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精选7篇）

1.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一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涵义 库兹涅茨通过考察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作出了人均收入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倒 U型变化的.假说.该假说的含义是 : 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绝大多数人是小生产者,收入差距很小 ;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资源占有的差距开始扩大,社会再分配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再分配机制愈益完善,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是如此 : 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总量不大,经济增长速度很低,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有限,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 在现代经济增长最初阶段,主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采用污染型技术,加上人口增长显著加快和过于强调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造资本进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清洁型技术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环境污染又逐渐减轻.需要指出的是 : 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突破生态不可逆的阈值,是出现这种倒 U型变化的基本前提,否则,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

作 者：李周 包晓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100732刊 名：科技导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年，卷(期)：“”(4)分类号：X5关键词：

2.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二

大量的实证研究中环境压力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 (收入) 之间出现了4种关系: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研究者对每种关系都进行了理论解释, 下面总结实证研究中出现的4种关系及其理论解释。

1数据来源与分析

该文依据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理论, 选取乌鲁木齐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废水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废弃物排放总量等数据, 进行污染物排放与GDP增长、人口增长等社会经济参数的响应关系分析 (见表1) 。

该文选取乌鲁木齐市2000—2010年之间的年度各项环境经济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为《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和《乌鲁木齐市环境质量报告书》。

2结果与讨论

此处选取乌鲁木齐市历年的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纵坐标, 历年人均GDP作为横坐标, 做出废气排放、工业产值两者数值序列的散点图, 发现二者明显的不是线性关系, 可以根据现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的几种常见模式, 结合乌鲁木齐市的实际情况;选用二次曲线作拟合, 曲线走向如图1、图2所示。

在乌鲁木齐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分析中, 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均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 说明当前在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中需要消耗自然资源和服务, 而消耗自然资源势必造成污染物的排放。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压力, 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不会分离, 也即是经济发展尚未到分离阶段, 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还在同步增长 (见图3) 。

二氧化硫排放量随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呈倒“U”型, 相关系数 (R2) 较强, 说明随着乌鲁木齐大气污染治理工程、煤改气工程及污染物减排工作的开展实施, 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卓有成效, 加之通过强化环保基础工作, 全面提升了环保综合管理能力, 通过以上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大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经随GDP的增长产生了拐点, 向趋好的方向发展。

摘要：该文采用乌鲁木齐市2000—2010年之间的年度各项环境经济统计数据, 建立计量模型, 解析环境指标的EKC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均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 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还在同步增长;二氧化硫排放量随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呈倒“U”型, 说明随着乌鲁木齐大气污染治理工程、煤改气工程及污染物减排工作的开展实施, 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随GDP的增长产生了拐点, 向趋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乌鲁木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二氧化硫

参考文献

[1]乌鲁木齐市统计局.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出版社, 2013.

3.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三

摘 要：本文通过上海市2000-2013年经济增长与五类环境污染指标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着倒“U”型曲线的关系。实证分析得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总体上存在倒“U”型关系，但空气质量明显优于水资源质量；上海市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关键词：上海市；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一、引言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早由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期间，环境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出恶化的趋势，但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而降低了环境的污染程度，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自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后，我国学者郭其友（2014）利用1992～2011年我國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析法发现全国范围内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西部地区呈现出N型曲线关系；李瑛珊（2015）通过分析广东1980-2012年工业“三废”排放量变化情况，发现广东工业“三废”排放总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着倒“U”型曲线的关系。

二、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现状

（一）经济增长的概况

2000-2014年之间，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18元增长到47710元，增幅达到了307.15%。在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2013年相比，2014年上海市第一产业增加值124.26亿元，增长0.1%；第二产业增加值8164.79亿元，增长4.3%；第三产业增加值15271.89亿元，增长8.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4.8%。在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1391.42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2169.52亿元，制造业增加值1613.23亿元，增长6.3%；服务业增加值1840.00亿元，增长8.5%。

（二）上海市环境现状

上海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环境污染现象。据2013年统计，上海市废水排放总量22.3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4.54亿吨，生活以及其他废水排放量17.72亿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1.58万吨；烟（粉）尘排放量8.09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15012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2054.49万吨。

三、数据和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2000-2013年上海市环境污染指标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选用上海市废水排放总量（inwater）、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烟（粉）尘排放量（smoke）、工业废气排放量（ingas）、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insolid）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经济增长水平我们用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inc）表示。下面我们首先对环境污染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数据进行取对数并且把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所示。

（二）模型

本文以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采用双对数模型来实证分析上海市环境污染程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计量模型为：

lninc=c1+c2·lnpollution+μ（1）

其中，inc表示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pollution表示环境污染各项指标量。

本文利用上述模型对上海市环境污染五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计量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

通过双对数模型得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各指数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上海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上海市的废水排放总量增加3.797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1.138个百分点；烟（粉）尘排放量减少2.570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1.514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增加1.935个百分点。这说明了上海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指数并没有合理的降低，特别是工业“三废”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在上海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依然较高，相反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量相对减少了，上海市空气污染较为明显的改善，而水污染依然严重。本文通过环境污染五类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1）上海市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之间，人均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随之增加，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2）上海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倒“U”型关系；（3）上海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二氧化硫和烟粉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了上海市的空气环境质量较为改善。

四、结论

本文运用上海市2000-2013年环境污染五类指标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研究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总体上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污染物依然在增加，使得上海市的水资源污染严重，需要政府落实相应的法规与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既要保护好空气质量，更要保护好水质资源。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冲.福建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4）.

4.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四

关键词：收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面板数据

停产、限电、淘汰落后产能,这样的事似乎与发展经济不相协调,但近两年却在中国大规模发生,这无疑和“十一五”末节能减排大限有关。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强调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同时决定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但可以看出,各地并没有真正转变经济方式,“拉闸限电”仍是常用的节能减排方式,因此,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不仅必要,还具有深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最著名的莫过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它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G·Grossman和A·Kureger提出[1],该假说试图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当人们越富有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人们越富有,越有能力降低环境恶化程度;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向低污染型生产转化;经济增长有利于加速降低环境污染强度的技术的进步。

自从环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提出后,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数据类型可分为三类: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以及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它只能说明收入高的国家或地区比贫困地区有更清洁的环境,而不能预测这些国家或地区以后的环境形势,即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静态关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性[2]。对于第二种方法,目前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结论也并不相同,一种认为存在EKC[3],但也有人认为认为EKC并不成立[4],这可能和选用的样本及样本容量有关,因为时间序列数据大都需要平稳性检验,而平稳性检验对小样本尤其敏感。对于面板数据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实际上,跨国研究为了推断出单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环境和收入的关系,就含蓄地假定了所有国家将遵循这种模式。同样,为了推断整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环境恶化状况,跨区域也含蓄得假设了所有地区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而这一假定并不总是成立的。

国内外研究在建模时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用污染指标对GDP或人均GDP建立二次多项式或三次多项式模型,根据模型参数的符号判断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具体形式。这在发达国家或许是可行的,但若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关系则存在一定问题。因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本质上是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而人均GDP并不能完全代表人均收入,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由于中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较低,使用人均GDP代表人均收入无疑会高估中国的收入水平,不能准确反映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摒弃人均GDP指标,先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用各省城镇和农村的CPI进行消胀,再将消胀后的城乡人均收入用农业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每个省的人均收入,最后再用环境污染指标与真实的人均收入建模,判断二者关系的具体形式。

二、模型框架与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有比较完备的环境数据,如果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检验的效力不太充分,因此本文考虑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的大国性质,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而这一激励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争。在锦标赛竞争下,地方政府选择了基本相同的发展模式,由此造成了市场分割、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这恰好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提供了基础。

EKC模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二次多项式:

式中,Eit为污染排放量指标,Iit代表人均收入。若β1>0,β2<0,则为“倒U”型曲线;若β1<0,则β2>0为“正”型曲线,通过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得环境质量转折点I=-β1/(2β2)。

EKC模型也可以表示成三次多项式:

若β1>0,且β2<0,则为“倒U”型曲线;若β1<0,β2>0且β3=0,则为“正U”型曲线;若β1<0,且β2=0,环境恶化程度呈直线下降,若β1<0,β2>0且β3<0则呈现“倒N”型;若β1>0,β2<0且β3>0则呈现“正N”型。

人均收入指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并分别用各省份2000年不变价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农业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每个省的人均收入。

污染排放量本文选取了六个指标: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烟尘排放量(吨)、工业粉尘排放量(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万吨)。由于部分省份近几年已经没有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如天津),并且固体废物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一定导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掩埋垃圾的处理及回收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5],因此本文没有采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指标。各污染指标的变量名分别为:feiqi(工业废气排放量),so2(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yanchen(工业烟尘排放量),fenchen(工业粉尘排放量),feishui(工业废水排放量),cod(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收入指标的变量名分虽为:I(人均收入),CI(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RI(农村人均纯收入)。

由于污染指标口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所变化,为了保持指标口径的一致性与可比性,除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外,其他变量数据范围为2000—2009年,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数据范围为2003—2009年,所有变量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为了减小数据的变动幅度,对每个变量对数化处理。

三、收入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关系

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属于短面板,即时间范围较短,空间范围较大。对于短面板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如果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与解释变量相关,称之为固定效应模型;如果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称为随机效应模型。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少见,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面板数据包括时间和区域两个层面,可能产生异方差问题,从而使最小二乘法失效,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现象。

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首先进行三次多项式回归,如果三次多项式回归不显著,再进行二次多项式回归。经过模型试算,当采用三次多项式回归时,模型的共线性严重,出现了F统计量显著但t统计量不显著的情况,因此最后的回归结果均采用了二次多项式回归。另外根据估计结果的DW值判断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如果存在序列相关,在估计方程中加入AR项以消除序列相关现象。分别对六类指标与人均收入作EKC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

(一)水污染与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3)式可计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位于人均收入3 827.63元,这一估计的经济意义在于:只有当人均收入超过3 827.63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即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减少;但在人均收入低于3 827.63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增加。2009年,除西部地区和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西外,其他省份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均超过3 827.63元,表明一半以上省份都越过EKC曲线左半段,进入右半段。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p值。

2.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4)式可计算出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位于人均收入1 012.32元。化学需氧量的转折点大大低于工业废水排放的转折点。包群等利用人均GDP作解释变量也得出了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转折点比工业废水排放量转折点低的结论[6]。

(二)废气污染与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5)式计算该曲线转折点可得到临界值为人均收入12 209.87元。当人均收入低于12 209.87元时,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当人均收入超过12 209.87元的临界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将2009年人均收入地区分布进行比较,只有上海、北京两大直辖市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这一临界点,其他省份都与这一临界水平有较大差距。

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结果表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曲线形式为:

由(6)式计算该曲线转折点可得到临界值为人均收入3 197.1元。当人均收入低于3 197.1元时,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当人均收入超过3 197.1元的临界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

根据人均收入地区分布,2000年有13个省份的人均收入低于临界水平,到2009年仅有四个省份的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低于临界水平。就二氧化硫排放量而言,我国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转折点。

3. 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7)式表明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即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27个百分点。

4. 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8)式表明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烟尘排放量下降,即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个百分点。

与二氧化硫相比,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影响更大、更直接,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对工作、生活环境要求也随之提高。

四、收入类别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关系

以上分析了人均收入与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关系,但在现实中,每个人均以社会人存在,或为城镇居民,或为农村居民。由于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乡居民在诸多行为方式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按收入类别研究各种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具有非常高的同向变动趋势,如果放到一个模型中进行估计,将会造成严重的共线性,给模型估计和解释带来困难。因此,本文分别用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然后比较回归系数和转折点,从而得出二者的差异。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p值。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p值。

(一)水污染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由(9)式可计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城镇人均收入关系的临界水平为6 568.23元,由(10)式计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农村人均收入关系的临界水平为2 643.87元。城镇居民的临界水平为农村居民临界水平的2.48倍左右,并不是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能承受水污染,而是因为城镇居民以饮用自来水为主,工业废水对他们的生活用水影响不大;而农村饮用水以井水为主,贫困地区多为手挖井,富裕地区多为机井,即便井深达到200米左右,地下水的质量仍然受到工业废水的影响。2009年,仍有16个省份农村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以下,13个省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之下。

2.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按(11)式计算的城镇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3 428.92元,按(12)式计算的农村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828.82元,前者是后者的4.14倍。这两个转折点均低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转折点,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国家限制工业废水排放,但主要限制的还是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与氨氮排放量,例如“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2010年年底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要比2005年年底消减10%;“十二五”期间,将在减排指标选择上,适当增加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因子,将主要污染物由两项扩大到四项,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二)废气污染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的EKC检验

1.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根据(13)、(14)式可计算两个曲线转折点的临界水平分别为13 766.59元、5 166.75元,前者为后者的2.66倍。

2. 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表3可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显著,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假定。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曲线为: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关系曲线为:

城镇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5 767.54元,农村居民转折点的临界水平为2 230.54元。从人均收入地区分布看,2009年,仍有七个省份(主要是西部省份)的农村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下,仅有两个省份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不变价格)在临界水平之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煤炭,根据BP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09》主要国家2008年煤炭占能耗消费结构分别为:美国24.6%,加拿大10%,法国4.6%,德国26%,英国16.7%,俄罗斯14.8%,日本25.4%,韩国27.5%,印度53.4%,中国69.4%,可以预见,继“十一五”、“十二五”把二氧化硫排放量列为总量控制的污染因子后,“十三五”甚至“十四五”、“十五五”都会把二氧化硫排放量列为主要控制因子。

3. 工业粉尘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可知工业粉尘排放量与城镇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随着城镇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即城镇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42个百分点。

由表3可知工业粉尘排放量与农村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随着农村人均收入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即农村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2.03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工业粉尘排放量对城镇人均收入的弹性略高于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弹性。

4. 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关系。

由表2可知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城镇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城镇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平均下降2.16个百分点。

由表3可知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农村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假定不成立,二者为线性关系,模型形式为:

表明农村人均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平均下降1.76个百分点。工业烟尘对城镇人均收入的弹性大于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弹性。

综合工业粉尘、工业烟尘对人均收入的弹性可知,由于平均说来城镇居民文化水平更高,城镇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更强,城镇居民的收入更高,政府对城市更重视等原因,导致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高的环境质量偏好。

五、结论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必然成立。

从对六种污染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四种污染物与人均收入间倒U型关系成立,但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倒U型关系不成立。结合国内外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与否与污染物类型、样本数据的选择、估计方法等有关。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仅仅是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或定律。假说是具有实证证据支持的假设,如果一个假说的真实性经过了反复证实,最终获得相关研究者的一致认可与接受,才可视为法则和定律。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且不同污染指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不相同。

2.在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关系曲线中,城镇人均收入临界水平高于农村人均收入临界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污染承受能力,或农村居民对环境质量的偏好高于城镇居民,更有可能的是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对环境管制比较严格,“九五”计划提出平均每年5%的节能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指标;“十五”规划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十一五”规划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对未如期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和行政问责,因此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较早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环境规制导致环境质量改善时,城镇居民的临界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3.环境质量是政府管制程度的函数,而管制程度则是收入水平的函数。

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环境质量是否改善取决于管制程度,而管制程度一方面和国际压力有关,但更多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等。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改变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增加节能减排的内容;另一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为清洁型技术的研发、利用提供支持,增加企业降低污染排放的积极性,变强制性管制为激励性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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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ern D.I.2,004.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Kuznets curve[J].World Development,8,1419-1439.

5.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五

库兹涅茨曲线是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也呈现倒U形曲线。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如图1所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考察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但它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忽视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实际上把经济增长视为外生变量,假设环境状况的恶化不足以阻碍经济活动,不会阻止经济增长,而且环境恶化的不可逆转性也不会影响未来的收入。换言之,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但是,事实是存在着环境的“承载阈值”。由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当污染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也就是超过环境的“承载阈值”时,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受到环境的限制,甚至遭到环境的报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人们的收入反而会下降,具体如图2所示。

图2中,L2是环境承载阈值,L1是环境安全警戒线。当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超过环境安全警戒线时,如果政府和民众还不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进行保护的话,环境系统有可能崩溃。那么,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呈AXDC曲线走势,而非AXDEFYB走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承载阈值并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它随着环境污染状况的恶化而不断降低。这意味着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时间随着环境状况的恶化而提前。

西方环境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推算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人均GDP范围大约在5 000-10 000美元。实践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纷纷进入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阶段。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同时发展环境技术与推进环境友好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目前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一、二阶段。那么,中国是否必然步发达国家后尘,走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已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措施。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如图2所示,在超过了安全界限的ADEFB轨迹下,至少有一部分类型的环境破坏(如生物多样性损失)将成为不可逆的损害。更何况我国现在的环境退化程度已经远远高出西方国家同等收入水平时的退化程度,甚至我国在人均GDP不足1 000美元时,便接近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时的环境退化水平。如果简单地沿袭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很可能经济会如图2中所示的AXDC轨迹那样,未及获得经济的更高发展整个生态系统便陷于崩溃。所以,如何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弧度,以一种低于安全警戒线的路径实现经济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同,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但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存在私人资本统治国民经济的制度基础,不存在私人资本对利益的追求,也就不存在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但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障碍,使得生态环境也处于没有产权的随意索取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逐步意识到了环境问题,但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事实上一直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一直被置于边缘地位。虽然我国已经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了国家环境保护机构,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推进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循环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所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当前任务是进行循环经济技术研究的同时,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的制度体系,使循环经济能在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内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行发展。

三、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1. 缺乏公众的参与。

一方面由于宣传不够和信息不对称,公众不容易获得循环经济信息,加之传统生活方式,造成一般社会成员对发展循环经济认识不足,社会参与意识薄弱;另一方面,目前缺乏大量的群众性环保组织,造成中间环节缺失,单靠政府推动很难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2. 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体制。

发展循环经济在推动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方面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建立不易回收的废旧物资回收处理费用机制等,这些都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激励。但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回收处理体系和费用机制。

3. 缺乏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

工艺、技术装备落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我国关键技术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科技整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5-20年。在大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城市垃圾资源化、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和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等重要领域的一些关键产品还没有自己的制造技术,我国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技术装备水平也亟待提高。

4. 法律法规体制不健全。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强制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如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制定了综合性或单项的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利用的法规。日本2000年颁布《促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立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行动规则,日本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有基本法、综合性法律,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3个层面。在立法体制上采取基本法统领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这是日本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的最重要保证。我国目前涉及循环经济内容的法律主要有《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从数量上看,这方面法律不少,但这些法律相当一部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之前制定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标准不统一,可操作性差,因而循环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支持。

四、对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与参与水平。

大力宣传《循环经济促进法》,着力培养人们节约资源能源,循环利用物质的意识;对企业界要宣传和推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对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倡导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提高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绿色消费意识与表率作用;搞好循环经济专业人才培训,重视专业人才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

2. 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

用法律形式约束政府、企业和国民必须履行循环经济的义务,对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循环型社会会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法律、法规和制度作保障。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借鉴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有关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用法律法规制度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

3. 注重科技创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虚心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开发和建立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品、物资源化技术等新技术,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多产出、低污染、高效益。

4. 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一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二要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三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以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例如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区域环境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5. 大力扶植生态环保行业,逐步走向产业化。

从发达国家情况看,生态环保行业正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实现赢利。我国应大力发展生态环保行业,将其作为一个极有发展前途的大产业去经营,不断扩大规模。政府应给予设备投入和科研投入等支持。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粗略地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形关系。但除倒U形状之外,EKC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还可能出现其他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转折点以及达到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修正的前提下,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探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分析目前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循环经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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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云君,文启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在我国的修正[J].经济学家,2004(5).

6.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六

描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常采用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ureger于1992年由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它假定一个国家的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随着收入的上升污染水平又会下降。如果用横轴表示经济增长 (GDP或人均GDP等) , 纵轴表示污染水平 (三废排放量等) , 那么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形”, 即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EKC) 。Bandyopadhyay和shafik运用EKC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 并验证了EKC假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成立。

国内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开展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晚, 吴玉萍发现北京市各项指标与人均GDP呈现显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包群、彭水军用1996年~2000年的中国30个省市的环境指标数据,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特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甘肃省经济迅速发展, 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而由此产生的污染物加速了甘肃省环境的恶化。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的严重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 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污染物不断增加, 引发了环境质量的下降, 而环境恶化又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速度,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二者联系密切。所以所以,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尤为重要。我国甘肃省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污染的联系是否适用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问题值得探索。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本原理

国际上根据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生的计量模型有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模型, 另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模型。

1.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EKC模型

该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是二次多项式函数关系,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简化计量模型:

式中, Et为某国家或地区在时刻t受到的环境压力, 常用环境质量指标、污染物排放量等表示;Yt是该国家或地区在t时刻的经济产出, 一般以GDP或人均GDP表示;β1, β2, β3分别为参数。若β2<0, β1>0则为“倒U型”曲线, 若β2>0, β1<0则为“正U型”曲线, 通过对上式一阶求导可得到环境质量转折点为Y=-β1/ (2β2) 。

1995年, Grossman和Krueger[5]又将该模型进一步拓展成三次函数型:

若β1>0, β2<0且β3=0, 则为“倒U型”曲线;若, 则β1<0, β2>0且β3=0

为“正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β3=0则环境恶化程度将呈线性下降;若β1<0, β2>0且β3<0, 环境恶化程度呈现“倒N型”;若β1>0, β2<0且β3>0, 则环境恶化程度呈现“正N型”。

2. 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EKC模型

这类模型主要由Bandyopadhyay和Shafik提出, 主要是将二次、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 并加入GDP以外的环境影响因素。基本表达式为:

一般使用Hausman检验判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用模型。式中Xit表示影响第i国家或地区环境质量的其他变量构成的向量, 一般包括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等变量。其中结构效应一般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或者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比重, 技术进步效应一般采用人均资本存量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加入出口依存度或FDI依存度来研究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三、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1. 数据来源

1990年~2010年甘肃省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均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下载。

2. 数据处理与模型建立

本文中, 用甘肃省GDP数据作为甘肃省经济发展指数。而西部大开发以来, 甘肃省主要的环境污染来源是工业, 故采用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六个因子代表甘肃省环境污染状况, 分别与甘肃省GDP利用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方法建立EKC模型。

利用spss软件进行二次、三次曲线回归, 结果显示如下:

分析数据可以看出, 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GDP满足“倒U型”关系,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GDP满足“正U型”关系, 工业烟尘排放量满足“正N型”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中国西部地区, 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相似, 呈现“倒U型”曲线, 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三种污染指标先升高在降低, 即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 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粉尘的排放量随GDP的增加而增加, 经济发展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将会出现拐点, 污染将随着GDP的升高而降低, 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使得治理环境污染投入加大, 再加上环保技术的逐渐改善等, 这四种指标将随经济增长下降, 但并不会降低到零。而我国西部地区目前人均GDP发展已达到了220, 这从侧面说明了目前西部地区处于经济—环境友好型的态势。

而工业粉尘排放量与GDP的关系则呈现“正N型”曲线, 这表明这个指标与经济指标GDP已经过两个极值点, 技术革新使得在一定阶段内环境污染有所降低, 但目前污染的排放量又重回随经济发展而增长的态势,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工业粉尘是对环境破坏力极大的污染物, 在国家重视环境保护、强调可持续发展之后防治技术不断革新, 目前它们重新进入增长态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GDP的关系亦处于“正U型”, 但极小值点同样很大, 这说明处污技术革新对废水排放的改良作用较少, 目前该环境污染指标随经济的发展处于急速增长阶段, 工业废水治理由其值得我们的重视。

综合来看, 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状况并不乐观, 从最近几年开始, 工业废气、工业粉尘、工业烟尘、工业二氧化硫都已处第二次上升阶段, 在治理污染和处污技术革新上, 应由其重视这四种污染指标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同时这些数据表明, 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老路并不适合我国西部地区, 我们应立足当地实际情况,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摘要：本文利用甘肃省1991年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 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 得到甘肃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曲线是否满足“倒U型”, 即分析甘肃省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发现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相似, 呈现“倒U型”曲, 而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GDP的关系亦处于“正U型”, 说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与环境增长处在较为复杂的阶段。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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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 篇七

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 能源消费总量位于全国前列。2005年以来广东省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处于全国最先进水平, 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和40%, 节能空间有限;但该省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增无减。因此, 广东省面临着节能减排与发展经济的两难困境, 关注能源消费的库兹涅茨曲线, 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 探索未来能源消费趋势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文中所选指标为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GDP, 数据来源于各相关年份的《广东统计年鉴》。GDP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人口为常住人口。

1.2 EKC曲线模型说明

参考国内外学者对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5,6,7], 多采用二次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以人均收入为自变量, 人均能源消耗为因变量, 拟合模型为:

式中, y为人均能源消费量, x为人均GDP, α为常数项, β1、β2分别为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 μ为误差项。当回归系数β1≠0, β2=0, 人均收入和人均能源消费间是线性关系;当β1>0, β2<0, 人均收入和人均能源消费表现为倒“U”型的EKC形态;当β1<0, β2>0, 两者则呈“U”型变动关系。但有些国家或地区, 人均收入与人均能耗的变动曲线呈横“S”型或“N”型, 因此部分研究采用三次方程进行回归分析[8,9], 拟合模型为:

式中, β3为三次项系数, 其余符号含义与式 (1) 相同。当β1>0, β2<0, β3>0, 曲线呈“N”型;当β1<0, β2>0, β3<0, 曲线则呈横“S”型 (倒“N”型) 。本文基于Eviews软件, 分别采用一次、二次和三次多项式模型对广东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GDP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模拟, 以选择较佳的拟合方程。为减少异方差影响, 分别对各变量取对数, 记人均能源消费 (y) 的对数形式为LPE, 人均GDP (x) 对数形式为LGDP。

2 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

参照LPE、LGDP序列的自相关、偏相关图形, 对两时序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判断其数据生成过程可知, 两者均为有确定趋势的自回归过程 (AR) 。根据相关研究证明[10], 若变量的DPG为AR过程, 可选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方法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 LPE和L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 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2.2 协整检验

分别采用上述一次、二次和三次多项式模型对广东省1980—2010年人均能耗和人均GDP数据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 结果见表2。模型2中LGDP的二次项系数未通过检验, 故舍去。模型1与模型3各项系数均通过检验, 其中模型3中各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 可见人均GDP与人均能源消费量呈正向关联, 与模型1的含义基本相同。根据模型选择的从简原则, 选择模型1;用模型1的残差对LGDP的二次及三次方进行回归, 再对新的残差进行DW检验, 自相关并未消失, 进一步说明模型1为相对较优模型。

注:*表示较优模型, **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模型1估计结果显示, DW值满足序列自相关, 因此对模型进行广义差分变换, 再次回归结果显示, adj.R2=0.90、DW=1.754, DW值与LM检验结果均表明误差项已消除自相关, 得到广东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最终模型为:

模型表明, 总体上人均GDP每增长1%, 人均能源消费增加0.539%。因此, 经典的倒“U”型能源库兹涅茨曲线在广东并未得到验证。近30年来, 广东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总体上呈现单调正相关关系, 这与两变量散点图图形 (图1) 结论基本一致。

2.3 结构断点检验

从图1可见, 人均能源与人均GDP总体呈正相关关系, 但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两者线性关系有所变化, 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结构断点。采用Chow检验对转折点附近年份进行断点分析, 1996—2001年均通过了断点检验。设置0—1哑变量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11], 在通过断点检验的突变区间中, 以1999年为断点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残差序列性质最为稳定, ADF检验t值最低 (ADF=-2.914、p<0.01) , 认为1999年为最可能的结构断点。将哑变量D01设定为:D=1 (t>1999) ;D=0 (t≤1999) 。模型估计结果见式 (4) , 回归方程各系数在1%水平下为显著。可以看出, 结构突变主要由斜率导致, 当t>1999, LGDP前的系数为0.894, 人均能源消费弹性总体较1999年之前增加, 表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性增强。

结合广东近年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可为结构断点的产生提供一定的事实基础。1999年以来, 广东重工业发展加快, 比重迅速增加。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 广东大力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强调突出抓好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初步实现了由加工业大省向制造业大省, 由轻工业为主向轻重工业并举转变。2002年广东省重工业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 规模以上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49.83∶50.17, 2010年规模以上轻重工业产值比例达38.27:61.73。由于重工业行业的单位产值能耗远高于其他行业[12], 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大幅扩张。虽然广东通过技术改进等措施促进了工业部门中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但总体能源消费增幅较大, 使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所变化。

2.4 分期模型估计

对断点分割的1980—1999年与2000—2010年再次采用一次、二次和三次多项式模型进行检验, 得出近十年广东人均GDP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较优模型 (表3) 。可以看出, 在分割的两个时间段内, 广东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库兹涅茨曲线均呈倒“U”型。根据库兹涅茨曲线拐点计算公式, 模型4和模型5的拐点分别为人均GDP 17436元 (1978年不变价) 和人均GDP 23253元 (1978年不变价) , 曲线拐点向后推移, 当前广东省2010年人均GDP约10511元 (1978年不变价) , 离拐点尚有较大差距。

注:*、**分别表示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3 主要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为: (1) 基于198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分析表明, 广东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经济增长整体呈单调正相关关系。 (2)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 外部因素的冲击影响了原有的协整关系。对结构断点的分析表明, 1999年为可能的结构断点, 对比加入哑变量的回归方程, 2000年以来的人均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较1999年之前总体增加, 表明近10年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有所增强。 (3) 进一步应用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断点分隔的两个时间段进行检验分析, 两个时间段中广东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经济增长关系均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模型。当前广东仍处于倒“U”型的左端, 说明未来一段时间内该省人均能源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对比两个时间段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 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向后推移, 表明经济发展战略及政府政策可能影响倒“U”型曲线的弧度。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可降低倒“U”型曲线的弧度, 使曲线趋于平缓, 让拐点提前到来。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 广东经济仍将平稳增长, 当前适度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定位、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将使广东能源消费继续攀升;同时, 积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的节能技术进步将有效降低能源需求。在建立能源需求模型时, 本文仅考虑了人均GDP, 如何在考虑结构突变的基础上纳入城市化、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等因素, 以更深入地把握未来能源消费的增长趋势, 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摘要：基于库兹涅茨曲线模型, 对广东1980—201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在整个研究期间, 广东省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经济增长协整关系呈单调正相关, 1999年的结构断点使两者的协整关系发生变化, 断点分隔的两个时间段内均符合倒“U”型模型, 但曲线拐点后移。广东省现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端, EKC理论拐点为23253元 (1978年不变价) 。广东省应采取积极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 引导促进倒“U”型曲线弧度降低, 让拐点提前到来。

关键词：库兹涅茨曲线,断点检验,能源消费,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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