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大部制改革

检察院大部制改革（通用8篇）

1.检察院大部制改革 篇一

大部制改革背景：

众所周知，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中，不时出现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相互推诿等情况，对此，民间戏称“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也有“九龙治水”等说法。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部门集中成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减化行政审批，提高政策执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

在国务院2008年以前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

前景

大部制改革绝不简单仅仅是行政改革，改革的前期是政治改革，后期就是经济改革，大部制是两者的结合点，因此，并不只能从行政的视角对改革进行设计，要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多元角度进行探索设计。

对大部制改革的看法

中国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之：艰巨性 权力整合难

重叠的职能部门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这些行政资源，就像剥蚕丝一样，每一根丝都触动一大片官场神经，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权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还会引起官场“地震”。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洗牌，整合到一块，考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水平，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心细如丝，做到平稳过渡，无缝衔接，确实不容易。机制磨合难

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可以打破现有部门利益格局，消解部门之间掣肘因素，压制部门利益追求冲动，从更宏观和科学的角度进行政策决策、执行和监督。大部制不是几个“小部”的简单迭加，如果这样的话，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但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改革就没有意义。运行监督难

实行大部制管理后，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人员分流难

机构精简和重组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公务员是国家整体运行宝贵的人力资源，是维护正常国家秩序的保障和基础，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关乎社会稳定。

2.检察院大部制改革 篇二

一、大部制的内涵及背景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 即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 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 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 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大部门体制改革始于2008年, 中央及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大部制改革。2012年11月,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及大部制。2013年2月, 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起草已基本完成, 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提交讨论。

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思路, 是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它可以化解政府部门中存在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 有助于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 提高政策执行效能;也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

大部门体制是大部门体系和机制的有机统一, 缺一不可。大部门体系是一种由核心化的行政决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门化的执行机构三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门体系应采取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大部门体制的实质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是政府组织架构调整与政府运行机制再造的统一。

美国联邦政府在2003年前, 内阁长期保持14个组成部门。英国是发达国家中较早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国家。部门数量维持在18个左右。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如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印尼、埃及、巴西和南非等国家, 中央政府组成部门的机构数量相对较多。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有俄罗斯和阿根廷, 其他几个国家中央政府组成部门都在20个以上, 印度最多, 超过40个。

二、大部制改革的由来分析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它的由来应追溯到改革开放,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职能也发生重大调整, 从微观控制转变为宏观调控, 在这个调整中, 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部门设置从多到少, 从少到多, 经历过反复的尝试期, 国务院部门最多时达到100个。权力过分细分, 部门职能出现交叉重叠, 为部门之间推脱责任提供了借口。

从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提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实现干部年轻化”到2008年第一轮大部制的正式实施, 部门在合并, 人员在年轻化、知识化, 可是人员编制一直处于冗余状态。那是什么因素正阻碍着行政改革。威尔逊认为重要的是人民主权。无法否认, 在任何地方当尊重舆论被当作政府的最高原则时, 其实际改革必然是缓慢的, 并且一切改革都必然是充满妥协的。在美国一个提倡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国家, 或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在达成一项协议或制定一条律法的过程中充斥个太多利益体的自身利益, 问题到最后不外乎妥协和流产两种可能性。在我国呢?一个完全不同制度的社会形体, 行政改革一直都是高调呼吁的课题, 而实际效果并未如我们所期待般的发生。这其中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 如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改革的力度不到位、执行的决心不足等等, 但在我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人民主权的不到位, 平民阶层很少关注政治或者说没有能力与资格参与到政治领域, 如果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可能, 那么政治几乎与他们无关。渐渐地就出现这样一些群体事件——城管打伤老人引发围观群众暴动、江苏“7.28”事件以及近日的四川泸州市的“10.17”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大型暴动事件, 是因为我们的行政执法者触动了普通民众的心理底线, 他们危害了老百姓的生命权甚至可以说是生存权利。此时, 人民的主权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 呼吁开展行之有效的行政改革, 但并未达到质变的要求。普通大众依然只是三分钟热度, 随着事件热度的下降也慢慢回复前一阶段的状态。

当社会发展中出现种种不和谐的声音, 行政改革的步调必然要求加速, 改革的力度也有必要加重。在向服务型政府的发展中, 实现大服务, 小政府的转变。借鉴国外诸多国家的改革经验, 大部制改革应该是实现小政府的职权集中、职能调整的有效路径。

三、行政改革的应然道路

行政改革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为实现国富民强梦想的改革。有的国家成功了, 使他们的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也有的国家失败了, 导致他们的国家走上分裂亡国的路程, 国家因为改革反倒后退很多年, 进而与改革成功的国家的差距越发拉大。20世纪80年代, 世界上出现了两场引人注目的改革:一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高速发展的30年, 中国经济从世界末端走进前三, 人民物质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一个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民主化, 人民高唱民主让整个国家走向分裂。

改革必然有成有败,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改革是一场比革命更加艰巨的进程。革命目标明确、政治问题简单, 敌我双方阵线很明了。相较之下, 革命是一种比较简单明了的行为方式, 但是, 暴力革命并不符合现实的环境。和平年代的中国, 自下而上的变革是一种非常缓慢的变革过程。因为在一个社会中, 一方面, 来自下层的非主导意识形态的变革会遭到主导意识形态的压制和破坏, 另一方面, 变革的效应渗透到主导意识形态之中会遭到层层的阻碍,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推翻旧有制度需要一个适当的契合点, 这个契合点换一种说法应该就是“质变”的时机。尽管缓慢, 但一旦变革的时机来临, 其速度和频率的加快将是十分显著的。社会形态的固态化受到不断发生的突发事件所影响, 必然导致形态发生结构性的调整。

就目前的国情而言, 我们更多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方式。它通常由控制统治权的团体成员通过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改革, 使改革影响扩展到民间的意识形态, 从而实现整个团体中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变。这种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存在外来的强大威胁, 在我国能够引发自上而下改革的外在因素频频显现, 诸如社会公平、贫富两极化、地区差异、房地产泡沫等等。贫民大众的仇富心理得到极大的膨胀甚至社会大众普遍出现心理扭曲的情况, 种种事件的发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从公共危机视角来看待已然发生的事件, 这明显是在触动预警行为的前兆。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当局能看到群众人民心中的恐慌, 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来过渡社会发展的阵痛期。

推进政府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大工程, 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难以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作为老百姓虽也深知改革需要过程, 但是作为人民大众期望在每阶段的改革中都能切实感受到变化中的受益。因为任何变革, 如果仅仅是上层结构进行调整, 仅仅是上层利益团体的利益重新分配, 那这样的改革, 人民是不会接受的。只有在明确改革目标后, 重在创造条件, 积极稳妥地推进, 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由此真正释放出强劲的改革红利。

摘要：大部制改革在十七大召开后走进大众的视野, 一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推行大部制, 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 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纵观行政改革发展路程, 由注重管理向注重服务转变、由注重意识形态向注重发展效果转变过程中, 其转变有诸多原因组成, 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原因, 也有人民主观诉求的原因。不论何种理由, 这些都指引着我国行政改革的逐步实施。

关键词：大部制,行政改革,行政效率,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睿, 沙蓉.大部制:缘起、挑战与前瞻[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8 (04) .

[2]吴永, 刘飞.关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理论探讨[J].理论导刊, 2008 (05) .

[3]蔡曦亮.中国大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 (03) .

[4]朱向东, 朱峻.日本的大部制改革[J].党政论坛, 2008 (03) .

3.大部制改革难点试析 篇三

关键词:大部制;改革;行政管理

收稿日期:2009-10-19

作者简介:柳少蕊(1983-),女,吉林吉林人,东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

一、集权与分权问题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自国家政权建立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外政治学界的一个显像问题。一般来说,集权容易产生专制,分权比较利于民主,但是集权可以保证国家的权威和控制力,而分权则往往容易削弱国家的权威和控制力,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建设与发展。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使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权力运作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按照这一设想,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案来规范:一是在部门内部建立专门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制约机构;二是在部门之间建立专门的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监督制约部门。显然,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会存在着权力制衡问题。实践证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媒体等。如何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将对大部制改革构成很大的挑战。

二、利益分配问题

从根本上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自身没有特殊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实现“利益部门化”,这严重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平、公正,也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在现实中表现为:(1)有些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不仅作为行政主体而且还是独立经济利益主体,在行政过程中偏离“公共利益”导向,把国家的公共权力部门化以谋取部门私利。(2)改革从来都不是在和风细雨中进行的,无疑是充满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激烈的权力角逐,部门利益、个人权力乃至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都可能成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阻力。^[1](P.422)有人担心,大部门体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

三、富余人员分流问题

实行大部制改革,必然要对职能重叠的部门和机构进行精简和重组。由此导致的人员分流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更是政府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富余的分流人员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就不可能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即使一时精简了,还可能出现回潮,如何处理撤销或者合并机构后编制的调整和人员的分流,能否走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历史怪圈,是推行大部制后必须解决的一个历史难题。如果富余人员不能安全有序分流,不仅不利于政府机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易使已有的政府机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因此,如何切实做好“大部制”改革中的人员分流,关乎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关乎社会安定。

四、法律保障问题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机构改革制度的供给不足和制度落后于机构改革的实践。亨廷顿曾指出:“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政府”。^[2](P.26)“前几次的机构改革,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基本上采取政策推动而不是法律规范的改革模式,或者说是‘运动型而不是‘秩序型的”。大部制改革事关政府机制的创新和权力利益的调整,如何利用这次政府改革的契机,加快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是大部制改革应该关注的重点。

大部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大部制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机构合并层面,而必须同政府职能的继续转型相结合。以这次改革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尽快完成由管制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4.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篇四

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被认为是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部分，甚至是前提条件。前些日子网上流传出中国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蓝图，即把国务院现有的二十多个部门合并成十几个超级部门，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提到“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所谓大部门体制，是指性质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把密切相关的职能集中在个大的部门统一行使。这样可以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处理公务的手续和环节，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可以说，政府部门的重组合并将是新领导层在今后五年的一项主要工作。

笔者认为，经济改革现在迫切需要从宏观调控部门着手，即进行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这四大宏观调控部门的重组和改革。核心目标是建立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部门框架体系，大幅提高人民银行的在国务院内的地位，职能及对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及合并财政部和发改委，成立一个超级财政部，使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在一个新的部门统一管理下，开启财政体制改革的道路。本文主要讨论人民银行，下篇将讨论财政体制。

目前中国现行实行“一行三会”(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体制，即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构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体系，基本建立了“一行三会”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但是，现存问题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尤其是利率是多部门博弈和协调，例如汇率政策与商务部的协调，和其他宏观经济部门尤其是三会的协调的难度也不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具体来讲，中国人民银行在组织独立性上，隶属于国务院，其在国务院领导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其职责。政策独立性上，人民银行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但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因此，目前央行的目标制定权和工具执行权并不完备。而每年的宏观调控是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央行要配合宏观调控目标，因此所谓加强央行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过是空中楼阁。

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将逐步加大，对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一，正如金融理论中的定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所证实，一国在实现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的目标。因此，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也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物价稳定提出更高要求。

其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涉及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对人民银行的权责和要求进一步加大，也对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笔者认为，金融领域的大部制改革也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时机，通过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基础，使得若冲击一旦发生，能够迅速地通过政策工具的运用加以化解。

由于人民银行和三会（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都属于部级单位，而且彼此之间的权责有重合的地方，因此有些政策不免会统筹不佳，产生冲突。如2008年及2009年信贷扩张使得央行抑制通胀的目标屡次落空，缺乏独立性被认为是造成这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此外，目前的“一行三会”所构建的监管格局，导致金融市场的机械分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情况，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如在表外业务中，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近些年来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外交易发展迅速，均属于金融监管的盲点。然而，中央银行和证券管理当局似乎都无明确的监管责任。

再如目前影子银行急速扩张，但监管的缺位使得影子银行在灰色地带运行，其风险也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其具有传导快、影响广的特点，使得影子银行的发展大大超出决策者的预期。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于影子银行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部门对其监管，使得金融统计信息严重缺失，导致金融统计数据既不能及时反映危机迹象，危机发生后又无法通过金融统计准确判断并估计危机扩散和传染的风险。

有学者提出，就是将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组成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统一监管、同时对影子银行进行规范管理、受理和查处金融业违法行为，整顿规范金融市场。或可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三部门派驻机构实行整合后，调整为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全面负责行政区内的金融监管工作。但笔者不同意有种观点，在目前条件下，三会的分设还是必要的，但需要人民银行的协调，整合监管资源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宏观审慎混业监管，达到监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降低监管成本。

长期在中国银行和金融界任要职的著名学者谢平提出，可以在目前金融旬会的基础上设立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人民银行、财政部、三个监管当局等领导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对涉及中国金融稳定的重大事项实行票决机制，明确问责制，可减少事事上报国务院的压力。同时，加强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职能。

这个建议是对目前中央银行制约的一种重要改进，但笔者还是认为，人民银行虽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地位应该大大提高，并有协调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能。将有关金融规划、统计、服务体系建设职能和机构划入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对这个金融稳定负责，并对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统一监管。

5.广东佛山的大部制改革 篇五

2012年3月9日发布的一条人事任免通知引起网友关注。通知上，10名公务员被任命为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或副局长，另4名被任命为该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此前，两局刚从新合并的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离。这一拥有14名副局长的单位成为“佛山最牛的局”。

从网上公开的任免信息可以看到，在佛山市，其他区许多局都拥有十余个局领导。对此，佛山市编办的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实行大部制改革“过渡时期的产物”。

在佛山大部制改革中，禅城区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称“市场安全局”)是变动最多的部门，两年内，该局经历了合合分分。

2010年6月，该局由禅城区安监局和另6个局的市场监管部门合并成立，拥有11个副局长。合并后，原禅城区安监局局长苗晶慰担任“市场安全局”的副局长。

2012年3月15日，被媒体曝光的“11个副局长”，指的是两个副局长(分管安监和市场监管)和9个局务委员(包括纪检组长和副组长)。

“局务委员”是顺德大部制改革中创造的一个新名词，《公务员法》里并无此序列，这是为原各局的副局长安置去处所设，按照设计，局务委员仍是领导班子成员，享受原级别待遇。苗说，合并后出现11名局领导“并不奇怪”，因为大局成立后，并入的新部门较多，农业局和旅游局分别调来一名“局务委员”，文化局调来两名“局务委员”。“就工作量而言，减少部分局务委员也可以承担。”原市场安全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称。此外，他还认为，分工中，由一名原负责体育领域的“局务委员”管酒类和屠宰监管，“不够专业”。

大部门的融合与“不兼容”

合并后，各条块之间有所融合，但仍处于“各自一摊”的境地。“设计的初衷是好的，可以充分利用执法力量，资源整合。”3月27日，上述禅城区市场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说，合并后，局里下设的三个执法大队之间交流较多，加上综合执法，领导在一起办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成本。

不过，合并后也有现实的问题。“各执法领域都有较强的专业性，比如查安全生产的队员，面对屠宰场的动物根本手足无措。”该工作人员说。对此，佛山市编办行政机构编制科科长蔡国雄也承认，合并后许多单位都有综合执法队，但因为行政法在执法程序上的限制以及专业不同，执法者在跨领域执法时十分不安。“综合执法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真打起行政官司，政府很难赢。”

今年2月，新合并的“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又一分为二，分成市场监管局和安全生产监督局。苗晶慰起草了新安全生产监督局的编制方案，暂定为一名副局长，三名“局

务委员”。正局长仍由原大局正局长兼任。“领导多了，干活的人就少。我觉得一正三副就够了。”苗说。其余的7名副局长和局务委员留在区市场监管局。

合并之后，类似的融合与“不兼容”，也出现在其他的局。比如，现在的禅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由原禅城区国土资源局、水务局等局合并而成。禅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一位副局长说，合并后，各条块之间有所融合，但仍处于“各自一摊”的境地。采访中，该副局长甚至对全局现有多少个局领导都说不清。

编制数量超省初定方案

19名副局长的大局，广东省初定的方案是“一正五副八局务”，超出了6位。一个局究竟设置几个副局长合适？现在一个局里出现十几名副局长又是谁定的？大部制改革前，各局的领导编制基本是“一正三副”、“一正四副”、“一正五副”。3月28日，佛山市禅城区委组织部行政机构编制科何科长说，究竟定几个副局长，是综合考虑机构大小和任务量决定的，多年来，人员一般都“各司其位”。

2010年，佛山推行大部制改革。广东省编办提出了一个方案：将原来的领导编制变为“一正三副五局务”，“一正四副六局务”、“一正五副八局务”。因为局长往往兼任区领导，在区里办公，局里的工作主要靠副局长和局务委员合作承担。“省里的方案认为局务委员是副局长的1.5倍，这样比较好合作。”何科长说。不过，该方案遭到佛山市、区编办的反对，他们要求按局领导实际数量制定编制，而非先限制领导数量。“如果局领导多了几个，你说让谁下？谁来做这个决定？”何科长说。最终，广东省编办同意了佛山当地的意见，按现有的领导编制数制定了新的编制方案，没有撤一位官员。所以，“很多局的编制都超过省定方案的数量。”何说，比如有19名副局长(含局务等)的大局，广东省定的方案是“一正五副八局务”，超出了6位。

虽然没有撤官员，但根据大部制改革要求，佛山市要尽量贴近省里提出的方案，逐步精简超过省定方案的官员。目前，全市局领导干部已减员一成多，主要是对超编的局进行再精简，合乎省定方案的局并未精简。省定方案中的官员数量是否还可以精简？何科长说，肯定还有减员空间，但“三定方案(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一旦确定，编制在一届政府内就会稳定存在。目前，佛山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是2010年确定的，暂时不会改变。不过，可以预见，随着改革深入，新方案提出后，官员数量肯定还会减少。

“庙已拆掉，下一步赶和尚”

今后通过“自然减员”，领导数量还将继续下降。岗位空缺后，就不再保留。“副局长扎堆是大部制缩减行政机构的直接产物。”3月21日，佛山市委组织部调研科科长廖义斌说，“41个机构缩到16个，差不多三四个机构组建一个新局。副区长任局长，原来的局长、副

局长成为新局的副局长和局务委员，做做加法，就知道人数不会少”。佛山大部制改革是在顺德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2010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

顺德大部制改革时，曾提出“不裁撤一个人，不降一个官。”设置“局务委员”，局领导都予以保留。后来，佛山也借鉴此经验。这一设计初衷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使领导干部更容易接受改革。佛山编办蔡国雄说，“改革的顺利推进有赖两种力量：加大动力和减少阻力。设置局务委员，使职务平稳过渡，有助于减少阻力。”不过，因为“局务委员”这个称呼过于生僻，各区的“局务委员”对外统称“副局长”，“副局长”对外统称“常务副局长”。

“这并非简单的机构冗员问题，而是大部制改革过渡时期的做法。”蔡国雄说，从全市来看，各区的局领导职数总量比改革前减少了一成以上，主要是调离和退休，个别是由于离职。今后通过“自然减员”，领导数量还将继续下降。蔡国雄说，岗位空缺后，就不再保留。不过，“目前领导数量仍然较多。”蔡国雄说，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组织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逐步优化。”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减员的目标和时间表。佛山市人事系统的一名公务员说：“大部制合并后，领导人数肯定会逐步减少。庙已经拆掉，下一步赶和尚就容易了。”

扩大“公务员聘任制”试点

更多公务员可以通过职级的不断提高，获得更好的工资待遇。2012年3月26日，广东社会管理创新论坛在顺德举行，多位专家到会讨论大部制改革。对“一个局十几个副局长”的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理解，他认为：“改革一定要在现有的机构、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阻力会非常大。”蔡国雄说，要解决公务员冗员等问题，需要“继续深化大部制改革”。其中，人事制度方面需要创新。探索干部职级与职务分离的制度，实行工资待遇和职级挂钩，探索建立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

“这方面的改革，深圳正在搞试点。这样，公务员不用只奔着升职务这一条窄路，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职级的不断提高，获得更好的工资待遇。”蔡国雄说。此外，公务员聘任制(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首次规定了公务员管理引入聘任制，目前在深圳和上海浦东开展试点)的试点范围也需不断扩大。蔡国雄认为，这一创新的推行，将彻底解决公务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

6.了解深圳大部制改革相关内容 篇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向境外媒体介绍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时表示，深圳此轮改革，将在中国地方区域行政体制改革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省委常委、深圳代市长王荣认为，这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注重特区之“特”的要求，涉及面之广，目前在全国还不多见。

即便是已经历过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对大部门制度其实并不算陌生的深圳政府官员，在拿到昨日公布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时，仍连连感慨“这次动真格的了。”

委、局、办并行

根据改革方案，深圳政府部门设置将打破现有的局、办模式，按照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市政府实行委、局、办并行，各机构将统称工作部门，根据部门的职能定位作出区分，其中：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称为“委”；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称为“局”；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称为“办”。各委、局对市政府负责。一部分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局，由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的委归口联系。

设31个政府部门

此次机构改革最大的看点，是首次出现了“委员会”这一政府部门架构，对不同职能部门领域进行了分拆合并。设立的7个委员会包括：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居环境委员会。

此外，整合原有的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成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原文化、旅游、体育局为文体旅游局。成立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原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的职责，以及卫生局饮食环节的食品监管职责整合划入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述三局不再保留。

据了解，根据方案，深圳政府现有直属机构中除公安局、教育局、民政局、司法局、审计局、口岸办、台办共7个机构暂不作调整外，此次机构改革后，数量将减少15个，设置31个工作部门。此外，市委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有关驻深单位管理的政府职能划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驻深单位党的工作职责划入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不再保留市委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

10月前基本完成

据改革计划，此次政府机构改革从今年7月开始正式部署实施，各部门商定规定，落实政府职能转变，明确和加强责任，理顺职责关系。计划到10月1日以前，改革基本完成。

架构：委、局、办并行

委

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

局

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

办

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各委、局对市政府负责。一部分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局，由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的委归口联系。

【整体架构】“委”、“局”、“办”政府架构初步建立 早在2003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建立起了大交通、大文化、大城管、大经济的格局。然而,当时所设想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一直以来并未能够实行。

2008年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深圳明确提出将以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随后获批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都被置于重要地位。

在这一次改革里,深圳建立起了“委”、“局”、“办”的政府架构:“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这一番调整组合,使得原来的46个工作部门减少到31个,机构精简的力度、涉及的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省委常委、深圳市代市长王荣看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刻不容缓”,这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深圳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王荣表示,中央和省对深圳率先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寄予厚望,“只有勇于先行先试,在机构改革中大胆创新与突破,深圳才能在全国新一轮改革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才能为全国城市政府改革提供示范,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路子”。

经过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深圳正面临着空间、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也较早地遇到了社会管理、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等方面的诸多挑战,“要实现新一轮科学发展,必须深化改革,靠制度创新”,只有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才能消除影响深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强化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自主性功能,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已进行过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但王荣坦陈,深圳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与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机构设置不够合理,部门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称等现象依然存在。王荣表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功能组合】

宏观上厘清边界,微观上改革审批制度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对机构进行简单的拆分。”王荣说。据记者了解,与深圳以往的7次行政体制改革相比,此次的改革重点更加明确,既从宏观上重点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又从微观上改革现行审批制度,既克服了城市政府这个“大基层”的特点,又注重特区之“特”的要求,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强化服务质量。

另外,这次改革也打上了“纵深推进”的标记。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深圳已经没有改革的激情,引发了许多深圳人的深思。随着《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的推出,不少专家纷纷表示,深圳再次点燃了改革的激情,并跨出了在经济、行政体制、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先行先试的步伐。

深圳在进行机构改革动员时明确表示,此次机构改革不是简单地完成地方机构改革任务,而是着重解决制约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着重解决行政运作不协调、效率低下的问题,又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政府定位,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既强调完善经济管理,又把加强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放到突出的位置；既着力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又重在解决特区内外二元化发展问题,促进城市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

机构整合解决“九龙治水” 产业管理，5个部门被整合为一个委员会 此次改革中,和产业发展相关的贸工局、科技局、高新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等5个部门被整合为“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被整合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此次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记者从深圳市有关部门获悉,在改革前,深圳涉及产业管理的部门较多,资源分散,多头管理,聚合度不高,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管理不分,在实际工作中微观往往冲淡宏观,批钱批项目重于产业政策、发展计划的问题。另外,相关产业管理部门在产业准入审批、项目引进、资金扶持、配套服务等方面政出多门、职责交叉等问题十分突出,而现行的园区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的办事环节,弱化了为企业服务的职能。

为此,深圳此次改革在统筹发展和产业能力提升上进行了突破。为加强发改部门的宏观统筹功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有效性,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将物价局属于宏观调节的“定价”职责,统计局承担的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密切相关的“统计分析和信息发布”职责划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的重点也转向统筹深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交通管理，地域上二元化将走向终结

深圳和新加坡、香港等世界名城相比,最大的差距是什么?不少深圳人会给你这样一个答案———城市建设和管理。以交通运输为例,深圳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情况错综复杂。一方面在地域上存在二元化管理,特区内及光明新区的交通管理由市交通局垂直管理,宝安、龙岗两区则实行分级管理；另一方面,城市市政道路和公路在种类上存在二元管理,市政道路由不同部门实行规划、建设、管养三分离体制,公路则是由另外一个部门实行三者一体化管理。

在执法方面,公路路政执法由交通部门承担,市政道路执法由城管综合执法队承担,既割裂了道路管理的整体性,也不利于城市化水平提升。另外,道路管理域交通设施管理也是脱节的,道路上的路灯、绿化等附属设施由城管部门负责,但交通信号灯、交通标牌、标识、护栏等交通设施则由交通部门负责。

在本次改革中,深圳力争谋求在整体协调发展上取得突破。首先,新组建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统一负责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综合协调与平衡各职能部门编制的专业规划,强化政府对城市空间资源的有效掌控。

同时,成立交通运输委员会,统筹负责特区内外交通规划(设计)、建设、管养、执法以及运输管理,特区外的交通、公路也由原来的分级管理调整为市垂直管理。重组城市管理局,实现林业和园林的统一管理,统管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工作。

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局统一承担多部门职责 一瓶罐头质量出了问题,到底找哪个部门投诉?可能难免遇到农业、质监、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等多个部门互踢“皮球”的无奈状况。此次,深圳的改革将致力于杜绝这种现象。

改革前,深圳市场监管多个部门参与的现象很普遍。在商品质量方面,质监部门负责生产环节,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农业、质监、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等多个部门对食品链的不同环节或不同品种进行监管；在知识产权方面,商标和专利、版权管理职能分离,分别由工商局、知识产权局承担。

改革后,新成立市场监管局,统一承担由原工商局、质监局、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的职责,以及卫生局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这将使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由5个减少为卫生、农业、市场监管3个部门,知识产权交由市场监管1个部门负责。

另外,新成立的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大幅降低企业注册登记门槛,将有关技术性评审及事务性工作交给社会组织承担。

可持续发展，由“三废”治理为主转向全面加强生态建设

深圳河、布吉河、坪山河、龙岗河、观澜河、茅洲河个个被人戏称“黑龙江”,灰霾天气愈来愈多„„深圳的环境保护一直受到市民的诟病。在环境保护中,也存在着多头管理的现象,深圳的水污染治理由水务局主管,其他环保事项则由环保局负责。在此次改革中,深圳专门增设了“人居环境委员会”,负责统筹环境治理、水污染防止、生态保护、建筑节能、污染减排和环境监管等工作,力图实现环境保护职能由“三废”治理为主转向全面加强生态建设。

同时,与涉及人居环境的建设、水务、气象等部门,也由该委员会归口联系。

专家访谈

此次机构改革力度最大

听闻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公布的消息后,广东省社科院丁力教授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兴奋,“这是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

制定与执行分设能有效避免寻租

“深圳的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在我看来是一次了不起的变革。”丁力认为其中两项变革的意义很大,第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分设制定政策部门和执行部门,“一旦成功有可能在珠三角推广”。

“政府机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强服务功能,削弱利益功能,尤其是精简了这么多的部门,削弱了这么多部门的利益”。另外,丁力认为很重要的是“深圳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将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部门分开”———制定政策的“委”与执行政策的“局”分设,“这能够有效避免寻租现象”。

一直关注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圳大学马敬仁教授表示,这是深圳启动行政体制改革以来,出台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基本上体现了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实现了决策和执行两个部门之间的分开,“就目前而言,部门裁减和机构调整是比较大的动作,现在已经架起了一个架构,关键是以后相关制度的完善。”

区一级政府改革将面临更多困难

对于这次机构改革可能存在的困难,丁力认为,部门合并,“口子少了”,“委”和“委”的跨度大了,每个“委”管理的人也多了,可能会面临人员的压力。丁力表示,深圳的这次改革是“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是要减少中间环节,增加效率,减少工作量,那最后就是要减少人员。

丁力认为将有三个方面考验着深圳这次机构改革能否成功:一是能不能进一步增强服务功能,二是能不能减少腐败产生的可能,三是能不能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

至于如何解决可能面临的人员安置问题,丁力表示可以借鉴中央大部制改革的方法,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公务员提前退休,年轻的公务员出去学习或者分流到一些国有企业。“官员的合理利益要保证,但改革也要牺牲一部分利益。” “与深圳市一级政府机构改革相比,未来在区一级层面上的改革将面临更多困难”,丁力认为,“市里面机构改革对于公务员还有一部分包括国企的分流空间,而区一级分流空间更小,改革任务更重,作为深圳的区一级政府来讲,未来变成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有大量公务员需要解决,人员将是机构改革很主要的压力。”

盘点深圳前7次行政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借助先行先试的优势,深圳先后进行了4次审批制度改革和7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推进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 第一次:1981年底到1982年初

基本思路是精兵简政,通过改革撤并了10多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和20多个行政单位,建立了各类经济实体,为特区迅速启动、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第二次:1984年

围绕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在政府体系中建立“四委五办”,将计划委员会改为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并设工业发展委员会领导工业引进,加快建设外向型经济的速度。

第三次:1986年

改革使特区的行政管理开始形成特色,即将一级政府普遍实行的三级管理改为二级管理,整体上减少了一个行政层次。并在全国率先成立行政监察局,完善了行政监督体制,并新组建贸发局。第四次:1988年

行政改革重点是调整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的管理机构,浓缩其管理实务,以经济发展局替代原有的贸发局、工业办和引进办,以建设局和建筑工务局替代原有的基建办、规划局和国土局,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架构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管理体系。

第五次:1992年至1993年

改革内容是在政府部门普遍开展“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同时进一步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把一些社会性事务从政府的职能中转移出去,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

第六次:2001年至2002年

参照国务院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深圳主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部门和市区两级关系中进行了改革微调,同时还对审批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逐步完善了大部门体制机制；

第七次:2004年

改革的重点是整合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在总编制量不变的情况下,市政府工作部门由45个减少为35个。同时市直机关4个编制以下的处室进行归并,实行“大处制”。此次改革进一步将政府职能转向公共领域,加强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借助先行先试的优势,深圳先后进行了4次审批制度改革和7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推进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 第一次:1981年底到1982年初

基本思路是精兵简政,通过改革撤并了10多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和20多个行政单位,建立了各类经济实体,为特区迅速启动、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第二次:1984年

围绕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在政府体系中建立“四委五办”,将计划委员会改为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并设工业发展委员会领导工业引进,加快建设外向型经济的速度。

第三次:1986年

改革使特区的行政管理开始形成特色,即将一级政府普遍实行的三级管理改为二级管理,整体上减少了一个行政层次。并在全国率先成立行政监察局,完善了行政监督体制,并新组建贸发局。

第四次:1988年

行政改革重点是调整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的管理机构,浓缩其管理实务,以经济发展局替代原有的贸发局、工业办和引进办,以建设局和建筑工务局替代原有的基建办、规划局和国土局,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架构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管理体系。第五次:1992年至1993年

改革内容是在政府部门普遍开展“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同时进一步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把一些社会性事务从政府的职能中转移出去,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

第六次:2001年至2002年

参照国务院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深圳主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部门和市区两级关系中进行了改革微调,同时还对审批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逐步完善了大部门体制机制；

第七次:2004年

改革的重点是整合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在总编制量不变的情况下,市政府工作部门由45个减少为35个。同时市直机关4个编制以下的处室进行归并,实行“大处制”。此次改革进一步将政府职能转向公共领域,加强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深圳大部制改革实现行政权力间相互制约

http://news.QQ.com 2009年11月08日20:51 新华网

新华网广州11月8日电 从7月30日深圳市公布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到9月8日精简后的31个工作部门正式挂牌，再到10月各个部门工作人员基本就位，不到3个月时间，深圳建市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因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深入改革，深圳此次改革更受到人们的瞩目。新任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邱宣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并不能挡住深圳加快政府机构改革的脚步，而且通过部门合并整合，政府机构运作效率高了，服务改善了，有助于更好应对金融危机。”

此次深圳行政机构改革，力度之强、范围之广、进度之快，前所未有。原先46个政府工作部门减为31个、“瘦身”近1／3，80％的工作部门纳入整合范围，涉及的600多项行政审批事务减少近200

项。

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为例，这一新机构就是在撤并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保税区管理局、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多家机构基础上重新整合组建而成，原先55个处级单位，整合后变成29个，公务员从原先400多人减少近百人，变化最大的是正处级岗位，从42个减少到29个。

邱宣说，创业板近期在深圳启动，对深圳中小科技企业赴创业板上市是个很大的促进。整合后的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小企业创业板上市前的辅导和培训工作，下一步还将安排专门上市辅导培训资金，力争企业实现“零成本”上市，更好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实行“大部制”后，大大减少了原先各个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现象。这里的一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深圳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在很多项目审批上，既牵扯到贸易工业局，又与科技和信息局有关，以前部门间容易扯皮推诿，整合后变成一个部门，大大简化了审批程

序，提高了政府效率。

不只是部门间的整合，一些内部事项的处理也在这次改革中加深了整合。从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来看，因为新部门现有15个处有对外审批许可业务，为方便企业办事，委员会新设立“业务受理处”，对全委所有对外行政许可业务集中受理，对企业而言，就变成了“一站式”的窗口，办事不需要往每个处室跑，大大方便了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此轮机构改革核心就是对行政权进行“三分”改革，分别设置委、局、办三种机构。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是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委”“局”之间最终将形成“行政合同制”，以此来考察绩效，实现行政权力间的相互制约。深圳此次共成立了7个像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这样“大部制”的委员会。其中，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划入价格综合管理、国民经济统计分析等职能；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由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合并而成。此外还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会、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居环境委员会。深圳的率先突破，为其他地方的改革提供了参考“样本”。仅在珠三角，今年以来，继深圳之后，珠三角的佛山顺德区、广州市、珠海也都相继启动了“大部制”改革。

对深圳而言，此次“大部制”改革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第7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行政权三分”的“深圳模式”继200

3年之后再次上路。

有调查显示，“政府职能转变”是近年来企业家们最迫切希望推进的改革之一。不少企业经营者意识到，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只有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其他改革才能更加顺利地推进。

不过，此次改革的效果有多大，邱宣说现在还很难判断，可能还要等2到3年后才能看出。“但通过近一段的实践，能深切感受到，这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绝不是简单的精兵简政，而是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整合资源，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力争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参与采写（韩洁车晓蕙王传真王

7.大部制改革与政府间关系调整浅析 篇七

一、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发展和现状

实施大部制改革, 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要求, 也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先进性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我国一直不断尝试各种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同时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 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是在经济形势不段变化的条件下, 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 会影响各级政府正确全面履行其职能, 也会限制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必须要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来加以解决。

二、大部制改革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一) 要理解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

想要对大部制进行改革, 首先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大部制, 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结果。当前的大部制改革包括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决策、节约行政成本以及市场经济这些方面。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 改革的前景以及必要性是什么等问题在思想上长期的模糊不清, 导致了对大部制改革必要性认识不足, 对改革的前景过于乐观, 形成了实践中各地大部制改革轰轰烈烈、轮番上演的局面。

所以, 综上所述, 我国大部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首先要在思想上深一步的认识到我们在新的时代中, 只能实行大部制改革才能有效的进行各种制度的整合。唯有大家的思想上对其都有一定的认可的时候, 对于实行大部制改革就不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其实行起来也就可以如鱼得水般。就当前的情况下来看, 我国的大部制改革的过程当中, 其各种制度均不是太完善, 大多数人们对其的认识还不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对大部制进行理性的理论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同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 提升大部制改革的可操作性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每次的改革都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改革就是将原来的利益集团打掉, 开始推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这样, 各种权利集团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部制的改革中, 如何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大部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 是哪个领导者当位, 当前实行哪种制度, 比较推崇的是哪方面的文化, 都成为影响改革可操作性与否的重要因素。下面几点是分析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一, 领导者人选非常重要。大部制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其牵涉到的问题非常的多, 如, 在权力重组方面,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懂得如何来分配各种权力, 懂得如何拿捏轻重。其次, 在实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 需要对各个阶段进行周密的安排, 这时, 就需要有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 能够预见未来, 知道如何做才能够保证一个社会的稳定和长久。如此可见, 实行大部制改革, 一个好的领导者非常的关键, 对于这个领导者人选上, 能够关系都一个新的改革能不能成功。

第二, 大部制改革作为一个大的部门, 其进行合理的定位非常的重要。大部制的实行,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做到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其要做到突出管理职能;明确的划分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问题。因此, 大部制的改革中, 要对大部制的整个规划进行定位, 知道自己自始至终处在何种位置上, 该如何来实行自己的改革。在人员的调动和分配上面, 都要进行一定的规划, 做到合理配置。大部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要给自己进行最合理的定位, 才能在改革中, 不断的实行新的措施。

第三, 加大对大部制制度的监管力度,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大部制整个部门具有其自身的实力,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 其在做到独立的同时, 还要做到将各种利益相分离, 建立专门的机构, 以及网络、媒体与公民参与模式下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在对大部制的管理中, 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显得非常的有必要, 需要不断的进行改革和监管, 这样, 其在使用其权利的时候, 自然就会想到其应当做到的义务问题。

总而言之, 在我国的需要改革措施中, 很多都是在开始的时候办的红红火火, 在改革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 便开始了疏忽其继续的发展需要提供的条件, 如资金的不足, 人力方面的不足等, 都是很明显的问题, 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领导者的人选上面, 其起到的是一个整体规划的作用;对大部制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位上, 其可以根据其定位进行更加合理的改革, 人们也更加容易接受;只有制定越来越完善的法律制定, 才能够将大部制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样大部制的改革有能够得到确实有效的运行。

(三) 坚持大部制改革的长期性

每一个制度的实行, 都是经过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整合然后才定下来的。自古以来, 无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 在大部制的改革当中, 也具有这样的缺点, 因此, 在对其的改革制度中, 我们必须要正式其改革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需要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进行创新, 最后才能够将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出来, 人们普遍都能够接受的一种制度。因此, 长期性是当前大部制改革必须正视的问题。

三、政府间关系调整

政府间关系又被称为“府际关系”, 指的是各级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其包含了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同一地区各级政府关系) , 还包括了不存在隶属关系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又称为横向政府关系。

在大部制的改革中, 不但需要重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问题, 而且我们还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如, 在实行改革措施之后, 如何安排政府之间的关系, 及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等等。

(一) 政府和政府间的关系调整

目前, 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着缺乏良好的协作意识,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没有将大部制改革作为提升区域行政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进行建设, 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大部制改革工作中相对滞后, 严重影响了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工作。为了推动大部制改革在地方政府间的开展,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强化中央领导作用, 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

中央政府可以作为超脱于地方政府间利益争端的公正裁判, 从而在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构中起信息沟通与冲突裁判的作用, 这就需要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要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就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提高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加强宏观政策的执行监督、集中管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公共事务。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和协调能力, 完善协调机制的供给, 为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调提供一个有效保障。建立一种规范的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的利益分享和利益调节机制, 地方政府作为独立利益主体, 他的眼光只在于谋求本地经济的发展, 缺乏一种横向合作, 共同协调的前瞻意识。因此只有在外在的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内在利益分享的动力作用下, 才能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协调。

2. 加快区域大部制体系的建设, 促进大部制改革的深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 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 很多的管理制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机构臃肿, 条块分割, 深化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为横向关系创造机会。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介入的减少有助于厘清政企关系, 降低因微观主体利益产生冲突的机会。因此要逐步推动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利于转变职能,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使政府由微观管理层面转向宏观管理层面, 尽快完成由管制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为公民提供无缝隙的服务。等时机成熟时, 就可以构建跨区域地方大部制, 从而为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关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总之, 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协调, 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出现并发展的, 是能够解决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和区域公共产品的良方。本文通过系统总结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调, 让大家对其的认识更加明了清晰, 更好地把握其未来的路径走向和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正处在地方大部制改革初步探索时期, 推进地方大部制改革有利于促进跨区域地方大部制改革, 从而为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调整

从政府公共治理效率来看, 大部制的实行将中央职能的权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 新的超级大部门进行管理的权限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出现的情况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利益的争夺。我国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 多次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的冲突问题, 因此, 对两者之间进行利益整合显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大部制在进行自身的改革的时候, 比如会将地方的实力归集到了中央, 这样, 地方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的不满, 对大部制必然会提出很多的意见, 因此, 在实行大部制制度的时候, 需要重视各个地方之间的利益问题, 还需要将其进行不断的整合, 缓解利益方面的问题。

可见, 在当前的社会中实行大部制改革还是很艰巨的, 在实行大部制的改革中必须要做到加大对其的思想重视, 让人人都要以大局为重, 认识到大部制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便利, 能够帮助大家如何去将生活变得更好, 可以从下列几点入手:

1. 创建伙伴型协作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打破“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 建立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制度, 为我国政府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中建立友好的基础[7]。对于政府之间需要建立友好的关系, 将政府与个人、政府与社会之间, 建立友好的联系关系。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 这就要求政府首先需要做到以身作则, 要不断的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 要加强对相关的理论的学习, 对于大部制的相关制度要做到熟悉,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运用相关的知识在第一时间高效的完成, 为人民办实事, 办好事。

2. 提供制度化的政策安排

在一个制度进行调整之前, 对其经济进行不断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利益方面是人们普遍最为关心的话题, 在实行新的制度时, 需要面的的事情首先要进行利益分配问题。在制度化的安排中, 需要保证其一定的权威性, 对于其实行的制度, 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 因此, 提供制度化的政策安排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大部制的实行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

3. 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整个国家的领土不可分割, 中央对地方具有一定的管辖权力。中央部门对地方具有法律监督、财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等监督方式;每个部门如果没有一定的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控的时候, 那么其在办事的时候, 就可能会运用其自身的某些职能来谋取某些不正当的利益, 这样对于整个制度的有效实行是非常不利的, 同样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起到了一种阻碍的作用。

总结

大部制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其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将人民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希望通过实行大部制改革, 能够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文是理论研究型文章, 通过理论的阐述和原因的分析, 找出其中的问题, 并提供一定的建议。由于作者在学历和理论水平上的限制, 本文在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还请多多批评指正, 帮助本文进一步完善充实。

参考文献

[1]钱洁.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2 (4) :18-20.

8.大部制改革催生行业机遇 篇八

什么是交易成本？

它是一个农民想发展养殖业，得先后跑遍土地局、畜牧局、建设局、规划局等多个部门，而且不是报个到，有的部门需要连续跑好几次。往往事业还没个谱，农民对养殖的热情就熄灭了大半。

它还是，一个煤矿如果要成功办理一个手续，需要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

——种经济行为获得职能部门认可、允许、通过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或可统称为交易成本，它的高低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划与调整密不可分。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政府职能调整与机构改革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它甚至已成为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间内改革的重点。

2013年3月，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大部制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提出的“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等内容，深受企业主追捧。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制改革并不是一项单一的行政体制领域的改革，而是涉及到全社会各方面、对各个行业都有重要影响的一项改革。可以肯定，如果大部门制改革有实质性突破，将有效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释放各行业的发展潜力。

改革新重点

首先，大部制改革并非今年“两会”首发。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便提出了“大部门制”的行政体制改革方向。2008年3月，国务院以“转变职能、提高效率”为主要改革目标，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环境保护部等5个“大部委”，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

五年来，从现实情况看，尽管这些年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和速度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仍有明显的差距。政府的转型与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还相当突出。

各部门如何设置，是职能调整的结果，是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推进机构改革，单纯地改换名称，对机构分分合合，效果是有限的。这也是过去几轮机构改革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未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原因。

然而，这次大部门制改革，明确把职能调整和权力结构优化摆在突出位置，尽管当前改革力度还不大，但基本认识的问题已解决。中央编办负责人答记者问时也提到，这次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突出了四个新重点：

一是推进职能转移，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二是推进职能下放，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是推进职能整合，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提高行政效能。

四是推进职能加强，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问题，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注重完善制度机制。

通过推动职能转变，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真正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如果这个原则能够有效地贯彻下去，应当说，大部门制改革将有实质性突破。

利好行业

大部制改革引发社会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内容本身对相关行业的利好。

从政策决策者推进大部门制的思路看，未来几年的相关改革还会进一步推进。因此，判断大部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能仅看这次的几个机构调整，更要看在基本指导思想明确背景下未来几年大部门制改革的进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与交易成本高低直接相关。交易成本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大大拓展市场的制度空间，促进经济发展。总的来看，随着政府职能调整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将会明显下降。

因此，如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到的十项改革能够全面推进，那么全社会都将受益菲浅。这十项改革分别是：

第一，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第二，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第三，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第四，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第五，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第六，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第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第八，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第九，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第十，加强依法行政。

由于大部门制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对条件成熟、形成共识的就先推进，对条件尚不成熟、还需要研究探索的，在进一步创造条件、累积共识后，适时加以推进。”但从2013年推出的改革内容看，仍有一些行业将直接受益。

比如将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成立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将利好传媒业。有分析人士指出，两部委合并将打破新闻出版业和广电行业的行政监管壁垒，使得传媒文化产业主体在监管上理顺关系，改变原先多头、重复的管理局面，将提高市场竞争活力，有利于促进传媒产业内跨行业整合，有利于催生综合性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传媒文化行业将迎来第二次政策红利。

比如将电监委合并入国家能源局，则对电力行业有利好。改革之后，5家大的发电企业发电量只占到了全国的一半，建设成本明显下降，另一半则是地方企业、民营企业，激活的市场巨大。

再比如，把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整合了诸多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责，以及在“两会”中多次反复提及基层医疗建设与服务。这些讯启令一些乐观的行业人士认为，上述举措将有望推动食品安全检测行业的市场化、去行政化进程，第三方独立检测企业有望受益。而能否快速下沉到乡镇等基层市场，将成为现阶段医药流通企业的制胜营销关键。

除此之外，铁道部一分为三，政企实现分离，有可能使交通运输业普遍受益；国家海洋局重新整合了渔业、海监等海洋监管职能，有可能使海洋产业受益。变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部门制释放行业发展潜力，仅仅是“有可能”，并没有“一定是”。当前由于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相当复杂，大部门制改革在现实推进中仍然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形改实不改”、“放权变收权”等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仍以铁道部为例，铁道部政企分开，是迈向铁路市场化的第一步。撤销铁道部，有利于破除铁路垄断，为地方、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约束未来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行政垄断地位，如何区分其普遍业务与盈利业务，将盈利业务，如货运等，尝试向市场开放；如何形成社会资本无阻力进入、无阻力障碍退出的机制，让民间资金公平参与建设铁路配套设施等，还需要更为艰难的改革。

要让“潜在”变为“现实”，恐怕需要对改革有多方面的安排。例如，第一，加强对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的总体设计。节奏可以有控制，但目标一定要明确，就是建立一个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并且以此为目标加强改革的总体规划与设计。

第二，真正尊重群众在改革方面的试点成效。实地调研中发现，基层群众的创新，其实比比皆是。当前一个最突出的矛盾是，这些改革试点，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改革决策中。例如，广东社会组织发展，湖南长沙县农民自发探索环保合作社，都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类基层性、民间性、首创性的探索，需要尽快总结推广。

第三，参与式改革成为改革协调的坚实基础。改革协调机制，协调的核心是利益，防范的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相对利益侵犯。要达到这个目标，客观上需要参与式改革。否则，强势群体有可能借助协调机制，强行推进损害群众的改革，由此形成了改革的走形变样。

现在看来，大部制散发的利好，与人们对于改革是否能有成效的迟疑，各有所凭。而我们知道，规划设计再好的改革关键还看执行，但大部制改革引发的社会效应，人们观念的转变已然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