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纲要读后感（共10篇）
1.国史纲要读后感 篇一
党史国史读后感
八年级二班
王玉稳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可以说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著称于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更是一座蕴涵丰富的宝库。
最近一段时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学习了，回观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句毛主席的词在脑海中浮现“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容易的，走过的路程更是艰辛的，在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满目苍痍，饿殍满地，内有军阀连连混战，外有帝国主义炮火轰打，但是，为了解民众于倒悬的党的创始人们，伟大的革命先烈们，顶住了重重压力，于1921年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强，已经走过了90多年辉煌的历程。
当前，全党全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力前进的关键阶段。共产党员必须认真回顾我们多年来的风雨历程，认清时代形势，提高自身修养和党性认识，做一个时代的先锋。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了解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
2.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二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
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另外，钱穆先生还针对中国的民主进行了评判。有人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民主，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生活在专制之中，但是先生不是这样人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民主也是存在的，只是不如现在这样透明和开放而已。毕竟，在同时代的各国之中，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很民主的。在中世纪的各个西方国家中，很大的一部分国家是家族世袭制，相对来说，那更加没有民主了。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国家踩在其他国家的肩膀上，才积累了财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策。中国在封建社会之中，科举制度是民主的很大的代名词。科举制度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参加的，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科举制度的好坏，但是这种制度确实给了寒门子弟登入仕途的道路，影响深远。
《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3.《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三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问题是鉴个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民工的责任心何来?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本书的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老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深刻思考，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传统、革新、科学，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而同时也有极力推崇古代思想的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这是作者所不愿看见的，我们对于自己历史要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而后择而取之。
看到南北朝后我就开始看近代史部分了，我觉得目前官方的近代史教材都是经过过多的处理过的，我们都希望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所享有的了解我们民族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钱老生活在那个年代，又以其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撰写的这本书，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而今日教材几乎只论朝廷腐败一点。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朝廷必腐败反动”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现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本国历史呢?先生说要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历史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鉴古而知今，历史总能带给我们温情。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对历史毫无敬意可言)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前人不知后事，只是各行其是，焉能以己之过而责之于前人之身?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带着能够鉴古而知今的心态去学习本国历史，才能学以致用，才能报效祖国
简单的举个例子，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是以一个正面角色出现的，讲他们如何爱国，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本书有较为详实的阐述。不过我要说明一点，知道历史是一方面，如何看待又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义和团的残忍就可以了，毕竟在列强野蛮入侵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对他们的任何残忍都是应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我们要以此时时勉励自己，努力让祖国富强，让中华民族迄立于世界的东方!
4.国史读后感1000字 篇四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统一到郡县的统一，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该书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书中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国史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钱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5.《国史十六讲》读后感 篇五
对于中国来说，到了西汉中期，基于小农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很成熟了，唐宋期间达到巅峰状态。从汉代以后，在的时间里面，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基本没有突破，只是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朝代兴替的革命过程中，破坏大于建设，既没有技术方面的突破性进步，也没有制度的革新。新的朝代完全继承上一个朝代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社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到明清时期中国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也有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时候，但不幸的是，这种商业发展没有像欧洲一样产生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明初和清初时期，帝国国力强大的时候，帝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不是鼓励发展商业，而是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商业发展。宋末和明末，基于增加税收应付对外战争的需要，中央集权控制松弛，沿海地区商业贸易迅速发展，中国面临较好的发展机会，但因为国力赢弱，这种发展被外族武力入侵战争打断。
与欧洲比较，中国古代经济领先但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一是重农主义的政治理念下，处处防范和限制商业发展，没有起建立保障和鼓励商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机制；二是生产力水平停留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时代，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三是文化方面停留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帝国专制集权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虽然在每个朝代兴替时期，有过短暂的思想自由，但不过是昙花一现。新的朝代建立后，社会秩序又回到了从前。
6.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 篇六
而在《国史纲要》这本书的序言中钱穆先生就已经指出了，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也是他撰写此书的主旨。该书有简有繁，概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重点描写了各朝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状况，重点的重点是以上的种种造成的影响。整本书都突出了他深入理解本民族传统与文化的个性与特性的主张。这本书写出了中国曾经的强盛和病态。和强盛一样，《国史大纲》一书也特别突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弊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等方面的某些病态的、不合常理的东西，如书中提到的中唐以后中央与地方统治上的冲突与弊端等。
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也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先生看来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对于书的结构，钱穆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
7.国史静思录之中苏关系读后感 篇七
——浅谈中苏之关系
读《国史静思录之中苏关系》有感
1949年的中国，一个幼小的、百废待兴的国家，在国际的舞台上基本没有它的政治地位，但是，一切又是那么的特殊，这样的一个国家却成为了世界外交关系博弈场上的一个棋子，而且是极为重要的棋子。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20世纪前期到20世纪中后期通过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发展联系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使得苏联、苏维埃这个词已经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地区和大片的中国土地上被广为传播，人们普遍向往所谓苏联的那种幸福美好的生活。其实不只是向往，在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先后组织大批的优秀无产阶级分子前往苏联学习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最初均是来源于苏联这样一个具有样板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太平天国运动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曾在世界政治大变革中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道路。虽然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中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依然不能摆脱向别人学习，而且是不加思考的学习。这突出表现在建国初期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中苏关系历经四十余年风雨历程，有蜜月，有敌对，有缓和。正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苏关系这样的起起伏伏，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的政治局势、苏联的利益所在导致了双方蜜月期的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一个由资产阶级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土崩瓦解，虽然国民党丧失了在大陆的所有政治领土，目前的执政党对于大陆领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大一
统思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坐视在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岛上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政府。从攻击金门和其它若干岛屿战争等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是决心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来看，最佳的时间即是在1950年前后，但是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打破了中共先前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的历史交好引起了中共的强烈危机感。由于二战的战火没有烧到这个美洲大陆上，美国在二战时期创造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在这期间，美国从世界列强中脱颖而出。虽说，共和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打出了国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面对美国实实在在的经济军事文化威胁，年轻的共和国急需要一个强大靠山的支持。这个强大的靠山即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老大哥。苏联虽然是我们称之为的“老大哥”，但是从十月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使说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但是却也是同新中国一样，经历了国内和国外的多场战争。同新中国面临的同样的一个问题是急需要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基础。人在经历过痛苦之后总是会刻意的避免痛苦，苏联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愿意再经历一场战争，但是目前的现实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战争的危险时时刻刻的存在。美国在关岛、台湾、韩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使苏联认识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对于苏联来说，急需要一个大陆性国家对自己进行背后的战略防御，以维护自己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而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蒙古和中国。因此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关系交好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局势和苏联的自身利益决定的。
二是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差异，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国
际局势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取得的。而斯大林则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1”，并且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2”。中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资本经济比重不及全部经济比重的5%。苏联领导人一直企图用苏联式的革命指导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曲折进程中认识到了“照搬照抄不是社会主义”，这与苏联的所期望的完全不同。苏联致力于让全世界学习苏联的苏维埃模式形成以苏联社会主义，中国的特立独行自然引起了苏联的不满，只不过在斯大林时期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没有表面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之后，这种差异被逐渐的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越发的明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美苏缓和战略。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源于苏共二十大当中的一个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解放了思想，揭露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但同时没有经过仔细的分析，一棍子打死。对于这种分歧，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旗帜鲜明的表明同苏共中央的不同意见。同时，波兰事件的解决，中国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这是长期处于无产阶级导师地位的苏联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由于台湾问题的影响，一直对于美帝国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毛泽东曾经表示：美帝国和发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是苏共在二十大之后却提出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就1
2冷战期间，苏联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不听命于苏联，经常与苏联发生争端，所以斯大林等人就称中国是麦淇淋式共产主义，即伪共产主义。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年5月25日－1980年5月4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南斯拉夫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人民军元帅。战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推行“不结盟运动”，反对苏联的干涉。在20世纪反对霸权主义、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这样围绕着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的暴露了出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苏联在美苏关系缓和上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中苏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还保持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苏联需要中国这个“铁杆”盟国在国际重大利益问题上给予苏联支持，所以对于中苏之间的分歧还是保持着极大的宽容。中国由于此时正在苏联的帮助下大力的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所以对于现实存在的分歧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刻制。双方都在刻意的维护着双方的关系。
三是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大越近”目标。这一个目标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要用大跃进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阵营是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则是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在赫鲁晓夫以及苏联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影响，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挑战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更不愿意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走与苏联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战略性需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与中国合建核潜艇部队。令苏联没有想到的是蒙古式的外交处理方式在中国并没有发挥效果。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内部主权统一，中国绝对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驻扎，这不仅是一个外交问题，深层次的这是关于中国主权的政治性问题。其实苏联这样做的首要目的即是不愿意、不支持中国搞自己的核武器。因为从地缘政治考虑任何国家绝对不愿意周边国家拥有与自己对等的军事力量。自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友好条约》之后，中国一直寻求一种平等的中苏关系，这次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建核潜艇部队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
领导人的判断：苏联一直将中国作为附属国对待，中国的主权和战略地位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直接推动了中苏关系破裂进程。
8.《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读后感 篇八
最初了解的.中国历史是在小小的新华字典的最后一页及初中历史课本上，中国当时分裂成一个个国家时比如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在混战时期作为学习者往往记不清楚，容易混淆前后顺序。但是本书妙笔生花，在图片加文字的循序递进双讲解中，让我们读者印象深刻。特别是秦国灭六国的前后顺序。为了有利于读者记忆，出现了一句“喊赵薇去演齐秦”记忆法(韩、赵、魏、楚、燕、齐、秦)。就这样，战国七雄被作者绝妙的描写下让读者一下子掌握了，精彩之至。
一口气把中国史的3部和世界史的1部读完，中国史第4部还没有出版，第三部在唐朝的历史长河中戛然而止，感觉意犹未尽。
在古代的君王中，做一位明君，一是要尊重历史，二是要引以为鉴，三是要励精图治。有的君王成为一朝大帝，有的君王贪图享乐，有的君王成为傀儡。但是万变不离其中，为百姓谋福，听取贤官谏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天下则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出生于和平年代感觉很幸福，小时候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长大了过上了小康生活，现在更是一步一步走向了强国之路。国强则民强。像姥姥、父亲母亲那一代人活得还是很穷苦，长长挨饿，受冻。而孩子们则已经不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意义了。
以前重点是九年义务教育，现在则成了辅导班的天下了。不知何时，家长们聚在一起就问“你家孩子报了几个班，他家孩子报了几个班”，我知道有个孩子星期一到星期日天天都有辅导班，周一跳舞周二弹琴周三写字周四作文周五……天啊，那还要义务教育的老师干嘛，孩子白天上课，放学后还是上课。那位家长也很疲惫，成天奔波于各个辅导班地址。不报班都不好意思，感觉自己和孩子都没上进心。怎么成为了这种现象?
有时候都是嘴上说说而已，走个过场一样。你敢反对?你敢不赞同?你敢提意见?
9.《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读后感 篇九
这本书就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以漫画的形式说历史的书其实并不少，但是在这本书中将历史讲得非常有趣，这一点非常令人赞叹。
这本书是从西周开始讲起的，西周干掉了商朝成为了天下的霸主。这时候西周国王就开始分封诸侯，在这里作者用漫画的形式将西周比方成一个班级，老师是周王，同学是诸侯，在这个班级里有几个大个子。
班主任为了追女生，调戏了同学，于是失去了威信。其中郑国首先起来称霸，他还射了周王一箭，可是他只是个小角色，后来齐国称霸，齐桓公死后齐国就乱了，之后晋国，楚国相继称霸，他们不把老师周天子放在眼里。这个楚国是自己给自己封的王，在这本书中是一个插班生，而且普通话也说不好，被称为南蛮。秦国因为救周王有功，获得了封赏。后来吴国打败了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楚国才复国了。
10.《国史十六讲》读后感 篇十
首先，以各朝各代的代表为每一讲标题，重点更为清晰。名为《国史十六讲》，在形式上分十六个章节，以讲座的形式概述中国历史。章节名称特点鲜明，通过标题读者便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各章的主要内容及作者的侧重点。总的来看，作者更侧重于思想文化方面。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谶纬、清议、玄学，再到宋朝开始继续发展的新儒学，包括有明一代的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都有列专题进行专门叙述。而其他的部分思想文化也间接地在文中提及，即史前和夏商周等思想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文化，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及清朝前期的文字狱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史十六讲》里含有作者对中国古代几千年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深刻思考。
其次，文中无时不显示出作者严谨的学风以及灵活的写作技巧。本书包含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作者将中外同时期的文化做比较，也结合了部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其研究不拘泥于时间地点的限制，这也使得本书有视野开阔的鲜明特点。以第一讲为例，史前史一般由于枯燥很难激起读者的兴趣，然而作者在第一章中即以对西方人类起源说中的主流观点“夏娃理论”发出质疑，并且以中国的考古成果进行考证。
这在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表明了历史研究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应该抱着质疑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这样历史研究工作才能不断的有新的突破与进展。此外，本书旁征博引，清晰明确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使得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不仅巩固了基础知识，也对学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个大致的掌握。而且，樊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援引不少诗词及成语典故，使得语言表述更为形象生动，引人入胜。
再次，书中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同时期的比较，在通览全局历史方面有较大的帮助，也对各地读者容易混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解释了中国分封制下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的区别，指出了两者的不同。此外，也对“东林非党”问题做了详尽的解释，指出朋党与政党的区别。对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与东学传入西方也有独特的见解，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值得注意的地方。
最后，除了重点对文化史的探究外，对政治制度，经济等各方面的论述也是详略得当，重点分明。书中的图片及数据使得论点更为清晰。关键字用黑体标出，更便于读者阅读。诸如论述秦汉时中央集权体制初建的维持方法，解释魏晋风度的特点，分叙唐朝佛教的各派别等等。以黑体字表明论点，并于后文详细分述。这有助于读者把握重点，理清各部分的基本脉络，并且加深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理解。
《国史十六讲》确如先生所说，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但是其简练的文笔却最大的概括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深入浅出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主次鲜明，重点清晰，对于我们了解以及研究历史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史学论文写作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国史十六讲》读后感（二）寒假期间，抽空读了樊树志先生的《国史十六讲》。本书是樊先生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国史概要”撰写的讲稿。出版之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一再名列各种畅销书的排行榜，一度排行第一，是一本读者自己选出的深入浅出的好书。这本书凝结了作者自己的读史心得，力图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不再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学生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也同样使读者深切体会到了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历史的方法。
在这十六讲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九讲宋：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传统史家的笔下，宋朝是屡屡遭受非议并评价不高的时代，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实际上，宋朝有它辉煌的另一面。宋代的辉煌在平日教学中有很多体现，在学生平时的试题中也有很多史料，可见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了。
宋朝处在中国历史从中世向近世转变的转折点，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无论在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
一、政治上，官僚政治与体制内改革
经过唐末五代的激烈社会变动，贵族政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官僚政治体制，其突出的特点是君主独裁体制的形成。主要表现为：首先是宰相权力的削弱，如二府三司制的确立，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加强了皇权。其次是军事权力的集中，如杯酒释兵权，强干弱枝，虽然这种重内轻外的方针，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如军队战斗力在为削弱，但是军权毫无疑问地高度集中于中央了。再次是财政权力的集中，如设转运使，把各地税收机关收归中央掌握，地方税收除留一部分供地方开销外，其余全部上交中央。
官僚政治对于贵族政治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它也有新的问题，官僚机构的空前庞大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官僚政治给北宋带来所谓“三冗”的局面，于是出现了体制内的改革。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虽然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但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上，传统农业的新发展和商业革命
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成为宋朝历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之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主要的表现就是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发展。唐朝的坊市制被打破，商业发展中时间、空间的限制被取消，这种变革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政府宣布取消对于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开封城内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商业街。这样一个细节，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
同时城市中还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子。北宋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
而到了南宋的时候，天下流行这样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三、科技上，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
宋代，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北宋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开创近代活字印刷的先声；指南针在北宋后期已经普遍用于航海；北宋初年，火药广泛使用于战争。而这些成果传到欧洲，导致欧洲结束中世纪时代而进入近代文明时代，推动了西欧的社会转型。
因此，我们说，宋代时，出现了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商业革命，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这样的观点与传统的史家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宋朝的历史，开阔了视野。感谢樊先生的《国史十六讲》，把复旦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贡献给社会大众共享，奉献给我们这些没有机会进入复旦大学听课而又对此心向往之的读者！
《国史十六讲》读后感（三）樊树志先生的《国史十六讲》确实不错，脉络清晰的讲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的时代，很明显针对的对象是刚刚进入大学的本科生或是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历史爱好者。唯大学者，方能放下身段，用浅显的文字，对普罗大众进行这样的知识普及，可惜现在的大学，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大学了。
樊先生的讲义非常精当，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都做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当然，这是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盲来说的）比如，对于建文帝的下落，晚明时期中国与国外的贸易关系，“全球化”始于元，发于明，盛于晚明等等的阐述，以及对于清初“大玉儿下嫁多尔衮”等流言的考证，都非常新颖而具有说服力。
当然，因为是讲义，不可能讲的太深太透，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条长江大河的话，樊先生的讲义，固然不是飞机航拍抑或卫星图片，最多也就是游轮在江面上一路而下，挑几个著名的美景指点下，然后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吧。对于此江此河的各处的水文状况等等，只能是泛泛而谈了。而且，最令人惋惜的是，樊先生的讲稿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时常感觉到一些意犹未尽，一些欲言又止，一些题外之意。樊先生讲义的大纲，也未能脱去“主旋律思维”的影子。
最明显的就是只讲治世，不讲乱世；只谈正溯，不提余脉了。这正是让人感到悲哀的地方，读史是为了明今，是为了更好的看清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而非钻旧纸堆，搞些杜甫究竟是冻死的还是吃冷肉噎死的这些话题。所以对于历史的评述中，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史学家能以其深邃而智慧的眼光，给我们指引。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究竟历史上面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历史上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其来源、起因是什么，其结局又是怎么回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透古观今，而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当然少不了借古讽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