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的故事（精选12篇）

1.王安石的故事 篇一

王安石生平简介,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古代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作品大都收集在《王临川集》，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生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着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变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点金成铁的故事

王安石一生写了大量诗文，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佳句名篇。然而，他也有一些修改是弄巧成拙的。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是唐人的名句。诗人以“噪”衬“静”，益显其静;用“鸣”托“幽”，逾显其幽，这两句诗把静景写活了。但王安石看后，却不以为然，大笔一挥，改为“一蝉不噪林逾静，一鸟不鸣山更幽。”王安石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把诗句改得韵味全无，无怪乎当时的诗人黄庭坚讪笑他“点金成铁”。

王安石改诗的故事

王安石手迹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入”字，但“入”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王安石--明月与黄犬

据说，王安石做了宰相后，在政务闲暇时，常常翻阅各地送来的诗文。有一天，他看到广东有个秀才写的诗：“彩蝶双起舞，蝉虫树上鸣。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他看了第一、二句，点头称赞;看到第三、四句，便禁不住暗笑起来：“明月”怎么会叫，“黄犬”岂能卧于花心，必然是少年学子乱弹琴。于是，进屋把这两句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自以为改得好，既用了原韵又切合实际，同时诗味又比较浓。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被迫辞去宰相职务。真是无官一身轻，王安石到各地去游玩。一天，他来到潮州，偶然同当地的一位老秀才谈起这件事。老秀才捻须笑笑说：“大人有所不知，在我们这一带，有种小鸟叫明月鸟，常在夜晚鸣叫;又有一种小虫，色黄，形体依稀若犬，民众习惯称它叫黄犬虫，夜晚喜欢蜷息在花心里。”说得安石面红耳赤。王安石感到内疚，想起几年前乱改那位秀才写的“明月诗”，完全是因为自己无知而铸成的失误。后来，王安石还专程拜访了那位秀才，并当面表示了歉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宋史·王安石列传》

○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

——王安石《上时政疏》

2.王安石的故事 篇二

王安石作诗, 犹如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一样, “意气自许, 诗语惟其所向”, 正因为“惟其所向”、“创撰新奇”, 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才能自成一家。故他的诗歌特点是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故、警辟精绝, 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王安石的诗歌, 首先以识见的超卓、观点的警策见长。他继承了杜甫那种关切社稷的精神, 密切联系现实人生, 内容比较充实, 突破了以诗为诗的局限, 对宋调的形成有开拓之功。从王安石对杜甫的一句称赞:“光掩前人, 而后来无继。”足以看出他对杜甫的喜爱;他还编辑了《老杜诗后集》, 对杜甫的佚诗能辨别真伪;其序《杜工部后集》曰:“予考古之诗, 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 一莫知穷极, 而病未能学也。”[2]从这段话中可看出他要尽力学杜。诗作《杜甫画像》更是评杜的赞美诗。宋初学习晚唐、白体、义山的诗人较多, 王禹偁、林逋、宋祁等虽均曾称颂过杜甫, 但对杜诗的评价提到如此的一个高度, 在宋代王安石要算第一位。在他看来, 杜诗的精髓就是杜甫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所以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将杜甫的高尚人格、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融入进去。王安石不仅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还学习杜诗的章法结构而加以变化, 立意新奇, 讲究锤炼, 具有用典切、对仗工的风格, 对宋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影响。

王安石之诗能够“创撰新奇”, 还得益于积极向韩愈学习。钱钟书先生对王安石学习韩诗, 曾从偷语 (诗语模仿) 、偷意 (诗意效承) 、偷势 (诗势效承) 等方面作了阐释, 清楚勾出王安石承传韩愈的脉络。“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 不知凡几”。[2]在王安石的诗歌里, 韩诗大量议论化、散文化的特色随处可见, 呈现出强烈的理性思辩色彩和大量的识见超群、语言凝练精警的议论的特点。比如其诗作《河北民》最后两句:“汝生不及贞观中, 斗粟数钱无兵戎。”联系贞观之治抨击北宋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命运, 力大思深, 寄意深远。如“闻道长安吹战尘, 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 天下纷纷经几秦”;“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 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些诗句笔锋犀利, 振聋发聩, 并不因议论而丧失艺术追求。另外如《省兵》、《收盐》、《发廪》、《兼并》、《详定试卷二首》作品等以大量议论入诗, 都突出体现了他对国家百姓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思索, 诗中可见韩愈的“以文为诗”的影响。以文为诗的运用, 明显扩大了古诗的散文化倾向。

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之中, 王安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在用字押韵、使事用典等方面的成就与特点, 直接而又深刻影响着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王安石曾说:“诗家病使事太多, 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 如此乃是编事, 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 借事以相发明, 情态毕出, 则用事虽多何所妨?”[3]这里所讲的“自出己意”, 就是诗文要独出新意, 不拘泥前人旧说。体现在王安石的诗歌里, 就是喜欢窜改古人诗句, 铸炼成自己的“新诗”。清人薛涛在《一瓢诗话》评论道:“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 亦有竞胜前人原作者, 在荆公则可, 吾辈则不可。”《容斋续笔》记载, 王安石改了十几次才把“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定下来, 《泊船瓜州》因这一诗话而久负盛名。其实, 把形容词“绿”用为动词的写法, 李白早已有“东风已绿瀛洲草”之句 (《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 , 其他人也反复使用过多次, 但王安石这字改动后句子最为亲切自然而形象鲜明, 的确“竞胜前人原作者”, 最能表现出江南风光的喜人之处。在荆公笔下, “化用”和“剽窃”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 两者中间有一个如何捏拿、把握的度的问题。叶梦得说他是“博观而约取”[4]。的确, 凭藉王安石广博精深的知识, 化用前人语汇何等方便, 筛选出有用的精华来吸收是相当容易的事。如《暮春》中的“雨花红半堕, 烟树碧相依”, 是受了杜甫“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春夜喜雨》) 一联的启发, 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意象, 显示出王安石深厚的艺术功力。有一些诗句, 原诗并不为人所注意, 经王安石化用, 反成警句。如他的名句“可怜无补费精神”是韩愈的“可怜无益费精神”改动一字而已;苏子卿咏梅云:“只言花是雪, 不悟有香来。”王安石巧变为:“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他的“殷勤为解丁香结, 放出枝间自在春”是改自晚唐陆龟蒙的《丁香》:“殷勤解却丁香结, 纵放繁枝散诞春。”等等。这些看上去像是简单地套用前人诗句, 是明目张胆的剽窃, 但将王句和原句对比, 就会发现王句之用意非常深刻, 是“思益精, 而语亦工也”。[5]

在宋代, 化用他人诗句的例子并不少见, 这是诗人广博才学使然, 是“以才学为诗”的风气使然。对于自幼博览群书的王安石来说, 学问和创作的巧妙融合是自然的发露, 是潜意识的发泄。像“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之一) 中, “护田”出自《汉书·西域传》, “排闼”出自《汉书·樊哙传》, 都用了《汉书》中的典故, 而且两者的出处也是相对, 但又不拘于原典, 只借用字面之意, 就获得了死典活用、用典而不使人觉的精妙艺术效果。读者即使不知其典故, 也不妨碍雅俗共赏。王安石用典信手拈来, 随意化用, 让人叹为观止。他在《答曾子固书》提道:“某自百家诸子之书, 至于难家、素问、本草、诸小说, 无所不读。农夫女工, 无所不问。”他读书多, 出入百家, 又不拘于书本。他广博的阅读和多闻强记为其诗歌用典提供了充足的材料。王安石的这种好袭前人诗句、喜用典的努力尝试, 后面为黄庭坚所继承, 并发扬光大, 上升为诗歌理论, 发展为“脱胎换骨”之论。我们可以从一些诗歌中看到两人的传承关系。如黄庭坚六言诗《次韵舍弟题牛氏园》之“春事欲了鹦催, 主人虽贫燕来”, 脱胎于王安石《春日》之“鹦犹求旧友, 燕不背贫家”;黄庭坚《和曹子方杂言》之“三十六陂浸烟水, 想对西江彭蠡湖”, 脱胎于王安石《题西太乙宫壁》之“三十六陂烟水, 白头想见江南”。诸如此类, 足以说明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多受王安石诗的影响。故梁启超说:“荆公之诗, 实导江西派之先河, 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

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 好发议论, 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等, 立意新颖, 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桃源行》是唐代王维作过的旧题, 但王安石之诗风格迥然不同。虽然都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本, 王维诗重在敷衍描写, 王安石诗则重在议论, 感慨天下战乱不息, 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 以立意高、思致深而不同于唐诗风味。翻写前人作过的熟题, 足见王安石的功力。宋人好读书, 在翻案诗中体现自己丰富的学识和不同凡响的见解, 故写翻案诗风行, 而翻案诗大多是咏史的。王安石也不例外, 好作翻案文字, 常能翻去旧案, 别出心裁, 透过数层来说, 新警透辟, 启人心智。看他的一首绝句《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 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 古来何啻万公卿。

和以往咏贾谊的诗人相比, 王安石是一反众说, 见解新警脱俗。唐代诗人多感叹贾谊才高不展的命运, 如刘长卿的《过长沙贾谊宅》:“汉文有道恩犹薄, 湘水无情吊岂知?”李商隐著名七绝《贾谊》:“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而王安石舍弃了对贾谊的同情哀叹, 认为贾谊并非不遇于时, 发出感慨:对贾谊不以为然的名公大臣不都已湮没了, 而贾谊却留下盛名。王安石咏史, 专在议论上见功夫, 使咏史诗如同一篇史论。宋人对此非常赞赏:“荆公咏史诗, 最于义理精深……咏史诗有如此等议论, 他人所不能及。”[6]“王介甫……其咏史绝句, 极有笔力, 当别用一具眼观之。”[7]“值得注意的是, 王安石的咏史诗虽然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 从积极的角度为自己的立场、态度张本, 但他并不会为了给现实张本而去歪曲历史。王安石咏史诗的高明在于, 他既能使读者从其咏史诗中引发对现实的某种思考, 又能使读者达成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更深刻的认识。只有对现实和历史都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 才能做到这一点”。[8]以七绝作咏史之翻案文字者多矣, 在宋代则尤以王安石为突出。像“昭君出塞”这题材, 当时的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王安石都翻了一首, 而他以政治家犀利的眼光, 写出昭君出宫之悲苦实则是入宫之悲苦, 实在是翻新出奇。这样一反传统、立意新奇的咏史诗并不少。王安石勇翻千年公案, 是宋人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

不少人因王安石晚期的诗歌有着“工”“巧”的特点, 对其诗风产生了不同的评议。大多数论者都认为王氏是回归唐音。而吕肖奂在《宋诗体派论》里提出, 从表面上看, 王安石晚期诗歌符合唐音讲求的审美习惯, 但仔细考察, “他的这些诗歌缺少唐音那样的自然浑成, 而更多讲求技巧、法度和才学的‘宋人习气’”;[9]曹大民在《试论王安石的诗歌艺术》一文中也对此提出看法:王安石的绝句虽受晚唐体的影响而工巧精丽, 但不为此所囿, 有能上窥杜甫绝句变格拗律之体势, 成就他精深华妙的风格。诗论家以为他的绝句高于律诗、古诗就是看重它的工丽, “而我们重视他的绝句, 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唐音而有宋调, 生新、劲健, 已是面目一新了”。[10]

王安石的诗歌虽是取法于杜甫、韩愈, 但他的继承不是亦步亦趋, 而是立足于“变”、立足于创新。梁启超在描述北宋诗坛的变迁轨迹时说:“欧梅以冲夷淡远之致, 一洗秾纤绮冶之旧, 而荆公更加以一种瘦硬雄直之气, 为欧梅所未有。故欧梅仅能破坏, 而荆公则破坏而复能建设者。”[11]可以说, 宋诗特色的形成, 关键人物首推王安石。

参考文献

[1][明]胡应麟.诗薮·外编 (卷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211.

[2][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 (卷三十六) .北京:中华书局影龙舒本, 1962:5.

[3]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 2007:173.

[4]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197.

[5][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卷中)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81:419.

[6][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二引胡仔语.北京:中华书局, 1982.8.

[7][宋]曾季貍.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320页。

[8][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1396页。

[9]赵鲲.论王安石的绝句.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2003.

[10]吕肖奂.宋诗体派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7:93, 第1版.

[11]华东师大学报.1994, (2) .

3.王安石的故事 篇三

杜子野一本正经地说：“有的笔头上会长花，有的不会长，只是我们肉眼难以分辨啊!”

王安石见先生如此认真，便说：“那么，先生能给我找一支生花笔吗?”

杜子野沉思了一会儿，从内屋拿出 大捆毛笔，对王安石说：“这九百九十九支毛笔里，有一支是生花笔，但究竟是哪一支，连我也辨别不清楚，你自己找吧。”

王安石恭敬地向先生鞠了一躬，说：“请先生指教。”

杜子野严肃地说：“你用每支笔去写文章，写完一支再换一支，定能从中寻得生花笔。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

从此，王安石按照先生的指教，每日苦读诗书，勤练文章。几年后，他足足写秃了五百支毛笔，可是这些笔写出来的文章仍属一般，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从中找出生花笔。他有些泄气，于是又去问杜子野先生：“先生，我怎么还没发现生花笔呢?”

杜子野没有说什么，而是饱蘸墨汁，挥笔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大字。又过了几年，王安石写秃了九百九十八支笔，仅剩一支。一天深夜，他提起第九百九十九支毛笔写了一篇《策论》。突然，他觉得自己文思泉涌，行笔如云，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很快就完成了。写完，他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喊：“找到了，我找到生花笔了!”

4.王安石思乡的小故事 篇四

这句话出自《泊船瓜洲》，诗人借用“春风”来表现他的第二层深意，当时王安石被宋神宗恢复宰相之位，王安石上京入职，这无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重新燃起新希望，就像春风吹过，大地复苏之感。一个绿字将江岸两边的春色描绘的淋漓尽致，极富表现力。

2.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出自王安石的《读史》，这是一首咏史诗，表达诗人对于后人对自己评价的忧虑，在当世当时都难以将一件事表述清楚，更何况是后世呢?古人留下的也只是糟粕，真正的好东西流传不下来的，就像画像再好的画师也画不出其精气神。

这首作品中，诗人忧己忧古人，从而起到警示作用，告诉后人史书记载也不准确，大家要相信历史真相。

3.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出自王安石的《梅花》，在诗中王安石赞美梅花的坚强与高雅，在严寒的冬日，它依然独自绽放。从而情感升华，从赞美梅花升华到颂扬在逆境中努力奋斗的人，这群人不畏强权，坚持理想，不放弃，奋斗在第一线，诗人给予最肯定的评价。

5.欧阳修和王安石的故事 篇五

欧阳修和王安石的故事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无论是在政坛还是文坛都有其的足记，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参与攥写了《新唐书》《五代史》等作品，也是古文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其在政治上推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文学上创作了大量的千古佳作，可谓是文坛巨匠。

王安石早期文学受到欧阳修的大力赞言，欧阳修非常欣赏王安石的文学作品，在早期欧阳修对于王安石的帮助是很大的。欧阳修曾经提携过王安石，所以两人交往甚密，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两人都是互相切磋互相学习。

到了晚年，欧阳修的政治思想过于保守，而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则趋于前卫与创新，所以欧阳修成为了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则是新法的.拥护者及推行者。两人政见不同，可谓是政敌，但是在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影响，两人的关系可谓是亦师亦友。

但是另有说法是两人关系恶劣，欧阳修反对变法，多次上书朝廷要求终止青苗法，两人关系恶劣，王安石对欧阳修是深恶痛绝。

但是不得不否认早期欧阳修对于王安石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上，但是两人的关系至今也说不清楚，毕竟已经过去千年。这千年之结在如今也已释怀了吧。

欧阳修领导的运动

欧阳修领导的运动把古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古文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后人应当记住欧阳修领导的运动，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欧阳修领导的运动。

这场运动让文学变得更加有意义，有人说欧阳修是因为他在官场的地位才能发动这场古文运动的。但是无论怎样，这样运动让我们知道学习文字是要让大家看懂，而不是追求生僻让别人看不懂。写文章更不是追求表明的奢华，重在文章的实质意义。从韩愈开始的早一批文人已经看出了这一弊端，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又开始追求浮华的文学，这才出现欧阳修又一次领导这场古文运动。

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数很多，参与的人数还包括著名的黄庭坚、苏轼、苏辙等一大批名士和文人。他们也都一致认为进行文学创新的同时，还应当讲究其实质内容。这一重要思想欧阳修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种趋势。据说他在做官的时候审批一个学子的文章，那个学子的文章写的非常的好，只不过出现了一些生僻的字。原本出色的文章被他拒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一直注重文章简单易懂。他认为：文字是拿出来给别人看的，而不是追求让人看不懂。他倡导的这一股风气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在后期才能看到很多简单易懂的文章。

6.王安石与对联里的爱情故事 篇六

王安石一看,赞叹道:真是好句。可惜我没有时间在此地耽搁,如有时间,一定要会会这位才女。感叹自己无缘,只好与书童继续赶路。

王安石会试时,飞书走檄,斐然成章,第一名交卷。主考官是当代著名文豪欧阳修,时任参知政事、太子少师。他见王安石少年英俊,不由心中欢喜。便问到:答题如何呀?王安石道:学生自认尚可。欧阳修一指厅外的.飞虎旗道: 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

王安石知是主考官出联,“身”乃平声,应为下联。以下求上,往往难度较大。转念一想,不由心中“呀”了一下,便答道: 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欧阳修一听,好对,大喜。尔真乃才思敏捷也。王安石却心中暗想:那才女是吾之贤助也。

拜别主考官,王安石急忙赶回馆驿。也不与其他学子考生谈诗论文、聚会饮酒。叫上书童,收拾东西。主仆二人,一人一骑。日夜兼程,赶往江宁马家镇。 这日,王安石主仆二人到了马家镇。只见路上冷冷清清,王安石心中一凉,以为马家小姐已择得佳婿。急忙赶到马府门前,但见两只大灯笼依然挂在门前。一个有字，一个仍是空白。王安石大喜过望,急忙抢上前来。看见两个家人无精打彩,站立门旁.面前有一案,案上笔墨纸砚齐备。王安石拿起笔来,龙飞凤舞,一挥而就。一个家人懒怏怏拿起,送入大堂。

马员外坐在大堂之上,是心神不定。以文择婿已近三个月,各地才子见过无数,竟无一被小姐认可,真急杀老员外了。家人送上对句,马员外也懒得动身,挥手叫丫环拿到内院,由小姐自看。

马家小姐虽也是心中焦虑,毕竟是大家闺秀,言行有矩。接过对句,展开一看, 但见上书: 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笔法刚劲有力,一派大家气势。小姐看着看着,眼圈一红,骂道:冤家,让我等得好苦。丫环一听,急忙跑出报告。马员外顿时喜出望外,命家人:快请才子进来。王安石入堂,以晚生拜见马老。小姐在内隔帘观看。但见王安石英俊年少,气宇昂昂,话声朗朗,已是喜上眉梢。也是王安石满腹经纶,后两关自然轻松而过。两情相悦,终身立定。马老亦是读书之人,谈诗论经也是行家。有此贤婿，自然不会放过。王安石只好着书童回家报讯，让父母前来下聘。

这日,王家聘书、聘礼送到。马府是张灯结彩,锣鼓振天。合家上下,喜气洋洋。正在此时,又有飞报传来,王安石为钦定第四名进士。马家大院顿时一片欢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诸位知道,杜甫有一《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马、王两家一日之内,竟是双喜临门。王安石此时更是喜不自禁,抓起笔来,在红纸上大书连体喜字,家人、丫环纷纷拿去,到处张贴。这就是后来中国人在办婚事时,到处张贴大红双喜的由来。王安石此时仍觉意由未尽，又写一对联:

巧对联成双喜歌; 马灯飞虎结丝罗。

7.王安石的故事 篇七

关键词：《常评事传》,安石,谢安,王安石

在明人张铨 (1575—1621) 为明中期山西文学家常伦 (1593—1526) 所写的评传中有这样的记述 (1) :“ (常伦) 家居, 放情山水, 流连声伎, 常以安石、太白自比。”[1]卷七我们翻阅常伦的相关材料时, 发现有不少今人著述中把上述的“安石”理解为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 (1021—1086) ”。譬如, 刘伟毅主编的《山西历史名人传》[2]241、沁水县志编纂办公室编的《沁水县志》[3]511、晋城市地方志丛书编委会编的《晋城人物传》[4]62等。通过翻查相关史料, 我们认为把“安石”说成“王安石”的理解是错误的。

那么, 他们为什么能把“安石”理解为“王安石”呢?仅仅是《常评事传》中写为“安石”的缘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理解也未免太过草率。咱们来看文中所述, 其中的“太白”, 当然是指唐代大诗人李白 (701—762) 的“字”。如果说这里的“安石”是指王安石的话, 那么为什么这里称谓李白用他的“字”, 而称谓王安石则直接用他的“名”呢?王安石的字是“介甫”, 如果要保持一致的话, 应该用“介甫”才合适, 而不能用“安石”, 作为富有学识的常伦乡人———张铨不至于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再说, 这里为什么把“安石”放在了“太白”的前面, 如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 王安石应在放李白之后才对。还有, 常伦以李白自比还可以理解, 他是欣赏李白的才情和飘逸洒脱之风, 恰与常伦的个性相匹配, 那么他以王安石自比, 学习王安石的什么呢?是学他锐意改革的为政之道吗?显然不是。那么, 是学习他致仕后的闲居生活?如果说这还有点靠谱的话, 那常伦闲居时的“放情山水、流连声伎”, 以及“旷达”、“狂傲”、“自负”的生活方式, 显然与王安石熙宁九年 (1076) 罢相后相对朴实、平淡的生活是大为不同的。

这里的“安石”到底是指谁呢?经过我们的查考, 认为这里的“安石”应指东晋时的政治家谢安 (320—385) 。原因有四条:一是, 谢安, 字安石, 正好与上面的“安石”相符, 而且与“太白”一致, 都是标识所指人的“字”;二是, 从时间上看, 谢安生活的年代在李白之前, 符合历史先后顺序;三是, 谢安在出仕之前, 已经识见深远, 极有胆略, 风流潇洒, 少负重名, 但他并没有仕宦之意, 而是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一起, 谈文论诗, 畅谈玄理, 还常携妓游赏于山水之间, 过着逸士般的悠闲生活, 对于朝廷的征召, 他多次找借口予以推辞, 而这些均与常伦的生活情况有着多处的相似, 这也是常伦自比谢安的重要原因;四是, 在常伦现存的诗、曲中, 多次提到“谢安”及“东山”, 如诗歌《述情上大司徒李公》中“幸亲谢太傅, 东山时见招”[5]卷二。《敬亭行奉赠张中丞公》中“君不见谢傅一为苍生起, 东山之胜今犹传”[5]卷三。散曲【北南吕·干荷叶】六首之四中的“谢安高卧东山上, 逐朝家歌舞醉癫狂”[6]1534。【北中吕·红绣鞋】五首之一“且赏宴东山欢聚, 暂收拾西阁琴书”[6]1536等等, 从其作品中提供的信息也证明“安石”不应是“王安石”。因此, 我们说这里的“安石”应指东晋的谢安, 不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第一卷) (夏商周) [M].法律出版社, 1999.

[2]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3]《大清律例便览·刑律·断狱·囚应禁而不禁》.

[4]《明史·刑法志》.[5]《隋书·刑法志》.[6]《新唐书·刑法志》.

8.于今 王安石的用人 篇八

这一切，只因为王安石导演了一场改革。

这场改革，过程是轰轰烈烈。改革压力之大，阻力之大，透过史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不难体会。赢得了领导核心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力排众议，不惜代价，对政敌和异己几乎是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终于得以把富国强兵的计划一一推行。

改革的结果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宋神宗是位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与司马光推翻王安石的变法，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有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的是关于王安石个人品行的，有的是关于法令本身的。原因被总结了无数次，原因也被总结出无数条。我关注的却是宋史中所引用的朱熹的一段话，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朱熹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改革思路即以“财利兵革为先务”是不赞成的，至于说王安石“引用凶邪，排摈忠直…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王安石用了一批很能干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地方官出身，由于晋升太快，没有经过一级一级的道德“考验”，终于在品行上让反对派抓到了把柄。

王安石用人的基本标准是：同意我的就用，反对我的走人。德高望重的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因为对变法有不同意见，都遭到了排斥；心怀叵测的吕惠卿等人极力附和变法，便成为他的亲信。这个吕惠卿通过变法达到个人仕途的发达，又以变法之名到处搜刮民财，闹得百姓民声哀怨，失去了广大底层平民的拥护，违背了王安石减轻农民的负担的立场和目的。也就是这个吕惠卿，后来对王安石极尽倾轧、陷害、落井下石之能事，王安石的兄弟、儿子都深受其害。手下都是这样的人，怎能取信于民，变法还能成功吗？

“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用人思路自古以来都极有市场，所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王安石写过一篇精彩的短文《读孟尝君传》，他认为孟尝君根本不能称作是善于招贤纳士，因为他门下聚集的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耳”，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聚集的都是鸡鸣狗盗之徒，所以他吸引不了真正有才能的人。这一段论述，简直就是王安石的自省和自责啊！

（作者系知名学者、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区域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

9.历史名人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篇九

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音xū)

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ì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10.王安石的古诗 篇十

1、《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4、《钟山即事》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5、《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6、《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7、《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8、《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9、《残菊》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

10、《入塞》

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次休。

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

11、《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12、《出塞》

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

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

13、《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14、《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

谁零落为谁开?

15、《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

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

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16、《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17、《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18、《明妃曲》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19、《雨过偶书》

霈然甘泽洗尘寰，南亩东郊共慰颜。

地望岁功还物外，天将生意与人间。

霁分星斗风雷静，凉入轩窗枕簟闲。

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

20、《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21、《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池，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22、《诉衷情·营巢燕子逞翱翔》

营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

碧云举翮千里，其奈有鸾皇。

临济处，德山行。果承当。

自时降住，一切天魔，扫地焚香。

23、《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24、《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25、《甘露歌》

其一

尽日含毫难比兴。都无色可并。

万里晴天何处来。真是屑琼瑰。

其二

天寒日暮山谷里。的砾愁成水。

池上渐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

其三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间应未有。

疑是经春雪未消。今日是何朝。

26、《葛溪驿》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来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27、《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

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

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28、《诉衷情·练巾藜杖白云间》

练巾藜杖白云间。有兴即跻攀。

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

尘自扰，性长闲。更无还。

达如周召，究似丘轲，祗个山山。

29、《诉衷情·茫然不肯住林间》

茫然不肯住林间。有处即追攀。

将他死语图度，怎得离真丹。

浆水价，匹如闲。也须还。

11.“言行不一”的王安石 篇十一

流传下来的王安石诗文，给人简约清雅的美感。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甚至用极为邋遢来形容都不为过。

宋代文人朱弁写了一本书名叫《曲洧旧闻》，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王安石生性节俭，平日的饮食相当差。一次，有个姓萧的亲戚拜访王安石，王安石约他吃饭，萧公子很高兴。然而入席时，桌上的饭菜令他大吃一惊——先上了两张饼，再加一盘切成小块的肉，旁边一锅菜汤，其他蔬果一概全无。肉和菜汤口味并不好，萧公子很失望，只是吃了一小块饼，就再也不愿动筷子了。王安石觉得浪费粮食怪可惜的，就当着萧公子的面把他剩下的饼拿过来一扫而光。萧公子见状，灰溜溜地走了。

生活节俭是美德，但是王安石节俭得有些不顾“餐桌礼仪”，似乎不符合堂堂宰相尊贵的身份。非但如此，他甚至都舍不得用水洗衣服、洗澡。《宋史》记载，王安石从不修饰自己的外表，脏衣服照穿，甚至脸脏了也不洗。更过分的是，常年都不洗澡的他，身上生满了虱子，让旁人恶心不已。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曾这样描述王安石：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居然还在和众人评点历史。

不光是同事朋友嫌他脏，就连王安石的老婆都受不了他长期不讲卫生。一年夏天，他从别处借来了一张藤床，美观、凉爽，他和老婆都喜欢得不得了。王安石一时兴起，光着脚爬就到藤床上，老婆看他带着一脚泥踩在床上，立即受不了了，只好命人将藤床物归原主。

能写《伤仲永》，管不了儿子

很多人读过王安石写的名篇《伤仲永》，文章告诫人们：孩子成长，先天素质固然重要，但是否能够成才，关键还要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指导别人头头是道的王安石，轮到自己教子，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溺爱儿子的父亲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宋史》评价王雱为人骄横、狂妄，可王安石对此却从来不闻不问。一天，王安石正和同僚程颢等人商议变法受阻的事，这时候王雱散发赤脚，披着衣裳从屋子里走出，也不打招呼，大大咧咧地坐到父亲和客人中间嚷道：“把反对变法的韩琦、富弼的头砍了，挂到闹市，新法就可以顺利施行！”当时韩、富二人都是当朝权贵，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他们。程颢对王雱的无知妄言十分反感，而王安石只淡淡地说他一句：“儿子，你错了。”之后，继续和大家谈话。

平日里，王安石不但对骄纵成性的王雱不加管束，而且还为他的诗文大肆吹嘘，并指使亲信邓绾、曾布等到神宗面前保荐。熙宁九年，王雱迁龙图阁直学士，成为侍从皇帝的官员，可谓青云直上。

大谈任人唯贤，滥用小人成害

工作上，王安石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他早年有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阐发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可惜，他后来又犯了言行不一的老毛病，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而实际上他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的主要助手吕惠卿，被史书描绘为“奸邪不可用”，在变法遇到挫折时，就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甚至图谋取而代之；另有一位名叫曾布的，最擅长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听闻神宗皇帝怀疑新法，便立即迎合，是个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北宋末年的大奸臣蔡京這个名字恐怕最为今人熟悉，他居然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茭

12.司马光与王安石理财思想之比较 篇十二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当时的朝廷重臣。二人私交甚笃, 一度是志趣相投而又相互倾慕的好朋友。面对北宋财政困难,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感到非改革不可, 两人都曾上书要求改革。王安石在就任三司度支判官时, 曾向皇帝谏言。他认为当时“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 而风俗日以衰坏”, 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不知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 因而力主“改易革新”。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其后于嘉祐六年 (公元1061年) 给仁宗皇帝上“三言”、“五规”中, 也主张革除弊政, 富国强兵。在他们各自的变革中, 两人都把“理财”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司马光曾疾呼“当今之政务, 汲汲于富国安民”, 要求帝王“于天下钱谷常留圣心”。王安石也认为, 当时“公私常以困穷为患”, 就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纵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除了三舍、保甲等, 其他措施都具有理财性质。

但是, 他们二人在理财的具体指导思想、方法与目标等方面, 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二人在理财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财”之旨不同

所谓理财之旨, 是指理财的目的。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理财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但司马光更加注重兼顾统治王朝与百姓的利益, 主张“藏富于民”;而王安石则把统治王朝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司马光信奉“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的理论, 认为国富必须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 所以他把理财的目标定位为首先要“富民”。他曾说“古之王者, 藏之于民。降而不能, 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 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 所以他特别反对以牺牲百姓利益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做法。

王安石理财的目标直接定位为“富国”, 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 以达到中央财用充裕的目的。他曾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民富要依靠国富, 国富后才会福泽百姓。有时, 他甚至会为了实现“富国”的目标而置百姓苦难于不顾。

通过以上可见, 司马光的理财观偏向于“民重国轻”, 具有减轻百姓负担的民本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但是却满足不了统治者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需求。这也是宋神宗不采纳司马光建议的原因之一。而王安石的理财观偏向于“国重民轻”, 具有为了满足君主或者国家需要而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统治者的财政危机, 但是得不到百姓拥护。

二、“生财”之道不同

“生财”是“理财”的基础。对于宋王朝来说, 当时有两种“生财”之道:一是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二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的生财之道偏向第一种。他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工、商各业的积极生产, 主张通过发展各业来增加社会财富, 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早在仁宗末年, 他就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务农通商, 以蕃息财务”。他还重视在“养”的前提下去“取”, “生生之资, 固人所不能无”, 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 以此鼓励各业发展。他认为“夫农工商贾者, 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 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 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 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 虽多不病矣”, 如此“生财”则财用不匮。在司马光看来, 如果“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 则国家何愁不获乎?”反之, 如果只顾眼前利益, 竭泽而渔, 就会“拾麻麦而丧丘山”, 因小而失大。

王安石也知道富国应该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即要使社会财富增加, 应向大自然索取。他把生财的重心放在第二种上, 以经济制裁、法律手段等“生财”之道加强中央对生产、流通、赋税的控制, 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均输法就不是通过发展生产而是通过商品流通领域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至于青苗、募役等法令本意是为了发展生产, 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是“薄息贷款”, 也不是“公家无所其入”, 而是一种封建国家经营的高利贷, 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财政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司马光在对待财富上是用静态的眼光, 运用朴素的国民财富总体概念来分析财富的分配, 注重发展生产。这种做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比较稳妥的生财法。王安石则是以动态的眼光, 把社会财富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家手中, 迅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虽然这种生财法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 但是现在看来, 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在战争年代或者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需要迅速增加财政收入, 又或者如果转移到国家手中的收入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维持统治者的奢侈消费, 这种方法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政府竭泽而渔, 使人民的负担过重, 就会加剧社会矛盾, 使得国富不能长久。

三、“用财”之度不同

“用财”即对已有财产进行合理的配置, 是“理财”的精髓。

司马光认为造成北宋入不敷出的罪魁祸首是开支过大, 用财无度, 主要反映在“用度太奢, 赏赐不节, 宗室繁多, 官职冗滥, 军旅不精, 此五者”, 所以他主张压缩不必要的开支, “多求不如省费”、“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面对当时从帝王到大臣的奢侈之风, 他强调要从统治阶级自身做起, 压缩宫内开支, 减少赏赐等。司马光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 个人生活非常朴素。与此相反, 王安石则认为当今国用不足, 并不在于官职冗滥、俸禄太厚、赏赐太过, 不主张节省开支, 曾说过“臣虽愚, 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而财政困难在于“理财未得其道”, 如果“理财以其道, 而通其变”, 则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两人曾于熙宁元年, 在延和殿上当着宋神宗的面, 就是否应该在皇帝郊祀时取消赏赐大臣的金帛当庭论战。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不足, 灾害荐臻, 节省冗费, 当自贵近为始, 宜听两府辞赏为便”, 主张“节用”。而王安石则认为免去对大臣的赏赐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赤字问题, 反而有伤朝廷的体面。

在当时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 社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 社会财富增长比较缓慢, 司马光主张的采取减少浮费、节省开支的“节流”思想, 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如果王安石主张的“开支”不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私欲而是用于兴修水利、救济灾困、发展生产的话, 也是有益的。

四、“理财”之义不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主张以义理财。

司马光的以“义”理财基本上继承了儒家“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义利观, 主张“贵义贱利”, 曾说过“彼诚君子耶, 则固不能言利”。在司马光的骨子里是看不起“利”的, 有以“义”制“利”的倾向。但是他也不否定“利”的积极作用, 曾把“利”作为统治百姓的一种手段, “君子所尚者义也, 小人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 利悦小人”。司马光对于利与义的关系认识得也比较清楚, 其在《易说·乾》中精辟地论证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

王安石虽然也提倡以“义”理财, “理天下之财, 不可以无义”。但是他所指的“义”并不是儒家思想的“义”。他认为只要是为国家追求的“利”就是“义”。实际上, 王安石的“义, 固所以为利也”, “政事所以理财, 理财乃所谓义也”等思想都反映出他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王安石之所以给“利”披上一件“义”的外衣, 是因为在当时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为了抵抗司马光等儒家学派的攻击, 他不得不说“为天下理财, 不为征利”。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典型的偏重功利的义利统一论。

司马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而王安石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儒学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

五、“管财”之法不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财政管理上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

司马光主张从财政管理方面彻底整顿现有的机构。鉴于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 无权过问由太府寺主管的供应宫廷生活的内藏库和奉宸库, 皇帝和后宫可以自由支配、挥霍财政收入, 而兵、礼、工各部官员也可以随意开支。这种财政开支失控的局面, 导致“互相侵夺, 又人人得取用之”。所以, 司马光提出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 要求“财有专主”, 即对全国的财政收支进行统一核算, 曾建议设立“总计使”来协助宰相工作, “置总计使之官, 使宰相领之”, 而“凡天下之金帛钱谷, 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 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 总计使者皆统之”。这种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时财政多头管理、支出混乱的问题。在统一管理的思想下, 司马光又提出分级管理, 事分巨细, “小事则官长专达, 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行之”, 改变了过去“三司鞭一胥吏, 开封府补一厢镇之类往往皆须奏闻”的做法。对于每个分管部门, 要求他们年终统一呈报收入和支出的情况, 如果支出多于收入, 就要“察其所以然之理”。司马光的观点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与财政权相分离, 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王安石也很重视财务行政机构的改革。他看到当时的理财机构“三司使”存在很多弊端, 如财政官员“拘于弊法, 内外不以相知, 盈虚不以相辅”, 各路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 “岁有定额, 丰年便道, 可以多致, 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 难以备供, 而不敢不足”, 并且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 造成兵、财、民三权相脱节。所以, 在他变法之初, 就提出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企图突破旧三司的局限, 把各项权利统一起来。虽然制置三司条例司存在的时期制定了一些好的措施, 但是新设“条例司”的政策使过去的“三司使”只管赋税常贡, 而茶、盐、市场、免役等收入归户部管理。这样的财政管理方式, 不仅使财政管理不统一, 而且也导致行政权和财政权不分离。

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理财机构的改革方式不同, 但是二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管理机构在理财中的重要性。这也提醒后人, 要注意理财机构的合理设置。

六、取“才”之术不同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理财人员的选拔。司马光认为, 财政状况的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 “苟得其人, 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 虽有善法, 失先后之施矣”。在他看来, 北宋财政匮乏与朝廷所任官吏偷安苟且, 不懂理财有很大关系。“财用之所以匮之者, 由朝廷不择专晓钱谷之人为之故也”, “有以薄书为烦而不省, 有以钱谷为鄙而不问”, 导致“今日之广大安宁, 财用宜有余而不足”。因此, 他主张挑选懂财务的专门人才管理财政。王安石也很重视人才的使用, 他曾谈到“方今之急, 在于人才而已”, 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必须先要解决“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的问题。他们的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同。司马光重“德”, 讲究“以德贤为本”。他曾说过:“取士之道, 当以德行为先, 其次经术, 其次政事, 其次艺能”, 也就是说他所用之人, 最好是德才兼备的全才。司马光认为人的“德”与“才”的关系是“才者, 德之贤也;德者, 才之帅也”。而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 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 认为“若有一非其道, 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但是他在行动上却过于急功近利、排斥异己、滥用亲信, 过多重视用人的“信念” (即是否支持变法) 和“才” (即是否有治理国家事务的能力) , 而忽视了人的“德”行。为了推行新法, 他坚持宁用普通人也不用反对他的人。纵观历史, 可以看到王安石身边的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继承者, 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 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 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最后, 连王安石自己也感到用人不当。

很明显, 司马光在人才选拔上与王安石相比略胜一筹。但是我们要注意司马光所指的“德”, 属于封建道德规范, 如果我们能赋予这种“德”以新内容 (即对人民办事忠诚、公事公办、作风正派等) , 他的人才观无疑对我国财政领域乃至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都具有指导意义。

七、结论

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北宋的一代名臣, 在处理北宋政治经济危机时, 由于意见相左而成为水火不容的政敌。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二人不同的理财观, 可以说是“皆有所是, 亦皆有所非”, 真是各有千秋啊!如果当时的君主宋神宗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各扬其长, 又或者他俩能相互协调, 而不是“彼以此为流俗, 此以彼为乱常”, 北宋的财政危机或许能得到好的解决。

虽然历史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今天, 我们在借鉴他们的理财思想时, 不应再重犯历史的错, 而应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选择性地借鉴他们的理财思想。

参考文献

[1].张跃.论王安石与司马光义利观之差异.华中科学大学学报, 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