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8篇）

1.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篇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根据抽样调查, 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1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另有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 , 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义务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完成了义务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开放程度加深，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知识、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国家、社会情况，使其在进入城市进行工作时，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目标性和目的性。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快地进行社会化。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对职业的期望，也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这导致其在寻找职业之时，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权益的保护，更加关注自我的实现。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龄集中并普遍较低。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调查的结果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从在第一代农民工总数的34.3%，提高到现在在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53.9%。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集中，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8岁之间，其比例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的89.2%。

2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45.9%，平均年龄为20.8岁，标准差为26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年龄相对集中。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正在转型中。过去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思想，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农村工中，女性农民工比例开始上升。同时，也使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年龄趋向年轻化。

（三）普遍处于未婚状态。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调查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农民工中，总数83.7%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总数的16.2%。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0 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3疏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特征也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与城市的工人相比,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只有职工工资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随着年份的累积,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约为29% ,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仅为18%。此外,大多数农民工少有节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视。不少企业也没有为他们提 1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版。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100081)3 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中国社会报/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供相应的保险和社会保障。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显示, 99.39 %的人感觉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视, 73.62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41.72 %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 100 %的女

4性都知道妇联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知道自身的权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懂得通过抗议、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维权意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困境，他们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非城非乡

崔江红:《新生代农民工20年初长成》,《神州》2005年第11期。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就业：高不成 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2.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篇二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发展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 并把它定义为:一是他们的年龄在25岁以下, 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 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距;二是他们还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 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2010年1月31日, 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 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综述

1.1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 (1) 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 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2)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 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 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3) 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1]。王春光 (2001) 通过调查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 初高中毕业, 职业期望值高。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是“闯天下, 寻发展”, 对他们而言, 打工不是为了讨生活, 而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 实现都市梦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 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又使他们渐渐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 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2]。深圳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 男性占46.8%, 女性占53.2%, 两性比例基本持平, 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两者的比例则为62.1%和37.9%。任娜 (2009) 则从思想状态的角度进行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 对城市的政治生活普遍热情较高, 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文章援引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 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从业观念上,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个人成就并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 消费观念更倾向时尚消费型, 婚姻观念方面也更显自由和现代化[3]。

1.2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研究

符平、唐有才 (2009) 研究发现, 流动或者说漂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社会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特征。不过, 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 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但流动频次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 流动的朝向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 体现为垂直流动, 但到第3或第4次流动之后, 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 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也就是说,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轨迹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发展轨迹, 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这同时也说明, 越是流动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 越较少具有市场竞争力, 也更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资本[4]。程艳敏 (2011)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 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5]。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 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业的选择上有更高的期待, 他们不愿再从事脏、险、累的行业, 而是趋向于工作环境较好、对自身发展有前途的行业[6]。

王春光 (2010) 进一步深化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从政策看, 至少有五大拦路虎:就业政策, 农民工失业并不纳入城镇失业率统计范围, 因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职业福利缺失;社会保障的碎片化;子女教育的不平等以及住房安全保障权利的不平等。许传新 (2007) 分别从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生活适应3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现状进行了探讨, 研究表明他们在工作和人际关系适应上处于中等水平而在生活适应上处于较低水平。深圳总工会 (2010) 的调查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生存困境、制度性歧视等问题。全总课题组 (2010) 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面临着与传统农民工相同的问题, 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水平以及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 但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诉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又具有其特殊性。

1.3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的研究

张志胜 (2007) 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受限制、劳动报酬权受侵害、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权缺失等[7]。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2006) 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展开调查, 得出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 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曾煜 (2010) 认为对劳动权益的诉求, 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从忽略生活享受向希望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均得到满足转变;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动转变等等[8]李智水 (2011) 的研究发现, 文化利益诉求是农民工精神层面的诉求, 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健全人格的形成和未来发展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走出校门直接进入企业, 他们的价值观、职业观、爱情观尚未定型。然而, 由于每天工作时间长 (调查中46.3%的人工作8小时以上) 、社交圈较窄、不同行业男女比例不均衡 (船舶制造业男性为主、纺织业女性为主) 等特点, 很容易使他们精神上产生空虚感和孤独感, 他们缺乏自我疏导能力, 加之企业文化建设的不足和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以上网打游戏、聊天等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困惑, 有的甚至导致了一定的心理疾病。他们除了每天工作之外, 还需要企业、社会提供一定的沟通交流的平台、机会、空间或时间, 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9]。

1.4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

许传新 (2007) 通过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适应、人际适应处于中等水平, 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要彻底地改变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完全适应城市社会或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可以成为城市人, 但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城市性”的人。虽然他们为了适应城市社会, 被城市“主流社会”所接纳, 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但还有许多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是他们很难跨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落地未生根”的状态[10]。张建丽等 (2011) 通过调查发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处于阻碍阶段。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歧视, 同时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制度是目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11]。曾煜 (2010) 研究发现, 新、老农民工都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 例如工资被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低、工伤和职业病高发等基本的劳动权益受损的话,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 例如:户籍制度的制约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 以及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低工资收入水平遭遇城市高房价的矛盾成为他们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导致其在城市仍然多以低薪、不稳定和职业危害严重的就业岗位为主;职业规划的欠缺和职业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他们绝大多数面临着结婚、生育和子女教育等问题[8]。

2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足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发现, 现有文献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变迁和利益诉求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 未对其角色变迁的过程、特征变化以及利益诉求方式等进行独立剖析。此外, 因各种困难, 不少研究未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去收集最原始的资料, 未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环境, 因此, 研究的结果不够全面和详实, 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1) 绝大多数研究把新生代农民工看成一个消极的问题社会群体。但是, 王兴周 (2008) 对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这也提示人们, 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定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12]。因此, 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要有积极的角度。

(2) 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停留在对该群体的特征、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描述。尽管一些文献提出了要消除歧视农民工的制度障碍等建议, 但是假如现有制度障碍全部消除,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市民化, 他们依然要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 诸如自身学历偏低、无技能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以体面就业问题为核心的问题集。因而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着力于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探讨如何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后续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劳动法规教育等, 探讨如何让新生代农民有相应就业能力并实现体面的就业, 以此为切入点才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参考文献

[1]“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直面新生代农民工[J].调研世界, 2011 (3) .

[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l (3) .

[3]任娜.两代农民工思想现状的差异性比较[J].江海纵横, 2009 (5) .

[4]符平, 唐有才.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J].浙江社会科学, 2009 (12) .

[5]程艳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J].理论月刊, 2011 (3) .

[6]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 2010-06-21.

[7]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求实, 2007 (1) .

[8]曾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J].北京劳动保障学院学报, 2010 (4) .

[9]李智水.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协调机制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 2011 (2) .

[10]许传新.“落地未生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 2007 (4) .

[11]张健丽, 李雪铭, 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3) .

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浅析 篇三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　影响因素　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制度障碍

城乡对立的二元户籍制度、缺乏流动性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及社会保障等制度上的缺陷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第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与城市居民之间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且被排挤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第二，农村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不利于土地流转，土地产权不能跨区域流动，这从制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土地。第三，与城市市民相比，他们大多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找到工作，且工资待遇低、就业环境差、劳动安全无保障。第四，现行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没有把农民工群体纳入其中，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这样新生代农民工既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又无法加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二）人力资本短缺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一种资本，它涵盖了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后天获取的以其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知识、技能、智能以及体能等决定劳动者整体生产效率的全部因素。人力资本的多少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及其职业技能上。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他们在城市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大多是初中、高中毕业，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职业素养不高，这直接影响到他们进入一些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而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稳定性、薪水的高低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要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职业培训等来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

（三）社会资本匮乏

社会资本分为初级社会资本和次级社会资本。初级社会资本是一种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次级社会资本是当事人在行动中通过后天的努力而不断建构的关系网络，如基于同事、同学关系等建立的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其社会资源网络关系是有限的，多集中于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这种同质性群体之间的互动不利于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圈的扩大，也不利于他们次级社会关系的形成。次级社会资本的建立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提升他们的工作质量，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的意识行为、生活方式等逐渐向城市居民靠拢。总之，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解决生存问题，还可以提升他们在城市中的声誉、人缘等，从而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和技能上的原因，使他们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因此，应该从提高能力入手，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需要发挥政府、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的积极性。政府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组织、资金上的保障。培训机构应该专门设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课程，以就业市场为需要，使职业培训课程与就业市场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能力需求，多设立一些职业实习的岗位，让他们在实践中学到技能，为其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一定的人力资本。

（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局面，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通过平等竞争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

首先，培育与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诸如信息咨询、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方面的综合服务。其次，建立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实现本地和外地人员平等的用工政策，消除对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者的歧视和偏见。再次，发挥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应致力于创建公平的竞争制度与就业环境，培育劳动力市场，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规划、调控、立法、监督，使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出路是他们能够实现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地位、权利、观念、素质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从农村退出环节看，重点是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土地的关系。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以及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重点是进一步推动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以及心理融合，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参考文献：

[1]吴漾.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J].东岳论丛，2009（8）.

[2]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

4.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篇四

如何疏通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节

费学强 陈 洁 王 斌

【摘 要】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进入2011年，“缺工”、“抢人”，这些类似的词一直充斥在我们面前，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

【关键词】新生代 农民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统计，这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进入2011年，“缺工”、“抢人”，这些类似的词一直充斥在我们面前，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断成长和“上一代农民工”的逐步退去，如今“用工荒”形势大有预演预热之势。“缺工”现象业已常态化，原因究竟是什么？

每逢春节前后，全国许多地方“缺工”呼声迭起。我市作为沿海发达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区域内部分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窘境，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调查显示，2011年我市企业用工总量在80万人左右，节后各类企业新增用工和补充节前流失用工需求预测有1.2万人左右的缺口，主要缺工对象是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对此，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千方百计为“用工荒”出谋划策，创造性地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企业招工，主动应对“用工荒”，做到了用工不“慌”。

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特征

当前，企业缺工主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但是这一群体在就业观念上与上一代农民工差异较大，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更加注重自己的权益和应得的各类保障。该群主的主要特征主要有：

（一）职业生存需求提高。当80后也迈入而立之年的时候，90后打工者冲进了城市的求职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把外出务工作为谋求发展的途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作的择业要求较高，除了薪酬待遇要求外，他们重视劳务关系、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工作时间等综合条件，看重劳务付出与劳务报酬的对等，对就业环境、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有自己的要求。

（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一般来讲，待遇既包括薪水工资，也包括其他福利和工作环境、精神生活、发展机会等软件。我市在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2200元左右，低于周边地区。2011年，我市调整了基本工资，大多数企业提高了工资待遇，全市60—70%的企业涨幅达到15%—20%，部分企业提高了30%，但是上涨幅度还是跟不上生活成本提高的幅度，城市生活成本普遍较高，丧失了与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中西部地区也加入争抢“新生代农民工”的饭碗行列。年初，我市就组织企业到陕西、甘肃、宁夏、四川、湖南、云南、广西、河北、贵州等省为企业举办现场招聘活动，虽然为企业招到部分员工，但当地政府和当地用人单位纷纷开出较高薪酬，竭力留住当地人员，对我市引进人力资源造成一定压力。

（三）工作更换频率偏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大部分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的人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其工作满意度较低。

（四）职能要求不完全匹配。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尽管他们受教育年限比他们的父兄普遍更长，但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人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大多数只能从事低端岗位的初级劳动，缺乏专业技能成为他们顺利就业的一大障碍。与 城市劳动力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本领，求职者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企业岗位实际需求不适应．许多企业急缺大量熟练工和技术工，但是多数务工人员缺乏相应技能，造成“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二、目前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动态监测重点企业。为进一步缓解企业“缺工”问题，抓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工作，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重点缺工企业动态监控制度的通知》和苏州市工作要求，我市根据用人单位的规模大小、利税贡献度、容纳就业人员等指标，将年税收净入库超过3000万元等相关指标的企业确定为市人力资源服务的重点企业，并对这些企业的缺工、用工情况实行动态监测管理。此外，还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重点企业缺工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了重点企业的空岗报告制度，利用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应聘资源，为缺工企业服务，同时利用毕业生就业服务资源和与全国各地职业院校、劳务合作基地的资源，为缺工企业推荐好人才。

此外，吴江还根据重点企业的用人需求，发布岗位需求情况信息和求职信息，为求职者和广大用人单位需求岗位提供匹配服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素质特点，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职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缩小求职者和招聘企业的需求差异。

针对长期空岗数量较大的重点企业主动上门听取意见，协助企业查找原因，分析岗位工作水平，指导企业在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招人、用人、留人”方面调整工作思路，积极营造和谐用工环境。

（二）招工阵地积极“前移”。为了保障企业的用工需求，我市结合自身情况，及早谋划，在春节前就对各企业的用工需求作了统计，并利用返乡务工人员高峰期广泛宣传，竭力留住“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早在年前，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以电视广告、横幅宣传、手机短信、海报、宣传单为载体，第一时间将招工信息发布到各镇区、社区、村。同时，“春风行动”招聘活动也在全市范围内火热开展，企业招聘进校园、巡回招聘送岗位、定期举办大型招聘会、开设网络招聘专场，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扩充省外劳务基地。如今，在江苏省内进行校企合作难度较大，因此，我市加强了与省外职业院校的沟通协调，积极开展劳务合作交流，大力引进具有一定技能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企业提供招聘对接平台。今年，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与固原市农业学校、广西桂林技师学院、贵州罗甸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榆林能源工程学校、四川警安职业学院等学校建立起稳固的校企合作关系，达成校企合作协议引进人数5000余人。此外，我市还将招聘工作直接带进了职业技术院校校园，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的交流与洽谈，促成了企业、人力资源公司与职业技术院校的劳务合作，为我市规模化、长期化、稳定化的引进合格“新生代农民工”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三、今后工作的建议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在目前形势下，必须采取有针对性措施，重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缓解企业用工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要以市场为载体、职业介绍、人力资源培训为重点，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服务水平，形成覆盖市、县（市）、乡（镇）、社区四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和发展民间培训机构，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行为，进一步完善劳动事务代理等“一站式”服务，真正是他们和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就业服务，同时要继续加大劳动保障执法力度，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当前，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大量的农民工和企业低端岗位的工人需要接受培训以提升技能。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箭在弦上，届时，企业不再需要大批综合素质不高的、工人从事简单、机械、程序化的操作性工作。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培训力度，整体提高自身素质。稳定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要求，促进就业的关键是要提高其就业能力，而素质的技能培训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一环。当前，首先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培训考核及资金监管办法，规范农民工技能培训。其次，要加大资金投入，足额保证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设立专项资金，整合培训资源，改善人力资源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提高培训质量。

（三）建立公平合理保障机制。当前，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解决企业“缺工”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公平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合理的“新生代农民工”薪酬制度，平等的人力资本投入制度和开放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合理分享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不断的为他们全面发展提供稳定保证和基本渠道。

（四）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各种措施，逐步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入户门槛，在为城市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和购买城市房屋的投资型入户等制度的基础上，把在本市居住多少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入户制度也纳入进来，直至条件成熟，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和地域划分，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起到稳定就业的作用，对于缓解企业“缺工”现象有着重要抑制作用。

5.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篇五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2012年03月16日10:00 来源：《光明日报》

2012年2月25日，韩长赋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小海镇松山村调研，了解农民外出务工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当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考察他们的主要特征、社会关系状况，分析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探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措施，引导这个群体健康发展，逐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具有特别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尚处于社会结构中第三元状态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因其数量庞大和身份独特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他们的劳动技能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镇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他们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因而，需要从治国理政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密切关注这一特殊群体，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分析研究他们的特点和走向，需要用改革、发展的眼光和办法，帮助解决他们在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这一群体在实现环境、身份、观念转变中健康成长、顺利发展。

年轻的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在农村，而就业、生活在城镇。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从出生成长环境看，新生代农民工大体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农村家庭子女，他们出生在农村，父母均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本人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城市就业，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多数；二是农村留守家庭子女，父母双方或一方长年外出打工，把他们留在农村生活、读书，毕业之后像父母一样外出打工；三是务工流动人口子女，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由于父母就业、生活不稳定，他们是在流动状态下长大的；四是务工定居人口子女，父母打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住所，他们在城市出生、读书，毕业后在城市像父母一样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一个出生年代、年龄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基于生长背景环境的变化，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考察：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总体进入小康、农村摆脱贫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生活在温饱的环境中，没有挨过饿。他们进城打工不是为了求得温饱，而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都读完了初中，有些还上过高中，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他们外出打工对就业有更高的预期，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信息通讯高度发达、社会高度开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和乡村文化有了较大差异，外出打工更多地是基于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向往。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比起父辈来就业机会更多，选择余地更大，因而离农倾向也更强，进城定居的愿望更加强烈。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既然来到城里，就不想再回到农村。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仅有1%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乡务农。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获取外部信息的方式更现代化，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和认同。据农业部农研中心调查，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6年，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近30%，显著高于上代农民工。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为了寻求更好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职业期望值较高，而工作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据农研中心调查，有57.1%的新生代农民工两年内至少更换过一次工作，而其中77%的人表示换工作的原因是收入太低和没有发展前途。四是新生代农民工比之父辈心理平衡度较差，对现有生活状况和公平、平等状况不满足，维权意识更为强烈。据农研中心调查，有53.9%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在工作中遇到过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与用工单位领导直接协商解决是他们最常用的维权手段，协商无果后有的会愤而离职，也有少数人会采取极端手段维权。总的看，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年轻的群体，是一个充满活力、成长性和可塑性强的群体，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全社会如何对待、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发挥其作用，将直接影响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走向。

再社会化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并准备扎根城市，面临着一次全新的再社会化过程。他们需要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需要与政府、企业、社区打交道，建立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以适应环境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与输出地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渐行渐远，脱离了乡风民俗的监督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农村对其影响力日益弱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已经处于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匿名状态”。而一个社会群体失去了他的社会背景和行为标准，又没有融入到新的社会环境，很容易产生失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输入地的管理服务跟不上，极易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社会需要尽快填补这项空白。

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小企业的关系。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结构特点，中小企业往往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个雇主，也是最大雇主群体。我国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两个新生的、又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相伴相生，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尽管企业在劳资关系中仍居于强势，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也在悄然上升。作为企业的员工，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渴望更高的工资收入，也希望得到更多的人格尊重和人文关怀。在这一背景下，一味地依靠劳动力低成本来谋求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传统经营方式，只会滋生不满甚至造成矛盾。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与输入地社区的关系。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愿意与城市居民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也愿意为居住地社区的公共事业做出贡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融入当地的程度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着排斥农民工的现象。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农民与市民都是平等的公民。因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和现实问题，不应归咎于进城农民；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受到挤压，应通过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公共服务来加以解决。因此，我们既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要注重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工与市民心理上的隔膜。

新生代农民工与输入地基层政府的关系。作为公民，农民工需要接受当地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也迫切希望能够平等享受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得到就业培训，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为他们主持公道，子女上幼儿园、上学能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能够参加医疗、养老、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而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在寻求政府部门帮助时仍面临一些困难。这反映出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现有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与现实需求。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门与农民工的沟通渠道不顺畅；一些城市发展规划与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不相适应；一些体制和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调适与构建将贯穿始终。

矛盾与纠结：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边缘性特征明显的社会群体，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与困境。这些问题处理得怎样，不仅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而且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第一，稳定就业面临困难，“频繁跳槽、漂泊不定”现象比较普遍，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据统计测算，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没有稳定的就业，就难以有自身的成长积累，难以有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难以有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从当前看是一个产业发展问题，从长远看是一个社会和谐问题。如果总有一部分人处于无业和游荡状态，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权益维护面临困难，“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容易诱发法外维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目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首选仍是基层政府和相关组织。而城市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机制还不完善，应加快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机制，畅通权益诉求渠道，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旦新生代农民工采用现行政治法律体制以外的手段来维权，或者被非法组织所利用，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精神文化生活面临困难，“婚恋不顺、文化生活匮乏”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形成积极乐观的文化心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谈婚论嫁的年龄阶段，婚恋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据农研中心调查，70%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结婚，这与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交友、恋爱、结婚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求。但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他们中很多人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家庭这个细胞缺失，将不利于这个群体走向稳定，从而也不利于社会安定。新生代农民工对人文关怀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与亲人朋友相隔甚远，缺乏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容易心理失衡、情感孤独，一旦有事就有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产生极端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非常强烈，他们是网吧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上网和看电视是他们的主要业余活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总的看，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上常常是孤独的，在精神文化生活上是相对贫乏的。如果不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将很难融入主流文化价值轨道。

第四，发展上升面临困难，“前途迷茫、焦虑无奈”情绪比较突出，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指导明显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怀揣梦想进城，渴望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期待在上大学之外找到另外一条通往成功之路，他们是追求上进的。这是他们身上的可贵之处，是引导他们成为社会建设性力量的主流因素。这些年，农民工技术明星、农民工人大代表、农民工娱乐明星等，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捧，也受到社会广泛认同。但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发展上升问题、他们的明天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突出表现在职业培养、继续教育严重不足，身份及地位上升通道并不通畅。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获得有效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他们的职业梦想将难以实现，而且会影响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素质。如果这个年轻的群体缺乏正常的上升通道，不能保持一种好的发展预期，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认同，难以使他们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心态。

第五，社会归属面临困难，“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群体身份认同开始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到农村，融不进城市，城乡两不靠。如果这一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在城市主流社会找不到认同、肯定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就可能转向自己群体内获取认可和保护，各种自发团体、自组织就可能发育起来。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县或地方来的人生活居住在一起、集中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老乡团伙占据一方的现象。长此以往，一个城市就有可能形成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并存的双重结构，出现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难题和价值观差异，从而带来隔离和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归属和身份认同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虚拟社会对他们的影响。在网络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容易获得同气相求、同声共振，农民工在现实社会中很少发言、在网上却热衷“跟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网络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彻底、社会认同感最强、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虚拟空间。在政府、社区、乡村乃至企业对他们的影响和引导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加直接和明显，网络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使这个庞大的青年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并能够向上流动，从而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更好地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和谐稳定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接纳与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路径

客观讲，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都会经历一个过程，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农民进城打工进而转化为市民，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无论在数量对比还是相互依存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其艰巨程度和历史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尽量缩短并顺利完成这一过程。

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新生代农民工实际，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城乡统筹、远近兼顾，完善管理、强化服务，积极接纳、促进融合的方针，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以宽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接纳他们。既要立足当前，从经济上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如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上学、住房等；从政治上帮助他们解决合法权益保障、民主权利履行、入党入团等问题；从文化上帮助他们解决继续教育、文化生活、城市生活习惯养成等问题；从社会上帮助他们解决社会身份认同、社会责任培养等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实行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体而言以下五个方面是重要的：

一是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广泛开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中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的主渠道。从一定意义上讲，扶持中小企业就是扶持新生代农民工。应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尤其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自谋职业、开自己的店、办自己的厂，是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是有一定经验和财富积累的农民工的打算。应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谋职业、返乡创业、兴办工商服务小企业。

二是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技能和整体素质。目前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利用国家的培训补贴政策，为农民工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培训，但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要坚持职业教育与在岗培训并重，发挥职业学校和用工单位的主导作用，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学校的职责。职业学校主要负责农村初高中生毕业后的职业教育，使未考取大学的农村初高中生，都能免费接受一次系统的职业技能教育，增加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获得稳定工作的技能。用工企业主要负责新生代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要按国家规定提取并使用职工培训费，对企业用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开支可在税前列支，调动企业开展培训的积极性，使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部门要增加公共经费，加强督促检查，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职业技能鉴定，对考核合格者发放职业能力证书，并作为大城市落户的优先条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三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新生代农民工地跨城乡，既要保障其在农村的合法权益，也应保障其在城市享受平等的权益。在农村关键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权益。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流转土地，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林地、承包地，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在城市关键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民主政治权利。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覆盖农民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探索允许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务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办法。建立农民工权益救济机制，免费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建立优秀新生代农民工评劳模、选举人大代表、入党入团方面的工作机制，积极接纳合乎条件的农民工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保障他们实现基本政治权益。

四是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统筹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鼓励用工企业或农民工集中居住社区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其业余文化生活，满足其基本情感需求。社区文化站和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活动和服务，要包含农民工，促进农民工从情感和生活上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城市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对新生代农民工一视同仁，保障农民工平等使用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体育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鼓励文化经营单位和文艺工作者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鼓励工青妇组织对其开展心理咨询服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上网比例较高的特点，重视发挥网络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

五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积极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成才、上升的通道。应多出台以实际居住地为依据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政策，不再出台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政策，从制度上淡化身份差别和身份意识。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上升通道，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和不断奋斗，能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大城市可探索类似“积分制”的落户办法，优先将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高级技工、技师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准予落户。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为他们能稳定地留下来创造条件，使其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与城镇共生共荣，与居民融洽相处，在城镇中愉快工作、稳定生活、健康发展。

6.9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篇六

本报讯(记者刘晓艳)昨日下午，一场“穿越时空”的考试在天津大学开考：北洋大学19预科生入学模拟考试。来自天津大学建工学院、精仪学院的30名级新生参加了这场考试。而这张93年前的预科考卷让刚刚经历了高考并且以高分考入天大的新生直呼“好难”。

1919年招生试卷现身天大

日前，正在拍摄大型人文纪录片《五大道》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摄制组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查找到了一份1919年北洋大学预科招生启事。该启事不仅介绍了北洋大学的招考要求、办学宗旨、理念、校风，还公布了一份“真题”。“虽然暂时无法考证当年是实行分科考试还是综合卷，但当原汁原味的老北洋试题呈现在眼前时，还是让我们很惊喜。”天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王杰说，学校组织一场真实的考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今天的天大新生加深对北洋精神的了解。”

中英文都考新生说“太难”

模拟考试时间为时1小时。这张试题由中英文共同写就，包括英文、物理、数学三大部分。英文包括汉译英、英译汉，各2题;物理部分有简答题、应用题，共8题;数学部分也是8道题。其中，最有难度的.要数汉译英部分和8道物理题。

参加考试的30名新生，物理题部分大部分都空着，而汉译英题目，学生们甚至不明白两段文言文是什么意思，更没法准确地翻译成英文。

“其实这些题目，如果能准确理解，难度也仅相当于现在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的水平。”现场一位天大老师介绍说，学生觉得难，主要是因为物理部分所有试题均由英文命题，增加了读题难度，而汉译英是文言文，学生们基本看不懂。从试题对于英文、西学知识掌握程度的要求中不难看出，当年北洋大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高标准。“试题中还透露出当年命题人忧国忧民的胸怀，可谓紧扣时代脉搏。”天大宣传部工作人员分析说。

这些题目你会做吗?

北洋大学1919年预科入学考试部分试题

汉译英：

群鼠聚穴中议御猫之策，一鼠进曰以铃系猫之颈，猫行则铃鸣，吾辈得早为之备，群鼠大悦，无不称善，主议者曰，谁能以铃系猫之颈，众皆默然，故曰，言之匪难，行之维难。

数学：

1.今有一物重314克，如以11克与13克两种砝码混合称之，问不同称法几何?

2.一三角形之两底角为22.5度和112.5度，试证明其底等于高之二倍。

7.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研究 篇七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和特点

目前理论界对新生代农民工有不同的理解, 如王春光把年龄在25岁以下, 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看作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新一代农民工。笔者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老一代或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 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和21世纪初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户籍仍在农村的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这个时间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所处的大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 他们身上必然会呈现出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特征。

第一, 文化程度高。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各方面素质基础较好, 以初、高中毕业生为主。据2004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 在新农民工流动就业人群中, 文盲占2%,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6%,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5%,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

第二, 职业期望高。从就业趋向上来看, 新农民工敢于“挑肥拣瘦”, 就业意向多在于“白领阶层”, 不愿从事脏、累和收入低的工作, 从而引发了“民工荒”。

第三, 打工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的发展。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为了温饱, 而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数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求得自己甚至后代能拥有和城里人基本一样的生活条件, 生活场所, 文化背景, 发展方向和基本权利。他们对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向往, 希望能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

第四, 对生活品味有所追求。与第一代农民工保持农民艰苦朴素的本质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的追求时尚。将打工的工资用来购买品质好的食物、生活用品, 追求时尚的服装、发型, 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手机等电子产品。

第五, 具有一定的维权意识。在城市中, 农民工处于边缘地位,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属于社会低层。同父辈们相比, 新农民工不堪忍辱负重, 如劳动强度大、长年加班、工伤得不到补偿、同工不同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得不到保障等。

第六, 社会身份特殊。虽然在家乡有承包地, 本人脱离了农业生产, 但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 身份依然是农民。

2.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

发展权是指个体和集体基于持续而全面的发展需要而获取的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1986年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由于这种权利, 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 在这种发展中,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够获得充分实现。”由此可见, 一国之中的任何个人都有权享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 并促进和实现自己更好的发展。可以说, 发展权关注的不仅是人权在量上的落实和取得, 更着眼于人权在质上的提升和飞跃。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权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权在城市务工和生活过程中进行一系列参与、促进发展的活动, 并且从中争取发展机会、获取发展利益, 从而维护自身尊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权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国家公民, 应当享有和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保障等, 它既包括农民工享有享受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并促进其自身发展的权利, 也包括其有权平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机会。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1. 就业竞争力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善于接受新的事物, 更具有自己的思想及追求。然而, 相对于城市里的青年人来说, 其受教育程度相差甚远。新农民工在就业竞争中落后于城市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劳作的经历, 所以在高强度农业劳作基础上的吃苦耐劳方面的品质上, 新生代农民工要逊色于老农民工们, 加之在进城务工也缺少必要的技能及经验, 使得他们在需要技术以及强劳动力的行业方面的就业竞争中落后于老农民工。

2. 就业信息渠道有限

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就业信息大部分来自于非正规渠道, 多是通过熟人、亲戚介绍工作, 或是自己上网获得就业信息, 只有少数通过正规的职业介绍机构找到工作。虽然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 但存在落实难的问题。一方面输出地的就业信息难以及时合理的对接, 另一方面, 输出地政府只起到信息提供的作用, 其效果远没有经熟人介绍理想。

3. 就业起点与自身理想差距较大

作为有文化的一代农民工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平等的需求更为强烈。他们希望与同龄的城市青年一样, 共同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等资源。从农民工身份转化的角度来看, 他们正处于农民身份职业化, 公民化的转变。然而, 由于知识水平, 就业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新近接触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起点很低, 工作范围多数都在第三产业。试图通过目前的考试、竞争取得稳定的工作或编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加以正确的就业引导, 可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工作的动力, 但如果放任这种现象的存在, 势必会影响生产力的科学管理, 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4. 劳动权益保障不足

由于农民工在社会上还处在弱势地位, 在就业时一些企业会通过签订不合法的劳动协议, 以身份证作抵押, 克扣工资, 同工不同酬等形式, 侵害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从南方网记者刘志毅发表的《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员工签自愿加班切结书》可以看出, 通过签订自愿书之后, 打工者的加班时间就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又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 2009年外出的农民工中, 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 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 劳动强度最大的是餐饮业, 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而《劳动法》明确规定,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这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还很多, 并且长时期的存在。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由于年纪轻, 阅历浅, 多数心理承受能力十分有限, 在遇到困难时缺少依靠和帮助, 很容易走向极端。震惊一时的富士康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 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在14起跳楼事件中, 死者年纪最大的仅为25岁, 有的跳楼者刚刚入职两个月就走向了极端。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 不仅要严格的从法制上给予他们保护, 更要在心理上给予他们支持。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措施

1. 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1) 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会组织。工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 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 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常委会, 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新《工会法》实施十二年来, 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大, 受关注程度不高, 以及就业中不公平及歧视现象严重, 农民工从工会中获得的利益与保障十分有限。

目前的工会组织形式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 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有以下建议:

第一, 打破以企业、单位为界限的组织形式, 在农民工聚集的城市, 以城市或城区为单位, 建立区域农民工工会组织。对该区域的农民工进行统一登记、管理。

第二, 在农民工管理中坚持管理为辅, 保障为主的原则。在就业合同, 劳动保障以及劳资纠纷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第三, 农民工工会除必要的岗位需要专业人员外, 可吸纳农民工作为工会的工作人员。这样农民工更明确自身的特点、需求及困难, 使农民工工会的工作有的放矢。另外, 可为农民工设立专门的公务员岗位, 从政府层面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重视与尊重, 逐步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

(2) 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劳动法》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在实际操作中, 大多数用工单位并没有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有些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 过多强调用人单位的权利以及农民工的义务, 是不平等的合同。因此, 应严格规范农民工用工制度, 制定统一、规范的合同样本, 在合同中应详细体现工作岗位, 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保险缴纳等相关内容。将合同交由农民工工会备案, 并由工会负责审查、监督。

2. 完善就业培训机制

目前, 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培训的途径有很多, 但其在培训内容、手段以及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存在不足。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以及农民工就业培训出现的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合理利用开发教育资源。目前的中职、高职技术学校有着良好的师资力量以及教育实训资源。打破学与工的界限, 打破传统的授课模式, 设立新生代农民工进修班, 在教学内容、授课时间上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减轻由于学习给农民工带来的负担。

第二, 优化培训内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以及实际的用工需求, 应设置实用性强的培训内容, 如餐饮服务、车工、钳工、数控、汽修等课程。并在课程设置中多一些操作, 少一些理论, 切实地培养一技之长。

第三, 建立企业定向委培的培训模式。由政府牵头, 建立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定向委培机制。企业负责提供一部分的培训经费, 支持培训机构设立专门的课程, 定向培养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 从而增加农民工就业的目的性。

3. 完善就业信息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有限的, 导致了务工难的局面。有时新生代农民工还会陷入黑中介的陷阱中。因此就业渠道建设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至关重要。

第一, 强化农民工工会的就业指导职能, 设立专门的就业信息交流平台, 将农民工的职业特长与企业用工需求归类, 合理推荐工作, 提高就业效率。

第二, 建设公益的就业信息网站, 招工与务工双方面都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网站的建设还应强调权威性, 稳定性, 防止钓鱼网站欺骗农民工, 侵害其权益。

第三, 加强就业市场监管, 坚决取缔黑中介, 完善各种职业介绍机构。

第四, 建立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就业信息联系, 使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时间获得就业信息。

参考文献

[1]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 2008 (1) .

[2]杨玉华.马克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评论, 2007 (2) :20-25.

[3]张俊良, 何晓玉, 陈丹.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 2007 (5) .

[4]李军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公共需求指标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2.

[5]中国统计摘要 (2010)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53.

[6]肖瑞, 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J].经济管理文摘, 2003 (2) .

8.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篇八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51-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当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生活满意程度较低，面临着艰难的城市融入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市的生活满意程度不断构建与提高的过程，农民工能否转变为市民取决于其对城市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认知以及与周边人群的参照比较。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才能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和政策［1］，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2］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3］等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面，集中在社会认同、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水平测算方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了社会认同丧失和重构的艰难境地［4］。殷娟研究发现，务农经历、经济地位与市民交往的情况等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5］。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6］。Ye Liua认为他们在城市倾向于寻找非亲属、非同乡的社会支持［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评价指标体系［8-9］。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化身份转变的内在驱动问题研究涉猎較少。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重要主体，已占到全部农民工的60%以上，是什么因素驱动他们主动向市民化转变，而不是“被市民化”？本文认为只有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角度，了解其在城市生活的定位及其满意程度现状，才能有效地找到市民化的现实路径。本研究正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满意度视角，跳出“市民化”来剖析市民化问题。

1文献综述

国外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果颇多，包括概念内涵及其测量的研究。Shin D.C., Johnson D.M.认为，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他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状况的积极评估和对生活状态进行横纵向比较的产物，并认为生活满意度和个性特征、自我需求、拥有的资源、文化背景和所处环境有关［10］。生活满意度(Diener,Emmons,Larsen, & Griffin,1985)是SWB的认知部分，是指个人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评价他们的生活状况，对生活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判断，并且提出了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11］。Headey，

①问卷数据在共线性诊断中，特征值均大于0.01，条件指标均小于30，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DW统计量为1.640，表明残差项间无自我相关。Veenhoven,and Wearing把生活分成了六个领域：婚姻、工作、生活的物质标准、休闲、朋友关系和健康［12］。Hsieh将生活分成了八个维度：健康状况、工作、休闲、经济情况、邻里关系、家庭生活、友谊和宗教信仰。Argyle将生活分为：金钱、健康状况、工作和就业、社会关系、休闲、住房和教育。Simon Appleton 和Lina Song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构成要素包括收入、职业与社会地位、职业机遇与社会流动、福利待遇、政策评价、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决定因素包括收入与失业、个性特征（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社会保险、政治参与、职业性质和户口［13］。

李丹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14］。学者们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构成、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15-16］。风笑天研究指出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收入、家庭生活、健康状况和城市认同等因素显著相关。李国珍讨论了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的因素，包括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17］。然而，专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鲜少。

本文所指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是指农民工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在城市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是对其生活状态进行横纵向比较后形成的积极评价结果。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本文重点剖析了经济收入、社会保险、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其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进而得到市民化进程的建议。

2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设立

本文数据来自问卷调查。调查区域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四川是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成都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副省级城市，具有适宜人居与创业的城市美誉，是农民工主要的输入地之一，因而研究该地区的农民工具有代表性。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定额抽样方法，将成都市的企事业单位分为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规模以上非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构六类，按各类从业人数规模确定样本比例。最终选取了50家企事业单位，主要涉及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及公共事业等。受访者均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实施于2010年底和2011年初，三个月共发放问卷310份,主要采取当面填写并回收的办法，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95%。

nlc202309030916

问卷测量变量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的满意度，具体测量项目设计如下：“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和“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与老家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和“与成都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以及“养老保险满意度”与“医疗保险满意度”。利用李克特五分法，设计了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五个测度等级，采用主观感知测量方法。

本文提出的总体研究假设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受到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四大因素的正向影响。由于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均达标（KMO=0.791，Cronbach’s Alpha=0.798），并且满足残差为正态分布、各变量间无多元线性关系以及残差独立性等要求①，因此我们选取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模型设立如下：

Y=a+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Y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x1为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x2为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x3为养老保险满意度，x4为医疗保险满意度，x5为与老家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x6为与成都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x7为社会关系满意度。

3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3.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婚姻、学历及职业等个人特征具体如下，如表1所示。

（1）年轻与未婚者为主。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25岁以下，占总人数的71.6%；未婚者占比72.6%。

（2）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中，以初、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占比达到68%。其中初中学历者占30%，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达到37.8%。另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大幅提高，占31%。

（3）从事职业呈现层级分化。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无技术或低技术工种，占总人数的51%，但另有一半的人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或管理职能的工作，包括中等技术工种占比20.6%，从事基层管理工作占比22.9%。

3.2回归分析结果与讨论

利用上面设立的回归模型分析后得到表2的结果，F检验值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說明模型的整体线性关系

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数据描述性统计

Tab.1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dat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统计类别

Statistical category范围

Range频数

Frequency有效百分比(%)

Effective

percentage性别男15251.4女14448.6年龄18岁以下113.719-24岁20167.925-30岁8428.4婚姻状况未婚8172.6已婚21527.4受教育程度小学 31.0初中8930.1高中及中专11237.8大专及以上9231.02010月平均收入水平1 000元以下237.71 000元到2 000元22074.32 001元到3 000元3712.53 000元以上165.4职业性质无技术或低技术工种15151.0中等技术工种6120.6高技术工种165.4基层管理人员6822.9

是显著的。“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医疗保险满意度”、“与成都人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关系”分别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五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3、0.394、0.225、0.185、0.129。因此，总体上可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受到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四个方面的正向作用”的假设得到了验证。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如表2所示。

（1）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对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与李国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购买保险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17］。养老保险满意度的标准系数为0.394，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这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需求不仅仅是赚钱谋生，他们对安全保障有了强烈需求，希望通过享受社会福利来提高生活质量。

（2）“与成都人相比收入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参照系已变成周围的城里人，着眼于横向比较而不再

表2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Tab.2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e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Sig收入满意度与过去相比，收入满意度-0.0170.0900.849与成都人相比，收入满意度0.273***0.0900.003社会福利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0.394***0.0560.000医疗保险满意度0.225***0.0550.000社会地位满意度与老家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0.0410.0490.401与成都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0.185***0.0460.000社会关系满意度0.129***0.0460.005常数项-0.2470.2170.256样本数 s296R20.585F值58.093概率（F值）0.000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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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过去相比。反映了他们对生活有较高的期望值，又有融入城市、追求平等的迫切愿望。數据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月平均工资在2 000元以下的占82.0%。与过去收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收入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的人占11.9%，不满意率占到37.5%，另有一半感觉一般。而“与在成都认识的人相比”，收入满意率占比9.1%，不满意率提高到58.1%。

（3）“与成都人相比的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与老家人相比的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主要来源于与身边城市人的比较，这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4］，与此同时，他们更渴望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不再是贴着“打工妹”、“农民工”标签的，被二元户籍、就业与社会福利制度分割的城市主体。

（4）社会关系对生活满意度呈现正向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高度一致。社会关系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不仅对寻找工作、职业发展等有重要影响，而且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程度及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有利于减少与城市人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养老保险满意度”，其次是“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和“医疗保险满意度”，再次是“与成都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关系满意度”。而“与过去相比收入满意度”和“与老家人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4结论与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产业工人的主力，其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决定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与程度，是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课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需求层次上升，由单纯的“谋生动机”向“寻求职业发展与平等地位”转变。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生活满意度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显著性因素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平等权的强烈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感知主要来源于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与老家人相比”、“与过去相比”的观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摒弃，他们更看重现实，与身边城市人生活的差距将导致其不满意的心理落差。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由经济、社会到心理三个层面的融入构成。经济适应是基础，而社会与心理融入则是一个相对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是实现经济融入的前提，消除就业市场的制度藩篱还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政府应着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的就业制度，提供有效而相对充分的公共就业服务，规范职业技术等级与职业资格认证，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规划与就业空间的提升，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前提与基础。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福利均等化实现的过程。应分层次、分步骤地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社会保险的对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所指出的：“要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享受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是最根本的”，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因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社会福利保障需求，是实现市民化的核心。

最后，开展新市民教育，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心理素质的必要手段。应整合政府、用人单位、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层面的主体力量，以人文关怀为核心，建设新市民学校，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培训活动与心理辅导，从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其适应城市化的乐观健康心理，是实现其心理融入的重要措施。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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