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校长的忧虑与欣慰

中职校长的忧虑与欣慰（精选2篇）

1.中职校长的忧虑与欣慰 篇一

中产阶层迅速崛起

漫步在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的街头, 随处可见豪车旁若无人地在农民工、小贩、建筑工人之间穿行。中产阶级在中国不再是一个陌生的群体, 也不再被当作批判的对象, 而是一个人们纷纷想加入的阶层。

改革开放前, 不能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但是, 当时大家谈中产阶级而色变, 因为这是被当作资产阶级而加以批判的。中国开始讨论中产阶级问题, 是在最近的十多年时间里。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3年的63万亿元人民币。城市人口平均收入从1978年的342元增长到2013年的29547元。中产阶级正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掌握的资本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变成了中产阶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上升到2003年的0.447, 随后又上升到2008年的0.491, 到了2012年才小幅下降到0.474。除收入不平等, 中国还存在地理不平等现象:大多数中产阶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不过, 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早已出现, 尤其是在美国。近年来受到经济危机和紧缩政策的影响, 欧洲也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内部呈现多样结构

很多人预言, 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15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中产阶级, 但是, 依然很难构建一个有关中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因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混不清。

一般情况下, 中产阶级的特征是, 拥有固定的住宅, 能够享受医疗服务, 子女能够接受教育, 享受劳动保险, 收入较高且足以支付娱乐和旅游费用。在西方发达国家, 中产阶级被视为处于经济等级中游的普通人群, 但在中国, 中产阶级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特殊群体。因此, 媒体在提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 实际上指的是在社会经济等级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虽然这个群体也包括富裕的私营企业主, 但他们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当中属于少数, 大多数人还是中小企业主和公司白领。

在中国, 形容这种新的社会人群的时候, 多用“中产阶层”而非“中产阶级”。从工作分类和职业地位的角度出发, 中产阶层的社会学定义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由私营企业主构成, 通常称为资产阶级。第二类由专业人员、经理人、政府职员构成, 称为新中产阶级。第三类是所谓的旧中产阶级, 由中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构成。第四类是边缘中产阶级, 由低薪白领和其他类似的劳动者构成。第四类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尚存争议, 其余三类大约占中国成年人口的10%至12%, 占城市成年人口的20%至25%。中国中产阶级的多样性, 使其很难从一个虚拟的阶级变成一个具有身份认同的真实阶级, 也很难团结一心。

中产也有贫富差异

中国三亿左右的中产阶级人群中, 包括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极速攀升的群体:富裕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主要来自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投资业, 在社会金字塔中拥有更多经济资本, 是“高产阶级”的雏形。这个群体占中产阶级的比重不到18%, 但是在公众眼中, 他们却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整体形象。

由于拥有复杂的关系网, 这群人的收入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迅速增长。根据2012年年底公布的胡润财富报告, 中国的千万富翁 (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人数达到105万, 而身家过亿的超级富豪有6.45万人。大约有600万至700万的中国人手中拥有的资金超过60万元人民币, 这群人约占总人口的5%, 这个比例正在以每年6%至7%的速度增长。而这些富裕新贵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降低, 这表明年轻的经济精英的财富水平正在上升。

具有多样性的中国中产阶级, 主要投资于教育、医疗、奢侈品、汽车、手机、住宅等方面, 在消费过程中更加追求符号价值, 并且能够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拥有自己的住宅、一辆甚至更多辆汽车, 频繁外出旅游, 购买名牌服装, 热衷于消费任何能够标志其中产阶级身份的商品, 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当中, 有65.3%的人来自农村或工人家庭, 56.5%在成为中产阶级之前曾经是蓝领工人。他们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投资, 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 因为其中大多数人曾因自己缺乏文化底蕴而深感不安。同时, 短期内财富的快速积累, 使这一代中产阶级对于生活的爱和恨、期望和忧虑一起涌现出来, 形成压力。

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中产阶级能否健康、稳定地成长起来, 事关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换句话说, 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基础, 中国就不能说在崛起, 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也有研究者认为, 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 会要求更多的权利, 会提出更激进的政治改革, 因此会带来对现有秩序的挑战, 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 中国来自私营部门的中产阶级已经能够行动起来, 维护自身权益, 并且趋向于参与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 例如腐败、污染、通胀和食品安全问题。表达意见的途径不再仅限于传统途径, 还通过互联网等促使政府作出相应政策调整。在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中, 出现了很多勇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小业主。在深圳、广州和北京等城市, 还出现了毛遂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例子。

另一方面, 中国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一定保守性,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中产阶级和政府最关心的都是经济发展、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稳定。2010年的一项对来自中国三个城市超过3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75%的中产阶级认为应当遵守政府的决策, 在其他阶级当中这个比例是67%;72%的中产阶级认为政治改革应当由政府发起, 其他阶级当中的比例是60%。虽然多数中产阶级认为应当保护人权, 但是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

2002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三个代表”之后, 大约十万名私营企业主在随后的数周时间内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又有大批私营企业主加入。1990年只有13%的私营企业主是共产党员, 到2007年, 这个比例达到38%。

自改革开放从来, 中国政府接纳了这个包括私营企业主的新阶层, 通常情况下都是政府给予其合法地位。和毛泽东赋予农民阶级优先权一样, 中国政府正逐步赋予这个新的阶层更加重要的地位。

2.中职校长的忧虑与欣慰 篇二

据国家传感网标准化工作组秘书长张晖透露, 本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带去的两份标准草案中, 一个是创新网络协同信息处理的标准草案, 一个是创新网络总体架构的标准草案。这两个都是国内已经制定的相对成熟的标准。

“我们希望在本次的伦敦会议上, 中国的标准能够得到国际的认可, 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其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张晖表示。

多方发力争取话语权

近日, 记者从国家传感网标准化工作组获悉, 2010年3月23日, 由我国提交给ISO/IEC JTC1 (ISO/IEC信息技术委员会) 的一项关于传感器网络信息处理服务和接口规范的国际标准提案已经通过新工作项目 (NP) 投票。

可以说, 这是我国在参与国际物联网标准制定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为我国今后的参与制定工作又增添了一份话语权。

早在2009年, 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大力支持下,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了国家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 并专门设立了国际标准化研究组, 进一步加强并统筹安排国际标准化的相关工作。

而在3月9日, 中国“物联网标准联合工作组”筹备会议也已在北京召开。该工作组旨在整合国内物联网相关标准化资源, 联合产业各方共同开展物联网技术的研究, 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发展需求的物联网技术标准。

除此之外, 中国移动研究院物联网工作组相关人士透露, CCSA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也一直致力于系统的物联网标准研究工作。

产业性瓶颈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管理研究中心高志鹏博士认为, 物联网标准的划分应该是分层次的, 如传感器的、应用的、传输的等等, 或者细化为芯片、电路、通信接口、路由等层次, 而目前我国在做的主要是在传感器上的标准, 是传感网路由层面的专利。

“对于物联网产业, 我们如果不在标准层面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就会受制于人。”高志鹏博士谈到,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我国的一项国际提案已经通过了JTC1成员国的NP投票。”

早在2009年9月, 国家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通过中国国家成员体向ISO/IEC JTC1提交了关于传感网信息处理服务和接口的国际标准提案。2009年12月22日, JTC1秘书处将我国的提案 (ISO/IEC JTC 1 N9940) 正式提交到JTC1的在线投票系统, 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NP投票, 截至日期为2010年3月23日。

目前, 我国物联网技术的研发水平已位于世界前列, 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一起, 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要国家, 逐步成为全球物联网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在产业领域却仍存在较多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宽带网研究中心主任谢东亮认为:“传感网产业的发展涉及到产业链中信息采集、信息传输和信息服务等多个厂商, 目前不仅缺乏传感网本身的标准, 也缺乏传感网和其它网络互联互通的标准, 这将成为传感网大规模应用推广的障碍。”

此外, 由于物联网潜在的安全问题, 国内诸多学者在要不要与国际统一标准和如何统一标准的问题上存有分歧。

长路未尽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 “要早一点谋划未来, 早一点攻破核心技术, 要依靠科技和人才, 占领科技和经济发展制高点, 保证我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可持续的竞争力。”

对于物联网标准的制定, 中国电信研究院参与物联网项目的某人士认为:“目前通信行业的很多标准都由国外大公司掌握, 他们主导了产业的发展, 掌握着话语权, 而在物联网标准制定中, 我们应该把握先机。”

IBM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实恭也表示, 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就要在物联网标准制定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对于安全问题, 他认为:“物联网必须要从每一个点、每一个设备、每一个层级, 从芯片到硬件, 从软件到系统, 从信号编码到传输到智能处理, 最终到系统平台的每一层都需要做安全控制。”

“中国在国际基础标准之上, 再加上本国的信息安全标准, 在基础标准和本国安全标准两层做加法。”李实恭认为, “这样既满足了流通的需要, 又能大大降低风险。”

对于下一步标准制订的工作重点, 谢东亮博士认为:“一方面, 不仅要重视国际标准, 另一方面, 因为传感网是应用导向的网络, 传感网的应用将主要依托国内市场, 一定要高度重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