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政权

中国基层政权（共8篇）

1.中国基层政权 篇一

宁远堡镇新华村基层政权建设简介 宁远堡镇新华村位于市区东北侧，距市区10公里，属宁远堡镇远郊四村之一，金民公路横贯全村，全村辖4个村民小组，共337户、1316人，耕地面积4191亩，2010年人均纯收入****元，先后荣获过“省级文明村”、“市级文明村标兵”、“市级科技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经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产生村委会委员5名，其中主任1名、委员4名；村委会委员中党员5名，女性1名，平均年龄42.6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5名，通过“两推荐一审核”的方式产生村民小组长4名。换届以来，新一届村委会紧紧围绕“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以建立健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抓手，严格落实“一事一议”、“村务公开”制度，切实加强民主决策的力度，大力进行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通过向群众公开村级重大事务、村级财务运行情况；向群众广泛宣传惠农强农补贴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详细了解补贴范围、依据、标准、发放办法和时间等情况；将各类救助帮扶、惠农资金发放情况的类别、人员、金额等内容及时通过公示栏张榜公示，切实将村干部开展工作情况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力求把工作做到公开、公平、透明。本届村委会自成立以来，牢固树立“为群众服务、为群众办事、为群众牟利”的宗旨，力争为全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2.中国基层政权 篇二

一、农村基层政权运转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一) 基层政权运转面临困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 刹住了向农民乱伸手的口子, 但乡镇、乡村收入已无来源。维持基层政权运转, 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前, 汉中市汉台区全区乡镇年均征收税费总额2 391万元, 改革后, 按转移支付最高的2005年计算, 全区共安排乡镇转移支付支出515万元, 安排村组转移支付支出376万元, 计生、优抚等支出138万元, 合计转移支付资金1 029万元, 远远低于改革前的水平。

(二) 土地纠纷矛盾突出

农村税费改革前特别是九十年代农业效益比较低, 农民收入水平下降, 农村乱收费日益猖獗, 农民不堪重负, 农村土地一度成为农民无法甩掉的累赘和无法承受的负担枷锁, 低价甚至贴本请人耕种的现象比比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实施, 从源头上抑制了农民不合理负担的上升趋势, 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特别是中央连续几年1号文件和两项减免、三项补贴政策的出台, 使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 农业效益开始回升, 农村土地开始增值。土地升值后, 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城农民开始大批回乡, 要求耕种原属于自己承包的土地, 没有赶上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农户, 则根据人人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村政策向乡村干部施压, 要求重新调整土地。但是目前占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 也根据国家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 极力反对重新调整农村土地。同时, 由于农户间的土地转让极不规范, 多半是口头协议, 既无文字依据, 也无时间界定和退还的约定。承包户在当时转租土地时, 不仅承担了原承包户的各种税费负担, 而且投入了大量资金对转租的土地进行了改造, 使原来的低产田变成了现在的高产田, 若退出承租田, 承包户的投资损失由谁承担, 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另外, 乡村干部为了积极响应上级号召, 在当时土地不值钱的情况下, 大规模地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集中转包, 培植了不少种植大户和经营大户, 而且在实行农村土地集约化流转过程中, 转包大户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不仅权属合同规范, 有文字依据, 而且合同期一般在十年左右, 有的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同时, 这些转包大户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土地品质改造、产业结构调整、修建房屋、购置农机具、种苗、肥料等相关农用生产资料, 若要强行收回这些种植大户承包的土地, 一方面违反了合同法, 另一方面, 这些承包大户巨大的投资损失由谁来承担, 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三) 乡村债务化解难,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农村税费改革后, 因取消了“三提五统”等收入渠道, 偿还集体负债就成了无源之水。据统计, 汉台全区税费改革前形成债务16 360万元, 税费改革后形成债务633万元, 究其原因:一是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超前支出, 规模过大。前几年, 为贯彻国家“普九”政策, 各乡镇投入大量的财力改造中小学校, 乡村举债较大, 近几年来, 为了促进乡镇经济发展, 各乡镇在集镇建设、道路改造等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优化了乡镇投资环境,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但是, 在乡镇自身财力不济的情况下, 上述投入远远超出了乡镇财政的承受能力, 绝大部分工程都是乡镇政府在内外压力作用下靠借债完成。二是干部考核体制存在债务内生机制。乡镇干部的考核, 财政收入是硬指标, 与干部的奖惩挂钩。乡镇由于受农业税“尾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难以完成收入任务的同时, 往往不惜付高息借债入库。同时, 有的乡镇领导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思想。不少乡镇领导上任后, 对前任留下的债务缺乏偿还意识, 往往是“认账加赖账”, 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借新债, 搞建设、出政绩, 迎考核上面, 致使乡镇老债未了, 又生新债, 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二、措施与建议

(一) 加大对乡镇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

发展是第一要务, 只有经济发展了, 农村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农村经济能否得到加速发展是衡量国家取消农业税政策是否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尺。因此, 农业税取消后, 各级政府对乡村应从政策上、项目上、招商引资上切实加大扶持力度。树立“减轻乡村负担也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 努力解决乡村财政困难。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发展改革大局, 严格落实国家政策, 维护农民利益, 着力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把中央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到广大农户。二是完善市场拉动机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加强信息服务;搞好农产品市场调控, 稳定粮价, 稳定市场, 同时不断探索发展外向型农业, 开拓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三是强化产业支撑体系, 农民要增收关键还是要靠发展, 靠产业支撑。优质粮食生产, 畜牧业生产, 果品出口创汇都是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要集中精力做大做强。四是完善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机制。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要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寻找农民增收的机遇, 发展新产业, 广开农民就业门路, 拓宽增收渠道, 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 寻找出路, 又要跳出“三农”, 从经济发展全局思考问题, 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 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

(二) 积极妥善解决土地矛盾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后, 涉及农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日益增多, 这类纠纷普遍存在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解决不好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并影响社会稳定。针对出现的新情况, 在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中:一是要强化宣传教育, 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 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的执法水平和广大农民依法承包土地的自觉性, 使农村土地承包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二是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为依据, 以乡镇农经部门为依托, 强化服务, 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加速土地合理流转,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责任制, 并列入年度考核。充分发挥乡、村熟悉情况的优势, 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镇。对人地矛盾十分尖锐, 又确有可调控的地方, 在不影响其他村组利益的情况下, 可以大稳定, 小调整, 尽可能地化解人地矛盾。四是建立和完善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依法严格保护耕地, 对符合规定确需征用占用耕地的, 应确定合理的土地补偿标准, 并及时拨付到位, 加强监督管理, 促进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的正常运行。

(三) 努力化解乡村不良债务

要充分认识化解乡村不良债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全面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 坚决制止新债务的发生, 积极化解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一要摸清债务底数, 落实化债责任。乡镇要对债务进行逐项逐笔核对, 挤干水分, 搞清楚欠多少钱, 欠谁的钱, 欠什么钱, 查清资金来源, 使用情况, 偿还记录等。二要进一步做好债务化解工作。乡镇债务形成的时间较长, 原因比较复杂, 工作难度较大, 在对债务清理核准的基础上, 对乡镇债务进行分析归类, 明晰债权债务关系, 区别不同情况, 分类处理, 逐步化解。对因直接举债兴办企业而形成的债务, 应划给企业负责偿还;对借债用于校舍、道路及其它公益性项目建设所形成的债务, 可在“一事一议”筹资中逐年偿还;对农业灌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直接得益的生产性投资, 按照“谁受益, 谁负担”的原则, 其形成的债务分解落实到农户, 按期偿还。三要规范和强化财务管理, 杜绝新的债务发生。精简村组干部, 压缩开支, 不准村党支部、村委会向金融机构借款或为企业提供担保, 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安排的乡村基础设施和生产开发项目要足额安排必要的资金, 以杜绝新的债务发生。四要改革和完善乡镇基层干部考核体系, 规范乡镇行为, 确保五年内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且一律不得举债搞建设, 一律不得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对乡镇政绩考核适当减少经济指标, 同时增加社会性指标, 建立健全新债责任追究制和乡村干部离任债务审计制。凡发生新债务的乡镇, 必须追究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在新债未化解之前, 乡镇党政一把手不得提拔重用, 不准异地任职。五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建立乡村干部责任追究制度, 对违反规定造成新债的责任人, 视情节轻重, 依照有关规定,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并依法追究经济和行政责任, 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 化解乡镇财政困难, 确保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

3.近代基层政权的“空心化” 篇三

基

层政权建设是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根基，历代统治者都视县以下政权建设为大事，从秦汉的乡里制到清代的保甲制，都有一套细致的管理体系。

曾经的制度很严密

清世祖入关后就颁布了编制牌甲的命令。据《清史稿》记载，州县城乡每10户立一牌长，每10牌立一甲长，每10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印牌，上面写着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就连寺观也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客店都有一个登记簿，上面“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将受到处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自城市达于村乡，使相董率遵约法，察奸宄，劝媺行，善则相共，罪则相及，以保安息之政。”

根据这样的组织形式，自牌头到保长形成了三级组织体系，这一套制度如果严格执行，不仅可以把全部农户的基本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把每一个村邑、家庭和社会成员都毫无遗漏地纳入基层管理体系中，而且对其中所有个体的一切行动都能及时掌握。除行政管理职能，保甲制度还承担了征收赋税、教化乡民、调解纠纷、救治灾荒、维持治安的功能，成为清政府稳定统治的根基。

但清中期以后保甲制度不断衰退。开始是由户籍制度改革引起的，清初规定每3年编审户籍一次，后来改为5年。编审户籍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编审频次的减弱意味着保甲制度作用的削弱。接着，康熙五十二（1713）规定新增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初年更规定摊丁入亩，人头税逐渐被取消。编审户籍最重要的作用是收税的依据，人头税取消后编审户籍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干脆颁布诏令，停止了每5年编审一次户籍的制度。

财政困境削弱了基层政权

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和赋税征收体制变化削弱了以保甲制度为代表的基层政权系统建设，那么嘉庆、道光时期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又使这些基层政权被进一步削弱。

在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服务于保甲组织的“基层公务员”实际待遇得不到提高，失去吸引力。保长、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这些人员虽不领官俸，但所需纸张牌册费用——也就是办公经费可以靠捐办、摊派筹集。根据多年形成的“陋规”，除办公所需经费外相关人员的补贴也会从中列支，“正税”之外的“乱收费”是解决基层组织建设所需费用的途径。

这种制度人为地造成了混乱，让人既“敢腐”也“能腐”。在广东做过知县的刘衡在《州县须知》中写道：“良由地方官疲于案牍，不能不假手书差，而一切工科饭食夫马之赀，不无费用，大约书役取给于约保，约保搆之甲长，甲长索之牌头，牌头则敛之花户，层层索费，在在需钱，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致村多漏户，户有漏丁，徒费民财，竟成废纸，此外省办理不善之由。”

这段话说得很透彻：让干事又不给钱，只能自己去筹，既然如此，下面怎么筹上面就不能管得那么细了，为取好处户籍清册可以任意填写，汇集到上面的那些“报表”自然成了“废纸”。在这种制度下，基层人员实际收入的多寡取决于摊派的多少，而能够摊派的数量与“正税”征收情况挂钩。当财政相对宽松时，“正税”征收的压力相对不大，可摊派的空间较大；当财政紧张时，收“正税”都很困难，摊派自然更难，影响到基层人员的实际收入。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财政状况彻底恶化，朝廷既要支付庞大的行政费用，又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为了筹钱各种办法都用上了，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积欠”运动，即以强力手段清收历年百姓所欠的税款。地方上只能强征硬收，实在收不上来的，有些官员竟然打起了当铺的主意，强行向当铺“借款”以充赋税，心软的官员则装病告假，或者干脆弃官，在这种情况下再向百姓搞摊派，真是难上加难。

保甲制度是维系基层政权稳定的基石，朝廷却并没有为此支付相应的成本，而是要下面自己想办法，一方面纵容了“乱收费”，最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当“乱收费”越来越困难时，愿意当保长、甲长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宗族和帮会势力崛起

类似清积欠这样的差事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皇帝施压大臣，大臣施压给地方，地方官员层层施压。但他们只是动动嘴、动动笔，真正跑到一家一户去落实的还是这些保长、甲长。要钱是得罪人的事，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到万不得已，这种没有多少好处的事自然谁都不愿意去干。刘衡在《州县须知》里还说，这些基层人员“徒滋科派之烦，是以该处绅士齐民视保甲为畏途”。

基层政权的薄弱为宗族、帮会势力的崛起制造了机会。历代均推崇以礼治国，宗族在地方半自治的功能多被官方认可。清代的一些地方，在实行保甲制的同时还并行有族正制，成为辅助地方政权、维持地方秩序的民间组织。与官方的保甲制不同，族正制与官府的经济体系关联不大，也不需要官府的财政支持，当保甲制日渐式微时，宗族势力正好趁机壮大。据《道光朝实录》的记载，道光十年（1830）御史周作揖启奏，称江西“通省皆聚族而居，每省有族长、绅士，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均听族长、绅士判断。一姓中之贤否，族长知之甚悉”。这件事引起了道光皇帝的警觉，命江西巡抚吴光悦调查。

宗族势力的壮大与官府基层组织的削弱是相伴而生的，所以会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但既然基层政权面临的现实困境无法改变，宗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就不可阻挡。不过，这还不是统治者最担心的，相对于宗族势力，帮会趁机崛起才是真正的大患。

从经济的角度看，帮会的出现和壮大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不无关系。人如果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帮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开始因为商业的发展，经济活动由单纯的纵向联系向横向联系扩展，因为经济流通的需要，人们以地域或行业为纽带形成了很多组织，即各地区、各行业的商帮。随后，农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失地农民成为流民，为了生存他们逐渐结成了帮会。

商帮、帮会是基层政权的瓦解力量。商帮与宗族势力类似，寻求的是与官府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而帮会不同，它们对政权有天生的敌视，也不计较自身行为是否合法。嘉庆、道光时期是帮会空前繁荣的阶段，出现了天地会、哥老会两大帮会系统。天地会主要活动在福建、两广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后向全国漫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方各省的许多乞丐、盗窃帮伙，都逐渐被天地会和哥老会所控制和同化。

农民起义不再低调

天地会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帮会，其起源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但各种说法都认为在清朝初年这个秘密组织就已经形成了，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反清复明”是它的主要口号之一。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台湾林爽文起义、道光二十七年（1847）雷再浩领导的“棒棒会”起义、道光二十九（1849）天地会成员李沅发在湖南领导“把子会”起义，都属于这一类的帮会起义，声势十分浩大。这几场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为几年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洪秀全、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教，基本教义来自基督教。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称杨秀清为上帝的第三个儿子，揉合西方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劝导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惩富济贫，实现公正太平的社会理想，对于当时正深受苦难的下层人民而言，这些说法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后广西遭遇灾荒，本来已民不聊生，各地官府又在强行清积欠，社会矛盾骤增，在基层有着广泛影响的天地会纷纷举事。次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下达命令，要求各地拜上帝会成员变卖田产到广西桂平的金田镇集中，在此创建团营、加强操练、筹集钱粮、准备起事，来此会集的男女老少竟多达2万人，随后在此宣布起义。

太平军起事的经过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很多不同，除了独特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体系，其组织发动过程也很多特点。他们先进行了数年的发动和酝酿，深耕基层，广泛吸收农民、苦工参加组织，打下深厚基础，决定起事后一下子有2万多人向一个村庄集结，动静很大。以往农民起义多是秘密筹划、突然一击，行事前因泄密而导致功亏一篑的不在少数。东汉末年有数十万徒众参与的太平道起义，就是因为叛徒告密而蒙受重大损失的。

拜上帝会行事如此高调，根本没有把地方官府放在眼里，而事实上州、县官府也真的拿他们没办法。金田起义前清军总兵周凤歧带兵前来镇压，被拜上帝教会众击退，毙敌300余名，杀死副将1名。从这些迹象看，清政府这一时期的基层政权体系已经完全失效了。

4.农村基层政权调研报告 篇四

调 研 报 告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党在农村领导和执政的根基，基层政权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关系到社会大局稳定。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对于提高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水平，推动农村科学发展，巩固党在农村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按照县里安排，我镇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此次调研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查阅有关资料等形式，调查范围涉及我镇46个村。调研结果表明，该镇基层政权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产业结构布局合理，镇域建设规划清晰且有成效，服务功能日益完善，为促进该镇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现就调研的基本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一、当前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自身建设主要情况

（一）当前镇、村组织建设情况

白道口镇共有46个行政村，69个乡镇干部，32个大学生村干部，230个农村干部。近三年来，共进入一名选调生，两名乡镇公务员，新入职干部基本能安心本职工作。乡镇干部年龄普遍处于30-50岁之间，学历普遍偏低，大学本科学历11名，大专学历42名，其余在高中以下学历水平。截止2014年，共调出干部6名，没有辞职的干部。

农村干部年龄普遍在35-60岁之间，年龄结构基本合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全部是高中以下学历，个别干部小学水平都不到。农村干部个人经济收入80%主要靠土地收益，20%以下的农村干部拥有自己的合作社和企业。村干部的工资统一发放，村级经费的使用由各级财物部门审核把关。

从调研情况看，我镇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总体上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但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符合、亟需切实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镇村基层政权、基层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主要形势

1、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健全，少数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随着农村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个体企业、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服务组织等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在这些组织中，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已完成换届的46个行政村中，极少数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争权力、比高低，形不成工作合力。在走访村民中，村委支部两张皮现象存在的村有2个，有5%的村民认为村“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够强。

2、镇和村级自治组织权责不一，履职难到位。许多基层干部反映，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越来越多的权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条块分割，乡镇权责不对等，事权大于职权，由此导致镇党委、政府对农村社会事务和村级组织的调控能力弱化，是乡镇政权建设的突出问题。有的乡镇干部形象地说垂直管理部门是“三多三少”：一是行政执法的多，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少，大量的民事纠纷疑难问题和社会稳定工作留给了镇党委、政府；二是收费多、服务少，有的地方反映一些工商所、派出所乱收费、乱罚款，群众向镇里反映，政府也无能为力；三是工作推诿多、和衷共济的少，尽管绝大多数积极支持配合镇党委、政府的工作，但也有个别不配合、不支持的现象。上级党委、政府对镇的综合考核和单项考核很多，招商引资、计划生育、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实行“一票否决”，镇里权力有限、责任无限，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村级组织存在“泛行政化”倾向，县乡政府职能部门把村级组织作为自己的“腿”，安排下达许多不属于村级自治内容的指标任务。调查中，有50%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认为村干部主要精力是在完成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工作任务，在组织村民自治活动、服务群众上缺少更多的时间、精力。

3、部分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适应，镇村干部待遇低、发展空间小、活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队伍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受镇村工作生活环境、待遇保障等因素影响，优秀人才不愿来、留不住，造成镇干部队伍思想观念陈旧、文化知识欠缺。二是素质能力不适应。一些镇村干部在带领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收致富、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等方面缺路子、少办法；部分农村干部工作方式方法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不适应，不少镇村干部还没有从旧的工作方式中解脱出来，存在着“老办法不适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遇事经常束手无策；农村干部服务意识与群众需求不适应。当前，农民在生产、流通、信贷、销售、劳务输出等经济领域，期盼着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优质高效的服务，而不少村党支部、村干部的工作仅限于传达会议精神、宣传政策、帮助争取贷款、组织发放补贴等浅层次服务工作上，群众不认可、不买账。三是保障激励措施不到位。由于镇财政困难和村级工作经费不足，镇村干部工资待遇低、发放不及时的问题较为普遍。自身财力无法保证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近年来，村支部书记的待遇报酬有了明显提高，多数能够按照中央、省委规定的标准按时发放，其他村“两委”成员的补贴报酬、工资发放不到位的问题也存在。受身份、编制、年龄、文化程度等影响，镇行政事业编制干部，缺少上升空间，致使一些干部缺少工作积极性和进取意识，干事创业劲头不足。

4、农村个别党员先进性意识不强，作用发挥不够明显。一是有的党员宗旨观念淡化，党性意识不强。有的党员不愿参加组织生活，不关心村级事务。以村“两委”换届为例，一些党员受家族、个人利益影响，故意不参加党员选举大会，致使选举无法进行。二是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农村党员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党员缺少带领群众致富和服务群众的本领。三是发展党员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有的乡村对党员的标准、入党程序把关不严。特别是有的村支部书记私心较重，发展家族党员、人情党员，搞亲亲疏疏；还有的担心年轻人上来顶了自己位子，多年不发展党员。另一方面，年纪轻、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多数外出务工经商，城乡衔接的异地发展党员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留守在村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党员质量，这也是村级班子后继乏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镇村基层政权对影响本地社会政治稳定主要因素掌控能力

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亟待加强。当前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农村社会矛盾增多，一些农民群众“信访不信法”，农村信访量多，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给农村基层管理、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压力。2014年前，赴京信访两起。农民信访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引发信访的因素由过去较为集中的减负和计划生育等问题，向土地权属纠纷、村务财务管理、基层干部作风等多个问题转变，由追求单纯的经济补偿转为要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治待遇、民主权利等。

镇村财力不足，基层组织运转比较困难。发展经济和民生事业捉襟见肘；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无钱办事、无钱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镇村财力不足成为制约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集体收入少，物质保障不充分”是影响村级工作运行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负债重。镇负债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村一级负债更为普遍和严重，大部分村无集体经营性收入。二是增收难。镇村经济发展质量不高、财源不足，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村级集体增收难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三是支出多。这些年，镇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再加上财政供养人员政策性增资等刚性支出增多，镇村特别是镇财政的支出不断扩大。镇干部反映，上级安排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开发项目，大多要求基层按比例落实配套资金，基层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以上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有的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是客观条件不具备造成的，有的是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得力等主观因素造成的；有的是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有的是落实上级政策不到位、方式方法上的问题。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一时期，既是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农村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对较多的时期；既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投入精力和资金较多的时期，也是面临考验和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对这些问题和原因，必须深入研究，认真加以解决。

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党的十七大以来，先后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重大战略部署，同时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措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些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开辟了广阔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难得机遇。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加快转型，体制加快转轨，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打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也使得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1、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和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带来新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大量涌现，土地流转加速，农业经营方式由分散、单

一、低水平经营，逐步向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转变。二是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农业与二、三产业相互渗透，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现代产业迅速发展，二、三产业对农业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三是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农业利用外资、农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四是农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农收入大幅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镇党委、政府如何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推动农村转方式、调结构，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服务，提高农民闯市场的社会化组织程度，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建设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着重大考验。

2、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政权基础带来新考验。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变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一是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较为稳定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年纪轻、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三化”趋势明显，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留守”问题突出，农业生产缺人手、农技推广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才“三缺”现象显露。二是组织结构日趋多样。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在经济组织上，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多种生产经营联合体不断涌现。

3、农村党员群众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对扩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提出了新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民主政治的种种要素。进入新时期，经济生活的改善，物质需求的满足，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经过近二十年的村民自治实践，农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诉求更加自觉主动，诉求的内涵和范围不断拓展，政治诉求也更趋理性和成熟。大量农民工在城乡、地域、产业之间流动，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提高了民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主张、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明显增强，要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更加注重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如何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积极有序地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和落实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农村基层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4、涉法涉诉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有些农民群众维权意识强烈，但法治观念淡薄，动辄采取过激行为制造影响，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应对复杂局面，进一步做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提高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水平，维护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

5、镇村基层政权对本地思想文化阵地的掌控能力

镇村两级政权组织完全能够掌控农村文化领域生活，掌握舆论导向，能抵制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响，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唱响主旋律，满足群众不同的文化需求。通过开展打击邪教活动，进一步教育群众抵制邪恶势力对社会的冲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对策建议

第一，要切实加强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必须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大局、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作为一个重大社会科学课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深入调研，把握其规律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做出正确的战略对策。对这一重大社会科学课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十分重视，都应以“时不我待”的态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尽快出成果，出对策，指导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发展。

第二，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建立有效机制，真正解决县、乡两级党委和有关部门抓基层政权建设的责任意识不强的问题，促使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牢固树立“政要管政”、“从严治政”思想观念，增强抓基层政权建设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按照中央的要求，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和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全面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大力加强镇村两级领导班子建设，强化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龙头”和领导核心地位，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为在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第三，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政权执政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的生存能力、调控能力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夯实基层政权的物质基础，最根本的措施是抓好镇村集体经济。要深入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建立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动力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县以上党委、政府要提供信息、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大力促进镇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真正改变一些地方“无钱开支”、“无钱办事”的问题，使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彻底告别“无米之炊”、“非法生存”，走上健康、持续发展轨道。对农村乡、村两级债务及基层政权运转经费的资金缺口，建议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以解决。

第四，切实加强基层政权的法规和制度建设，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应按照宪法的有关规定，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权力、公共服务责任以及队伍建设、财政保障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之有法可依。针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遇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建议对有关条文进行修改完善，从立法高度理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村党支部的关系。针对农村非正式组织大量出现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地位低下、不安于农村、不安于其位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针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实际，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选拔、职责、晋升、退休、福利、奖惩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创建一种让更多的人才、财富和文化留在基层的制度，真正做到政治上关心基层干部、生活上优待基层干部、工作上支持基层干部，使基层干部在农村住得下、留得住、干得好。

5.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初探 篇五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初探

作者：王超 王长海

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2期

［摘要］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设立在农村的、其下不存在行政层级的、直接面对农村社会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政权组织，是国家政权体系中的最低一个层级，也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基层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如果放松或削弱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势必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贯彻执行，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形象或威信就会受到损害。

［关键词］农村 基层 政权 建设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134－01众所周知，农村政治历来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之一。所谓农村政治，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权力和农村内生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交互运作以及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农村基层政权和政治生活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一部分。而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变革可谓跌宕起伏，动荡和变革循环，传统与现代交融，结构转换和机制重建并存。与此相应，农村政治也始终处于转换、重构与变迁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农村以及中国社会变动与转型的方式、路径和速度。

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村级干部管理系统面临人力匮乏

目前大多村庄青年外出，使得大多农村老龄化，致使精英外流，农村知识体系不能及时更新。同时，村干部的报酬太低，工作压力过大。村干部现况是管事多、操心多、挨骂多，在事业发展前景上几乎没有转干、升迁的可能，因此不少人不愿当村干部。这样村级组织的素质、办事效率很难提高。

（二）乡村债务，只升不降

居高不下的乡村债务对农村的治理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乡村干部对村部能偿还巨大债务的信心丧失，并因此失去了工作的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得过且过成为他们的信条。为化解债务，各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收效甚微。有些村镇采取了一些不当的手段来化解，虽然一时缓解了压力，但其后的问题更是引人深思。

（三）干部待遇低，工作的积极性降低

干部心态失衡，存在思想危机。一些基层干部在世俗金钱、权利的诱惑下，经不起腐朽世俗思想的侵蚀，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发生转变，与党的宗旨背离，不是人民利益大于自己，而是为自己谋钱谋退路，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此外监管机制不具体，村级干部违法违纪有机可乘。由于村级干部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思想道德水平差，政治素养不高，工作中“公私兼顾”现象严重，贪占心理和侥幸心理日益增加，致使其逐步走向违法违纪道路。三是由于村级干部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低。个别村级干部因为工作量大，报酬少，存在得不偿失、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失衡心理，导致个别村级干部有违法违纪成本低的认识，“干不干无所谓”的心理倾向严重导致工作积极性下降。

二、加强乡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可行性路径探讨

（一）方向要坚定，思路要清晰

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这是方向是目标，要坚定不移。发展基层民主的途径有很多，各个地方的情况又很不一样，但思路一定要清晰，程序一定要科学合理，细节一定要周到严密，这些做到了，不但可以保证有良好的结果，而且可以有效避免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不良影响。一个得民心的、有效率的、强有力的基层政权的改革发展思路，需要上层来定夺，需要中层来细化，需要底层来落实，需要广大民众的真正参与，大家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就会越来越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二）党组织对于选举出的村组织要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

民主选举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部分。除了民主选举，还有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民主选举不能保证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不以权谋私，因此，对于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党组织要同村民一同监督，使得村干部走上“干实事”“干对事”的道路。完善和推进村民自治是党组织的责任。在完善和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中，村党组织要创新领导方式，改进工作方法，在科学领导村委会开展“四个民主”上下功夫，依法依规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三）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政权执政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层政权的生存能力、调控能力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夯实基层的物质基础，其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农民集体经济，只有农民的经济、知识提升，才能保障生活。另外根据不同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建立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动力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省、市、县进行监督指导，杜绝村干部“公吃公玩”、变卖集体耕地等现象。

农村基层政权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关，是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者。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水平如何，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关系到我国的现在和未来。乡镇是我国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是我国社会的基础，是党和政府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与广大农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者。乡镇政权的建设和

6.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篇六

一、工作目标

按照“安全、够用、实用、美观”的总体要求，六村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1个。

二、建设原则

（一）合理布局。按照县扶贫移民工作局的统一规划要求，2011年全乡共需完成1个村级活动室建设。按照位置适度集中、方便党员群众、便于发挥作用的原则，优先选择交通方便、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进行建设。

（二）整合资源。村级活动室既要立足农村现实的需要，也要着眼农村的长远发展，把村级活动场所与农民健身工程、农村文化站、医务室、计生服务室、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等组合起来，充分整合资源，做到“一室多能、一室多用”。

三、建设标准

村活动室按县扶贫移民工作局的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设计的图纸，建筑面积平方米，且有一定面积的院坝。

四、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11年九月中旬到九月底）

建立领导机构，制定实施方案，全面完成规划、选址、征地等基础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1年十月中旬到2011年11月上旬）

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全面完成主体工程；十月中旬到11月上旬，全面完成室内装修、办公设施配套、制度上墙等工作。

（三）验收阶段（2011年11月底）

接受县扶贫移民工作局的验收，全面投入使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乡党委成立由党委书记布珠同志任组长,乡长洛绒多吉、党委副书记拥金康珠任副组长,党委成员和六村村支书为成员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活动室建设工作的领导，解决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负责加强对活动室建设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党委、政府把活动室建设完成情况，作为工作目标之一和考核内容。

（二）强化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强化督查，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村级活动室建设工作进行督查，对施工进行全程监督通报。同时, 加强项目施工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真正把活动室建成“党委放心工程” 和“群众满意工程”。

拖坝乡党委政府

2011年9月12日

7.中国基层政权 篇七

在我国, 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 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工会的职责, 也是工会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当前,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 切实发挥工会的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尤为重要。

1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力量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因而, 工人阶级是我国重要的社会基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和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决定了工人阶级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受压迫最为深重的阶级。新中国成立后, 工人阶级从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结构状况和生存状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的比重大大增长, 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职工所依存的经济组织的所有制形式日益多样化。然而, 无论工人阶级的构成如何变化,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我国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的作用是由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随不多, 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 “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 因此它的觉悟最高, 纪律性最强, 能在现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靠得住”, “工人阶级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6页) 江泽民同志强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取得的国家政权, 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 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胡锦涛同志在同中国工会十四大新一届领导座谈时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 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是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力量, 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 工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工会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 能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职工群众,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自然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我国法律赋予工会以行使国家政权支柱作用的全力。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工会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 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业, 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充分发挥工会的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是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 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升产业结构,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必然会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等劳动关系领域显现出来。另外,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工人阶级队伍发生深刻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职工队伍, 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 职工群体发生分化, 由职业背景、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 导致职工思想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显著。为此, 工会组织必须把维护职工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统一起来, 维护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不同群体、个体利益统一起来, 维护共同利益与个性化需求统一起来, 努力维护职工队伍的团结稳定,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政权。

3 职工队伍的稳定是社会主义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社会稳定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而且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目前, 我国职工队伍总体上是稳定的, 但影响职工队伍稳定的问题还不少。敌对势力妄图利用这些问题, 插手我国工会事务, 分裂职工队伍。维护社会稳定关系到包括职工群众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我们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工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工会组织必须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家政权社会支柱作用、职工利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作用。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一些重要考验的关键时期, 工会组织坚定地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虽然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如果不能正确反映和处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关系, 不能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 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处理不好, 就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和敌对势力所利用, 导致不良社会后果的产生。因此, 在新形势下, 工会组织必须协助党和政府切实做好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的工作。

工会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政治稳定, 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密切关注职工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 畅通信息渠道, 协助党政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和职工群体性事件。三要积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引导职工自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四要进一步加强工会组建工作, 充分发挥工会基层组织的作用, 切实增加党的阶级基础, 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五要高度警惕敌对势力利用群体性事件, 对我国的职工队伍和工会组织进行渗透、破坏, 采取有力措施, 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和工会组织的统一。以职工队伍稳定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摘要：发挥工会的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工运理论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工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 切实发挥工会的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尤为重要。

8.中国基层政权 篇八

摘 要：在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不断流失会导致多层面的社会风险。在分析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重塑途径：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现代人本管理理念；规范农村基层政权的行政行为；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制度建设；积极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

关键词：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11-02

近年来，随着社会重大问题的突出和公共事件的发生，政府公信力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及其公务员自身、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及其执行能否取信于民的能力[1]。自2006年国家免征农业税起，中国就正式进入了后税费时代。在后税费时代，以税费负担为核心的干群矛盾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也呈下降趋势。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根基，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古语说“民无信不立”，要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关键要建设好基层政权，重塑基层政权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

一、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风险

在中国基层政治中，农村基层政权不同于农村基层政府。农村基层政府，指的是具有宪法地位的乡镇政府，而农村基层政权，既包括乡镇政府，也包括村委会以及村庄的其他组织[3]。研究表明，当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格局，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而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中国基层政权的信任状况正趋于恶化[4]。农村基层政权作为联系国家与农民群众的桥梁，其公信力状况直接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固，影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丧失，必然会引发多层社会风险。第一，引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是社会大众对政治统治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包括政府运用意识形态、制度和绩效等方法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证明；另一方面，更为实质的内容是，政府在大众中赢得的自觉信任和忠诚。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公共信任关系，集中体现了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内容，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状况的晴雨表。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流失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基层干部因腐败现象等而表现出的不信任，但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则有可能引发对基层政治体制的不信任，进而破坏社会和谐。

第二，削弱政府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组织和动员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即便政府的组织技术和动员技术再高明，民众也不会听从政府的管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涉9亿农民的系统工程，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要建设好新农村，离不开农村基层政权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而公信力的流失无疑会削弱政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第三，阻滞公共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和工具，公共政策的执行与政府的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府公信力高，社会公众才会按照公共政策规定的要求和方向贯彻执行。反之，必然会在内心排斥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导致政策难以执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迫切要求。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流失，其政策执行得不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而只能以强力推行实施，无疑会大大增加权力的运行成本，降低公共政策的预期效果。

二、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原因

在后税费时代，虽然农民负担已经减轻，但税费改革前以干群关系紧张为特征的乡镇治理危机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反，在财政短缺与职能转型的压力下，农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还在不断流失。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基层政权现代人本管理理念的缺失。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现代管理理念是生成与执行科学、合理政策的前提。然而，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普遍缺乏民本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等现代人本管理理念，在具体的工作中，表现为基层干部固守“官本位”理念，导致官僚主义盛行和弄虚作假行为，而罔顾农民的实际要求，其结果必然损害农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

第二，农村基层政权公共行政行为的偏颇。农村基层政权公共行政行为的偏颇首先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权角色的错位、越位。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广大农民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职责应是“维护稳定、服务农民、促进发展”。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屡屡出现政府的错位、越位行为，与民争利，这违背了人们对政府的角色期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表现为政策执行的利益化倾向。农村基层政权原本应该根据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来制定或执行政策，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基层干部往往根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来变通或制定政策。这种谋利化的行为无疑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最后，大搞“政绩工程”。部分基层干部为求升迁，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这种行为最终只会招致民众的反感。

第三，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不完善。当前，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不完善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问责机制。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在基层政权体系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往往导致部分基层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二是基层政权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在现代信息化时代，公众掌握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在不断增强，传统的政府可依靠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正在削弱。然而，部分基层政权还在无视民众的要求，造成信息的不公开或公开的信息不准确、不可信。这种种不完善的体制造成了基层干部权力的滥用，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

第四，部分农民群众价值观念的偏差。农民群众价值观念的偏差，首先体现为部分农民群众认知理念的偏差。心理学中有“光环效应”的现象，它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中常常表现出的以偏概全倾向，以最初印象决定一个人的总体评价。农民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认知中就存在这种现象。由于电视上中央领导人的亲民形象以及中央政策对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美好性表述，农民群众往往会对中央政府形成好的印象，相反，在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频繁互动中，农民群众往往对少数基层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导致农民们对基层政权的“作恶”的刻板效应。其次体现为部分农民群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淡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下，农民群众更多关注个人的利益，集体主义价值观日渐淡薄。这种价值观念的生成也导致人们对基层政权的疏离和不信任。

三、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重塑的途径

重塑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是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政府不断获取农民政治认同的过程，它与政府的诚信程度、信息公开、服务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后税费时代，重塑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也应从政府诚信、提升服务水平等进行。

第一，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现代人本管理理念。管理理念是行政行为的向导。新时期，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现代人本理念，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农村基础政权的思想指导。基层干部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求真务实，讲究信用，就能在农民群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增添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二要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农民群众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就会逐渐建立农民的政治信任。

第二，规范农村基层政权的行政行为。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的基础，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取公信力，必须遵从法律、道德等规范。规范农村基层政权的行为，首先是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法律体系完备，严格依法行政的农村基层政权，才能在公众中树立起威信和良好的形象，得到公众的认同，并推动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农村基层政权依法行事，明确法律规定的地位、职能、作用，去除错位、越位的行为，就能增加农民的信任感，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

第三，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制度建设。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完备与有效是提升基层政权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制度建设，首先是建立健全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政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政绩工程的产生，是重建农民政治信任的当务之急。其次是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公共行政向公民负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意。如果通过有效问责机制的建立，确保政府行为对公民负责，那么政府必然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政府公信力必然提高。最后是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通过信息公开机制，既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参政能力，满足民众的参政要求，也能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好沟通和相互信任。以上各项机制的建设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一方。

第四，积极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意识，是公民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责任、公共利益和理性处世论事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公共精神是现代新型农民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具有良好的公共精神有利于农民群众提升自己理性处世论事的能力，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克服盲目的行为。公共精神的培育主要是依靠教育和参与两种方式进行，因此，新时期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既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参与实践中提升自己，又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依靠教育来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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