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

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精选8篇）

1.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 篇一

精准扶贫的提出背景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时指出：“帮助困难乡亲脱贫致富要有针对性，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2013年11月3日，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明确提出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不断提高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3年9月中旬和10月上旬，李克强总理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研究扶贫工作时，都对精准扶贫和建档立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13年4月，汪洋副总理在甘肃省调研考察扶贫工作，提出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必须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2013年6月28日，汪洋副总理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目前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地方底数不够清、指向不够准、针对性不够强。即便一些地方开展了贫困家庭建档立卡工作，也往往不能真正瞄准贫困户建立帮扶机制，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要下决心摸清底数，在全国开展到村到户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完善贫困识别机制，改“大水漫灌”为“滴灌”，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对扶贫对象要实行动态管理，使稳定脱贫的村与户及时退出。只有这样，才能把扶贫开发任务和措施逐项落到实处。广东省扶贫开发“双到”经验对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作用。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 贫工作机制和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的工作要求。

2.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 篇二

一、新工业化与“互联网+”的内涵与特征

(一) 新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

新工业化, 以新的要求与目标为基准, 以新的工业技术为手段, 以新的处理各种关系的思路为要点, 以新的工业化战略为支撑。概言之, 新工业化的“新”体现在四个特点上:工作系统化程度高;深度网络化;智能制造与生产;生产组织形式的持续变革, 新工业化就是这四大趋势的整合。

第一, 新工业化以工作系统化程度高为重要特征, 工作任务始终处于运动状态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传统大规模批量生产被精细化生产所取代, 工作任务由单一转向综合。劳动者被要求能够在本单位更宽阔的职能和目标的关联化整体中理解他们自身的职能, 工作的重点不再只是完成任务, 而是能够系统地改进完成任务的过程。

第二, 新工业化是一次重大的信息处理技术革命, 以深度网络化著称, 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在制造业领域。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 信息处理技术与制造业生产技术的广泛融合, 必将改变未来制造业的产业形态与运作模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人们必须具备搜集、储存、处理、交换海量信息的基本能力。

第三, 新工业化将使工业生产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 一定程度上改变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固有关系, 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都将以智能机器的形态呈现, 工业社会逐渐迈入人与工业机器人共存的时代[1]。新工业化时期, 智能工厂将控制原料、制造、物流、消费的各个环节, 对收集的信息进行人工智能的判断, 从而实现自动生产。

第四, 新工业化将逐步推进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企业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采取偏离标准的手段设计定制化服务。生产方式日益走向模块化、个别化、大规模定制化的趋势, 个体将能通过在线交流实现产品的研发、设计、筛选与完善。与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力提升相伴随的则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散化, 在这一过程中, 生产组织中的各个环节将被无限细分, 产业价值链条将呈现分布式扩展。

(二) “互联网+”的内涵与特征

“互联网+”是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崛起的典型代表, 其通过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渗透, 深刻影响着传统产业的核心价值。“互联网+”的本质核心在于传统产业实现在线化、数据化发展, 催生新兴产业的增量发展[2]。“互联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去中心化与个别化。去中心化是“互联网+”的标志性特征, 主要指互联网技术对普通用户的赋权。去中心化并不代表没有中心, 只是将中心从不可控制的因素中转移到可控制且中立的因素中, 即由人转移到互联网技术。而个别化则是植根于对个体差异性尊重的基础上, 实施符合个体发展规律的独有化发展。“互联网+”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个别行业进行深入融合, 推动结合行业创造新的发展形态。

数字化与大数据。“互联网+”另一典型特征即数字化与大数据, 未来的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行, 实现网上互动, 信息在互联网上流动, 知识在互联网上成型, 线下的活动成为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实现数字化的基础是大数据的网络集成与运用, 大数据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据集成与信息的存储和分析使得互联网发展步入新的轨道。大数据作为一种高增长率与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对人们的信息处理分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广袤无垠的数据海洋中搜寻到个体所需的实用信息, 已成为个体生活的基本技能。

二、新工业化与“互联网+”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深刻影响

人才培养目标不仅决定了一种教育的性质, 也决定了该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 每一次技术升级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都伴随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 此次也不例外。

(一) 新时代背景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诉求

职业教育目标直接决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3]。传统职业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社会、企业、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职业教育就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追寻单一的显性目标, 即满足社会市场的人才需求。职业教育培养市场紧缺的人才固然没错, 但是职业教育区别于职业培训的根本在于“教育”, 职业教育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 还应兼顾个体的多元化发展需求。“互联网+”使多元化选择与个别化服务成为可能, 个体越来越倾向于提出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传统的“市场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无法满足个体的多元化发展需求。新工业化下的生产组织方式日益走向去中心化、个别化的发展趋势, 反映在个体层面即从业人员单一的就业目标转向多次就业、工作升迁、转岗、创业等适合自身发展诉求的新目标。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 必须转变职业教育即“就业教育”, 职业教育只强调为学生的就业服务的狭隘观念。新工业化与“互联网+”背景下,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及劳动力的需求, 还应体现在服务学生个性化发展, 满足学生就业、升学、创业、留学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是服务就业, 更重要的是服务学生生涯发展。

(二) 新工作环境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岗位能力诉求

原有的职业教育主要以解决就业问题, 教给学生必要的岗位操作能力为主要目标。学生掌握过硬的专业能力就能找到较为合适的工作, 也能初步应对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简单问题。随着工作任务的精细化、系统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工作问题愈发趋向于非确定性、复杂性。此时, 劳动者很难再以固化的专业技能解决问题, 多岗位的职业能力在工作中的作用愈发明显。为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非常规复杂性问题, 劳动者需要多元复合能力, 包括问题解决能力、判断能力、信息搜索与处理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创新改进能力、迁移能力、可持续发展等一体化、多元化的能力, 其中尤以“职业岗位迁移能力” (就业人员能够适应跨岗位、跨职业、跨行业的职业变动) 最为重要。技术革新造成许多工作进一步合并, 工作范围逐步拓宽, 同一岗位的个体相对以前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

新工业化与“互联网+”时代, 职业变动越发频繁, 职业间交叉发展优势凸显。具备职业岗位迁移能力的求职者能有效满足企业“一人多岗、一岗多能”的招聘诉求, 对于企业而言, 其需要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岗位, 也要具有职业岗位迁移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员工。多元复合能力是软性职业能力与硬性岗位能力相结合的结果, 是个体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所需。正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言, “人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的”[4], 对职业教育而言, 必须从日益知识化、智能化、网络化、科学化的社会生产活动中看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三) “互联网+”呼吁职业教育培养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人才

互联网思维相对于工业化思维而言是一种商业民主化的思维, 是一种用户至上的思维, 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互联网+”背景下, 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单只是具有高超技艺的技能大师, 也是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智慧人才。职业教育对于互联网思维人才的培养, 包括创新思维、融合思维、平等思维和尊重思维的培养。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人类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动水平加快提高, 创新思维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自身的工作价值。如何实现生产制造向生产智造的转变, 这就需要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技术人才。融合思维的培养应引导学生涉及多学科领域, 如航空专业的学生可以多涉猎一些旅游、交际等, 并且可以通过项目教学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融合自己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等, 这就是互联网思维中的跨界思维的应用。互联网就其本质来说, 是让互动变得更为高效,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也包括人机交互。在交互过程中, 互联网能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 即你需要什么, 就能得到什么, 并且有多条获得途径。在职业教育中, 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平等思维。与此同时, 职业教育除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融合思维、平等思维以外, 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尊重思维。“互联网+”时代将客户的体验需求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企业生产厂商尊重客户的需求与选择, 更多的时候可以让客户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产品的设计, 按照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专享服务。例如, 小米手机, 其在设计手机时会通过网络征集用户的意愿, 并将其运用于产品设计中, 这就是尊重思维的体现。在职业教育中, 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尊重思维, 不仅要尊重老师, 还要养成尊重客户的意识,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意识。

(四) 生产组织方式的更迭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新审视诉求

生产组织方式是企业对所持生产要素和资料进行合理组合与配置的方式方法。生产组织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变革, 具有明显的时代性[5]。从20世纪以来, 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先后经历以注重流水线生产作业, 大批量生产的福特制;以追求精益生产的丰田制;以强调模块化、大规模定制的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企业人才的需求类型, 从而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 进而影响学校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历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表明, 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每一次更迭都伴随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5]。

新工业化与“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工业与信息技术相互交织的新时代, 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着明显的更迭。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出现, 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更多地向温特制转移, 即以高新科技为基础, 以雄厚的信息资源为手段, 整合世界资源进行定制化生产。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其匹配, 以此培养出不同规格的人才。对于职业教育而言, 面对生产组织方式的更迭, 其人才培养目标也随之发生改变。由福特制下的专门型技能人才向丰田制下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转向, 再到温特制下创新知识型技能人才的转向。现阶段, 世界生产组织形式已经进入温特制时代, 高新信息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对知识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愈发明显。但无法忽略的是现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仍然停留在泰罗时代的思维方式, 主要培养同质化、同规格的、被动的、刚性的技能型人才。显然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人才需求。虽然对这一阶段新型人才的名称没有明确的界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创新型、知识型将成为新工业化与“互联网+”时代的人才标签。

三、新工业化与“互联网+”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思

(一) 转变现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念

新工业化与“互联网+”进程使新时期社会对复合型知识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呈现综合化、上移化的发展趋势。创新型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这种层次上的高移既是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整体层次的提升, 也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7]。新时期背景下,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创新知识型技术人才, 具体来说, 是具有多元复合能力、多岗位技术能力、非常规复杂问题的判断解决能力, 同时具有较强时代创新意识和完美人格的复合跨界型人才。新工业化对人才培养的特性、规格、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职业教育现阶段是不是真的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还是需要符合时代特性的新型人才, 这就对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念产生触动。

人才培养目标转向的应对, 第一步是要完成观念上的转变, 但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演变。职业教育现有人才培养观念既受制于传统社会观念的制约, 也受到教育自身观念的羁绊。新工业化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社会化大生产的现有组织方式与生产体系发生变化, 单一岗位的技能操作型人才将大幅削减, 而具有创新与批判意识的技术人才将成为业界主体, 同时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对批量化、标准化、固定化的人才培养需求明显下降。面对此种情况, 职业教育必须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培养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创新型人才。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是职业教育与时代协同发展的关键一步。

(二) 构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新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 即培养者对所要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和规格的总的规定, 规定着某一教育类型的性质和方向, 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7]。具体教育类型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由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层次的需要所决定,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应同时代诉求紧密结合。针对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功能的单一化, 人才培养类型的固有化与同质化等弊端, 职业教育应当也必须调整和改革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构建适应新时代特征的新目标体系。

新工业化与“互联网+”背景下职业教育为应对制造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挑战, 需要做出一系列实质性转向。培养功能上,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应体现培养功能的多元化, 兼顾社会与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培养类型上,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注重复合创新型、跨界型人才的培养;培养内容上, 加强职业岗位迁移能力、创新改进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软性职业能力与职业精神和完美人格的培养。总之,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新体系更加注重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整合、注重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的整合。

(三) 厘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与层次

各种教育类型之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 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则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上的不同。人才培养目标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点, 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起到统领作用。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其他类型的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其人才培养目标也具有自身的特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延伸, 不断调整与更新从培养高技能人才到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 再到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最后到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厘清职业教育人才类型及其层次是构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新工业化与“互联网+”背景下, 制造业的全面升级与转型对知识型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上愈演愈烈的“机器换人”浪潮, 业内对于专门人才的需求由技术人才转向复合型技术人才。与此同时, 为了适应个别化、定制化的生产服务需求, 这种兼具跨领域知识与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还需具备创新能力。

(四) 落地企业实际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选取取决于企业所受内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已历经三次重大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制约, 各地经济发展与产业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东西部企业类型区别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多数企业已迈入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 高新技术产业得到高速发展, 知识创新型人才委以重任, 而中西部地区多以丰田制与福特制为主的传统制造业, 专门型技能人才占据劳动力市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 我国职业教育人才目标要因地制宜, 合理定位。

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既要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也要考虑不同地区的产业分布特点[8]。在以福特制为主, 采用流水线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的地区, 当地的职业院校需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专门型技能人才;在以丰田制为主, 采用小组合作的精益化生产方式的地区, 应以复合型技能人才作为职业教育培养的重点;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发达, 经济发展水平高, 企业强调个性化、定制化生产的地区, 则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定位于创新知识型人才的培养。各地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紧密联系当地产业结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以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为准绳, 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服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摘要：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掀起了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浪潮。制造业的全面转型与升级, “互联网+”的拓展与延伸对社会人才的需求发生转变。面对新工业化与“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诉求, 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定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关键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转向,新工业化,“互联网+”

参考文献

[1]邓泳红, 张其仔.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J].中州学刊, 2015 (6) :23-28.

[2]宁家骏.“互联网+”离不开切实抓好“互联网+”安全[J].中国信息安全, 2015 (6) :30-33.

[3]石伟平.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创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8.

[4]尚仲生, 范明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261.

[5]肖凤翔, 张永林.高等职业教育知识型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J].江苏高教, 2014 (6) :143-146.

[6]李政.“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的转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 (33) :38-44.

[7]夏建国.技术本科教育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191.

3.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 篇三

关键词：邓小平；民主；条件；背景

一、邓小平民主思想的时代大背景

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是不能离开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的而孤立地进行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正确认识时代的基本特征，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年代，在此期间，我国的民主受到了破坏，可以说，社会生活毫无民主可言，民主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断层。“第三波”的出现，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我国民主的重建及发展，邓小平就是其中的出色代表。

（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内容

1974年4月25日，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爆发了一场由一些领导“武装部队运动”的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的政变。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寿终正寝。而这一天的政变无意中成为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的开端，也就是亨廷顿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

这是针对历史上的前两次民主化浪潮提出的。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就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世界上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第二波民主化是在1943-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进了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但是，前两次的民主化浪潮都出现了回潮，也就是建立了民主的国家被颠覆。

第三波就是从1974年葡萄牙的政变开始，先后在30多个国家中由民主政权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也都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几乎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

首先，在南欧，希腊建立于1967年的军政权垮台了，文官政府接管了政权；1975年，也就是葡萄牙左翼力量失败的第五天，弗朗哥将军的死亡中终结了他对西班牙长达36年的统治。七十年代末，拉丁美洲也被卷入了这场浪潮：1977年，厄瓜多尔的军事领导人自愿退出政坛，并在1979年过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官政府，在秘鲁、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也都选举出了自己的文职总统。在亚洲，第三世界最主要的民主国家印度在1977年回到了民主的轨道；随后，菲律宾结束了独裁统治，恢复了民主；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也都开始了其民主化的道路。在非洲和中东，虽然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受到了限制，但也听到了涌动着的民主波涛。到了八十年代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有着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力。在“第三波”理论的影响下，一度有一个时期，一股自由主义民主的思潮在我国学术界泛起，主要特征就是鼓吹个人民主权利的绝对自由，忽略民主程序即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性，把作为民主机制中的不可分割的主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割裂起来，都有很大的片面性。自由主义民主的误区在于它混淆了自由与民主的区别，把自由简单地等同于民主。诚然，民主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当然也就谈不上民主。但是，民主绝不等同于自由。民主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身，就包涵着个人的某些自由必须作出让度，更何况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民主思潮的泛起，说明了政治激进主义随着“第三波”涌入我国，已经披上理论的外衣登堂入室。[1] （P.12-14）

所以说，“第三波”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某些人妄图利用“第三波”，推行“西方政治中心主义”，并且以次给我们制造压力；二是国内少数人借此散布自由主义民主思潮，扩大“全盘西化”的思想影响。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它的实质仍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少数人的民主。我國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关系还很不完善，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大多数人缺乏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这些都客观地影响着民主的发展程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党和国家的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上也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人民民主的发挥，也使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实现规范、效能的目标。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目标，采取适当步骤，始终不渝地在民主建设上走自己的道路，坚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第三波”对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机遇。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努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不断上升到新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优越、更文明的现代民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总之，对资本主义民主中具有全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要批判地借鉴。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但是，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直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程序，其中有许多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确地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成果，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邓小平“民主条件”提出的具体情境

任何科学的革命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同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革命任务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每一先进思想理论的出现，都是现实本身的要求。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到：“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而“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所以说，民主条件的创造是非常关键的。这里所提到的“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中包括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动乱”期间。“十年动乱”期间诸多不民主现象的出现凸显了民主的重要性，是邓小平提出“创造民主的条件”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在當时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各种矛盾十分尖锐，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空前混乱，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经济上濒临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在此期间，我国的民主和法制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解放后，广大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享受到以往从未有过的民主和自由。然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毕竟刚刚开始不久，人们对于民主和法制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初步的、相当有限的。而且，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已经被推翻了，但是旧的传统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就像梦魇般久久地纠缠着人们的头脑。

回顾这段历史是令人沉痛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民主尚处于相当低的发展水平，这个“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教训……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3] （P.356-357）。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并多方面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开始全面着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民主条件。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李良栋.‘第三波’与当代中国的民主[J].理论研究，2000，（19）.

[3]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M].广州：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1988.

4.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篇四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成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成功之源、胜利之源。本文讨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气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 科学发展观 时代背景 实践基础 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背景之一，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2003年春发生的非典疫情以及抗击非典斗争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因素，促使我们对发展问题给予认真的思考。

背景之二，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六大作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经验全面、深入的总结。

背景之三，是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大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的过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关键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在这个时候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树立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背景之四，是认真总结了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实践证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时期，往往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必须处理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观念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并形成了一系列发展理论。我们党大胆地吸收其中有益的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来。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贯彻和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因为,第一,发展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我们所说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树立科学发展观,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的现实要求。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社会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人分配差距的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等。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而要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就必须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三）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重要时期，改革发展进程步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征程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文化建设。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我国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共建和谐社会，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坚持科学发展观，还有利于开展思想教育、实现科学发展。首先需要引导人们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其次要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5.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 篇五

是出于三方面的需要：

一是价值共识的需要。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根植于广大民众的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支柱，缺乏价值共识的社会，难谈有真正的凝聚力和实现真正的和谐。而这个价值共识，就是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体系；

二是价值整合的需要。随着现实社会利益结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由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群体冲突成了新的矛盾类型，这是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有效地整和价值冲突，通过价值整和积极寻求价值共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三是价值输入的应对，或者说是价值输出的需要。中国人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既是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输入的需要，也是我国文化输出、价值输出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听着很熟悉。毕竟这不是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在上一任总书记任内，也曾提出过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是这一次是把“价值观”单独提了出来，而且是“核心价值观”，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了。

本人的“有文章可做”，不是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核心价值观”。中央一提出这个目标，全国各地从上到下，肯定会形成宣传声势，各种解读，各种举措会层出不穷。现在，各主流媒体已经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本人指的“文章”，是指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或者说大形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思想范畴，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对物质层面的主导作用。那么，在当前我们的社会中，是什么价值观在主导呢？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在主导着人们的行为？个人认为，“金钱至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最近，《人民日报》比较罕见地介入了“老人倒地该不该扶”的问题讨论，这反映了上层的关注，也反映出上层领导的焦虑。本来，“救死扶伤”、“尊老爱幼”、“互相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现在，却需要政府大力提倡的。而且，这种提倡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在法律和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比如南京“彭宇案”引爆的“道德危机”。在审判时，明明有证人在场证明，徐老太不是彭宇撞倒的，法院却不采信。把证人气得对着记者的镜头大喊：“今后谁还敢做好事？特别是那位法官的判决词，更是颠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竟然“以常理来判断，不是你撞的，你没有必要扶她”。这种判决词，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在法庭上出现了，竟然生效了。因此引起人们的愤怒是应当的，当前社会上人们见到有人倒在地上不管，“彭宇案”难逃罪责。有意思的是，当这件事形成全国的声讨浪潮后，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只是做了些调解，不清不楚地结了案。照样没有了是非。如果在建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把“彭宇案”重审，把上次那位法官调离岗位，我想，对于重塑社会道德会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社会“金钱至上”的例子非常多，医生因为金钱，可以把病人赶出医院，已经切开的刀口，可以重新缝上。当然，为了金钱可以贪污，可以腐败，可以让“鬼推磨”，可以打通各种“关节”。其中，最可怕的是“金钱至上”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在现在的许多人命案中，竟然出现了“用钱买命”的判决。无论此人罪恶多大，只要能“诚恳”地用经济补偿，并得到受害者的谅解，此人就可以不死。这样的案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以至于，社会的那些“有钱人”，在把人往死里打的时候，口中叫嚣说：“打死他，老子有的是钱，大不了赔几个钱。”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于富人的嚣张，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什么样的富人敢如此嚣张。当前的法律已经把我国曾有过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基本给消灭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恐怕要从头开始了。

“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盛行，把曾经有过的传统社会美德打入了底层，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过的类似于“雷锋”的好风尚了。社会现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而精神层面的各种现象，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那是很危险的。

6.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 篇六

工作要点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12日】 【来源：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字体：大 中 小】

2014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

2013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部党组工作部署，坚持分类指导、重点推进，坚持技术进步、标准引领，坚持探索创新、示范带动，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上年预计下降4.9%，基本完成预期目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预计下降至70立方米（2010年价），全年降幅超过8%；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预计提高约2个百分点。

2014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按照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要求，结合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部署，以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为目标，以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为抓手，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继续在政策、机制、法规、制度方面下功夫，切实加强调查研究，探索推进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建设，着力抓好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力争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5%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一、认真组织实施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一）开展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城市试点。修改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城市试点总体方案，在全国选择5个左右重化工业城市开展试点，指导编制、批复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城市试点方案，明确城市转型的目标任务和路径，突出改革创新，强化政策引导、标准约束和市场推动，探索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模式和途径。

（二）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组织相关地区的钢铁、水泥、焦化、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推广先进、成熟、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装备，削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为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做出贡献。指导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区域内中央企业制定本辖区和本企业实施计划，落实目标责任，强化监督考核。

（三）继续落实电机能效提升计划。重点推进生产企业贯标、专项工程推广实施和政策机制建设。会同质检总局实施电机生产企业贯标核查，严格执行电机强制性能效标准；培育一批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规范化、规模化合同能源管理公司，整合资源，完善市场化推广模式。

二、全面推进工业节能降耗

（四）扎实提升能效水平。进一步做好工业锅炉系统、变压器、内燃机等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提升工作，落实内燃机节能减排指导意见，发布内燃机产品燃油消耗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组织实施非道路车辆及发动机高效清洁行动计划、工业锅炉系统节能减排行动计划、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推广锅炉、变压器等节能技术及产品。继续推进重点用能行业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不断提升能效水平。

（五）进一步加强节能管理。强化工业能评，研究以负面清单方式推动开展能评的新机制；强化标准约束，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编制《电石、铁合金能耗限额标准贯彻实施方案（2014－2015年）》，开展以节能标准促进“两高”行业过剩产能退出试点，加快组织制修订重点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强队伍建设，组织开展省市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管理干部专业培训及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理岗位和负责人培训，建立健全工业节能监察体系，充分发挥节能监察队伍对重点专项工作的支撑作用。

（六）推进节能技术进步。继续编制和发布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淘汰目录和先进节能技术装备产品目录，开展落后机电设备淘汰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推进企业能源管理智能化，完善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标准，组织编制重点行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实施方案，开展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制定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实施方案，研究确定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七）促进工业低碳发展。会同发展改革委推进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组织编制试点园区实施方案和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国家低碳工业园区管理办法，建立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制定重点用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评价通则。深入推进山西、陕西和上海两省一市甲醇汽车试点，加强数据收集及试验测试工作，在总结第一批试点经验基础上，研究扩大甲醇汽车试点范围。

三、组织实施工业节水技术标准提升计划

（八）切实提升节水技术装备水平。发布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装备目录，指导企业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节水技术装备；加快组织编制钢铁、造纸等高耗

水行业落后用水工艺装备淘汰目录，实施强制性淘汰。

（九）提高重点企业用水效率标准。发布重点行业用水效率标杆企业和标杆指标，深入推进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创建工作。加快制修订部分行业取（用）水定额标准，组织制订石油化工、味精等行业节水型企业评价国家标准，扩大节水型企业创建范围。

（十）加快建立工业节约用水约束机制。研究推进基于取（用）水定额标准的惩罚性水价政策，明确政策思路和方案。研究和组织起草《工业节水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重点用水企业管理、节水技术推广、用水项目投资准入、节水基础能力建设等。

（十一）推进节水技术改造及产业化示范。组织各地区尤其是缺水地区，加快创新工业节水技术改造的政策思路，编制节水技术推广实施方案。引导实施一批对行业有重大影响和突出效果的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四、大力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十二）组织实施节能环保国家级示范工程建设。结合国家节能减排重点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节能减排需要，尽快提出示范工程建设工作方案，加强与有关部门协商，积极争取支持加快部署启动。在示范工程基础上，深入研究提出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推广的政策和机制，发挥示范工程引领作用，从根本上带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十三）发展一批重大节能环保技术装备。选择一批技术水平先进、工艺路线清晰、节能环保效果突出、推广意义重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技术装备，提出一批绿色发展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产业化示范；继续组织编制发布节能、环保、综合利用技术装备目录，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

（十四）培育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园区。加强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中节能环保装备基地的指导。积极扶持节能环保产业集中、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建设，重点支持、培育建设形成若干个节能环保产业园区。

（十五）促进节能环保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筹办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交易展，打造市场化、国际化的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平台。落实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方案，加强人才交流和能力建设。利用联合国工发组织合作伙伴计划平台，支持节能环保企业“走出去”，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能力。

五、实施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务实推进工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十六）组织编制工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为重点，组织编制工业领域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源头预防措施，加强技术和标准支撑，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十七）实施重点区域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指导“三区十群”工业主管部门编制实施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提升清洁生产水平。编制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引导采用先进适用清洁生产技术实施绿色升级改造，提高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和重点行业清洁发展水平。

（十八）开展高效清洁用煤重点技术试点示范和推广应用。组织筛选一批推广潜力大、节煤效果好、污染物排放少的高效清洁用煤工艺技术。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开展焦化、煤化工、工业窑炉、锅炉清洁化高效用煤技术试点示范工程建设，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减少煤炭使用量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十九）组织实施汞削减、铅削减、高毒农药替代清洁生产重点工程实施计划。开展清洁生产技术产业化示范，优先支持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清洁生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编制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产业集聚区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指导企业开展绿色改造，促进改善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和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水平。

（二十）实施“双百”工程。编制发布百个清洁生产技术示范案例，总结提炼典型清洁发展模式，指导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开展百家工业企业产品生态设计试点，探索建立我国产品生态设计的激励机制和推行模式，引导企业树立全生命周期污染控制理念，促进工业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向全生命周期控制转变。

六、继续推进工业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

（二十一）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以战略性稀贵金属、有色金属、钢铁、橡胶等行业为重点，组织实施一批资源再生利用示范工程。继续推进废钢铁加工、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等再生资源行业准入管理，培育行业骨干企业。加强环保核查、行业准入与许可证更新发放政策之间的衔接，实施好再生铅企业准入公告，促进铅

酸蓄电池和再生铅行业规范发展。在区域铅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试点的基础上，研究推进铅酸蓄电池回收基金制度研究和设计，积极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新模式。推广应用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装备，遴选典型技术开展科技成果鉴定。

（二十二）加强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示范。以提升大宗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率为目标，重点推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试点和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建设。推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梳理12个基地建设试点地区试点工作现状，努力搭建服务平台，提供技术、融资、合作方引进等不同解决方案。推动实施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重点推进赤泥、磷石膏、电解锰渣等难利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联合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实施好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建设。积极推进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支持综合利用废渣发展高标号水泥和特种水泥。

（二十三）加快发展机电产品再制造产业。继续推进重点领域再制造产业规模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再制造试点示范领域和范围，开展逆向物流体系建设试点，加强再制造集聚区及示范园建设。积极推进废旧电机、内燃机、机床、工程机械等机电产品再制造及流程工业机械装备在役再制造。完善再制造行业管理和再制造产品认定制度，积极推进再制造产品认定制度与优惠扶持政策、再制造产品和旧件进出口监管等政策的互动。

七、切实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机制改革创新

（二十四）完善基于能耗标准的惩罚性电价政策机制。组织各地区认真落实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开展电解铝企业电耗核查，加强与价格主管部门衔接配合，实施对超电耗标准企业用电加价政策。将惩罚性电价政策实施范围由电解铝扩大到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加强与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尽快拿出政策方案。

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 篇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来接受的。因此, 他们在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 十分注意如何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进行过初步探讨,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得以充分展开, 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开始走向成熟、自觉、自为的重要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至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即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推动和领导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 也有国民革命失败以及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然而, 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 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绩效紧密相联。历史表明, 只有同中国革命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功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反之则不能, 甚至还会葬送伟大的中国革命。

1941年, 毛泽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去认识中国, 又从认识中国去改造中国, 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些经验教训, 才使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可以说, 五四以来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 奠定了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基础。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传入中国就是和中国的“救亡图存”以及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在五四时期, 它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错误思潮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而获得广泛传播, 就是因为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 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更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救亡”主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和中国的“救亡图存”以及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则是因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救亡”主题不断凸现的必然产物, 是应对新的革命形势的客观要求。从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日本相继占领了整个东北以及华北的大片疆土。尤其是它试图凭借“速战速决”的战略, 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这就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了有效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更为广泛地发动群众,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实现国共合作, 则需要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适应新的革命形势 (全民抗战) 的客观需要。可以说, 抗日战争凸现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救亡”主题, 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主体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第一个直接成果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真正的政治保证。

同时,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程。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表明,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方面还缺乏经验,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书本里。在这种情况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于是下决心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 按照中国的具体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 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 推动了土地革命高潮的到来。1930年, 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初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后来被人们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观点时, 进一步倡导要确立“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可以说这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思想先导。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左倾”错误给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带来的重大灾难, 更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所以能够几次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直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进行直接的、错误的干预和指导。但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跟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八七”会议以来, 中国共产党党内就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带有复仇色彩的“左倾”情绪, 虽然几次受到批评, 但始终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由于我们党内存在理论水平不高、识别能力不强的问题, 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 以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为特征的“左倾”错误, 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 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还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 并且还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 这更使得党内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深刻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 如果不除去, 那末, 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 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样, 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必然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是, 由于党员群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能够从思想根源上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 更不能够清除它的影响, 因此, 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断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这种状况一直到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 这次会议第一次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 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另一方面, 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从而使他所代表的新鲜活泼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能够在全党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提倡, 并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还必须指出, 这一年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 这次大会实现了斗争策略的转变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它宣布共产国际一般地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事务, 强调“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 “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由于共产国际放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控制, 解脱了思想束缚, 这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创造性地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有利条件。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才算得以巩固, 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事实上形成了。中共领导核心的形成, 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胜利。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可以从更高的和全局的高度,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阐述, 可以更为自觉地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并进行理论创新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基础,现实基础,主体条件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8.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背景 篇八

关键词：十七大 科学发展观 时代背景

0 引言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十七大精神，这一句话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可以说，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各方面内容，都是围绕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纲展开的。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认为有必要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5]。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仍然是我国的最大实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是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根本依据，也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立论基础。

2 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之后，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我们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十七大报告从8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1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①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在25%左右，而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59.8%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50%。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导致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②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9.5%，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协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资料表明：198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82：1，到2006年达到3.3：1。区域发展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6年，东部地区的广东生产总值从10741亿元增加到25969亿元；而西部的青海从264亿元增加到641亿元。④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3]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资源和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代价很大。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5.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5%.经济快速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环境品质的“环境可持续指数”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２]

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指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问题。主要有：①金融体制严重制约经济发展；②财政体制仍存在体制性障碍；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缓慢；④要素价格机制改革滞后；⑤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⑥第六，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⑦非公经济发展遭遇“玻璃门”；⑧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⑩垄断行业改革滞后。[4]尽管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体制性障碍使得一些深层次矛盾难以有效缓解，并且逐步积累起来。这些体制性障碍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3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比如，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2.4％，全体劳动者的总收入只占GDP的15%左右，比印度还低。另外，据权威机构统计，在我国的城镇居民家庭中，占总数1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居民家庭总财产的将近50％，而占总数10％的低收入家庭拥有的财产还不到居民家庭总财产的5％。[１]

2.4 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比如，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将近70％，但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７年内平均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1991年到2000年，全国新增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入到农村。

2.5 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显存在，特别是公共权力的行使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衡，致使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被遏制。同时，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等消极现象也比较严重，行政成本很高，行政效率很低。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日本、韩国、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只占政府支出的1－2％，而我国则高达46％。

2.6 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电视、电影和各种文化娱乐形式空前普及，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期望值越来越高。同时，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一些格调低下、庸俗腐朽的娱乐方式比较流行。作为人类文明优秀传承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不少地方和领域远没有占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2.7 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现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但各种利益群体的差别和分化也越来越明显，社会建设和管理有不少漏洞。

2.8 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5]

3 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经验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参考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在传统的发展观念指导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也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相反，世界发展遇到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

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人们对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入，以人为中心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观念得以在实践中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所推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

参考文献：

[1]如何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宁夏日报.2007年11月23日.

[2]张宗云.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海峡通讯.

[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重庆日报2009年11月19日.

[4]吴敏.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新阐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学报2007年10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