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论文

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论文（共7篇）

1.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论文 篇一

从功利主义中看基督教传播

一、基督教与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有广义、狭义的分界。广义上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功利价值、以功利为衡量事物价值尺度的价值观。而狭义上的功利主义是指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1]

那功利主义究竟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基督教强调的是心灵自身的净化，也就是通过人与神的接触、忏悔来寻求心灵的慰藉与快乐，如果按照边沁的理解功利主义内涵“幸福最大化”，在追求幸福这一点上与宗教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慰藉与快乐也可以算是功利主义的一部分，那更不用说那些因为畏惧末日审判或是犯罪过后期望得到宽恕的人，这样的相信更是功利主义的部分。而且在《圣经·约伯记》中也体现出神早已预示到这一切，耶和华在天上临朝，上帝的众子侍立在旁，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提及他的忠仆约伯，说道“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①。撒旦却就约伯的忠诚向上帝挑战，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事奉上帝。上帝若容许他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约伯必定会舍弃忠诚。撒旦就是因为看穿了多数信徒对于物质的追求，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向上帝提出了质疑。虽然最后约伯依然对上帝保持了忠诚，但是凡是出现在《圣经》中的必有其道理，而撒旦所说的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充分体现出了其实在基督教信徒中，依然有着大量的因为追求功利而信奉神的人，约伯的忠诚就是为了警示不诚心信奉的世人。“神迹”或“特殊的感应”对民众皈依基督教信仰具有催化作用。[3]它只能影响人们去开始相信基督教，但这种相信很快就会因为困难而动摇。例如《圣经》的《出埃及记》中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走出埃及，以色列人在开始是真心的信奉上帝还是因为畏惧上帝所降下的神迹才跟随摩西？他们当初就是希望跟随摩西出埃及后能得到更好的生活，但却一一违背上帝戒律，而当遇到生存问题时就第一时间质疑耶和华，这不是典型功利主义的特征吗？

所以，只有那些得到神的感召，通过灵与上帝沟通的人才是真正的信奉上帝的人，而那些出于任何目的，不管心灵上的慰藉或者是物质上的追求，去信奉上帝的行为，都是与基督背道而驰，但当今社会却拥有大量的这类人，而又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批人，在宗教的传播上就应该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

二、基督教传播中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功利主义直接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这确实很难找到任何的论据支撑，但是却不能排除基督教在传播手段中没有碰触到功利主义的范畴，或有目的性地针对特定人群的需求来传教。从民众最初接触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与途径来看，大多数人是在生活或生命处于危机或困境之下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的，可以说，基督教信仰最初是作为“逃遁的武器”为信仰者所选择和使用。[4]例如，许多留学生到了海外，总会有牧师主动上门关照，给予心理辅导，邀请其参与教会活动，甚至提供食物，住宿等帮助，让留学生们开始接触基督教，从而传播 ①《圣经》中约伯记：1:8 教义，让留学生们开始信教。西方很多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就利用了留学生的特点——内心的寂寞空虚，留学生需要内心慰藉，传教者就利用这些“内心慰藉”去达到传教的目的，去完成自己心中所谓的“使命感”，获取内心的满足与受人尊重的快乐。双方都带着目的地去完成各自心中的需求，从而基督教也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了功利主义完成了传播。

在基督传播的过程中，功利主义是最须要避免的，也是最难以避免的，因为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笃信基督的动力，要么就是与神的真实交流（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如此），要么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功利，或许是心灵的慰藉，也或许是物质的追求，但不管怎么样，没有这份功利的动力，就没有持之以恒的坚持。所以利用功利主义可以算是最简单而又最便捷的手段，让人去开始接触基督教，相信基督教。

不过，当今基督教传播方式的扭曲与当今社会的转型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单单责怪传教方的功利。随着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社会节奏逐渐加快，人们压力越来越大，单纯的传教已经不能让烦躁的都市人静下心来去领会基督教的教义，而功利主义正正贴合了如今都市人只求结果的心理，对基督教的皈依，心灵压力的倾吐，正正成为基督教得以传播的方式。压力或危机事件的触发是现阶段民众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动力。[5]如果不是通过功利主义合理利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在当今社会都将难以生存，而基督教传教者也仅仅是利用了“功利主义”去让人接触了解基督教，而后续的信与不信则依然由当事人决定。所以，对功利主义心理的良好把握，着实有利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

三、基督教功利主义在中国

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说道：＂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中国古往今来作为一个大国，从来就没有宗教之说，有的都是一些大英雄主义与儒家经典著作。直到国难当前，物资缺乏的年代，人们失去了方向，这时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百求百应的神，带有强烈功利性，每个人都从自身需求出发，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他们的需要。基督教的传入，人们逐渐转而信教，希望通过央求外地的神从而得到生命的救赎，而维持他们信仰的就是神祗的灵验程度。那怎么样才能让当时的中国人笃信基督教？针对中国人这样的特点，当时的传教士对中国人功利主义心理进行了利用，从而让基督教得以在中国迅速地传播。

方德望（Etienne Faber)神父在陕西传教时，曾通过施洒圣水的方式来驱赶蝗虫。此后因民众没有追随其教义而引发蝗虫复出。当他第二次发挥圣水的神效来彻底驱走蝗虫后，村民们折服于圣水的灵验，纷纷要求受洗，并主动在村庄里建立教堂。[6]

又如，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神父在韶州传教时，曾送一幅圣母像给一个难产的孕妇，并叫她“每天念七遍我们的父和福哉玛利亚，礼敬圣母的其次节日”。孩子顺利出生后，孕妇一家认为“无疑是得到圣母的特别帮助的”。在圣母像带来的不可置疑的灵验的吸引下，全家人皈信了天主教。[7]

这些例子都很好地印证了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基督教不通过解决人们内心的诉求，它根本就无法在中国传播，只有通过解决人们诉求的目的，才能让基督教在中国有点点立足之地，尽管这样的传教方式与教义不符，但功利主义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上确实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功利心态提供普通民众进入基督教的门槛，对于宗教皈依来说，门槛是最重要的，如果无法吸引民众走进基督教，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后续的皈依。而一旦民众走进了基督教，就有可能在后续的礼拜、诵经、唱诗等宗教活动中，不断加深对基督教的理解，并有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8]所以对于不同的地方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特点，基督教要生存，就要改变，在传播方式上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功利主义式传教也并非一无是处。

四、功利主义可以成为基督教最初传教的手段，但不能成为其的持续的方式

尽管基督教功利主义的利用，在世界上，在中国内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笔者认为，功利主义仅仅能作为让人初步接触基督教的途径，并不可以以功利主义性质去维持信众与基督教的关系。

功利主义的良性利用，可以成为基督教传教的重要手段，但如果被恶性利用，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例如在14-16世纪的欧洲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信徒以为教会掌握“功德库”，储存基督无限的恩功，和殉道圣徒的多馀有限善功，可以拨给信徒，以抵减他们犯罪应得的刑罚。当时教会就是利用信徒“原罪”的思想，恶性利用功利主义，在信徒对基督教皈依后依然利用功利主义的思想去欺骗信徒，让信徒自以为获得了救赎而从中获利，导致当时民不聊生，引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而在《福音时报》曾经提到：“基督教本是最不功利的，传福音却可能把功利传进去。善行是基督徒本该去行的，行善者却可能带着功利主义之心。”[9]例如现在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基督教徒在做善事、公益活动的时候，借机传教，借做善事，宣扬神的伟大与无私。他们就是利用了贫穷人民的心理，在最须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帮助，通过不断的馈赠与补贴，维持信众对基督教的信仰。在慈善本来是基督教践行圣经爱人如己的教训，是一种本能和责任，如果为了让别人信教而行善，那么就失去了行善的实质意义。“爱不是为了吸引别人来归向主，而是我们如果爱了，别人就会被吸引来归向主。”[10]神爱世人理应面向普罗大众，而不仅仅是那些有意向信教的人。

所以，笔者认为功利主义思想只能成为基督教最初传教的手段，当民众对基督教有了初步认识后，绝不能再以功利思想驱使信徒，否则结果只会与最初设想越走越远。要想维持信徒与上帝，信徒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就应该通过一系列教会的活动去感召信徒，让信徒与上帝真正建立起雅达的关系，绝不能通过功利主义思想来维持这段关系而不断满足信众的要求，这与圣经的根本思想完全不符。而通过功利主义来维持的关系是经不起风雨的审问，经不起时间的推敲，一旦与诉求稍有不符，这段关系也将随之破裂。

总而言之，在当代日星月异的社会中，功利思想已经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心灵，在基督教的传播中良性地利用功利主义确实能达到让基督教发展的作用，去功利化，保持基督教的神圣性的观点在这样一个多样的社会逐渐难以立足，但这种功利主义的利用仅仅能保持在信徒刚接触基督教的阶段，绝对不能持久，当信徒全心全意服侍主的时候，就应该摒弃一切功利。

参考文献：

[1] 杰里米·边沁.《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 [M].（1789）[3] 梁丽萍.《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J].世界宗教研究，2006（2）.[4] 同[3] [5] 梁丽萍.《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J].世界宗教研究，2006（2）.[6]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p138-139 [7]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 p 445 [8] 范正义.《试论教徒的功利心态在基督教对华传播中的作用》 [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7 [9] 于欣伟.《牧师探讨慈善与宣教:教会也当慎防陷入功利主义》 [N].福音时报，2012/05/29 [10] 同[9]

2.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论文 篇二

涂慧 (以下简称“涂”) :曹老师, 您好!很高兴能与您面对面, 近距离感受您的学者风范和学术理念!我们知道, 您的导师是以研究《文心雕龙》著称的知名学者杨明照先生, 而您现在则是中国比较文学方向的著名领军人物和知名学者。您的研究领域似乎有所转向, 您可以谈谈其中的缘由以及杨先生对您在求学治学上的影响吗?

曹顺庆 (以下简称“曹”) :我于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同年考上四川大学研究生, 拜在杨明照先生门下, 1983年获硕士学位, 1987年获博士学位。在我的求学过程中, 明照先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和博雅亲切的人格熏陶两个方面。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 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 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 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 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 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 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 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 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 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 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 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 在先生的指导下, 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 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 从此, 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 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 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 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 从内心来讲, 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 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 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 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 无论是治学的严格, 还是人格的熏陶, 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一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 可谓“后学仰止, 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 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 那飘飘的白须, 那激情的手势, 那亲切的笑容, 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 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 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 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 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 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 不打倒传统文化, 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 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 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目的, 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 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 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 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 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 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 缺乏自主创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 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 中国文化的空心化趋向。在整个文化发展上, 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 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当代中国人缺少类似于西方的“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感, 当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 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 “文化失语”, 学术缺乏创新性等现象也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简言之, 从本质上讲, 读经旨在创新。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 一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读经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 正如借鉴西方目的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今天中国需要创新, 而要创新, 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 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涂:毫无疑问, 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典籍对当代文化建设和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命运并不尽如意, 甚至令人堪忧。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呢?

曹:中国古代文论与典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同样有着无法抹灭的价值。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要“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的积极回应中, 学术界开始注意和重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 有许多学者则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 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讨论, 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是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 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 复兴中华民族精神, 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 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 融汇中西, 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第二个阶段的讨论, 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 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主要文化规则, 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与“中西化合”之路, 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 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 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 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 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 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涂:就文学理论而言, 当下中国学界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 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偏好, 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则相对漠视, 表现出典型的“失语症”;其二, 普遍将中国文论和文学现象当作西方文论的注解, 用西方文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 为中国文学界把脉问诊, 即所谓的“西体中用”的变体延续。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确, 当下中国学界大致表现出“失语症”和“西体中用”的趋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 学术界就围绕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理论争和哲理思考。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 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 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

所谓“失语”, 是说在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一方面, 我们坚信, 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20世纪, 新知识之所以能够全面取代旧知识, 是因为我们相信分析性质态的西学知识才是科学。旧知识被取代, 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 它在知识的质量和形态上都不科学。不行的不只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 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质态为标志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或标准的诗学知识, 那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失语”、“无语”, 甚至“哑语”。

另一方面, 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 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 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 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 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如此一来, 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出去, 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不科学, “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 成为异质性知识。与此同时, 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 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 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 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命题, 可谓切中肯綮。经过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和沉淀, 您认为当下中国学界是否已经摆脱了“失语症”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面对西方文论的失语状态呢?

曹: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 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规则。值得注意的是, 问题在于“何以失语”, “失什么语”。“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必然联系。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 当代学生甚至很多学者都不读经典, 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 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 “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 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不能穷尽意义, 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 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等现象, 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其背后, 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就知识建构而言, 一方面,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秉承了西方现代知识建构的固有危机;另一方面, 植入的现代性又极为深重地导致了移植知识系统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紧张和疏离。诗学的话语危机和与西方对话的立场危机, 不过是其表征。在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反省和调整的时候, 除继续引进西方资源外, 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 不在于可以用来确证现代诗学知识的正确性, 而在于可以据之从另一个“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因此, 对传统的诗学资源, 我们必须在保有其异质性的前提下进行利用, 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

涂: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 您不仅撰写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煌煌巨著, 也亲身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您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可谓蓬勃迅猛, 成就斐然, 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则更上层楼, 新论迭出, 佳作频现。关于这一点, 通过我和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6—2007》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即可管窥一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成就, 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的表现。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 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国学界主要关心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研究边界等学科内部建设问题。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7年, 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 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国学界以自己的贡献积极推进着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构。

涂:的确, 我们从您的等身著书中, 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见, 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呢?换句话说,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曹: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亟需引起学界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第一,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孙景尧、严绍璗、徐京安、叶舒宪、刘献彪、刘介民等大陆学者, 李达三、古添洪、陈鹏翔、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港台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此问题。第二, 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力尚待提升。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学科, 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 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也是行不通的。第三, 比较诗学研究有待深入。在这种背景之下, 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 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 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 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涂:比较文学不仅仅具有天然的比较意识、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 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这样一来, 比较文学对学习者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那么, 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大致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曹:比较是构成学识、获取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 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 它在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 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系, 这一切, 表明了这门学科在20和21世纪的勃勃生机。

在这种宏观态势和学科背景下, 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 必须比其他人文学科具备更高的知识要求和素质。这要求学习者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勇气, 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 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 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朝市之显学, 必成俗学”。同时, 研究者还应具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识, 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 同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以上的外语。

涂: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 的确是很大的挑战, 需要沉潜学习多年才有可能达到。据我所知, 您曾经编过《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等普适性教材, 对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充满了令人敬仰的热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 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呢?

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是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学者或作家, 而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学者精神”, 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问题的“学者素质”。前者——学者精神, 呼应着大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后者——对应着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综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大学生素质。因此, 我们应该培养基础牢、多层次、宽口径的通识人才;同时, 要防止无边的宽泛, 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经、管、法, 辅以理、工、农的平均主义, 也不能是不论专业立足点的大杂烩。理想目标应当先博后专, 太宽泛了不行。在博与专的问题上, 重点应注意培养学生素质, 高素质的学生应当知识博雅宽广, 基础扎实。有的高校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好找饭碗, 增加了许多实用的课程, 这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 不能因此而冲击了基础课程。就中文系学生而言, 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 应当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质教育, 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乐观地相信, 兼具学者精神和学者素质的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 不但适应工作面广, 动手能力强, 思维灵活, 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更有发现问题, 于问题中成长的潜力。

涂:是的, 我注意到您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 多年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与“《十三经》讲读”等古典原著精读课程, 我想这一定饱含您对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学术理念追求, 也体现您对如何培养高素质学术研究型人才的探索与创新意识。请您具体谈谈这种培养理念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学术考虑呢?就大学语文教育而言, 我们应该怎样设置学科, 才能合理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 培养他们的学科意识和研究能力呢?

曹: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多、空、旧、窄。所谓“多”是指课程设置太多, 包括课程门数多, 课时多, 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有不少重复, 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课、现代汉语等课程还与中学重复。问题是, 给学生开设众多课程, 灌输系列知识, 何以未能培养出钱锺书、季羡林那样的大学者?这并非意味着学生不努力, 而应当从教育机制上进行反思。课程越设越多, 讲授越来越空, 课程越讲越旧, 专业越分越窄, 学生基础越来越差, 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3.从古典主义绘画到写实主义绘画 篇三

我们所说的“写实主义”指的是两个含义：一种是指创作方法；另一种是指绘画中的描述手法。写画家库尔贝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首先了写实主义这一说法，随即，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在西方首次出现。

在当时已经存在并发展成熟的流派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也是针对这两种流派而出现的。他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于：写实的表现手法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他们对所谓的矫揉造作的理性和激情嗤之以鼻，将写实性的自然主义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受其直接影响的就是印象主义。可以说写实主义影响了当时的各种流派和思潮，而这种影响随着传统的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的不断演变，在二十世纪后几乎全面解体，发展的更为宽泛。

本文探讨的是传统的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它几乎贯穿了整个欧洲艺术史，包含于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之中。

写实主义的历史渊源

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风格

谈到手法上的写实主义的源泉一定要涉及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classicims）一词指这样一系列的现象：“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艺术有意识按地视为创作的源泉。”“古典主义是传统和回归古代的典型，是对经典的模仿。”

古希腊艺术在古典时期所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给世人留下了完美的典范。其后的古典艺术，都是对古希腊艺术样式的模仿。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古典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文艺复兴学习古典，但并非是单纯的模仿，而是通过学习古典从而精神创造新的文化和艺术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回归对人性的关注，艺术表现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真实。在这一时期，表现现实中的人和世俗生活成为艺术家们描绘的主要题材，我们从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时期的艺术家们源源不断的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并不断的从自然中去挖掘和探索。

2.十七、十八时期的理性过度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可以被称之为感性美学的话，那么其后的十七、十八世纪美学则可以说是抽象的哲学美学。人类的美学思想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和谐美，发展到了近代的崇尚美经历了十七、十八世纪这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度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人们高举着“人性”的大旗，而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则更加注重“理性”。突出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巴洛克”（Baroque）艺术和“洛可可”（Rococo）艺术中。“巴洛克”艺术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更加具有写实性。分析典型的巴洛克艺术作品发现，它们具有很强的动态感，更加拉近了所表达的内容与生活的距离。而巴洛克艺术同样处在理性的年代，这时期的艺术更加理智，在现实性和情感性的表现上则更加成熟了。

3.十九世纪多元化的艺术理想和二十世纪的写实艺术

十九世紀崇高美的理想逐步取代古典和谐美，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古典主义开始分化，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印象主义等多元化的艺术流派。

西方形式美学发展到二十世纪达到了高峰，出现了探索形式语言这一艺术潮流。印象主义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起源，二十世纪的艺术流派纷繁复杂，艺术流派众多，艺术思潮不断的涌现是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写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出现在了许多艺术现象当中。这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写实主义取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二十世纪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动造成艺术形式语言上的多元化，使得写实主义在新世纪取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现代写实主义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的艺术形式和成果，是写实主义的艺术语言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变化。

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后印象主义画家保罗.塞尚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可以说二十世纪中重要的艺术家无一不受到他的影响，如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和布拉克。立体主义从古埃及的艺术中汲取灵感，并从东方艺术和非洲艺术中的结构和空间概念里找到创作的源泉，从而形成了属于自我的独特的创作方法。立体主义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通过组合、排列、分解的形式产生出一种视觉感受。这不但但是一种艺术风格的改变，更是改变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之后，出现了更多的艺术流派继续的探索，如至上主义（Suprematism）和新造型主义（Neo一Plastieism）等，他们将二十世纪的形式主义推向了极致。至此，传统的写实主义艺术和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分离了。

写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美学共性和发展方向

写实主义在古典主义艺术中孕育而生，纵观艺术史，他们都是一种美学观念的延续，是关注客观世界的发展结果。

写实主义在不同的时代下有着不同的意义，时至今日，写实主义经历了由纯粹的模仿到对挖掘内在的真实，由模仿外在世界转向描绘内在的心理世界。写实主义不单单是一种风格和手法，更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衰竭，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十世纪的艺术思潮虽与写实主义分离开来，但是人们追逐和挖掘内心的世界这一想法只是进行了形式上的转变，实质上从未间断。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4.从“机会主义”到“强我主义” 篇四

到底什么是“机会”?

是的，如今大家都在谈机会寻机会：“我需要一次机会”“我要露脸的机会”“我需要一个发挥的机会”，“我需要晋升的机会”“我需要一个发展的机会”“我需要发财的机会”“我需要出国的机会”“我需要更好的机会!”那么到底什么是机会?很多人都说不清楚。

在一家企业培训时，该企业的一位同事表示很羡慕在台上演讲。我说明天的课你可以去主持一下，谁知他说“我一直没有机会上台，所以心里没底，还是不要了”。我很奇怪，我说“这一次本身就是机会啊，你怎么说没有机会呢?以前是不是也这样说过啊?”他说是啊，一直是因为没有机会上台，所以就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也就一直就没敢上台说过话，

他的这番“饶口令”还真让人晕乎，不过好象也有道理：既然没有经验，那上台肯定说不好;没有经验就是没有好“机会”来锻炼。试问：那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怎么样才叫机会呢?很多人不知如何形容，还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在“寻找”。

有一位网友告诉我很想去一个集团，说去面试过了可人家却没给他机会。我说你能知道那家企业，本身就是个机会;你能看到人家在招人，又能让你去面试，这又是更大的机会，怎么能说没有机会呢?如果按照这位朋友的想法，我们还可以这样推论：如果让他上班了，但是后来没有通过试用，他还会认为别人没有给他机会;如果正式录用了，后来分到一个“不理想”的岗位上，他也会认为没有给他机会;如果假想他是去做销售，和客户谈判没有成功或成交，他同样会认为别人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和几个同事竞争某职位而未得，他仍认为没有给他机会;如此下去，甚至最后出局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机会”!

笔者不晓得有谁能很清楚描述以上两位朋友需要的机会是什么模样?而这样的思维也绝非是个案。比如，客户不接待他、不接受他，是客户不给他机会;提供的销售建议书没有给回音，也是不给他机会;客户全都不理他，那就是市场不给他机会;等等所谓并非稀事。

有“机会”就可以“成功”?

5.从管理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篇五

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又一次变异。

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金融资产爆炸式增长、交易活跃、“衍生品”问世、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资本全球化，金融业“松绑”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的303%。同期内，英国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国际互换和衍生工具协会的数据显示，到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的69%）。同时，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金融业地位上升的解读

自由化（监管的取消或放松）和技术进步（电脑和通讯革命），让金融业地位上升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Regulation Q)。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个规定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另外两个长期进展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经济学的革命，特别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成为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其次是各国央行在为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为全球金融体系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货币（Fiat money，指政府创造的货币）如今已良好运转逾四分之一世纪，提供复杂金融体系一向依赖的货币体系稳定性。

短期理由

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是解释金融资产近年快速增长的一个短期理由

解释金融资产近年的爆炸性增长，也有一个较为短期的理由：目前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低利率和流动资产的累积（不仅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流动资产）刺激了金融创新和负债经营。我们只有等到这些宽松条件消失（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以后，才能了解最近几年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这些相对短期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较长期的结构特征。

金融活动的这种大规模扩张（很多是在国际间发生的）带来了什么后果？后果之一是，家庭能够持有更多种类的资产并能够更容易地获得贷款，这使他们能够分散安排一生中的消费。例如，1994年至2005年期间，英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从108%升至159%。在美国，这一比例从92%升至135%。即使在保守的意大利，负债占GDP的比例也从32%升至59%。

同样，公司也更容易被其它公司收购，或与其合并。年，全球并购交易总值为3.861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共有3.3141万项单独交易。而1995年并购交易值仅为8500亿美元，交易数目仅为9251项。

由于新型私人股本基金规模巨大、大型银行安排的债券融资颇具规模，即使是最大、最知名的公司也有被出售或分拆的可能，除非它们得到了特殊保护。掌控公司的市场，已大幅增加了所有者（股东）相对于在任管理层的权力。私人股本是市场的积极贡献者。

交易员相对于生产商的胜利

金融投机者一年能赚数十亿美元，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

新金融资本主义象征着资产交易员相对于长期生产商的胜利。对冲基金就是投机交易员和套利者的完美例证。私人股本基金则是以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从事公司买卖交易的综合企业集团。

同样，新型银行体系由从事资产买卖交易（而不是在账面上长期持有资产）的机构所主宰。

随着交易倾向的增强，出现了清晰而非含蓄的契约和独立交易，而非长期关系。所谓的“关系契约”，甚至还没有写着契约的纸张值钱。它们在新的商机面前难免烟消云散。因此，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交叉持股、以及战后德国股权为银行所主宰的现象都化为泡影，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此外，在股东名册上出现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他们完全做好了行使所有权权利的准备，而且不受国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约束，这改变了公司的运营方式：股东成功阻止了德意志证交所管理层收购伦敦证交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侵蚀国家资本自主权的国际金融资本。

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两大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它们都位于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悠久的英语国家，这并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尽管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通常被视为亚洲头号国际金融中心的却是香港，而不是东京。香港的传统来自于英国。英语国家的法律传统和观念，似乎是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资产。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型呢？它是件“好事”吗？支持者的论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积极的金融投资者会迅速识别和攻击低效资本；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提高所有地区的资本效率；他们将市场规律施加在现任管理层身上；他们为新型活动融资，并将低效的陈旧活动转移到那些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手中；他们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能力，来应对风险；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放在世界上最有利于其运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非常普通的人获得了更为成功地管理其资金的能力。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监管、社会乃至政治方面带来了大量新的挑战。

乐观主义者会辩称，新金融体系在效率和稳定性的融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投保的银行不仅承担的风险少于以往，而且还能更好地管理它们的确要承担的风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谈到全球金融体系在应对2000年全球股市泡沫破裂和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轻松状态（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大型银行倒闭。他们还会指出，这十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在降低。

悲观主义者则会辩称，货币条件处于良好状况的时间过长，使得体系内正在积累大量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无法识别和控制的。他们还会辩称，新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仍未经过考验。

对于依旧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监管机构而言，对一个如此复杂而又具有全球性的体系进行监管，是一项崭新的任务。合作已经有所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及其国家级同类报告，都提供了有用的风险评估。新的团体（特别是19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将监管机构集合起来。但只有经过严峻的压力，才能对这一体系进行良好的测试。

监管方面的挑战已经够严峻了。但它们远不是惟一的挑战。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其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敌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强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以遏制新“玩家”和新市场的影响力：工会、现任经理人、国家政客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感觉受到了逐利机器的威胁，人们即使不认为这种机器惨无人道，也会认为它是冷酷无情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政治本身的挑战。全球各地已出现规模巨大的从劳动力到资本的收入转移。新“受到激励”的经理人摆脱了禁忌的束缚，他们认为有权赚取数倍于他们雇员工资的薪金。金融投机者能赚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一生的时间，而是只用一年。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在美国，他们似乎得到了容忍。然而，在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将权力赋予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肯定会反对财富和收入的重新集中。

许多国家将继续抵制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其它国家只会允许它在与强有力的国内利益紧密结合时运作。大多数国家将寻找抑制其后果的方式。所有国家仍将对出现严重不稳定性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6.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论文 篇六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871年5月21日—28日公社的牺牲者‛，这面墙是为了纪念（）

A.马克思B.恩格斯C.巴黎公社成员D.拿破仑

10、巴黎公社产生的社会环境，以下叙述不正确的是（）

A.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B.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处于上升时期 班级姓名日期：2009-7-

21一、单项选择题 C.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建立D.普法战争激化了法国巴黎的阶级矛盾

1、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主观条件是（）

11、‚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A．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B．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 C．《共产党宣言》的发表D．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

2、《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 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话（）A．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B．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秘密 C．宣告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任务D．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

3、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意义有：①指导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②深刻揭露和批判 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③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有了科学理论指导 ④社会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②③D．③④

4、下列对巴黎公社的评述，正确的是（）①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②主要经验是废除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③其实践和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④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A． ①③④B． ①②③C． ②③④D． ①②③④

5、巴黎公社客观上体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A．资本主义社会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 B．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理论 C．将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理论 D．资本主义所有制已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6、恩格斯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运动中去。‛对这段话正确的理解是（）A．不想创立科学理论B．只是创立科学理论C．用科学理论去武装无产阶级D．创立科学理论，赢得学术专利

7、恩格斯说：‚这次革命（指1848年巴黎工人6月起义）到处都是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 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意思是()A．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B．缺少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C．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D.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8、某班同学在学习巴黎公社时，对巴黎公社产生了以下四种认识，你认为其中正确的是（）A．公社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呈下降趋势 B．公社是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发展的必然结果 C．公社是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一个特殊事件 D．公社如果建立工农联盟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文中所说的‚目的‛是（）A.推翻剥削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B.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C.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D.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联盟

12、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一次实 践这一观点的是（）A.巴黎公社B.俄国二月革命C.俄国十月革命D.新中国的成立

13、在巴黎公社的措施中，体现所有制变更的是（）A.铁路运输和军需生产B.民主选举公职人员

C.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D.建立工人阶级的治安、立法、司法机构

14、在一场革命爆发后，革命中宣告：‚这是旧政权和教权制度的结束，是军国主义、官僚主义、剥削制度、投机、垄断和特权这一切使无产阶级遭受奴役，使祖国遭受灾难和痛苦的东西的结束。‛这场革命是（）A.法国里昂工人起义B.法国大革命C.巴黎公社起义D.俄国二月革命 15、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周年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里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下列能体现这一观点的是 ①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②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③俄国胜利后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④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A．①②B．②③④C．②③D．①②③

16、‚我们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工人，将来也还是工人，我们不能像旧官吏那样窃取厚禄，我们领取的薪金，不应超出工人的水平。‛有关该政权的叙述不正确的是（）A.显示了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 B.巴黎公社因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无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失败 C.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 D.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7、一部影片有一组镜头：夜色中，成群的武装起义者冲向首都的一座宫邸，从停在不远处河面上的战舰传来轰隆隆炮声；人流很快冲垮了守卫部队设立的防线，宫邸沉重的大门在起义者的呼喊中缓缓打开。这组镜头所取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A．1640年英国的伦敦B．1871年法国的巴黎C．1917年俄国的彼得格勒D．1949年中国的南京

18、《全球通史》中写道：‚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号召立即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得人心。一些在四月份似乎是稀奇古怪的口 号，半年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这里所说的‚第二次革命‛的直接目的是（）A．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B．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 C．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战争D．巩固苏维埃政权

19、普列汉诺夫说《四月提纲》是‚梦话‛，并称‚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能烤制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他的意思是（）A．社会主义理论不符合俄国国情

B．俄国当时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 C．无产阶级掌握政府权力D．工人群众拥有革命武装（3）问题讨论

攻打冬宫井冈山会师

20、列宁说：‚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对这句话 的理解正确的是（）A．一战是导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B．没有一战就没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C．一战激化了俄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推进革命的发生

二、非选择题

21、理论指导、史料研习、社会调查和问题讨论都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

试运用这些方法分析近代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完成下列问题：(1)理论指导:《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意义是什么?

(2)史料研习: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的一次实践性试验。‛

‚一切从前用来巩固等级制的和财产方面的不平等的特权都被废除。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企业中确立了工人监督。俄国农民拥有土地的世世代代的梦想实现了。‛

‚1913年俄国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34.8％，工业和运输业仅占国民收入19.3％，到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955亿卢布，已占国民收入80％以上。苏联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

依据材料归纳概括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某中学历史课上老师组织学生讨论：结合上图讨论两国革命道路的不同。

22、社会主义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又是一种人类的重要实践。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列宁

材料二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材料三

（1）料一，‚两位学者和战士‛指的是谁？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什么？

（2）材料二出自哪一部历史文献？请概括材料二的中心内容。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上述理论在哪些国家得以成功实践。

完成时间2009年月日家长签名

第五单元暑假作业标准答案

21、参考答案：

(1)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2)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束缚和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政治前提。

(3)俄国：城市中心道路；中国：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7.从基督教徒到革命英烈的罗少彦 篇七

把帝国主义开办的教会赶出去

罗少彦出身农民家庭，家境清贫，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罗少彦幼年时代在本村的私塾读书，后考入东莞县塘头厦耶稣教会办的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警监学校。在北京读书时，他受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又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感到无比的愤怒，立志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献身。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1925年七八月间，中共两广区委为了加强对广西革命运动的领导，先后派共青团员龙启炎、周济等到梧州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共青团梧州支部和中共梧州支部相继建立，龙启炎等先后转为中共党员。就在这一年，罗少彦来到梧州，被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办的梧州培正中学聘为国文教员。在培正中学任教不久，他认识了当时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的共产党员钟山，通过钟山的介绍，又认识了在梧州二中当教员的共产党员周济，他们常在星期天一起到梧州的“洞天酒店”喝茶谈心。经过多次接触，彼此有了了解，周济、钟山便把罗少彦介绍给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龙启炎。龙启炎、周济、钟山等因势利导，积极从政治上对罗少彦进行培养教育，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帮助他认识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使他明确改造中国的根本途径，逐步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中共组织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罗少彦以进步教徒身份积极参加。1925年夏天，他同李保罗、谢云柱等爱国教徒一起，经过多方宣传发动，成立了梧州“基督教促进会”，使梧州的爱国教徒有了团结的核心，有力地推动了梧州基督教内的爱国反帝斗争。随后不久，罗少彦等人决定召开一次基督教浸信会的教徒会议，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发动教徒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次会议是利用基督教桂南浸信联合会的名义，以“促进教务”为借口而召开的。会上，爱国教徒们情绪激昂，纷纷提出要把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赶走，把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教会、学校、医院一律接收过来，由“基督教促进会”管理。会议进行过程中，教会负责人、亲美分子李力善闻讯赶来制止。他斥责到会的人说：“你们不是开教务促进会，你们是在造反！这个会不准开！立即散会！再开下去，以后停发教会经费。”罗少彦对李力善说：“我们中国人开会不能由你决定！”“我们中国人开会不许你干涉！”他带领与会人員高呼口号。李力善在一片怒吼声中跑掉了。此后，罗少彦等人领导的“基督教促进会”继续坚持爱国反帝的立场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革命斗争的实践使罗少彦认识到，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引，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想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在龙启炎、周济等同志的帮助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25年12月，罗少彦经龙启炎、周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少彦入党后不久，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决定派他到培正中学组织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罗少彦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讲课、个别谈话等形式，在培正中学内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的欺骗性，发动群众起来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经过罗少彦的艰苦工作，迅速改变了培正中学死水一潭的局面，反帝爱国运动热烈地开展起来。

反动势力千方百计破坏培正中学的爱国反帝斗争，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迫害罗少彦。学校当局多次威胁、警告罗少彦，不许有违反教会学校校规的言论和行为，污蔑他是“把学生引入歧途”，扬言要把他从培正中学清除出去。罗少彦不怕威胁恐吓，同学校当局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他说：“爱国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完全是正义的行为，教会对中国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无权禁止。教会学校不应当要学生读《圣经》，不能要学生盲目服从基督教。”

在中共梧州支部领导和罗少彦的具体组织下，培正中学的爱国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勇敢地投身到社会上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去。他们用化装表演的形式，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的罪恶勾当；还多次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反对强迫学生读《圣经》”、“反对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等革命口号。培正中学的爱国反帝罢课斗争，对梧州市的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新桂系”牢狱中坚贞不屈

1926年秋，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中共梧州地委派罗少彦到南宁负责党的工作，安排他到广西民政公署办的《革命之花》杂志任职。罗少彦以《革命之花》杂志编辑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共南宁支部，在陈勉恕、黄日葵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抓紧对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很快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在南宁建立党的地方委员会创造了条件。随后，中共南宁地委和共青团南宁地委相继建立，罗少彦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严敏任共青团南宁地委书记。在中共南宁地委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南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共产党宣言》 《唯物史观浅说》 《向导》 《新青年》 《中国青年》 《少年先锋》等，成了深受群众欢迎的畅销书刊。

1926年10月，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打败了陆荣廷旧桂系，两广实现军政统一，广西民政公署改组为广西省政府。《革命之花》杂志也由半月刊改为周刊，罗少彦主持编辑了该杂志从改版后的第一号到次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出版的第二十三号。他利用这个合法的刊物，发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文章，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力支持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行。1927年第十四号《革命之花》还特别出版了“列宁专号”，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作了专门的介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南宁的进一步传播，人民群众思想活跃，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青年，向往革命，拥护共产党。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中共通过国民党的省工人部举办了3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罗少彦同黄日葵、陈勉恕等一起亲自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课，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先后建立了海员、印刷等30多个工会组织，成立了南宁市总工会。

1927年4月中旬，广西反动当局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反革命政变，把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关进牢房，推向刑场。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一年的8月，罗少彦和他的妻子陈玉梅同时被捕。在敌第七军军法处的刑讯室里，敌人要罗少彦说出南宁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情况。罗少彦除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之外，再没有说任何东西。敌人以上老虎凳相威胁，他毫不畏惧，仍然是那句简单的话：“没有可说的。”随着一块一块砖头塞在罗少彦的脚下，他疼得昏了过去。但苏醒过来时，仍愤怒地斥责敌人：“就是再上刑，你们也不能达到目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换了手法，妄图对罗少彦进行利诱拉拢。一个晚上，敌人把罗少彦带到一间布置华丽的宴会厅，“劝”罗少彦做一个“识时务者”，让他为已经怀了孕的妻子和将要降生的儿女着想，争取一个“好的出路”。罗少彦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坚定地说：“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你们要我讲的，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说。”“我当然想过我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但我决不能牺牲党的利益和同志们的生命而挽救他们，你们的想法和我距离太远了！这简直是做梦！”

后来，敌人对罗少彦还进行过多次审讯，始终一无所获。罗少彦在狱中同敌人斗争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赢得了狱中党内外革命同志的衷心敬佩。

遭打成“改组派”

不幸死于狱中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反戈投蒋，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6月，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军事编遣特派员。俞、李在广西执政后，在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下，释放了“政治犯”，罗少彦和其他被捕同志一起获得释放。出狱后，他由党派遣到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随后，又到由张云逸担任大队长的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任教导员，与大队副官李荣（李振亚）结为了好友。

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是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广西后建立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里面有参加过北伐的老兵，也有相当数量的收编土匪和民团成员，成分十分复杂。我党为把这支混乱不堪的队伍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向警备第四大队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罗少彦在张云逸的具体领导下，同营长何莽一起，为改造这支旧军队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在士兵中宣传党的纲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连党支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他经常到连里同士兵、军官谈话，参加士兵委员会会议听取意见。他以连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的苦难遭遇为活教材，教育大家认识工人、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号召大家起来推翻国民党、地主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党组织领导下，经过罗少彦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和整个四大队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为后来举行百色、龙州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29年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成立“讨蒋南路总司令部”，率军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后由于部下叛变投蒋而失败。中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率领下，分别开赴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后来也参加了革命。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到达左、右江后，中共党组织由秘密工作变为公开活动。罗少彦进一步加紧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积极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1日，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罗少彦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百色起义后不久，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惟一的铅印报纸《右江日报》。按照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他在报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七军的“目前实施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使报纸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巩固右江革命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十分注意扩大中共军队的政治影响，红七军到达哪里，他就组织人力把宣传标语写到哪里，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哪里。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红七军经过河池时写下的革命标语，如“扩大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等，仍完好地保存着。罗少彦根据军部首长的作战意图，在战斗中大力开展政治鼓动工作，鼓舞干部、战士奋勇作战，努力杀敌，有效地保证了部队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1930年6月初，红七军主力在取得了榕江战斗胜利后，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四五月间，红七军主力到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时，百色被敌人占领。敌人依仗坚固的大碉堡进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红七军弹药消耗很大，山炮弹只剩下3发，如不迅速解决战斗，发展下去战局将对红七军很不利。军部首长张云逸、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作出尽快消灭大碉堡里的敌人的决定。罗少彦立即同其他负责干部一道组织政治工作人员，迅速把军首长的决心传达给前线的每一个指战员，使军部的作战意图很快变成了大家的共同行动。当李明瑞总指挥亲自瞄准，开炮打中了敌人的大碉堡时，罗少彦高喊“同志们，冲呀！”随战士们跃出工事，猛冲上去，打得敌人丢下尸体，败退到百色城里。红七军指战员一鼓作气，分几路冲入城里，迅速消灭了残敌，解放了百色。正当罗少彦鼓舞战士们冲上去夺取最后胜利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前额。后来经过治疗，伤势稍有好转，他又重返战斗岗位。

1930年夏，红七军开赴平马一带集中进行了3个月整训。指战员政治上更加坚定，又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成立了第四纵队，由黄治峰任纵队司令、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罗少彦虽在伤病中，但为了初创的第四纵队，他仍不辞劳苦、呕心沥血地操劳工作。6月，“左”倾错误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9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向柳州、桂林等城市进攻，再东进夺取粤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0月，红七军各纵队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到河池集中，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11月上旬，红七军前委率领红七军第十九、二十两个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命令挥师北上。

在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征途中，罗少彦任团政治委员，带病行军作战。红七军将士转战3000多公里，历经数十役恶仗，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边区。7月，红七军奉命开赴赣江以东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帮助湘赣边区发展革命武装，红七军前委将一部分队伍划入湘赣军区建制，决定留罗少彦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湘赣根据地开展“肃反”斗争。在王明“左”倾错误“肃反方针”指导下，许多红军干部、战士被打成“改组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0月，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在雩都被错杀，罗少彦也遭到诬陷而被长期关押，于1934年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