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债权人的转机论文

国际债权人的转机论文（共6篇）

1.国际债权人的转机论文 篇一

到庙里推销梳子，把梳子卖给和尚?谁接到这样的差事谁摇头，谁不知道和尚没有头发?这将让三名推销员面临怎样的困境啊!果然，甲推销员望而却步，他一无所获，失望而归。然而，乙和丙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乙推销员竭尽所能，以三寸不烂之舌晓之以理，让和尚用梳子梳头皮以健脑益智而更好地研习佛法，果然卖出了十几把梳子，小有收益;丙推销员则让人大开眼界，他转换思维模式，不按常规出牌，另辟蹊径，在看似毫无机会的局面里发现了良机，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这个有趣的故事寓意深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哲理：良机往往潜藏于危机之中。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直面危机，走出人生困境。

可曾记得那个双腿残疾“扶轮问路”的作家?可曾记得他笔下喷涌而出的充满张力和生命哲思的文字?20岁的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突然遭遇瘫痪，心高气傲的他感到天塌地陷，俨然自己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被世界遗弃的无用的人。他无暇窥看母亲的痛苦，完全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与绝望之中，躲进地坛，试图逃避一切。正是地坛里无数涌动的生命启迪了他，是母亲坚忍的生命导引他走出思维的黑洞，转移悲伤，把对命运不公的一切感叹转化成对命运的深切解读与领悟，用手中的笔，用深刻的文字，写就一条生命之路。

“命运的局限尽可存在，而人类不屈的挑战却不能须臾或缺。”他决定直面人生困境。他以残缺的身体更深刻地体察生命的本质，那段孤独冥想的时光赋予他的文字以理性的光辉，他独特的心路历程给他的作品加上了炫目的光环。

“要爱命运，爱命运才是爱的至高境界。”这是从生命谷底走出的史铁生将绝境留在身后的感慨。正是将一个人置于死地的绝境和危机，成就了一个洞悉生命真谛的智者。

发现良机，不断赢得成功。

当金融风暴席卷世界的时候，股市一路飘绿，工厂纷纷倒闭，经济一片萧条。人们苦闷忧郁，失落窘迫，有人回家静静等候危机过去，有人抱怨危机带来衰退，但也有人在这样的危机中把事业做得蒸蒸日上。

听说浙江人在这个冬季盛行吃冰激凌吗?那是因为有人在危机中看到了商机。当人们都承受着失业、减薪的压力而变得焦躁不安时，他们往往会更倾向于冷饮而非热饮来获得冷静，并从冰激凌的甜味中寻求好心情。而“80后”

“90后”的标新立异的性格，更是给冬日的冰激凌生意“推波助澜”，一时间流行成风。

听说过“DIY经济”吗?正当人们为就业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转换思路发现良机。在追求时尚的时代，喜欢与众不同突出个性的年轻人，不满足于百货公司里现成的商品，于是，手工作坊提倡的“Do it yourself( DIY)”新消费理念火热升温，并因此成为新的淘金地。与一般的小店不同，它的卖点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制作产品的过程，陶吧、银饰吧、十字绣小屋、纸艺店、手工玩具店、毛线编织吧、水晶花作坊等，对消费者来说，是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体验创造快乐的过程;对创业者来说，则在尝试全新的创业方式。

化解危机，期待大国崛起。

从未停歇的战争，遍布全球的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破坏，粮食短缺……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处处暴露着危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国以大国姿态应对全球困境。于种种危机中寻找契机，力图革新，构建理想社会，这是大国的追求和使命。

环境危机威胁人类生存，却更警示人们思考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萧条打击全球复苏经济的信心，却更激发世界各国形成沟通了解携手互助跨越难关的共识;贫富悬殊，就业困难，却成了政府职能转变、关注民生的契机;三鹿事件一度使行业陷入危机，却也成了全面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契机。

中国在一步步上升，一年年成熟，中国将一次又一次化解危机，走出危机，从危机中踏出一条大国崛起之路。

良机往往潜藏于危机之中。不同的人面对危机时心态不一样，应对方法也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当然大相径庭。逃避危机的时候往往坐失良机，直面危机时却化危机为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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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债权人的转机论文 篇二

[关键词] 国际保理债权让与应收账款

一、债权让与作为国际保理特征之分析

相对于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基础交易而言，作为第三人的保理商以提供国际保理服务为对价，取得了向债权人收取应收账款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保理商也负有向供应商付款的责任，并承担本不应由他承担的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保理商权利义务的享有均源自于国际保理赖以运行的法律基础。对国际保理法律基础的认识曾有委托代理说、债权质押说，上述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揭示保理的本质特征，基于以下理由，笔者认为保理的本质在于其债权让与特征：

1.供应商将应收账款叙作保理业务后，不再承担债务人信用风险，也不享有收款的义务和权利，保理商则有权持有发票副本等单据直接向债务人收款，并自己承担信用风险，进行账务管理。债务人只需要且必须通过向保理商付款才能解除其基础合同义务，保理商成为债务人惟一的债权人。换言之，出口商通过与保理商之间的出口保理协议将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了保理商，出口商退出债权债务关系，保理商取代了债权人的地位。

2.在国际保理的业务流程中，供应商的通知义务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关键，即其应当在发货后，将代表应收账款的发票副本等单据交给出口保理商，并通知债务人已将应收账款转让给该保理商的事实，从而债务人负有将货款付给该保理商的义务。此后，保理商取代了供应商向债务人发出付款通知并负责到期收款。

3.国际保理蓬勃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多种功能的实现：收取应收账款、进行贸易融资、承担信用风险和销售账务管理等，而委托代理、债权质押只具有上述某一方面的功能。国际保理上述四种功能的实现正基于其应收账款转让本质。应收账款的所有权从出口商处转让至保理商后，应收账款的主要风险——债务人信用风险随着应收账款的所有权一并转移给保理商，保理商必须承担信用风险；保理商为了实现通过受让行为所获得的债权，必须负责收取应收账款并对反映应收账款的销售账目进行管理；作为应收账款的受让人，保理商应对有偿受让的应收账款支付相应对价，供应商通过这一对价即可获得赊销项下的货款，从而得到了资金融通。

有关国际保理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未制定专门立法，通常适用一般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则进行处理：债务人与供应商的贸易合同通常规定了供应商可以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作为受让人，通过受让获得的应收账款债权不能优于转让人即供应商，债务人基于贸易合同可以对抗供应商的抗辩，同样也可以对抗保理商；代表应收账款债权的发票及其他装运单据不具有流通证券属性，只能由保理商和供应商通过签署出口保理协议来完成应收账款转让。

二、国际保理应收账款转让制度在我国的现状

我国有关应收账款转让的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民法通则》采取债务人同意主义的债权让与模式，规定债权转让应取得债务人同意。该规定旨在维护债务人的利益和交易秩序，但限制合同权利自由转让的规定却漠视了债权人的权利自由，阻碍了保理业务市场的形成。《合同法》对债权让与的规定较之《民法通则》更加细致，对债权的可让与性、债权让与方式、让与效力等问题都做了颇为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债权流动的客观诉求，是我国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律基础。但是我国现有债权让与现有法律制度仍然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合同法》应收账款转让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而国际保理业务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无法用现有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例如，对于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将来债权的让与性、债权归属的优先权、债权的多次转让、保理的法律适用规则和纠纷解决机制等国际保理业务运作的基本内容都没有涉及，而上述问题在有关国际条约和一般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

三、我国国际保理应收账款转让法律制度之构建措施

由于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开展始终比较缓慢，因此，完善我国国际保理应收账款转让法律制度必须健全债权让与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应当制定以《合同法》中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专门适用于国际保理的单行法。国际保理中的应收账款属于民法中的债权转让，有关国际保理的法律问题，通常适用一般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则进行处理。然而,较之于一般民法上的债权转让，国际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又有其独特之处。例如，供应商和保理商之间的国际保理合同可以约定，在应收账款确定后、供应商发货前的某些情况下，保理商可以单方面撤销这种转让而使应收账款转让处于不确定状态。这种规定即赋予保理商有权根据债务人资信等状况的变化来适时调整所受让的应收账款范围，以减少自己承担的风险，也可促使出口商防范贸易风险，既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又能充分发挥国际保理支付与结算手段的作用。

依据债权让与法理，让与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让与性。不可让与的债权大致可分为三类：依其性质不得让与的债权、依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不得让与的债权、法律规定不得让与的债权。在国际保理的实践中，依据通知主义，债务人接到通知后应收账款转让即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出口商和债务人的基础贸易合同存在“禁止转让条款”时，应收账款能否转让？尽管《合同法》对债权转让作了规定，但其有关规定仍然因为过于原则简单而无法解决保理业务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这一问题需要制定专门的保理法律进行规范。

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债务人和供应商可以在合同中特别约定，禁止供应商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第三人。这种约定对国际保理中应收账款转让效力的影响，各国立法与实践做法各不相同。英国成文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判例法确立的原则是：这种转让对债务人无效，而且债权转让根本无效。《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则承认这种条款不影响债权转让，但是应对转让进行适当限制。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若当事人在基础合同中对应收账款转让有禁止性规定或在合同之外有类似规定，则该禁止转让规定有效，所涉及的应收账款转让无效。这一规定增加了保理商的经营风险，不利于国际保理业务的开展，不能有效保护作为善意受让人的保理商。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国和上述国际公约的规定，对基础合同中的禁止转让条款的效力进行适当限制，以适应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转让的特点。由于出口商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和出口商与保理商之间的出口保理合同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独立合同，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往往不同，于是导致保理商难以依据出口保理合同中的应收账款转让条款对抗作为出口保理合同第三人的债务人，因此，保理商一般会在出口保理合同中要求出口商在其与债务人之间签订的基础合同不得含有禁止应收账款转让的条款。如果基础合同含有此类条款，为防止日后应收账款转让限制而引起的风险，保理商也会要求基础合同双方当事人修改类似条款。

此外，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一般也对未来债权的转让予以规定。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将来应收账款的转让问题，而将来债权的转让则是国际保理业务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应该以立法明确规定将来应收债权可以转让，为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开展和扩大奠定法律基础。此外，我国应当制定保理专门立法，加强对保理业务的监督管理。国际社会的保理业务大部分是由专业保理公司完成的，而专业保理公司多为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的会员，这些从业者有着相同的行业准则和标准化的业务平台。而我国目前保理业务仍然是由银行一家金融机构承担，为保证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我国应当逐渐放开保理业务，成立专门保理公司，并赋予其相应的营销决策权和信用授予的审批权。加强行业监管，真正实现国际保理的高效融资和账款回收功能。

3.糖尿病的“转机” 篇三

「 健康大数据 」

10秒 世界卫生组织披露，全球每10秒钟就有1人死于糖尿病，每30秒钟就有1人因糖尿病截肢，加之失明、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糖尿病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9840万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统计的数据，中国2013年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为9840万，居全球首位。其次是印度（6510万）、美国（2440万）、巴西（1190万）、俄罗斯（1090万）。

11.6%，50.1% 截至2013年，我国成年人糖尿病发病率为11.6%，成年人糖尿病前期发病率为50.1%。大量的糖尿病前期患者，成为糖尿病患者的庞大“后备军”。

10%，70% 如果在糖尿病前期放任发展，每年会有10%左右的“后备军”进展为糖尿病患者;若进行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或药物治疗，糖尿病前期患者恢复为正常血糖状况的概率最高可升至70%。

「 从“糖”说起 」

糖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不管你吃米还是吃面，里边的碳水化合物大多数都会经过消化系统转化为糖。

这么多糖去哪儿了呢？一部分进入血液作为能量的来源，过剩的则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肝脏可储糖70～120克，占肝重的6～10%）。当血液里糖分不够用时，身体会再从肝脏、细胞“调取”（胰高血糖素负责）。

当然，这个转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胰岛素。胰岛素是胰岛分泌的一种激素，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血液里糖分“过剩”时进行分解，促进血液里的糖被暂时储存到肝脏、细胞中去。

当代谢过程出了问题，胰岛素分泌不足，不能完全把血液中的糖转化到肝脏、细胞，血糖就会升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感冒”（不敏感），虽然也分泌了不少胰岛素，但是依然不能促进糖代谢，血糖仍然会升高。

「 糖尿病的“预警” 」

糖尿病前期是个什么鬼

糖尿病前期是介于糖尿病和正常血糖之间的一种状态，被认为是糖尿病的必经阶段，是糖尿病的预警信号。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会大大增加罹患2型糖尿病的危险。通俗来讲，就是正走在通往糖尿病的路上：人体的糖调节功能已经受损，但尚没有糖尿病的症状。

处于糖尿病前期，人体并无不适感，但事实上，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已经开始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微血管病变等，如果不加以控制，势必会发展为糖尿病，并伴有并发症的发生。

确诊起来也很容易

糖尿病确诊起来也很容易，做一下糖耐量检查就能搞定，也就是俗称的“喝糖水”。喝下75克葡萄糖，分别检测空腹血糖、1小时后和2小时后的血糖。当空腹血糖为6.1～7.0毫摩尔/升，即为空腹血糖受损;当2小时后血糖为7.8～11.1毫摩尔/升时，则为糖耐量异常。具备其中之一，即可诊断为糖尿病前期。

这些人应特别当心

既然被称为“前期”，也就意味着症状不是非常明显。“三多一少”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但血管内的损伤已经开始。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提高健康意识，主动体检来早起发现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确实更容易患糖尿病，这类人群更应该特别当心，主动体检，以便及早发现血糖升高倾向。

1.常规体检中空腹血糖介于5.7～6.1毫摩尔/升者。

2.年龄超过45岁，尤其是脑力劳动者。

3.超重或肥胖，体质指数25。

4.有糖尿病家族史者。

5.血脂异常、高血压。

6.血管病变，如常见的中风偏瘫等。

7.妊娠年龄超过30岁，有妊娠糖尿病史者，曾分娩大婴儿（出生时体重超过4公斤）者。

8.习惯久坐者。

9.使用过一些特殊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利尿剂等。

留意“蛛丝马迹”

吃得多、饿得快 很人在患病早期都有吃得多、饿得快的经历，饭前饿得不行，这顿饭“管”不到下顿饭，而且食量变大，都是胰岛素分泌迟缓所致。

乏力，总感觉累 尿得多、吃得多、喝得多，体重和体力下降，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但是，糖尿病前期的很多人并不消瘦，只是容易累。即使体重有所下降，人们还觉得是减肥成果，病情在不知不觉中就发展了。

脖子黑、视力差 血糖高的人皮肤易瘙痒、长疖子;有的人会出现一种叫作胫前黑斑的表征，腿上一碰黑一块;还有的人是视力不好，远处近处都看不清楚。

伤口不易愈合 以前，不小心碰伤了根本不当回事，伤口很快就长好。现在，一个小伤口都不易愈合。伤口不愈合，这是身体在释放“信号”，提示可能已经进入糖尿病前期。

「 “最后的转机” 」

4.危机中的转机管理 篇四

如果说风险分析师是企业发展“预言家”,那么转机管理专家就好比手术台上的“外科大夫”,当企业陷入危机时救之于危难。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中,AlixPartners伦敦董事总经理大卫·洛维特(David Lovett)描述了企业生存环境面临的两个基本变化,即“高杠杆的廉价融资至少在短期内成为历史,企业必须面对去杠杆化的痛苦过程;需求在全球领域重新分配,以美国为代表的借贷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导向模式都将面临痛苦的转型。”

面临如此境遇,企业该如何作为?

诚然,作为公司管理者,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企业“深陷沼泽”而不得不向转机管理公司“大呼救命”。但“天气”也会阴晴不定,“意外”也总是不期而至。当我们不得不经历这场可以与1929年大危机相“媲美”的金融危机,目睹从贝尔斯登被收购、雷曼兄弟破产、AIG和花旗银行国有化,到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外部需求锐减、内部需求难振”等诸多现实时,“涅槃后重生”成为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对未来最迫切的期待。

帮企业走过难关

对于目前经营状况健康的企业来说,了解企业由健康步入危机的演变过程有助其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及竞争力,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上策。但对于已经陷入危机中的企业,大卫·洛维特的建议是请专业的转机管理团队来助其度过难关。

“当危机来临时,作为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感情因素会影响其清醒面对现实并果断作出反应,毕竟对很多人来说,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比较困难。”大卫·洛维特认为在这个时候,独立、专业、有经验、反应迅速的第三方团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转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丰富的实践和经验。在企业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时,我们首先要判断这是匹‘死马还是‘活马?究竟还有没有救治的可能?”大卫·洛维特表示,“一旦我们确认要介入这家公司,就必须快速调研、分析该公司的全面状况,并采取有效措施。时间对企业和我们来说,都非常关键。”

转机过程主要包括分析阶段、应急阶段、战略变革阶段、增长阶段。大卫·洛维特认为,对于一家业绩非常糟糕接近破产的企业来说,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走上可持续增长的正轨,通常前三个阶段就需要一年半至两年左右。

而患病企业能否复苏,取决于所实施的挽救计划是否做到对症下药。一般情况下,这些企业的实际状况会比表象更为糟糕,出问题的环节也都错综复杂,这时摆在转机领导人面前最大的挑战就是确保找到“治本之法”。

“取得企业控制权、解决未来融资问题、重建股东支持、业务修复是转机管理的四大主要目标。”大 卫·洛维特说,“另外还有七项核心要素,包括稳定危机、领导力、利益相关方支持、战略聚焦、组织变革、优化关键流程、财务重组。”此外,诊断评估及现金流管理是它非常看重的两个主要环节。

诊断评估包括:评估企业短期(至少三个月)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及保障短期生存所需资金;判断企业中长期生存能力。“评估还包括转机管理公司需要与企业一起找到企业现有的几种出路,如马上处置资产、债务重组、正式破产等,并作出最佳选择判断。”大卫·洛维特表示除此之外,还要摸清关键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及态度,评价管理层管理、执行能力及问题等。

业绩糟糕的企业从危转安要经历漫长的挣扎过程,而稳定危机无疑是它们最热烈的期盼。这些企业往往最先受到现金流枯竭和管理失控的困扰,所以稳定危机的关键就是要争取恢复企业运营的可预测性因素以及快速创建现金流。

“企业可以通过盘整剩余存货、加强催收应收账款、延期偿付债务、节省运营开支等措施来加强自身短期生存能力,并且尽量每日或每周提供未来三个月的滚动现金流预测。”大卫·洛维特分析道,“战略聚焦、关键流程优化、财务重组也有利于现金流的恢复与发展。”

实现创造性建设

从某种程度来说转机管理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的艺术”,AlixPartners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宏认为,“尤其在非核心资产梳理环节,该出售哪些业务?如何合理估价?购买方是谁会更有商业价值?如何获得双赢?如何包装具有潜在价值的业务?解决这些问题对帮助企业走出困境,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但“创造性毁灭”对企业来说无疑是痛苦万分,如何避免危机实现“创造性建设”才是企业最应该选择的道路。

“其实当企业走向衰退时也常常会表现出一些症状。”大卫·洛维特分析,“如高管层迅速更迭、推出的新品屡屡失败、员工士气低落、失去关键客户及合同、运营资金管理不善等等。”企业可以据此判断危机,进而避免危机。

企业要实现濒临危机前未雨绸缪,需要分析引发企业危机的若干原因。“内部原因有管理不善、财务控制不完备、运营资金管理不善、成本过高、营销力度不够、过量交易、收购、组织惯性及混乱等。”大卫·洛维特分析,“外部原因则包括市场需求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等。”

所以对那些快速发展的中小型公司,大卫·洛维特从转机管理的角度给出了建议。“一是聚焦核心业务,做自己擅长的事,慎走多元化路线;二是注意控制运营成本,量入为出;三是关注顾客需求,做好信用风险控制;四要谨记做强并不意味着必须做大,不要过分注意增长速度,更应关注企业实际盈利状况。”

5.多普达的危机与转机 篇五

杨兴平自述多普达的创业过程有点传奇。2001年刚回国的时候，他凭借自己无线互联网的理想便能指挥各路资源空手搭起这样一家智能手机的先锋企业，随后他更是只拿着样机便让中国移动同自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杨兴平最初的几步的确走的有点神奇。

2004年，他手下的这家公司员工已经有几百人，多普达的产品数量也已经有１０款之多。但从整体来看，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仍旧没有多大的起色，杨兴平也依然要耐心地再去耕耘一段时间。

杨兴平的旁门生意

杨兴平说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一直喜欢琢磨一些交叉学科的问题，从核工程到自动控制再到人工智能，杨兴平的专业跨度相当大。这样的专业跨度给他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会有更宽泛的发挥空间，“我总是希望在专业与专业之间的融合当中找到出路。”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好处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这样的思维习惯直接影响到了他现在的生意。

在介入手机行业之前，杨兴平在美国做电子商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999年，杨兴平遇到了从苹果电脑公司出来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有人偶然提到1990年苹果推出的首款掌上电脑“牛顿”因为时机不成熟而难以销售，但现在如果能融入通讯技术的话一定会有很好的市场。杨兴平融合的神经再次被触动：在当时PC利润越来越薄、手机的技术含量越来越少、传统互联网模式赢利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创新产品搭建一个无线互联网平台让三个产业彼此融合，也许可以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连续做了几年基于传统互联网、基于PC上的电子商务之后，我觉得没有可做的了，因为当时很多模式都已经相当成熟，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能够把传统的电子商务提供给移动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用各种各样的多媒体的服务，那这一领域的前景将会非常广阔。所以我当时就想怎么把传统的互联网变成移动的互联网。”

在这样的推理下，杨兴平很快就开始跟人合作开发移动终端产品。但是对于市场环境的判断失误，使得这样的产品并没有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

“在美国的销售很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产品没人要。”杨兴平介绍说，“美国市场传统的互联网技术很成熟，无论是公司和家庭的电脑都已经相当普及，客户对使用移动终端上网并没有多大的需求。”

最初的这段不成功的经历让杨兴平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市场把握能力方面的欠缺，他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的移动互联网理想。在此以后，杨兴平也曾经希望将自己的产品带到日本，但是他马上又发现，日本Docomo 的iMode模式已经相当的成熟，留给他的施展空间并不多了。

在几番考察之后，杨兴平最终还是决定回国发展。“我看到中国的移动终端这一块特别有市场，很多人几乎离不开手机。所以我感觉这种移动的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市场潜力更大。所以这样激发我下决心回到中国发展，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市场更合适。”

一个奠定行业影响力的协议

2002年10月，在云南丽江，杨兴平同中国移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而就在杨兴平的身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一批国际巨头目光灼热。

即使是在今天，杨兴平说起这段经历依然激动不已。“哪个企业要想同中国移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微软也并没有同中国移动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当时多普达刚刚成立不久，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

与多普达有这样的战略合作关系的企业并不只是中国移动一家，微软、英特尔等企业也与多普达关系相当不错。2004年微软在推进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的战略过程当中，多普达就是重点推介伙伴之一。

在多普达的这些合作伙伴当中，几乎每一个都是该领域的老大、或者影响力超凡的企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多普达为何有如此的能量撬动如此大的产业资源，的确值得仔细品位，曾经有传言说，多普达与中国移动关系“亲密”，甚至有人说杨兴平本人之前与中国移动高层私交甚厚。

杨兴平对此也只是一笑了之。“其实这点上我们绝对不是说靠关系，也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利益。这些东西都是没办法做到的。”

按照杨兴平的解释，多普达的力量即在于他自己最初所坚定的移动互联网的商业理想。“我们这个理念正好迎合了所有这些合作伙伴的需要，他们也看到了。有一点是我能够说服这些人，我能够通过和这些高层领导人沟通、交流让他们感觉多普达这个思路非常好，值得他们支持一把，值得他们投入精力和我们配合。”

而微软和Intel的现实利益都摆在那里，它们也需要多普达这样的先锋企业来表达各自的技术、市场理念，推动各自操作系统、手机芯片的销售。但是与国内运营商谈合作绝对没有这样的直接，事实上，为了同中国移动达成合作关系杨兴平颇费了一番工夫。

“运营商这方面是最难搞定的它确认自己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也看到中国移动有一个关键点是它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数据业务，因为它的语音这块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数据这块可以无限的发展。”

日本Docomo的iMode模式在数据业务方面的成功，让中国移动和多普达看到了合作的希望。杨兴平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便找到中国移动谈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思路和理念，“当时他们感觉这实际上比Docomo的想法更好，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在具体的步骤方面，杨兴平也有所考虑。没有先去找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而是找到了当时开放程度更高，更愿意尝试新业务的广东移动。在杨兴平同广东移动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双方当时就一拍即合。同广东移动谈的时候，多普达连样机都没有，一切还只是一个概念，甚至，当广东移动方面提出要签一个双方的合作协议的时候，杨兴平并不知道这样的协议怎么写。“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一个朋友介绍，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一次见面，跟他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这几个人的名字我现在都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跟他们谈了一个小时，时间很短。他们提出双方签一个合同协议，我说不知道怎么写，他说他写。”

但是到了中国移动集团层面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拿出了样机，但杨兴平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集团公司的那种做事风格，“到总部一开始谈的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跟他们都不认识。直到后面真正到关键的人了，到他们数据部的业务部长、集团公司的高层了，才很快形成了共识。”

接下来就是多普达发展过程的重要一页，2002年10月，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多普达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我们协议签字仪式的现场，诺基亚的总经理、摩托罗拉的总经理、NEC的总经理都在场。他们中国移动一年一度的移动梦网大会请了60多家企业的一把手去，可是签协议是先跟我们签了，所以那个协议奠定了我们在整个行业的影响。”

等待市场转机

不久前，有人将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比喻为乌龟背上的兔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智能手机市场的窘境。

由于智能手机在技术方面契合运营商发展数据业务的需要，而且智能手机在价格方面的优势，使得这一产品的利润相对来讲会更加诱人，因此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除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索爱这样的国际厂商不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以外，国内的手机企业当中也不乏有智能手机的先驱。包括多普达在内，波导、TCL、联想、中电、宇龙等企业都已经推出了各自的产品，而且它们在广告、销售方面的支持也相当的可观。最近，夏新电子也明确表示正在酝酿推出自己的智能手机产品。

但是，这样的一个被广为看好的产品，其在市场销售方面的表现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好。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总销售量为55万部，对比中国手机市场总体1580万部的销售规模，这一数字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很多人都在问杨兴平是否会担心将来的市场竞争，但是，杨兴平已经多次表示，多普达希望有更多的企业一同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几年的先驱式的探索，让杨兴平感觉寂寞的同时，也制约了整个市场的启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对比市场竞争，杨兴平更怕这样的不温不火的市场局面会长久的持续下去。

所以看到波导、夏新这样的国内主流公司进入智能手机市场，杨兴平不忧反喜。“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有更多的企业来做，其实对于整个的产业发展都是有利的。很多企业开始进来做智能手机，是压力，但这是有利的，不是不利的。”

继续耐心地等待智能手机的成熟和发展是一方面，多普达自己也有所调整。在前两年一味走高端路线之后，2004年，多普达明显地开始将自己的产品线向中低端市场延伸。而目的也很明显，通过这样的措施来降低这个市场的门槛，在推广智能手机理念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日子更好过一些。

考验多普达的后劲

“我们每年的收入增长都是很快的，我们每个季度是50％的增长。”杨兴平对于目前多普达的经营状况比较满意，“如果想要实现盈利的话，在某一方面少投入一点，我们马上就能实现。保守地估计，2005年4月，我们一定能实现公司的盈利。”

杨兴平的无线互联网理想在中国市场找到了出路，多普达的战略理想也与英特尔、微软、中国移动的远大战略相互契合，多普达在中国智能手机启动前已占得先机。但是，对于杨兴平来说，他并无完全获胜的把握。首先，到目前为止，多普达依旧没有拿到有关部门颁发的手机生产牌照，在市场上多普达依旧需要通过中国电子的牌照出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多普达的进一步扩大发展。其次，多普达周旋于几家巨头企业之间，在为自己的未来赢得一些信心的同时，也让人担心杨兴平如何能够协调好几家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与中国移动的捆绑固然让人羡慕，但是，这样的捆绑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多普达与中国联通以及自己的渠道商的关系。杨兴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与中国移动走得太近，对我们的渠道有伤害，这是肯定的。但是与移动捆绑销售毕竟密度比较大，很容易销售。”在多普达与中国移动越走越近的时候，多普达的渠道商也越来越担心。他们开始找到找杨兴平反映，“这样做下去的话他们没办法做下去了”。而同时，中国移动同时也有想法要甩开这些渠道。

杨兴平只好在渠道商与运营商之间做协调工作。“渠道商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一块的认识不够深刻，他们有意见。但是我告诉这些渠道合作伙伴必须要转变观念，这是大势所趋，不能按传统的操作方法来继续操作，要考虑长远利益，必须跟我们一起配合把这个事情做好。”

在中国移动那里，杨兴平同样也要照顾到自己的渠道商的利益：“我们跟中国移动合作的时候，没有甩开我们渠道的合作伙伴，我们是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参与进来。为这个问题，当时与中国移动辩论得很激烈。一开始移动想不通，但是我说这个过程是必要的，不能一下把我们的渠道甩开，大家肯定会有很大的意见，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责怪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要是物流和资金，还是要通过他们走，中国移动是很有实力的，但是物流这一块是很难承担的。在我的坚持之下，后来就开始把这些渠道里面的合作伙伴引入到一起。”

6.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新“转机” 篇六

成立之初，汽车工业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起步格外艰难。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汽车工业开始走上与国外汽车企业合资合作、引进消化外国先进技术的发展道路，国内的自主品牌汽车也逐渐成熟壮大，成为中流砥柱。

2015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环比和同比均呈连续增长，自主品牌车企对产品信心大幅增长，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售后保障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几年前自主品牌还是“零召回”，2014年召回数量大幅增长。

销量连续回升市场份额增大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全国汽车产销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86.78万辆，环比增长2.26%，同比增长21.45%，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2.58%，占有率比上月提升 1.40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3.89个百分点。

2015年1月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销量排行榜：轿车品牌销量前三甲分别是吉利帝豪EC7、长安逸动、长安悦翔。SUV品牌销量前三甲分别是哈弗H6、长安CS35、北汽幻速。MPV品牌销量前三甲分别是五菱宏光、宝骏730、欧诺。

3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81.92万辆，环比增长35.35%，同比增长21.25%，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3.80%，占有率比上月提升0.4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4.29个百分点。 1-3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229.22万辆，同比增长20.79%，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3.21%，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4.23个百分点。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国外市场，中汽协数据显示，吉利汽车2014年7月份出口销量创下12420辆的成绩。吉利资料显示，2014年1至6月累计出口50438辆，比去年同期增长30%。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经历了起步和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显然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耕耘上，有了更多自己的心得和路数。

正如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勇所说：今年传祺会采取更多“点、线、面”结合的营销手法，将传祺品牌在国际与国内的营销和品牌传播进一步加强。

召回成为常态数量大幅增长

质检总局执法监督司司长严冯敏：产品召回制度逐渐为企业和社会各阶所熟悉，成为解决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选择，越来越多的企业成立了专门的产品安全管理机构，对于发现的产品缺陷越来越多的采取召回的方式加以解决，消除产品的安全隐患，并促使企业自觉加强内部质量控制，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对于行业健康有利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长安汽车官网显示，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长安汽车向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3月31日起，召回旗下10款车型，共计12.1003万辆。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4月至今1年的时间里，长安汽车8次召回。北汽、广汽、吉利、长城等昔日“零召回”的自主品牌车企也接连宣布召回。

可以看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改变了对“产品召回”的认识，对产品品质有了自信，“反映了汽车制造商主动履行主体责任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国家质检总局陈钢副局长说。

根据质检总局发布的召回公告，2014年国内汽车召回批次超过140批，涉及汽车总量接近507万辆，与2013年的530余万辆相比有所回落。在此之中，一汽大众、广汽本田以及上海通用3大生产厂家召回汽车总量排名前三，分别达到89.78万辆、58.24万辆以及51.42万辆，在整体召回数量中占比接近40%。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2014年共有10余个车企实施召回，涉及车辆超过126万辆，接近3年自主品牌召回车辆的总和。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最近注意到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汽车的召回数量在增加，一部分中国品牌也开始召回了，但是好像还不是全部，还有中国品牌没有召回，我在行业内也多次讲过，召回不丢人，召回是对质量负责任的表现，不是质量差的表现。

质检总局产品缺陷管理中心专家组成员朱西产认为，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由于考虑到产品可能会召回的因素，成本会有所增加，但这却倒逼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必须放弃以前的价格战策略，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发挥规模优势，提升产品性价比。

以质取胜才能振兴自主品牌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工业由于自主开发的历史太短，自主开发的产品缺乏品牌效应，导致消费者群体形成了对洋品牌的心理崇拜，购买轿车时，更多的倾向国外品牌，长期这样导致了消费者有一种畸形的品牌消费心理和消费文化，在对待国内自主品牌的态度上，基本上对我国汽车自主品牌不抱有信心，甚至很多消费者不愿意在车身上看到中国字，这就造成了在市场上原本是自主品牌车也挂个外国名的原因之一了。

有专家认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激增是以牺牲利润空间为代价的，自主品牌销量增长的背后是利润的微薄，单车利润与合资产品呈十几倍至几十倍的差距，整体利润的下降使自主品牌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艰难，未来增长的持续性充满疑问。还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全靠“性价比”获取市场的增长，高配置低价格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优势，但缺乏有效的产品和服务保障，没有树立起很好的品牌形象。

无论哪种观点，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振兴最终还得依靠质量取胜，通过“拿来主义”取得较快发展，如何延续优势持续创新，赋予自主品牌新的生命力，在高品量优服务的前提下，树立品牌形象，提升消费者的信心是自主品牌车企面临的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