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诗人寓言故事(共9篇)
1.学者与诗人寓言故事 篇一
诗人元稹的故事
元稹虽辗转于仕途,但骨子里是个诗人。古往今来的诗人,有几个在情感上不是五彩缤纷的呢!
元稹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并称“元白”。元稹的诗歌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但他一生对感情的态度却被后人所不齿。
为了功名,抛弃“崔莺莺”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在家排行第九,世称元九。祖籍洛阳,六世祖迁居长安。元氏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后裔,隋朝以前显贵辈出,唐代以后家族日渐衰落,到了他的祖父元悱,仅当了个县丞。元稹的父亲元宽尚武多才,却长期沉沦不遇,在元稹八岁时,父亲过世。他随母亲郑氏居凤翔亲戚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他的母亲郑氏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那时家中“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元稹根本无钱上学,郑氏就亲自教元稹读书识字,担当起教育儿子的重任。
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九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冬天,十三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第二年应试明经科及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而明经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考成功。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
贞元十五年(7), 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小职,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十六年(8)再赴长安应试。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着,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贞元十九年(8),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了韦丛。
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稹还写了《离思》诗五首,以“怀念”崔莺莺,其中第四首中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句子,为后世所传诵。“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意思是他对其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除“君”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元稹到了长安,为了求取功名,竟无情地把他的初恋情人崔莺莺抛弃了,娶了对他有“帮助”的韦丛。透过这些华美的词句,我们看到了一个虚伪的元稹,一个把感情当儿戏的元稹。
纸上谈兵 一娶再娶
韦丛,字蕙丛,京兆尹韦夏卿的幼女、掌上明珠。贞元十九年,韦夏卿改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一时间门庭显贵。元稹《梦游春七十韵》有句云:“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元稹又有《陪韦尚书丈归履信宅因赠韦氏兄弟》诗云:“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可见他从出入韦门到成为韦家的女婿,在极尽奉承赞美的同时,感到是无比自豪的。
元稹与韦丛结婚时,正是元稹科举落榜,最为失落的时候,但韦夏卿很赏识元稹的才华,相信元稹大有前途,所以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感情亲密无间。韦丛聪慧贤淑,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任劳任怨。韦丛去世后,元稹在诗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收荩箧,泥他沽酒扒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遗悲怀三首》)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高门富贵之家最疼爱的小女儿自从嫁给我这个贫困的文人,处处都表现得可爱乖巧。看见我衣服单薄,就翻箱倒箧的想找点衣料给我缝制衣服。见朋友来了,还拔掉自己头上最心爱的金簪子,换钱给我们买酒喝。因为家里贫困你只能采些野菜做饭吃,连长长粗糙的豆叶你也放在口中还觉得甘甜。你总是仰望着古槐树,盼望着它能多掉下几片叶子,好增添更多的柴薪把火生得更旺一些。现在我终于出人头地做了大官,俸钱都过十万了。可你却已经离去,我没有机会报答你,我只有给你烧些纸钱拜祭你……
唐宪宗元和元年(8), 元稹应科举,名列第一,授左拾遗。其间他频频上书议论时政,五个月后即被贬为河南县尉。其后为母丧丁忧了三年。元和四年(8),元稹除去孝服,得宰相裴度提拔,任东川(今四川三台)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调查民风民情,时年三十岁。就在这一年七月,他的妻子韦丛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元稹悲痛万分,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一天好日子感到无限的愧疚,也为妻子过早地离开自己而极度伤心。他在《遗悲怀三首》中写道:“惟将长夜终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仿佛是在为妻子表白自己的心迹:我将永远想着你,以平生不再娶来报答为自己操劳多年的爱妻。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元稹就于元和六年春天在江陵续娶安仙嫔为妾。
元稹于元和五年出贬江陵(今湖北荆州)。四月上旬,元稹到达江陵,虽在政治上受到了挫折,但在贬所并不寂寞。元稹的老朋友李景俭(曾是元稹岳父韦夏卿的部下)、张季友、王文仲等也在江陵府任职,他们一起诗文赠答,宴饮出游,似乎赶走了他的丧妻之痛。李景俭见元稹生活无人照顾,就在元和六年(8)春末夏初(一说寒食节),将表妹安仙嫔嫁与他作侧室,成就了元稹的第二次婚姻。从这时开始,元稹将他所谓的爱情转注到安仙嫔身上。
元和九年(8)秋,安仙嫔在江陵府给元稹留下一个孩子后也去世了。元和十年,元稹出贬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后以养病为由北上兴元,在那儿再次组织家庭,与裴淑结婚。
裴淑(字柔之)是新任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刺史裴郧的女儿。裴郧由长安赴任,先到兴元府报到,欢迎宴会期间,元稹和裴淑一见钟情,遂与之结婚。裴淑也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有才思,工于诗,与元稹很“般配”。元稹在兴元府“乐不思蜀”,直到他同裴淑的孩子元樊满了三个月后才动身返回通州任上。
2.周鹏:医生·诗人·学者 篇二
周鹏从医近40年,参加过农村巡回医疗队、江苏援疆医疗队,还参加过南京秦淮河水利工程的建设,因此阅历丰富。工作学习之余,常常阅读唐诗宋词,借以拓宽思路,指导工作,继而对古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鹏诗词内容范围广泛,如生活中遇到重大事件,更换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或者到过值得记忆的地方,或者与亲朋好友交往,以及自己的情感因社会或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发生波折时,均有感而发,以诗词的形式记述下来,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对事业的追求、对人民的热爱;或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对朋友的感情和对亲人的思念。
周鹏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先写打油诗,继而写现代诗,最后写起了古体诗词。他认为古体诗词语句精辟、含意深远,有韵味。周鹏崇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逢迎拍马的奸佞小人,在《卜算子·过李广墓》词中,他歌颂汉朝名将李广“魂增青山色,血染夕阳红。江河悲歌悼壮士,民族英烈荣”。在《卜算子·再祭岳武穆》词中,他为岳飞精忠报国而被朝廷杀害痛心疾首,仰天长啸:“丹心昭天日,浩气透长空。三十功名尘与土,悲歌‘满江红’”,痛骂那些奸佞小人“残杀忠良长城毁,迫害贤能国势衰。秦、王、张、万四丑类,遗臭万年众唾埋”。
面对底层人民群众以及劳动人民的劳动创造,周鹏讴歌不止。他在秦淮河工地所写的《渔家傲·会战秦淮河》一词中写到:“汗水蒸干盐霜结。不知累,老茧未脱新趼替”,描写了民工们在艰苦环境中高强度的劳动场面,歌颂了劳动人民为建设祖国所做出的努力,体现了作者的民众情怀。周鹏喜爱石头,他见在南京夫子庙贩卖石头的小贩小汪为人不错,遂与之结为石友,甚至为小汪写有一篇《天仙子·小汪》的词:“陋室数间乡村盖,红梅绿竹青松柏。跋山涉水奇石採,有人爱,任我买,价格高低看买界。吸烟喝酒心愉快,朋友相聚找自在。醉后不醒到处歪,公交车,摊位外,哪管生意成与败。”你看,身为大医生的作者因为爱好能放下身段与卖石小贩推杯换盏,醉后憨态可掬的剪影自然而然地流露于词中,岂不有趣。
周鹏是南京鼓楼医院主任医师,内分泌及糖尿病方面的专家。他曾经参加援疆3年,为新疆培养出了一批防治内分泌疾病及糖尿病方面的骨干,填补伊犁地区内分泌及糖尿病方面的许多空白。周鹏《求索吟———周鹏诗词集》中,关于在新疆的诗词就有31首,占了诗词集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作者工作的场面,义诊、讲课和科研的描摹。2004年春节,周鹏为了完成新疆科研课题,放弃回宁探亲机会,在《西江月·贺新年》词中写道:“白天埋头诊病,夜晚潜心科研,待到援疆传捷报,与君共贺新年”。周鹏与新疆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用他在《满庭芳·别叶尔肯》词中的话讲:“三年患难与共,怎忍便,各奔西东,朝夕处,管鲍之谊,情深似弟兄”,可见作者对援疆工作的投入和对新疆人民的感情之深。你像《千秋岁·流调(流行病调查)》、《点绛唇·授课》、《七绝·巡诊》等,均有感而发,希望爱好诗词者能好好看一看这位怀着大爱之心的医师的诗人情怀。
3.关于诗人的励志故事 篇三
结婚两周后,萨丽惊喜地发现自己嫁的人不只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那一天,约翰来到萨丽面前,手里捧着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他一边把野花递给萨丽,一边说虽然他买不起贵重的首饰,但只要她喜欢,他愿意天天采野花送给她。萨丽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她告诉约翰这些野花比金银首饰更珍贵。“我还要给你朗诵一首诗,”约翰听了萨丽多情的话异常兴奋,真的朗诵起来:“我要凭那松开的卷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萨丽听了约翰的朗诵又惊又喜:“啊,约翰,真是太美了!这首诗是你写的吗?”约翰的脸红了,但是看到萨丽开心,他也十分开心。“我真不知道你会写诗,”萨丽幸福地说,“以后你写了新诗都要念给我听。”之后,约翰来到了牲口棚,在一堆干草下面摸出一本又破又旧的书——《拜伦爱情诗选》。他刚才朗诵的诗就出自这本书,这是他婚前收拾屋子时意外发现的。让萨丽以为诗是他写的是不诚实的,但刚才她那么高兴,只要能让萨丽快乐,他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他不说。她就不会知道真相,何不将错就错?于是,他认真研读起书中的另一首诗。
第二天晚上,约翰与萨丽在山间小道上散步。看着月光下萨丽美丽的面庞,约翰朗诵起诗来:“她走在美的光彩中/像夜晚,皎洁无云而且繁星满天……”这些诗句让萨丽无比快乐。
后来,他们有了女儿。萨丽经常把约翰朗诵给她的诗朗诵给女儿听。女儿几乎刚学会讲话,就会朗诵这些诗。晚上,当女儿入睡后,辛劳了一天的萨丽会坐在床边做一些针线活儿。如果约翰恰好新背了一首诗,他就会朗诵给萨丽听。清贫的日子,因为有爱而十分温馨。转眼间,女儿上大学了。她从小受到了父母的熏陶,对文学情有独钟,报考的是文学专业。大一结束,女儿放假回来告诉萨丽,她读了老师推荐的《拜伦爱情诗选》,惊讶地发现,原来母亲引以为豪的父亲写的诗全都是大诗人拜伦的手笔。萨丽沉默了一会后,问:“女儿,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爸爸把别人的诗说成是自己写的,这是不诚实的。”“不,”萨丽平静地说,不但没有气愤,而且眼神里满是对丈夫的爱。“他从来都没有说这些诗是他写的,是我自己这样说的。他是为了让我快乐才朗诵这些诗的。女儿,我们永远也不要对你父亲说我们知道了事情真相,这会伤他的心的。”女儿被父母的爱感动了。父亲这样诚实的人能允许一个错误一错就是,也的确难为他了,如果不是太在乎母亲,那又能是什么!
约翰60岁那一年,还清了所有的贷款。可萨丽却患上不治之症。她在弥留之际拉住约翰的手,要他朗诵一首新诗。约翰犯难了,因为《拜伦爱情诗选》的诗他都朗诵过了。背诵爱情诗多年,加上对萨丽的爱始终不渝,约翰一下子文思泉涌。现场创作了这辈子第一首诗:“群山永远是我们的/直到我们死亡/漂亮的野花飞向天空……我只想把你紧紧地拥抱/和你深深地热吻/啊/你的脸颊犹如山桃花/一片晕红。”
关于诗人的励志故事:那些台湾的诗人们
年近六十岁的台湾诗人席慕容,终于带着她的第七本诗集回归了。诗集名叫《以诗之名》,依旧书写她的“原乡”和“爱情”。席慕容的回归,也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诗歌的繁花似锦。
那个年代,席慕容的爱情诗让许多少男少女心中开出了花朵;余光中的《乡愁》脍炙人口,邮票和船票载着海峡两岸的思念;郑愁予“达达的马蹄声”响遍台湾,那敲在青石板上的清冷之声,飘过海峡传到大陆……
而如今,时易境迁,诗歌常常沉寂在喧嚣的物欲里。那些人们熟悉的台湾诗人,还在写诗吗?
诗惆怅,人勇敢
席慕容的诗歌影响了一代人。她曾被誉为“诗坛的琼瑶”,那些缠绵悱恻却清新鲜明的爱情诗歌,曾在一颗颗年轻的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至今想起来仍余波荡漾。最著名的要数那首《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以前,有人问席慕容,五十多岁的时候还会写爱情诗吗?她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如今,她已经快六十了,爱情诗歌还能从她的笔端流淌出来,只不过更加从容,带着浪花激荡后归于平静的澹然。,
“我折叠着我的爱/我的爱也折叠着我……这是一首亘古传唱着的长调。”席慕容于10月底出版的新诗集中,有这样一首名为《我折叠着我的爱》的诗。席慕容说:“俄罗斯女诗人80岁的时候还能写出荡气回肠的爱情诗,我还算年轻。”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几年前逝去的先生,席慕容还会哽咽,这样的感情沉淀在诗歌里,已经不是让人心旌摇曳的缠绵,而是岁月无声动容的力量。
诗集《以诗之名》承载着时光在诗人的年华里流逝的痕迹。在这个少有人写诗也少有人读诗的年代,席慕容如此阐释自己当下写诗的心态:“年轻时因寂寞而写诗,或许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年纪稍长,因无法平抚心中的骚动而写诗;初老时,因惆怅而写诗,,人也因此变勇敢了。”
乡愁不再。诗还在
和席慕容比起来,年逾八十的余光中要算老“诗翁”了。他一生创作了千余首诗,并因为名篇《乡愁》被誉为“乡愁诗人”: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一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写于1971年,当时两岸直航还只是个梦,台湾同胞想要回大陆探亲很难,归乡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余光中的《乡愁》正是写出了那种思乡的绝望。而如今,余光中早就可以返乡谒祖,慰藉思乡之苦了。
现在,八十多岁的余光中在忙些什么呢?其实,他还是在写诗、写散文、翻译、评论一他没有和文字脱离关系。
,一台湾文艺界为余光中举办了八十大寿贺寿会,九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本新书,分别为新诗集《藕神》、近十年的文学评论选集《举杯向天笑》以及翻译王尔德的剧本((不要紧的女人》。暑假,他还一口气翻译了英国诗人济慈的两首长达千余行的长诗,其中一首叙事诗长700多行,另一首长400余行。新加坡青年书局20还出版了《余光中选集》,收录了他写于60岁至80岁的新诗、散文和评论。
当然,余光中仍没有忘记创作诗歌。他曾说:“我这一生,自从写诗以来,只要一连三月无诗,就自觉已非诗人。”新诗集《藕神》已是他的第十九本诗集。诗集的名字取自山东大明湖畔的藕神祠,那是李清照的纪念祠。余光中一向很喜欢李清照的作品,便取此名,以作纪念。《藕神》在题材上以咏人为主,书中的六七十首诗,除了以李清照入诗,还写了屈原、杜甫、林或、萧邦等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古今中外,随心选取,像一帧帧以文字为线条的素描。
天涯归人,非过客
台湾诗坛还有一位颇具有传奇意味的诗人,他的诗集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80年代,他曾多次被选为台湾“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一生在诗坛的高度_他就是郑愁予,这首成名作叫《错误》: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迭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这“达达的马蹄声”,一响就是半个多世纪,至今那美妙的音律还回响在读者的耳朵。关于最后一句,郑愁予有着更哲学的阐释——在他看来,“归人”或“过客”不能只从地方来解读。放大到生死的范畴,世界上没有人是归人,都是过客,而对大自然来说,没有过客,都是归人。
郑愁予也用他的人生来阐释了“过客”和“归人”的哲学。他人生中的四十年黄金时间一直在海外漂泊。他完全有能力让自己安定下来,然而,他还是无所归依地漂了四十年。这种漂泊似乎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一种对生命的追问。直到前些年,,他回到祖国,把户籍落在了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在他看来,金门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桥梁,他的一首诗《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关注两岸文化的交流,发表对繁简字、台湾生入大陆学习的看法,凡是有助于两岸文化交流的事情,他都支持。
安定下来后的郑愁予,已过耄耋之年,但还是不辍诗歌,且能喝酒,诗人的才气和侠气依然,创造力依然。台湾有关方面编排一个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舞蹈,他写了一首长诗,写了第三幕、第四幕,作为这个舞蹈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些时候,他在教授文学、编辑诗歌、参加诗会。他站在离诗歌不是那么远的地方,有时静静看着,有时参与进来,恰恰好的距离。
4.诗人刘长卿的故事 篇四
刘长卿虽然诗名卓著,可仕途却颇多坎坷。他33岁时被任命到苏州下属的长洲县当县尉,刘长卿在任上“使纲不紊、吏不欺”,很有能力,不到一年又晋升为海盐令(今浙江省海盐县),后被大官僚吴仲儒所诬陷,下苏州狱。乾元元年(758),被贬潘州南巴尉,即今高州县以及电白县麻岗附近一带的地方。县尉,是掌一县军事之官。
在流放的路上刘长卿遇到了从白帝城遇赦归来的李白。刘长卿写了一首诗赠给李白:
将赴南巴至馀干别李十二
江上花催问礼人,鄱阳莺报越乡春。
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
两人一个是遇赦,一个正遭贬,一欢一悲,心境也就自然不同。两个唐朝诗坛上的顶尖人物,在这种境遇中谋面,让人倍感凄苦。
在赴潘州南巴路过长沙时,诗人有感于汉朝贾谊的`被贬,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长沙过贾谊宅》,借咏史之名,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发泄得淋漓尽致:
三年谪宦比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大历五年(770),刘长卿以检校祠部员外郎的身份担任鄂岳转运判官,不久又得罪了顶头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女婿,他又诬陷刘长卿贪腐公款20万缗。结果刘长卿又被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高仲武说他“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
刘长卿在江浙任职时,有一次在乌程开元寺与诗人李嘉祐等名士畅谈诗文,女道士李季兰也在场。李季兰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才女诗人,她知道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也就是“疝气”,经常要用布兜托起阴囊,才可减少痛楚,于是跟刘长卿开玩笑,吟了一句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山气”谐音“疝气”,刘长卿当即也回了一句陶渊明的诗“众鸟欣有托”,于是举座大笑。
在刘长卿的一生中,这种快乐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一生苍凉,曾经遭遇三次兵祸,据说在开元十四载(755)他可能登进士第,但是还没有揭榜,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唐上元元年(760),西节度副使、宋州刺史刘展造反,朝廷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出兵讨伐,刘展兵败被杀后,田神功在江淮大掠十天,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一下子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
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
却见同官喜复悲,此生何幸有归期。
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
湘路来过回雁处,江城卧听捣衣时。
南方风土劳君问,贾谊长沙岂不知。
德宗建中二年(781),刘长卿受任随州刺史。兴元元年(784)和贞元元年(785)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百姓苦不堪言。刘长卿的一首名叫《行营酬吕侍御、时尚书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侍御,以州邻寇贼,复有水火,迫于征税诗以见谕》的诗记录了他迎接朝廷军队时的情景。
不敢淮南卧,来趋汉将营,
受辞瞻左钺,扶疾抗前旌。
井税鹑衣乐,壶浆鹤发迎。
水归余断岸,烽至掩孤城。
晚日归千骑,秋风合五兵。
孔璋才素健,早晚檄书成。
74岁的刘长卿,披着满头白发,穿着补丁衣服,带着税款酒浆,高高兴兴地迎接吕、时两位大人军次随州,征讨逆贼。这是何等的悲壮苍凉。
最能流露其伤感之情的当是《新年作》了: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看吧,作者飘泊天涯,老居人下,是届新年,思乡心切,风景不殊,人事已非,哪能不引起一番伤感呢!
5.古代诗人的传奇故事 篇五
自己的心事,不由得对王琪说:“王先生,我每想出个好句子,就写在墙上,再琢磨个下句。可有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琢磨出个好下句。”
王琪连忙问:“请大人说说是个什么句子?”
晏殊就念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
王琪听了,马上就说:“您干吗不对个——‘似曾相识燕归来?’”
下句的意思是说,天气转暖,燕子又从南方飞回来了,这些燕子好像去年见过面。 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
王琪的下句对得确实好,跟上句一样,说的都是春天的景色。拿“燕归来”对“花落去”,又工整又巧妙。用“似曾相识”对“无可奈何”也恰到好处。这两句的音调正好平仄相对,念起来非常和谐好听。
6.古代诗人的爱情故事 篇六
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掠走徽、钦二帝后,赵宋王朝匆匆南逃,李清照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第二年(1129)赵明诚被召回京复职,但随即急病而亡。
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这个张汝舟,初一接触也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刚结婚之后张对她照顾得也还不错,但很快就露出原形,原来他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这些东西李视之如命,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整理成书,当然不能失去。两人先是在文物支配权上闹矛盾,渐渐发现志向情趣大异,真正是同床异梦
张汝舟先是以占有这样一个美妇名词人自豪,后渐因不能俘获她的心,不能支配她的行为而恼羞成怒,最后完全撕下文人的面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李清照视人格比生命更珍贵,便决定与他分手。无奈之中,李清照走上一条绝路,鱼死网破,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
原来,张汝舟在将李清照娶到手后十分得意,就将自己科举考试作弊过关的事拿来夸耀。这当然是大逆不道。李清照知道,只有将张汝舟告倒治罪,自己才能脱离这张罗网。但依宋朝法律,女人告丈夫,无论对错输赢,都要坐牢两年。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李清照也随之入狱
可能是李清照的名声太大,当时又有许多人关注此事,再加上朝中友人帮忙,李只坐了九天牢便被释放了。但这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一道伤痕。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江城子》这首词是苏轼为怀念亡妻王弗而作,时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当时苏轼刚到密州任知州。
王弗,四川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年方十六,与十九岁的苏轼成婚。王弗聪明沉静,知书达礼,刚嫁给苏轼时,未曾说自己读过书。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它书,她都约略知道。王弗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苏轼与朝中权贵不和,外任多年,悒郁不得志,夜中梦见亡妻,凄楚哀惋,于是写下这篇著名的悼亡词。
——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一首情意真挚的抒情诗,故事就从这首诗开始说起。作者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子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门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然后就回去了。
7.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事 篇七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小时候,就承袭了父业,在家耕种,但是他非常好学,他每天除了种好菜园之外,就是专心读书,所以写出的诗词歌赋很有名气。不多久,当地的一个姓王的知县走马上任,他也是一个诗词爱好者,他知道陶渊明虽然年纪轻轻的,但是很有名望,不知是真还是假,于是就想试试他的学识如何。一天,陶渊明正在自己的菜园里淋菜,王知县走了进来,陶渊明出于礼貌,连忙起来招呼,王知县眯起双眼,打量着陶渊明,说:“你就是名叫陶潜的吗?”陶渊明忙说:“小人正是!”
王知县坐下,右手摸着嘴边的八字胡,欣赏了一下陶渊明桌上所写的字,忽然对陶渊明说:“我听人说你能写诗作对,我来见识一下,现在我出个对子,请你对对,好吗?”陶渊明笑着说:“请大人出上联吧!”
王知县环视四周,看到菜园里种有一畦向日葵,这些葵花刚刚开放,于是灵机一动,有了,他随口道出上联;雏葵俯枝,小脸盘可识地理?陶渊明一听,知道这官员话中含有不信任的蔑视,表面说的是雏葵,实际上是暗中问自己,你这么年轻,能熟识田园里耕作之事吗?于是他略为思考,看见庭前的荷塘里,茁出鲜红的荷苞,于是就想出了巧妙的下联;新苞出土,大朱笔熟点天文!
陶渊明的下联也是话中有话,他的意思表面是说荷苞,实际是说自己,意思是我虽然被埋在污泥里,但是一旦出土,就能点天文地理。王知县看了,暗中惊叹陶渊明的才思敏捷,但是还是不甘视弱,又出上联, 联曰:小孩子出言吞天口。这一联除了说陶渊明刚才的口气太大之外,用字上还有非常巧妙之处,因为“吞”是由“天口”两字组成,这样是非常难对的。陶渊明想了想,随即对出下联;联曰:老大人苦究志士心。
这下联,陶渊明除了表明自己不是口气大,而是靠苦学而成才。他用字巧妙,因“志”字是由“士心”两字组成。正巧工整对上比的“吞天口”的吞字是由“天”字和“口”字组成,知县才知道陶渊明果然很有学问,又立志苦学,不禁肃然起敬。便站起来和他紧紧握着他的手,连连赞叹道:“小兄弟!果然聪明过人,又有志气,佩服!佩服!”
陶渊明见他态度改变,也是谦逊诚恳地说:“还请大人日后多多指点!”说罢又拿过自己的习作,请知县指教。王知县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首自嘲诗,诗曰: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雏来揖客,挥毫坐谈禅,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王知县看后,对陶渊明更加赞赏,从此两人成了忘年这交。
陶渊明与刘仲思的故事
陶渊明此刻正在他自己的田园里吟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还没等他念完的时候,就听到从他住的茅草屋里传来了骂声:“念念念,你每天除了只会念这些诗文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明天又要揭不开锅了,看你怎么办。”妻子秋菊在里面怨声四起。渊明一听顿时叹息了一口气道;“那明天我到山上采一些野果来。”
“采野果,山上那来这么多的野果,现在是夏季,能吃的又有多少呢?你总不能一年到头光靠这野果来过日子吧!要不是你洁身自好,太过于清高,能落得这样的下场吗?” 陶渊明一听,顿时哑口无言,他觉得自己欠秋菊实在是太多了。她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在自己年少读书的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跟自己走在了一起。那时候,他曾发过誓言,将来有一日一定要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幸福是什么的,谁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但他知道幸福的人脸上会露出笑脸。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誓言,他给刘裕当过参军,后来发现刘裕这人疑心病过重,就又离开了他。秋菊没有怨他半句,她相信他的决定一定是对的。她的父亲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就这样跟着渊明受苦,开始想尽办法又为他某了一个彭泽令。秋菊以为这样以后的生活就不用发愁了。那知又不到三个月,陶渊明发觉官场并非是他这种人所能呆的地方,官职小的,每天都要弯腰奉承着上司。他感觉到这是在降低一个人的人格。他不能让自己的一生就在这样无聊的日子里度过。他又辞去了彭泽令,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在他辞去彭泽令的前一个晚上,他看到秋菊好象有些不开心。
他知道秋菊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子,她只想能够有个安定的家就足够了,她不懂得什么官场势利,也不懂得名利是非。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他陶渊明的女人。陶渊明时常感到自己能够找到这样的女人而自豪。但唯一不足的事情是自己没能够给她有个幸福的生活,时常叫她陪着自己饿着肚子过生活。为此,他的心中时常惭愧不已!
他看着眼前憔悴的秋菊,咬了咬牙根,走到秋菊的跟前,突然扑通的跪倒在秋菊跟前道:“秋菊,我对的起天下人,可就是对不起你。”秋菊一见他那付表情,叹了一口气道:“元亮,你没有错,也许是这个时代错了。也许是我错了。明天,我还是回娘家拿一些米粮过来救济一下吧!”
陶渊明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他知道现在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他时常感觉到自己太过于无用,一个男人养活不了一个女人。要是换了是别人,早就离自己远去了。可秋菊除了偶尔埋怨几句之外,也没有再说别的什么?他已经记不得秋菊回娘家拿过多少次象这样的“救济粮”了。虽然老丈人讨厌他,但秋菊毕竟还是他唯一的女儿。每次秋菊回去拿过来,总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
秋菊她回娘家取粮去了。渊明站在那里,感觉到心头一阵空虚,他想起自己年少的时候,心中藏着的是满腔报国的希望。他立志有一天要为天下百姓做主。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然而他却生错了时代,这个时代不是欣赏才能的时代,只要你懂得为官之道的技巧,一个无才无德的人也能够攀之高位。他吃亏的地方,就是不懂得这一些技巧,所以他要遭到很多人的排斥,一个人站的再正,如果小人群攻而起,也会出现歪斜的时候。虽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毕竟所有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他在彭泽令的时候,之前以为可以为彭泽县的百姓办一些事情。在他上任的时候是满心的希望,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官场的黑暗并非如他所愿,他不仅每天要向位高于他的人哈腰鞠躬,而且还要看着别人的眼色做事,他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不过他发觉官场里的人大多数是如此,一但碰上一个位高于自己的人,马上哈腰巴结,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提拔。一但看到小于自己的人,就吹胡子瞪眼睛的来显示威风。人呀人,为什么你们在权势面前总会丧失原本的自己。陶渊明他实在不明白,做一个官为什么不能为百姓真正的做一些什么呢?他不能再让自己随波逐流,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他也会变得他们一样毫无人性。
人交良友益自身,身处污泥,竟然是洁身自好,多少还会沾一些秽气。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他还记的在他做出决定离开朝廷的时候,很多人都拍手称快!有人表面上做出一副挽留的样子。而内心里却在叫好。这一些表情,怎能瞒得过他陶渊明。离开朝廷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只是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不能让秋菊过上好的生活。看来,这一辈子他只能欠秋菊的了。
他听到不远处传来马蹄的声音。好象有几匹快马!他不由地觉得奇怪,自己在这里和秋菊居住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人来过。除了偶尔有农夫来过之外。马蹄声越来越近,渐渐地他看到了身影,只见三匹快马正朝自己这边奔过来,他看到好象坐在马上的人有些眼熟。连忙进了草屋里躲着。他不想见朝廷里的人,他现在只想和秋菊过着平凡的生活。三匹快马停在了他的草屋前,他的呼吸疑聚了,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在吗?”外面有人喊道。
“有人在吗?”又喊了两声。“是谁呀!来这里找谁?”陶渊明回答道。
“请问,这是陶公的家吗?”有人又问道。“陶公是谁。你们找错了。”渊明回答道。
“你出来吧!陶公,我是刘仲思。”刘仲思,陶渊明想起来了,这位曾是他的知已好友,彭城人,早些年他就听说他已经退出官场隐居庐山西山。这会儿怎么又做起朝廷的官员呢?他感到有些困惑!在这个当今世上,能让他陶渊明佩服的人绝对超不出三个,而刘仲思就是其中的一个。
“元亮兄,好友来访,你怎么也不出来迎接一下呢?”陶渊明没有作答。刘仲思在外面却哈哈大笑了起来:“没想到,事隔多年,元亮兄还依然是原来的那一付脾气,好了,你不出来迎接我,我自己知道进去。”说完,刘仲思朝草屋而进。他看到陶渊明正背对自己,坐在木橙子上好象在沉思着什么?
刘仲思上前冲着陶渊明一抱拳道:“元亮兄,久违了。”陶渊明没有抬头看刘仲思,问道:“你今天来这里,是探友,还是另有公事要办。探友我欢迎,要是办公事的话,那你请便。”刘仲思怔了一下,随即哈哈一笑道:“元亮兄的气节还是跟原来一般,小弟实在是佩服之极,不过小弟这次来,一是来探望元亮兄,二是传达一下节度使的口喻。”
“有何话,快说出来,或则我就要下逐客令了。” 刘仲思看了看陶渊明,然后再看了看他现在所处的环境,然后叹息了一口气道:“元亮兄,你学富五车,却身居简陋,真让人起敬。如今天下象陶公你这样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呀!每个人的眼里除了功名之外,就是私欲,陶公将来必定要成为千古圣人。” 陶渊明一听,闭上了眼睛道:”陶某从来没有想过做什么千古圣人,陶某只想做回真我。这千古圣人,陶某实在不敢当。”
刘仲思笑道:“陶公客气啦!以你的胸怀,世人谁能比得了呢?”
8.学者与诗人寓言故事 篇八
1819至1823年,海涅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他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海涅早在20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诗作:《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反映了封建专制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恼。
“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每逢我在清晨》)这些诗句中所抒发的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些诗作于1827年收集出版时,题名为《诗歌集》。它们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感情淳朴真挚,民歌色彩浓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其中不少诗歌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在德国广为流传,是德国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从1824年到1828年间,海涅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地方,并到英国、意大利等国旅行。由于他广泛接触社会,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写了四部散文旅行札记。
在第一部《哈尔茨山游记》里,海涅以幽默活泼的笔调描绘了20年代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讽刺嘲笑了封建的反动统治者、陈腐的大学、庸俗的市侩、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消极的浪漫主义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同时又以深厚的同情,描绘了山区矿工的劳动生活。
在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里,海涅描绘了法国军队进入故乡的情景,刻画了拿破仑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法国革命的向往和对德国封建统治的憎恶。
在第三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等意大利游记里,描绘了意大利的风光和社会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同时对贵族作家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在第四部《英国片段》里,作家描绘了富豪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尖锐对立,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
这四部札记的主要倾向是抨击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期望德国能爆发一场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四部旅行札记的创作表明,海涅在思想上已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艺术上,海涅已从青年时代对个人遭遇与感情的描写,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探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
9.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 篇九
当今,“田野作业”一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应用,包括民俗学和文艺学。在我国,自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文艺学即有结盟之缘,当时是由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20世纪后期,现代方法论崛起,两者在某些部分上也时有并轨之势。本文试从现代方法论的角度简要探索这种关系。
民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民间文学,而文学的知识之一是民俗。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因此,研究它们的学问――民俗学和文艺学,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彼此有许多共同点,都可以用本民族成员所共享的和体验的民俗类型做分析,两个学科在相关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性。对文艺学来说,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是研究文学现象的内部结构,它的创造和加工的过程,这类内容,需要用民俗学的方法去协助解决;而民俗事象也有其内在结构,需要借用文艺学的方法将之提升出来,从中找到它的诗性特征和表演风格。当我们在研究民俗的这种鲜明要素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它的文学,这时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延用到民俗事象上。不过,文艺学的方法,只能发现民俗的诗性现象和民俗的法则,却不能说明它们。民俗学的方法,在分析文艺作品上,也需要通过中介转换,才能成为文艺学者的民俗视角,而不是直接兑换。在现代学术史上,田野作业的理论能使双方优势互补。
田野作业理论中的田野定位说,在打通民俗学和文艺学上,是一个重要关节。田野定位的含义,指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把学者的知识相对化,把个人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利于有效地分析和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围绕它所构建的学说,可以研究民俗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的历史关系,也可以分析两个学科在现代操作中的交叉现象,就学者对民俗事象与文艺作品的分析活动做反观和前瞻。近年来,民俗学等对象化很强的学科都十分关注田野定位问题,文艺学等主位意识很强的的学科也开始介入这类实践。一时间,人们多谈田野作业。当然,这种讨论,冠以“田野”二字,并非狭义地单指现场考察和实地研究,还有其他田野作业理论做支撑,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现代史的深厚背景。在其中,田野定位说,对营造一个不同学科的对话平台,特别有拉力而已。它还能让我们由此而入,发现田野作业整体理论对于不同学科建设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重点讨论它的思想观点和与之相连的细密方法。
一般认为,田野定位说的渊源,可追溯至马林诺夫斯基。从马氏的经验看,一个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定位到与研究对象“亲近”的水平上,去掉好奇、歧视、乃至对立之心,才有资格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他在日记里写到,他当时和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关系就达到了这种水平:“当地人每天来看我,他们不再由于我的出现而新奇”,“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p.8)。他在田野定位上所表现的这种自觉性,对传统和现代学者都有启发。
田野定位说的理论目标,是要解决在阐释对象文化资料上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学者从事研究,要搜集和阅读材料;另一方面,学者在归纳和分析材料中也不能把自己框住,而要始终耐心地关注和使用所搜集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正确的描述和阐释。在如何描述和阐释上,学者的自我定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时,你再也找不到纯粹的“客观性”,相反,那些口称“客观性”的学者,往往把自己的解释加到对象的身上,结果是对学者知识的想象和对对方文化的估价都做出冒险之举,有时还会自告奋勇、兴高采烈地充当对方文化的代言人,直至导致学者在认识上的变形现象。有人还把这种变异归咎为文化视角的差异,其实不过是一种诡辩和托辞。
田野定位说的核心,是从一种可操作的理论构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要求对学者的主观思考和对别人的文化估价两者都可能出现的冒险之处进行限定。从田野定位说的角度看,在研究工作中发生某种误读,有时是接近对方文化真实的必要过程。学者的任务,是在不断地搜集和分析对象资料的同时,发现自己的误读之所在,并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描述形态。而由学者的误读所推导出来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真实,与端正学者认识自己和认识对方的心态而求得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的普遍性,根本是两码事。为了达到每位学者其实都想要达到的理解对方文化的目的,就要求学者对自己的搜集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的预想,与他人的成果不应该是彼此错出的,而应该是遥相呼应的、或互相补充的。矫正学者的定位视角,就有希望发现对象文化的普遍性特质,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
田野定位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求学者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在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中,一个聪明的说法是,我们走到哪儿,就把个人学问的行李背到哪儿,这应该是民俗学者的本事。这样做的理由是,民俗学者不仅是与对象文化打交道的工具,而且是制造文化含义的关键性工具。民俗学者只要开始调查对象文化,就要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研究自己,民俗学者正是在这种既卷入又边缘化的二重矛盾中,给自己进行学术定位的,然后再写出调查文本。民俗学者会把这种学问写进调查成果,把它作为描述对象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层次。这个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文艺学。
不管怎么说,学者的田野定位,是学者理解对象文化和创造自我学术新理论形态的一种认识上的内化过程。现代学者追求和期待这一过程的出现,在现场环境中,他们还成为这一过程的创造者。
田野定位说的方法细密,从现代学者的实践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2。
固定位的方法。指一些学者基于既定的个人现实因素作出的定位,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国籍等,它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者对资料的看法。这种定位的一个功能,是在学者在离开固定位之际,会出现个人与原有固定位之间的.距离感,产生意想不到的新看法。
,在北京的南郊,悄然出现了一个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所出现的所有人物和器物,都被理解为与现实中国有差别的“民俗”报价上市。任何中外人士来到这里,都会看到一种热火朝天的“卖民俗”的景象,发生异样的心态距离。无论你是哪种年龄、性别、民族和国籍的个中人,这时都会发现,自己好像忽然失去了原有的自我文化。
在原有自我文化的群体中,过去民俗是无主名的,现在却是有主名的,还有摊位编号的。过去民俗是有情没价的,现在却是无情有价的,还可以讨价还价,砍价杀价。过去民俗被放在犄角旮旯里灰头土脸的,现在却被摆设在光天化日之下,光宗耀祖。过去民俗是熟视无睹的,现在却一夜成名,成了稀世珍品。过去民俗是被当作一家一户的私物保管的,现在却被传扬为整个民族的历史瑰宝,进入了别国别民族的大众文化渠道四海流通。总之,过去民俗是“女儿绿”,现在民俗是“状元红”。
60年代后,国内许多民俗物品一度消匿了,时隔多年,却在这里闪亮等场,就连本民族人也会一见钟情,感慨万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更何况那些来自纽约、巴黎的外国人呢?他们中的不少人想法还很怪,文革前,依然以为中国文化是大清铜币、三寸女鞋和男辫马褂;文革后,以为中国文化是红宝书和绿军装;现在他们一下子看见了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民俗”市场,又以为是中国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呼开放、丰富、自由,比起他们的西方文化,是另一个东方天堂。
一个中国民俗学者可以从原有自我文化的固定位的角度,观察这种被“后结构”了的“民俗”事象,发现中外人士是如何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和民族工艺的概念的?观察本民族成员是如何出于对外国人惊喜出价的估计,来认识本民族的文化标志物并加以复制和批量生产的?了解曾经居高临下的上层文化和千年仰视它的底层文化又是怎样在“民俗”的名义下,变成了平级物品汇集在一起的?思考本民族的男、女群体如何毫不掩饰地联袂出售“假”民俗,并认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同性别角色的?例如,在潘家园摆摊的女性以出售手工艺品和家庭日用品为主,男性以出售文房四宝、出土文物赝品和旧宅门窗为主,这种区别,是否与他们固有的群体分工、知识范畴、运输组织和体力差别有关?而种种性别、年龄、民族、国籍、文化的差异,又怎样在潘家园获得了认同?这种认同又在保护民族民俗文化和发展现代化生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调查分析这些新问题,能写一篇民俗学博士论文。文艺学当然不研究这些事象本身,但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会对文艺学者分析文本有一定的启发。
主观位的方法。指学者基于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经历所作的定位。一些人生成长中的人文环境的差异会被带到研究工作中去,成为学者的建构理论的一个因素。一个在大城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偏远乡村的简朴和睦的小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对人类美满和谐的生活模式的看法,是会有区别的。在对这种区别的描述上,文艺学者的研究,又能给民俗学者很多启发。许多民俗事象特别富于表现技巧,其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文艺学者对它的研究过程,也与民俗学的田野定位法的主观位方法相通,文艺学者童庆炳的学术散文《母亲的故事》即为一例。
从闽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儿子的童母,返回前要求画一张画像,重庆炳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老太太随童妻来到一家上乘照相馆,遇见一位高级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本人以为,构图讲究、层次分明,母亲准会高兴,谁知老太太看了,开始一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怎样解释此为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他们只好又请那位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相片,老太太才心满意足地告罢。这件事给童庆炳的印象很深,事后他专门写文章做了分析[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修辞位的方法。指学者在表述自己所看到的资料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畴,不仅会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对象文化的读者的文化反应。在这方面,学者在论述对象文化和在对象文化中做研究的自我这两者时,究竟保持多大的距离才算公认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有人把这比作照相机的“调焦”技术,意思是要选择恰当的描述对象文化的语言,撰写所搜集到的资料类型,创造未来将要完成的文本,开发学者的个人创造性。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撰写他的田野文本时,采用了挫折叙述的策略,从写自己在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再现了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被对方接受后所发现的对象文化结构,揭示了对象文化的整体网络,并成功地证明了他对这种文化的叙述资格,这展示了他运用修辞位的天才[4l(pp.4
12-417)。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收稿日期]-06-01
【参考文献】
[1] Bror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Inc.
1961,rep.Waveland Press,Inc,1984.
[2]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 and Bonnie Sunstein,Fieldworking: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
[3] 童庆炳.苦日子甜日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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