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麦当劳化现象分析论文

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麦当劳化现象分析论文（3篇）

1.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麦当劳化现象分析论文 篇一

3.1推进教育管理理念的革新

教育的良性、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高职院校属于高等教育的一分子，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教育活动的双方是生命个体，师生的道德素质、个人能力、科研水平等方面，这些都是不能用一个一个“冰冷”的数字来评价和衡量的。因此，作为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不要仅仅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不要仅仅只从学校的名声、利益方面来考虑，盲目设定一些不合理的指标，来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数字量化的评价。高职院校的管理者更应该要做的是革新管理理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坚定不移的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这才是办教育的本意。

3.2坚守高职教育教育性

高职教育在目前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放眼过去的十年，我们国家的高职教育可以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当前，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过分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训，认为只要学生获得将来所从事某种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就足够了，却忽视甚至忘记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这显然背离了教育的本质。高职院校教育是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在教育本质的引领之下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追求，虽然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也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服务，但是教育者首先要为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他们良好的道德习惯，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人、职业人。高职教育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培训机构有明显的区别，必须严格坚守高职教育的教育性，才能使得高职教育朝着健康化、快速化的方向发展。

3.3普及多元化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应该仔细选择，因为人与人有能力、兴趣和需求的不同，这些方面是不能用一元化的评价方式来进行的，这与我们提倡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作为教育者，要真正明白教育的真谛，真正明白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所应该拥有的教育智慧，要能够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实行生命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教学中体验日常生活，体验生命的意义。孔子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要因材施教，而我们当前对学生的评价手段却是单一枯燥。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方式，高校教学管理者应该能做到以人为本、知人善用。为师生提供个性化的工作和学习环境。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只看考试分数。对教师的评价，不能仅仅只看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主持和参与了多少个不同级别的课题。学生的成长、师德的提高是需要从多方面、多维度来进行的。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普及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是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者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M].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版，1999:16-19.

[2]刘云杉.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检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41.

[3]李寅滢，张磊.班级管理的“麦当劳化”[J].教学与管理，2008(11):26-27.

2.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麦当劳化现象分析论文 篇二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借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对麦当劳的社会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 里茨尔承认合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与理性的, 但是, 更为受人关注的是其合理化所带来的危险, 即理性的非理性, 韦伯称之为“理性之铁笼”, 意指人们被自己建构的规则所束缚, 一刻不停地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从事着生产活动, 渐渐失去自主性, 犹如在一个巨大的牢笼里。而事情也确实如此, 这个社会日益变得合理化, 最终变成一张充满理性机构的密不透风的网, 最终我们将面对一个合理的铁笼:无法逃离, 没有出口。[1]

根据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一书中的论述, 麦当劳化不仅影响到餐饮业, 也影响到教育、医疗、休闲、政治、家庭, 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笔者认为, 这种麦当劳化的扩张在四个层面体现、渗透在电视媒体中。

一、高效率的低效率体现

麦当劳化提供了效率, 或者说提供了从一点达到另一点的最佳方法。“在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中, 最常与表面上的快生活节奏相关联的是高效性。”[2]而这一点, 正是通过强调科学管理体现在电视媒体中。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合理地安排电视媒体内各项工作的流程, 减少不必要的步骤, 并且将所有生产工具和操作程序标准化, 从而实现高效率。

我国电视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标准化趋势, 使电视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更加合理化, 利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方法, 使电视内部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产生效率最大化。

效率最大化也体现在流水线式的专业化生产中。流水线在20世纪初出现, 因为能够节省时间、能源和资金, 从而提高效率, 成为专业化生产的代名词。在电视媒体的节目制作中, 流水线式的产品生产过程体现为一系列程序, 创意选题、制作拍摄、后期包装等都是从操作的原则中简洁概括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 “工人不得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步骤, 与工作者相关的行动要缩减到最佳程度, 取消复杂的动作组合, 工人尽可能简洁地一次性地完成动作。”[3]电视节目的播出过程是最要求高效率的, 尤其是直播类节目, 更要求演播的零差错, 否则就是播出事故。在这一过程中, 每个媒体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卯足精力, 履行职能, 在演播导演的指令下, 以求精细、无误、高效率。

然而, 按照所采取的有规则有秩序的措施, 理性系统通常与它所呈现的相反, 最终会导致效率低下。对于电视媒体来说, 尤其是近几年, 在提高效率的表征下, 却是高投入高成本现象的频发, 电视节目在拼创意、拼模式、拼明星的同时, 又进入了拼钱的阶段, 很多节目投资过亿, 使得电视生态环境跨入资本护航的时代, 却又忽视了如何在高投入之下, 尽可能呈现完美的节目效果。对于受众和用户来说, 一种高效和节省的假象可能会造成人们在快速的视听消费中得到虚假的快乐与满足, 这种虚假的幻想会使人们愿意去消费, 而这种消费也是一种不理性的消费。

二、数量上的幻觉之可计算性

可计算性是麦当劳化的第二个侧面, 它包括对量化的强调, 事实上, 在麦当化社会中存在的倾向是对于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强调与追求。现在的电视节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量而不是质来决定的, 这一点体现在媒体对收视率的忠诚追随上。美国的电视业有一种说法——“尼尔森就是电视”, 无疑是对这种行径的讽刺。

这种对收视率的强调, 可以让电视节目准确地把握目标受众, 提升节目的品牌效应, 使收视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电视节目优胜劣汰的风向标, 可一味追求收视率而忽视节目的社会效益等情形往往被人诟病。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副总裁对于这种数量上的可计算性进行了更清楚的表述:“电视节目的设计师为了把观众吸引到围绕着电视节目的广告商所提供的信息……内在创造性的美学价值 (质量) 是重要事务, 但是总处于其次的地位。”因此,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 这种追求收视率的文化创造过程只是单纯的对经济目标和商业逻辑的追求, 排除了最为重要的审美价值的关注, 就像快餐文化的盛行那样, 标准划一的大众文化生产在非人格化的法则和力量的驱动下, 扼杀了文化的个性和创造性。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收视率成为众矢之的。3月8日上午, 在新闻出版界小组讨论时, 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常林提到:现在很多电视台存在收视率作假现象。无论是一线卫视还是二三线卫视, 为了追求高收视率, 大量制作娱乐化、庸俗化的电视节目来吸引受众眼球。这种只重视节目量的增长, 而轻视节目质量的现象, 使电视节目沦为收视率的奴隶。有些节目的成败依据的不是节目所蕴含的内容价值, 而是一些量化的指标——收视率。事实上, 电视生态中存在着一种畸形的失衡, 那些内容俗化、娱乐化的节目稳占势头, 内容高雅、意义深远的节目则被边缘化。这恰恰是麦当劳化社会合理性在数量上不理性的体现。

三、可预测性的重复使用

在麦当劳化的社会中, 合理性包括不断努力确保从一时到他时、从一地到他地的可预测性。所以, 一个合理化的社会所强调的是纪律、秩序、系统化、形式化、常规、连贯性以及方法论的操作。这种对于预测性的把握, 通常依照固定的标准和模式来进行。

近几年, 我国电视节目深陷引进与模仿的泥沼。形成如此趋势, 一个主要原因是引进节目模式具有可预测性。一档原创电视节目的研发过程是艰辛漫长的, 制作播出、走入市场、面向观众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疑, 从海外引进成功的节目版权和模式, 可以节省时间, 降低风险。原创节目从启创到成熟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看出:原创节目——孵化培育——竞争优势——海外路径。风起于本土的电视节目需要一定的培育期, 我国的节目模式市场尚未规范, 打造一档原创节目面临很大的风险。它不像引进的节目模式有一套非常详细的“制作宝典”或是联合研发的制作团队, 也因此, 这种引进成功的电视模式被不断固化成可预测、可重复使用的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 引进到国内的节目模式尤其是娱乐真人秀节目, 细看都是在固定的框架中混合各类电视元素的加减式范式, 稍加改动即可搬上荧屏。恰如乔治·里茨尔在书中所举的电影的例子, 电影制片厂之所以喜欢拍续篇, 原因在于同样的角色、演员、镜头甚至背景音乐都可以重复使用, 这种可预测性, 不仅可以让观众看到他们所熟悉的演员, 在票房上也具有可控性。这种解读也适用于电视节目引进的标准化模式, 生产产品的制作流程和节目实施细则, 最终都可以固化为可重复使用的模式。

但是在这种可预测的合理框架之下, 是不合理性的存在。由于模式的固定化, 缺乏独创性和个性, 使得很多电视节目播出平台不考虑自身的实力, 对国外的电视模式拿来即用。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具有巨大的效率和效益的时候, 就会按照这种被证明是有效果、有影响的节目模式, 无限“复制粘贴”, 整个电视节目生态环境就会朝着单一的模式方向去发展, 最终导致电视同质化、均质化竞争的现象加剧。

四、人与非人的机器人

人与非人的机器人, 即非人技术对人的日益控制和替代。这也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人的约束和流水线制作的非人性化来呈现的。人们日复一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看似是在主动从事主体性的活动, 实质上是被控制着还原为机器般的行为。“而一旦人的行为像机器, 他们就可以被机器人这样的真机器所代替了。机器替代人就是实现对人的控制的最终阶段。于是, 人就不再能造成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了, 因为他们已不再参与有关的过程了。”[4]

新媒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非人技术逐步替代了那些在合理化的设置中工作的人们。对于机器和电脑甚至是摄像头的控制要比对人的控制容易得多。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改变了传统的前后期拍摄、制作、播出过程, 促进电视制作手段的进步。人们沉醉于熟练地掌控这些技术手段, 点、线、面、一帧、一幅都是人们控制技术的呈现。但是在这些行为当中的人们, 逐渐被这些技术键盘所操纵, 陷入一个看似合理的非合理的怪圈与牢笼中。因此, 对现代技术的控制, 不仅较过去人对人直接的控制要容易, 从长期来看, 也更潜移默化地实现对人的非人的控制。一旦人的技能被编码, 就不再需要具有技能的人了, 人的主体性渐渐散失化。因此, 人对人的控制就转变成了技术对人的控制。

前文提及的科学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非人的技术来替代人。电视台内外管理约束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求媒体人员以一种“不动脑筋”的方式从事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规则和规定层层控制了决策的过程, 使得内部工作人员按照这些指导路线、命令所专门设置的指令来进行各项任务, 这种“设定”使得很少人去考虑规则制定是否合理, 而只是遵循规则、处理任务, 人的思考能力被剥夺。

看似理性化的社会肌理表征, 实是复杂与不合理的问题的存在。麦当劳化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以及各个方面, 形成极端的合理化系统, 可能导致电视从业人员对于效率的痴迷和对规则的顺从, 并造成量化的幻觉和个性的磨灭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的生活不知不觉被各种规则和机器所控制束缚, 失去了能动性、思考性, 人变成工具, 人被物所控制。我们的社会是否会成为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的社会, 人们是否会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 需要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和思考, 尽量避免陷入麦当劳化的社会和理性的牢笼。

注释

3.班级管理的“麦当劳化” 篇三

一、 班级管理中的“效率至上”

适应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需要，在企业中各项管理、制度乃至人的行为，都逐渐地被合理化，这是由社会学家韦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予以阐明了的。当这种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运用于学校中时，学校管理者也在不断探索着最为合理化之路，班级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被“合理化”了，班级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学生与教师的行为均依据学校的效益最大化原则被“合理化”了。“班级授课制”产生的动因就在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实现“在最快的时间里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想。因此，现在的学校教育采取“班级授课制”这一教学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追求效率。尤其，现在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已转入自觉状态，而且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逐渐精致化和程式化，更显现出对效率的高追求。班级授课制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上。对于学生来说，他在教学过程中唯一需要、能够做的就是“接受”来自教师现成的知识。虽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人们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对它进行了研究，并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学说、流派，然而，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对“效率”的追求[3]。

教师最关心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追求高分。学校、教师及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要求非常明确、单纯，高分是共同追求的目标。高分使学校有名，家长有光，说明领导管理有方。社会在追求所谓的名学校，家长在追求所谓的名教师，家长也希望教子有方，这一切都要以分数来衡量，教育的功利色彩很浓。其二，追求高升学率。学校为求生存发展以及由于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差异，普通中学与薄弱中学的差异，所有学校都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唯一办学目标给班主任带来巨大的压力，班主任的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升入重点学校，把心血都倾注到那些“智力好”、“智商高”、“善学习”、“会考试”的“尖子”学生身上。这样的学生越多，班级的升学率越高，学校的办学“质量”越高，教育者的办学“信心”越足，归纳总结的“经验”越丰富。由此，为数不少的学校，都以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高分和进入重点学校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中哪个班主任如果不抓升学率，放松智育，哪个班级和班主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由此班主任很难有精力去抓班集体的建设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不仅遮蔽了学生也遮蔽了教师，班级的教育和教学双重任务被遮蔽了。处于共同的狭小世界下，班级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厂房，学生被视为需要被加工成标准化产品的原材料，人的精神丰富性、自主性也就免去不谈了，班级教育的 “开启”、“建构”之本性早被驱逐了。

二、 班级管理中的“数目字管理”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重新解释和塑造我们的生活，它把我们的生活简单化，这种简单化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数字化。数字的符号意义越来越大于文字，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是由数字来显示的，你的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银存款号码，诸如此类，离开了这一串一串数字，我们也就无法表明自己和证明自己。为什么要用数目字管理，因为数目意味着简单、明快、清晰。实用的数字遮蔽了其背后的歧视与不公，数字遮去了相貌、性别、爱好等等。一个所追求的成功是其所拥有的财富具有多少个数字，在权威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占据什么位置，衡量一个人看其外表具有含金量多少，大到其住宅小到身上所穿戴的一个首饰等。数目字的管理泛化，穿越不同文化之隔，跨越了地域之隔，“今天你身价多少”，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价值理念。

班级管理的过程中也同样被数字包围着。可比较性、可衡量性成为科学考评班级成员的要素。以评价机制为引导，各个学校各个班级都有相应对成员进行评价的量化准则。而这些考核的结果也是支配学生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4]

好学生的标准是分数，好学校的标准是分数归纳出的升学率。教师教好学生的标准是提高分数，学校办好的标准是提高升学率。教育者的眼中儿童成为了分数的符号。在划一的手段下，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这样的划一，打击了多少儿童的自尊和自信？扼杀了多少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扭曲了多少儿童的性格和心灵？这样的划一，给儿童个性发展带来了多大的空间呢？学校教育现场已经无“人”，分数将儿童逐出了教育的视野。“分、分，学生的命根”是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当前的学校主流价值观趋向为“应试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操控下，考试成绩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因而，“考试成功至上”成了教师们所共享的主要愿景，同时促成了教师错误的信念，操纵着学校文化，影响着学校的教育活动，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背景，并派生出了“控制学生”和“分数至上”的两大主要信念。因而，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考试成功，分数至上”这一目标行进，很难真正去关照每一位具体个体的需要，也不可能使每位个体都得到充分发展。

三、 班级管理中的控制和规训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每天在校上课、做作业等学习时间最多的为16小时，最少的也达到了7小时，平均约为11.5小时，从早读课、上课以至晚自习等，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时间的交替与学科内容的变换，甚至一部分学生回家后还要加班加点，学生很少有休闲的时间。因此，整个班级的学习生活方式是按照“一元时间”来进行的，学生不停地从一门学科的学习转向另一门学科的学习。美国学者霍尔在研究隐性文化时曾提出“一元时间”的概念，它与“多元时间”一起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组织方式。一元时间意味着给生活（包给活动）安排一个时间表，严格按时间表行事，每次只做一件事。霍尔指出:“一元时间是随意性的强加于人的……它似乎是被当作了组织活动的惟一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然而，它并非人体节律和创造驱力中固有的东西，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5]所以，通过“一元时间”的控制，使学生养成了守时的同时更多地是限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因为，当学生正愉快沉浸在一种学习中时，他可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想象世界中，完全忘记了时间，可是班主任老师的提醒使他马上意识到另一种约定的到来，使他学会了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从而阻止了学生想象力的延续与延伸。

教室是班主任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空间，教室的场景素描不仅体现着班主任教师的内在追求，也体现着学生“身份”与“地位”的高低。走进一所中学的一个教室，教室前台黑板的上方贴着“自律、自强、自立”六个大字，右边上方悬置一台电视，下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和作息时间表，同时还挂着“纪律量化考核流动红旗”和“两操量化考核流动红旗”，教室两边的墙壁上是一些名人名言，内容体现为要求学生立志报国、惜时好学等方面的。因此，教室四周空间的这种布置无疑会给学生一个警示：教室是学习的场所，纪律是有效学习的重要保证，不容违反。教室里的课桌椅是秧田型的，前面是教师讲台，讲台后面摆放着整齐的桌椅，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空间比较小，整个教室显得比较拥挤。每个人被按照成绩并结合身高安排在固定的位置。“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 [4]

四、 班级管理过程中的预测与意外

语言是本体存在的重要形式，语言能够把一切东西界定清楚，规定明晰。在教育中，更能够体现语言的价值功能，教师在运用语言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语言也变成了对学生的一种控制。近80%的班主任会在班级经常使用 “不能”、“不要”、“不允许”等禁止性的语言。在遇到学生插嘴或顶撞时，很多班主任的语言很偏激，会说出“你给我闭嘴”、“你没有资格说话”等。遇到学生不交作业，说“忘了”，学生又迟到了，一些班主任的语言很苛刻，会说“你吃饭怎么没有忘记？”“怎么又忘了，脑子坏掉啦？”这些语言一方面使学生认识到了班主任的“权威”，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更多地使学生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心灵受到激烈的冲撞，并且使学生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沉默。如德国教育学家波尔诺夫所言:“我们只能像语言为我们描绘的那样去理解周围的以及自己心中的世界。” [6]学生长期生活在教师的话语霸权之下，使得学生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同，失去了作为主体人所具有的自尊与自信，同时也失去了对外部世界更好地认识。

课堂教学内容完全是按照教科书编写内容进行的，教师的讲授没有超越教科书的范围，学生更是充满着对教师讲授内容的期待，没有人去询问教学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没有人怀疑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在这些科学的教学内容面前，学生惟一能做的就是全盘接受，与此同时学生也变成了吸收这些知识的容器。学生的作业简直是多得不得了，他们在学校要做作业，回家更要做作业，作业不完成，回到学校有自己“好看”的，更有甚者则要求家长在学生的作业本上签字，表明家长已检查并且做完了。在大量的作业面前学生只能“惜时如金”，丝毫不敢懈怠，学生这时也就变成了完成额定工作量的机器。考试更是使学生学会了成人的思维模式并且要不断把成人的思维延续下去，因为试卷是教师出的，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对试卷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和解释权，学生在考试面前必须学会适应，而无权对教师的试卷说三道四。

比如，在一次数学测验中，有一道试题是这样的:“10除以5，得多少?”某学生答曰:10除以5得2。试卷发下来后，该学生的这一答案被扣了0.5分。请教老师（试卷不由学校出，由学区统一出标准答案），告之曰:原因是没有按规定答题，正确答案应是“得2”。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民主化、大众化”的口号的鼓动下，教育被一些人当成了“产业”，学校成了制造学历的工厂。“行为”、“认知”、“目标”、“设计”、“效率”、“控制”等成了指导教育的最有用的理念，教育过程被设计成一条高效、快速的生产流水线。“麦当劳化”的铁笼已经约束了原本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一种急功近利、追求效率、重视数量的理念冲击着班级管理理念，理性化的非理性已经现身。

扫描当前的中小学班级管理，它已经有意无意地染上了“麦当劳化”的色彩：传授知识像填充盒子，追求高分和高升学率，考察成员过分注重成绩、排名、等级，机器打分的考试，对优秀班级、优秀学校的优质资源争夺盛行。这种现代“合理化”过程走向极端，将整个班级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将学生变成了整齐划一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刘云杉.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检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40.

[2] 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陆有铨.时代呼唤研究型教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

[4]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62-167.

[5] 霍尔.超越文化.韩海深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7.

[6] 博尔诺夫著.教育人类学.李其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