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共8篇）

1.《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篇一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作 者：郝海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11)分类号：N031关键词：新儒家 儒家文化 近代科学 现代科学 中国科学

2.《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篇二

“景妙何在?曰:妙在知与不知之间。知者,知其妙,悉其好恶;不知者,不知其所以然也。”这句在园艺界流传甚广的话确实一语道破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国大部分园林结构简单,取材简洁,但就是这样简单和简洁的搭配却能让游客人大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之感。看中国的古典园林,与其说是看园林的景物布局,倒不如说是看造林者的文化修养、思想流派、审美情趣及其创作时的心情和心态变化,这些都会体现在园林的实物之中。“知者”能领会到其中精妙,确实能体会到妙不可言之感。虽然每个园林所表现出来的意境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又都能充分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学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学说。在儒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孔孟及其门下弟子们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主要提倡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并形成了三纲五常等思想学说,以及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这一系列的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园林便开始把建筑、山水、植物等各类分支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各式存在的自然条件,模拟演变大自然中的景色,再经过人为的加工提炼,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连接,创造出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综合体系。而由汉武帝改建的上林苑则是当时园林艺术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

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家士大夫多是理想主义者,而并非政治家,他们饱读诗书,辞官归隐几乎成为他们一贯的模式。避世隐居只是表面姿态,其实还是梦想有一天能重新得到朝廷的赏识以实现其政治理想,才是这类“隐士”的深层本质。为了抒发这种感情,他们往往寄情于物。中国古典的文人园林不少是在这种情况下建造的,从园林中的题名和文字就可以窥其一斑:拙政园的意思是园主王献臣乃明弘治进士受东厂诬陷罢官失意回乡,请文征明设计建造此园,借《闲居赋》句意:“‘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而网师园也是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因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自比渔人,以“网师”命之,表示自己只适合做江河渔翁;退思园,“退思”语出《左传·鲁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这些官场的失败者们,在城市中购建园林,自比上古隐逸圣贤。一方面借题寓意自己超凡出世,另一方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导致了园林的建造设计不只是景观设计,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

因此,古典园林的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文化治世哲学之上,但我们又很难界定园林中哪一部分是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应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建造设计行为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对园林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园林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两方面。物质层面主要指布局等方面,儒家认为,人性禀赋不同,因此要以义统性、节性,最终使人道与天道相谐。礼就是符合于道德的行为规范。儒家所谓的天道是哲理化的天道,其主要特点是阴阳两极的和谐。中国古典园林中,建筑的空间布局、方位、尺度、装饰、色彩,甚至植物都被纳入儒家“礼”的规范。

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创立的儒家学说一直以来占据着中国正统学派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讲,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孔子虽然也有关于自然的语录: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自然,而是社会生活,他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可以称之为行为伦理学。这些哲学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们能在任何设计作品中发现它的存在。比如北京和南京城的空间秩序的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又如北京四合院房屋设计、甚至紫禁城的室内设计,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造园领域。《明史》中记载:“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在园林装饰艺术上,礼制也有很多约束,《礼记》中有“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主”,至明清时期建筑装饰用色按等级来定,明黄最为显贵,为皇室所独有,而黑、灰、白则为民居的专用色。此外,在非寺庙园林及建筑的整体布局中,为体现森严的礼制观念,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强调“尊者居中”、皇权至上的作对称均衡布置的中轴线,比如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城市中轴线、颐和园仁寿殿建筑群中轴线等。在中轴线上,儒家重礼之倾向体现得最为充分。当然这样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它仅仅涉及皇家园林中的寺庙和处理政务的建筑,如太液池、万寿山、龙王庙、琼华岛、凤凰墩等园林中的部分建筑,而就这些园林自身而言仍是自然的、布局自由的、非严格空间秩序的。

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造园者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而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亦是“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同一体,陶然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

传统文化所对古典园林的影响不仅仅是作者本身对园林意境的表达,和绘画、诗歌、宗教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它们都是园林文化的组成部分,古典园林的意境是与传统的文化和历史都是分不开的。儒家文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因为其所代表的艺术和文化氛围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带来的。

纵观中华五千年的园林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园林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具有中国人民独特审美特征的园林观,绝不是简单局限在园林的形式美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和人类崇尚自然美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是了解园林是文化发展的载体、产物,即通过园林美来调节人类的生活环境和心情,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中国古代伟大的艺术家们在追求自然之美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在对园林的创作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回到今天,我们当今的设计者则应该观察和谨记前辈的足迹,把自己对园林艺术的理解融入每一个生活创作的细节中去,才能为新时代的园林发展创造出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园林风格的同时,让园林同样具有当代文化的气质,斟酌好古典园林给予我们带来的影响,仔细体会当代园林发展在生活和景观中的位置,合理的使用古典园林给我们带来的优秀的知识,,创造出中国园林文化新的史篇。

参考文献

[1]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3.儒家和谐文化思想助力中国梦 篇三

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谐的概念在中国最早是以“和”的形式出现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如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样，是全体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价值取向。

儒家和谐文化思想的内核

先秦儒家在继承与发展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思想和方案，追求一种建立在礼治秩序和礼乐文明下的和谐社会。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儒家文化的“礼治”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一）“礼”的渊源与发展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是古老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易传·序卦》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是以天地为依托，圣人效法天地的刨设，将宇宙的自然秩序在人间的演绎与应用。

（二）“和”：“礼”的本质与价值追求

“和”是礼的本质精神。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它是通过明确规定等级差异的区分，使人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包容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从而使社会生活呈现出安定有序的状态，达到礼文化所期望的“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社会和谐目标。“和”是礼的终极价值追求。从礼的内涵可以看出，礼中蕴含着秩序、法律、节度、交往、和谐的因子，即终极价值取向是“和”。

礼文化认为人天生就有长幼、知愚、贤不贤、能不能等客观与主观上的诸多分异，社会应当以此客观条件为依据，给予不同名分的人以高低、多少、厚薄相称的物质或精神享受作为区分。社会制定的礼仪制度其目的就是“正名”和“礼以定论”， “礼以定论”即用“礼”来维护社会人伦的差异，使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社会位置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社会期望，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实现人人恪守规范、社会井然有序的目标。

（三）“礼治”：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核与规制

儒家社会和谐思想，几乎无一例外都与“礼”直接存在着联系。儒家主张“为国以礼”，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其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称之为“礼治”。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可见，孔子认为和就是礼的内在结构性功能的外在表现，即“和为贵”是对“礼之用”的陈述。

儒家虽认为存在着等级的区分，但不主张等级间的对立，虽认为人际可以达到和谐，但又不意味着取消人伦差别。儒家所主张的和是以承认分为前提的，即以礼的存在为前提的，先有以礼区分的事实的存在，而后才有和的理念追求，分与和之间彼此制约、相互促进，从而在整体上实现社会的协调与统一。

儒家和谐文化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反思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应当认真梳理和把握儒家传统和谐思想的价值资源，不断加强对儒家和谐思想的研究与挖掘，在对其“礼治”内核的合理把握中汲取、弘扬其中的积极成分，汲取其精华，发现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哲学思考、生活智慧、思想资源和价值指南。

（一）礼的群体意识对社会稳定具有维系作用

礼蕴含的强烈的群体意识是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认为人类唯有组成群体、团结一致，才能战胜自然，故人必须组成群体相处，个人只有在与他人、与群体的关系中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反之，“离居不相待则穷”。孔子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孟子也非常重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建立，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二）礼的行为规则对人与社会关系具有协调作用

礼为协调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和原则。礼所提供的是一系列不同于法的行为规则，通过人们对这些规则自觉遵守来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源远流长的礼文化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步探索和积淀了许多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规范和准则。如“亲亲”、“尊尊”中包含有一定的尊老爱幼原则的成分；又如《论语·颜渊》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为告知人们应当以对待自身的态度为参照来对待他人，推己及人，宽恕待人。这其中包含有宽仁博爱的推己及人原则。古人将这些礼的规范所包含的行为准则贯穿于具体的礼仪实践中，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落实到人们的具体行为上，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品位和思想境界，使人们爱好并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起到很好的融洽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儒家和谐文化思想对实现中国梦的作用

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最终一定要体现或者一定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大国崛起需要思想与文化的引领，需要道德作为基石和基础，也就是说需要全体中国人的进步，包括思想文化的进步。因此，弘扬传统儒家和谐文化思想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由人民来实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也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归根到底，“中国梦”由人民来实现，又不断为人民造福，这是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儒家和谐文化思想的引领与支撑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代，我们物质文明的进步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我们的精神道德文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以概括为道德失败，价值失迷，文化失衡、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公信力下降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因而呼唤传统文化的美德，用儒家和谐文化思想来引领和支撑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对儒家和谐思想必须进行现代转换及创新

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构想，这些科学理论与儒家的所主张的礼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党要努力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与儒家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传统儒家和谐思想的“礼治”理念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为科学指导，辨证地看待儒家和谐思想，以实现对儒家和谐思想进行现代的科学转换和构建，以强化价值理性、淡化工具理性为目标。

4.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四

在21世纪的今天，再谈儒家，似乎有点“过时”。然而，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无不在“儒”的基础上引申和阐发。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早已脱离原有的学术派系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门砖，政治传统之工具。经过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阐释，儒家已建立起稳定的思想架构和完整的体系。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样评说呢？儒家在当代价值几何？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今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发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孟子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宋史“道学”朱熹传》）。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难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目前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几年的四化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国内出现了贪污贿赂、倒卖诈骗、一切向钱、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等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那些精华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益的，应该把它们继承发扬下来。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能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要一旦完全抛弃她，和她发生彻底的决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应该的。像这种历时数千年，虽累经剧变而未绝灭的传统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华亦复不少。在今天对待她的应有态度，就是要如何正确地引导她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去掉她的已经僵化了的、腐烂了的部分，保存和发展其还有生命力的、还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作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属于这类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属于这类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１）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２）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３）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４）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５）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１）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２）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有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３）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一统。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４）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５）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哪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三、如何扬长避短，发扬传统文化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儒”，对于现在的我们——大学生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儒家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与根本。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实际上，儒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以及新当代的新儒学。此四个阶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后世所谓“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学，所倡导的是孔子与孟子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级人物，其思想特点是：都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倡导礼乐制度。

两汉儒学，上承经过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学，经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所改造，实行“阳儒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神授，把大量儒家伦理道德法律化，使之与“礼”并行，作为约束。

这种改变，使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层的要求，从而最终让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思形态”，影响历史长达两千年之久。

随后，由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对儒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为了战胜佛教，儒教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于是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程朱理学继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构筑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素质。

继之近代，儒学在国人之中失去信任度，发展也达到历史的低谷。

毋庸讳言，儒家在现今的确早已过时，但也不能一味全盘否定，看看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国，日本、韩国（自诩为儒家的真正传承者）、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儒家的有些基本精神和现代社会其实并不矛盾。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都以本国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作为国家的精神轴心、宗教信仰。可见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先前我们一概的否定式不足取的，龚自珍说过：“如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而我们已经把先前的历史丢的所剩无几。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他的信仰，无论我们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孔老夫子的思想史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他也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反观现在的国家行政人员，有几人是有信仰的去做事、去为人，有这样一帮人在当政，无怪乎我们身边的离奇事件一件胜过一件，就算我们在网上看到任何的有关当政者如何实行怪政，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相信中华文化现在并未能体现其优秀的特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物质要求都有很大提高之后，我们在回头回味儒家文化，就会重新的发现她的优势。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周敦颐、程颐、张载、顾炎武、戴震等。

文化地位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外王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依据《结构论》的系统综合理论，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约几百年几乎同期发展的希腊（自然）文化、犹太（律法、波斯时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华夏（儒家、伦理）文化奠基了人类至今以来的核心文化模式。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传播与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和软实力建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强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在整个传承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自2006年以来，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已经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目前，国内权威的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有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各高校国学院等，其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作为国家设立的儒家文化当代传播与应用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记录片、电视节目（如《新杏坛》）、出版物（如《孔子研究》、《儒风大家》等）的策划、投资方面，还有产业探索方面，设立了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应用进行了有效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孔子卡、建立国学社区、公交《论语》、国学大讲堂、与茶酒等文化的提升与融合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儒家文化渗透与普及，使大家对儒家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直观的认识。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儒家文化的误解，使儒家文化被插上了腐朽、保守、专制的标签，现在是通过普及，让大家认识真实的儒家、人性的儒家、当代的儒家、国际化的儒家的时候了。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儒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在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不同，既不维护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纯粹地域国家的主张，而是坚持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统一，维护宗法等级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秦汉以后，中国出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儒学思想又发展出为专制君权服务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为一尊，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能够与它争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把它挤垮。东汉以后道、佛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们只管人的精神解脱一件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着。等到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将这件事也管起来之后，儒家学说又全面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佛道则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归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此起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制度，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样原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科学民主意识的成长。

儒家处理各阶级、等级之间关系的原则不仅有礼(等级秩序)；而且有和(和谐)，这就是乐的精神与仁的精神。儒家强调统治者有责任给民众以关心与爱护，向他们施行仁政德治。这样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民而设，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其次这也符合内圣的精神，因为仁是至善，是天道，与仁为一便可以优入圣域，与尧舜一样成为伟大的圣哲。儒家向来有一种道高于政的意识，认为现实的政必须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优秀代表人物总是坚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评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们以仁为武器，抨击时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民众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不仅是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协调家人、族人、国人以及天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历史上，“爱人”，“博施济众”以及“忠”、“恕”思想，不仅造成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上培养出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普遍意识，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互关心与和睦相处的有益气氛。从这方面说，仁的意义远远超出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范围，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赞美的思想与德行。

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专注于此岸的即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这种态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当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没有超越的精神。正如当代新儒家所说，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与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们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说法。这样，对于人来说，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人们可以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与天(理)为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从而得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的佛道二教，它们也很注意维护世俗的君臣父子关系，使中国不致产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欧洲那种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对于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具有强烈的鼓舞或整饬人心的作用；同时，从社会进步来说，没有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对立，社会上就缺少了一种缝隙，能让新的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从中较为自由地发展起来。

在人性问题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论观点。与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的性恶论相比，性善论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它也有明显的优点。在禁人为恶方面，儒家威慑力不足，但是在劝人为善成圣方面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承认性善，所以儒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人是一个生命体，人的生命是天赋的，所以人命关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这个权利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任何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抵制。人也是一个道德主体，由于人本来具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说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虽未强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儒有„„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这种人格尊严的思想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群体意识。儒家的学者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家族与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荀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亦即人能组成群体——家族与社会。儒家重视并且积极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以为这是群体生存的根本保证。为此提倡“崇礼”与“尽伦尽制”的概念，“和为贵”与“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否认社会责任的佛老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人民、山河、历史、文化，一贯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勤奋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斗，面对敌人的屠刀，又能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吉鸿昌„„他们对于祖国坚贞不渝的忠诚，可歌可泣的业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丰碑，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儒家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没有人文的化成，就没有文明的人类。

与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不同，儒家一向重视道德和文化教育。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汉以后历朝都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级各类学校，讲授五经、四书和历史知识。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的制度，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使得识字率、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极大地提高了。与此同时，政府和私人都重视解说经典，编纂史籍，著书立说，收藏图书，交流学术等等，这些成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矿物、植物、动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不但有质量，有生命，有知觉，尤其在于人有“义”——道德观念。所以，崇德尚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人们严格划清公私、义利的界限，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认为人只为满足个人私利而生活，无视道德律令的约束，就是把自己降低为动物。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学者总结了体认真理与修养心性的丰富实践经验，津逮后学。由于过分注意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修养，儒家学者中多数人对于自然界的现象、规律，缺乏求知的热情与兴趣，不是把自然知识当作士大夫无须过问的贱业弃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识来附会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虽然儒家并非注定要排斥科学技术，不少儒家学者同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谓技艺，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这点是儒家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传统颇为不同之处。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质的需要，分别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来满足，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培养只讲道德修养而不能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的人，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同样培养只懂科学技术而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也绝非人类之福。

儒家观念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导和鼓励人们刻苦自励，在道德与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自强就要战胜自我，要有不怕艰难险阻，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同时还要有远大目标，决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典型，在个人的学习与修养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为满足，一直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周游列国时，他看出时君世主不愿意实行儒家之道，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坚持行道，相信终有一天人们能认识到他的道是正确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用这种精神鼓舞自己，精进不已。近代以来，个人的自强又发展为民族的自强，这种精神支撑我们战胜日本强盗，取得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思维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突出贡献。特点之一是对于世界做整体的、综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每一个事物的具体构成。在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图景之中，宇宙是一个系统，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之网中，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时也没有一件事物是静止的，它们都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推动之下，永无休止地、循环往复地运动变化。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自己的优越之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这就是不擅长对具体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认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这种缺点决定了儒家对自然现象的说明，本质上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第一，它所依据的经验是从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而不是科学观察与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其次，它不会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与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热衷的是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现代自然科学那样，从现象的科学数据中找出规律，一般是由公式来表达的现象间的数量关系。当今各门科学的发展都将从分析走向综合，这个综合与古代朴素的综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综合思想毕竟可以给现代人一个有益的启发。有不少西方科学家在向东方寻找智慧，就是一个证明。

特点之二是观察与处事的中庸原则。中庸是执两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据这个原则观察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人们也否定了它的斗争哲学，因为片面强调斗争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那么是否可以从此强调和合，将和合看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另一种片面性，起码不符合儒家思想实际。在和与斗的关系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张斗争，也不一味主张和合。因为这两种倾向都违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既然是讲“仁者爱人”，为什么又要有好有恶呢？爱人是总原则，是对人类来说的，但在一个具体的人群之中，情况就复杂了，总是有好坏善恶之分，对恶人是否也要好之爱之，只讲和合而不讲斗争呢？孔子主张有好有恶，不对恶人实行恶亦即斗争原则，也就不能对于人类实行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再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来说，儒家诚然是主张和谐的，但这里面也同样包含斗争，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人要生存必须向大自然索取，所谓和谐只是索取要有一个限度，要保证自然资源能够再生和维持自然环境继续适合人类生存，总之是达到索取与维护的平衡。所以，兼综和合与斗争，斗争不废和合，和合不废斗争，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则。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儒家思想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荀子开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信条。汉代儒家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结合，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思想。魏晋时代它与道家思想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宋元以后儒家吸纳佛、道观念，成为新儒家——理学。明清时期，徐光启融合儒教与基督教，刘智会通儒教与伊斯兰教，都得到成功。近现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试图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个工作正在继续。

正因为儒学是开放的，所以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在古代，它不仅适应于中国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而且适应于朝鲜、越南和日本，推动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

但是其开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对差距较大的思想，譬如近现代思想，儒家思想体系很难将其融入。现代新儒家想从中开出民主政统与科学学统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证明。

儒家思想从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质的培养，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过许多负面的效应。尤其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指导我们走出传统社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相反却总是让我们被动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荣完全归功于它一样，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归罪于它，但在总体上它无疑是过时了。那么儒家思想对于我们，除了它历史上的辉煌，是否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礼制、仪法与三纲思想；伦理方面的君臣伦理、家族伦理、个人伦理，修养论，境界论，以及教育学、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的基本体系已经被打破，礼制与三纲思想已经被废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它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伦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它的时代性的东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将来还具有生命力，这是应该当作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精心加以继承与弘扬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思维方式与道德思想都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具体发挥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普遍意义在现实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方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亦即批判继承的过程。比如说儒家思想中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自然是优秀的传统，但是现实中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都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所爱的国是具体的某姓的王朝。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有所选择，既不因其具体表现形式而予以抛弃，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义而将它看得过高，以为现成可用。

5.《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篇五

作者：刘新飞

前言

我们企业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仔细追究其根源，恰恰是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文化在根本上背离了儒家的思想精神，如“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义利统一”“和为贵”“诚信”“反求诸己”的思想。然而在我们企业经营和运作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不但没有树立起来，相反提起儒家思想，有许多人想到的是腐朽没落，僵化教条、如何束缚人性、如何阻碍创新，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误解造成的，也正是这种误解，使我们对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思想和手段更多地停留在引进和消化上，而很少吸收再推陈出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但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关系的表面探讨上，在儒家思想对企业行为如何起作用的义理阐述上有所不足，在如何利用儒家思想建立企业文化、指导企业管理方面的实践有所不足。本文试图结合实际的案例，用系统的方法分析：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我国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企业，这个阶段大体相当于生命周期的青春期、盛年期和稳定期，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企业是赢利的，在市场上也基本上站住了，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关系逐渐理顺。在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创始人的德才能力外，对企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只是技术专业知识的学习，这里的学习能力指的是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

1.具备学习能力的领导者。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成长，能够提前发现企业将会出现的问题和原来管理中的不足，于是对企业原有的潜文化进行扬弃、总结提炼，并突出放大企业原有的优秀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所处的环境，借鉴先进的经验和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通过适宜的方式强化企业的宗旨和理念。对内以人为本，企业员工的整体学习能力增强，企业对员工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管理和技术上不断创新，员工的满意和主动性化作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得到顾客的认同。并做出对社会负责的善行来，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这样的企业往往能够顺利从青春期到盛年期到稳定期，而且还能够在这些阶段上不断地创新，克服这些阶段可能出现的缺陷，而不进入贵族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寿命周期。

2.一般的企业领导者（创始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领导者感觉良好，看不到员工需求的变化和企业渐生出来的问题，领导者性格中的弱点开始暴露，员工因为企业效益渐长而渐高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这样的企业也有进行文化建设的，但只是一种形式，是为了赶潮流，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只是形成文件和视觉形象，让外界看来，也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没有得到员工心理的真正认同，没有起到改变员工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的作用，企业不能真正发挥员工的潜力，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样的企业大多能够过渡到贵族期，然后渐渐走入衰败和灭亡。

（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经营企业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利润，但是有些企业利润的获取抛开了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甚至违法经营。于是为了获取利润，出现了以下问题：以牺牲环境、掠夺式消耗资源为代价，发展企业、追求利润，还觉着是大环境造成的，非这样做不可；采取送礼、腐蚀拉拢、偷税漏税等不合法甚至非法的经营手段来获取利润，破坏着公平竞争的原则，也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风气。追求短期利益，不是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赢得顾客，而是靠欺骗来获取利润、以仿冒造假来获取利润。企业的“善行”较少，企业的利润来自于社会，企业通过力所能及的善行来反馈社会，如慈善捐款、投资教育等公共事业。这些行为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会在社会公众、顾客及其政府、银行等相关方中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会为企业的发展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投入很少。

2.诚信缺失

对待员工和顾客，重许诺，轻落实。对内，企业管理者言行不一致，对员工的许诺不兑现，企业出现了问题，不能真诚地解释原因，不能承认问题的存在，而是想法隐瞒，员工对企业没有信任感；对于利益相关方如企业供方，欠债不还，形不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对顾客，重视广告的作用，而忽视产品质量和服务，产品出了问题，顾客投诉，不能真诚地承认、做好服务及后续补偿工作，而是想法推脱责任，达不到顾客的满意，认识不到诚信的价值。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诚信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3.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1）在待遇上不公平。决策集中在企业主和管理层手里，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待遇相差很大，对于私营企业，还常常发生侵犯职工权利的现象，造成职工的失衡甚至仇恨心理，企业的发展决策员工不认同，措施制度也不会很好地被执行，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在企业工作只是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别说为了企业的发展主动创新了。一旦外面有了更好的机会，员工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企业；（2）不能满足员工发展自己的需要。如员工参与、创新机制建立不起来，不能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强调员工素质低，而提供给员工培训学习、提高技能的机会少。认识不到人才的真正价值，形不成吸引人才、留用人才、发挥人才所长的环境。

（3）管理者不能真正地对员工尊重、关心和信任，和员工的沟通少，只是利用员工为企业创造利润。

4.在制度和行为上

（1）不重视制度的作用。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对制度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制度没有尊重严肃的态度，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随意性强。

（2）存在着制度的空洞。如在全员参与、创新方面、员工的权益福利保障方面、规范领导行为方面没有制度或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3）制度的有效性差。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没有和企业实际真正地结合，而是为了搞形式，对付上级或获取证书用；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对公司的制度不能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地修订完善，使制度慢慢失去约束力。第四、规章制度往往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领导，管理不是靠规章制度，而是靠领导的意愿、偏好等不成文的规则，这样规章制度的作用被削弱，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被破坏。另外，对制度的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

5.缺乏学习创新能力

（1）表现在“跟风”和“两张皮”现象严重。不能对外来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真正地吸收，在引进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红火了一阵后，就慢慢黯淡下来；还有现在搞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各种认证，许多企业想的不是如何根据标准反思自己的不足，把企业的管理真正搞上去，而只是拿证作宣传，搞速成，于是实际做的一套，文件写的又是另外一套，就象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的“买椟还株”.许多企业的文化建设也是一样，别人的企业搞文化建设，自己的企业不能不搞，于是模仿别人的企业，请能人编口号、写册子，号召员工齐行动，花了钱，轰轰烈烈一阵后，不合格品照样出，员工的不满比以前一点也没减少，顾客的利益照样漠不关心，内部的勾心斗角、部门的利益之争照样存在，管理者的行为没有丝毫改变。

（2）不能从错误、矛盾和冲突中学习。当企业出现了问题，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惩罚或掩盖，而不是去找真正的原因。

二、借鉴儒家思想管理企业的成功案例

在中国的古代和现代，有许多人以儒家理念经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形成了儒商精神。他们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讲究德行，以仁义为立身之本，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内部充满凝聚力和详和；对待顾客，坚持以义取利、以诚待人。日本及东南亚等亚州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证明了儒商精神是优秀的企业文化，下面仅举几例对借鉴儒家思想经营企业、构建企业文化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具有儒商精神的李嘉诚

对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人们都惊叹其成功，他赤手空拳起家，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如果我们探索其成功的原因，会发现他父亲从小灌输给他的传统文化，在他日后的成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从小会诵《三字经》《千家诗》，这些童蒙读物，使他最早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没有给他留下一文钱，却给他留下了“求人不如求己”“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做人须有骨气”“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贫穷志不移”的遗言。这些道理和父亲遗训变成其灵魂的一部分，并成为其从商和做人的准则，使他终生受益。父亲去世，“孝心”使十四岁的他，当时只有一个心念，就是要养活母亲和妹妹，他谢绝了舅父供他上学的好意，毅然辍学，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挣钱养家之路。第一份工作就是茶楼堂倌，然后做过钟表学徒工、推销员，在当时纷纭变幻的世界里，刻骨铭心的先父遗训，使他始终朝着正确的人生方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残酷的求职和打工生涯中，他时时以此言鞭策自己，“诚”“信”“勤”“敬”“谦”成就了他骄人的业绩。

有一次当别人说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时，他认为自己首先做好了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商人。纵观他商海搏击数十年的经历可以知道，虽然他的企业采用的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但是他奉行的是“反求诸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待人、以和为贵、广结善缘、“仁爱”等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

例如：李嘉诚说：“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是企业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在长江厂后来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真诚、信誉、为顾客着想和勤奋使他抓住了公司发展的机会。为保证质量、不断地推出新样品，他不惜重金聘请香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订单很多，但厂子资金有限，设备不足，怕影响质量和交货期限，他不敢放手接订单。资金的限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伤透脑筋之时，一位欧州的批发商对他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生产出这么世界先进水平的塑胶花感到惊奇，答应先借给他资金，让他扩大规模，然后再做生意，大量订购他的产品，条件之一便是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作担保。在他找不到担保人的情况下，虽然批发商只表达出了订购三种产品的意向，但他和设计师连夜赶出9款样品，每种产品都设计了三种样品，以期打动批发商，即使打动不了，就送给他做纪念，争取下一次合作。批发商对他的样品非常看好，但更看好他做生意奉行的诚信、互利互惠的原则。最后批发商对他说，你的真诚和信誉，就是最好的担保，就这样解决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也把产品直接销向了欧州。

（二）蒙牛的诚信文化

儒家经典《大学》中有“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可以说是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也正是他的忠实实践，催生了蒙牛。“财散民聚，财聚民散”是他的养母从小教育他的，也是他经常说他的话和做的事。

“诚信是策划的最高境界”是蒙牛的口号之一，他们认为诚信是一种战略资源，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包括了对顾客的诚信，也包括对员工的诚信。对待质量，他们的理念是“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产品质量的好坏等于人格品行的好坏”“营销的98%是在家里完成的”.对于服务，他们把“最可爱的人”安排在第一线，与客户打交道，正是这种理念，才有了蒙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才有了顾客的认同和市场。对待员工，诚信体现在了言行一致上，分配公平上，这样员工才愿意为企业卖命。

三、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与借鉴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形态，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处事原则进而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儒家文化已经通过企业员工、社会文化等方式被带入企业，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不能直接用来治理企业，必须通过中介物质、制度、行为来实现。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以精神层次为指导，用精神层面向其他层次渗透。

1.儒家文化对企业精神文化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团队精神强调个体的行为不能危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应服从集体。论文格式对于君主及士大夫而言，应修身正己，实行仁政，讲求大义，所作所为合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能任意恣性，鱼肉百姓，否则“水能载舟，已能覆舟”将危及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在企业中则要求领导者个人修养、道德水准达到一定的高度，为人处事公正、符合企业整体的利益。对于员工而言，则强调“舍身取义”,为企业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将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目标联系到一起。

（2）追求整个企业乃至这个社会的和谐共存、稳定发展。在一个组织内部，强调“和”为贵，成员之间精诚团结、风雨同舟。这种“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不是面和心不和，甚至搞宗派，拉山头，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和不忘争”,“内和外争”.在整个企业内部，各阶层和睦共处，各按其位。

2.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文化的影响

人的眼神、表情、说话的语气节奏、处事方式、行为举止的做派都能够透露出文化、修养及品位。个人的行为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的渗透，其中家庭教育对个人修养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中对“家”极为重视。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亲应爱子女，子女应孝敬父母。感谢亲恩，子女之间应互相爱护，互相关照，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世间的风风雨雨。爱人的思想通过父母之爱传递给子女，教会子女如何爱人。“孝道”、“知恩图报”、“勤俭节约”等品德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儒家文化中关于“教”学的研究比较深刻。从孔子收弟子讲学到开设学堂，对现代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学校通过设立教学计划，组织教师讲课，将知识及做人的准则传递给学生。教师通过讲述英雄事迹，奖励学习典范的模式将“忠”、“诚”、“孝”等理念灌输给学生，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准则。社会则是通过道德规范和准则，使个人行为得到完善。这些规范行为的模式为企业规范员工的行为提供了借鉴意义。儒家文化通过“言传身教”,道德约束的方式达到规范个人的目的，这一方法被融合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中，并被企业所接受。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行为文化的形成过程、员工的处事方式。如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要做到忠诚和服从，而上级对下级要尊重信任、以礼相待。员工之间要互相关爱，互相团结。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做到关爱下属，对员工以诚相待，对客户真诚；而员工做到对客户及外部人员有礼貌，对内部同事关爱照顾，那么企业经营绩效会稳步增长。

3.儒家文化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影响

儒家特别注重挖掘“礼”所蕴含的文化。“礼”是制度规范，其背后蕴含的精神是做事恰当。恰当的具体含义是考虑到每个人的需求，又为了群体结构的维护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礼”以达到“和”的程度为贵，但不能为了“和”而不讲差别，而要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次序。企业文化制度层面设计原理与“礼”的原理相同。利用制度规范来制约员工的行为，从而维护组织正常有序运行。在保证领导者权威性的同时，营造企业内部和谐的氛围。

儒家“礼”需要配合“仁”方能完成。虽然有强制性，但约束力是靠道德约束来实现的。通过宣扬“合礼的行为”方式，使人们主动接受，主动学习“礼”的规范，依靠群体压力，使群体中的个体依照“礼”制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企业的制度文化，除了道德约束外，还有强制性的奖惩措施，并以奖惩约束为主。迟到了，罚款；早退了，罚款；工装穿戴不整齐，也罚款。制度的推行的确应依附强硬手段，但更多地应将它演变为个人自觉遵守的规范。一个公司如果员工每个月上缴的罚款过多的话，说明这个企业的制度规范一定有问题。规范制度是为了让工作更有效、有序地被完成，是可以被大多数人遵守的规范。如果规范制度难以被施行，就说明这个规范制度是缺乏可执行性的。“礼”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所有员工对老员工的尊重。虽然中国对老字辈的尊重不如封建社会严苛，但在企业中对年长者及老资格的尊重仍会出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会更明显一些，一些退休的员工被返聘回单位，继续为企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可是这种现象正慢慢消失，现在的企业更喜欢招聘年轻而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年限越来越短，企业越来越留不住人才。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市场经济要求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被放在第一位。企业受到环境的影响，更喜欢培养、招聘年轻的员工，年长的员工不再被委以重任。而员工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家单位积累经验后，合同期满愿找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企业。

4.儒家文化对企业物质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通过物体体现精神。《礼记·礼器》中提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起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覃之安，而稿和之设。”礼中包含继承先辈不忘本的思想。体现在器物上：祭祀用浓酒时，高处摆放着淡酒，因为浓酒的根是淡酒；使用快刀时，高处挂着钝刀，因为快刀的根是钝刀；使用柔细的席子时，高处挂着粗硬的席子，因为柔细席子的根是粗硬的席子。企业文化物质层面就是通过物质来表达企业的文化，如名称、标识、服装、产品包装、广告等均可用来传递企业文化，其中最能体现企业文化的还是员工的个人形象。顾客对企业员工印象的好坏会直接反射到对企业整体形象地评价上。儒家文化通过礼仪规范人的行为，进而影响个人的着装及精神面貌等。儒家文化表现在服装上，要求员工穿衣要庄重、整齐，打理好个人卫生。体现在员工风貌上，要求企业员工注重个人修养、道德情操，时时刻刻为企业、顾客着想。除此之外，企业物质文化中的标准色、图形、名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设计企业名称时，应体现民族特点，融入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出有本企业特点的名称。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均会考虑到中华民族的特点，采用一些有积极含义的词语为外资企业的命名，其效果远胜过音译，如通用、奔驰、宝洁、宝马、可口可乐。

总之，企业的物质文化必须与企业精神文化相一致，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通过物质文化的宣传，从物质文化中折射出企业的经营哲学、企业精神、工作作风和审美意识等企业理念，缺乏了企业精神文化作核心和灵魂，企业物质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变得毫无生气。而儒家文化通过对企业精神层面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其“教”与“学”的理念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修正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二）融入儒家思想构建优秀的企业文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企业中融入优良的企业文化，剔除阻碍企业发展的不良文化。如何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经验融入企业文化中，并真正为企业所应用。儒家文化中关于治理、教学方面的理论，为企业文化的修正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西方文化发展理论及经验为企业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经验基础。

1.在精神理念方面

（1）从职工最关心的内容做切入点

在做企业的儒家思想培训时，可以从职工最关心的孩子教育、家庭关系、朋友关系、身体健康入手，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有无穷的伦理资源，而且非常地适用，能说到员工的心理去，非常容易实行，把道理讲透了，员工就会试着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以前的缺点，改变自己过程中的难度和反复，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会发现自己行为的改变导致对别人看法的改变以及别人行为的改变，这种效果会使人的心灵产生震动，体会到以前没有的快乐。即使看不到明确的改变，他也会比在企业更有坚持的耐心。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言行其实就是家长言行的影子，通过儒家思想的学习，人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真要改变孩子行为的话，就必须力行儒家思想教诲，对家庭成员仁爱和谐、对孩了诚信、克制自己、给孩子做榜样等，孩子稍有改变，就会很高兴，从而激起在各方面去实行的信心。但是有时效果并非很明显，人改变自己的行为也很难，这时候，企业可以组织一些座谈会，交流心得和方法，使员工从心理上真正认同这种思想对自己有很大的益处，一些人会自觉地把这些理念用于实际工作中。

（2）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引导

在员工对儒家思想有了认同以后，再进行儒家思想用于企业管理、企业各项活动的引导培训，如儒家思想对于人力资源开发、企业战略、营销、生产和运作等方面的运用，另外要应用儒家思想的观点针对现在企业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使企业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说企业质量不高，服务水平差，顾客抱怨多，那么就重点讲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反求诸己”就是企业不能抱怨外部环境和顾客，从内部找原因，“仁爱”“和谐”“诚信”等观点的阐发使企业的员工能够理解顾客，尊重顾客，提高处理好与顾客关系的主动性。通过培训只能使大家在思想上有这么一个意识，而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员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看到效果如不合格品的降低、同事关系的融洽等，从中体会到自我提升的乐趣。

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做出表率，修己安人，让员工看到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改变，这样能够促使员工在工作中力行这些教诲，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员工也会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如企业管理者就以前的错误向员工真诚地解释道歉，以前板着脸的领导开始主动与员工沟通，通过公司的决策、事件体现出这些思想来。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说，贵州海尔一名职工因煤气泄露而中毒，企业管理者把员工送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而且还给所有的员工安装防煤气泄露装置，这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实体现，这一行为比喊无数遍以人为本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在行为制度方面

把企业的精神理念、目标和愿景内化为企业的制度和员工的行为，要对企业的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企业生产和运作方面的、人才评价和考核方面的、顾客需求调研方面的等等，有许多具体的科学的操作方法，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我们必须学习。另外，要把儒家思想中的“知行合一，谦敬”的观点，转化为企业管理中严格执行制度，认真工作，尊重工作的精神。

对于儒家思想在企业物质层面的作用，主要通过精神理念和行为制度层面体现出来，如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在这方面不再多作论述。从百家博弈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很多的精髓已传至世界。儒家文化不仅从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管理哲学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养分，也有许多关于管理活动、预测和战略决策方面的精辟论述，至今仍需我们认真地研究、学习、挖掘，这是我们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智慧资源。企业家是当今最有力量改变世界、创造公平正义社会的一群人，应结合国情和现实需求，充分借助这些文化精华，力行圣贤的教诲，构建起真正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结束语

6.《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篇六

现代中国民营企业大多是凭借血缘亲情关系而建立的家族企业,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重视血缘与宗法等级关系,倡导仁义,这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形成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和在企业外部形成良性的合作竞争环境,以适合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作 者：程文 CHENG Wen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遵义师范学院,美术系,贵州,遵义,563002 刊 名：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UNYI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2007 9(5) 分类号：B222 关键词：仁义   中庸之道   人性化管理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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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篇七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思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中国古代朴素整体论的哲学思想, 它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生命本质统一、人类与自己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哲学思想也通常被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和谐”是“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它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天人关系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古人在看待天人关系时秉持的是一种非线性、非机械论、非二元论的系统思维。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包括天地育人、天人一体、天人相通和效法天地四个方面。

1. 天地育人。

在道家的生态自然观中, 以庄子之论最为丰富和具有深度。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成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或“自然”, 提出“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齐”的伦理主张。在道家看来, 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自然环境, 万物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 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复归于大自然。儒家文化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 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 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 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天人一体。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朱熹的“天地万物一体”。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平等对待万物的思想, 都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和主导思想。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生”的伦理, “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 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儒家突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 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 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 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

3. 天人相通。

《中庸》把“至诚”看作是人、物、天地互相沟通, 达到内在统一的必由之路。我国古人认为“圣人之虑天下, 莫贵于生”, “生”便是崇尚绿色生命和人类求生存发展的道德。历代先贤都主张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孔子和孟子提出君主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应限制田猎活动, 减少对生物种群的破坏。“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 “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 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4. 效法天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 认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懂得使老百姓按季节节律耕耘和收获, 不得延误农时。老子指出:“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25章) “治人事天, 莫若啬。” (《道德经》第59章) 意思是管理社会和对待自然最好是像种庄稼那样因势利导。

二、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尊重自然、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 尤其强调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 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的准绳。儒家文化也是一种生命文化, 对“生”的尊重体现在每一个层面, 在论述“仁”的概念时, 经常把道德范围 (道德行为的对象) 扩展到生物界和自然界。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从“亲”推广到“民”, 又延伸到“物”的领域, 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高度。《中庸》更是明确提出, 只有平等看待人与物, 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中庸》甚至把“尽物之性”放在“尽人之性”之上, “尽”的意思就是实现。人想实现自己的本性, 就要让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如何“尽性”, 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万物同时发育而不相互妨害, 各种规律同时运行而不相违背。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 是儒家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基础。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 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荀子说得更为直接:“万物皆得其宜, 六畜皆得其长, 群生皆得其命”。而王阳明认为, 人不仅要对鸟兽之死、草木摧折要有不忍之心, 对于瓦石毁弃, 也要有顾惜之情。这种对生命的尊重, 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生命。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 尊重自然的固有本性。庄子提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他主张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 万物的生长都有自己内在的规律, 万物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方式, 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要顺应自然规律, 维护社会长久发展需要。“以鸟养养鸟” (《庄子·至乐》) 即要按照鸟惯常生活的习惯来养鸟。庄子说:“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庄子·齐物论》) 因此, 自然万物在权利上没有什么差别。庄子主张:“天在内, 人在外, 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 位乎得。”那么何谓大, 何谓人呢?庄子举例说:“牛马四足, 是谓天, 落马首, 穿牛鼻, 是谓人, 故曰:无以人灭天, 无以故灭命, 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 是谓反其真。” (《庄子·秋水》) 这里的“天”是指天性或者说自然本性, “人”是指人为或人事。庄子认为天性蕴藏于内心, 优良品德是天然形成的, 懂得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规律, 方能以顺应自然为根本, 反映了庄子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宝贵思想。

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超越性的智慧, 就体现在人对自然和万物生命的尊重上。热爱生命与敬畏自然, 一直是中国人修养和天性的一部分。在生命观念上, 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生与死视为一体, 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儒家强调重生、乐生, 但在生死与仁义道德的选择上, 又突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及生命价值。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敬畏生命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老子认为, 天地万物是“道生之, 德畜之;长之育之, 亭之毒之, 养之覆之”。 (《道德经》第51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道德经》第7章) 因此, 人类对待万物, 应“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道德经》第64章)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德经》第34章) 所以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 (《道德经》第13章) 意思是说, 人类只有能以珍重自身生命和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去爱护天下的生命万物, 贵天下若贵其身, 爱天下若爱其身, 才能真正担当起自然界的监护者的神圣职责,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庄子继续了老子敬畏生命的原则, 认为生命重于富贵、财宝, 乃至天下。他说:“能尊生者, 虽贵富, 不以养伤身;虽贫贱, 不以利累形。”“重生, 则利轻。”将“尊生”置于重要位置, 提出“达生”、“遂生”、“养生”等命题。他认为“物得以生, 谓之德。”“天下有道, 则与物皆昌。”“故天下大器也, 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 (《庄子·天地》) 为此, 在个人修养及人格涵养上应致力于“四心”的培育, 即对自然要有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 就把“生生” (尊重生命、长养生命) 作为人之“大德”, “天地之大德日生”。孔子把保护树木禽兽纳人到“孝”的伦理规范, 对于保护自然具有实际意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他主张仁爱万物。“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 倘若对其他生命体无侧隐之心, 胡作非为而无羞恶之心的话, 孟子认为其不但不是仁者, 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人。荀子也说:“圣人者以已度者也, 故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类度类。” (《荀子·非相》) 认为尊先祖隆君师是道德之本根, 上事天下事地是教导人们因循自然规律来行事, 尊重和保护自然万物, 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护者。荀子把上事天下事地纳人伦理道德的约束框架之中, 把保护自然看作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 这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之有时, 用之有节”以及“天地万物, 一本之仁”等宝贵的生态思想精华。道家伦理所构建的“道法自然”生态观蕴含着尊重自然, 人与自然平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 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用今天的眼光看, 这些观念无疑蕴含着非常前沿的生态伦理与生态良知。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学者A·史怀哲 (A·Schweitzer) 在创立生态伦理学时曾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智慧。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孟子, 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 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差别不是很大, 即没有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程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 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可见, 我国古代生态传统观念, 无论是对控制人类的生态足迹, 还是重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 都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物我两忘”、“德生敬命”等思想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与当代生态伦理学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取向、尊重自然固有规律的价值取向和遵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弘扬传统的生态伦理精神, 必须从文化上去重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 只有当这种认知有足够的力量形成新的文化共识, 形成一种文化潮流之时,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6-7.

[2]赵海月, 王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及其现代性[J].理论学刊, 2010, (04) :75-79.

[3]张以文.四书全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0:61, 534, 320.

[4]周生春.白话老子[M].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40, 96, 81, 11, 105, 56, 20.

[5]王岩峻, 吉云.庄子[M].太原:三晋出版社, 2008:173, 117, 94.

[6]金波.庄子选译[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148, 26.

[7]王选谦.荀子集解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88:306-307.

8.《中国儒家文化名著》读后感 篇八

摘 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也引起了各界的热议。本文从传统儒家文化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探讨其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特殊影响。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政治参与 儒家文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逐渐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中产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该队伍在不断壮大，正极大的影响着我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激起了文化、消费的震荡，同时也通过投票、参加政府决策会议、与官员沟通等形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它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当前社会如何适应这个变化，已是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儒家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对我国社会结构和政治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索儒家文化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影响。

一、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

综各学者之言中产阶级是指：占有一定的资本及具有职业声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获得工资及薪金；具有谋取较高收入、较好工作和承担相应的家庭消费的能力；能够支配其劳动和工作对象；具有社会关怀及公民意识的社会分层群体[1]。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

二、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原因

（一）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具有必要性

参考西方国家的发展，中产阶级壮大是历史必然。以社会中间层大为特征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最合理的阶层结构。未来中国中产阶级势必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它是贫富矛盾的“缓冲地带”、社会稳定的“防火墙”。

（二）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现实需要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实现政治权利和利益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各自表达政治态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支撑政治体系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

三、儒家文化与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战国时期的孟子主张“性善论”，推行“王道”，反对“霸道”。西汉著名的哲学家董仲舒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三纲五常”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效法。这样儒家思想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涵盖以尊卑等级秩序为中心的伦理思想、重民思想、天人合一等思想。占据我国漫长封建历史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是影响现代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它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产生着深远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发生影响的方式

第一，伦理方式。儒家文化将“三纲五常”作为伦理标准，塑造出一个等级秩序的社会伦理模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可归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而“人生来平等”的观念对于西方人似乎与生俱来，因此我国中产阶级的普遍伦理心境是逆来顺受，在追求民主平等上具有惰性。就道德层次而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是儒家文化“利义观”的典型概括。它强调在“义”面前必须有所失“利”。但是按照西方经济人假设，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对资源的追求和分配的表现，就是儒家所说的“利”。所以从政治参与动机看，我国中产阶级的伦理心境缺乏政治参与动力。

第二，民俗方式。我国的民俗表现出服从、缺乏参与精神的显著特征。“亲贵合一、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将君权高度神化的结果。儒家文化并不肯定政治参与精神，普通大众往往采取认命态度，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圣明的君主身上，缺乏对自己的命运的掌控。“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4]”，强调的是读书人的积极入世但对象范围太狭窄，其实质是封建王权绝对控制下的精英统治。因此，这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利意识的淡漠，缺乏参与意识和自主精神等后卫特征的本土原因。

第三，文化方式。儒家文化在西汉前期以后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在表达方式上已沉淀为民族性格习惯，从而产生了全民族特定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惯性。这种特性决定了我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势必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特性。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影响之面面观

第一，民本主义和积极入世是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两大精神动力。“民本”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虽然这一思想存在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忽略这一因素，“民本”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也起到了深远的作用。中国中产阶级必须为追求合法的地位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另一精神动力是积极入世。儒家倡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5]”，即通过自身道德、知识的修炼达到为国家效力的目的。这种精神通过民主改造便为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第二，儒家义利观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正面影响。义利观是东西方文化根本差异的一个体现。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就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让渡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以寻求国家对个人的保护[6]。而东方文明是群体主义，个人都是以对别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的（如君臣），即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在先，个人的利益在后；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是必须舍弃。现代社会更多的是讲究公共利益，儒家的义利观可以避免个人利益主导下的公共利益陷入永恒悖论。

第三，人治是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制度建构的阻碍。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本理念是“人治”，坚信“以德服人”，认为人格具有巨大的感召能力。马克思•韦伯的传统型权力划分依据也在于此。政治参与和传统型权利背道而驰，传统型权利不需要政治参与增强其合法性，儒家将其表述为“天命”。在这种表述中并不需要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要得到实现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立法等制度安排来确定中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虽然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立法目前尚未进行。而儒家的“人治”思想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获得法律保障的巨大阻碍。

第四，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公平性无法突破等级秩序。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缺乏民主平等的理念的结症所在是儒家思想森严的等级秩序观。儒家思想强调家国同构，几千年的影响使中国社会有一套等级森严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儒家“礼治”观念是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儒家心目中的伦理理想社会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西方的重横轻纵的社会伦理关系从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可见一斑；而中国的伦理关系将重心放在强调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对于横向的社会关系则弱化得多。这与西方发展历程中重横轻纵的观念背道而驰。

四、结语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得以有效实现不仅要求法律和制度上的合法保障以及渠道的充分畅通，而且必须充分考虑传统儒家思想对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影响，把握儒家思想对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规避其负面影响。使中国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也能为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繁荣昌盛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孔丘等.论语.岳麓出版社.2000.

[4]孟子等.孟子•盡心上.岳麓出版社.2000.

[5]梁漱溟.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巴蜀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