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共5篇）

1.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篇一

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对当今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摘要】：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伊始，《中国共产党

章程》一直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

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都是

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

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

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验正条件和目的。

【关键字】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理论创新 毛泽东 大学生 成长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全党同志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因而作为

大学生，我们更应在我们的生活和成长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

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41年9月，毛

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的‘实

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

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现象，对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提出了具体的意

见：“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

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经过延安整风思想解放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得到全党的确认和拥护贯彻，并在中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实行。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三点一起构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精髓。

其次，作为当代大学生，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广大青年所必备的思想品质，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来说，大学生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我们正站在校园与社会的边缘，我们肩负着重任，因为我们将是先进知识的载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从当今社会我们大学生庞大的数量和未来的重要作用上来看，在我们这个群体的身上，将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由于时代和社会是不断的发展着的，为了适应发展的需求，我们更应该时刻牢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将理论与客观实际联系起来！

然而，随着各大高校的扩招，大学生的队伍不断壮大，其本身的道德素质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且出现了不同深度的问题。另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一些不容忽

视甚至比较突出的负面影响，因而导致不少大学生荒废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虚度了自己美好的大学时光。

就我个人看来，原因主要有：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思想的多元化和大学生思想素质的多层次性，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价值观不同，驱使我们做出不同的抉择；另一方面，在于大学生所面对的环境日益复杂化，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与高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又一方面，个别大学生自身的抵抗诱惑能力不足，内心的不成熟和不坚定。大学生经历的事情太少，缺乏经验教训，所以在遇到干扰因素的时候，没有内部力量与之抗衡。种种诱惑刺激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为完全成熟的我们，使我们迷失方向，忘记了自己曾慷慨激昂的立下的誓言，出现理想信念淡薄、缺乏责任感和荣誉感、心理问题严重、荒废学业、沉迷网络游戏、恋爱、酒吧等一系列问题。

实践证明，一个人要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易事。这种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道德修养过程。因此，我们大学生更应该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牢牢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大学生在为人为学中去实践实事求时，从多方面着手：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要善于观察分析自己所处的环境，理智的去把握事情的根本，在不断地思考和分析中，总结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即将要面对的复杂世界，并针对性的去锻炼、提升自我实践水平；

二、树立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大学环境里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消极因素，但是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们，要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主宰自己，对生活充满自信；

三、在学习和工作中，要

用更加宽广的眼光观察当代社会，以与时俱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和活动，同时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四、不要盲目冒进，富于创造性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而必须把大胆探索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把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结合起来，把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统一起来，扎实有效地把各项学习工作做好；

五、要有意识的对自己的心理进行积极调适，克服自卑心理，培养健全人格——实事求是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庸俗化的问题，通过激活内在的精神动力，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脚踏实地，务实求真，不断地锻炼，才能逐步的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能将自己的能量释放，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才华。

综上所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我们当代大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学习上，对我们当代大学生来说，实事求是始终是决定事物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抓住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客观规律是并不会受我们的主观意识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不仅是在当代，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对大学生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我们，务必认清这一客观规律，在学习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握知识的内在客观规律，同时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握这一规律，将事实求是的思想实践于现实生活当中才有希望走向成功。当我们做到了实事求是，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时，才能更好的促进我们成功成才，才能使我们适应高速发展的世界，才会有能力去最大限度的回馈社会。

2.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篇二

一、儒家“仁政”思想的内涵及发展阶段

总的来说,儒家学说由“仁”和“礼”两大部分组成。“仁”是爱人,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也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标准;“礼”是克己复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则和工具。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二者相互结合一直是统治阶级推崇并奉行的治世良策。仁是目的,是治世的纲领;礼是手段,是治世的原则,即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1]概而言之,儒家学说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即是社会,而关注社会的核心则是“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共性的人都要求以“礼”来修身养性,强调在“克己”的基础上“爱人”,反映到政治上则为“仁政”治天下。儒家的仁政思想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儒家仁政思想的萌芽阶段,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代表。这二者立足点是“己”,标准是“己”,就孔子生活的那个“春秋无义战”的争霸时代来说,这的确是个空前伟大的思想创举:当时盛行的是“争城一战,杀人盈城;争地一战,杀人盈野”,己所欲,强施与人;己所不欲,专施于人。以己欲而倒人,甚或毁人,以毁损他人的方式,来实现“己欲”的私欲目的。孔子针对当时那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社会时弊,以无私的品德和无畏的精神,首次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宣言,是何等的高尚和勇敢!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孔老夫子的这些名言,仍不失为发人深省、引人向善的座右铭。在精神领域,它是人们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应成为工于心计、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者的鉴戒;在政治经济领域,它是法治社会的教化补充,应成为培养行业道德、优质竞争、共同发展的行业规范。

第二阶段是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相对孔子的“己说”来说,曾子已由己推众,开始用“民好”、“民恶”来规范统治者的“好”和“恶”,角度、立场、标准都有了质的改变与飞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民心由衷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把民众的喜恶和冷暖需求放在首位。对照今天频频见诸报端的官场“打老虎”事件和利用职权谋私利的经济政治丑闻,广大民众的反应拍手称快的一致反应即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阶段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儒家仁政思想发展的顶峰。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立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民好”、“民恶”变为“民本”,由俯视变为仰视,由恩赐变为服务,站在了民的一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没有民,何来国,更遑论君。君不善,则杀之、推之、换之。孟子对“民”之重视,之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学者指出:“仁政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十分重视民的地位。”[2]然而,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孟子的仁政学说尽管兼顾了民众的利益,但是它绝对不是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学说”。[3]从立场上检验,孟子对仁君的夸奖,对暴君的疾恶,其态度之真诚,感情之真挚,绝非资产阶级政客的口是心非、假仁假义所能比。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孟子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尊其圣,弃其仁,打其旗,违其训,一代又一代扮演着政治骗子的角色,所以中国的封建王朝一再更迭。[1]而今,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对政府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实行“仁政”思想,以民为本,所以是否真心为民,切实为民众谋利益,把“民本”思想落在实处,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起落给我国现政府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标杆。儒家的“仁政”思想不该只流于口头上的解读与承诺,实践才是最好的检验标准。

二、儒家“仁政”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就我国当今社会来说,尽管儒家学说中的很多观点已不尽适用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儒家的仁政思想亦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我国现代社会的内政外交方略开始更多地融汇出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子。

(1)“仁政”思想与和谐社会

儒家强调入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和合”关系。而其仁政思想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关注社会的核心对象即是人。正如《论语•雍也》中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社会良好法则确立的关键在于己与人、内与外、身与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共存、共生、共处关系,进而达到“天人和合”、“群己和合”、“人人和合”、“身心和合”的理想境界。要从个体的修身、内省、克己做起,并通过自身自觉的内在道德修养来摒除人类那些不好的“私欲”与情绪,从而修身正己、克己达人、扬达明善、“己欲”与“他欲”相统一。儒家“仁政”思想要求人们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原则,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完善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这同我国现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儒家“仁”中的“和为贵”的思想,就是强调社会各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4]这种和谐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中庸”思想在为人处世、治国理政中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先秦儒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其最高境界是大同世界。“仁”是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和谐,“礼”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仁政”思想既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又关注民众的精神追求;既强调道德的自觉,又强调礼制的强制规范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政”和谐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2)“仁政”思想与和谐世界新理念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依次推广,先秦儒家的和谐社会的发展理想乃是和谐世界。这与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的。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国基于传统文化的系统观所提出的全球政治伦理、法律与国际关系建设的和谐世界新理念,不仅契合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求同存异、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面对当今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不仅有力地反击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安全及稳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及实践根基,而且对构建世界新安全观的世界新秩序起到了理念与行为影响的双重作用。儒家“仁政”思想在几千年后得到了由“乌托邦”向现实主义的一步步蜕变。

三、儒家“仁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摧残,中国人的信仰一朝轰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破坏冲击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连续发生。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儒家“仁政”思想经过千年的沉淀,在今天重又大放光彩,如果我们能够很好悟其精髓,将其应用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当我们面对今天极度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内心的世界将不会再荒芜如沙漠。

虽说儒家“仁政“思想着眼于巩固封建统治,但其民本思想对现今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儒家“仁政”思想中的“以民为本”、“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对于当前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以民为主、制民恒产、养民之教来真正做到为民服务,才能提升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在面对当前房价居高不下,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农村医保社保问题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真正做到“官民一体”,真正向和谐社会迈进。

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素养的提高,不仅仅依靠当权部门的宣传教育,更重要的是自身首先要做到“仁”,学会站在百姓的角度真正去爱人。只有这样,当广大百姓面对“药家鑫事件”在慨叹道德沦丧的同时,亦不会紧揪药家鑫背后的官员家庭势力不放;面对“温州动车追尾”铁道部掩埋车体却无法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媒体不断爆料出的中国高铁隐秘产业链等等一系列丑闻,当公众对政府失去最起码的安全感的时候,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呢?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自始至终离不开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儒家仁政思想所弘扬的传统道德及人文价值观念,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儒家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方能在现今社会中绽放其彩。中国空军某部上校戴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现今的矛盾根本在于不同系统互不兼容: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化,经济运作上的资本主义化,行政管理上的官僚主义化,精神道德上的儒教主义化。”[5]这话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无疑是智慧的宝藏,不同时代的人们,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都应能够从中领悟可以借的精神财富。或许只有儒家的“仁政”思想真正走进中国人的信仰深处并逐步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将真正迈入梦想中的春天。

摘要：“仁政”思想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仅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文化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儒家,仁政思想,和谐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刘金莲.《儒家仁政思想客观价值浅探》.法制与社会,2009-06-15.

[2]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第61页.

[3]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57页.

[4]吴立群《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体系的建构》[J].船山学刊.2008,(3).

3.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篇三

一、对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辩证理解

（一）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向我们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整个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工作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异化，社会成为了病态的社会。人类变得不自由，沦为劳动的工具和商品的附庸。其异化理论是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第一，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工具”来奴役和统治人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劳动、消费、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第二，马尔库塞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把人当作劳动工具，提出物质需要不是人唯一的需要，它只是人最基本的一项需要。马尔库塞提倡更应当重视人的精神生活。第三，马尔库塞所提倡的社会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去借鉴，为我们对现今问题的研究观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局限性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他彻底否定了科学技术，他认为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人要成为自由、自主的人，要作自己生活的主人，想要通过技术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在分析发达工业社会出现“异化”的原因时，只揭示了科学技术和商品对人的统治，而没有分析经济和阶级因素带来的影响。第二，他着重对社会文化的批判，而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仅仅局限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伴随着人的精神遭到压抑上”，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的矛盾。总而言之，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只是将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的堕落的原因单纯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没有归咎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二、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发达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异化问题也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大卫·雷·格里芬所说：“应该通过了解西方社会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破坏性的影响”[1]。尤其是我国现在处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阶段，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马尔库塞认为科技进步让人们的精神生活受到了一定的伤害，现代文明与人性倒退出现了并存的局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也加快了迅速发展的脚步，商品的种类日益繁多，刺激了人们对物质的欲望。物质欲望的膨胀让人们忽略了自己感情世界。人们的物质欲求与精神追求分离开来，整个人类的追求更倾向于物质。马尔库塞强调要高度重视人的真正的价值，反对用异化的价值去压制人的价值，避免人类沦为劳动的工具，成为了机器的奴隶。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有助于人们正确协调物质欲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注重社会的全面进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二）为防止工具理性膨胀提供了借鉴

马尔库塞提出“理性=真理=现实的公式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结合成一个对立面的统一体”[2]。他认为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④成为主导思维方式，使得人的思维过于程式化和理性化，它们将既定的事实无批判得接受下来，多向度的思维进过洗涤成为了单向度的思维，人类思维的否定、批判、创新等随之消失。发达工业文明的成就导致单向度社会取得对各种矛盾的胜利，肯定性的思维占据人的头脑。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防止工具理性的膨胀，做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三）揭示了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发达工业社会的进步导致人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的选择权，从而沦为工具的附庸。人们自身的价值受到压抑，使得人们成为了机器的奴隶。工业的高度发达使得人性也发生了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否定性、批判性思维随之消失，人们只能一味肯定科学的进步强加给他们的生活状态。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人文关怀，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个人以及人类本身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正视物质需求与人本身价值的关系，不过分追求物质需要，而忽略人自身的精神需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维护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使之不至于沦为物质的奴隶。

（四）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技术进步

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科学—技术—生产”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确为人类造就了许多福利。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利和弊两面的，科学技术也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的是它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例如：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死亡率降低，生命得以延长。但科学技术的弊端就是它的绝对理性使得人们的生活过于机械化和程式化了。马尔库塞对科学理性的批判给予我们警醒。因此，我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辩证看待技术进步，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并且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我们既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又不能把技术凌驾于人之上，要让科学技术造福人类，而不是控制人类。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99.

4.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篇四

摘要：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片面夸大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并提出科学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论断，突出了人创造环境的主体作用。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应重视并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马克思 人与环境 群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的有关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环境决定人的观点必然导致唯心史观，他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阐述了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并得出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经典论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环境的辨证关系，对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重视人在改造环境中的主体作用，具有指导意义。

自从古代猿人开始直立行走，将劳动的伟大使命赋予了自己的双手，自从人真正地成为人，与客观环境开始了真正的物质交换时，人类即开始了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直至马克思揭示了科学的人与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古希腊哲学里包含了人为宇宙主体的思想，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确立 了人相对于客体的主体地位。近代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进一步阐述了主客观二元论，强调了人的理性的至上地位，主张征服和驾驭自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他将环境狭义地理解为地理环境，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此外，爱尔维修提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教育所致。”②他们都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重视社会环境特别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对人的影响作用。

马克思以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对环境决定论作了扬弃，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③马克思承认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但反对环境决定论者否认人的社会实践对环境的改造作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归跟到底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这个道理必然会陷入片面夸大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如爱尔维修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法律造成一切”、“一些伟大的君主在那里召唤天才，天才召唤幸福”，⑤他重视法律、制度对人的决定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由个别的精英人物 来制定的，他们凌驾于环境之上，人民群众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受少数人的支配。这样，便将人分成上等人和下等人，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上等人身上，由此陷入唯心史观。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历史……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产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⑥这表明：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每个时代的人都带有其时代的烙印，包括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对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的影响、制约以及启发，因此特定的时代会造就特定的人，即所谓的时世造英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⑦另一方面人创造环境，一切的“生产力、资金、环境”都是由人的活动来创造的，离开人，一切社会关系都将不复存在。马克思从实践观的理论出发阐明人对环境的创造作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⑧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表明了人和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统一。实践在人与环境的辨证统一关系中所体现的 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人与环境发生联系的过程，就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体现的。人的实践活动取决于主观意识的指导和客观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人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的。主观能动性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而客观可能性则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人经过一定的价值判断，权衡主体的需要以及客观环境能提供的条件之后，便能够做出相应的做什么的决定，从而指导人们开始真正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体现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人在变革的实践过程中，既改造了客观世界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实现了人的发展。

马克思揭示的关于人与环境的辨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及其提出的人创造环境的思想，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继承这一思想，重视劳动人民创造环境、改变世界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关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政治地位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

一，认可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主体地位，就要改正那种夸大少数精英人物社会作用的错误思想。现今社会仍有大量持英雄史观的人认为只有思想家、理论家等精英人物才是改造环境的主体，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多数人民群众则是受环境制约的人，是受少数人支配的人，这样必然将人分成了 两个等级，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现实生活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忽视下级和广大群众所应享有的权利，独断专行，甚至以权谋私，将权力看作自家的财产，成为特权阶层。虽然精英人物由于所拥有的权力、对社会资源量的占有优势、或者拥有特殊的天赋，与普通群众相比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较大的作用，但精英人物毕竟是少数，而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任何精英人物或者精英阶层都无法比拟的，人民是改造环境的主体，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二，承认了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关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存在着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阶层之间收入水平不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城乡之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发挥了主体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者。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环境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均耕地的劳动投入量很大，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投入回报率很低，但国家对于农业的实际补贴明显不足。中国的农村以及城市都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农民的就业压力很大。各大城市的大多数农民工干着最苦、最累 的工作，收入却得不到保障。再者，在农村农民所交纳的各种费用的增长幅度远高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虽然国家已制定了免交农业税的政策，但这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应该给予农业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从源头上以及动力机制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保障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三，承认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关注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的确立和保障。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能力，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只有争取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所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首先就要给予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事实上把农民划为非国民待遇的二等公民。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基本权利和社会地位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并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农民的基本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国家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而农民实质上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享受不到这种权利。农民实际上的政治地位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性质和要求明显不相适应，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

此外，还要关注人民群众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 群众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自身的实践、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教育的作用。首先，人民群众是有能力改造自身、并促进自身的思想、文化水平提高的。现实中存在着鄙视人民群众意识能力的现象，如一些官员不认真听取群众提出的意见和监督，搞一人专制，使得民主制度不能够顺利地运行，更有甚者实行愚民政策利用歪理邪说蛊惑、欺骗人民，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相信人民群众具有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就要给予每一个人以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每个人都有完善自身思想、文化水平的空间。对于因贫困未能接受教育机会的弱势群体，政府应完善教育制度，加大教育投入，每个公民都伸出援助之手，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思想文化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参考文献

①③⑥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2页、2页

②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467—468页、第47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M].高光、阎树森、马迅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59页

5.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篇五

关键词：朱载堉,精神品格,意义

一、朱载堉生平及学术研究

朱载堉 (1536—1611) , 出生于河南省怀庆府 (今河南焦作沁阳市) , 是明代我国著名的乐律学家、历学家、算学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 郑藩第六代世子。朱载堉自幼对文学、音律、数学产生浓厚兴趣。

朱载堉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乐律学、历学、算学、文学、舞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门类, 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前期乐律学方面的著作有《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历法著作有《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 连同之后的《律吕精义》、《算学心说》等, 编撰为《乐律全书》, 为世界音乐舞台创立了音乐发展的基石, 成为日后音乐文化繁荣的基础理论。在朱载堉的乐律研究中, 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第一个创建了震惊世界的“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计算, 成为近代和现代乐器制造的依据。可以说, 现代交响乐团中, 每一种乐器的制造无不是依照了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创世理论。在其他领域, 朱载堉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第一个用“十二平均律”理论制造出弹拨乐器——均准和管乐器——编排律管;第一个谱写并演奏“十二平均律”乐曲;在数学上第一个提出了“求解等比数列”的运算方法;第一个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第一个创立“舞学”这门学科, 并为舞蹈教学规定了教学大纲;《醒世词》是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著述。

二、朱载堉的精神品格

1、作为皇室嫡系子孙, 他漠视权位利禄, 表现出他封建政权叛逆者的精神品格

明朝皇帝将其子弟分封至各省、府、州为王, 称为“宗藩”, 皇帝将子弟分封至全国各地一是由子弟们保家卫国, 护卫疆土, 可以让统治者巩固政权。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将子弟们分封各地并严禁其相互往来, 可以免除子弟之间纷争闹事甚至危及皇权。于是, 作为宗藩世子的朱载堉具有显赫的皇族身世, 享受着皇族优厚的俸禄。然而, 幼年读书时, 老师在谈及古代那些能推位让国的贤者时, 朱载堉当即表示自己也可以做到, 这些高尚守节的历史人物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成为他日后学习的楷模。于是, 在他15岁父亲遭受诬告被囚禁后, 他独自筑土屋, 睡草茎, 表现出对皇权厚禄蔑视的个性特点。父亲去世半年后他即以身体有恙为由上疏恳请辞去亲王职位与俸禄, 并最终成为现实, 这在当时“人人争慕权贵”的社会环境中确实是千古罕见、难能可贵的, 显示出朱载堉漠视权位与利禄的叛逆者的精神品格。

2、作为一个有责任心世袭王子他直言上疏政治弊病, 表现出忧国忧民精神品格

在明代的宗藩制中, 亲王只享受俸禄不许过问朝政。但朱载堉和他的父亲朱厚烷则是饱受儒家教育的忠孝子弟。当时嘉靖帝崇尚道教, 期盼成为仙人而长生不老, 于是在民间采香采木大肆营建道观, 聘请道士入宫, 加以官爵, 又令各地进献各种宝石和金银珠宝, 导致国库亏空。耿直的朱厚烷挺身而出, 直言上疏, 谏言治国大计。朱载堉和他父亲一样, 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世风的好坏、社稷的发展, 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上书皇帝恳求让宗藩的子弟能和平民一样公平参加科举, 发挥治国才能, 改变了几百年来实行的宗室只能靠领取岁禄粮米生活, 不得应举入学做官的窘境。

3、作为长期生活在民间的王爷他关心最底层百姓的疾苦, 显示爱民的精神品格

明嘉靖年间, 全国每年都有几个省份严重受灾, 劳动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嘉靖三十四年的地震灾害使河南、山西黄河两岸居民死者达83万, 而嘉靖帝为了长生不老还在大兴土木修建斋醮, 派使者向全国各地甚至出海外搜集珠宝和香料, 致使“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 因以渐替。”《明史·世宗纪》皇帝的无道终导致各地农民起义、矿工暴动、边境少数民族反抗事件不断发生。朱载堉广泛地接触了最底层百姓, 深深地了解到人民大众生活的疾苦。民众的苦难激起朱载堉的悲悯之心, 他以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 向皇帝建言, 为最下层的民众谋求生存利益, 显示他亲民爱民的精神品格。

4、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懈追求, 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治学品格

朱载堉从小就显示出对学术的专攻, 《明史》本传说他自幼“笃学有至性”。在父亲被禁锢时, 他以十五岁少年的坚强内心, 独居城外土屋, 发奋攻读, 为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父亲被复爵后, 他恢复了“世子”身份, 但仍然醉心于学术研究, 表现出异与常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为了找到计算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 朱载堉自制了八十一档的双排大算盘, 用于开平方、开立方, 最终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的准确参数, 详尽程度超过我国古代专门的数学专著。正如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对朱载堉的评价:“开方的方法既非朱载堉所发明, 精于打算盘也无所谓学术价值, 但他开方的有效数字达二十五位数, 恐怕自古以来的数学家, 也只有他是唯一最精确而又耐心的人。”朱载堉的大量研究著作, 他都是多次润删, 力求精益求精, 并亲自雕版和印刷。

三、朱载堉精神品格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1、作为财富拥有者, 他甘于放弃, 给当代既得利益者以启示意义

朱载堉是受皇帝册封的亲王子孙, 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国家俸禄, 还有他封地内的供奉。他虽然是个既得利益者, 但他时刻关注着朝廷的施政和底层社会的发展, 深切地体会到社会吏治腐败、政权无力、政权积弊难返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儒学“以天下为先为己任”, 安邦济世的历史责任感, 使他有一种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弘毅扬道的自觉意识, 这种家国责任感超越了个人的安危与利益, 为国家为众生以身殉义, 以身践道, 阐述自己的救国主张, 而不顾及是否会重蹈父亲的覆辙, 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灾祸。但他不避祸福生死, 毅然向皇上条奏自己的政治主张, 显示其求真务实的政治才干。在当今社会, 国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一己之利, 阻挠改革的进行, 使得我国目前在人民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上仍存在较大差距。相比较于五百年前的古人, 我们当代这些只顾抱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放的“特权拥有者”着实应该汗颜。只有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才会迸发出强大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继而使每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朱载堉淡泊名利、甘于放弃的精神品格给当代人重要的启示意义。

2、朱载堉“亲民”情怀给当代的地方执政者以示范意义

以朱载堉“世子”和“王爷”身份, 他本可以享受“金衣玉膳、高车驷马”的生活待遇, 但他从未以官位和厚禄自居, 常常是“布衣蔬食、悬头劬劬”, 生活简朴, 被当地百姓冠以“布衣王爷”之称。他广泛接触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往来于工匠、农民、民间乐工之间, 既是他学术研究的需要, 也更让他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疾苦, 才会有他后来上疏皇帝为民请命的行动。朱载堉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朴素生活作风对当代的地方执政者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在当下,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成为党改善民生福祉、维护群众利益的目标。密切与群众关系,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是新形势下执政者工作的新特点。因此、地方执政者深入群众, 虚心向群众学习, 诚心接受群众监督, 始终植根人民, 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在“立信”上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是当代执政者应该具备的执政理念。

3、朱载堉学术上的独立人格在今天有重要意义

朱载堉具有德才兼备的学术政治家的情怀, 立志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人民造福。虽然当时他的学术思想并不被政府和世人重视, 更没有被推广应用, 但他没有因学术上的孤掌难鸣而消沉, 从不附炎趋势, 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 而是摆脱了物质上的利害关系, 忘怀了个人及家族物质利益的得失, 挣脱了现实生活中影响他学术研究的庸俗无聊的的束缚与影响, 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他存在于世间的生命乐趣、精神上的满足与欢愉。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者来讲, 学术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孤独之旅, 而有的学者经不住现实社会的物质诱惑, 为了名利, 往来于社会企业之间, 热衷于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为自己赢取物质利益, 有的甚至不顾学术精神, 做出有违与学术道德的事情, 为学术界所不耻。相比于古人朱载堉, 今天的某些学者们确实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4、他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治学精神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态度有具有重要意义

朱载堉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他对古人的成果都是尽可能地全面阅读、了解并研究, 但他又不拘泥于前辈的论断, 而是亲自加以实践, 在检验中验证已有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差别, 在比较、总结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自己的创新研究。比如在乐器制作方面, 由于他长期和乐工、琴师打成一片, 甚至亲自参加演奏, 因而积累了丰富的音乐感性认识, 从而可以把自己的音律理论和乐器制作结合起来, 亲自选材、加工制作出乐器, 并详细记录乐器制作过程以传后人。朱载堉这种边实践边研究的学术活动对于我们今天的许多学术研究者来说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曾已何时, 学术造假行为不断被爆出, 其根源在于我们今天许多搞学术者囿于优裕的城市生活, 脱离了广大群众, 脱离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 靠着互相抄袭, 闭门造车, 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罗列数据、捏造事实, 还称之为学术创新, 实在是有违于“学者”之名。因此, 朱载堉这种从不牵强附会、不凭空臆测而力争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学术研究态度值得今人去学习和践行。

参考文献

[1]戴念祖.天潢真人朱载堉[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4.

[2]杜景丽.乐圣朱载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10.

[3]邢兆良.朱载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