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会计政策财政论文

也论会计政策财政论文（共5篇）

1.也论会计政策财政论文 篇一

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依托矿产、林果、旅游三大资源优势, 以建设钢铁强县、林牧大县、旅游名县, 保全省十强、争全国百强为目标, 以“抓项目、创环境、解民忧”为工作重点, 明确措施, 狠抓落实, 县域经济实力大幅增强。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9.8亿元, 比2007年增长16.3%;全部财政收入完成24.8亿元, 增长3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实现15456元, 增长14.4%;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6626元, 增长11%。2009年, 在扩大开放、优化环境、发展社会事业、保持平安稳定上取得新进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跨上新台阶, 要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以上的工作目标,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2 制约我县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

2.1 制约我县农民农业收入增加的因素

2.1.1 农民自主投资能力有限

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 决定了农民投资的能力十分有限, 只能集中在短期投资上, 主要是当年生产费用的支出。从再生产角度看, 这些主要是维持简单再生产, 对于扩大再生产所需的中长期投资, 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市场建设和农村科教文卫体系的建立等, 靠农户是无法胜任的。

2.1.2 农民收入存在单一化特点

我县是个“七山二水半分田, 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 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县的农作物种植难以形成规模种植, 粮食生产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我县富有“板栗之乡”的美称, 板栗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40%以上, 近两年来, 由于肥料人力等前期投入过大、产品供大于求、板栗缺乏深度技术加工、国外市场销量不旺等, 导致板栗给农民带来的收入非常有限。

2.1.3 农民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

农民固定资产少且贷款多为小额贷款, 农业产业化企业规模小、信用等级偏低等, 这些因素致使农民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 或资金薄弱, 或资金周转困难, 难以推动经济发展。

2.2 制约我国农民非农业收入增长的因素

制约我县农民非农业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遭遇“尴尬”;另一个是乡镇企业吸纳农民工数量减少等。钢铁业是我县最大的支柱产业, 是强县的基石, 津西钢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县的龙头企业, 为解决我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自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蔓延以来, 企业效益明显下滑, 减少了农民的就业机会, 其他乡镇企业亦然。

3 增加我县农民收入的财政政策选择

3.1 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分配政策

3.1.1 加大县财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力度

近年来, 我县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虽然逐年增加但力度仍不够。农村公共品尤其要重视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现阶段, 如果政府完全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职能, 必将有效化解城乡间的不平衡性,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使农民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结构调整, 改善家庭经营条件, 提高自身收入。

3.1.2 调整财政支农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

县农村信用联社要积极发挥部门优势, 加大资金组织力度, 调整优化信贷投向, 突出支农主题, 解决农民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问题。本着“贷一户、促一户发展, 支持一村、带动一方致富”的支农工作思路, 以信用村镇创建为载体, 积极推广农户小额贷款, 着力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增加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数目, 为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和小规模种养业提供有力的贷款支持。在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方面, 也要有效地解决收购加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流动资金难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 增加农民收入。

3.2 增加农民收入的税收政策

3.2.1 促进“农民工”进城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又非土地征用单位的企业, 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优惠, 拓宽失地农民就业渠道;对为农民、特别是失地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提供免费或具有公益性质的职业技术培训的中介组织、教育培训机构等, 给予税收优惠;对为农民提供进城就业信息的就业服务中介组织,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为农民向非农业转移提供优质服务等政策。

3.2.2 调整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乡镇企业就其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功能来说, 是把农村相对富余人口不生产的消费, 变为能生产的消费, 因之增加经济余量, 继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变化。建议对安置农民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乡镇企业, 应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如五年免企业所得税, 特别对龙头型乡镇企业, 政府扶持应包括税收减免和贷款贴息政策。并对所有农产品加工、储运等企业, 区别不同行业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 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等。

3.3 减轻农民负担的财政政策选择

3.3.1 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规范非税负担

全面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难度很大, 应采取以下措施予以保障:一是精减机构, 压缩我县、乡、村三级财政供养人员, 降低行政费用, 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问题;二是建立农村小城镇, 完善村级委员会及财务公开制度, 保证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切实贯彻执行, 并实施有效监督。

3.3.2 对农民实行农资补贴, 对农资生产实行税收优惠

减轻因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 建议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 县财政设立农资专项补贴, 确保下放到户;对农资生产部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增强农资生产能力和新技术开发, 从而降低农资价格, 使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总之, 要积极实践县政府十四届一次全体 (扩大) 会议的会议精神农业工作的工作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主题,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农民靠科技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 以项目论实绩、以效益论成败、以规模促发展, 强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真正使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实力增强、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有关当前农村政策的几点意见[J].农业经济问题, 2003 (6) .[1]林毅夫.有关当前农村政策的几点意见[J].农业经济问题, 2003 (6) .

2.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解读 篇二

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收入和支出来影响社会总需求, 从而最终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即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 取得信贷更为容易, 利息率会降低。因此, 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 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采取降低重贴现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或者在公开市场操作购回债券释放资金等方式, 借以提高货币供给成长率, 增加市场的可借贷资金, 应付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从而刺激经济的手段。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强调信贷放松的规模不是全面放松, 而是有保有压、有所选择的信贷放松。

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举措

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的一大特点是注重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 与中、西部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比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等。

此外, 当前财政政策还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 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 以刺激消费需求。

同时, 此次出台的措施已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 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举措, 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 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 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

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五大任务: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大幅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除停发3年期央票外, 1年期和3个月期央票发行频率也已降低。二是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 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继续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及CPI涨幅的变化, 灵活调整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 扩大信贷投放。近期将指导政策性银行在年底前再追加贷款1000亿元,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及农副产品收购。鼓励商业银行对年底前1000亿元中央投资项目提供配套贷款。预计今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将超过4万亿元。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 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 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 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扩宽企业融资渠道。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确保扩大内需后增加的现金供应。大力配合积极财政政策, 畅通国库资金支付清算渠道, 扩大国库直接支付涉农、救灾补贴等政府性补助资金范围, 提高社保基金收缴和社会化发放效率, 确保各项财政支出资金及时安全拨付到位。

4. 扩大内需, 实现经济较快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内需。扩大国内需求, 首先必须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要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要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所谓扩大内需政策, 就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 调整经济结构 (包括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 , 拓宽国际市场, 培育消费热点, 以拉动经济的增长。简言之, 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国内需求, 国内市场广阔, 是我国最大的优势。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 立足国内需求, 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是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我国国内市场存在着广泛的需求。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和进一步改善,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都会带来巨大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郭守杰.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3.中国财政支农政策效益分析 篇三

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势性特点决定财政对农业支出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尽管从数字上看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在不断的加大, 但是投资的效果和效益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财政支农效益低下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十二五”时期, “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统筹城乡发展,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因此, 在现阶段研究如何调整中国财政支农政策, 财政支农支出如何着力于解决农民增收,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分析

1.财政支农宏观效益不高。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量, 是衡量政府对农业支持程度的重要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从1978年的150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 720亿元, 增长了44.8倍。但是财政支农总额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比重最高时为13.6% (1979年) , 最低时为7.12% (2003年) , 截至2009年这一比重也仅上升为8.81%, 这说明基本的投入规模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有其他的指标如财政对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财政净投入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等也均呈下降趋势, 从这些指标来看,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支持程度在不断的下降, 这说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从宏观上重视不够, 宏观效益不高。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支农支出的结构不合理。在农业发展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费用、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支出是关系农业发展的重点费用, 可是在中国财政支农总额中, 这三项费用还没有占到整个财政支农支出的50%, 而且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这几个方面正是约束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用于农业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大, 一直维持在50%以上, 由此可见,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

3.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由于中国现行的支农支出管理体制不完善, 资金管理和使用部门较多, 且各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这种管理模式使得支农资金很难进行统筹管理和合理使用, 资金投放的目标不明确, 资金往往不能真正用到急需的地方, 经常出现一个项目分别向多个部门申请资金的情况, 而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互相监督机制, 导致资金投向不明确, 使用效率低。

4.农业科研投资经济效益低下。虽然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总量和科研投资带来的总收益在逐年递增, 但是边际收益、长期边际收益和边际内部利润率在1998年之后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 1998年, 这三项指标分别为36.89元、308.88元和77.41%;2003年分别为33.07元、276.88元和75.48%。2006年中国农业科研投入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4%左右,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 , 甚至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0.8%) , 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37%) 差距就更大。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0%～80%, 而中国截至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51%。

5.对农业和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不足。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基础薄弱, 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1979年农业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农支出的35.6%, 此后的二十年基本维持在21%左右, 1998年因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基本设施损失较大的情况下, 投资比例提高到39.9%, 此后又直线下降。由于基本建设投入长期不足, 农业基础设施普遍陈旧、落后, 亟待更新, 很难起到对农业生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更难以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 同时也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三、影响中国财政支农政策效益的成因分析

1.配套资金筹集难度大。尽管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一直在增加, 但是财政支农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下降、徘徊和缓慢回升的波动过程, 近几年来为了保证财政支农资金能稳步增加,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直接规定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努力运用各种方式鼓励其他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农村, 但是执行效果并不乐观, 另外, 随着税费改革进程的深入, 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相继减免,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 又没有及时找到资金缺口的补充来源, 对于中央在一些重大农业投资项目上实行的配套投入政策, 由于地方财政紧张, 而且缺乏投资的动力, 项目所在地的农民收入又比较低, 配套资金很难筹集。

2.财政资金到位率低。在执行财政支农资金预算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驱使下, 经常挪用、挤占、截留支农资金, 使得财政支农支出大为缩水。据调查统计, 财政对农业投入有30%左右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能到位。随着国家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 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 这种挤占挪用的现象可能会愈演愈烈。

从外部而言, 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

4.财政资金使用的多头管理。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一直执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从结构设置和职能看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综合职能部门, 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 除财政部门负责农业财政资金的预算安排、分配和管理外, 发改委、科技部等综合部门也拥有规划制定、项目确定等职能, 而且共同拥有支农资金分配职能。第二层次是涉农主管部门, 包括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水利局、商务部、扶贫办等, 主要负责行业发展指导、同时履行农业财政资金使用、分配和管理的职能。第三层次是直属事业单位, 隶属各涉农部门, 承担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和事业发展职能。这种机构设置, 产生很多不良后果。一是部门间的职能交叉, 一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会牵涉很多部门, 环节多, 时间长。二是各管理部门手中都掌握着一块财政扶持资金, 导致农业支持和保护力量分散, 缺乏整体规划。使原本有限的资金分散化, 难以形成合力, 制约了财政支农资金整体效益的发挥。三是资金使用主体没有话语权。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规划, 然后是层层分配计划。基层资金使用者只有被动的接受。

5.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体制不完善。中国传统的财政支农体系, 财政直接干预农业经营, 普遍存在包揽过多的“越位”现象, 而在一些市场不能自我调节或调节不利的失灵领域, 又表现出“缺位”弊端。中国在财政农业支出管理上, 普遍存在中间环节多, 资金在途时间长, 运行缓慢, 资金到位率低等问题。另外中国财政支农没有经营性的投资机构, 难以直接取得投资回报, 财政部门缺乏支农动力, 也不讲求资金投入效益。

四、提高中国财政支农效益的政策建议

1.强化政府在财政支农中的主体性作用。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及农业自身的特点, 以及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政府必须承担加大财政支农支出的主要责任。一方面, 国家财政支出要向农业倾斜, 优先考虑农业。另一方面, 适当提高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切实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力度。目前中国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主要依靠国债资金, 也就是说对农业投资的来源不够稳健, 一旦停发国债, 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将无法保证。近年来,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 财政收入也有较大的增加, 应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重点, 保证农业投资有一个正常稳定的来源。

2.明确地方政府的支农职责, 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首先, 在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基础上, 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发展农业的职权和支农职责。第一, 区分投资方向, 中央政府应侧重于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利工程等, 和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以及先导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地方政府应侧重于外部性较小的公共产品;基层政府应把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第二, 在资金匹配额上要适当, 中央要求配套的项目应根据地方的财力情况而定, 不宜过多, 同时地方也要预留一定的资金以保证对中央项目的配套, 权责明确才能确保效益的提高。其次, 要逐步规范各级政府的支农行为, 加强法制约束, 敦促各地方政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 制定出细致、具体、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 以保证预算内的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幅度不低于地方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3.精简农业行政机构减少农业事业费支出。减少中国农业事业费开支, 是优化财政支农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 中国农业事业费支出过多的主要的原因是:涉农部门过多、机构重复、机构膨胀、人员编制严重超标。机构运行费用和人员开支占据了农业事业费开支中的很大比重。各地政府应建立控制人员增长的刚性约束机制, 做好富余人员的分流转岗工作, 最大限度的压缩支农事业费支出, 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真正用到农民身上。

4.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既是改善农村民生、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需要, 也是扩大内需的需求。政府应建立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 在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投入的总量的同时, 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农总支出中的比重, 投资的重点是:一是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加强生产能力建设, 创建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区。二是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努力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 提高农民基础设施占有水平和信息占有能力, 提高农民的竞争力。

5.增加农业科技投资。目前中国农业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等,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而科技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成功率低等问题, 是一家一户很难解决的, 因此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是中国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的迫切要求。目前, 政府支持农业科技进步的重点应是: (1) 加强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支持, 加强对农业全方位的科研力度。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2) 促进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建设, 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实施, 支持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加强对基层农民的科技培训, 使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使农民真正走上科技致富的道路。

6.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的监管力度。首先, 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进行全过程的监督,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努力从制度上、机制上预防各类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 针对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重点加强农机补贴、良种补贴、农田水利、退耕还林、救灾扶贫等专项资金检查。对重点项目的资金使用密切配合财政监察机构进行重点审计, 必要时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开展监督检查, 并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各种媒体的监督作用。建立扶贫资金使用的公示制度, 增强透明度。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加强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 从源头上加强监管, 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中国三农问题已日趋严重。长期以来, 中国的财政支农政策投入一步一步加大, 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仍任重而道远。首先对中国财政支农现状从规模和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然后对财政支农的总体效益进行了评价。接着着重分析了影响中国财政支农政策效益的成因, 最后提出了提高中国财政支农效益的对策措施以优化财政性支农支出。

关键词：财政支农,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张颖.财政支农的效益分析与制度约束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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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雪阳.湖北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效益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09.

4.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分析 篇四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1.9%。这明显超过了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保持在8%左右的目标。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 但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和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依然突出。根据海关总署11日发布的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 去年我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 达2173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23.5%, 净增加4134亿美元。全年累计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 容易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 引发产能过剩, 而经济过于依赖出口不可避免地将加大贸易摩擦。家电产品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由此产生的针对我国家电产品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这一切都与我国内需萎靡不振有关。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货币政策由“稳健”直接改为“从紧”, 这意味着投资增速将降低。另一方面, 我国主要的产品出口地美国受次级债危机影响消费需求降低, 我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拉动内需问题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廖建成认为, 随着农村购买力的较快增长, 农村消费随之不断扩大, 目前开拓农村市场、改善农村农村消费环境、发掘农村消费潜力正当其时。我国的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72%, 农村市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国家统计局为此进行过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消费支出, 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一个百分点, 就可增加238万台 (件) 消费需求。因此, 实施“家电下乡”, 既可转移出口能力, 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 又可消化家电行业的过剩产能, 扭转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势头。与单纯控制出口相比, 这种方式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有利于企业发展, 更有利于就业及和谐社会建设。

二、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1、正面经济效应

(1) 调节国民经济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天然存在着重市场公平、轻社会公平, 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缺陷, 需要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其进行调节。财政补贴是一种财政资金的再分配, 政府通过补与不补, 补多补少的政策选择,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投资结构, 从而使未来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动, 达到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根据调查显示, 由于近年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观念的改变, 以及农村消费环境、设施的改善, 尽管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幅减缓, 但农民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仍然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完善农村家电生产、流通网络, 促进建立农村现代流通体系,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缓解家电产业困境和保证社会安定。财政补贴通过对某些特定的社会成员和产品提供补助, 充分发挥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或降低某些产品的价格, 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在限制中标家电产品的价格的同时还对购买该类家电产品的农民直接进行财政补贴, 提高了农民原有的购买力, 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此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 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产量均居世界第一。这四类产品出口依存度约50%, 产能过剩严重。随着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能源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 家电出口受到了很大制约, 不少企业已经出现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于农村家电行业的发展, 引导家电行业的过剩产能向农村家电产业的方向流动。不仅有利于企业提高品牌影响力, 一定程度解决了家电产品产能过剩, 稳定了出口增长的问题, 又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3) 协调和稳定对外贸易的发展, 增进技术交流和合作。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我国出口形式严重恶化。加之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前不久的广交会上, 全线家电产品均提高了出口报价。但仍有不少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即使提价仍然无利可图, 可能被迫减少出口比例。从各数据显示看, 家电企业出口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家用电扇、电取暖器和微波炉2008年1-8月累计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出现20.7%、15.8%和2.1%的负增长;空调、冰箱、洗衣机、吸尘器、食品加工机等6种产品的增幅分别回落15.8、19.3、5.7、6.1、0.2个百分点。8月份空调出口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1.5%, 冰箱下降7.8%, 冰柜下降31.5%。在家电下乡政策的扶持下, 面对当前出口困境和城市市场趋于饱和的境况, 拥有近8亿人口的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家电下乡有助于缓解企业的出口压力、库存压力和经营压力, 有利于政府引导企业资金流向三、四及级市场的产品研发和销售拓展, 同时有利于各个企业之间在技术、质量和销售方式等方面的竞争和交流。

(4) 扩大内需, 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我国内需不足最根本、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居民的内需不足, 只有8亿农民这“一大块”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激活与满足, 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是政府对农民在家电消费上的直接补贴, 不仅一定程度上扭转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而且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 在扩大内需上产生深远影响。据测算, 连续四年在全国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产品实施家电下乡, 可以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 累计可拉动需求9200亿元。在当前海外市场需求下降, 我国家电行业出口减少的情况下, 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 既有利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也有利于统筹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负面经济效应

(1) 扭曲价格体系, 影响价格调节作用的发挥。价格作为经济杠杆在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合理的价格是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化来实现的。财政补贴改变了相对价格体系, 掩盖了商品的真实价值。价格背离价值, 使价格杠杆固有的调节经济、引导竞争、资源配置等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价格的传导机制, 使得社会资源达不到最有配置。巨大的财政补贴确实能给一部分农民带来好处, 但很可能带来更多的扭曲与混乱:首先, 那些本来没有条件购买家电的农户, 为了不吃亏, 可能采取“先买后卖” (甚至与销售点合谋、开具假发票) 的做法, 赚取补贴;其次, 为了赚取更多的补贴, 可能出现假离婚、假分家之类的现象;再次, 为了甄别手续的真伪, 政府又将设立新的审批程序与机构等等。

(2) 打破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 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要自负盈亏, 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以实现优胜劣汰。财政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成本、销售和利润的相互关系, 导致企业经营成果无法正确反映企业的主观努力, 影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难以调动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就成为纸上谈兵。“家电下乡”由于招标期限过于短暂和招标门槛过高, 把众多中小品牌家电厂商排除在外, 而这些小品牌厂商在农村经营多年, 对那里的消费十分熟悉, 并拥有广泛的销售网络, 因此, 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家电下乡”应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下, 让所有符合国家家电上市标准的企业都参与进来, 这样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 并可以保障广大农村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3) 加重了财政负担。适度的财政补贴是必要的, 但超过财政承受能力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财政补贴过多, 首先削弱了国家财力, 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其次, 挤占经济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再者, 财政补贴刚性强, 难以压缩, 会导致赤字增加引发通货膨胀。据报道, 在目前的“家电下乡”计划中, 彩电的价格每台限制在1500元以下, 冰箱2000元以下, 手机则在1000元以下, 每户购买的每类补贴产品数量最多为2台。以全国有2.5亿农户, 政府共需要补贴3000亿元。就河南一个省份, 截至2008年11月20日为止, 全省已销售家电下乡产品140万台, 销售总额17.8亿元, 兑付补贴1.09亿元。如此巨大数额的财政补贴, 将影响其他支出事项的安排, 削弱了国家宏观调节经济的功能, 妨碍了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功能, 同时影响经济建设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

三、家电下乡政策实施的难点及建议

第一, 在“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后, 亲自走访了三省各地的张晅认为:“价格是一个共性问题, 由于中标产品定价接近无利润甚至亏损, 这就导致同地区同类非中标产品的价格也被拉了下来。”而且家电下乡产品的价格定下来后就不能改变。但是近半年来原材料、主要零配件、劳动力等价格却持续上涨, 这令制造商承担了很大压力。利润太低会导致商家的积极性不高, 致使很多商家不愿意销售中标机型。由于产品价位低的条件限制使得很多较高档次的产品被排除在家电下乡政策之外, 也使得很多长期生存于农村市场的中小型企业被拦在外面。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冲击下, 很多中小型企业的销售网络几乎全部崩溃, 面临生存危机。在后期家电下乡招标时, 政府可以适当放开价格或者给产品一个价格区间, 从而使得制造商和经销商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另外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偏好已不能靠价格低的产品所能满足, 所以政府也应适当扩宽招标的标准, 适当加入高档次产品, 使得更多的农民享受的国家的惠民政策。此外, 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对农村市场的消费是非常熟悉的, 也吸纳了最大数量的农村就业人口, 所以这些中小型企业的生存也不容忽视, 也应该给予参与竞标资格, 公平的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第二, 当前农村家电维修服务普遍存在网点数量少、经营能力弱、维修服务人员缺乏等问题, 再加之农村消费者居住分散, 家电知识贫乏和电压不稳等原因, 售后服务已成为农户们较为关注的“后顾之忧”。若要求每个竞标的企业都在农村建立大量的售后服务网点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本人认为, 由政府组织众多的中标企业联合建立大型的售后维修服务网点, 这样不仅加大程度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也可以使政府更好的监督企业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很实在地解决了农民的维修、咨询、投诉等众多问题。

第三, 受利益驱使, 部分商家违规操作。部分商家利用家电下乡产品为企业打广告, 但不愿意卖家电下乡产品。补贴款项在农民购买产品之后迟迟不能兑现, 甚至出现销售网点克扣补贴现象。此外, 也有部分农民利用家电下乡政策购买家电下乡的产品, 得到补贴后, 又转卖的案例。这些问题都会很严重的影响家电下乡政策的顺利推广, 而且也会打击农民和商家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及时出台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的监督机构, 同时监督企业和农民的违规行为, 使得家电下乡能够在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环境下顺利推广。

摘要：2007年12月份, 在我国对外贸易出现摩擦, 国内内需不足的情况下, 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推出了“家电下乡”政策。随着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的顺利开展和后继的推广的进行, 家电下乡政策已经越来越被学术界和农民老百姓关注, 当然相应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在此情况下, 我们政府和企业要及时解决问题, 农民也要对这一政策坚定信心, 使得我们的家电下乡更好的推广下去。

5.也论会计政策财政论文 篇五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配合

引 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国际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国家之间的经济危机转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 迅速的从次贷危机转为金融危机, 进而席卷全球, 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2008年的次贷危机表面上是次贷违约借助衍生品市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一场冲击, 其实质是欧美产业空心化的金融表现。次贷危机爆发后, 西方国家利用巨额发债和超宽松货币发行将之粉饰一新, 并顺利将这场欧美危机演化成全世界的集体救赎运动, 使得欧美经济暂时逃过一劫。然而就在金融危机的硝烟渐渐散去之时, 新一轮的危机又悄然而至。2010年以来频发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 对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纵观国际形势, 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均处在经济周期的下行期。而我国国内的形势则是, 一方面虚拟经济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波及下, 波动性大大加强;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 我国的实体经济在危机之下受到严重的打击, 加之国内通货膨胀与境外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文献综述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般分为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 前者要求达到一国资源的充分利用 (特别是充分就业) 和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 而后者则要求实现一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20世纪50年代Meade (1951) 最早提出了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思想。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部和外部同时均衡。但当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 财政货币政策就会左右为难, 即所谓的“米德冲突”。针对米德冲突, 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期寻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解决不同的经济问题, 实现不同的经济目标。

Tinbergen (1952) 是最早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而建立起正式模型的。他指出由于某些外生冲击 (例如国际贸易和利率等) 的影响, 经济常常偏离最佳目标, 无法达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 使经济达到既定的目标。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 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那么要实现N种独立的政策目标, 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结论对于开放经济而言, 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 我们经常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使用, 当方向一致时, 两种政策同时促进某一目标的达到, 而一致的目标通过总量控制途径企图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两个目标是难以做到的, 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

开放经济中, 国民经济面临着各种外部冲击。虽然Tinbergen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协调配合提出了基本原则, 但是该原则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Mundell (1960, 1968) 认为之所以丁伯根原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原因在于以Tinbergen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的调节效率等同对待, 而实际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与效果是不同的, 而只有把政策与政策所能产生最大作用的目标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的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为此他提出了“有效分类原则”。Mundell主张在内外失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将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任务指派给财政政策, 将实现外部均衡目标的任务指派给货币政策, 这种有效分类原则也被称为“蒙代尔指派”。这一原则也成为后续理论研究和政策运用的基本准则, 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合理配置的有关研究, 不仅再次拓展了关于政府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而且也极大的便利了现实中的政策操作, 为实际的政策运用提供了一种基本准则。

Mundell (1960) 和Fleming (1962) 提出了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将标准的IS—LM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的系统分析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M-F模型) ”。他们的研究为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政策效果评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M-F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 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 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 那么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如果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则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在M-F模型的基础上, Krugman (1999) 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三元悖论, 也称为“三元冲突“理论 (Trilemma) , 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 各国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2个目标。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经济政策有效期和政策干预的活跃期。学者们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机制的研究也空前活跃, 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求在经济周期弱化阶段如何有效地培育和扩张总需求, 以达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选择。目前主要研究进展和观点为:

(1) 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效果已经开始大于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因此,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 要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但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不协调, 使得宏观调控效应实现的时间过长[11,15]。

(2) 财政资金过多地进入一般竞争性的投资领域, 使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加大, 同时也破坏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16]。

(3) 国债作为联结两种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协调两种政策配合的过程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可以从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来刺激总需求[10,14]。

(4) 在对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深入研究中认为, 不仅需要关注财政政策期限结构的调整并侧重经济政策组合的选取, 而且要加强货币政策规则性成分并提高金融规模和效率[12,13]。

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日益加深, 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Krugman (1999) 的“三元悖论”指出为了保持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就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 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又或者为了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 就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实行资本管制;再者为了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 就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2005年7月21日我国结束了单一盯住美元的制度安排,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本质上还是实行一种固定汇率体制。因此, 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形下, 中央银行独立性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其执行效果。

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 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信贷控制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 资本的流动性增强、货币供给渠道的增多、外汇占款的增加使中央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时常力不从心。长期以来, 我国将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作为目标, 并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 以此作为开放经济下的政策组合。但是如果中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 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 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 宏观均衡遭到破坏, 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同时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者资本自由流动变成了大势所趋。

从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上看, 政策工具的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 与发行国债以及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相结合;从时间的协调性上看, 货币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 但在防止经济于某段时间内过热、通货膨胀率过高等方面具有长期效果, 而财政政策的作用体现在可以于短期内开展投资活动进而达到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 次贷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全球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如2008年主要发达国家地区GDP的平均增速只有-0.2%, 2009年更是降到了-4.0%。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均有下降, 2008年的平均增速是4.7%, 2009年骤降到0.3%。但是在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中, 我国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始终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以上, 对世界经济复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危机之后,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起, 共同对经济产生正面的推动及调控作用。此次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很多出口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国家在进一步增加出口退税率、努力稳定出口的同时, 出台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措施。包括从2008～2010年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这次和上一次金融危机相比, 政府加大了对民生项目的投资, 同时投资范围更宽, 力度更大, 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 更多地向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农民工倾斜。希冀通过扩大内需, 来确保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货币政策上, 国家努力提高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以保持货币信贷以比较合理的增速来增长, 同时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从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举措中, 我们可以看到, 财政的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本身就非常大, 政府资金对其他资本具有非常强的引导效应, 如果能够与货币政策相配合, 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可以产生巨大的投资效应及规模, 其拉动效用也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在我国资本项目有限管制和管理浮动汇率背景下, 我国的财政政策有效, 而货币政策弱有效。特别是我们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当国内需求过度扩张时, 可使我国的进口大幅度增加, 贸易会出现逆差, 此时会对人民币产生贬值的压力, 若支持汇率稳定, 外汇市场干预所导致的外汇储备数量减少, 货币投放量的收缩将对内需的扩张起到抵消作用。因此, 扩张内需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相互冲突的, 扩张内需虽可抵消外部需求的降低, 但是以牺牲汇率稳定为代价的;另外, 扩大内需还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上的变化, 它使内需所拉动的部门生产上升, 出口部门则因稳定的汇率政策而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汇率稳定的条件下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 不能充分运用汇率手段调整扩大内需可能导致的国际收支逆差, 并且通过动用外汇储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会使本币投入量减少, 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一直以来高速增长的贸易和资本“双顺差”, 这也为我们实施货币政策提供了政策空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换, 我们可以通过政策间的双向协调、利率市场化、国债买卖和一揽子汇率制度等政策的变化来调控宏观经济, 进而达到稳定增长经济的目标。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政府始终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方法上, 不断的摸索前进。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 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因此, 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 为了进一步保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3.1 应该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有正确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以合理分工为前提力争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

应该说, 货币政策的优势在于对总量进行调节而财政政策更适用对结构进行调整, 无论哪一方的缺失或弱化, 都会导致经济失衡并造成严重后果。而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更是一个经济体协调发展所必须考虑的两个关键因素。可以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的经济总量失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如果使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及需求进行调节, 虽然可以达到控制经济总量的目的, 但随之带来的贷款迅速增加, 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当期财政收入的总和, 而这种失衡的状态会带来财政弱化, 使国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降低, 进而逐步丧失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力。

3.2 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手段及应用范围作适当调整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调整应该尽量降低行政干预度, 并采用更加多样化的市场手段及工具, 例如利率、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 并遵循商业银行市场经营原则, 减少政策调节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风险, 促使其发挥稳定的调节作用。财政政策的作用范围应以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为主, 明确政府在公共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财政政策不宜参与竞争性投资项目, 该领域的投资应以货币政策为主, 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功能以防止盲目投资达到节省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财政政策由于其特殊性可以实现多层次调节, 以预算、税率等宏观调控手段对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节进而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以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手段对产业结构及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另外, 财政补贴及转移性支付等手段可以对微观的居民及企业形成影响, 进而实现财政政策的微观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