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特质

诗歌特质（精选8篇）

1.诗歌特质 篇一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战争诗歌的内容及特质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战争诗歌的内容及特质

在人类生活中，战争是不可回避的一件事情。战争的涉及面不仅关乎政治、军事、经济，而且还关乎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任何一个话题能像战争文学那样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研究传统文化中的战争文学，对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民族性格，可谓举足轻重。《诗经》作为我国文学的源头，其中的战争诗歌更可视为中国战争文学的源头。

所谓战争诗，指的是以战争为题材，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可以说，战争诗是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共有现象。而《诗经》中的战争诗，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独具特色。这种特色，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有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及审美趋向。

《诗经》中，战争题材的诗歌约占《诗经》总篇数的十分之一。根据传统说法和现代学者们的一般见解，《诗经》战争诗主要包括《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以及《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1]。

一、《诗经》战争诗的类型

《诗经》涉及到的战争题材的诗歌比较多，但概括而言，《诗经》中的战争诗主要是从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写战争：一是从国家的立场写战争，通过王侯贵族与一般将士两个层面，展现圣王高尚的道德，强调将士同仇敌忾的豪迈，凸显着战争的正义性;二是从离乱中战士和战士家人的角度来写战争，刻画了思妇的闺怨和战士的望乡，展示人们对和平的渴望。

(一)站在国家立场上叙写的战争诗

从国家的立场来写战争，这种类型的战争诗在《诗经》中体现得比较多，表现的层次也相对丰富。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1.王侯贵族征伐的赞歌

王侯贵族征伐方面的战争诗，一是歌颂祖先。诗歌主要颂扬怀祖先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功绩。

从内容上看，这类诗歌主要包括歌颂周文王伐崇伐密的《大雅皇矣》，武王伐纣的《大雅大明》、《周颂武》，商汤伐桀的《商颂长发》等。这些诗篇不仅唱给先祖听，更是唱给同时代人听的思想教育读本。正所谓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交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2]。

这类诗歌中，作者从周王朝大局着眼，以追忆的方式，选择祖先经历的战争进程中若干典型的场景或情节进行集中描写、渲染，表达子孙后代的自豪感和对祖先功业的赞颂之情。

除了颂扬祖先的功绩，王侯贵族征伐的战争诗还以当代天子、王侯为表现主体。这类诗歌，包括大雅中的《常武》、《江汉》，小雅中的《六月》、《出车》、《采芑》等。其中，大部分是反映宣王时平定徐淮蛮荆叛乱、抵御猃狁入侵的战争。

例如赞美宣王亲征徐方、平定叛乱的武功的《大雅﹒常武》(节选)：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为了平定边陲的**，周宣王亲自率兵，他奋扬威武，如电之震，如雷之怒。王师是何等的雄伟壮观， 如鸟之捷，如鹰之悍。莽莽如江，滔滔似汉，如山一般的伟岸，如水一般的狂澜。这首诗中，正义之师奋勇征战的慷慨豪迈之情跃然纸上。

正因为此类战争诗表达的是对祖先武功的缅怀、对当代天子的颂扬，因此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些诛锄暴政、建立新朝、抗击外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2.下层将士同仇敌忾的军歌

在古代，从军戍边被当作是万里勤王事的行动。为王事而奔走，被人们看作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诗经》中有许多战争诗表现了军士们英勇杀敌的壮志和共赴国难的`豪迈。

《诗经》中表现士兵勇武精神最为突出的是秦风。《汉书地理志》说：(秦)安定北地，土郡西河，直迫近戎地，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其在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俱行。秦处西北边地，与犬戎相接，多次与之交锋，在抗击犬戎入侵方面极有战功。故朱熹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慨，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3]秦风中的代表诗作《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层层递进的表达中，展现的是将士们战斗的激情。整首诗，恰似一曲斗志昂扬的嘹亮军歌!

(二)反映离乱中战士与战士家人的战争诗

不可否认，战争一方面可以促进民族发展壮大、维护国家的安定，但也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

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战士和战士家人眼中的战争常常是忧伤和无奈的。《诗经》中的战争诗，反应了战士的望乡，更让人感受到了闺妇们强烈的思念。

1.战士的望乡

《诗经》中反映行役生活的作品主要有《邶风击鼓》、《邶风式微》、《魏风涉岵》、《唐风鸨羽》、《桧风匪风》 等，这些诗歌都直接描写了出征士兵的悲苦的境遇与心境。

生活在空旷荒凉、群兽横行的原野，他们风餐露宿，载饥载渴，式徽式徽胡不归?徽君之故，胡为手中露、徽君之躬，胡为手泥中(《式徽》);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无日无夜地辗转跋涉，无暇顾及其他，山川悠远，维其劳央。武人东征，不皇朝矣。(《渐渐之石》)家有父母不能奉养，家有妻儿不能亲近，家有田土不能耕种，持久的战争让战士们有家难归。《诗经》著名的《小雅采薇》就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绪：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作为边防戍卒归乡途中所唱之伤悲之歌，诗中反复诉说战争生活的艰辛，恶劣的环境中，士兵愈加思念家乡。然而曰归曰归，却总是不能归去。终于有一天，他盼到了回家的机会。在大雪纷飞的归途中，他回顾漫长的征役岁月，万般辛酸涌心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归途中饥寒交迫，感伤时事，心中有难以诉说的悲哀。繁重的徭役与兵役，不仅给服役者本身带来体力与精神的双重痛苦，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他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这首诗歌中，有战士的哀怨和思乡中，更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战士多么想回家，可是敌人打不退、国家不安宁，少数民族猃狁不断地在进攻，他又怎么能回去?诗中反复出现的猃狁之故、猃狁孔棘，成了战士肩上最沉重同时也是最神圣的责任。

如《采薇》中国仇和私怨并存的作品，将爱国精神、同仇敌汽和怀土思归、思妇哀怨集为中于一体，前者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后者是基于人的基本需要而萌生的强烈家园感，对立而又有机地统一于其中，故真实可信而感人至深[4]，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2.思妇的闺怨

《诗经》中的战争诗，不仅写战争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以战争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在家的妻子也无时无刻不在担优着参战、戍边丈夫的现实处境，关心着他们的生命安全，期盼着他们的早日归来。料峭的春寒，炎炎的酷髻，肃杀的秋风，凛烈的严冬，时问流逝，物换星移，深深的思念，并且含着更多的惦念，使她们焦灼万状，她们只好诉之浅吟低唱，以诗来表达内心的情绪[5]。《周南卷耳》、《汝坟》、《召南草虫》、《殷其雷》、《邺风雄雉》、《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车邻》、《小戎》等 均为情真意切的思妇诗。

以《王风君子于役》为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君子于役》是一首写妻子怀念在外服役的丈夫的诗。从这首诗里，读到一个最明显的感觉，那就是等待，等待丈夫的归来。但等待亲人归来最令人心烦的就是这种归期不定的情形，好像每天都有希望，结果每天都是失望。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中，女主人公带着叹息问出了曷至哉?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诗歌没有给我们答案，而是转换了一个视角，接着下面的一节中不再正面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哀愁乃至绝望，而是淡淡地描绘出一幅乡村晚景的画面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在这种日之夕矣 的夕阳晚景中，鸡鸭归巢、牛羊归圈，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图景，却有中国人最向往的平凡与幸福。可田园般美好的生活画面下，妻子的丈夫却仍在远方。但妻子的情绪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悲痛欲绝，全诗的最后一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把妻子那种近乎绝望的祈盼，转化为对丈夫的最温暖的牵挂和祝福。

与王侯贵族征战的颂歌及军士同仇敌汽的军不同，行役诗与思妇诗更多的是抒发劳动人民深受煎熬的悲情。

二、《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质

《诗经》涉及到的战争题材的诗歌比较多，但需要强调的是，《诗经》写了那么多的战争，但它从来不以狂热的态度赞美战争，也没有任何一首来具体描写战场残酷杀戮的细节。

因此，不做具体的场面描写，构成了《诗经》战争诗的一大显著特质。

(一)不作具体的场面描写

在世界著名的史诗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场面，无不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与描绘。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将式洛亚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表现的中心，战斗场面声势浩大，震天动地;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则再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后数百年间古鲁族和班扎拉族之间的长期战争，当时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厮杀风暴之中，作者选取了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加以详细描绘[6]。

可是，《诗经》中战争诗几乎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它们大多用笔墨去渲染军队的军威声势和凛然气势，叙写的中心和重点完全在战斗场面之外的其它方面。

如《大雅常武》写征徐之战，作者未写两军的正面交锋，而只突出其军势之盛：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姜南的《学圃余力》 释曰：如飞，疾也;如江，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整首诗，疾、缓、动、静，无所不包，却始终不见对交战情景的正面描写。

其他几首，如《六月》赞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江汉》写宣王命召虎领兵平淮夷，班师回朝后的诸多赏赐。这些诗通过兵马旌旗的描写来宣扬君威国力，也极少具体战斗描写。

(二)崇德尚义 强调战争的正义性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强调了王者的以德服人和不战而胜，更凸显着战争的正义性。

正是因为战争的正义性，即便是战争背后的女性，也对参战的丈夫、亲人满怀自豪之情。如著名的《卫风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女子赞美了丈夫威武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对勇武丈夫的爱慕之情。袁梅说：这是一位爱国妇女所唱的思夫曲。她为金戈铁马、英勇卫国的丈夫而自豪。[7]另外，《秦风小戎》中也有类似的情感表达。

我们说，《诗经》中的战争诗之所以具备以上两种特质，与周礼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但同时，更是古老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尚农、务农、孝亲、重养、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使得全社会都有一种对人生命的珍视，好生而恶杀。这些造成了当时战争不尚杀伐的思想。

总之，不管是从国家的立场，还是从战士和亲人的角度，中国文化的主流，从《诗经》开始，中国人就没有对战争的狂热。保家卫国时，我们看到的是正义之师的勇武和豪迈;而当战争渗透岁月和人生时，我们感受到的则是闺妇无尽的相思和战士沉重的生命。归去来兮之间，人们最终渴望的是和平。这是一种民族性格，更是一种文化精神。

2.诗歌特质 篇二

第一节、诗歌精神的操守和诗歌写作的“智性化”

90年代先锋诗人为了不屈就于外在的暴力, 不被现实的真实性所禁锢, 对于传统映照式创作习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这种回避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90年代先锋诗歌的创作姿态。90年代先锋诗人回避了传统赋予诗歌的责任, 而认为, 诗就是诗, 与任何无关, 诗歌不再是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 而仅仅是一种直视个体经验的文学媒介, 诗歌的精神不再是铮铮傲骨, 而是一种平静自然感悟力的流露, 诗歌创作的经验不是外在现实所因袭的那种集体经验, 而是基于个体经验, 力求在复杂的经验中表现出一种张力, 诗歌中营造的场景不再与外在场景形成一种契合和映照关系, 而是打破时间顺序, 空间限制等故意建构一种没有具体背景指代的文本内部场景, 诗歌的语言运行也不再执行一种公共话语的标准, 而是努力消解公共语言的范式, 从而重新挖掘语义的内涵等。总之, 90年代先锋诗歌有着比80年代先锋诗歌更为自觉的怀疑精神, 更为彻底的诗歌本体意识, 它不再担当一种“镜子”的职业, 而是基于一种创作的可能性, 开辟了一种“澄清”、“破解”和“纠正”历史和现实的写作方式。

当然, 90年代先锋诗歌也并非是对传统诗歌进行全盘的否定, 他们也继承了传统诗歌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例如对于稍纵即逝的经验、感觉的捕捉, 运用“客观对应物”来间接表现思想等手法也运用得相对成熟。诗歌映照的虽然不再是外部的空间, 但是对于个体经验的烛照还是先锋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力, 只不过他们坚持的底线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直观经验, 而不是人云亦云般的宏观的间接经验。他们相信只有基于一种真实经验的书写, 才能澄清外部被传统掩盖的现实。这种经验式的写作在中国的现当代诗歌史上也不是一次创新,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 现代派诗人们就追求一种意象的捕捉, 这显然受到了先前美国意象主义的影响, 一种意象的捕捉是通过五官来感知, 而不是受制于经验式的语言等因素的蛊惑, 从而达到一种“外形简洁与内在透明”的艺术效果。但是90年代先锋诗人对一种意象或者说是一种意象式的经验的把握并不是单纯地传授一种感觉效应, 而是渗透了一种“智性”在里面, 这种经验智慧在诗中的渗透, 我们也可以从现代诗歌中发现渊源, 1935年卞之琳《鱼目集》的出版引导了当时中国诗歌由“主情”到“主智”的发展方向, 而到了40年代冯至和“九叶诗派”更是在一种智慧写作中穿插着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到了90年代一种“智性写作”也逐渐趋于成熟, 与现代诗歌的智慧诗不同, 90年代的“智性写作”虽然也倾向于扩充诗中哲理的深度, 但是更主要的区别在于一种诗歌本体意识也被考虑在内, 现代智慧诗固然也有形式上的考虑, 但是诸如“十四行”、“欧式长句”、“小诗”等诗歌形式, 其仅仅局限于对诗歌的音韵美, 建筑美等“硬性”形式方面的创新, 而到了90年代一种对于“智性诗”形式方面的考虑正趋于全面和成熟, 先锋诗人不仅仅考虑到诗歌的音韵和体式上的完美, 更主要的是保持诗歌艺术形式与思想的并重, 诗歌语感的平稳, 形式上的本体性, 内容上注重与外在知识系统的相互指涉, 最显著的表现就在于语言上的纯粹性。如果说卞之琳等诗人是从一种思想唯美的角度来对诗歌语言进行自由地扩充, 从而达到语言转换和语言书写方式上的智性的话, 那么90年代先锋诗人在对待语言的问题上则更为谨慎, 他们从诗歌本体的角度上来过滤和开采语言, 这种过滤一方面是排斥被过于掩盖的语言, 另一方面则是注意到诗歌的思想性不要过度掩盖诗歌语言的艺术美, 从而避免被解读为一类“说教”诗而非艺术诗。第二, 90年代的“智性写作”区别于现代的智慧诗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关怀的特质更加的浓烈, 现代诗歌中的“智慧写作”更加突出诗人一种“精英写作”的情结, 在当时的写作语境中, 这种诗的出现不仅仅起到引导当时诗潮作用, 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一种启蒙性, 诗人孜孜不倦地探索一种精神上的高度, 促动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朝着精英化, 贵族化的方向发展, 而忽略了对于底层的一种关怀, 而90年代先锋诗人的诗歌中包含着一种深深的关怀在里面, 一种“平民写作”中的先锋特质是这种诗歌最大的特点, 一种写作视角的由大变小, 由高到低预示着一种源于生活真实经验的写作更能透视生活的本质, 而不再追逐一种社会所指意义上的精神高度。于坚的《事件》系列等作品, 通过记录生活中的小事件, 看到了隐藏在生活后面的一种精神向度, 对于生活一种了无声息地介入, 进而诉说自己“被生活”的感悟, 对历史的解读能力, 一种平易近人的关怀也随之产生。90年代先锋诗歌书写特质的表现之一就是强化了诗歌面对生活现场的能力, 而不再重视优化社会公共话语资源, 集体经验等方面的能力。

第二节、集体经验向个体经验转换

(一) 从“务虚”到“务实”的写作姿态

无论是“民间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 在90年代先锋诗歌的书写中, 他们都脱离了以前的那种宏观的集体经验的书写, 因为集体经验并不是一种人人都可以亲身感受的经验, 80年代的先锋诗歌中, 诸如海子等人建构在集体经验之上的神性书写显得飘渺而不可及。90年代的诗人具有了清醒的务实精神, 他们只写自己可以亲身感受到的经验和感觉, 个体经验可以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生存的有限性和受制于时间的局限, 可以更鲜明地体验着存在的本质。

就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9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塌陷的那种社会心理。既无力抗拒什么, 也没有明确的社会目标, 更不可能立起自我的价值, 只有对压抑性力量的嘲弄, 这是抵抗被权利全盘控制的廉价而简便的方式。”[3]于是诗人找到了适当的方法来消解这种力量, 历史绝不会再作为主题出现在具体文本中, 而仅仅被诗人放置在个人经验的知识库中。我们可以看出, 个体经验在具体的文本中拥有了自由处理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能力, 诗人可以嘲弄、误读和解构历史和社会现实, 诗人走上了一条脱离了集体经验的创作路线。个体经验的显现也使诗人从一种宏大, 空虚的集体记忆中走出来, 关注自身, 面向生存的现场。90年代的“诗性空间”大大拉近了与生活现场的距离, 这样就避免了像以往的诗歌那样, 过于为社会意识形态服务, 而患上一种“失语症”, 因此先锋诗歌自身价值的显现和写作的有效性得到提升。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 比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 《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 《傍晚穿过广场》等。

(二) “细节写作”:一种“从大到小”的书写视野趋势

传统的诗歌往往借助宏观的意象来达到表达诗人集体经验的目的, 诸如, “十七年诗歌”中经常见到的“红旗”, “泰山”, “万年松”等意象。80年代海子, 戈麦等诗人“神性书写”中经常出现的“大海”, “太阳”“麦田”等标志, 体现出了一种集体经验上的典型性。但是上述意象的公用性质并不能阻挡别的诗人的介入, 从而导致了同一意象下出现了许多的雷同的诗歌。80, 90年代之交“伪乡土诗”的出现就让伊沙等先锋诗人大为恼火, 过于宏观的书写视野让诸多的诗人警觉到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会使诗歌艺术特性消失殆尽, 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诗歌可能会重新回到集体化写作和处理的道路上去。因而90年代先锋诗人对于先锋诗歌中“细节”因素表现出了一种高度重视的态度, 正如孙文波所理解的那样:“从细节的准确性入手, 使诗歌在表达对于语言和世界的认识时, 获得客观上应有的清晰, 直接和生动。”[4]当然对于细节的重视, 意义远不止这些, 90年代的诗人写作不仅对集体经验掩盖个体经验的状况非常地警惕, 既是圈子内部的写作, 也可能导致个人意识的淹没。例如, 在对于自由追求的过程中, 稍不留意就可能被钉在自由的十字架上无法自拔, 王家新是一个例子, 那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使得他过早经典化。而后期的一些创作成就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因此“细节”的变动性被重视起来, “细节”可以在生活中实时攫取, 而不会因为被经典化而陷入一种架空的状态。“细节”可以加强诗人对于“现场”发言的能力,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细节, 而这种细节可以随时发掘, 从而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性, 这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诗人身份识别的标志。朱永良的诗歌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典型的异域场景, 然而, 诗人对这些场景做了异于传统的反向处理。在细节的刻画中架空了看似宏大的场景, 例如有一首诗叫《片段》:树叶静止得像博物馆中的古代铭文/处在漂移的灰白色深云的背景下/而显露着蓝色的天空蓝得十分纯正/有一只鸟藏在树间不时地鸣叫/掩盖了时高时低人们模糊的话语/只有汽车驶过时表现得迅急而坚决/就是此刻, 我的桌子上放着荷马的《伊利亚特》/和一本打开着的《论语》, 咖啡不断地从杯中/飘出它独有的香味。诗中的古代铭文、天空、荷马, 伊利亚特和论文被刻意放置在一段平淡无奇的叙述中, 而静止、鸣叫、迅急, 香味被凸显, 传统宏大的意象被虚化为背景, 在细节中洋溢着诗人独到的生命体验。其他诗人像翟永明的《观察蚂蚁的女孩之歌》、《黑白的片段之歌》, 朱朱等诗人的一些作品都对细节做了刻意的处理。

第三节、诗歌话语从公共话语中“二度突围”

语言“突围”的历史在当代文学史上几度上演, 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国家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牵制的话, 那么到了“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时候, 则标志着人民话语由缺席到在场的开始, 人的声音第一次在当代文学史上开始出现, 虽然仍旧是套用或凭借“国家话语”, 但是最起码, 文学的运作主体开始成为真正的人, 即便这种人是具有集体属性的人民而不是个人。朦胧诗在当代先锋诗歌史上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 无非是实现了个体经验在集体经验中显现, 个人话语从公共话语中“突围”的目的。但是这次“突围”, 只是为了实现“把人的复杂因素表现出来”[5]等彰显个体价值的目的, 因此朦胧诗的语言还是凸显了其作为工具性的一面, 即脱离公共话语, 笼络一部分可以鲜明表达个人意志的公共话语片段, 从而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先前“政治抒情诗”等诗歌类型的新诗。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朦胧”的效果, 很大程度上源于朦胧诗所使用的词汇脱离了先前诗歌使用的词汇范畴, 语言组织方式异于先前的教条语言的表达思维, 而且采用了诸如电影蒙太奇手法, “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 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6]进而引起一种欣赏和理解上的迷惑朦胧, 其突围的效果仍旧是在公共话语层面上展现的。而90年代先锋诗人致力于寻找一种公共叙述之外的言语, 他们将大量的方言和口语, 以往被认为不能入诗的言语系统入诗, 不再是借用社会公共话语, 因为方言和口语等言语系统较之于社会话语最大的特点是保存了原始的意义, 从而能更好地避免先锋诗歌所表达的特殊意义被社会话语的普遍意义所掩盖。“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 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7]一种从源头上追寻言语和事物之间的原始关系, 让先锋诗歌特殊意义的表达更为安全。知识分子写作则是看到了西方语境下的语言在应用到本土语境时的差异性, 这种巨大的落差, 有利于实现对抗社会叙述的权威, 从而可以凸显中国语境下个人言语的质感, 这是他们先锋诗歌创作的主要财富, 他们通常采用互文 (横向移植) 等方式, 对西方语境下生成的先锋诗歌语言, 进行引用, 借鉴, 误读, 转化。他们谨慎地选择各自坚实的西方语言系统, 然后将这种语言“个人化”。当然, 他们也不回避把过去被人处理过的题材, 词语等的重新赋予意义。说到底, 朦胧诗从集体话语中摘选了能够反映个体价值的话语片段属于第一层“语言突围”的话, 那么90年代先锋诗歌则严格区分了社会话语和诗歌语言之间的本质区别, 从而进行过滤, 这也就是语言的“二度突围”, 这一次的突围不再造成一种诗歌的集体话语场景内的效应, 而是奠定了诗歌语言的基础, 而且语言作为诗歌的一种基本手段, 一切诗歌本体的艺术运作也将从语言开始。

第四节、由“抒情性”向“叙述性”转变的诗歌风格

首先, 在传统的先锋诗歌中, 抒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但是抒情是一种在感性思维的制约下对客观存在物虚化的过程, 即, 以客观存在物为载体, 凸显主观情绪的过程。历代抒情诗中诗人过度渲染被客观存在物激发的情感却忽视了对于客观存在物本体的关注, 也就是说抒情只能起到一种掩盖客观存在物的作用。但是90年代先锋诗歌书写所秉持的, 是致力于澄清被传统遮蔽的外在现实, 抒情的特质明显与这一原则相悖, 而叙事具有的“极端历时性延续”[8]特征是诗人摒弃即兴抒情, 回归理性书写最理想的依据。无论是即兴叙事还是一种回忆感观, 都可以有一股理性的力量牵引着书写的准确性, 而对外在现实的澄清必须依据一种沉稳的理性书写, 所以在90年代的诗人看来, 先锋诗歌的本质在于叙事而不再是抒情, 无论是民间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 他们都很看重叙述手法在先锋诗歌中的运用, 而且上升到了本质的高度, 在诗中可以隐藏主体, 可以淡漠抒情, 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将情感, 经验, 历史乃至自身都看成被叙述的对象, “我是叙述者, 同时我又是每一个我所叙述的人。”[9]对于自身情感的处理, 没有了80年代的那种青春式的抒情化处理, 而是用叙述来回归理性, 达到一种“中年写作”的品质, 而“中年写作”的特点就是对于历史, 个人等等进行一次无微不至的理性过滤。其次, 在处理抒情和叙事的关系上面, 先锋诗人们并没有把两者对立, 而是考虑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性, 孙文波曾经说过:“叙事的实质仍是抒情的”, [10]我们知道, 中国的诗歌传统是把叙事和抒情分割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运作系统, 诗歌一般是先叙事然后抒情, “欲扬先抑”, “起兴”等传统诗歌理论术语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90年代先锋诗歌却有机地融合了两个看似不能整合的系统, 在叙述中可以抒情, 在抒情中也可以叙事, 唯一不同的是, 抒情的特质不在文本运作时显现, 而是在文本接受过程中感受到一股叙事张力后, 才能发觉抒情的特质在里面。韩东有一首诗叫《猫的追悼》, 在这首诗里, 死的悲壮和对死亡的领悟被掩藏在对葬礼的叙述过程中, 尤其是对死亡的一种领悟被简单化的叙事处理了:“我们在通讯中告知你这个消息/我们夸大了死亡,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已经痊愈。”最后, “诗歌戏剧化”的传统也在90年代先锋诗歌叙事技艺成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戏剧性”, 就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说明和概括人同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中的辩证过程和矛盾”。[11]而90年代先锋诗人对于自我的定位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平静的诉说, 自我经验的复杂性, 矛盾性等特质在他们的文本中被转换为了一种依据经验书写的张力, 最终标榜的是对这种张力化解的能力。因此先锋诗人严格遵循戏剧对生活原生态的模仿, 封闭式结构、场景、事件、形象、细节、戏剧语言 (旁白、对白, 独白等) , 线性叙事, 矛盾辩证的心理模式等在先锋诗歌中均有体现, 以西川的《厄运》为例, 诗歌一开头就是一幅两人对白的场景, 共时性的场景不断穿插, 转换, 中间又不乏戏剧性的对白场面, 而楚霸王和李白的出现更像是在帷幕拉开之后上台的人物, 而他们象征着过去, 一场古代的分幕剧穿插其中, 这样就造成了时间的延宕, 在整篇诗歌读完之后, 一种关于此在和历史的交混, 一种场景之间自由的切换和不同时段文化的相互冲击, 完全让你感觉不到承载它们的是诗的躯体。在诗歌中不乏戏剧式的语言, 诗人的旁白, 以及孔子等人物的独白充斥其中, 场景塑造的空间感完全基于一种戏剧的舞台手法, 最后一句话“在他死后二十年/我们追认他为一个人”才让本诗的思想开始点射。可以说“诗歌戏剧化”写作在这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90年代先锋诗人本着遵循诗歌本体运行规律所成就的上述书写特质, 使得这个年代的先锋诗歌艺术性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基于一种创作自足的情况下, 不断与外在历史现实对话, 互涉, 借鉴其他的文体进行跨文体写作, 注重自身细节等书写特质的确立, 引导诗歌朝着更为成熟的道路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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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光炜.叙事策略及其他.大家, 1997, 03.

[3]陈晓明.重读王小波的《我的阴阳两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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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河.随笔.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 198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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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 1998, 01.

[8][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29.

[9]程光炜.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36.

[10]孙文波.生活:写作的前提.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259.

3.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特质 篇三

关键词：李白诗歌 浪漫主义精神 特质 存在基础 现实意义

李白是盛唐这片文化沃土孕育出来的继屈原之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情满、才饱、神足，充盈着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既雄奇奔放，又飘逸俊美，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以发自肺腑的咏唱登上了一个时代的顶峰，并以其积极浪漫主义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李贺、苏轼、陆游、龚自珍、毛泽东等各个时代的著名诗人。杜甫概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评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皮日休说“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陆游曾“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①一代伟人毛泽东也经常圈阅手书李白的诗歌，烂熟于心，口不绝吟，认为“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②针对前人注诗存在的轻李重杜的不公倾向，毛泽东晚年曾有扬李抑杜的想法，意在维护李白与杜甫双峰并峙的同等文学史地位。③好在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文学讨论自由、百花齐放的新时代，不管是“哭哭啼啼”的杜甫，还是“搞点幻想”的李白，④研究者们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力求将优秀的文学传统有效传承和发扬光大。作为“诗仙”的尊崇者之一，笔者试以有限的文字，从本质特征、存在基础、现实意义等角度初步论述其诗作的浪漫主义精神，以求正于大方之家，并期盼着对“诗仙”的研究有所启示或帮助。

一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情是诗歌创作的最大诱因，是诗歌直接吟咏的对象。李白作诗，总是经常放任内心炽热情感的流动，以奔放的气势纵笔挥写豪迈的气概和激昂的情怀。李白抒情是喷发式的，他的感情易于触动而又浓厚热烈，一旦兴之所致，便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无论抒写失意，追慕往昔，还是放眼未来，总能让人在一种大气磅礴、起伏跌宕的抒情格调中感受心灵的强烈震撼。《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诗人一开始就把浓烈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情感浪潮的汹涌喷发：“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古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激越跳荡的情感喷薄而出，如天际流，莽莽苍苍，滚滚滔滔。以歌、行、吟、谣为题的纵情长歌如《扶风豪士歌》、《少年行》等固然体现了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的李白式抒情，而以饮酒放歌为言的《将进酒》、发蜀道难世道艰险的《蜀道难》等乐府古诗也处处有“我”，同样显示着李白跌宕舒展的独有抒情方式和把自己的个性气质有机融入诗歌创作的特征。李白“以历史上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比拟的极其充沛和丰富的感情来铸造他的诗魂，编织他的诗歌”。⑤的确，以情纬诗，给情以超乎生死、冲决一切的强大威力，尊情而贬理，这正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一）抒发建功立业、自信乐观的豪情

对建立盖世功名浪漫理想的无限向往和矢志追求，以及始终保持的自信、自负、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是李白诗歌抒情的基调，也是其浪漫主义精神的起点。理想化的人生目标一旦与洒脱不羁的个性、傲世独立的人格和奔放沸腾的情感结合，在诗歌创作中便会释放出一种开合随意、一气贯之的狂放气息，好为大言变成了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把金钥匙，浪漫主义精神所具有的那种大河奔流的气势和力量便会推动我们进入变幻莫测的神奇境界，让我们顿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陪侍御叔华歌》）的念头，为理想中的灿烂人生而百般感动，奋斗不息。济苍生、安社稷，救黎民、做宰臣，这是李白的政治理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驾去温泉宫赠杨大人》），他的抱负是高远的，他常以循道而求的孔子、匡扶社稷的傅李、决胜千里的张良等出将入相或为王者师之类的贤人自比。他确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他深信“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兰正字对雪见赠》），他自信“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梁园吟》）。他五次从政、五次破灭，每况愈下，虽然最后仍功未成、身未退，但他“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华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继续以惊人的狂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呐喊着。甚至几乎掉了脑袋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给人强烈的精神震撼。

（二）抒发热爱祖国、关注民生的激情

李白是一个积极入世的诗人，他不会披着浪漫主义的彩衣在“象牙塔”里自慰地舞蹈。对祖国壮丽奇美的山河，他总是热情礼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登高壮阔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面对如此壮丽雄阔的江山奇景，有谁能不产生强烈的审美共鸣，而学李白以如椽巨笔挥写奇思异想和壮阔情怀？诗中众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雄奇壮美的意象组合，充分体现了诗人宏大的气魄和驰骋天宇的丰富想象力，又给人以一种崇高感，激发出一种炽热的爱国情怀。“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为君谈笑静胡沙”，《塞下曲》、《永王东巡歌》等诗篇中奔涌的爱国情感正缘于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和创建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诗人的爱国和爱家乡是统一的，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载名篇《静夜思》到“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触景生情，哪一个远方游子读之能不凄然涕下？然而，浪漫色彩并未掩盖诗人对人民的关怀和现实的关注。“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对安史叛军分裂国家、虐杀人民的罪行，诗人愤怒痛斥；“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赠江夏书太守良宰》）诗人在提出强烈控诉的同时，深切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战城南》反映了不义战争给士兵造成的惨祸；《丁都护歌》深刻反映了拉纤船夫痛苦的生活；《北风行》表现了被压迫妇女的不幸遭遇。诗人以喷火的眼睛审视现实的罪恶和丑陋，使其诗作多了几分厚重和收获。

（三）抒发张扬正道、鞭挞丑恶的悲情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知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之》），“有时忽惆怅，臣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宅，畏欲解世纷”（《赠何七官昌浩》），“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赠崔朗中宗之》），大鹏折翅、天马含冤，理想破灭、壮志难酬，李白对自身的不幸遭遇提出了愤怒的控诉。“韩信羞将绎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美丑不分、黑白颠倒，诗人对同代辅国之臣惨遭迫害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悲来乎！悲来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虚名拨向身之外……”（《悲歌行》），李白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出发，挥斥幽愤，伤己感时，表示了对往昔仁人志士不幸遭遇的极度不平和压抑人才、陷害忠良的最高统治者的无比激愤。愁是千古愁，恨是千古恨，悲是万世悲，李白的苦情感天动地！

（四）抒发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狂情

李白是狂傲的，“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与韩荆州书》）。对理想自由的苦闷炽热和呐喊呼号，时刻激发着诗人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叛逆精神。他轻王侯、戏万乘：“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他不肯屈尊、不慕权贵：“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挂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现实人生的奋力抗争、对独立人格的执著追求、对自由生活的强烈渴望都使李白的诗歌更具“胸中一喷即是”的神奇力量，以“吾手写吾心”的强烈主观抒情色彩彰显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

二

“有性灵者自为龙”（汤显祖《张元长嘘云轩文集序》）。灵性是作者个人的文学才能、真知卓识和奇情异气，即才情。李白创作，天道自然，豪放不拘，目空一切，物我两忘，在浩大的宇宙间将生命意识推至极致，将人格精神推至极致，以对现实人生的执著追求完成天才的创造。以才赋诗，发乎灵性，自出机杼，反对规则、格法的束缚，以广阔的视野、卓越的思想，驰骋其心神于天地万物之中，从而创造出超凡脱俗的作品，这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又一显著特质。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王世贞《艺苑卮言》），才思是作品意境构成的重要因素，艺术构思取决于作者的才气学识。李白是中国诗坛最富有才气的诗人，他凭借非凡的才气开创了一代诗风。杜甫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才高心不足，道屈善邻”（《寄李十二白十二韵》），足见李白高出众表的诗才是当时所公认的。李白是天才，“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岁时，已经“作赋凌相如”了。及至成年，“天才英丽，下笔不休”。但他并不完全依赖天分，而是十分注重后天丰富知识和阅历的培育。他形容自己“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常横卷籍书，制作不倦”。即使被捕入狱，“犹读留候传”。读书专心致志，写作勤奋不倦。李白很相信自己的天才，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古来万事贵天生”，充分激发了主观能动性和创作灵感，勇于奋进而至老未衰，他的诗才气吞一代，目无千古，使读者兴会激扬；李白又是奇才。他的诗作总充满着奇思构想、奇特夸张和奇异意蕴。汤显祖认为：“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下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见可以无所不知……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拿戾关机，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序丘已伯稿》）。李白正是这样的诗坛奇士，古人论著称他的诗“奇放”、“奇特”、“出奇”或“奇之又奇”，都是指他以才赋诗的异乎寻常、不同凡响。《蜀道难》、《将进酒》等即为典型之作，放荡不羁的狂想、悲愤难申的遭遇和上下求索的坎坷结合成旷世奇才的深沉呐喊，给人长河奔腾、惊涛拍岸的气势和力量；李白也是一个仙才。他口吐天仙之辞，笔写仙翁之语，身在人间，却与仙人对话，与神仙交友，仙风飘飘，道骨嶙嶙。太清幻境，天极西海，他都能跋涉登攀；白鹿仙鹤，鼎湖飞龙，他都能够驱遣乘坐；赤松安期，麻姑精卫，他都能妙笔点化。李白诗歌所创造的神仙氛围令人心旷神怡，“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的意蕴异常深刻。

李白以才赋诗，前无古人。天才使其构思敏捷，造语迅速；奇才使其诗风豪爽，视角独特；仙才使其诗格飘逸，情绪超然。唐人范传正说他“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雄廓，拔俗无类”（《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他学习传统，但不效法俗文，而是以其才气活用法度，自创体格。正由于此，李白才能以其清水芙蓉之态、天然雕饰之姿及无法之法创造出自由脱俗、飘逸奇美的诗歌极品，成为诗国最光辉灿烂的代表。

三

“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表现客观世界的奇情异气，绝不能局限于现实生活中仅有的表象，不能拘泥地“以理相格”，而应借助大胆的夸张、想象和幻想，“虽理之所必无，然情之所必有”。以神取胜，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取出人意表之法写“人世之事”，表“不可一世”的积极精神，这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另一基本特质。

倾泻恣意喷发、无拘无束的狂热激情，展示强烈的自我意识、率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就必须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大气表达方式。浪漫主义神奇的比喻、夸张等手法的运用和神话、传说等想象元素的进入，就为淋漓尽致地描画瑰丽的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提供了最有效的帮助。当平常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运用大胆的比喻、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难以表达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传说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这正是李白诗作给人以“笔下有仙气”的原因所在。“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以有形喻无形，大胆的夸张让人突感生活的沉重和现实的无奈；“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惊心动魄的比喻细致刻画了阵亡士卒妻子内心深处的悲哀和绝望；“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以五岳之轻言侠客然诺之重。此外如“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桃花潭水深千尺”等一系列奇特的比喻和夸张，都鲜明传达了诗人的情感信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醉人的审美愉悦。

然而，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比喻永远离不开出人意表的想象。以奇情壮采的《蜀道难》为例：“噫，吁嘘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一开篇就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吸引住读者的注意。紧接着，从蚕和魚凫说到五丁开山、文龙回日，全凭虚无的神话传说落笔，驰骋想象，烘托奇险的山势，并通过黄鹤、猿猱、悲鸟、子规鸟的夸张点缀和胁息、抚鹰、凋朱颜的叙述，完全摆脱时空界限的束缚，在人们的惊奇赞叹中完成“蜀道难”这一主题的提示和深化。《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诗人想落天外的名篇。沿着一条与天地星辰同呼吸的心路，诗人的梦境从幽美宁静的湖月飞升到奇丽壮观的海日，又从千岩万转的道路飞升到惊恐战慄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进入仙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五彩缤纷的美丽世界。奇特的想象，展示了梦境的自由美好，也写出了诗人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扣人心弦，魅力无穷。诗人在超越天际、神鬼难及的想象中，总能让人感受到一个个鲜活而富有力量的奇丽意象。李白诗中最突出的意象群当属大山、大川以及天、月。“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崔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俯窥天目松”、“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拨五岳掩赤城”，山是奇险大山，高耸入云，飘然如仙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大川是诗人胸中的力量之源，激荡不已，生生不息；“何用孤高比云月”、“举杯邀明月”，与月对饮，目及天外，将生命的激情、伟岸的气质外化为奇美的意象，浪漫主义精神便有了全新的诠释。

四

李白作诗，以情赋诗，以才赋诗，以神取胜，以诗家之心去张扬诗歌的生命力。李白是卓越的和空前绝后的，他以发自肺腑的豪情咏唱登上了一个时代的顶峰，成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继往开来的第一人。和屈原相比，他少了点哭腔和悲情，多了点乐观和豪迈，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以其豪迈热烈的个性、强烈的反抗精神弹奏出积极浪漫主义的最强音。

（一）儒、道、侠思想有机统一

李白是一个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善于从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吸取养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求大同存小异。从表面看，儒家、道家、游侠的思想有许多矛盾对立甚至水火不相容的地方，但李白能主动结合自身的实际需要巧妙地加以“扬弃”，从而“为我所用”。追求功名、寄情山水、求仙学道伴随了诗人的一生。与大多数盛唐时期的士人一样，李白也醉心于功名，时刻幻想着和古代策士一挥“编干诸侯”、“历抵卿相”，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一鸣惊人；或如豪侠之士平交王侯，行侠仗义，建立盖世功名后归隐山林。所以，他一方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欲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蔑视世间的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要平交诸侯，长揖万乘。这样，他就得以将本不相容的儒、道、侠三家思想结合成“功成身退”这一人生理想，并成为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虽然他的浪漫理想经常被现实的坚冰撞得粉碎，但他的执著又使他始终保持着自信、自傲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将对功名的追求升华为积极进取的高风亮节，并进入具有侠义气概的理想化境地。这种思想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其浪漫主义精神就更加异彩纷呈。

（二）时代精神与个人气质完美契合

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是唐王朝国力鼎盛、人民生活富足、百业兴旺的黄金时期，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得到了高度膨胀，张扬个性、奋发向上、追求自我价值成为时代主流，尚武任侠、求仙学道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并盛行一时。盛唐文化以其博大、浪漫、开放、创造、包容雄居当时的世界文化之林。一个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时代与李白热情、自信、天真、狂傲、仗义的个性气质相契合，引领诗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去。袁行沛先生说得好：“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他整个儿地就属于盛唐。也只有盛唐这样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李白这样的儿子。”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强烈功业心、顽固执着的自信、自我力量的高扬、超拔群芳的创造、诗韵回旋的动感和对自由精神的热爱、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无不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和诗人的个性特征。这种契合为浪漫主义诗情奔流开凿了一条壮阔的运河，让其滚滚向前。

（三）诗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在浪漫主义诗人的眼中，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诗意则应该是人生的诗意，诗歌与人生合一才是完美的。作为李白人生三大主题的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无不被炽热的诗情笼罩住。在诗的王国里，他从容编织不同凡响的理想，轻松排解“人生在世不得意”的烦恼，挥刀斩断束缚自由的绳索，放纵真我的情感。所以，李白选择了以诗记录历史，以诗演绎人生，以诗歌唱大我。他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执着地追求理想，顽强地表现自我，“笑傲万古空无人”。直至大限之际，“入水中捞月而死”，追思人生的最后诗意。基于对诗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认识，李白自觉地拥抱自然、融入自然。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和失落，都可以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正是他自由性格和浪漫诗情的生发点，他由此向往山水、寄情山水，从自然与求仙中获得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逍遥境界，一种使心境得以恬静和自我得以充分提升的人生境界。无论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天上来”的“黄河之水”，还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诗人都倾注入无限的激情。

五

对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毛泽东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所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中曾有过精辟论述：“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的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种精神。”伟人的论述对我们解构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内在蕴含和现实意义很有帮助。李白终其一生，都以其灼热情怀热烈地追求光明理想，纵情地歌唱祖国的壮丽河山，猛烈地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严肃地关注现实人生。他以勇敢的精神想人所不能想，歌人所不敢歌，创导了一种全新的诗风，开阔了诗歌的美学境界，把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诗风推向一个崭新高峰，具有锐不可挡的气势和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李白那种追求自由与理想的执着精神对心灵矮化的中国文人来说，都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撼动，并永远鼓舞着积极向上的人们昂首前行。这正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歌手

李白是盛唐时代的骄子和伟大歌手，他的诗歌充满了盛唐时期奋发向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新时代，我们正需要无数象李白这样胸怀远大理想而又胸襟广阔的诗人，礼赞我们伟大的时代；需要像李白一样英勇无比的斗士，来荡涤社会的污垢；需要李白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先进人物，来建设和创造重要发展机遇期的先进文化，鼓舞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心与战斗力。

（二）独立的人格永放光芒

后人推尊李白，不在于他天才式的想象和磅礴的大气，而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个性风采。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风骨，与自然合一的潇洒，狂放不受约束的禀性以及清水芙蓉的真我，都是他独立高尚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以其精彩引领我们阔步前行。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冲击的今天，始终保持一份天真，矢志坚守一份净土，拒绝形形式式的物欲诱惑，就显得更加难得和宝贵。而这，正是李白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食粮。只要我们努力从中汲取养分，我们就一定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走出心灵的阴影，大踏步向既定的目标迈进。

（三）永不言弃是走向辉煌的保证

李白狂放的一生，都在为理想歌唱。虽然五次出山都遭受失败的沉重打击，但他却永不言悔，始终保持着乐观和自信，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直至完成“水中捞月”的壮举，他仍未实现“功成身退”的美好愿望，但他早已以其坚韧和执着竖起了另一座人生丰碑——一座闪烁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高峰。就此而言，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坚持和永不言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坚持和执着。只有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坚定地向着既定的目标阔步迈进，我们才能登上精神的新岸，用成功的喜悦拥抱灿烂的明天！

注释：

①姜亚林，《阅读大师·文学艺术卷》，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5月。

②龔国基，《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

③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艺报》1991年12月28日。

④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⑤康怀远，《李白批评论》，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9月。

⑥《文学论集·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3月。

4.中国文化的特质 篇四

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民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五千年来我们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它的心理、性情、思想、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它也是维系协调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润滑剂和自强不息的原动力。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去探讨古代的天、地、数、医、农学的奥妙。像在器物文明的层面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还有比较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这些器物本身含有高超的工艺，乃至于我们今天要复原这些工艺都比较困难，而这些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这些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都是曾经起着改变世界的伟大的发明。

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中国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使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力量。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

5.“大五”特质 篇五

外向性DD人的外向、合群、健谈、喜欢社交与谨慎、内敛及害羞，

和悦性DD人的脾气好、具有合作性、信赖人与易被激怒、脾气怪异、充满敌意。

公正性DD负责任、恪于职守、能被依赖与不可靠、粗心大意。

情绪性DD人们易于冲动、担忧、焦虑和愤怒与墨守成规、缺乏创造力和无趣。

创造性DD人们具有想象力，不墨守成规、具有艺术性的程度、相较于拘泥、没有创造性、教条。

6.教育与性别特质 篇六

至于在成绩方面，90年代可谓见证了女生迎头赶上的历史。在七八十年代，会考成绩5科E级或以上的男生比率一直比女生高，但自从90年代开始，女生不仅赶上了男生，而且超过的越来越多。

女生整体参与率及学业成绩的确是增长了，不过，性别的影响，不仅仅是参与率，而是更深入地左右着学科的选择。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男女生在选择文理科之间的偏好。究竟香港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多年来是否有改变?

中文、英文都属会考生必修科，故此两性参与率相差不大：女生自80年代起占一半左右。但将文科/社会科及理科的参与率作比较，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性别偏向：以为例，选择文科/社会科的女生占全部考生差不多六成，而选择理科的女生则只占四成左右。至于在应用学科中，这个偏向就更加明显了，其中电子与电学、设计与工艺、金工及膳宿服务几乎为某一个性别所独占，反映出有关行业就业或聘用的性别分隔状况。

性别特质与知识俱为社会产物

比较历年各科女生的参与率，我们发现，在理科方向，除生物科外，女生的参与率都从较低的水平上升至四成左右。(生物科的情况较特别，这是因为它一向为文抖生修读的唯一理科学科，但自从80年代加入“人体生物”，后，就取代了原来的生物科，成为不少文科生所修的理科学科。)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学科来说，女生的参与率确有上升现象，但仍低于男生。

在较多女生参与理科考试的同时，参与文科考试的女生比例却仍然有所增加，而整个80年代尤其如此。至90年代，女生参与文科考试的比率稍微回落，但仍然比70年代为高。这个情况说明理科仍然不受女生欢迎，而女生在理科方面的参与率增加，主要原因似乎是参加高考的女生总数增加，故此有较多女生可以作出这个选择，而并非男女生对文理科的选择较前平均。

男女生在文理之间选科的偏向显示了什么?比较简单的说法，是男性擅于抽象的数理思维，女性长于语文运用，而这个差别是天生的。不过，“天生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的特质往往取决于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性别固然有其生理基础的差异，但两性的行为和心理特质，却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建构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社会文化乃至历史阶段之间，会有着不同的性别特质。进一步说，两性特质是社会文化产物，会随空间及时间转移而改变，知识乃至学科的特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旦脱离了天生命定论的束缚，我们就有了更大的探索空间，可以问一些更深入而有趣的问题。多年来，不少研究者在问，数理学科的教学，究竟为什么对女生的吸引力不足?男生又为什么不擅长、不投入与语文有关的科目?

教学活动受着众多的因素影响

北欧有一位研究小学及初中科学课的学者，发现男生有“垄断”教室教具乃至教师注意力的情况。这些教具，在男生眼中是有趣的玩具，老师就以为男生对这些学科有更大的兴趣，也因此多花时间在男生身上。在具体的访问之下，研究者又发现，女生视男生的这些举动为幼稚的表现，反而希望多了解实验、示范所带出的更高层次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得不到老师的关注，所以她们的求知欲也得不到满足。

以上的研究所得，恰好与一般的想法相反。一般人的理解，是从女生对数理科目成绩较差这个现象推算，认为她们不擅长于抽象思维。究竟真相是怎样的?近年有研究者通过长期观察与深入访问，发现不少大学女生要求学习活动能“回馈”现实生活。换言之，她们一切从书本或上课所得到的知识，要联系到实际的个人或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满足于脱离现实的运算或假设。这种要求，也许源于女孩子的成长经历，即她们不间断地与人建立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构建自我。与此相反，男孩子要从小自我发展，就必须与其女性照顾者划清界限，因此他们习惯了脱离现实生活及其种种关系。多年来，数理科的教学和学习模式，都强调脱离现实的运算或假设，这仅适合男生而不适合女生。

FROM：《世界教育信息》2期

7.优秀教师的特质 篇七

“优秀”是一个具有较高“区分度”的概念, 它不是终极追求, 当你成为“优秀”以后, 还有更优秀的目标追求。而对于非优秀的教师而言, 他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优秀。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教师才是优秀教师呢?优秀教师的特质是什么?

优秀教师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学生前进的路。在熙熙攘攘的社会背景下, 教师要秉持一颗善良之心, 为培养祖国的新一代默默奉献, 拿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学生探索未来、发现真理之前程, 无怨无悔。

优秀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是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它表现为一名教师对自己学生如慈母般的爱, 这种真爱心激发下的教育和教学, 会使学生如沐春雨、如饮甘霖。这种心境可以让教师在自己一生的教学生涯中感受到淳朴自然的师生情谊、享受到幸福快乐的教学生活, 从而培养出具有真爱心的真正的“人”。

优秀教师将教育事业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毕生追求。所谓事业心, 就是教师献身杏坛, 以为人师表、从教上课、教书育人、培养下一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优秀教师是教育公平理念的积极践行者。他会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交往的机会、发现的机会、表达的机会和评价的机会。从此, 学生就会看到公平的教育世界、感受到公平的教学、体会到公平和公正的意义。

8.领导的特质 篇八

多年前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看过一篇有关领导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二十多年前所写的，文中比较领导与经理行政人员的区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中提到好的领导一定要有两个特质，一是坦诚，二是热情。

很多商业机构都会视商业领袖为起死回生者：一旦企业遇到危机便更换领袖、CEO，期盼奇迹出现、转亏为盈令股价上升。有些CEO总能用些商业手法，如收购，卖掉部分业务，大幅削减成本使企业暂时止血。然而，一个强大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却远远比满足股东短期期望更重要。让整个企业团队重新拥有活力，尽显所长，在任何商业环境中都能发挥团队潜力到最高点，让企业策略得到完美的执行，团队合作无间，取得最大的业务空间，掌握最佳的竞争优势：一个领导要带领团队达到这个阶段，就必须拥有“坦诚”与“热情”。

“坦诚”不是大部分领导的表达方式。领导一般都喜欢有一个保护罩，不容易将自己向下层剖白，他们也可能因此觉多了一点安全感。然而，真正的领袖必定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会建立可信任的团队，他们与团队的“坦诚”交流会建立团队对他们的信任，此信任会成为团队奋力向前的动力。然而领导除了懂得坦诚表白，他们亦必须是有诚信的领导。最近看了一部电影“Man of the year”（“风云人物”），描述美国一位戏剧谐星弃影从政，竞选美国总统，以直接诚恳的表现和出众的口才对政坛做出不少讽刺，后来因电脑统计系统错误而当选总统。但当他知道此事实后，坦然宣布真相并退出政坛，赢得无数人对他的尊重，后来他成了影坛巨星。这部电影对现今的领袖的诚信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现今很多领袖会因争取仕途的顺利和对高职的追逐而忘记坦然面对自己应有的诚信，以致本末倒置，一生被虚名所驱策，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更不用说对团队建立信任。当一个领导的个人利益盖过团队的利益时，他已注定为失败的领袖，因为团体的目标不单是为个人，个人的成就必须建立于团队的成就上，一个不能使得团队成长与发展的领导，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领导。

坦诚的领导，可以将自己与团队拉得更近，提高信任度，与团队有更多的彼此了解。然而，坦诚并不是将自己的弱点过分表达，而是懂得将自己的感受坦然表白，使团队更了解领导所面对困难的真相，激发万众一心，勇往直前，面对挑战。过往的经验告诉我，坦诚的力量非常大，无论对上司、下属或同事，坦诚的沟通能打破僵局隔膜、重建互信、改善关系。坦诚绝对不是弱者所为，而是作为一个强者的领导所拥有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