非“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而是低工资与制度短缺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拐点”,民工荒

参考文献

[1]、王恒彦.刘易斯模型及相关争论的评析[J].技术经济, 2007 (9) .

[2]、张学龙.“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 2005.

[3]、陈智, 江德芳, 康兰.四川人口的特征与问题[J].四川省情, 2007 (5) .

3.中国惊现“民工荒”等 篇三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大变化。其背后，是社会和市场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变数和问题。

《南方周末》报道，2004年春天，“缺工”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晋江市的大小私营企业主所提及。仿佛一夜之间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以前招工是要多少有多少。”晋江市陈埭镇迪美鞋业有限公司主管人事的刘贵指着大门说，以前厂里如果缺工人了，只要在厂门口竖一块“招工”的牌子，就会有人源源不断地上门来求职，不到几天工夫就能招满，而且招满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还会有人经常来询问是否需要工人。“今年厂里准备新上一条生产线，需要再招100名工人。可你看招聘的牌子在门口放了一个多月，都开始褪色了，招到的工人还不到20个，新上的生产线根本没法开工。”刘贵抱怨说。

招不到工人的绝不是迪美鞋业一家。为了能招到工人，有的企业主声称“挖来一个工人，奖励100元”。

在劳动力大量短缺的情况下，晋江一带甚至出现一种专门带着工人跳槽的“工头”，他们带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工人，如果在一家工厂做得不满意，“工头”立刻就带着工人跳到别的工厂去。

福建省企业调查队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春节后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其中陶瓷行业的开工率不足50%，这背后，工人短缺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往年人头攒动的民工潮已经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厂家们对熟练工人难找的普遍抱怨。据统计，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在号称“童装之都”的浙江湖州织里，企业老板们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工人提供专车接送，甚至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给自己的员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也从1200元涨到了1400元。

甚至连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的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中心城市南昌，这已成为不少企业共同的问题。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大变化。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2004年6月底统计的数据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数字仍然在稳步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回落。

对于目前“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专家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2004年经济发展出现热潮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是造成农民工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供求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情况下，“劳动环境”的问题立马就表现了出来。有了更多选择的农民工抛弃了那些强度大、工资低的企业，这类企业在“民工荒”中为此前的作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地方保护令CEPA打折扣

不少人都承认，CEPA让香港产品在内地更具竞争力，及令香港服务业更早进入内地市场。不过，有商界人士指出，内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加上对CEPA条文理解及执行力度各有不同，令CEPA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形容，一年以来，CEPA整体的落实情况都不俗，若要评分，可达80分。至于为何失了20分？他直言，现时内地各省市的地方色彩颇严重，可以说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不少。

他举例说，按CEPA内容，只要在内地某一省市注册，便可以有权在另一地方经营，但因税收问题，一些省市对非在当地注册的企业，多少有一些阻挠。有时会出现“中央热，地方冷”或“地方热，中央冷”的情况，反映各自利益不同。

另外，部分省市对CEPA有关条文了解需时，亦影响了CEPA的效用。香港贸易发展局华东华中区首席代表邓正威曾表示，理论上，零关税港产品可在今年1月1日进入上海，但因为涉及具体操作程序需时，港货在2、3个月内仍难登陆上海，以致未能实时享受零关税优惠。

有商界人士指出，上海作为内地的大都市，与香港交流频繁，但在处理CEPA事宜时，亦出现以上问题，更遑论其它二、三线城市。他指出，自签署CEPA后，内地不少省市非常热衷借助CEPA，以加强香港与当地的经贸交流，更设立网站及查询热线，但有港商指出，部分地方官员对CEPA细节一知半解，大大减低港商对CEPA的兴趣。

黑龙江腐败官员构筑政坛权力场

自从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立案审查后，黑龙江政坛颇不平静。7月12日，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也被判处徒刑，轰动一时的"宝马撞人案"中的检察官和法官据悉也出了问题。

办理"宝马撞人案"的哈尔滨市道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房久林已经被判刑，《新民周刊》报道说，这位曾因查处哈尔滨"国贸城案"、"朱胜文案"而声名卓着的"反腐英雄"，此番被立案侦查的一个原因是在"宝马撞人案"中接受吃请。

《了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卷入"宝马案"中的官员不仅房一个人，道里区法院副院长张雁滨由于收受苏秀文一方8000元人民币，已被停职在家，免于起诉，熟悉他的人告诉《了望东方周刊》，张马上就要退休，曾经兢兢业业地工作。

此外，宝马撞人案中担任公诉人的于姓人士也接受了苏秀文一方的吃请，"宝马撞人案"再次成为近期媒体关注的热点。

一位哈尔滨当地官员告诉《了望东方周刊》，当地政界人士更关注的是韩桂芝案和赵洪彦案，因为两位高官都曾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不知道他们，尤其是韩桂芝会把谁说出去"。

韩桂芝案还处在调查中，据悉与马德案有关；而赵洪彦作为马德的前任，在马德案发后即应声落马。2003年到2004年黑龙江涉及腐败案的高官也大都和绥化有关，田凤山、马德、王慎义(原绥化市长)，以及赵洪彦都曾在绥化权倾一时。

"黑龙江纪检机关打击腐败的力度在加大，但近年来职务犯罪还是愈演愈烈，前'腐'后继，如何有效地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这是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所在。"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郑国志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是一个体制问题。" 据《了望东方周刊》了解，在哈尔滨监狱服刑的近百名原副处级以上职务犯罪人员中"一把手"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的即使不是单位的"一把手"，也是在重要的岗位上掌握着绝对的权力。

4.从“民工荒”看巴中劳务产业发展 篇四

近段时间，各大媒体将“民工荒”传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各方面广泛关注。巴中市以作为以劳务输出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对此次“民工荒”现象必须深入研究，思考有何影响和如何应对。

一、“民工荒”的主要特点、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

（一）主要特点

综合各方面观点，此次“民工荒”准确名称应为“局部地区农民工的相对短缺”，其主要特点为：①局部性。发展在局部地方，主要集中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大约缺工10,仅珠三角就缺工约200万。发生在部分行业,主要集中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制品加工等行业。②相对性。目前全国城务工的农民为8000万,仍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转移，农民工供给远超过城市用工需求，没有达到“绝对不足”。“民工荒”只是相对于局部地区的部分行业用工需求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相对不足”。比如，珠三角200万用工缺口中,技术工人缺口达70以上.③特殊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悉工。

（二）形成原因

引发此次“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①工资待遇长期不变，珠三角地区几年来工资只提高了68元，因物价上涨等因素，实际工资持续下降；②劳动环境差，许多工厂缺乏起码的通风、散热和安全防护设施，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上每天从事10―1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另外，在工种分配、工资发放、劳动管理、技术培训、职务迁升、社会保障等方面与非农民工不能享受同等待遇；③生活环境差，许多城市对农民工居住、子女入学等都有歧视政策，城市人对农民工缺乏应有的尊重；④外出务工的比较效益下降，一个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全年只能挣回纯收入3000―4000元，而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和“粮食直补”政策的落实，在家从事种养业全年也能有3000元左右的纯收入，还少担旅途和工作的安全风险，过得舒心、自由和有尊严；⑤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使企业迅速扩张，用工大幅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①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来看：长期以来，一些沿海地区主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现高增长，投资者主要靠压低工人工资、减少劳动条件投入赚钱。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些地方和一些行业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原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能力逐步减弱，盈利能力越来越弱，只能靠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劳动条件投入来实现利润，这就造成了长期低工资和劳动条件得不到改善，致使农民工转投其他地区和行业。②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利用“看不见的手”将资源配置到能更好、更多获取利益的地区和行业。在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时期，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各种市场信号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真实情况，致使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这一主要资源的流动很盲目和被动。随着市场发育的不断成熟和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信号能较准确反映市场的真实行情，人流、物流、信息更加畅通，农民工流动就趋于理性和主动，会在市场信号的引导下流向更好、更优越的地域和行业，包括选择比较效益不断提高的在家从事种养业。③从发展观念转变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让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非均衡、非协调发展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长期发展缓慢，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农民工只能靠到东部沿海务工增加收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以人为本、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步确定，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央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重视和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使中西部和东北得到大力发展和农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一些地区、行业、企业对农民工更加尊重，从而使农民从情感到利益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三）发展趋势

农民工相对短缺将引发以下连锁反应：

――部分缺工企业在成本许可的情况，将增加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将有所增加，将吸引少部分农民工回流。但短缺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原因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已稳定下来，不会再流动，只有少数近期外出的和尚未有稳定工作的人回流。

――几个集中缺工地区会在农民工的居住、子女入学、社会保障方面做相关调整，但这不是一蹴而就能完成的，需一段较长的时间。

――为了寻求更加稳定、持久的劳动力，劳务输入地的政府和企业将与劳务输出地的政府、培训基地、中介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但这也需要一段时间。

――部分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企业将向条件相对较好的劳务输出地转移，通过降低农民工的输出成本以增加吸引力，但这一过程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部分有实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企业将转向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减少对普通工人的需求。

――劳务输出地的政府、培训基地、中介组织和劳务人员将根据农民工短缺的市场信息，在近段时间内主动在缺工地区和企业寻求条件较好的用工机会，为春节后的劳务输出做准备。

综合以上分析，加上宏观调控成效逐步显现，“民工荒”的总体发展趋势为：近几个月内，随着用工企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将有少部分农民工回流；根据市场信号春节后“民工荒”有所缓解，但由于造成此次“民工荒”的主要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根本解决，明年“民工荒”不可能根本解决；1―3年或更长时间内，宏观调控取得成效后、农民工进城务工歧视政策改变后、劳务输出和输入地区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后、沿海地区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后，“民工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供需才能达到相对均衡。

二、从“民工荒”看巴中劳务产业面临的问题

此次“民工荒”在近期内可能将增加巴中劳务输出量，对巴中劳务产业有利，但从较长时期分析，是弊大于利。在“民工荒”引发劳务形势变化后，巴中劳务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为：

1.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亟需提高。一直以来，巴中乃至全部劳务输出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成规模、成建制输出的很少，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其一，农民工一直以分散的个体面对用工企业，从客观条件到心理都处于绝对劣势、弱势，找工作不存在“双向选择”，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等待用工企业录用，不可能在工资、劳动条件等方面提出要求；其二，组织不力，造成对劳务市场的信息掌握不准，导致部分农民工盲目流动，他们主要靠亲戚、朋友、乡亲等获得不太肯定的用工信息，来到目的地找份工作就心满意足，在工资、劳动条件方面没有更高的要求。这两个问题是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劳动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原因之一。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在准确掌握用工市场信息，对市场情况做出敏捷的反应的同时，组织者通过与用工方对等的谈判，可以为农民工争得更加优越的条件。此次“民工荒”后，各劳务输出地必将更加重视对劳务输出的组织，巴中作为劳务输出大市，应该逐步实现全部农民工组织起来再输出。

2.输出组织的难度加大。经过二十多年的外出务工的锤炼，农民工在选择工作上更加理性，在工资、劳动条件、福利、社会保障、居住、子女入学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巴中是以农为主的山区，随着国家在农村税费改革、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农民在家务农的`比较效益会逐步提高，部分农民，特别是年龄稍大、没有技术或者有家有室的人将选择在家务农。

3.培训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培训与使用脱节，各培训基地盲目设置培训内容，未能达到按需定训；其二，由于各培训基地实习设施投入不足，和培训老师本身没有丰富的经验，培训出来的学生仅仅是学徒，而不是熟练工，缺乏竞争力；其三，培训的主要是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工人，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4.本地转移仍然很难。原因是：一方面，巴中的区位条件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特别是交通相对而言越来越落后，企业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向劳务输出地转移的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很难落户巴中；另一方面，巴中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城市化水平主要是靠农民工外出务工挣钱支撑的，在本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很少，根据目前全市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本地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几千个，六十万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需到外地务工。

5.劳务产业将逐步萎缩。“民工荒”后劳务输入地生活、居住政策和环境逐步改善会使现在的部分巴中农民变成其他地方的市民，再加上在家务农的比较效益增加使一部分农民不愿外出，六、七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减少外出务工，1975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了人口增长的同时也使现阶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幅减少等原因，可供输出的、能为巴中创造收入的农民工将越来越少。

三、巴中劳务产业应对“民工荒”的对策建议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及其已反应和将要引发的经济、社会变革，作为每年输出六、七十万民工的劳务输出大市，巴中要沉着应对，变不利为有利，借助这次机会，彻底改造巴中的劳务产业，提升竞争能力，进一步做大做强。

1.正确理性对待，避免盲目回流。此次“民工荒”出现后，一些劳务输出地方、机构和部分劳务人员可能认为这是少有的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的机会，将组织大量劳务人员回流到几个主要缺工地区，引发新一轮“民工慌”，“民工慌”又使工资、劳动条件、生活环境等得不到根本改善，又引发“民工荒”，造成恶性循环。全市的劳务主管部门和中介机构不能盲目组织民工回流，而要与用工企业直接商定用工数量、条件后再组织输出。特别在2005年春节后，要引导农民工不要盲目回流，而要组织他们有序流动。

2.构建输出网络，提高组织程度。全市各级劳动主管部门、劳务中介机构、培训基地和市、县（区）政府各驻劳务输入地办事处要充分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多渠道、多层次与劳务输入地的劳动主管部门、劳务中介机构、用工企业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重点构建巴中劳务中介机构、培训基地与用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合作双方对劳务供需双方在工资、劳动条件、供需数量、供需劳动力水平的信息及时交流，实现全市劳务输出实现有组织、成规模、稳定有序地输出。

3.改革教育培训，实现“三个面向”。在合理利用全市现有职业教育、技术培训资源，大力开展好“劳务开发双百工程”，完成三年培训100万名农民工数量指标的同时,要改革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实现“三个面向”：一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训内容，特别是短期培训的针对性必须要强。各培训机构在与用工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后，短期培训应以“订单培训”、“定向培训”为主。短期培训方式应灵活多样，在抓好本地老师授课、本地学习、本地实习的同时，条件允许情况下要采取用工企业技术工人授课、用工企业学习、用工企业实习等多种形式，使受训人员培训结束时就是熟练工。二要面向未来。目前，在继续抓好建筑、服装制造、制鞋、玩具制造等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同时，要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后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在中长期培训中要重点抓好机械、电子、医药、化工等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以适应未来人才的需求。三要面向世界。巴中的劳务迟早要走出国门，也只有走出国门才能拓展发展空间。各教育培训机构和从业人员必须有世界眼光，随时为国际劳务合作做好准备，并力求有大的突破。

5.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 篇五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大潮，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现。时至今日，农民工的总体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且平均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尤其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市民化、城市化倾向明显，具有更高的生活期望与更强的权利意识。也正是这些特征，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和第一代农民工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处境时，许多人不免会产生更大的心理不适，进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他们在面对就业问题，也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倾向，然而在自身技能和条件的限制下，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一定程度的造成了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局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16岁——28岁，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他们大多是一毕业就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未婚，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农村社会生活日渐脱离，而对城市生活则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被有关专家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新生代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与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更多的人接受了职业培训。另外，新生代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和影视的影响，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了。这不仅使得他们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服务。

第二，职业期望值高。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这使得他们在找工作时不再单纯以工资看齐，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和专业。因而他们在求职中，除了注重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工作的发展前景，是否有职业培训也备受重视。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更倾向于第三产业以及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追求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就业岗位，不愿从事高强度、高危险的苦、脏、累工作。

第三，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从生活方式的变化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娱乐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的多是城市的大众文化，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对较小，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受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第四，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是独生子女，很多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离开了农村。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村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上一代农民一样经受生活的磨练，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在工作耐受力方面慢慢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提并论。但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其实新生代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2】：

第一，消费观念更加开放。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城打工，或是从小跟随着打工的父辈在城市成长。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影响很大。

第二，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目标上，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记挂，终归要回农村去。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因而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乡土情结。比起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第三，渴望的到社会认可。他们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希望有关机构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人们尊重和社会认可，希望参与城市的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融入城市群体。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第四，社会保障需求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大大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第五，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被农村边缘化、被城市边缘化。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第六，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也很明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视乃至歧视。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同时，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本领，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与此同时，社会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加剧了他们的就业矛盾，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逻辑上讲，“用工荒”和“就业难”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只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劳动者不挑不检，就一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但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职业期望，这与我国目前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生产性和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的现实情况不相符。

“用工荒”是针对我国农民工的用工荒，主体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性和加工性的工人缺乏，如机械加工、设备操作工、电子电器产品装配等，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发生在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原因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首先，经济结构失调。

“民工荒”荒的是不太注重学历的普工，“就业难”难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工荒”意在说明中国现在需要大量民工，大量无知识人员，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工业的大部分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难”却又说明了中国有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高学历人才，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可以接受他们。一边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人，一边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找不到工作——结构性失业。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培养了大批知识密集型人才，但中国经济却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为主，还没有上升到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知识密集型企业还没有多到能接收现有知识密集型人才的程度。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民工主流，更加加剧了“民工荒”的现实。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历越来越高，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远没父辈大，择业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不愿意做流水线上的普工。

从岗位的数量限制上来看，技术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已然未达均衡，如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研发性、知识性的技术岗位，未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不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同时，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面临着毕业找工作，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无疑受到了更加全面的系统教育，综合素质较高，更加的适合技术密集型和知识集中型产业。这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新生代农民工有技术不愿当普工，老一代农民工没精力没能力当普工，于是直接反映出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失调的现状。其次，劳动力市场失衡。

“民工荒”有一部分“荒”的是民工们的心态。民工在城市的工资待遇很低，并且还会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在经济大面积回暖之后，对于某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城市不再是向往的地方，家门口的收入即便是低，但也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于是导致民工求职市场的求大于供的失衡。

而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求职却不同于老一辈民工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接受了技术培训，拥有了知识，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再回到农村过着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的日子，是极不情愿的事情。结果便是新一代青年民工扎堆挤进数量有限的好的工作岗位。

可是找不到民工的企业为什么不去录用这些有知识的人才呢？其实原因主要出现在青年民工的不愿意将就心态。大多数招不到工人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于低技术低利润空间的行业，意味着只能支付起廉价的工资，并且从长远看来发展上升的空间很有限，这些就业机会都得不到大多数青年民工的认可，与他们理想的奋斗目标相悖。而能够提供好的用人单位对所选用的职员提出了较高的技能要求，他们能支付较高的工资，相应的他们也需要员工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并未得到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便顺应而生了。

第三，资源禀赋逆转。

所谓的“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就是，民工的价格变贵了，大学生价格下降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可以这样讲，现在要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30年前找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现在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一个大体的状况。”然而，当今市场对普工需求依然很强烈，但是供应数量却在下降。愿意从事普工的，往往都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的劳动力，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与此相对应的大学生又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大部分都希望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但是相应岗位却有限。

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小学学历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因为少，所以价格高；而大学生等高学历劳动力则是富集资源，因为多，所以显得廉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提高普通用工的工资，并且没有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怀抱远大理想的青年农民工看不到未来发展的上升前景，因此出现了“民工荒”；技术密集型企业所要求的门槛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相对较高，这一道技术屏障直接将很多人排除在外，同时，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增加都会直接将这块本来就不大的蛋糕瓜分的只剩零星，结果便是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难”。

第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转移。

近年来沿海地带开始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金融危机”加速了产业升级和换代，使得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业长足发展。于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有了更多的目的地。再加之这几年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降低。由于产业升级转移正在处在一个过渡期，仍然有一部分密集型企业留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他们需要大批农民工，而上述原因又都直接导致这些地方求职人数减少，从而“民工荒”程度加剧。

第五，全球经济危机的滞后效应。

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东部外贸出口公司经营状况不景气，大量民工被辞工返乡。2010年以来，即便是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倒闭的外贸公司又重新活了过来，但仍然难以抹去被辞民工们的“失业”阴影。谁都不知道在这风口浪尖处，中国经济究竟能好多久，外贸公司能拿到多少订单，自己的饭碗又能继续保几年。他们既没有户口，也没有保障，更没有收入来源，“失业”阴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回暖后“民工荒”的现状。虽然中国经济回暖，但美欧各国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国内工人不开工，便向中国下定单，可是收购价格上不去，而中国这边闹“民工荒”，民工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两头难。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资不抵债，日益亏损，便撤出市场，剩下的只是垄断性大企业，结果本来可以解决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就业的职位消失了。然而只有垄断性大企业，又对产业升级极其不利，中国的加工企业将仍然长期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恶性循环，加工企业仍不能有效地帮助解决大量技能型或知识型就业岗位。

五、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对策建议

要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必须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青年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两方面来同时进行。

第一，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对外向型工业的依赖过分严重，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让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后果，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就是知识型白领岗位供求不足，而对普工或低端蓝领岗位需求旺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能够产生大量“白领”岗位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接受了义务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们又不会甘于从事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应对“民工荒”与“就业难”，治本之道就是进行产业升级,逐步摒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杜绝盲目扩大投入，不引进产能过剩的项目。产业结构调整要主动地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这样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性、技术性岗位。这不仅能够满足新一代农民工技能提升的新需要，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难的“结构病”。

第二，国家政策制度相应倾斜。

新生代农民工对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要增强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提供好相关的综合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策。国家应当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中央及各地应大力推出惠农政策，从而保证农民工回乡就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国家还应当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对在中西部发展的企业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东部沿海进行技术密集型转型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政策支持，推动其升级转型。国家需要继续加大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比如，在企业与高校之间建立起一个基于信息沟通的合作机制，使得高校能够根据用人单位的及时反馈对具体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进行修正。这种沟通与交流为大学的改革和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国家还可以对企业实施一些优惠政策，用来支持高校的就业体验制度及相关活动。对于积极支持和参与大学的就业体验制度及其活动的企业，国家将给以一定的补偿或奖励，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优惠。这样的制度不仅为大学就业指导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大学毕业生职业观的形成和就业经验的积累也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第三，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现有培训体系应该体现出健全市场化的培训运作机制，在培训机构的认定、招生、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等环节中贯穿市场原则，形成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在发展方向上应该立足于就业市场需求。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系统接收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比例较低、用工市场技能型人才普遍短缺、体能型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就业的现状，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市场紧密结合，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求职过程中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后的岗位培训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岗前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采取灵活、有效、节时的培训方式，合理安排培训内容，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订单式培训，保证培训的针对性，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后的就业率，培训机构应该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实行随到随学的办学模式，满足不同时间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逐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和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其次，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在培训方法上，要注重采用案例教学法、工学交替、到实习基地实训和现场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突出技能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学有所得；在培训内容上，应该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再次，增加劳动力培训市场供给。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的服务系统。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力培训市场服务体系，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和中介组织主动参与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建设并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人才资源库、培训信息资源库、城镇用工信息库、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库和就业跟踪资料库等，奠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的基础;加强劳务输出流转的信息服务工作，组织业内人士定期调查并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发布劳务信息，引导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服务。

第四，增强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爱，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求与愿望须正确认识和评价。

当前他们欲求和愿望很多,但不外乎集中在：其一，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其二，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其三，工作岗位、工作条件与脏、苦、累、险远点。其四，收入水平除正常生活外有积蓄，不是就业人员的最低水平等。从这些利益诉求的实质上看，不外乎是一个公民或是有正常欲望的人合乎本能和时代特点的基本要求。如果认为是正常要求就不会歧视，就不会从贬义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诉求。

同时，要引导新一代农民工正确的价值观，要让他们自己对农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对农村自卑和逃避的心态。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对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事干的尴尬。多数专家还认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

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兄辈，具有很多的优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又有一定的理想，思想也比较活跃，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些优点也正成为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心气浮躁的原因。这让他们有时候对自己的估价太高，对部分岗位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于利益的要求脱离了现实。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无奈和郁闷心态，产生需要宣泄和释放的欲望。成了既融入不进城，也回不了农村的“边缘人”。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又喜欢“北上广深”的繁荣，认为好的地方才能展露自己的才华，带着金子总会发光的信念到东部沿海城市求职，于是造成东部人才竞争激烈。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他们的职业期望与现实的就业市场需求不相适应，难以适应企业转型的需要，高不成，低不就，无法在城市中实现真正立足。

6.中国民工荒现状 篇六

摘要

随着暑期的到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关工作也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有那种超乎平常的感觉，为了响应各级团委的号召，抱着了解社会,增长才干的宗旨，我们高中几个老同学一道踏上了社会实践之路，利用家人、亲戚或朋友在那边打工之便，我们鼓足勇气踏入了浙江宁波北仑一年轻一代农民工家庭聚集区，用我们的视野去观察和感受那些80后大哥哥大姐姐在城里务工时的生活现状，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城市的工业区从事于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此次调查问卷包括家庭总收入、总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生存问题、劳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权利问题等共十五个问题，均由我们逐个口述让他们现场回答并现场记录。

关键词：关键词

1、中国；关键词

2、第二代；关键词

3、农民工；关键词

4、生存现状

正文：

“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少量的第一批入城打工的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第二代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与第一代相比，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生存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他们的生存现状谈起，探讨他们的权益问题，试图找到改变他们现状的途经。此次调查问卷包括家庭总收入、、子女就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生存问题、劳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权利问题等共十五个问题，均由我们逐个口述让他们现场回答并现场记录。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调查中的一些统计数据以及通过网络搜索或查阅资料得到的相关信息：，1，在被访的农民工中，1970年之前出生的人只占8.4％，70后占20.2％，80后占70.0％。他们年龄都在18-25岁，平均一个家庭有3--4人，每个家庭月平均收入在1500元左右，其中收入最高的家庭每月可有2500元以上，最低的在1000元以下，2、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大部分是高中学历），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3、与父辈的差别:“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4其中仅有80%的家长表示自己经常关心子女的学习情况，会定期主动和孩子、学校谈论学习，许多家长抱怨这里的教学质量远不如老家的公办学校，孩子空闲的时间很多，不过他们都对学校教师的敬业、负责和认真的态度给与了积极的评价。

5、所有人都对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表示满意，感谢政府给予他们在生活、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保护6、80%以上的同志表示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问题，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7、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别

由于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使第一代与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之间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更加丰富，具有更多的时代气息。经过我们调查分析，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学习技术和自身形象，外出动机更加丰富，第二代农民工多数有一定的知识基础，重视学习技术，其素质较高，而且在衣着、言语、举止方面很懂得自我包装，他们找工作不仅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而且可以走进“人才市场”。

（二）较高的工资待遇期望值与更加重视健康情感并行，第二代农民工不再继续接受其父辈那样的“低廉劳动力”的命运，议价能力和意识都在不断上升。对于工资待遇的高期望，来源于他们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来选择自己的职业，他们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和招聘会等来寻找信息。走在招聘会场里，你很难把大学生和新一代的农民工区分看来，他们的服饰不再是他们的标签。而且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更加看重工作环境是否危险，是否影响健康。

（三）关注权利平等，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第二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对劳资关系调整的影响力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表现出了较强的“反叛”精神对恶劣的就业环境敢于说“不”。

（四）要求进入主流社会群体，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调查中显示，第二代农民工中有高达66%的人有梦想未来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约30%的人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为新“客家”人； 约50%的人表示能“干得好，愿意呆下去”。他们抱着发展的目的来到城市，希望通过进入城市打工离开穷苦的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打开新的生活局面。

 进城务工青年生存现状令人担忧

（一）工作脏、累、差 虽然现在进城务工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其就业仍大多为体力性行业，加班时间长、待遇低、拖欠工资严重。

（二）就业、子女就学存在歧视

1、就业歧视，自1994年以来，一些大中城市陆续制定各种政策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及就业，使城市人口在许多的行业里能够获得较多的职业优先选择权。如对外来人口的经营执照的百般刁难和拖延，驱赶、罚款外来经营人员，在银行设置重重障碍等。

2、子女就学歧视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子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的大门之外。大量的私立小学、中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然这些学校大都受资金困扰，办学条件极差，师资力量更是薄弱的惊人，但收费却昂贵的吓人。于是很大一部分民工子女不能入学，以至于他们整天只能嬉戏玩耍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无所事事。

（三）由于体制上的障碍和观念上的歧视，其难以融入到城市之中 外来人口的增加必将占据大量的就业岗位，理所当然的会占用当地的就业岗位，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外来民工和当地居民争抢“饭碗”的局面，使当地居民排外情绪日增，不利于进城务工人员与当地的融合。且由于进城务工青年得不到社会及时的引导，并因体制上的障碍（主要是户籍制度），他们常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观念上的歧视，以及缺少社会关爱，更使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四）缺少指引和培训机会，个人发展面临困境 缺少指引和培训机会，使进城务工青年自身素质难以提升。进城务工青年普遍没有适合自己的合理职业规划，所以不可能有什么长远打算，也就缺少了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于是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提高发展自己，选择工作时也只看当前的工资是多是少，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这就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扼杀了自己的潜在智慧和能力。

 感想：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青年学生的历史使命

作为国家政策长期照顾和扶持的大学生，更应该关注这些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我们可能是今后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农民工子女也可能在更远的将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与国家的命运相连，更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告别那种“充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方式，积极了解我们周围这些问题的现状，深入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就是相应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目前，中央又提

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让人与人之间达到平等，不仅是财富分配制度的平等，更包括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生存机会的平等。其中教育机会是关键，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也一定能够在其他方面获得和他人平等的机会，相反，如果一个人连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都不能获得，那么他也很难得到其他平等的机会。可见，教育的平等性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站在平等的原则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地区平等。二，努力提高进城务工青年的整体素质

三、完善法律保护机制，加强对雇佣方的劳动监察。

四、高度重视进城务工青年自身及其子女教育，促进教育平等机会，除此之外，我们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提出以下倡议，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给他们带去一点温暖。1，用善意的眼光和言语去对待这些辛苦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永远不要歧视他们，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2，尽可能的告诉你周围的人，农民工不是肮脏、穷、没文化的代名词，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也想成为受尊重的人； 3，在生活不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向农民工的子女捐赠一些有用的东西，哪怕是一支笔，一本书，一元钱，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4，有机会的话，去农民工子弟学校走一走，看一看，教一堂课，和孩子们谈一谈，他们清澈的眼神会让你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5，在学校尽力做好自己的事，不要占用着宝贵的教育资源而虚度光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强者，才能在今后改变自己和更多人的命运。希望广大和我们一样的青年学生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倡议，做到了这些，不仅会在你大学的经历中写下有意义的一笔，更让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事业，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 后记—明日曙光乍现

本届政府在关注普通民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部部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相继出台，这将大大的改善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除了人文关怀外，更需要的是政策体制的保障。面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问题，政府更多的考虑了农民工问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作了《农民工维权手册》。温家宝担任总理以后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始整治恶意拖欠工资的雇主，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注重保护他们的利益，出台了很多可以操作的政策，还农民工一个相对的公平的生存空间。部分省市已经开始试行城乡合一的户籍制度，摒弃了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居民享有了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居住、教育、就业机会；许多大学生在毕业后

志愿到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支教工作，为农村落后的教育现状带去了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知识，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学校园里开始经常出现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募捐的活动，一批批大学生在课余时间主动走向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课、调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多的温暖，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和谐、美好。

致谢

7.“民工荒”和转型之路 篇七

对于突如其来的订单和不可思议的“民工荒”, 乐观者认为这是外需复苏的强烈信号, 而谨慎者则认为, 这种订单的增加并不能和经济的回暖简单等同, 而主要是因为国际订单的长期停滞、企业库存耗竭和季节性需求旺季等周期性因素导致, 就珠三角外向型企业的生存环境而言, 暂时还不能简单地依靠周期性的“民工荒”而轻言全面复苏。

的确, 自下半年以来, 全球经济回暖的步伐好于一些权威机构的预测, 中国经济的诸多数据如果从环比看更是呈现明显的向好趋势。这说明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量信贷支持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日益显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关键数据如果从同比来看, 依然在低位运行。拿外贸而言, 前7个月从环比来看, 进出口已经连续5个月反弹, 但就同比的数据而言, 1至7月份, 我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11467.1亿美元, 同比下降22.7%。其中出口6271亿美元, 同比下降22%;进口5196.1亿美元, 同比下降23.6%。累计贸易顺差1074.9亿美元, 同比减少12.4%。

笔者认为, 目前在珠三角和浙江等外贸型企业出现的“民工荒”的确让人看到了进出口复苏的希望, 但对于这种明显带有季节性的现象一定要谨慎分析, 切勿盲目乐观。对于中国外贸依然在低谷运行, 处于负数区间的事实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外贸企业的严峻态势不可掉以轻心。在外贸数据本身负增长的情况下, 切不可由于季节性旺季对订单的需求而轻言外贸回暖, 考虑到欧美等国依然不确定的复苏前景, 对于因圣诞节等明显周期性需求导致的订单回升必须有个正确的研判。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下在珠三角和浙江温州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和2005年爆发的“民工荒”比较, 如果说2005年出现的“民工荒”很大程度上属于农民工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自我抗争的话, 则本次“民工荒”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一是自2008年伊始,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珠三角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大面积倒闭、裁员等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另谋他途, 珠三角不再是农民工的首选之地;二是春节过后, 中小企业生存形势依然严峻, 较少实际用工需求, 大量农民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 或者在本地创业, 或者将选择的目光转向一些内需型的企业, 导致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减少;三是企业对今年出现的季节性的旺季准备不足, 在去年大量裁员而库存消耗殆尽, 订单突如其来时则面临用工的缺口。如果以这种季节性的“民工荒”作为判断外贸全面回暖的关键指标, 则很可能误判形势, 从而误导政策。

就目前大量外贸型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况来看, 相对于2008年大面积亏损、生存困难的情形而言, 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首先, 社科院等机构之前的调查结论显示, 即使在前半年政策盛宴的刺激环境下, 因为资源基本流向了大企业, 目前依然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严峻;其次, 即使在目前旺季的情况下, 浙江温州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实际产量仍不足产能4成, 大部分订单依然集中在大型企业;第三, 在生存都难以确保的情况下, 大量中小企业的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对外需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 而在外贸增长仍然处于负数区间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的全面回暖显然还未到来。

对于珠三角和浙江等地出现的“民工荒”, 当地劳动部门一方面要帮助企业解决暂时出现的用工困难, 另一方面, 企业对这种周期性的订单要有正确的预判。同时, 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再次凸显了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忽视农民工合法权益、依靠压榨农民工的生存权益建立的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具有任何抗风险的能力。面对本次出现的“民工荒”, 珠三角和浙江等外向型的企业切不可盲目乐观, 一定要坚持走痛苦的转型之路, 特别是对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包括他们的最低工资给予足够的保障。

8.“民工荒”启示 篇八

人口红利近尾声

短期来看，招工难是区域增长更平衡的结果，内地就业岗位增多，与沿海的工资差距缩小，对农民工的吸收加强：过去沿海地区经济一枝独秀，农民工只有赶赴沿海才能找到工作。近年来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进步，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开始赶超沿海，重演1950-70年代美国穷州追赶富州，以及欧洲较穷区域追赶富裕区域的现象。

这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而且中西部工资涨幅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缩小。同时，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去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尤其是去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当地产业结构以较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企业主将工人工资压得较低；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和涨幅就高于珠三角，因此对民工的吸引力也较高。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提高，部分农民返乡搞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

招工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我国劳动力供给已逼近“刘易斯拐点”，目前区域性的招工难，在几年后可能演变为全国现象。

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日本的经验，可以预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常态。劳动者报酬的上升可推动消费，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劳动者报酬在经济中比重过低的现象有望进入拐点，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已进入了对提高生活质量和便利水平的“可选品”和“奢侈品”需求爆发，以及对娱乐服务的消费快速增长阶段，尤其看好未来几年的汽车、旅游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城市消费，以及家电等产品在农村的快速增长。此外，伴随着越来越多老百姓去影院看电影，商场购物，未来商业地产（不仅仅是写字楼）有较大上升空间。

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倒逼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实行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目前民工荒主要集中的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些地区已无法沿袭过去的增长方式，企业要么被迫转移到内地，要么实现产业升级。

劳动力的上升可能成为推高中国中长期通胀的因素。中国此前多年工资上涨幅度一直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因此劳动力成本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但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趋于紧张，工资涨幅加快，如果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则很有可能转化为通胀压力。

劳动力供需条件逐渐变化，也使我国一些改革的进程可以加快。如果说过去我们受制于工人就业难的后顾之忧，依然希望维持低端产业、加工出口业一定的增长，因此可能延缓了汇率改革、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以及环境的保护进程，如今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渐趋于紧张，市场这只手就使得低端产业无法存活和吸引工人，人民币升值等措施对就业的影响减小，那么政府做以上改革的担忧更少，决心更强。

推进制度改革

以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带来额外的可转移劳动力。目前学者对于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多数未考虑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提升空间。我国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地广人稀的美国，也低于日本、韩国等耕地条件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来实现，譬如加强农村土地的流转，实现规模种植，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业补贴和技术应用。

防止“去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同时买不起房子（尽管农民工手上有着农村土地，但无法在市场上实现价值换取城市购房的首付款），因此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城镇化的基础不扎实。伴随未来人口结构老化，老了的农民工可能大举返乡，造成“去城市化”局面。因此尤其需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城镇化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