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共8篇）

1.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 篇一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概说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 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 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成就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他的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 等组诗，精神上都与之一脉相承。

西晋时期，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陆机、潘岳等人，于诗歌形式上用力颇多，文才斐然，然内容贫乏，骨力不振。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

此后诗坛的复振，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字元亮，曾更名潜。他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由于时局动荡，他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深感官场险恶、政治污浊，于彭泽令上毅然弃官归田了。他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毅然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淳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人生品格，从他诗中得到艺术养料。

和陶渊明多写田园不同，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谢灵运，系东晋重臣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仕宦不得意，转而放情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 水之美来，叙事、写景、说理兼长，诗风清新自然。他又以炼句著称，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名句，都传诵一时。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脁、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弱，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抄书用典。刻划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倡“声律说”，诗文力求谐调，对于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和谢脁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他又创制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他的诗歌还继承了谢灵运描写山水的传统，但是摒弃了谢灵运铺排板滞的弊病，也绝少玄言的尾巴。虽然不废雕刻和藻绘，但能 归于自然和清绮，所以风格秀逸，情致动人，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击节称赏。

南朝后期，社会风气绮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启唐人之先鞭。

唐宋诗词

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就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

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像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用来抒写自己的奔放不羁的感情。他的七言歌行又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柔不迫，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就认为唐代五、七言绝 句，以李白为最。

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炼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沧桑。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

李杜之外，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亦交织着儿女情肠。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面对盛唐这一诗歌高峰，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孟郊 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律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柳宗元多写被贬之后的悲愤抑郁，山水诗简洁深婉。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

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幽艳晚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典雅华丽，情深意远。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尤有“绮才艳骨”。

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鲜，使人叹服不已。他的门下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入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

但是，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却是词的发展和兴盛。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

词在唐代有所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形式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衷，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迫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为此后词体革新提供了足够驰骋才情的形式基础。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狭隘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 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强，尤其是他那些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明清诗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元人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但字数不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从元武宗时到元末，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竟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了，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 等。

元明清时期，诗歌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但不到四十就被杀，影响有限。此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然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间，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诗内容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晚清诗坛，流派众多，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等人的“同光体”。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综上可见，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长久，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革新，为中华民族先后培植出先秦诗骚、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唐诗、宋词、元曲等一朵朵诗苑奇葩。她不但以自身独特持久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后人不断去欣赏、去品味，而且用她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滋养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去创造新的诗歌艺术、新的民族文化。

2.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 篇二

一、蹴鞠的兴起——黄帝说、战国说

在中国, 关于传统足球 (即蹴鞠) 的出现时间历来有两种说法:黄帝说, 战国说。即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足球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其最早可以追溯至战国时代。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云:“蹴鞠, 黄帝军中之乐, 所以练武士也。或曰:起于战国时。蹋鞠, 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对于蹴鞠的起源, 《七略》中这样记载:“蹴鞠者, 传言黄帝所作。”, 当然因为炎帝和黄帝都是传说, 并无历史可考, 所以说是黄帝所作, 也无非是一种传说, 并没有真实的依据, 但是作为一种行为, 去发展大致是从黄帝时代的部落战争中演化而来的, 可能是各个部落为了强兵, 而实施的一整套军事训练或是生产组织形式, 所以其起源确实非常早。蹴鞠以其独特的竞技性在当时备受推崇。1973年, 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几卷帛书, 这几卷书为《经法·十六经·正乱》, 其中发现在记载中有一段黄帝战胜蚩尤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对于都城的描写, 说在都城里的人娱乐活动就是赏乐观舞、技击赛马、饮酒田猎、各种娱乐活动十分盛行, 这种歌舞升平的环境, 为蹴鞠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史记》和《战国策》中都有关于足球运动的最早记录, 它们都表明在当时齐国的都城, 蹴鞠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 在民间也非常的盛行, 根据齐宣王于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的推测, 我们大致认为在2300年前, 齐国临淄已经开展了非常广泛的足球活动, 蹴鞠已经是一种当时非常盛行的体育和娱乐活动。

2004年2月, 国际足联副秘书长项帕涅在伦敦出席国际足联百年华诞庆典活动时指出:“研究国际足球的历史学家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其依据是蹴鞠与生俱来的竞技性和娱乐性。同年7月,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伊朗“文明杯”足球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足球起源于中国, 并从那里传给了埃及, 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 最后才传到英国。”这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蹴鞠对中国现代足球的始祖地位。

二、蹴鞠的发展———汉代

自秦对六国实施了大一统以后, 对于文化也进行了统一, 蹴鞠运动开始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西汉建立以后, 蹴鞠又一度的再次繁盛了, 汉朝人认为这是一种军队阵列训练的方法, 不仅可以治国, 还有习武的用途, 而且不仅仅如此, 其在汉朝的宫廷中也很常见, 在当时的汉朝, 可以说上自天子皇帝, 下至平民百姓, 从一般妇女儿童, 一直到部队士兵, 都非常推崇这项运动, 所以汉代蹴鞠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足球史上的一次小高潮, 具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西京杂记》记载了刘邦在当上皇帝之后, 为了使父亲安心在未央宫养老, 下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建设新城, 并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到新城, 大兴斗鸡、蹴鞠等娱乐活动。从故事中可以推测, 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老百姓的一种娱乐方式, 到了西汉后期呢, 足球开始打破这种界限, 从老百姓阶层上移到了贵族阶层, 变成了一种上下都喜欢的娱乐活动, 桓宽在《盐铁论》中说, 西汉社会承平日久, “贵人之家, 蹴鞠斗鸡”为乐, 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 穷巷蹴鞠”。蹴鞠是古人居家旅行必备娱乐之物。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记载, 汉武帝在宫中的娱乐项目就是斗鸡和蹴鞠, 而且进行这类活动和比赛, 他的宠臣董贤家里还收集了一些会踢球的门客, 类似现在的球星。所以可以推论, 足球活动在汉代已经有很大的社会面了。

蹴鞠运动的兴盛使得研究也开始出现。汉代就出现了专著专门对于蹴鞠进行研究。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的书籍, 是世界上第一部对于体育进行专门研究的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 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 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 可惜后来失传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时期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项处, 这个因不听名医淳于意的劝诫而继续踢球, 最终导致呕血身亡的人, 有幸成为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第一人。多处考古发现, 在当时皇宫及长安内有专门蹴鞠的场所叫“鞠城”。东汉李尤曾为一座鞠城的完工题写了《鞠城铭》, 其中记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竞技规则:“圆鞠方墙, 仿象阴阳。法月衡对, 二六相当。建长立平, 其例有常, 不以亲疏, 不有阿私。端心平意, 莫怨其非。鞠政犹然, 况乎执机”。有史料可考的是, 汉代蹴鞠队员进行的是一种激烈的、直接对抗性的比赛, 不仅可以对于体质有增强, 还能够对于人的品质进行培养, 其中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勇敢和耐劳。所以蹴鞠被当成一种军事训练手段, 备受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的推崇。同一时期, 女子蹴鞠开始出现。参阅众多出土的汉画像石图案,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梳着高髻的女子, 挥舞长袖, 脚踢足球, 姿态潇洒, 旁边还有乐器伴奏的场面。这说明当时女子蹴鞠盛行的社会常态。

三、蹴鞠的高潮———唐宋

蹴鞠活动在唐宋时代的发展达到极盛, 而宋无疑成为中国传统足球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巅峰的辉煌时代。

参考各朝史书, 不难发现唐宋时代的皇帝都很热衷蹴鞠运动, 皇帝的爱好带动了宫廷中的人, 然后连带着贵族也开始爱好这个蹴鞠, 所以蹴鞠的发展一时间万人空巷。源自汉代的女子蹴鞠在唐代更加盛行, 宫廷内的女子也热衷于此, 教坊司还设有专门蹴鞠“内人”。史载, 唐太宗、玄宗均喜欢观看宫廷女子的蹴鞠运动。唐人撰《内人踢球赋》记述, 当时女子踢起球来, “雷声婉转, 进退有据”“球不离足, 足不离球”“球体兮似珠, 人颜兮似玉”“疑履地兮不履其地, 疑腾虚兮还践其实。”把球、人与技艺等描写得惟妙惟肖, 形象逼真, 成为研究唐代女子蹴鞠的重要史料。到了宋代, 数位皇帝对蹴鞠的推崇居高不下, 在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之后, 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都对这项运动情有独钟, 现在史料可以证明的就是在上海博物馆元代画家钱选所作的《宋太祖蹴鞠图》, 描绘了赵匡胤、赵匡义弟兄俩和大臣们在公务繁忙之时忙里偷闲一起蹴鞠的情景。有史料显示当时女子蹴球是一种没有球门和激烈对抗的“白打”踢法, 描述的就是女子蹴鞠的场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里记载了一位因球技高超而深得皇帝赏识官升至太尉的球星级人物———高俅, 这在侧面上反映了在宋代蹴鞠活动备受推崇的地位。

蹴鞠在宋代的发展是千古来蹴鞠最为鼎盛时期, 而且当时出现了蹴鞠的社团, 全国上下也出现了行业组织,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齐云社”和全国性的蹴鞠比赛“山岳正赛”。这些社团可以看成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专业组织, 它有一项重要的职能, 就是组织全国性的比赛———“山岳正赛”, 按照惯例, 每年举行一次, 目的是对蹴鞠艺人的水平进行评价和考核, 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不入圆社会, 到老不风流”的说法, 可见民间对其的推崇程度之高。此外, 由于蹴鞠已经进入了商业机制, 因此宋代还出现了许多制作鞠的手工业作坊, 这为足球相关的产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经营模式, 有效促成了宋代“旷古绝今”的蹴鞠繁荣。

四、蹴鞠的衰落———元、明、清时期

宋代是蹴鞠运动发展的最后一个盛世, 在此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不可遏制的衰落。中国古代的蹴鞠, 是在元明清三代没落的, 因为其在这三个朝代开始走向了娱乐化和边缘化, 失去了竞技的本职和军事的用途, 逐渐在主流活动中消逝。

蒙古人自入主中原之后, 开始对汉民族盛行的蹴鞠运动实行大力打压。一方面出于蒙古民族习惯于马上运动的本性, 对蹴鞠有着本能的抗拒, 另一方面统治者开始吸取前朝教训, 削弱民间军事势力, 奉行文治, 严格限制民间组织蹴鞠活动。虽然蹴鞠在民间仍然一度流行, 但却逐渐变成了一种纯娱乐化的活动。关汉卿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记载了男女对踢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双方在寻求自身的娱乐, 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技艺供他人欣赏。

到了明朝, 女子取悦男子的一种手段中, 居然蹴鞠就排行在前面, 这个运动变成了与赌博淫乐类似的活动, 这样的联系使之逐步走向了低落, 日益走向穷途末路。萨都剌《妓女蹴鞠》记述了“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女子蹴鞠的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妓女, 大多是一些美女用来取悦客人的手段, 可见当时妓女娱乐客人的手段之一就是蹴鞠, 这时, 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经削弱, 无法再成为一些娱乐活动, 也不能再是皇帝贵族的娱乐活动, 而成为了一种柳巷的调情手段。《明史》上记载, 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 “每出师, 不问军事, 辄携樗蒲、蹴鞠, 拥妇女酣宴。”也记述了踢球已和淫乐联系在了一起的史实。朱元璋称帝之后, 整顿军纪, 严令禁止军人踢球, 这就彻底粉碎了蹴鞠重归主流运动的希望。

在这之后, 清代爱新觉罗一统江山。本身是满族人, 比较爱好骑射, 而且为了对抗前朝的一些制度, 所以在文化上也取缔了前朝的一些习惯, 比如对于蹴鞠就采用了禁止和改造的手段, 这一举措在极大程度上阻遏了蹴鞠运动的发展。乾隆皇帝就下令对于组织蹴鞠活动进行禁止, 这些举措打击了当时已经发展得很好的蹴鞠, 而同时, 为了能够替代蹴鞠, 所以民间开始了新的娱乐活动, 比如踢毽子, 踢毽子运动的兴起则逐步取代了蹴鞠的影响力。至此, 蹴鞠这项古老的运动, 自战国时代兴起, 经历汉代的规模化发展, 在唐宋时代迎来璀璨如彗星的辉煌, 然后在元明的社会异化中逐渐成为脆弱的泡沫, 终于在清代的涤荡中暗自陨落了。这段衰落的历史也成为影响当代中国足球先天畸形、后天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 蹴鞠已经流行了数千年, 而且其运动发展的兴衰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新陈代谢较为符合, 比较具有典型的历史规律, 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沉淀中自然选择和主动淘汰的结果。蹴鞠运动在经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 将中国传统的足球精神发扬到世界各地, 为中国体育后世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未来的足球事业中, 我们应当积极参照史实, 努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将中国传统足球的文化精髓发扬光大, 为我国的现代足球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参考文献

[1]任海.中国古代体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周保平.汉画游戏研究[J].中原文物, 2004 (5) .

[3]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M].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4]黄益苏.传统体育运动[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刘秉, 赵明奇.中国古代足球[M].齐鲁书社, 2008.

3.舌尖上的中国古代发展史 篇三

秦 捣珍 《礼记》 取牛、羊、鹿的脊侧肉，反复捶打，去筋腱，烧熟，再去膜，使肉变柔软即成。

渍 《礼记》 取刚杀的牛羊肉，逆纹路切薄片，浸入美酒，第二天早晨食用，用梅酱等调味。

肝 《礼记》 用狗网油裹狗肝，沾水，然后火烤而成。

淳熬 《礼记》 将肉酱加猪油烧热，浇于糯米饭上，再浇上热猪油。

汉 五侯鲭 《西京杂记》 用肉、鱼等多种原料混合成的菜，类似杂烩。

枸酱 《史记》 用枸叶、枸实做的酱；也可用萎、制作。

犬磔 《东观汉纪》 取狗肉加调料煮烂，再加鸡蛋液拌和，蒸熟然后加重物压扁，冷凝而成，类似今天的肴肉、肉冻。

蒸熊 《齐民要术》 熊治净，煮半熟，然后浸在豉汁中放一夜；另取糯米，先用豉汁浸，再煮成饭；用葱白、生姜、橘皮、盐拌米饭，填入熊内再蒸熟。

唐 镂金龙凤蟹 《清异录》 在糟蟹的壳面上贴上用金箔刻成的龙凤花云图案而成。传说为隋炀帝所创。

鱼含肚 《大业拾遗记》 六至七月时，取二尺多长的鱼，去鳞洗净，放二日，抽去肠，盐腌，后经水洗、日晒、石压多次，再入瓮封口，经二十日即成。

过厅羊 《云仙杂记》 宴会时在客厅前宰羊，由客人自选羊的部位，并系上彩锦作记号，羊蒸熟后，再让客人取食自选的部分。

佛跳墙 《事林广记》 取猪、羊瘦肉，沸水焯后切成骰子块，先用猪、羊油煎微熟，再入酒、醋、盐、花椒等调味料煮熟、焙干而成。

宋 炉焙鸡 《中馈录》 治净的鸡煮成八成熟，剁成小块，入热油锅略炒，然后用盖子盖上。待锅烧至极热，加入酒、醋、盐混合汁液烹之，须连烹数次，待鸡块十分酥时取用。

蒸鲥鱼 《中馈录》 取鲥鱼去肠杂而不去鳞，放器皿中加花椒、砂仁、酱、醋、酒、葱，蒸熟而成。食时再去鳞。

糖醋茄 《中馈录》 取新鲜嫩茄，切成三角块，用沸水焯过，布包压干，盐腌一夜，晒干。再用生姜丝、紫苏拌匀，煎滚糖醋液浇拌浸渍而成。

马思答吉汤 《饮膳正要》 用羊肉、草果、官桂、回回豆子同熬汤，滤净，再下熟回回豆、香粳米、马思答吉调和匀，最后下熟羊肉、芫荽叶而成。

元 松黄汤 《饮食正要》 用羊肉、草果、官桂、回回豆子同熬汤，滤净，熟羊肋骨肉块，松黄汁、生姜汁、炒葱、盐、醋、芫荽叶调和而成。

河西肺 《饮食正要》 将韭菜叶、面粉糊、酥油、胡椒、生姜汁加盐调匀，灌入洗净的羊肺中，把羊肺煮熟，再切割开，浇卤汁食用。

鼓儿签子 《饮食正要》 羊肉、羊尾肉切细，加鸡蛋液、姜、葱、陈皮等调和。灌入羊白肠子中，煮熟，切成鼓形段，再裹上豆粉、面粉、咱夫兰汁、栀子汁调成糊，入油锅炸熟。

带花羊头 《饮食正要》 熟羊头肉切片，熟羊腰子切片，熟羊肚肺切片，生姜、糟姜切片。堆盘，再放上刻有花样的熟鸡蛋及萝卜，浇上调好味的肉汤即成。

明 烧水札 《饮食正要》 水鸟治净，同芫荽末、葱、料物拌匀，或用发酵面包裹入笼蒸，或以酥油面包裹入炉烤。

法鱼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用官颁配方腌制的鱼：把大鲫鱼洗净，去肠杂，然后从鱼鳃下填入用炒盐、麦黄末、神曲末、川椒、莳萝、马芹、红曲配成的调味料，入坛，加好酒，浸没鱼身，再用泥封坛口腌制。多在腊月制作。

锅烧肉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猪肉以及羊肉、鹅、鸭等，用盐、酱、料物腌一二个时辰后，用木棒架在锅中，锅中放油并密封，用文火焖至熟。

生肺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用獐肺或兔肺，洗至洁白，灌入滤净的调好的韭汁、蒜泥、酪、生姜汁混合的液体，再冰镇而成。食时分割给宾客。

清 带冻姜醋鱼 《易牙遗意》 鲤鱼切块，盐腌后用酱煮熟。另把鱼鳞同芥末煮沸，去渣，待汁煮稠，调味，与鲤鱼块同盛于锡器，密封后放入井中冷冻。食用时浇浓姜醋。

燥子蛤蜊 《易牙遗意》 蛤蜊用水煮熟，取肉排放在盛器中；另把肥瘦各半的肉丁加酒煮成半熟，再加酱、花椒、砂仁、葱白、盐、醋调味，勾芡后浇在盛蛤蜊的器皿中。

清蒸肉 《饮馔服食笺》 取煮过的方块猪肉，刮洗净，在皮上打花刀，放汤锣内，在肉下放包有茴香、花椒、草果、官桂的布包，盖上大葱等，隔水蒸熟而成。

4.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历程 篇四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在奴隶社会初期出现了不从事生产、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阶层。《尚书•酒浩》记载有殷人“肇牵牛远服贾”，意思是说商代有人专门用牛车到远处做买卖。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代后期出现了铜币。但是，当时商业行为主要发生于方国部落之间，并且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只起着微小的作用。西周时，商业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但是，商业由奴隶主官府垄断，并没有专门的职官来管理市场。《周礼•地官•质人》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亻卖者质剂焉。”“质人”就是管理市场的经纪人。市场交换的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宝等，凡成交的商品都要由“质人”给买卖双方立书契券约。那时的商人和百工一样，是属于奴隶主贵族的，称为“工商食官”，他们主要是替奴隶主贵族经营，为奴隶主贵族的需要服务。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私商兴起，有的大商人周游列国做生意，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和各国之间的交际，能和诸侯“分庭抗礼”。弦高假借郑国君命犒秦师的故事是很出名的。可见当时大商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地位了。

到了西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都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各中等城市均设有市，连军队驻地、屯戍地区也设有军市。当时城市的市场有固定的地点，叫做“市井”。长安城最初有东、西二市，后增至九市。市井同宅区严格分开，周围有墙，叫，市门叫。市内设有供摆设出卖商品的店铺“商肆”(又叫“市肆”)，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称做“列肆”。另有存放货物的仓库“店”，或称“邸舍”、“廛”。官府对市井控制、管理很严，市门有专职的门吏掌管。市内设官署，置“市令”或“市长”管理、监督交易，还有专管治安的官吏。市井官署设于市楼(旗亭)，楼皆重屋，上悬大鼓，以击鼓来通知开市和闭市。闭市后，市门关闭，不再有任何营业活动，逗留市内不去的人要处罚。凡在市井营业的商人，须向市井官署登记，交纳市租。四川新繁出上的汉代市井画像砖，较全面地表现了当时城市中的市井容貌，是我们了解汉代商业情况的形象资料。

唐代，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商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全国县以上的城镇都有市。长安和洛阳的市最大。都城长安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内有东西对称的商业区一东市和西市，占地都很大，四面八方的商客和外国商人在此交易。唐和汉代一样，市内的店铺叫“肆”，出售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组成“行”，行有“行头”。行是保护同行商人的利益，应付官府交涉事务的组织。据《长安志》记载，东市有“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邸是供客商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染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丝绵行、丝帛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唐代对商业的管理很严。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市场有市令、市丞等负责管理征收商税，凡买卖奴婢、牲口等，均需立契，违者犯法。市场活动有时间限制，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始贸易，日落前三刻，击钲三百下，停止贸易。

唐代对外贸易很发达，“丝绸之路”是陆上对外商业交通要道。沿海的广州、扬州、明州(宁波)、登州(山东蓬莱)等，是亚、非各国来往贸易的重要城市和港口，当地设有“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宋代商品经济有了新发展.商业发达的城市更多了，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也渐繁盛，城市的商业活动打破了唐以前固定于一定地方的制度，取消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北宋都城汴京(开封)是全国商业和交通中心。城内外商店铺席遍布，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有的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城里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有的

酒搂饮客常至千余人。出现了晚问营业的“夜市”。市场上有南方的米、果品、名茶、丝织品，有沿海的水产，西北的牛羊、煤，成都、福建、杭州的纸、印本书籍、有两浙的漆器和各地的陶瓷器、药材、珠玉金银器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上销售，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就是北宋都城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

宋代同行业的商户，组成“商行”，人行的商户称“行户”，东京市上至少有160行，行户有6400多户。据说各行衣着不同，在街上行走，一看便知道是那一行的。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经商。商行又是官府敲榨剥削商人的工具。那时宫廷所需货物，向商人征购，而多拖欠几年不给钱。

随着商业和商行组织的发达，北宋时，市场上开始出现卖货时不用现钱的信用交易“赊卖”，和官营的汇兑机构“便钱条”。当时货币铸造量猛增，仍满足不了需要，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手工业生产者为了推销商品，维持荣誉，还设计使用了商标。山东济南有一家专造功夫细针的刘家针铺，以白兔为商品标记。这块印制白兔商标的铜版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商标。

明代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地区性分工的出现以及分工门类的增多，投入市场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大为增加，并且从过去的以奢侈品为主转为以人民生活、生产的必需品为主，从而更加促进商业的繁荣。商人数量大增，明中叶以后，商人的行会组织向着“会馆”发展。会馆是按地域组成，会馆内又按行业分成“帮”。这些既同乡又同行的会馆行帮组织，为保护自身利益，共同协商价格，相互借贷，合力对外。当然，它仍被豪商富贾所操纵，一般中小商人只能唯命是从，任其宰割。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城镇大量兴起，尤其是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有的在明初还是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到明末已成为拥有几万人口的大市镇了。商业资本也慢慢渗入生产领域，有的以包买商的形式出现，有的商人直接投资开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到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更加活跃。但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封建制度的摧残束缚，几经曲折，发展极为缓慢。在全国范围内，明清时期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居统治地位。

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

1、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

(1)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火耕)

(2)我国农业进入了“耜耕”或“石器锄耕”阶段的标志:松土工具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

(3)商周时期，出现青铜农具。春秋时期，小件铁农具问世。牛耕是我国农用动力上的一次革命。战国时，牛耕初步推广。此后，铁犁牛耕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2、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

(1)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精耕细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2)中国封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

领先世界的古代手工业

了解古代中国在冶金术、制瓷业、丝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取得的主要成就

1.商朝的司母戊鼎世界稀有。2.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利鼓风冶铁。3.魏晋南北朝发明灌钢法

5.中国古代侦查活动发展概况 篇五

侦查学的萌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是侦查活动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完善的时期，是为侦查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的时期。所以，要学好侦查学总论这门课程，我们就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侦查活动的发展。

中国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其侦查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最后岁月。那么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我们可以把侦查活动分为初具雏形时期即中国奴隶社会的侦查和缓慢推进时期即中国封建社会的侦查。但无论是哪个历史阶段，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侦查被包含于司法、行政、军事体系中，而未能有独立形态的侦查职权机构出现。

中国奴隶社会的侦查初具雏形，它作为一项国家职能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必然出现的。夏代，刑起于兵，兵刑同制，掌管军事和司法的官吏统称为“士”、“司寇”、“廷尉”，其职能就包含了刑侦。到了商周两朝，负有侦查之责的官吏有“司寇”、“正史”、“蒙士”等，特别是西周时期在周王之下设专理刑狱的“司寇”，“司寇”之下设“士狮”、“士”，它们为侦查权的主要拥有者。在春秋时代，各国的官吏设置并不统一，具有侦查之责的官吏有“司稽”、“禁暴士”、“禁杀戮”、“司隶”等等，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职责分工。

在奴隶社会中，由于受到低下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侦查没有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侦查制度还十分简朴，侦查方法还带有原始社会中已存在的那种简单的、粗陋的特点，浸染着浓厚的“天罚神判”色彩和原始的公正理念。比如说通过神示来判断案件事实，通过沸水审、滚油审的方式来查明事实。不过，这一时期的侦查还是跳出了原始社会中完全依靠神示、占卜来作出决定的框架，摸索出了自己的刑事侦查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突破。尤其是西周，它在审讯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狱讼不席”，即审讯时，要求当事人都必须到庭，坐席对质的制度；第二，“听狱之两辞”，审讯时重口供，且不排除其它有意义的人证、物证、书证；第三，“五听”，最杰出的成就就是把朴素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侦查中，即“以五听狱讼，求民情”。这些侦查方法证明了我国侦查较早地在崇拜神的同时对人的威力的认同，体现了华夏文明中蕴含的人本主义，这些因素潜在的影响了后世侦查领域中礼治观念和人道理念。

随着铁器和农耕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较早地进入到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侦查在奴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专业化。

秦汉时期，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中，形成了与当时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的侦查职能机构。在国都中，设置“中尉”负责巡查禁备盗贼，执行拘捕等侦查行为；在地方的郡县内，分别设有“郡尉”和“县尉”来处理辖区内的侦查事宜；而县以下的区域，则设置“亭”作为治安机构，亭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做“亭长”，下设“亭父”专事追捕盗贼的工作。秦末时，刘邦就曾作泗水亭长，负责维护辖区内的治安和盗匪追捕工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侦查高度军事化的时期。战争频仍，国家的军事职能得到空前强化，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侦查工作往往交给军事长官来负责。唐宋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成熟，侦察机构在整体上形成了多重并列体系和分工合作的格局。唐朝的左右金吾卫是专门执掌京师治安的两大中央机构，负责捕盗侦查。宋代时期，在全国设有两套具有侦查职能的机构，一套是朝廷委派到地方追捕的机构体系-巡检司，其职责是维护农村、城市、河上、海上、驿道以及边境地区的

社会治安，其主要任务是巡逻、捕盗、缉私和消防；另一套系统则是县尉司系统，由县尉主管，负责辖区内捕捉盗贼。

封建社会后期明清时代，具有侦查职能的国家机构极为庞杂，并开始出现了专门化地趋势。明朝仅负责京师的犯罪侦查职能的就是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和皇帝随时委派的官员；各地方官吏都有捕盗的刑事司法职能，府州设有专职捕盗官员“捕盗通判”、“捕盗同知”，在郡县中，“判官”和“捕盗主簿”专司侦查工作。其中，明代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也都具有特种侦查机关的性质，合称为“厂卫”，它们直属于皇帝，可以侦查、逮捕和预审。清朝时期，中央设有刑部督捕司、内务府负责管辖负责侦查的番役；京师的侦查工作由步军统领衙门和五城兵马司负责，五城兵马司又被划作十坊，各坊设有“司坊”负责本坊的捕盗和治安工作，“司坊”下又设置了“捕役”专责在所辖地区捕盗。地方各省设有五城察院、按察使司、巡检等负责犯罪侦查事宜。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清末，这种侦查格局划分才被打破。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侦查方法也在历史的沉积中缓慢积累，形成了曾经世界领先的侦查体制。

在秦朝，它的侦查成就集中体现在审讯和勘验两个方面：在审讯上，提出了细析详查得真情为上、刑讯逼供为下的审讯原则，三步骤的审讯程式和迂回包抄、分析矛盾的审讯策略；在勘验方面，重视现场勘验和法医鉴定，并对此作出详细的笔录。在秦朝的基础上，汉代对侦查的手段进行了丰富，产生了多种秘密侦查方法，并将其广泛用于侦查实践的侦查方面。例如秘密侦查方法的产生，“以侯侦探，使用罪犯”，即用秘密警察来侦查犯罪动向，同时在打击犯罪集团的首领、惯犯中，对于罪行轻微而愿意改过者，便暂缓追究，责令其立功自赎。例如“以罪犯对付犯罪”的侦破方法，再例如建立犯罪情报资料档案，专门记载与社会治安有关的情况。到了唐朝，法律首次明确规定了勘验鉴定的责任问题，这是勘验方法的一次飞跃。而要说勘验鉴定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我们不得不提宋朝，宋代的刑事检验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这主要体现在宋代三大刑侦著作中，即《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同时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也产生在这一时期，《洗冤集录》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总结尸体检验的法医学著作，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体检验方法和检查所见。其作者宋慈认为，办案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先询问了解事件发生的粗细经过，然后再行勘验，也就是强调现场访问在司法办案中的作用。最后到了明清两代，司法官员们经查访而公判狱讼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且随着办案经验的积累，查访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策略化，既有派员走访，又有亲自调查；既有明查，又有暗访。

总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的侦查方法在勘验现场、调查访问、缉捕人犯、侦查询问、侦查实验、秘密侦查等发面都得到了运用提高，这是两千多年来侦查经验积累的结果，是刑事司法人员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侦查破案、决狱断案的侦查时间，形成的世代相传的一系列的侦查方法。

侦查学1005

张爽

学号31

翟飞

学号26 丁玉松

学号02 阮利辉

6.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发展概述 篇六

上古——口头歌谣

现实主义源头：西周至春秋《诗经》浪漫主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

（代表作家：屈原）

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

（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魏晋南北朝——

1、建安文学：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或 “汉魏风骨”）浪漫主

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

（代表作家：屈原）

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3、两晋文学：

西晋：左思东晋：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

谢（谢灵运 ：开创了山水诗派）

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

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

代表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

《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永明体）、萧纲（宫体诗）、庾信（徐陵、．

庾信体代表作家）．．．．．．

隋唐五代——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

盛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

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常建、储光羲

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中唐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柳宗元

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

刘禹锡（怀古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

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 诗境诡谲）

晚唐小李杜：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诗歌的风格特征： 哀艳

花间词人：温庭筠、韦庄

南唐五代词人：冯延巳、李璟、李煜

宋代——宋诗重理趣

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诚斋体”）、陆游、苏轼

宋词（婉约派：柳永、李清照、姜夔，豪放派：苏轼、辛弃疾）、周邦彦

元代——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张养浩

清代——清诗（龚自珍、黄遵宪）、清词（纳兰性德）

散 文

概述

散文这个名称，随着文学的发展，它的含义和范围也在不断的演变。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现代的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近年来，由于传记、报告文学、杂文等已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体，所以人们又趋于把散文的范围缩小。

古代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散文的分类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

(1)叙事散文：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

(2)抒情散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

(3)写景散文：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

(4)哲理散文：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

散文的主要特点

1、形散而神不散。

“形散”主要是说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神不散”主要是从散文的立意方面说的，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

2、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

作者借助想象与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3、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

散文的鉴赏技法

1、读散文要识得“文眼”。

凡是构思精巧、富有意境或写得含蓄的诗文，往往都有“眼”的安置。

2、读散文要抓住线索，理清作者思路，准确把握文章的立意。

线索通常有以下几种：⑴以事物的形象为线索，如巴金的《灯》；⑵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如杨朔的《荔枝蜜》；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⑷以空间顺序为线索，如朱自清的《绿》；⑸以人物活动为线索，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6）以事理为线索，如唐韬的《琐忆》。

3、注意散文表现手法的特点，深入体会文章的内容。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一、先秦散文

诸子散文（说理）

卜辞—————《尚书》————

（殷商、巫师）（商周、史官）历史散文（记事）

诸子散文

汉代对先秦文化学术进行总结整理，把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代表：

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 法家有《韩非子》；墨家有《墨子》；杂家有《吕氏春秋》等。

文风方面

《论语》言简意赅，《墨子》讲究逻辑，《孟子》言辞雄辩，《庄子》想象奇特，《荀子》论证缜密，《韩非子》犀利峻峭。

历史散文

史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编年体的《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 《春秋》只是编年的大事记,写得比较简约。其中的褒贬是通过一字一句来显示的。后人称之为“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其中的意义很不容易为读者所领会，后来就有解说、补充它的书出来。现存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世称“春秋三传”。

二、汉代散文

政论文 ：贾谊（西）、晁错（西）王充（东）

史传文 ：司马迁（西）、班固（东）汉赋 ：司马相如（西）、扬雄（西）、枚乘（西）、班固（东）、张衡（东）等

《史记》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

赋

赋的产生

赋的特点：“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注重铺陈，词藻华美，色彩绚丽。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子。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登徒子好色赋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汉赋的发展

赋体的流变：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

大赋 ———— 京都赋 ———— 小赋

代表作家、作品：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固的《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

三、魏晋南北朝散文

这个时期的散文具有如下的特征：

①在内容上抒情色彩越来越浓，表达社会政治见解和抒发个人感慨往往密切结合。（写山水景物的散文、抒情小赋）

②在形式上骈偶化倾向逐渐明显,更加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体裁愈益多样化。（骈文）

代表作家： 魏曹氏父子魏晋 阮籍、嵇康

东晋 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归去》）

南朝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骈 文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西瞻博望，北临玄圃，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繫马于凤皇楼柱；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山溪猥至，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

日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踰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

四、唐宋散文

一方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王勃《滕王阁序》），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算骈文中的双璧；另一方面革六朝旧习,有散行流畅的古文。

代表作家：唐宋八大家

韩愈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师说》）

柳宗元

字子厚，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永州八记》）

欧阳修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醉翁亭记》、《伶官传序》）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卒后追谥文忠，后人也称为苏文忠公。（《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

王安石

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于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游褒禅山记》）

曾巩

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墨池记》）

苏洵;文章纵横驰骤（《六国论》）

苏辙:文章汪洋醇厚（《黄州快哉亭记》）

古文运动

背景：

一 文学因素：魏晋以来骈体文盛行，其内容空洞，远离实际。

二 社会因素：中唐之后国势日渐衰微，士子文人想恢复大唐国风、重振国家势力，于是从古代的思想、文学中找出可以改变当时社会的精神价值----儒家思想与先秦两汉散文。

古文：

与骈文相对而言的，更为实用、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

五、元明清散文

元代散文和宋代相比，远为逊色。

明代的散文取材较为广泛，后期散文的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尤其是晚明小品文。清代散文，包括古文和骈文。

小品文

具体指篇幅短小精悍，格调清新自然，抒写性灵，情趣盎然的散文。

袁宏道（中郎）《满井游记》，张岱《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刘基（《卖柑者言》《郁离子》）

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 ”

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时代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唐宋派”（归有

光《项脊轩志》

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

（主张与“公安派”接近）

清：

“桐城派” 方苞讲“义法”（《狱中杂记》）、刘大櫆讲“神”“气”“音节”姚鼐 讲“义理”“考据”“文章”（《登泰山记》）等。

在“桐城派”极盛时期，文学主张和写作倾向与“桐城派” 不同的有袁枚、沈复等

人，袁枚提倡“性灵”，反对模古。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病梅馆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7.中国古代密奏发展史略 篇七

一、密奏的起源和形成

密奏, 即臣子上呈给皇帝的一种议政言事的机密文书, 历代关于“密奏”名称各异。

有“密奏”含义的文体, 最早始于汉代的封事。封事, 即密封的奏章, “言事而不欲宣泄, 重封上之, 故曰封事”[1]805, 是始于西汉宣帝时期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机密文书, 为防泄漏, 用皂囊封缄, “凡章表皆启封, 其言密事, 得皂囊盛”[2], “密奏以皂囊封之, 不使人知, 故曰封事”[3]。囊是一种口袋, 需囊封的文书“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 白素裹两端无缝, 尺一板中约署”[4], 皂囊即为黑色口袋。封事出现的原因是皇帝“以知下情”[5]卷八, 并且“言事而不欲宣泄”[1]805。

封事最早出现于汉宣帝时期不是偶然的, 第一, 由于汉宣帝早年生活于民间, 继帝位后惮于霍氏家族的专权, “上内严惮之, 若有芒刺在背”[5]2958。为突破权臣的信息垄断, 宣帝急需畅通朝臣上书渠道, 多方面了解最真实的下情, 而此时的“三公”把持着朝臣奏事等皇帝获取下情的正式渠道, “诸上书者皆为二封, 署其一曰副, 领尚书者先发副封, 所言不善, 屏去不奏”[5]卷74。巩固帝位的迫切现实需要以及本能的权力欲膨胀使他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渠道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这就使封事的出现有了必要。第二, 汉初吏民上书制度为封事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追根溯源, 上封事制实由汉初吏民上书制度发展演变而来……”[6]第三, 君主专制的强化是封事形成的根本原因, “…… (封事) 是适应皇帝加强集权专制需要的产物……起源于皇帝与权臣之间的矛盾斗争, 是皇帝广耳目视听、制约监控权臣贵戚、强化其独裁专制地位和权势的重要工具。这是它产生的根本原因……”[6]一定的文化总反映一定政治的要求, 封事的出现正反映了西汉中期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的历史特点。封事作为一种臣子与皇帝的秘密交流渠道, 在宣帝诛灭霍氏、和帝剿除窦氏等挫败权臣阴谋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从此, 书呈天子的信息渠道不再受控于权臣而畅通无阻, 从而起到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作用。

“密奏”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 相对于封事, 更突出了大臣秘密上奏的过程性及其机密重要性。但与封事相比, 此时“密奏”一词使用较少。东汉时期, 由于长期处于皇权衰微的状态, 皇帝与众臣间的信息渠道不畅, 所以当时密奏的使用比西汉时更加普遍, 上封事成为“六百石以上”官员的任务, 皇帝经常“……诏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7]卷八。虽然这种规定并不意味着这些大臣从此就永远享有上封事的权力与资格, 但这种以官员的级别, 而不是以某个职位的官员来限定上封事者资格的做法, 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上封事人的人数, 它对扩大皇权的政治基础无疑也是十分有益的。

二、汉代以后的密奏发展

唐代, 密奏被称为“上封”和“封章”。唐代密奏在普遍性、合法性、制度性以及密奏权方面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首先, 唐初密奏比东汉时更加普遍, 甚至成了皇帝了解下情的主要渠道。太宗初年, “时上封者众, 或不切事, 帝厌之, 欲加谯黜, (魏) 徵曰:‘古者立谤木, 欲闻己过。封事, 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 当恣其所陈……”[8]卷九七自此, “密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认可。

武则天当政后, 朝廷内外矛盾尖锐, 为收拢人心、加强对朝廷官僚的控制, 密奏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设置铜匦了。《旧唐书》载:“则天临朝, 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 令熔铜为匦……每日置之于朝堂, 以收天下表疏。”[9]卷五○武则天朝置铜匦, 设专使掌收发密奏的制度, 为武则天以后的唐代诸帝所继承, 贯穿李唐始终, 使得密奏成为唐代占比例最多的一种上奏文体, 一度成为实录编纂的主要来源。《旧唐书》可证:“近见实录多载密疏……今后实录所载章奏, 并须朝廷共知者, 方得纪述, 密疏并请不载。”[9]卷一八上

唐代还首次赋予了朝中某些特定官员 (主要是监察官员, 如谏官、给事中等) 密奏权。“给事中之职, 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 得封奏之……”[10]卷三一此外, 唐代甚至规定“自今尚书省御史台, 所有制敕及官属除不当, 宜封章上论”[11]卷五四, “自今以后, 谏官所献封事, 不限旦晚, 任封状进来, 所由门司, 不得有停滞。”[11]卷五五这说明唐代将给皇帝上密奏发展成为一种官员制度, 并强力保障它畅通无阻地运行。从汉代上封事者无身份地位的限制到唐代上密奏成为特定官员的权力这一变化过程表明, 密奏正在日益发展成为皇帝维护统治秩序、加强君主专制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明代属于密奏性质的主要是“密揭”。揭帖是明代专供阁臣使用的正式上行官文书, 多用文渊阁印来封识。所谓密揭即秘密揭帖。明代是密奏的高度发展时期。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设置了专管密奏的机构通政司, “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 “有径自封进者则参驳。午朝则引奏臣民之言事者, 有机密则不时入奏。”通政司的设置不仅打破了明初“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省”与中书省臣先阅朝臣密奏的政治传统, 也达到了加强皇权的目的, 《菽园杂记》一针见血地指出“通政司所以出纳王命, 为朝廷之喉舌, 宣达下情, 广朝廷之聪明, 于政体关系最重也。洪武、永乐间, 实封皆自御前开拆, 故奸臣有事即露, 无幸免者。”这些步骤与措施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无疑都与明代不断侵夺中书省权乃至最终废除中书丞相、加强君主专制密切相关, 密奏在政治角逐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可。

清代, 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 以密奏方式进言议政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突出表现为密折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绝大部分政事都是通过奏折和朱批奏折讨论决定并指导和监督其实行。奏折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 “是清代君臣之间商讨政务的最重要的工具”[12], 形成所谓的“密折政治”。

密折正式文书地位的确立, 代表了密奏发展的顶峰。密奏最终得以在清代确立其合法文书的地位, 笔者以为, 其原因包括:第一, 康乾盛世的繁荣背后, 亦隐藏着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凸显、封建制度衰落的社会危机。“小报告”的盛行以及正式化, 也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危机的蔓延。第二, 清代, 君主专制空前强化, 并取得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支持, 这就使监督、制约臣民的行为公开化了, 这种“公开化”在文书制度上的表现就是“密折政治”的盛行。第三, 满洲少数民族, 要很好地驾驭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汉民族, 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监督来镇压汉民族的反抗, 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种监督应该是全方位的, 不仅包括国家机构的完善, 也包括信息的通达。“清代以前君主专制的加强, 通常是通过调整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 特别是唐宋时期。明清后除了在调整机构上也做了巨大的变革外, 改革密奏制度, 使密奏取得合法地位, 努力地通下情, 或者说在下情上达时尽可能地减少来自相权的影响, 让真实的信息成为自己决策的可靠依据, 是明清加强君主专制的新特点。”[13]

“奏折制度是一种文书制度, 它的确立, 不像某个官衙的设置, 似乎是无形的, 其实, 它的影响之大, 远远超出了一般衙门的兴废, 它涉及君臣间权力的分配, 皇帝政令的施行, 是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14], 对清王朝中后期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王朝灭亡后, 密奏作为一种封建文书也随着封建专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8.中国古代科举制发展略说 篇八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科举制度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02-023-01

科举是把考试作为主要方式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采用分科考试取士的办法，因此称为科举。从隋开科始创至清末新政废止，在我国科举制历经1300余年。

在隋朝以前，中国是以荐举为主的选官制度。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隋统一后，隋文帝多次下诏“诏举贤良”之士，要求“见善必进，有才必举”，令全国各州以“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科分别向中央举荐人才，参加考试授官。这是中国科举制的开始。隋炀帝时，更把科举考试的科目增加到“四科”和“十科”，而且有了“进士”和“明经”和“秀才”等名目。隋朝科举考试在当时是初创时期，并没有形成制度。仍由地方荐举与中央考试相结合，但实现了由过去的以荐举为主转向以考试为主的过渡。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官史上新的一页。

唐朝继承并大大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使科举考试制度化，逐步成熟。唐代已有较正规的考试程序与考试规则。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唐朝考试科目比隋朝增加了三、四倍，除已有的进士、明经和秀才外，还设置了俊才、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武举等科目。

宋朝科举在沿唐之旧的基础上，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使科举制更为完备。宋朝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为克服考试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改革考试规则，在唐“糊名”（密封考卷上姓名）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誉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以保证公正阅卷。考试时“锁院”，严禁出入，以防内外串通舞弊。

自隋代创立科举制后，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和过去的荐举制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首先，通过公开考试，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鼓励了社会公平、公正竞争，有利于社会进步。其次扩大了官吏选拔途径，吸收大批有才能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官府工作，提高了官僚队伍的素质和统治效能。科举考试还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社会风尚的变化。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两朝制度大体相同，具有制度严密、内容和文体固定化的特点。

综合起来看，清朝的科举制，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一个成功考到最终功名考生，其身份相应经历童生、生员（秀才）、举人、进士由低到高的变化。

第一步考取生员（秀才）。国立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童子初试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的童试，包括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由知府主持的府试，由学政主持的院试。考试合格后录取为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称为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

第二步考取举人。生员首先要通过有由学政主持的预选考试——科考，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后参加在秋天（故称“秋闱”）省会的贡院的举行的乡试。乡试考中了后称为举人，前五名称为“五魁”，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就具备了做官资格。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

第三步考取进士。会试在春季（故称“春试”、“春闱”）于京师贡院，由礼部（故称“礼闱”）主持。中试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为防止科场作弊，从康熙开始，清代规定会试后，贡士还要进行了复试。复试入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殿试多在太和殿进行，由皇帝主持。殿试中榜者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榜称甲榜，也称金榜，因此，中进士称为金榜题名。考中者无论一、二、三甲的人都称为进士。

明代殿试后即给官做。清代除一甲3名外，其余人还要参加一次考试叫朝考，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作为进士授官的依据。

从本质上讲，科举制是封建统治者笼络和收买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的一种手段。《唐摭言》记载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綴行而出，喜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也把科举制当成爬上政治舞台的阶梯。在科举制下，不少读书人终生于科场之中，孜孜于仕宦路途，就像李白所言：“（唐）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明清是科举制度的极盛走向衰亡的时期。明清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君主专制集权，钳制思想文化目的，对科举制进行种种限制，使科举考试日益走向僵化。一方面科举考试的经义、八股文，造成了学子、知识单一、思想僵化、脱离实际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成为革新政治、发展科学文化的重大障碍。随着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和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1905年，清廷终于被迫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 参 考 文 献 ]

[1]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