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处理思考

2024-11-20

网络舆情处理思考（8篇）

1.网络舆情处理思考篇一

准确把握互联网发展形势

有效提升网络舆情处理能力

当今社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通互动构成了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也孕育了全新的舆论格局。随着互联网技术地快速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驰骋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网页、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更快捷、更便利、更高效、更广泛的鲜明特点。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网络舆情成了我们宣传文化工作必须正面的问题。

今天，我十分有幸地听取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网信办主任蔡丽新副部长关于《网络舆情的把握与应对》的讲座。蔡部长用鲜活、生动的案例，引出了网络舆情新形势、新特点，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提升基层舆论引导力的有效方法。作为一名宣传文化战线的新人，蔡部长的讲座让我醍醐灌顶，受益匪浅，总结如下：

一、充分认识网络舆情全新形式

蔡部长用“天津港舆情”和“青岛大虾事件”两个案例引出了当前新媒体传播的四个特点，信息发布的四大问题，提出了关注网络舆情的五点启示。在学习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四点知识：一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为我们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便捷、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也给我们带来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新战场。二是网络舆情随时可能酝酿发生。由于互联网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网络成了社会舆论的集散地、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三是网络舆情需要及时处理、有效控制、积极疏导、正面报道。四是基层宣传工作要重视网络舆情，提高处理网络舆情的能力。

二、把握处理网络舆情有效方法

“青岛大虾事件”的舆情发生、酝酿、处理过程中，我学习到了一个网络事件发展的五个阶段，即舆论酝酿阶段、形成热点阶段、集中报道阶段、牵出更多问题阶段、恶搞渲染放大阶段。针对网络舆情的发展特点，我学习到处理网络舆情的三个原则：

1、及时性原则，把握时间节点。网络舆情一旦酝酿发生，当地政府应该及时对舆情进行反应，充分把握舆情发展的事件节点，将事情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尽量在事件没有大范围扩散前及时回应、积极处理、正面疏导，防止舆论的扩散化和热点化。“青岛大虾事件”就是没有及时处理造成的舆情扩散。

2、有效性原则，全面收集信息。无论舆情反应的情况是事实，还是夸大其词，亦或是凭空杜撰，当地政府部门都应积极上网查看舆情，关注舆情发展，收集问题相关信息，了解事情始末，将第一手资料掌握在自己手中，便于有效做出回应。我镇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网上信息投诉平台，每天查阅投诉平台信息，及时将群众在网上反映的问题转交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要求责任人详细了解实情，及时给投诉人做出答复，防止投诉人做出让舆情发酵的事情。

3、正面性原则，诚实公开回应。蔡部长指出要“实、快、诚、巧、断”地处理舆情危机。由于信息化快速发展，信息查询、交换、沟通、发布一触即发。权威信息的缺失容易为不实言论的传播提供温床。因此，舆情处理忌“捂、瞒、假、骗、推”，应该诚实地做出公开回应，积极做出正面引导。前段时间，“嘉定垃圾焚烧场事件”在太仓的微信圈、QQ群也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太仓市委、市政府、宣传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及时关注舆情发展动态，了解事件发生始末，掌握民众诉求，协调解决问题，及时在主流媒体、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做出回应，有效地控制了事态的发展。

三、注重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1、加强阵地建设。网络是新形势下宣传文化工作的新战场。既然敌人在新战场上安兵布局，我们也应该积极在新媒体阵地上安营扎寨。通过“政府官网”、“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新媒介不断加强新媒体阵地建设，着力巩固“红色地带”，勇于颠覆“黑色地带”，敢于引导“灰色地带”。

2、完善人员队伍。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主体是人，因此要建强基层宣传干部队伍。一方面要配好配强基层宣传文化工作人员，及时应对处理网络舆情；另一方面要团结壮大网上舆论引导骨干队伍，紧密协作正面引导网络舆情。

3、提升媒体素养。党政干部是应对突发事件的主体，党政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媒体素养以及对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等，直接决定了对舆情危机处理的效果。因此，应该积极开展相关培训，提升党政干部的媒体素养、工作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危机意识。

2.网络舆情处理思考篇二

关键词：网络舆情,地方政府,舆情监测

网络舆情危机多由不可预测的自然或人为事件突然引爆,并快速传播、发酵,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所挑战的是政府处理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确保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能力,挑战的是政府的执政连续性和政府公信力。但受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与舆情本身的非理性因素影响,政府针对事件所采取的任何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可能触发汹涌的网络舆情,使政府处于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公信力。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政府在舆情治理工作中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一、深化网络舆情动态监测与应急处理研究的必要性

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具有内容庞杂性、现实互动性、情绪感染性等特点。网络舆情的兴起及其“双刃剑”效应所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拓展了政府治理的领域,使政府指向重大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成为重大的现实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它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网信系统法治化进程的积极举措。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快速普及,网络舆论危机已成为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新形式危机,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1]。开展网络舆情研究,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网信系统法治化进程的有益尝试。

其次,它是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的有益尝试。

“网络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在新的舆论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政府管理方式产生着一系列冲击和深刻影响”[2]。网络舆论危机持续发酵所触发的公共管理风险日益显著,快速显效的网络舆情研判与应急响应已成为评价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针对重大突发事件所触发的网络舆情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总结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管理策略是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的积极尝试。

再次,它是防范社会运行风险,降低管理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需求。

基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由改革所触发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越发深刻,社会不满情绪较为集中,加之近一两年来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极易滋生新的不满情绪。一旦出现重大突发性社会焦点事件,很容易触发网上声援网下行动的联动性群体性事件,如PX项目搬迁集会事件、交警人肉搜索事件等,显著增加社会运行风险及管理成本。开展重大突发性网络舆情研究是防范社会运行风险,降低管理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

第四,它是完善政府舆情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公共管理实效性的有效手段。

网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新意见阶层”的日益活跃,改写了传统的舆论格局,使政府面向舆情事件的传统管理思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8·12天津瑞海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就再一次将对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质疑推向了风口浪尖。瑞海舆情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发展的共性特征。深入研究重大突发性网络舆情的衍生机制与规律,构建响应迅速、科学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对于防范网络舆情危机风险,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操作价值。

二、政府网络舆情动态监测与应急处理困境成因解析

近年来,在以党报、国家电视台、新闻网站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网络“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之间的隔阂与对话中,互联网已成为新闻宣传与舆论导向的难点之所在,官方媒体的正面宣传在网络社区中经常受到质疑。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制机制不合理,易触发次生舆情。

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看,由于大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尚未将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政领域来考虑,在网络治理中尚未投入足够的精力,与网络舆情应对相配套的专门化的网络治理组织体系及人员配备尚未齐全,导致有了舆情无人汇集,或有了汇集无处报送的尴尬。虽然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率先设置了网络新闻发言人来代表政府发声,但由于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背后缺少必要的组织支撑,可遴选使用的信息极其有限。在不占有大量第一手信息的情况下,网络新闻发言人就很难围绕具体的突发性事件进行合理判断,更难以做出令网民们满意的回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在有限信息供给的基础上说些官话、套话,因而引发网民更强烈的不满和对政府部门更大的质疑,触发次生舆情,加大事件的处理难度。

其次,事前防范存空白,易丧失舆论主动权。

一系列的网络舆情事件表明,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适用性和实效性越强。政府部门只有深入理解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舆情脉搏,发现基层社会矛盾;只有及时发现和解决风险事件,才能促进官民有效沟通和良性对话。但受限于现实条件,虽然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已设立,但工作人员并非专职专任。有限的人员,加之有限的技术处理能力很难对汹汹舆情“独当一面”。既无法做到对海量信息的筛检与分类,也无法进行及时的事前预警,更无法为政府部门防范舆情风险提供有效的参考。进而导致政府在网络舆论场中主动性尽失,被网民的质疑声所左右。

再次,应对技巧简单化,易陷治理困局。

在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中,保障舆论自由与政府干预是一对矛盾,政府对公共舆论进行干预的合理边界问题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从操作上来说,把握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管控与披露的“度”是影响舆情处置效果的关键。信息披露是否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以什么样的方式披露,信息披露后所引发的衍生影响如何做好预案是当下政府应急管理工作中亟待破解的技术性难题。现实的情况是网络舆情事件一旦触发,政府部门可以动用的应对技巧十分有限。封锁舆情、围堵舆情是首选,其次是一味地辟谣和否认。加之各政府部门间尚未就网络舆情事件建构起口径一致的回应体系,故而常常出现多部门各执一词,互相矛盾的表态,极大地伤害了政府公信力,触发“塔西陀效应”。

三、应答政府网络舆情监测与处理困境的对策

针对上述解析,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技巧,化解重大突发事件所引发的治理困局,制定积极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维护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是政府进行显效的舆情应急管理的当务之急。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 构建应急响应机制,舆情处置体系化

针对政府部门在舆情应对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可在厘清突发性事件中的舆情演变规律及网民诉求指向的基础上,构建“突发性网络舆情四级应急响应机制”。第一级是“舆情预警”。从征兆出现到危机开始造成可感知的损失的这段时间内,尽可能化解和应对危机的诱因和苗头,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二级是“舆情引导”。针对网络舆情开展集中正确的引导,降低网络舆情对社会成员的消极影响,为后续的处置创设有利的舆情环境。第三级是“舆情应急”。如确已引发恶性化事件,政府要通过网上和网下联动的快速应急反应,尽可能遏制事件的恶性蔓延。第四级是“舆情重塑”。事件得到有效处理后,启动接续性的防范措施,对可能出现的传闻和谣言进行甄别,以防范其不良影响。通过四级联动,确保舆情事件发生前后的风险可估、可防、可控、可治。

2. 主动介入网络舆论场,事前防范常态化

“网络舆情的分析与研判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危机事件的处理。危机管理理论视速度为第一原则。”[3]针对政府部门在网络舆论场中的话语主动性弱化的问题,可在确保公共管理稳定性的基础上,强化事前防范的制度化设计,主动占领网络舆论场,以最大限度消解网络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管理风险,降低管理成本,维系社会稳定。具体来说,就是结合“突发性网络舆情四级应急响应机制”的第一级设计,建立覆盖各基层政府的网络舆情分层化预警制度,专人专职,分工明确,确立具体的工作规章与流程,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与技术支持,定期就围绕各类社会热点问题所产生的舆情信息进行汇总与筛查,以舆情专报的方式报送政府部门负责人。在硬件条件较好的城市,可结合大数据进行常态化的实时搜集与监测;在条件不具备的城市,可以通过向网络安全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成舆情的常态化监测与筛检。

3. 打造良性政治生态,应对措施多样化

重大突发性舆情触发风险的事前防范与事后消解,关系到舆情应急处置的难度与成效,“政府在与网络的互动的生态治理中,除了完善法律制度外,更应以平等的姿态、真诚的交流、高效的处置和积极应对,在互动的过程中重塑政府信任”[4]。针对政府部门在突发性舆情事件中应对技巧单一化的问题,除大多数学者所提出的“网络意见领袖”培育、“官方网站与平台”打造等措施外,还应分别从“公共管理行为一致性”、“政府形象经营”、“公关及媒介素养”、“网络舆情管理方法创新”、“宣传模式与手段”、“公民媒介素养培育”、“技术创新与国际经验借鉴”等角度开发配套的辅助性防范措施,并落实这些措施所需的配套制度及技术基础,以降低舆情应急处置难度,节约舆情处置成本,促进政治生态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网.人民网评:以互联网立法规范网络秩[EB/OL].[2014-11-02].http://opinion.people.com.cn.

[2]姜胜洪.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导[J].理论月刊,2008,(4).

[3]梁雪云.网络舆情的分析与研判机制研究[J].今传媒,2016,(5).

3.加强检察网络舆情处理工作研究篇三

一、新媒体时代媒体监督的特点和作用

媒体除了传统的大众媒体，在网络高度发达密集的今天，所有基于网络技术产生的媒介种类如网络、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媒介形式也都包括在内。媒体监督是借助于舆论为工具对社会中一切公共事务包括司法进行监督，是新闻媒体及网络媒体使用者，运用新闻报道或微博、微信、网上发帖、论坛讨论等方式，对不合乎法律、纪律、道德的行为进行报道或发表看法、意见，以促进其转变行为方式。

新媒体时代媒体监督趋向平民化、大众化，互动性强、民众参与热情高，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如“天价烟”事件就是在普通网民对原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宣称“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个别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楼盘进行查处”这一言论极度不满，直指周久耕对抗民意，为房地产商“托市”，并掀起了对其人肉搜索的大潮，数十万网民跟帖相继曝出其抽天价烟、戴名表、养情妇，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证据线索迫使纪检监察部门对其立案侦查。因一篇网帖而被查落网，“天价烟”事件被网友称为“2009 年网络反腐第一案”，同时拉开了网络反腐的序幕。近年的“房爷”、“房姐”、“微笑表哥”事件，网络反腐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和作用，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倚重，人肉搜索的“蝴蝶效应”也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得到凸显。

新媒体时代的媒体监督，一方面，网络媒体具有信息来源广、传播速度快、监督成本低、隐蔽性强等内在优势，不仅充分实现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因而具有坚实的权利基础；而且最大限度地为纪检监察和检察两反部门提供犯罪线索，拓宽了权力监督渠道，有效提高执法效能。如此，媒体监督的法治化价值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媒体监督这种权力监督方式，在本质上有效整合了网络、民意和执法三方面的内容，通过网络载体的技术特征吸纳整合民意，利用舆论效应约束权力、监督执法，并将舆情反馈予执法司法监督机关，形成良性互动的民主环境从而发挥无所不在的制约作用，得以成为法律监督的有效补充。

二、法律内部监督与网络舆情监督互助

网络舆情监督，作为法律监督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发挥着巨大的社会监督作用。诸多网络舆情事件的最终得以迅速解决，网络舆情监督功不可没。然而，由于网络舆情监督具有自发性、偶然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致使其不能成为法律监督体系的主宰力量，依然只能通过营造网络舆情声势，产生舆论压力，敦促执法机关行使权力，从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有其局限性，应该考虑将法律监督与网络舆情监督相结合，共同发挥监督权力的作用。法律监督，主要包括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以及执法机关的自我监督。从本质上讲，法律监督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而虽然网络媒体被誉为“第四种权力”，但其并不具有法律赋予的实质权力，网络舆情监督就其本质仍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和网络舆情监督在监督机制上存在的差异，让二者在法律监督体系中各具特色和功用。法律监督是一种刚性监督机制，其监督往往具有威慑力，是法律监督体系的主力；然而监督权身为一种权力，其本身也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网络舆情监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是一种柔性监督，它通过形成舆论压力来制约权力的滥用，来达到监督的目的。二者一权力一权利，互为补充，刚柔相济。因此，应当充分运用法律监督与网络舆情的合力，法律监督对网络舆情监督予以权力后盾，网络舆情监督对法律监督予以权利支持，二者有效结合，必然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有效保障权利，遏制权力，维护法律的良性运转，推进法治的实现。

三、提升检察机关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沟通能力

“涉检网络舆情”是指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对涉及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的事件、行为、问题等发表言论，可能引起或已经引起国内外网络媒体和网络受众关注的，对检察工作或检察队伍的事或人有一定影响的、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总汇。在新媒体时代，一个极小的案件或者事件，通过网络这个平民化、自由化、广泛化的大麦克风的传播和放大，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网络舆论效应。面对新媒体这把“双刃剑”，检察机关只能与时俱进地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新媒体时代检察机关工作规律的研究，着力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悉心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公众情绪，运用最有效的形式，把权威的声音及时传送到新媒体的各个角落，最大限度增加舆论的“正能量”。

一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程序依法、流程公开、实体公正是避免舆论危机发生的根本途径，要全面提升检察干警综合素质，做到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办好每一起案件，制好每一份法律文书，保证案件从程序到实体都不要出现瑕疵，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建立健全办案风险评估机制，重视办案安全，文明办案。

二要加强推进“阳光检察”工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完善检务公开制度，除法律规定保密的情况外，把执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通过官方网站、QQ群、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公之于众，让人民群众更加充分、有效地进行监督，确保检察权只能公用、不能私用。新媒体时代，躲避新闻媒体、逃避舆论监督是不可能的。检察机关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创新方法，强化检察机关自有媒体信息发布功能，建设好检察机关官方网站以及官方微博，加强与网民的互动，打造“阳光检察”新平台、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新载体，及时发布重要检察新闻和公开阶段性的工作成果及典型工作经验、推出的新举措、新机制、查办的重大典型的案件等，让社会各界了解、理解、支持检察工作。

三要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话语权决定主导权，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减少舆论炒作风险。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以开放的心态经常听取新媒体正反两方面意见，自觉接受新媒体和社会监督，不断提升自身形象，使负面的涉检舆情没有产生的土壤，将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使法律监督效果得以实现。新媒体时代逃避舆论监督是不可能的，要转变消极观念，正确对待涉检舆情危机，把握“黄金四小时”原则。在应对舆情危机时，应该牢记及时性原则，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将事件真相、处理办法及早公布，满足公众知情权，谣言止于公开。同时要勇于摒弃官僚思维，告别官话、套话，通过新媒体和丰富的语言内容与民众平等的沟通互动，答疑释惑，将公众的冲动情绪转变为对事件本质及其解决之道的理性、法治思考。应学会“组合拳”的应用，在平息了公众的舆论后对事件的调查应继续进行并公开，将网络舆情危机化解于无形，不能让人感到其表态只是一种缓兵之计，只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仅有承诺而无行动。

四要坚持能动司法，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和谐司法等司法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的因素，通过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坚持群众路线，走近群众、亲近群众、了解群众诉求、倾听群众呼声。要做好法律释明工作，针对当事人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期盼什么，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及时、妥善、圆满解开当事人的心结，促进矛盾化解。

4.网络舆情处理思考篇四

前言：

实践时间：2012年1月—2月

实践地点：江苏省常州市

实践主题：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论的特点、现状、利与弊以及市民对社会舆情观点和政府部门、检查机关应如何应对。

实践参与者：谈亚建

现将此次社会实践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活动内容

上网搜索资料查阅书籍

让路人做调查报告

二、调查资料

据第25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3.84亿，稳居世界第一位。网民规模的持续不断扩大、所占绝对的比重都意味着网络舆情与传统媒体下的社会舆论诸多不同。从“开房局长”到郭美美事件，从小悦悦到天价名片，微博俨然成为新时代的另大网络媒体。微博传播的各种“真相”以每秒数百数千的传递，一层层的接力，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热点。在传播信息的快速化、便捷化，以及能瞬间点燃网络群体效应的多重作用之下，许多社会事件通过微博快速演变成舆情热点。微博日益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

在中国所有的民生问题中，没有比物价的稳定更让老百姓关心和敏感的了。近两年来，众多农副食品和日用品接力涨价，民众生活成本日益增加，持续强烈地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从而成为舆情焦点。从“蒜你狠”、“姜你军”到“豆你玩”，再到后来的“糖高宗”、“苹什么”、“油你涨”，一个接一个的网络热词都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传递出同一种民生焦虑。让民众极为“纠结”的还有房价居高不下，楼市调控政策频频发力，中央所下决心之大、动用的政策工具之多前所未有，然而一些地方的房价依旧不降反升，考验着民众的信心。目前，楼市泡沫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危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各种不合理现象错综交织的节点，下大力气解决好民众住房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的高度共识。此外，收入分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大学生就业、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问题、教育改革、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众多问题也屡屡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的舆情热点。

三、调查结果：

（一）社会主流舆情更加成熟，更加理性

这种成熟和理性，不仅表现在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倡导的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广泛支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充分肯定，而且表现在民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够有理性的思考，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更加关注，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监督，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显著增强。从战胜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到上海世界博览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体现着民众的广泛参与、积极支持和努力推动。与此同时，在民众中也不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理性思考，对存在的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深刻认识。比如，面对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被西方媒体谓之“里程碑式的超越”，在我国国内却没有引发民众太多的欣喜，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然很低、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资源代价过于沉重等普遍认识，显示出民众的务实与理性。

（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更加广泛、更加强烈

种社会矛盾、各种不合理现象错综交织的节点，下大力气解决好民众住房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的高度共识。此外，收入分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大学生就业、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问题、教育改革、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众多问题也屡屡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的舆情热点。

（三）、微博传播和网民围观越来越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

互联网对于舆情热点的形成发展过程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微博的迅猛崛起更加强化了这种作用。在信息传播速度、广度和使用便捷等方面的优势加上其巨大的用户数量，使得微博快速发展，成为网络舆情生成平台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网络舆情格局的力量对比。在传播信息的快速化、便捷化，以及能瞬间点燃网络群体效应的多重作用之下，许多社会事件通过微博快速演变成舆情热点。微博日益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舆情热点的重要表达形式。

（四）、舆情热点的频发易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关系调处难度加大

较之以往，最近一段时间，尽管群体性冲突事件有所减少，但舆情热点仍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不仅分布的地区、分布的领域更加广泛，而且由一般性社会事件转变为舆情热点事件更加容易。当前的热点事件一般涉及官民关系、警民关系、贫富关系、医患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等。舆情热点的频发易发，一方面与民众维权意识增强、舆情表达更加便捷、媒体社会监督意识提高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复杂化、尖锐化，社会成员之间的非理性情绪和心理加重，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和调处难度加大。

四、经验体会

网络舆情的快捷性与丰富性对传统的舆论监督与管理体制冲击很大。如果网络舆情事件处置不当，缺乏有效应对技术手段及网络舆情专业素养，极易造成网络舆情工作的滞后与被动，影响政府机关社会形象，影响政府权威和公信力，进而破坏政治生活秩序，并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严重威胁。网络宣传是把双刃剑，加以正确引导会迅速扩大正面影响，反之，不加以引导，任其自由发展往往会夸大或歪曲事实，从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形成危急的网络舆情。

五、理性思考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无论在第一消息源的比重方面，还是在有影响的独立言论数量方面，都大幅度上升。而传统媒体以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力量，深入热点话题，通过议程设置和媒体互动，充分发挥其权威性、专业性优势，积极成为社会舆论引领者。在信息科技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相互融合与呼应进一步强化，社会舆情热点几乎都是在这种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在最近的舆情热点事件中，有些是直接由传统媒体最先报道，继而引起网络热议的事件，但更多的是源于网络的言论或爆料，在传统媒体介入以后逐渐上升为社会焦点。新老媒体正是通过广泛的沟通和融合，通过相互呼应所产生的巨大传播效果，对社会舆情热点的生成和舆论格局的走向产生直接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微博对网络舆情热点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它拓展了热点事件的信息源头，更主要的是它大大加速了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进程。微博实时、持续的移动传播方式，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传播机制，使得事件的广而告之与舆情的酝酿、传递过程几乎是同时启动，信息传递的也不仅仅是事实性的信息，人们的意见、情绪甚至谣言等通过转发或评论等方式也随之得以传播，在信息传播达到一定规模后，舆情热点也随之形成。可以预见，快速发展的微博平台对未来的网络舆情也必将产生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影响。在目前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官员的道德修养和工作作风，更加受到民众的关注，一些违背民众利益、伤害民众感情的态度和行为，常常会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感，进而形成舆情热点。少数基层政府官员执政理念的严重缺失，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拥有权力的傲慢和对民众利益的漠视，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形成巨大反差，必然会引起舆情的强力反应。

六、问题和建议

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管理

（一）思想宣传类门户网站的建立

根据网络舆情监督工作的需要，成立网络舆情领导组、网络舆情监测组、网络舆情调查组、网络舆情反馈组，开展网络舆情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应对工作。及时捕捉舆情苗头，及早处理。要转变思想，不能狭隘地认为了解舆情、应对舆

情是个别部门的事，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加强学习，学深学透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增强政治鉴别力。要勤观察，善思考，把握发展趋势。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反映有关部门协调沟通，确保移送后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突出抓好各级门户网站绿色通道的建设。把宣传门户网站建设成为征求意见、网上受理、在线交流、咨询问答、网上展览等多功能有序整合的统一平台，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矛盾，理性合法表达诉求。

（二）舆情工作部门的建立

针对错假信息，虚假谣言与报道等情况，应当给予正面引导，首先设立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选择综合素质高、组织工作业务全面的领导干部担任，主要职责是在一些重要工作中代表组织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疑问解答。其次，要有高素质的媒体评论员。其主要职责是做好日常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在舆情发生时的引导、应对等。此外，有条件的可建立一支顾问队伍。顾问可邀请一些公共危机处理专家担任，主要是在舆情发生后能够为做好危机处理提供指导和咨询。

（三）设立舆情应急预警系统。

按照网络舆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网络舆情分为特大(I级)、重大(Π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个等级，具体区分为红、黄、橙、蓝“四色预警”，第一时间上报有针对性网络舆情，快速建立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稳定、顺畅、高效的联动机制，适时、规范地发布权威信息，掌握权威信息发布的主导权持。

参考文献：

1《红旗文稿》网络版作者：叶国平2010年

2《新形势下应对舆论媒体的思考与研究》作者：沈月芬，2008年

学院：电信学院

班级：09东电子

姓名：谈亚建

5.网络舆情处理思考篇五

关键词：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009-02

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现已成为公民表达观点意见、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载体。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手机上网人群占比为90.1%。简言之，网络舆情就是指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各种社会问题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是社会舆情在网络空间中的直接反映。所谓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指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借助网络信息监测平台，及时收集、辨别、分析、处理各种网络舆情信息，及时察觉并采取应对手段，对各种矛盾和冲突带来的问题进行预先防范和警示的一种机制[1]。

一、新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意义

1.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有利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确保新疆的发展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定。近年来，受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这“三股势力”破坏活动以及疆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积压难解等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新疆的社会稳定状况呈现出较为严峻的态势。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的自由性、开放性、丰富性、虚拟性又使得新疆的维稳工作面临新的挑战。相较于其他地区，新疆的网络舆情形态更为复杂。因此，构建与完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对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和指导意义。

2.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有助于提升新疆地方政府形象

作为政府体系中直接接触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直接为群众谋福祉的门户，地方的政府形象既得益于自身的政务管理水平，又受制于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水平。然而，在近年来的网络舆情应对中，新疆地方政府由于观念落后、危机意识不足、应对机制不健全、处置方法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其形象塑造难以让公众折服。地方政府由于应对不及时不仅容易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秩序失控，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所以，对地方政府而言，顺应时代要求、正确应对网络舆情无疑是提升地方政府形象的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法途径。

3.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有益于提高新疆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当前，网络俨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的主战场也由现实生活转移到网络平台。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复杂的区域环境使得新疆的网络舆情监控工作困难重重。通过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不仅可以提升新疆应对网络舆情的危机意识，而且还能提升新疆应对网络舆情的洞察能力、研判能力、化解能力以及引导能力。

二、新疆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处置机制不健全

为加强对涉检网络舆情的防范，各级政府机关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网络设施，在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中，有的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有的由宣传部门负责统一指导，但多数组织机构的侧重点放在收集涉检网络舆情上，而在如何应对处置舆情危机方面较为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对策和措施，决策机构也不明确。许多部门虽然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开过新闻发布会。同时，沟通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也较普遍存在。舆情发生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与各职能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不够，尤其是探索宣传引导机制的主动性不强，与新闻媒体联系协作不足，无法得到媒体的理解与协助。

2.缺乏有效应对技巧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信息公开不及时。在事件发生初期，因为不重视或者对事态发展的预判能力不强，没有及时向社会实时公布调查处置进展情况、相关法律法规与科学依据及处理决定，导致不少群众相信了网络传言，让小道消息占领了市场，丧失了新闻舆论的主动权；二是行政业务部门往往缺席。在网络舆情的处理过程中，有的业务部门不重视舆情防控和应对处置，缺乏对舆情的深度解读和释法析理，也就出现了新闻宣传部门事后疲于奔命、单枪匹马灭火的尴尬局面，处置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三是态度不够真诚。面对网民的质问，有的放不下架子，对事件中所反映的问题予以回避有的甚至编造信息来蒙骗网民，加剧了民众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导致事态升级。

3.技术手段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求

当前，我国对中文的网络舆情已经掌握了纯熟的监测技术，但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网络舆情监测技术还相对滞后，监测部门尚没有开发出先进的软件系统对少数民族语言网站进行舆情监测。目前，新疆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监管仍然采用传统的人工排查制度，与中文的舆情报告相比，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存在质疑。但是，在网络媒体成为社会舆情的重要窗口的今天，如果不能利用科学技术对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网站进行舆情监测，就无法第一时间了解网民的思想动态，从而无法觉察思想动态背后潜在的社会隐患问题。

4.事前预警不及时

近年来疆内的暴恐案件频发，暴力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袭击地点不断发生变化，其在暴力活动中运用的武器和手段方式亦不断更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新疆的网络舆情预警却总是强调事后行动，缺乏事前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这是今后新疆网络舆情预警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完善新疆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建议 1.建立健全机制，加强网络舆情控制

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成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对领导小组组长及各成员的分工予以明确，对应急工作调度、决定应对方针策略、调查处理问题、对外联系沟通、组织引导媒体宣传、应急保障等环节都要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个人。

二是建立健全监测机制。对网络舆情进行日常监测，及时发现和整理有关涉检舆情反映，客观甄别筛选。积极开展动态跟踪，掌握舆情的状况和走向，对形势进行适当的研判并及时预警报告。

三是建立健全分析调查机制。平时对网络舆情进行收集、登记、汇总，分析事件原因和趋向，针对反映的问题，组织相关部门查清事实，及时向上级汇报分析调查结果，并提出解决办法。

四是建立健全应急预警机制。在充分分析调研的基础上，制定详细周密的、阶梯性的应急预案，明确应对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组织领导和责任分工以及保障措施等。

五是建立健全应对处置机制。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快速建立联动机制，迅速与上级院、同级党委网信办及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积极联系媒体，争取媒体的认同，通过媒体作出正面回应，引导舆论走向。

六是建立健全总结评估机制。网络舆情处置完毕后，适时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为下一次处理网络舆情积累经验。针对被曝光的问题认真整改，举一反三。

2.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的相应法律法规是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行动指南和法律依据[2]。虽然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的配套规定措施，但是这些文件中涉及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的相关内容较少，缺乏对预警工作的指导性，从而给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为了保证网络舆情运作发展的合理规范，增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积极作用，使得“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得以真正落实，现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网络舆情预警法制框架体系，努力使新疆的网络舆情预警工作逐渐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

3.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把关引导

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受网络群体的多元性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等因素的影响，有关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信息鱼龙混珠、良莠不齐，从而造成混淆视听、危害社会秩序等不良后果。基于此，严格把关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强化引导网络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

4.注重应对技巧，增强应对处置成效

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准确把握、快速反应。力争在第一时间发布准确、权威信息，稳定公众情绪，避免或减少公众猜测和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二是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注重调查取证等处置过程的实体与程序公正，主动增强透明度，以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实时公布调查处置进展情况、相关法律法规与科学依据及处理决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针对网民的诉求，正面应对并诚恳回答，不回避矛盾和问题；三是借助媒体、正面引导。依靠机关系统内部的协同作战、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以及与网络媒体的通力合作，形成机关上下、内外、条块的整体联动格局和工作合力，及时化解矛盾冲突，尽快消除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四是整合力量、形成合力。争取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支持，同时积极组织网评员和机关自媒体正面发声，形成工作合力，及时抢占网络舆论阵地；五是自我纠错、敢于担责。对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机关工作、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避讳、不护短，勇于承认错误，主动进行责任追究，有效扩大正面效应，提升政府机关司法公信力。

6.关于舆情处理的心得篇六

互联网时代下的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各种事件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代表着广大民众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处于这种背景下，互联网时代下，领导干部就必须要提高舆情处理能力，因为信息时代每一个人都可能暴露的聚光灯下，都可能卷入舆论之中。

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有网络的参与。互联网技术与党建活动的结合，让党的工作透明公正的展现在大众眼中，接受群众的监督，是政务、党务公开的良好途径。也能够为干部提供最新的资讯动向，从而更好地体察民情，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另一方面，舆情对领导干部而言也是一道关卡。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很多突发事件会在网络上激化而难以控制，很多不实言论经过有意的放大和无意的助长，都会演变成一场事件，如果领导干部没有舆情处理能力，就很有可能使得事件越加升级，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因此，领导干部要格外注重培养舆情处理能力，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提高自己对话题热点和舆情热度的敏感性，要注重媒体基本常识的学习，运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舆情分析和舆论引导；

提高政治决策与处理危机的应变能力，积极与媒体沟通，争取第一时间将突发事件的详实情况告知媒体，学会利用意见领袖的主要作用，掌握舆情的主动权。

【篇二】

甘肃省折达公路因工程质量问题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毕竟16亿的扶贫资金可能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贫困群众期待落空的心理落差。

网友批评、谴责亦是情理之中，而媒体要做的事情是推动真相的查清、信息的披露，将工作实际进展告知于民，正确引导网民、群众以理性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然而一篇《甘肃并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与网民展开了舆论较量，其中的诡辩令人诧异。一个大事件的发生引发热议，我们担心舆情发展会越走越偏，会不利于工作，会影响政府公信力，于是同样利用网络企图进行一番辩驳。但是，在扶贫公路这件事上，尤其是当前

正处于调查阶段，每天可能误判了当前工作的重点。不是网上的舆论让甘肃火了，而是问题公路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因此，与其在网上驳斥、诡辩，不如实实在在地调查，做好监督、正面宣传工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既已发生的事实。

正如央视节目播出后，甘肃省常委会表示：“不推诿、不遮掩、不护短，对相关责任人零容忍查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态度。在表态后，网友们希望看看的是真真切切的调查，和真实的结果。

【篇三】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想意识交织驳杂，互联网深度嵌入社会运行体系，网络空间的自由言论机制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对政府部门舆情处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处理不好，那么各种舆论将会滚雪球式的积累，引发舆论危机，损坏政府形象，消解政府公信力。笔者认为处理好舆情工作需要做到五个“度”。

官方声明要有速度。积极及时的回应，是治理舆情的有效手段，一味“删封堵”可能适得其反。网络舆情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快。自媒体时代的低门槛、对于未知事情的好奇心以及事关自身安全利害的驱动等因素使得信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为避免后续舆情处理工作陷入被动，政府的权威释义必须跑在各种媒体消息之前，第一时间做出声明，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加重舆情危机，甚至造成民众恐慌。

与群众对话要有温度。舆情发生后，与群众对话的过程就是修复损伤公信力的过程。有效的群众对话可以推动不同意见和诉求整合，引导各方达成共识，便于后续工作开展。与公众的对话，应掌握恰当的语言方式和声明姿态，切不可颐指气使、鼻孔撩天、高高在上，说官话假话空话套话。应坚持还原事实、公正透明、不藏家丑的原则，回应民众关切，响应群众诉求，还原舆情真相。对于确实因政府工作失责导致，应及时承认错误、担起责任，并对造成的损失及时挽救补偿。

善后处置要有深度。舆情暴发表面看似是众多偶发因素的促成，实则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衍生。意图通过一纸声明而一劳永逸的想法和做法，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舆情不同，其根源大多不同。处理舆情危机时，应坚持问题导向，深度分析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寻根究底，找到矛盾的结点，最后靶向发力，对症下药。

整改提升要有力度。“线下”决定“线上”，实情决定网情，任何网络舆情都非空穴来风。平息舆论、增进共识仅是舆情处理的短期目标，通过制度建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则是长久考量。地方政府应以舆论危机处置、管理为契机，不断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相应公共议题或领域的制度发展进步，实现良法善治方为长远之道。比如，当年的魏则西事件后，相关部门制定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填补制度漏洞。

【篇四】

目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各种矛盾问题凸显，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下，矛盾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很容易发酵成为公共危机，影响政府公信力。这就意味着提高基层干部舆情处理能力至关重要。

积极培养基层领导干部舆情处理能力，有利于强化干部政治素养，提升个人能力，增强综合行政水平。更重要的是，正确运用网络工具，及时处理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新时代学习型政府，塑造党和政府的正面形象，牢牢掌握网络舆论阵地，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一是提升网络学习能力。基层干部要以自我学习、自我提升为目标，积极主动“触网”，向新兴网络事物学习。领导干部不仅要对党的方针政策熟记在心，还要了解基本的新闻传播相关知识与技能，掌握新媒体传播规律，增强对网络舆情发展变化的认识，从而强化自身应对能力，避免矛盾突发时被网络舆情“牵着鼻子走”。

二是掌握舆情应对手段。基层干部要提高处理公共危机的应变能力，在网络舆情突发时，把握第一时间的应对处理态度。积极与矛盾双方和媒体方沟通协调，了解舆情信息，辨别内容真假，严肃调查研究，将相关信息尽早告知媒体，并将政府部门的态度和处理措施及时向群众公布。可采取网络发布新闻通稿、接受媒体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有效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培养专门的对外新闻发言人，未雨绸缪。不应当惧怕媒体，而是与新闻媒体良性配合，共同应对公共危机，解决社会矛盾。

三是搭建宣传服务平台。政府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占据网络舆论阵地，通过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搭建对外宣传与民众服务为一体的平台。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平台塑造权威、亲民的政治形象，在互联网语境下，灵活生动地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了解辖区内群众的思想动向，关注百姓需求，积极为民众排忧解难，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四是引导网络舆论方向。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网络阵地在宣传文化阵地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领导干部要牢牢掌握舆论主动权，积极引导网络言论方向，宣扬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对网络暴力和网络非法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打击处置，营造风清气正的清朗网络空间。

【篇五】

对微信谣言的治理必须兴利除弊，这是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和谐甚至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课题。

必须强化阵地意识，加快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建设步伐，把新媒体打造成平等化、智能化的沟通、互动平台和精准化的信息传播载体，积极主动发声引导舆情、引领时代潮流。

加快建立媒体矩阵、建构整合传播渠道。尤其是借助政务微博的集群经验，打造政务微博微信矩阵，促进传统主流媒体与政务“双微”集群化的融合发展，既要提升政务信息在网络舆情中的舆论主导权，也要以清晰信息克制模糊消息，发挥政务微博微信“谣言粉碎机”的作用，清除谣言滋生的土壤。

整合各类涉网资源，推进网络社会和谣言治理创新。应积极转变思路，创新网络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加速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网络社会协同、网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自媒体、网络运营商以及监管部门在微信谣言治理过程中的系统协同和整合作用。如强化微信安全团队的“把关”和“谣言过滤器”作用，适时对传播谣言的公众号进行处理，打造风清气正提高的网络舆论氛围；

发挥各类传统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自媒体的“谣言粉碎机”作用，既要强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也应在谣言出现之际，“一经发现即广而告之”，让谣言无所遁形。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和网络社会自我调节、网民自治良性互动，提升微信谣言治理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推进微信谣言的预警预防体系建设，提升舆情危机应急处置能力。从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角度出发，必须推进微信谣言的预警预防体系建设，强化谣言的监测和预警。谣言一旦达到一定的传播量，就必须迅速及时地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坚决果断措施把谣言消除在萌芽状态。通过谣言的监测预警和预防化解机制，提升谣言应对的预防控能力，从而提升舆情危机的应急处置能力，使新媒体、自媒体发展趋利避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篇六】

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使新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具有即时性强、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广的特点，使其舆论监督的力量不可小觑，如近年来的“长春长生假疫苗”、“天津权健虚假宣传”等事件都是率先在网络自媒体中产生传播并持续发酵的。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了社会监督的一个强力的舆论监督平台。但是网络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政务公开透明化的同时，也促使了一些别有用心的网络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提高自身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加个人流量，利用当前群众普遍关心的涉组涉干事件作为新闻卖点肆意炒作，更有甚者甚至扭曲事实，将一些毫无干系的事件都扣上了党政官员的帽子，不仅使组织干部公信度大打折扣，也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此，加强信息公开的透明化、细节化，舆情危机防控意识和处置能力，充分发挥党员正能量舆论导向作用是新媒体发展趋势下组织工作的重点之一。

近段时间，甘肃省女孩下体受伤事件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最初爆料者称因女孩班主任老师怀疑女生偷其口红指使同班男生殴打该女生，造成女孩下体严重出血。消息一出，无数网友群情激昂，声讨该老师，要求严惩。甚至对教师队伍的素质产生了严重质疑。而当地有关部门对该事件的最初回应模糊不清，惜字如金。官方这样的回应态度让众多网友怒不可遏，更让人对这样的冷处理方式的原因产生了无限遐想。一时间该女老师是当地教育局长女儿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加速了该事件的发酵速度。直至事件发生近一个月后官方正式通报该事件的详情和最终处理结果。然而此时当地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已大打折扣，网友已对调查结果产生严重质疑。

为不断提升党委、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各地方党委、政府组织还需加快强化自身舆论回应能力，动态追踪群众关注的热点事件，及时预防可能发展成为舆情危机的热点事件。因此，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地方党政组织首先应迅速作出反应，坚持黄金24小时原则，在舆情发生后24小时内作出反应，迅速查明事实原委，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

7.网络舆情处理思考篇七

国内舆论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网络舆情的研究则晚十年左右,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2年, 主要是探讨网络舆情的形成、特征和功能, 是对网络舆情发生初始时期简单现象的梳理和判定;2003年至2006年, 分析重点转移到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 其价值在于突出了网络舆情“重新赋权”后的正面影响;2007年至今, 研究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导向, 试图解决网络舆情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 但多从宣传的角度看问题, 雷同现象严重, 研究成果以论文居多, 多以介绍和描述性文字为主, 而著作明显数量不足。

总的来说, 网络舆情的研究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 上面罗列的成果大都是一些零散的思考, 侧重于探讨网络舆情产生的表象因素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初级方式, 视野不够开阔, 缺乏宏观、深度的分析。2007年以来 (特别是2009年这一年) , 传播私渠道的博客和微博客等自媒体迅速成长, 同原有的新闻与论坛板块一起形成网络公共空间, 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强烈的网络舆情共振效果, 但对于这一公共舆论场迅速着陆的研究却没有跟上。在此宏观背景下, 笔者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框架有一些新的思考:

对网络舆情共振动力的研究。这部分是求证舆情产生的缘由及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网络舆情的载体是互联网上公共空间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板块, 分析博客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微言论、微观点如何促动了社会知觉的苏醒;论坛、微博的随机现象和浮动意识怎样由于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 进而影响了公众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而新闻栏目作为传统媒体在网络上的化身, 如何激活了网络舆情的发散;它们之间究竟怎样反射、积累、叠加、互动、渗透最终达到舆情的扩大化。另外, 网民由利益需求、心理驱使等自身因素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语境中对网络舆情影响到底有多大也是研究中不可缺的内容。舆情共振动力模型如图一所示 (1) 。

对网络舆情共振特质 (如图二所示 (2) ) 的研究:这部分的着眼点在于评论解析网络舆情共振各价值维度内部的弹性关系。比如形式维度中从隐匿性到外显性的释放、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之间的反转;内容维度中理智性与情绪化性的波动;时间维度中即时性与连续性的比照。能肯定的一点是, 共振造成了网络舆情边际效益递增, 而其他预测尚有些不清晰之处。

对网络舆情共振负向引发因子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包括分析网络信息病毒式传播的几何递增效果;验证网络虚拟性所带来的对虚假信息无限放任的观点 (实名制社区与匿名制社区对照) ;观测局部事件的放大效应、制造所谓内幕消息的“眼球”效应、少数人操控效应、集体煽情效应等如何造成舆情因变事项的恶性发展, 当然也应看到网络舆情共振中存在偶然引发因素的不可预见性。

对网络舆情共振干预手段适用性的研究。舆情疏导的介入方式与其成熟度、政治影响度、网站类型有很大关系。研究的目标是想探索舆情事态分极标准, 进而确定舆情的具体化解手段。其中手段的“针对性”、“脱敏化”、“灵活性”、“示范性”和“参照性”是重要指标。

对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 (如图三所示 (3) ) 的研究。这部分内容的某些片段涉及工科中的网络信息科学, 目的是想通过技术来解决网络舆情信息的汇集、分析、报送与反馈 (比如舆情信息主观屏蔽数与客观存在数对比、舆情载体分布对比、舆情关键词增量对比、舆情传播路径对比、置顶新闻跟帖数及变化、舆情载体共振点出现与消失等) , 让数据说话, 进而确定对网络舆情共振的预警规划。通过对多主题舆情共振生命周期的确定和评鉴, 建立起一套回应网络舆情共振的系统。

在上述研究内容圈定之后, 大致可以确认研究框架是以网络舆情传播本体、价值体系和作用影响为对象, 以揭示网络舆情共振现象背后的各种原因为目标, 描述十年来, 尤其是近三年在社会矛盾凸显、网络快速普及的情况下, 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 从而展现对其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接下来是研究方法的选取。依据本研究的特点采用质化研究为主, 量化研究为辅的方式。其中包括文献研究法:从已有文献出发, 对近十年来网络舆情的论文和著作按内涵、类别进行解读, 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结论, 将这些结论融入本课题的研究框架 (时间上的纵断研究) ;实地观察法:从网络舆情的现实出发, 既遵从政府的权威导向, 也承认研究中的逻辑、直觉和科学的重要性, 选取多个标本性网络舆情个案进行剖析, 完成从感性材料到理性认识的上升 (时间上的横断持续研究) ;一定的实证研究:数据一方面来自CNNIC/i Research季度报告、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年度报告、人大IRI网络舆情指数周报等;另一方面来自网络观测调查。

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 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中央关于网络传播政策的把握和领会;二是在中国国情的大背景下, 对于网络上不同舆情的定位、定性以及舆情因变事项观测点的选择;三是量化研究中某些网络后台数据的获取。

从本研究前期所占有的资料出发, 不难发现:一、网络舆情载体主要分布在新闻、论坛、博客和微博客板块。微博客填平了互联网与通信网之间的界限, 有效突破了信息屏障, 变为爆料平台;而博客则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默默地、渐进地传播思想的阵地。它们与以前的新闻、论坛一起构成网络公共空间, 其中人民意见的无穷组合和人民智力的相互借力造就了网络舆情的共振, “民间舆论的独立源头由此显现” (4) 。二、网络舆情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关怀, “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 让亿万人同时参与, 让亿万人默默作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 (5) , 这无疑提示我们民气可用、民怨可畏。三、在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个人极端事件的网络传播中, 网民非理性情绪和极端言论容易抬头和蔓延, 所形成的负面舆情共振可能造成对社会的极大破坏。

这是一个研究的假设也是希望求证的结论:在防止网络舆情的共振中, 像过滤、删帖、封堵等强力手段, 可有针对性地使用, 但不能成为最普遍的方式;学会即时回应一定时间一定地点的民意, 快速启动危机公关预案应该成为应对网络舆情共振不可缺少的部分, 然而它也并非百分之百可靠;只有进一步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 修复政府公信力, 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 才是维护稳定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

[2].展江、张金玺:《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3].王强华、王荣泰、徐华西:《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的若干定律》,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年版。

8.网络舆情处理思考篇八

网络舆情研判的类型分析及其制度建设的途径思考

●李昌祖

网络舆情研判已经成为基层组织的常态工作，但在实践中理念的模糊造成了制度建设的空白，也出现了网络舆情研判与网络舆情处置混同的现象。本文分析了网络舆情研判与网络舆情处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即时研判与深度研判的两种模式及相应的制度建设，旨在为实践工作提供新思路。

舆情管理；实情研判；即时研判；深度研判

网络舆情管理是各级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展网络舆情研判工作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管理的关键环节。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往往容易把社会“网络舆情研判”简单地理解为地方政府对社会网络舆情的应急处理。鉴于此，本文旨在厘清两者的关系，并探讨如何进行网络舆情研判工作，这也是一个网络舆情管理的基础性问题。

一、网络舆情研判与网络舆情处理的关系

网络舆情研判和网络舆情处理是地方政府进行网络舆情管理的两大具体措施。网络舆情研判是指通过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和归纳，提取并整理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预警性、线索性和资料性的信息或报告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从基础的、散乱无序的内容中提取专门而有序的综合信息。

网络舆情研判和网络舆情处理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又具备了各自不同的内涵。舆情必须及时应对，这就是舆情处理。而网络舆情研判是网络舆情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网络舆情处理不能局限于研判工作，它还包括网络舆情管理内容。同时，网络舆情研判也不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具体处理阶段的研判工作，还应该从收集到的信息中提取网民关注的话题、事件，挖掘和统计网民的看法、态度，从中发现舆情中的热点话题，预测热点话题的发展趋势，并对过热的话题和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发布预警信息。由此可见，网络舆情研判不等于网络舆情处理。

二、网络舆情研判的两种模式：即时研判和深度研判

1.即时研判。所谓即时研判，是指在网络舆情的具体处理中，网络舆情管理者根据本拨舆情的具体内容以及运行的具体情况，对本拨舆情产生的直接原因、本拨舆情的“意见领袖”以及其他意见进行分析，着重对本拨舆情的发展与政府部门的应对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拨舆情下一步的发展状况作出预判。即时研判是网络舆情处理的重要手段，它既是舆情处理工作应当具备的内容，同时，对舆情的预判又是接下来舆情处理的基础。即时研判的内容包括：一是刺激本拨网络舆情产生的中介性社会事项。这是本拨网络舆情的产生源，对它的具体研究与分析是处理本拨网络舆情的首要环节。当然同时需要分析出现这一事项的直接原因，以全面了解本拨舆情的信息，在舆情处理时不至于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二是政府响应状况。主要分析政府响应行为与舆情处理的要求是否合拍。三是信息透明程度。信息公开与透明是网络舆情引导和处理的黄金法则，而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恰恰又是网络舆情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研判。四是政府后续行为与舆情后续发展的相关性。这是即时研判的关键性内容，对这种相关性的把握将决定舆情处理的成败。

2.深度研判。所谓深度研判，是指在舆情处理完毕之后，舆情管理者为了全面了解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特点以及网络舆情运行过程中舆情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对所有舆情信息进行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深度研判是在即时研判之后所作的一次更系统的研判工作，两者的目的不同。即时研判的目的在于能够及时处置网络舆情，后者则侧重于网络舆情运行规律性特征的把握以及对网络舆情主体思想状态的把握。深度研判的内容包括：一是中介性社会事项发生、发展的特点以及规律分析。这是政府管理的应有内容，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排摸社会非稳定因素的过程。二是网民的网络舆情表达方式。这是当前网民行为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进行针对性管理和做好预防工作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网友的言论既有具有建设性观点，也有一些缺乏理性的具有煽动性的发言。因此，对网民舆情表达方式的引导，必须建立在对网民网络舆情表达方式深度研判的基础之上。三是网络舆情中所显示的思想观念。这是新时期网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信息社会中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要加强对这一内容的研判。

三、依据研判与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政府网络舆情研判制度

1.确立有效的舆情收集制度。舆情收集是舆情研判工作的基础，同时，舆情收集总是与舆情应急处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舆情收集中既要有宏观规划，又要有微观实施，从而实现舆情收集工作的可测化。可以依托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舆情信息采集模块和网络舆情研判模块，前者可以包括通用采集和聚焦采集以及页面内容提取，后者包括数据预处理、内容分词和文本聚类等。

2.建立分级分层的研判工作制度。在政府层面成立网络舆情研判工作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确立由宣传部门牵头，公安部门、专项内容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信息化行业主管部门参加，各单位积极参与协作的网络舆情研判工作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需要成立两个层面的研判组织：一是即时研判的组织机构。这一机构主要是由具体的行政职能部门自行组织，而具体行政职能部门的确定以刺激网络舆情的具体的中介性社会事项所涉及的行政职能为依据。二是深度研判的组织机构。这一机构可以由宣传部门牵头，公安部门、专项内容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信息化行业主管部门参加。

3.加强研判队伍建设。宣传部门、公安部门要组建一支网络舆情研判队伍；在各职能部门中要建立网络舆情日常研判队伍。同时，要建立几支专家队伍：一是网络舆情分析师，二是危机谈判专家，三是心理干预专家，四是新闻发言人队伍。但最主要的是具有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舆情管理经验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地方政府应当注重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队伍。

4.确立科学的研判期间。深度研判工作要讲究确立科学的研判期间，形成舆情研判例会制度，定期对网上重大的舆情进行研判，特别是要对重点网站后台监控系统过滤掉的有害信息进行分析，掌握更具动态的、深层次的舆情。

5.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研判方式。深度研判要根据超脱于具体舆情压力的特点，结合研判时间充沛的优势，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研判方式。网上研判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在注重信息收集的完整性的前提下，建立网络舆情分析系统。该系统除了网络舆情分析模块外，还应该建立用户权限管理模块、系统管理配置模块、综合查询模块、热点话题发现模块、敏感话题提取模块、话题趋势预测模块和预警形成模块。网下研判可采取大规模的访谈、调查问卷、专家学者座谈以及依托大学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方式进行研判，以提高研判的质量。

6.借助社会力量建立舆情会商制度。舆情研判应当会商。首先，在既定的研判体制内建立会商制度，最大限度地整合力量，确保舆情研判结果的科学性。其次，以“舆情会商室”的名义在网民中倡导建立舆情会商制度，这是“网上来网上去”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具体体现。在浩瀚如烟的网民中培育理性团体，构筑网民联动的舆情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