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意识观（精选6篇）
1.马哲意识观 篇一
考研政治复习物质观和意识观复习要点
在考研政治的学习中，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基础学科，必须夯实基础。而其中的唯物论部分一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唯物论部分一般可以将其分为五个观点：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时空观、实践观。本篇文章将主要阐述唯物论五观中的物质观和意识观。
暑期将至，相信各位考生都已经全面开始了考研学习，但大多数考生仍然是将精力主要放在考研英语或考研数学的学习上，对于考研政治的学习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如果现在还没有开始考研政治的学习，那就有些危险了!如果你的头脑里还是认为考研政治到最后背一背模板和重点即可，那你肯定会和高分失之交臂，甚至会在整个考研中败走麦城!
从现在开始，考生必须开始有计划地对考研政治进行学习。从现在开始，将会用马原暑期学习系列文章来帮助同学们学好马原知识。在考研政治的学习中，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基础学科，必须夯实基础。而其中的唯物论部分一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唯物论部分一般可以将其分为五个观点：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时空观、实践观。下面将会对这五观进行一一阐述，以帮助同学们学习。本篇文章将主要阐述唯物论五观中的物质观和意识观。
(一)物质观
物质观部分考点，一直以来常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查。主要考点有四个：
1.物质的内涵：
列宁对物质概念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来把握物质的。物质范畴是对物质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所作的最高的哲学概括。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本考点主要掌握列宁对物质的定义以及物质的唯一特性。
2.物质观的理论意义：
其一，坚持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原则，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其二，坚持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有力地批判了不可知论。其三，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主张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它们区别开来，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其四，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考点主要掌握两个统一，即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记住：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3.社会的物质性：
社会的物质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界，是整个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还要以自然界为基础。离开了自然界，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便无法进行，脱离一定的自然环境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其次，人们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虽然有意识作指导，但仍然是以物质力量改造物质力量的活动，仍然是物质的活动。仅仅停留在意识或思想的.范围内，人类是无法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最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性。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
本考点主要掌握人类社会也是物质性的存在，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4.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的内容包括：其一，世界是统一的，即世界的本原是一个;其二，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即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而不是某种“始基”的物体;其三，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统一。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意识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或物质的属性和存在形式;世界上的一切发展、变化和过程都是物质运动的具体表现，其原因在物质世界自身。正如列宁所说：“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原理和原则都是以此为根据和前提的，从而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其实践意义在于，它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本考点主要掌握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于物质的。尤其是列宁所说的：“除了运动者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
(二)意识观
意识观主要包括两个考点，在近年来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比如第17题;第17题;第17题。
1.意识的起源：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意识从其起源来看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在人们的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语言促进了意识的发展。
本考点主要掌握意识产生的两个条件：人脑和社会实践。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并不来源于人脑，意识只能来源于物质。有人脑并不等于有意识。
2.意识的本质：
意识从其本质来看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但又不是物质本身，意识是特殊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意识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在形式上是主观的。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表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并反作用于物质。
本考点主要掌握的是意识的本质，即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所有的意识都能在客观世界中找到其物质“原型”。意识可以反映物质，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但不可以创造物质、决定物质和代替物质。
物质观和意识观是马哲里的基本理论观点，必须熟练掌握，才有助于后面其它考点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掌握考点并结合习题进行巩固。
2.简析陈衡哲的女性意识观 篇二
一、“造命”中的女性
陈衡哲的舅舅庄蕴宽是她“造命”思想的启蒙者，“舅舅经常对我说：世上的人都说命，但对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就是‘造命’，希望你造命，我也希望你能造命——与一切恶劣的命运奋斗。”陈衡哲正是通过这种“造命”精神来表现她的女性意识即女性的独立自强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女性作家，当时的女性意识还没有传播开来，陈衡哲就以其自身的体验并借以文学作品表达出女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女性在面临众多苦难时也要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
陈衡哲的“造命”观中没有太多的大喜大悲，是一种中庸而均衡的人生态度——不放弃斗争，也不安于宿命。陈衡哲开启了女性意识中的“造命”观，这种“造命”观给予人们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性中独显其独立性。
二、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男性的合作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妇女的解放问题在众多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她们对妇女的解放、女权的维护、女性的自由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但她们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对男性的蔑视，她们以女性尖锐刻薄的心态无视男性的价值。而陈衡哲则不然，她有着自身独特的理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女性和男性的对立>中突，看不到男性心理或身体残缺异样的一面，陈衡哲站在高度的女性立场，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寻找和男性的合作，在她的笔下永远呈现出一种和谐的境界。
（二）寻求母性职责
长期以来，人们把生儿育女看作是女性的天职，没有任何的贡献可言，然而陈衡哲认为母职是“家庭的事业”。她认为母职这一“大多数女性的基本职业”，担负着培育下一代身心健康的使命，直接关乎着“民族的命脉”，并不卑贱，反而是极为可敬的。
陈衡哲在女性的生存空间里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无论女性在社会上做何种工作只要对社会有益就是值得尊敬的。履行母性职责正是对男性的一种家庭责任分担，这种母性职责的女性意识已经超出了那些为了得到绝对的女性自由而与家庭划清界限，坚持独身主义的女权意识。从以上两点来看，陈衡哲女性意识的意义在于在和谐中建立与男性的合作关系，履行好母职本分。
三、女性意识的意义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作家才开始进入小说创作，陈衡哲无疑是女性小说创作的开山之祖，并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女性意识。陈衡哲表达的女性意识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她用欢快的号角激励着女性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苦难和不幸，这是陈衡哲女性意识的意义之所在。
在家庭问题上，陈衡哲认为女性不再是家庭的附庸工具，女性可以在家庭定位中找到自身价值。此外，她还强调了女性个人的发展，用理性的思维张扬着女性立场，从这一点看她是站在女性意识的更高程度来探讨女性价值实现的途径。
在古代，中国女性始终尊奉着“女大当嫁”的传统，女性没有任何的自由空间和自我意识，她们唯一的事业就是生儿育女，儒家的男尊女卑观念制约着女性个性意识的发展。陈衡哲通过文学作品也给出了她的女性意识观：女性不一定都要得到爱情或婚姻，也可以考虑自己的事业。她的这一女性意识观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而陈衡哲用小说来探讨“职业和爱情的冲突”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见的，这一点也是她的独特贡献。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的新生儿，陈衡哲对女性问题做出了大量思考，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其他作家，在探索的深度和达到的高度上更有相当的超前性。她以温柔的情感、敏锐的观察、理性的思维，率先为我们塑造了一批觉醒的女性形象，她们是男性的合作者、孩子的良母。同时，陈衡哲用自身的“造命”观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促使女性开创自我价值，她把培养孩子看作是社会职责，认为女性延续着国家、民族的文化，因此作为同时期众多女性作家中的一位，她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
3.马哲意识观 篇三
一、殷人天帝观
殷人以“帝”代天，郭沫若认为，殷商卜辞中称至上神为帝，绝不称天。侯外庐亦认为，殷人所崇拜的不是一般上帝，也不是所谓的“天”，而是“祖先=上帝”的宗教形态。陈家梦提出异议，“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庭……先公先王可宾于天，上帝对时王可以降福祸，示诺否，但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缘关系。”帝可以像君王一样发号施令，祖先是帝廷的臣工，上帝通过祖先传达意愿。任继愈也认为，殷人是祖宗神与天神分离的二元神崇拜。刘泽华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商朝中期以前是二元神分离期，晚期才形成上帝和祖宗一元神的信仰。
以上学者似乎都忽视了对商的人文分析。《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见，“尊神”是一种全民行为，且非一神，而是多神崇拜。陈家梦将殷人的神灵观分为三类:天神、地示、人鬼，掌管自然界的神被殷人称为“帝”，管理人类世界的神也被称为“帝”，显然殷人的神灵观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主宰自然现象的虚拟的神灵，一个是与人王有血缘关系的祖先神灵，这两种神灵都是商王统治的正当性来源。前者掌管天庭的各路神，后者管理人间的社会秩序，马克思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普列汉诺夫也说，“人是社会环境的一个产物，至于神灵，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样造出来的。”殷人比拟人王与臣下的关系，虚构了与天神之间的等级关系。
总之，“帝”概念的产生，是殷商社会阶级差距加大的结果，是殷商王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二、殷人王权意识的发展
民族神的兴衰通常与这个民族的命运相系。殷朝的建立是在征服其他部落的基础上，从一个游牧部落发展为定居于中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强大部落。而帝概念的出现，正反映了殷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王权进一步得到提升的事实。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占卜权力的转移。商朝前期的占卜由贞人与商王共同完成，贞人负责向神灵询问吉凶祸福，充当与神灵交流的中介人，王则是贞人卜问后的发布者或决断者，如武丁卜辞:
壬子卜争贞我其王乍邑帝弗左，若。
癸丑卜争贞勿王乍邑帝若。
丙寅卜古，王告取若。古固曰:若，往。
自贞，王曰ㄓ孕女力。日大曰:女力。
前两条意思是，贞人不赞同修筑城邑。后两条表明贞人也有发布占卜的权力。由此可见，王此时尚未完全掌控神权。相反，贞人不但是神意的传达者，还有显赫的地位。晁福林认为，贞人为各族首领。学者牛长立在对黄国进行考察时发现，有些卜辞就有记录黄王派遣贞人在殷商王朝供职的事实。丁山考证出，祖甲时贞人“先”即祖甲之子廪辛，他有时会代王而卜。据《史记·殷本纪》言，“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在商王朝的发展之路上，诸侯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如汤时“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之位”，太甲时“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雍己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中丁以后“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盘庚时“殷道复兴，诸侯来朝”。贞人一面是王的宗族，与王有一定的血亲关系，另一面又是方国首领，自然不会绝对服从于商王。还有一部分贞人仍未与商融合，他们之所以担任贞人之职，与后世封王即任中央朝廷要职，又有封国为食邑相类似。
但是，在殷商中后期，贞人地位呈下降趋势，神权随即被王完全掌握。董作宾在为甲骨文作分期考察时指出，商后期出现了大批没有记刻贞人名字的卜辞，甚至帝乙和帝辛还亲自担任贞人之职。与贞人地位下降相反的是太史寮职位的上升，他们开始从幕后记录祭祀活动或搜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的工作中走出来，公开参与祭祀活动并主持祭祀和占卜。陈家梦曾就商末卜辞中习见的“工典”做过考证，“乙辛周祭卜辞于每一祭季完毕之时即有工典执行一种仪式，此工典亦可能是为一官名。”此外，从卜问内容看，前期以军政大事为主，后期则是王为己行的占卜内容。简言之，王与贞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王权与族权之间的斗争，王最终剥夺了神职人员对神的专享权，将神权整合于王权之中，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
祖先神灵最后与帝的结合，也是殷人日益发展的王权观念的集中表现。刘泽华指出，在商前期，帝与祖先表现为二元关系，直到晚期才出现帝祖合一的现象。“祖先”本身就是血缘观念的产物，借祖先与后世子孙之间的生理性血缘联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祖先神弥合族类差别的作用。后世子孙在远眺同一祖先时，潜在的政治功利是借祭祀祖先的功绩以加强共同血缘观念，巩固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因为生理性血缘关系，就会存在远近亲疏之别，必然会催生出嫡庶观念，进而服务于王权意识，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同时也是宗法制度确立的必要前提。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祖先崇拜能体现出权力传承的威严与秩序，垄断祭祀话语权，是最高统治者对他族进行精神羁縻的王权政治主题，而“王”则是这一神权内核的起点。那么，把王权归于帝旨，神化王权，商王不仅要夺取贞人的占卜权，还要提升本族祖先神灵的地位，故编造了许多上帝立商的神话，鼓吹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试图从血缘上找到商王独享天命的权威性依据。所以，盘庚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受天命和祖先之命实施刑罚，还将国家治理不好的罪责揽于己身。同样，巫祝向神祗“请示”，再也不是原初单纯地揣测神意，更增加了对王心意的窥测，与其说是“神判”，不如说是一定意义上的“王判”。
三、结论
4.马哲意识观 篇四
摘 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个人访谈法、语句完成投射测验、行为场景实验控制四种方法，以咸宁卫生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了解其所持有的人性观及其行为应对方式，探讨人性观在无意识领域对行为应对方式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人性观与消极应对方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比男生、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学生干部比非学生干部更倾向于相信人性本善且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学生所持人性观与积极应对方式成较弱的的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很弱的负相关。访谈与实验控制说明了人性观对行为应对方式的无意识影响，且发现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感受到爱与信任的存在，形成正确的人性观，进而在遇挫时能采取恰当的行为应对方式。
关键词：人性观 行为应对方式 中职学生
在高度发展的电子化时代，没有经历过历史政治动荡，也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波动且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的90后，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在个性与创造力发展的同时也被责备为是“自我的新新人类”，他们不仅早熟而且更加冷漠和自私，在充斥着对90后负面评价的氛围里，我们很有必要真正深入地去了解他们的人性观。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个别访谈法、语句完成测验、行为场景的实验控制法来研究中职学生所持有的人性观在无意识领域对其行为应对方式的影响机制。
问卷调查中，对不同专业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了咸宁卫校学生800名，使用统一指导语，由课题组老师在同一时间到抽取的各班发放，共发放问卷800份，有效问卷为675份，有效回收率为84.4%。其中护理类专业310人，助产类158人，康复类109人，药剂68人，检验专业35人，卫生保健37人;男生138人，女生532人;一年级264人，二年级406人;独生子女110人，非独生子女556人;城市105人，乡镇213人，农村349人;学生干部309人，非学生干部355人。
个别访谈法中，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采取学生自主报名的方式选取9名(2男7女)被试进行访谈。访谈者由课题组老师担任，按照访谈提纲及制定的流程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深入性访谈，使用录音笔完整地录下访谈过程。
行为场景法中，选取40名被试，首先接受语句完成测验，再接受行为场景的控制，即在已设定的情境中对其人性观及行为应对方式进行问卷回答，测验完毕有效问卷为35份。
从我们选取的中职学生的这个特殊群体中发现，六成以上的学生相信人性本善，三成左右的学生相信人性本恶，可见，90后这一代仍然有一颗善良的心，在喊着“梦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的同时也依然相信人性本善和世间的美好，所以社会对于90后的诸多负面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在行为应对方式的结果中，八成以上的学生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两成以下的采取消极应对方式，且两种应对方式均呈正态分布。积极应对方式包括倾诉、看好的一面、不把问题严重化、采取行动、改变原先的认知、参加活动、克制自己等;消极应对方式包括暂时逃避、吸烟喝酒、等待、试图忘记、依靠别人、接受现实、幻想等。应对方式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三种：第一种可能是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本身多一些;第二种可能则是因为在量表的排版中，12道积极应对方式被排在前面，被试答题的过程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氛围，在习惯性思维的影响下出现了气氛效应;第三种可能是因为社会赞许效应的存在。
在专业的人性观与消极应对方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检验专业的学生在人性观总分上得分远远高出其他专业，即更相信人性本善，而相应的在消极应对方式上采取的也是最少的;相反，卫生保健专业的学生在人性观上分数最低且消极应对方式上得分最高，即倾向于相信人性本恶且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多。原因可能是社会对卫生保健专业的学生期望比较大，导致检验专业的学生就业压力要小于卫生保健专业的学生，卫生保健专业毕业的学生大多需要去做医生，但做医生对于一个中专生来说压力是较大的。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家庭背景与社会职业分类的区别上。在家庭背景中，影响最大的是家里是否有过硬的人际关系，关系比较硬的学生可能在对口类的专业读书的比较多，所以这导致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时所面对的压力也不一样，导致心态也会产生差异。
在生源地与年级的人性观、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应对方式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原因可能在于正如访谈中发现的结果，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人性观的形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生源地上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因为在初中阶段人性观已经基本上定型，所以在卫校的这两个不同年级中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在男女生人性观上，男生更倾向于相信人基本上是邪恶的，这可能是因为男生从社会角度上来看压力大一些，尤其是中专生，也可能是因为卫生学校的专业差异，男生的就业前景没有女生的好，所以使得他们将这种不好的情绪投射到了人性本恶上。
而男女生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差异，可能的解释为男生的承受能力比较强，而女生是群体性的交往，所以身边可能总是有朋友在支持着，这使得两者虽然在人性观上存在差异，但是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差异。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性观上也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相信人性本善，原因可能是因为非独生子女会从兄弟姐妹之间获得支持与帮助。而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差异，可能是独生子女知道只能依靠自己，所以自己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强，非独生子女也能从兄弟姐妹之间获得支持的力量。
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在人性观与积极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学生干部倾向于相信人性本善且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因为学生干部在日常的生活中要给同学做好榜样，在言行上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所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更多;同样，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大多是成绩较优异且学生老师都比较认可的学生，相对于非学生干部，会有更多的积极生活体验，进而对人性也会有较好的看法。 人性观无论是与积极应对方式还是消极应对方式均是低程度的相关，与研究者的假设看起来好像不太符合，这值得研究者在访谈中去仔细探寻原因。而在此的推测，我们暂且认为是因为人性观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心理变量，而应对方式则是随着情境发生变化的不稳定变量，具体产生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受到人性观的`影响，也会受到生活满意度、性格特征等的影响，而往往负面的生活体验给人的印象又是更加深刻的，所以人性观在消极应对方式上的相关性要比积极应对方式的小一些，即消极应对方式更多地受到了负性生活感受的影响。虽然人性观与应对方式是弱相关，但这不一定就说明人性观对应对方式的影响就不大了，可能在人性观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变量，所以有可能人性观与应对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并没有完全违背研究者的假设，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与证明。
也许90后这一代很自我、有很多抱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相信人性的善良、世间的美好。所以我们不要急于给他们一些不好的评价，毕竟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我们应该更多地给予他们积极的关注与理解，让他们那颗善良的本心找到栖息地。因为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持人善观的还是持人性本恶的被试，他们都认为持人善观更好。既然他们有这种希望，作为教育者的我们或者担任着抚养任务的父母都应该让他们这颗希望的种子得到成长。
访谈中同样发现，家庭结构的完整性、经济水平、父母的文化程度对人性观的形成没有很大的影响，而父母持有的人性观以及对待他们的方式却对他们人性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有的虽然缺少父母双亲的爱，但他们依然相信人性本善，以一颗善良的心灵来看待身边的人与事。在大多数人都说社会很黑暗、很现实，要变得“有心机一些”时，他们依然相信持人善观的人会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在遇到挫折时，他们也并不是盲目冲动的，而是积极寻求朋友与长辈的帮助，或者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并且从访谈中发现，他们在回答到人性观对行为应对方式的影响时，都肯定是有影响的，但他们不曾直接的意识到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在人性观形成后就慢慢自动化了。
总之，90后虽然处在一个复杂多元的时代，但他们依然有一颗积极向善的心灵种子，只要我们在日常的教育中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就能让他们的善良的种子不断长大，让善良的人性观意识化，比如说在一定的情境中教会他们换角度思考，对他人多一些理解，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应对方式。
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深入到被试的内心深处，在了解他们最真实的想法的过程中，对人性观对行为应对方式的影响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人性观对应对方式的影响并不像访谈中的发现那么界限分明，并不一定人性本善者更倾向于积极应对、人性本恶者就更多用消极应对，这与被试的性格特质、生活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在探讨人性观对应对方式的影响过程中，必须得在具体的场景中分析才有效，通过行为场景法我们发现人性观在影响应对方式时是结合了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具体感受的，积极的生活感受加上向善的心，才能产生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感受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已慢慢累积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并不能意识到它与人性观会结合起来对我们此时面对的情境产生影响，因为我们的意识是有限的，我们花了太多的注意资源给予我们的行为和结果上，而忽略了来自无限的内心深处人性观力量的影响，由此看来，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感受，关注我们对人性的看法，这都将为我们了解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源，也将正确指引我们的行为。作为教育者以及抚养者应该多给与孩子心灵上的关注，让他们积累越来越多的积极生活体验与感受。
本研究的结论：人性观与行为应对方式是有一定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是微弱的，使得我们很难意识到，它在生活感受的积累下已经逐渐自动化成为一种直觉式的反应。
5.马哲论文 篇五
硕 士 生 论 文
论文题目：
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学 院： 年 级：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4级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崔忠义 2120308
2014年 12月20日
摘要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经深受广大学者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正确认识这一规律,对我国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我国领导人应该真确的利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决定对我国有利的策略。
关键词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马克思主义定义经济基础为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而上层建筑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等。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
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原始氏族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平等合作、共同消费的关系为基础，社会秩序由氏族成员按历来习俗进行调整，因而没有专门的武装集团和暴力机构这样的政治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产生了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观念上层建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相应地形成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具有强制手段的政治上层建筑。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自己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的。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政治上层建筑表面上表现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脱离社会的独立力量。观念上层建筑，特别是哲学等意识形态距离经济基础比较远，往往以曲折的形式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但它们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所产生。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
上层建筑的性质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而决定于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和以地主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或慢或快也要发生变革。同一社会形态内经济基础的量变和部分质变，决定了上层建筑要发生相应的量变和部分质变。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为另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所代替的根本质变，决定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变化的过程不尽相同。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一般较快，而观念上层建筑的变革则一般较慢。
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积极地为自己的经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同时向阻碍、威胁自己经济基础发展的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政治上层建筑运用强制手段，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观念上层建筑则利用舆论工具，论证自己经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规范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统治阶级凭借整个上层建筑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
更为通俗的说,把社会比作一栋大厦，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说明社会与大厦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对于大楼而言，地基是为楼体服务的，同时又制约着楼体，楼体要适应地基。虽然楼体会去保养、加固地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楼体对地基的这种“服务”与地基对楼体的服务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楼体是整个大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而单纯的地基没有任何意义。地基为楼体而存在，楼体绝不是为了地基而存在，从没有楼体为地基服务的道理社会同样如此。上层建筑不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更不是为它而存在的。当然，社会是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一直处在相互影响的变化之中，不像大厦，一旦建成就固定下来。经济作为保证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担负着为思想提供能量，也就是维持肉体健康存在的职责，一旦两项履行了职责，使命即告结束，所以，根本没有发展的必要，有谁没事了总去装修、加固地基呢？！经济再怎么发展也总是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几方面，吃得再饱，有什么意义？充其量是不再制约上层建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筑。况且，经济体越庞大，人的负担越重，对环境的扰动越大，自找麻烦，得不偿失。万吨巨轮总是跑不过轻巧的快艇。所以，经济并不总是需要增长，它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平衡协调性，在于效率和质量，而不在数量，并非多多益善。我们在经济上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上层建筑方面。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生、它们之间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的途径都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先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产生，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前提。因此，一些策略也是我国目前对于发展国家所必须的。
三、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
虽然说是发展经济基础,因为其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来说,有着一定的上层建筑,在目前的情况很明显只有在上层建筑上发展,然后刺激经济基础增长,经济基础增长再刺激上层建筑的发展,进入循环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只有先通过上层建筑的发展,我国才能给迅速的进入社会主义。
（一）反腐倡廉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讨论,国家目前应该采取的政策,反腐政策必须执行,通过反腐倡廉，净化党员队伍，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通过反腐倡廉，凝聚人心，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通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过反腐倡廉，维护社会公平，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保障党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第一，反腐倡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反腐倡廉搞得好，社会的精神风貌就好。就可以从政治、科学、文化等许多方面影响和促进经济建设。
第二，反腐倡廉会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如果我们公务人员廉洁奉公，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力就会获得大的发展。相反，因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会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反腐倡廉能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开展反腐倡廉，一方面惩治腐败分子，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规章制度建设，改善管理，堵塞漏洞，保证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第四，反腐倡廉可以减少腐败行为对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近几年来，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大量经济损失，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那种把反腐倡廉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倡廉会影响经济的观点是完全不对的。
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就是一个例子。以习近平同志为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如何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一开始就确立高标准，一开始就从自身做起，一开始就讲认真动真格，持续向全党全社会传递信心和力量。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综合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优势，解决了一些多年想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上了一本反“四风”的明白账：取消、下放13.7万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查处“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5万多起、6万多人。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送、接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问题1.3万多起、4024人。查处公款吃喝、参与高消费的问题3083起、4144人。清理清退公务用车11.4万多辆，调整清理办公用房面积2227.6万平方米，停建楼堂馆所2580个。压缩“三公”经费530.2亿元，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2.7万多个批次、9.6万多人。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663个，查处弄虚作假的问题436起、418人等等，许多群众感慨说：“人情负担轻了，办事成本低了，社会风气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二）爱国主义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前提
人类社会发展到形成民族、国家之后，随着人们对个人和祖国关系的认识的逐步深化，爱国主义的感情就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了。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对祖国的山河、同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无限热爱；对祖国历史、文化、语言和优良传统，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无比关心；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奉献一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爱国主义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爱国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已胜利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第三步战略目标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需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其次，爱国主义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团结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要发展，既离不开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要更快地发展，除了继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外，还必须努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在全社会发扬敬业奉献精神，做好本职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策略
6.马哲意识观 篇六
【摘要】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理论，讨论意识形态对白睿文《活着》英译本的影响，并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白睿文的文学翻译观及其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 文化相对主义
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有深远的影响。译本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原作在原文化里的影响，更要取决于译入语文化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纳程度。翻译的文化派认为，翻译活动充斥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的结果。他们认为，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选择都可以从意识形态中找到根源。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翻译，能翻译研究跳出过去“对等”概念的局限，帮助翻译研究者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解释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
一、意识形态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重大范式变革，欧洲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学者从文学接受和文化传播的角度，以译文描写替代原文分析，将翻译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和翻译研究的模式。
在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比利时裔美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主要是由两种因素决定，这两种因素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译者本身认同的还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和当时在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从宏观层面上，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的目的，翻译题材，翻译标准，翻译策略；从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具体词语的翻译。而在论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时，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universe of discourse） 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根据勒菲维尔的这一理论，从庄柔玉对翻译意识形态的提法，置白睿文于美国21世纪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来分析他的文学翻译观。
二、《活着》及其译文
《活着》是余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力作，一出现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该作品的英文译本由加洲大学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Michael Berry （白睿文）翻译，于2003年8月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首次出版发行。
《活着》讲述了人承受生活的故事。余华在《活着》中，已不聚焦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人的存在的所有支点，这些支点不只是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情调绝望的呐喊与颤栗，还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着人类引以为豪的生命力。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颂奖词中对余华所作的评价：“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而你，一位中国作家赋予21世纪的生活以道学的精神，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
在《活着》英译文中，译者Michael Berry （白睿文） 在忠实体现原文作者初衷的基础上折射出原作中的人文关怀。白睿文对《活着》的再现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他成功的再现了原作中的语言形式，即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情节，在文本结构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并在人物刻画上与原作相契合。在微观层面上，白睿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传达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特色。余华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佛教也宣扬“苦海无边”，叫人忍受一切。显然，《活着》所表现出来的“忍受”精神留下了佛教影响的烙印，但它排斥了宗佛教对世界、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剔除了佛教对人精神上的麻醉，张扬了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活着》具有民族文化象征的功能。在译文中，白睿文成功的传译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命哲学。而且对于文中特定的文化词汇的翻译，白睿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没有加上自己任何的主观感情色彩。另外原文中的修辞手法，譬如明喻和重复在《活着》英译本中也得到了忠实的再现。照勒菲弗尔的理论来看，白睿文的这些处理主要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他本身的意识形态两个因素决定的。
三、意识形态对白睿文文学翻译的影响
1.文化相对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怀着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对落后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其中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为个中翘楚。
继博厄斯之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从文化和个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该理论的核心人物梅尔赫尔斯科维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点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根据这一说法，跨文化研究 （或译交往）（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就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十一世纪，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东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传通中不仅要对各种文化差异有较深人的掌握，更重要的是不能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判断或解释他人的行为就因该依照他群的文化逻辑或文化模式，并以此为标准。在跨文化交流的新世纪，美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文化相对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而且，余华最终所达到的思考深度仍不过是宿命式的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宗教精神有所不同。但在表现人类共同生命体验上还是非常到位的。因此余华的作品便具有了足够的世界性，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
因此，白睿文在翻译时，不但要考虑自身所处的时代、所属的民族、阶级的文化背景和作品受众的需要，还要考虑原作体现的文化、思想、风格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创作意图，以及译文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等。
2.白睿文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的多数决定最终由译者做出。译者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各种因素，主要是译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这并不说明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恰恰相反，译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处于中心能动的地位，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于他对文本处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活着》的译者白睿文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也是台湾留美汉学家哈佛教授王德威的学生，中文造诣极佳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包括港台海外）文学、华语电影、中国通俗文化和翻译学。
白睿文的翻译策略是跨国界的，他的翻译作品向西方读者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白睿文主要基于自己的爱好：“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
1996年，白睿文翻译了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文国际报章星岛日报评论白睿文先生不仅中文造诣极深，更难得的是他能准确地抓住并传递原作的精神。白睿文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自己的翻译主张：“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
翻译完成后，他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2002年左右，当年拒绝白睿文的世界最大英语商业图书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一位主编却主动联系他，想要出版《活着》的英译本。出版社为了照顾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常常要求译者对译作进行一定的删减和改动，舍弃作者某些文学特质，使作品更为美国化，而白睿文对这种要求选择了说不：“那时编辑寄回给我的译稿，满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我觉得他改得有点过了，离原作的意思有点远，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动都还原，再寄给他。”
以上对白睿文翻译《活着》过程的追溯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译者对原作处理的成因。白睿文的翻译主张体现了他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不仅对原作尊重，对中国文化尊重，而且对翻译工作极为郑重，这些都能解释他在译文中对原作的把握。总而言之，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白睿文文化相对主义的个人意识形态决定了其翻译的行为和结果。在白睿文这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译者与社会的相互交融产生出了这一翻译成果。
白睿文的文学翻译中，他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但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还是相当严重。白睿文力挽中英翻译的意译风尚，以直译的方式向西方读者输入了原质的中国文化，使中外文化交流跃入一个全新的层次，有利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了解。同时，白睿文的文学翻译观也验证了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译者既是意识形态的受控者也是意识形态的操控者，在社会意识形态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下，译者还能通过翻译活动对社会和读者产生重大影响。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翻译活动，无疑是对翻译研究的深化和扩充，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走向了文化的大语境中。
参考文献：
[1]Berry，Michael.To Live：A Novel[M].New York：Anchor-Random House，2003.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C].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b.
[3]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J].南方文坛，2014（6）：48-53.
[4]蒋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 2003（5）.
[5]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 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