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通用7篇）

1.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篇一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觉与复孔运动 作者：任不寐 来源：《大学精神档案编辑手记》 来源日期：2005-9-29 本站发布时间：2005-9-29 11:08:06 阅读量：417次

“美感教育”思潮并非没有意识到人的终极焦虑，甚至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宗教之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问题在于，它打算另辟蹊径（以美育代宗教）解决问题却无功而返，并且导致了文化上的停滞不前甚至大倒退。无独有偶，在近代，犯有相同错误的是中国的“斯拉夫派”，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事实上是传教士说服了他们——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有两种力量缺一不可：一是法律制度，二是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公共意志——在西方，后者是通过宗教来实现的。这一认识超越了“五四”及其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关于社会变革的急功近利。他们特别在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北洋“民主政府”的失败以及1928年国民政府向威权统治的转型三大事件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缺乏对制度的“信仰”，如果自由缺乏道德约束，那么不仅制度无法被尊重，而自由将成为军事主义和机会主义泛滥的温床。然而这一深刻的认识并没有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传教士的改革方案，他们不打算接受“西方的上帝”，而是向回走，寻找“周孔”之道或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宪政危机。这一思潮集中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几次争论之中，其中包括“新儒家”在内的一派主张以人伦取代宗教，沿着“中体西用”到“中西融合”的路径抵制西方文化中的道德宗教体系。这一思潮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帝制的复辟，先是袁世凯全面恢复帝制，后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这一政治上的倒退表明以“人伦取代宗教”片面的深刻性及其政治后果的灾难性。

复孔运动导致帝制复辟，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的第二次迷路。但是，简单谴责袁世凯的帝制反动是不合适的，对历史的认识应该超越“延安历史学 ”所设置的意识形态障碍。人们必须明白，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当时在民间和思想界都不乏支持者，而其对宪政的绝望也不能仅仅说成是权欲熏心。此外，恢复孔教纲常一直是中西冲撞以来中国精神进行自卫的主要反应方式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顺应了这样一种“民意”。

以周孔之道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发轫于汉唐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对佛教和景教的批判，滥觞于明清之际中国无神论知识分子对天主教的攻击，完成19世纪中后期的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反思”，并在其后的庚子之乱中验证了这一思潮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复孔思想不完全是民间的，它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赞助。因此，复孔运动就不仅仅是反对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反对西方的政治文化。而这一姿态，造成了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内部分裂：“中体西用”（只学西方器物不学西方政治制度）和“西体中用”（要学西方制度但不要西方宗教）的冲突。

“中体西用”思想首先是一种民族本位主义情绪，这一情感在中西军事冲突中被强化了，因此对这一思想的任何理性自觉就变得不可能。感情和理性的对话总是使“清流党”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在洋务运动初期，连学习西方的器物都反对的“顽固派”也是有的，与恭亲王弈訢（及李鸿章等“改革派”）的争吵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恰恰是这些“顽固派”奠定了“中体西用派”的思想基础，二者在“中体”的问题上几乎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如顽固派的张盛藻（山东道监察御史）云：中国必须恢复“孔孟之书”和“尧舜之道”，“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1867年3月5日）。倭仁（大学士）说：“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面对“耶稣之教”，“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1867年3月20日）。于凌辰（通政使）说：“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故“所可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1875年4月3日）。那么与之对立洋务派的观点是什么呢？张之洞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冯桂芬在《采学西议》（1861）里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谈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复孔运动，特别是谈到“中体西用”思想从民族情绪上升为国家政策，绕开太平天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严肃的研究者都承认，太平天国绝对不是一场真正的基督教运动（无论是从信仰的正统性还是根据它的政治实践），但这并不妨碍清政府联合儒家士大夫一起以抵制耶教为名发起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复孔运动。这场运动的标志性“文件”是咸丰帝尊崇儒学防止“聚众滋事”谕（1851年1月13日）：朕思性理诸书，均为导民正轨，著各直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殇（？）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篡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经正民兴，庶收时效。曾国藩的《讨粤匪檄》（1854年2月）则表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宗教积怨已久：“自唐-虞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寇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伇，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面对洪秀全，曾国藩甚至“敏感地”怀念起李自成来了，因为“李

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而洪秀全拜洋教完全数典忘祖。

在接下来的戊戌变法年代里，曾国藩的思想又被维新派深化了。虽然康梁是“托古改制”，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越是深刻认识到宗教的社会功能越可能强调恢复孔教以代之。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位持“非基”立场并广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有趣的是，传教士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甲午前，传教士是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他们积极鼓吹中国按西方模式改革，而康梁党人深受其影响。有研究者称：从1889年到1898年，英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使《万国公报》成为“一个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传教士也向清政府游说改革。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参与了强学会，康有为的西学启蒙书《西国近事汇编》即传教士所编。康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梁也对传教士所编著西书大为推崇。但是，这一紧密联系却没有使维新派接受基督教，却间接鼓舞维新派坚信另外的“宗教救国论”——孔教救国。章太炎就认为救中国第一要务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康“欲侪孔子于基督”，以“孔教之马丁-路德自居”。但维新派的宗教绝不是基督教，而是孔教，他们坚信：没有上帝中国仍能取得进步和自强，而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尽快迎头赶上西方。

毫无疑问，曾国藩和戊戌改革家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此后两次复孔运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不容否认，晚清的宪政改革之彻底超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的“政治改革”。清政府1906年9月1日颁发“预备仿行宪政之谕旨”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庭，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事实上没有晚清的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是不可设想的。可以说，晚清的宪政改革和辛亥革命一起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是时，中国的宪政框架已经完备。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日出，然而就是在这一政治遗产之上，接着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和军阀混战——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恰恰说明了其目的仅仅是想“复辟宪政”，而不是“实现三民主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如前所述，尊孔复古思想在近代一直颇具影响，而宪政失败使这一思潮变成了国家行动。那么晚清和新国家的宪政是如何失败的呢？在经济上，国家的军事主义动员消耗了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源，在精神上，制度没有变成社会的普遍信仰，人们并不尊重、也不相信制度，因此使宪政制度形同虚设。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都缺乏宪法观念和法治准备。与此相关，革除孔教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社会道德彻底败坏，信用体系全面崩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复孔”似乎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唯一能够给出的拯救方案。人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的政治稳定取决于其教会的作用，包括信仰对激进主义的吸收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袁世凯的帝制行动的确也是西化活动，只不过他不打算要基督教教，而是要恢复孔教，以达到社会持久和平。袁世凯的帝制行动在思想文化界是从汤化龙（教育总长）《上大总统言教育书》（1914年5月）开始的；在这份文件中，汤化龙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其后袁世凯颁布了《祭孔告令》（1914年9月25日），文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先圣之说。„„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为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事实上袁世凯代表了中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源头。比如他反对过快和激进变革，他的政治理想是新旧、中西结合。德、日改革是他模仿的主要对象（因此有人称“袁世凯新政”是“失败的明治维新”），直至他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1914年袁世凯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武昌起义。这一矛盾的行动表明他看到了西方“宪法加耶稣”的社会模式的重要性，但却主张以“宪法加孔子”的模式取代之。然而这一点正如陈独秀所说的：“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复辟与尊孔》1917年8月）。按儒家纲常所给出的逻辑，宪法必然被抛弃，而帝制必然复辟。事实上袁世凯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自我毁灭之路。时代使宪政成为第一政治正义，如果儒教不能为此提供援助，儒教连同它的政治理想也将一同被抛弃。遗憾的是，蒋介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重蹈了袁世凯的覆辙。北伐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政治似乎迎来了第二个黎明，国家获得了全面实现宪政理想的新的机遇。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面对袁世凯相同的问题（军事主义横行与道德败坏）时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企图恢复孔教安定社会。蒋主张：“有人说今后教育要注意改良人种。我以为今后教育的责任，只要恢复民族固有美德就行了，因为我们的种族，本来是优秀高尚的民族，用不着改良。”在他看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与忠信仁爱信义和平）“受诸于天，而以一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任何威力所不能摧毁，任何强敌所不能动摇，以其所以援救危亡复兴民族最好的武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他发动“新生活运动”，以恢复中国传统伦理为目标。陈立夫为此解释说：“新生活运动者，最普遍广大国民教育事业也。礼义廉耻之教，则此教育单元之中心也。”其目的是培养“文武合一，术德兼备”之良才。但蒋在政治上以另外一种姿势被抛弃，这一结局也再次宣告“以人伦取代宗教”这一努力在政治上的失败。

“以人伦取代宗教”这一思想在中国绝对不是政治寡头们的个人意志，它在政界和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同情者和诠释者。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学务纲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全国各“学校”通用）主要内容是：

▲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学堂不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达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

▲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近来少年燥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蓓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范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学生不准妄干国政。

▲外国教员不得讲宗教。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讲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

▲各堂兼习兵学。各省宜讲求警察监狱之学„„

赞同“以人伦取代宗教”者并非所谓的顽固派人士，也不局限于新儒家，有些甚至还是自由派人士和宗教界人士。陈独秀说：“袁世凯祀天，严复赞同之。及袁世凯称帝，严复亦赞同之”。严复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由于他的唯科学主义观点使他对政治缺乏热情，也许在他看来，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为科学技术的成长提供外在条件，而帝制显然可能实现政治而机会成本最底。不过在此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杜亚泉，也许正因为杜亚泉坚持折衷的观点，他得到了近年“中国的保守主义”的重视。杜亚泉的“保守主义”是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一种反省。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共和取代帝制，却出现军阀割据和内战，议会贿选，政客收买猪仔议员；由是杜亚泉反对激进变革，主张“持续主义”。因此他主张“东西文化调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帮助他巩固了自己的观点：“（欧战）不仅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主义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但他不主张恢复希伯来思想和希腊思想，而主张以中国文化调和弥补欧洲文化的上述缺陷。杜亚泉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之所以生存，社会之所以成立，因而形成一国家之有机体者，期间有二大要素焉：一曰法律，一曰道德。法律制其外，道德制其内”，但他却认为“独吾中国则为纯粹唯一之道德国家。”（《国民今后之道德》，1913）因此，杜亚泉的社会改良方案是：“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战后东西文化之调和》1817）

在今天，主张“以人伦取代宗教 ”的人士仍然层出不穷，新儒家在中国永远后继有人。站在杜亚泉一边的还有梁漱溟、柳诒徵、陈寅恪等，而王元化先生也赞成杜亚泉对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在海峡对岸进行这样“冷静思考”的另一位学者是钱穆。钱先生同样深刻地看到了“耶稣教在西方整个文化系统中之地位与功用”，他说：“若在西方文化中抽去耶稣教，则必然会全体变形。成为矛戟森然，到处只是唯物与斗争之一个人类修罗场。„„五四运动时所对西方文化之认识，亦只提出民主政治与科学两项，并又鲜明揭起反宗教的旗帜。但在西方文化，苟无耶稣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对人争权，科学只像在对物争利，一切全落在物质与权利上，全成为一种斗争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进，则自然会走向马克思。”（《民主评论》，1951）钱穆还正确地指出：“严格言之，可谓中国自古无宗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1968年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演讲）。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这时钱穆又返回“遇宗教就退回孔子”这一近代传统中去了。他认为儒教不反对宗教，而且可以承担宗教功能，“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他所说的自己的一套就是袁世凯——杜亚泉那“一套”。

国故派承认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甚至承认宗教是西方文化之根，但却坚称它“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孔教。但这些因为民族主义或者因为人类学上的原因倍受西方学院尊重的孔学家却不能告诉人们，袁世凯的事业失败了，而这一失败不是偶然的；更重要的是，此前数千年以孔教立国的那些王朝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一点政治自由和社会安定。那么为什么儒家思想无法和宪政共存呢？首先儒家的“三纲五常”无论如何都是指向建立一个封闭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其次，儒家的道德说教并不能为社会提供超验目标和内在动力，却可能产生一个自义的知识分子团体，形成这个团体对社会的道德专断。而最后，这一道德和知识精英可能成为垄断国家政治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压制性力量。这一点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言：

“儒家未能实现它自己的国家、家庭、社会的理想。„„美德被奉为最高的善，但是它没有永恒的生命源泉。它充其量也不过是自我修养的成果，并在儒家学者心中优越感。这种自我修养的倾向表现为尊敬圣人和祖先，最终是偶像崇拜。„„被称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儒家学说，未能达到真正教育的最高目标。它已达到的最高思想只不过是模糊地认识到人作为不朽精灵的尊严，生来与上帝同在。即使儒家最深的哲学也没有能够真正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进化和持续。在漫长的年代里，它像一个瞎子、聋子，在大自然的奇迹之间摸索。„„如果旧的儒家文化只是拿西方借来的一些装饰品打扮一下，那么恐怕这种状况比原先的状况更坏，自私只能找到更丰富的滋养，并结出更繁华的果实。如果有人问我们，目前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必须是，不是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工艺，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爱成为行动的动力，而不是自私。（谢卫楼（Rev.D.Z.Sheffield。《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需求的关系》，1890年）换句话说，儒家不能使人在认识上获得普遍谦卑并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动机，反而会鼓励专制主义以道德的名义争取合法性（道德精英和权力精英两位一体）。

因此，今天重新思考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反思的结果当然不是主张中国走袁世凯的政治道路，而是找出袁世凯帝制的历史真相，它的深刻的片面性（这是教训）和片面的深刻性（这是经验）。“深刻的片面性”是指企图以儒家“人伦”挽救宪政的道德危机，“片面的深刻性”则指它意识到了“制度中心主义”同样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延安兴起的政治文化也一直在谈论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但辛亥革命的真正教训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现在似乎有两种观点，激进主义批评它“革命不彻底”，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保守主义批评它“革命太彻底”，使社会丧失了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事实上道理应该更多在保守主义一边，但后者仅仅揭示了部分真相——现代社会变革确实需要相应的文化软环境，但这一资源不在中国的故纸堆中，而恰恰在“两希”文化的联合中。因此，进一步的结论就是。“人伦”不可能取代宗教，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实体，还试图在经验世界寻找先验根据的人们应该止步了。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宗教界人士也出来迎合这种民众主义热情。他们延着利玛窦“补儒”的调和道路向前走，主张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调和或所谓“本色化”。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主力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如林语堂、吴雷川、赵紫宸、许宝谦、吴耀宗、晏阳初等。这一派的观点不仅无视利玛窦时代的“策略选择”（其消极后果之一是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极端唯物论提供了东方理性主义的支援），也无视圣经真理本身的绝对性。简单可以列举谢扶雅（1892——1991）为证，谢扶雅首先是对的，他力证基督教思想乃西方文化的渊源基础，“近代思想的核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拥戴的民主与科学，其根源都是深植于基督教教义，而为中国儒家文化所欠缺。”但他的理论出路是什么呢？是试图“融洽汇通”中国哲学、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三者，甚至试图编辑适合中国人的圣经以成全中国文化。也许殷海光也可以名列其中，尽管他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东西道德整合”的。总的来说，他们同时主张基督教的中国化（吸收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基督教化。这样的宗教观点今天还后继有人。前车之鉴是先有太平天国**，后有半吊子信仰的屈服与覆没。

2.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篇二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由新的历史起点迈向新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乃至世界文化的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意蕴

笔者对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其意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认识。 他所提倡的“ 自知之明”,实质上是强调文化自觉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对自己的认识。 毋庸置疑,人只有自己先认识自己,才谈得上让别人来认识我们。他把认识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发展作为人文学科研究和发展的目的,并把它作为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 费孝通觉得人类学、社会学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文化、认识社会。 他还主张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详细了解、理解、研究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现代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创造。那么费孝通所指的对文化传统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 他主张我们要认清中华文化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中华文化一贯讲求的包容性,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体现又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证明这种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离不开国家国力的富强。费孝通认为“: 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3]81此外,费孝通还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在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容人的雅量。 中华文化崇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 在人际交往中讲求推己及人,奉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 他的这种反思意识是从自身的学术反思开始的。 学术反思其实是就个人而言的,他把文化自觉看成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 那么我们该怎么反思呢? 费孝通认为应该从思想的来源上反思, 真正地了解先辈的文化思想。 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碰撞,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怎样形成的? 它将何去何从? 这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此外,费孝通还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他说西方文化发展经历了千年变迁,到目前,即将进入第二个千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众生所依赖的大地,已被糟蹋得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人们出现了千年忧患情结。 最后费孝通希望我们能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科学的反思。

第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选择。 费孝通主张我们对历史传下来的世界多种文化应该持公平的态度。这就像孔子一贯主张的应“ 有教无类”,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我们需要践行文化自觉的今天,我们更要发扬好这个传统优势。 当然任何文化对人类发展的作用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费孝通强调“: 我们应当在梳理和理解人类文化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对每一种文化都采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态度。 ”[3]83文化自觉能够使得各种文化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发挥其选择上的自主性,这是我们所崇尚的,所要达到的目标。

第四,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交流。 21世纪所要解决的主要文化问题是什么? 就是各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经济、文化休戚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费孝通倡导:“ 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共存的体系,即跨文化交流。 ”[3]109跨文化交流能够使得人们相互尊重、包容、理解彼此的文化,使得人们在欣赏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能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达到文化的共存、共生。 这是他所概括“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核心要旨所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强调和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推行“ 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 这种 “ 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的实现需要我们人类的共同努力。

第五,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创新。 何为文化? 阿尔别特· 施韦泽认为文化是进步, 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 因此,从文化本身意蕴来讲,文化发展需要创新,同样文化自觉的践行过程也需要文化的创新。 费孝通在《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一文中,提出:“ 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看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发展。 ”[4]457他认为文化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文化创新其实讲的是文化传承与创新。 其实,文化创新的过程也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因为文化创新就必须要对文化进行反思和审视,并以此为前提,通过精心的培育和建设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文化。 创新是文化生成、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文化则是孕育创新思想的基础和必需。

二、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现实启示

第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启示。费孝通认为我们讲文化自觉就要对文化传统及其变化发展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即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有科学的认识。 在社会变革、利益关系调整、各种文化激荡碰撞的历史条件下,要增强文化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尤其需要我们对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文化构成多样性以及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不断地深化认识, 加深理解,从而做到科学把握。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认清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人类从远古走来,历经五大主要社会历史形态,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这些文化形态间具有传承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总之,文化的发展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要认清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文化发展战略。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壮大主流文化。我国拥有灿烂的文化, 文化内容和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但是在众多文化形式中,有一种是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我们称其为主流文化。中国古代就重视推行和壮大主流文化。例如,中国古代崇尚儒家文化,使其能够在多种文化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文化,并得到大力推崇。因此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样要弘扬文化的多元性,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有持之以恒的心态。 文化涉及范围极其广,可以涉及人们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感悟、 理想追求等等方面。 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因此,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要以持之以恒的心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忌盲目搞“ 跃进式”的建设,以免误入歧途。

第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为构建“ 和而不同”的世界和谐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费孝通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推行“ 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 这种“ 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高层次的理想和境界。 如果要做到世界上各种文化、各个民族都能认同和以实现这个理想为目标,这决不是件易事。这就需要文化自觉,即每个文明中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的文明有“ 自知之明”,能够做到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世界上的异族文化、 不同国家就能真正实现“ 和而不同”。可见,文化自觉是构建“ 和而不同”世界和谐文化的思想武器。

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导致其社会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自我中心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中抵制自我中心主义思潮的学术流派也不断出现,这种抵制就是一种反思,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随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渗入其他文明, 世界各国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其实,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当一种文明影响其他文明的同时它本身也被影响着。 这些不同文明之间“ 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选择,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能够先评判异族文化的“ 优劣”,之后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世界上每种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学习,从中汲取营养。 即使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强势国家诸如俄罗斯帝国等国家也在解决不同文化交流、沟通和融合方面为我们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总之,构建“ 和而不同”世界和谐文化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人类的共同努力。

摘要：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这一生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受世人敬仰和爱戴,在其思想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其文化自觉思想。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意蕴丰富,影响深远。

3.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篇三

南通博物苑中的藏品非常丰富，张謇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历史、天产、教育、美术，藏品主要陈列在南、北馆两个展馆之内，而较大型的文物和标本展置展于馆外，同时养殖有珍禽异兽、花草名木。南通博物苑的建立是开启了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历史，这一举措在中国现代博物馆行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几千年自成体系的封建文明秩序渐渐走向灭亡，这一年，清朝政府允许建立商标注册局，部分地区还发行了债票，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要求朝廷立宪，而银行、铁路、轮船公司从清政府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的时候就习以为常……。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封建政府官员和民族资本家、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下，促成了张謇这种带有个人意志的社会行为，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一个词来形容——“文化自觉”，这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民间的“文化自觉”现象，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南通博物苑从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封建中国“现代文化意识”的觉醒，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第一座公立博物馆的诞生。

封建王朝被推翻后，1912年7月9日，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便让教育部规划第一步建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民国7年，教育部又经过研究决定将紫禁城的午门到端门这一区域划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址。1924年8月1日，筹备处试运营对外开始展览，两年之后正式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最早筹备建立的公立博物馆，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第一座公办博物馆。后来，几经更名、合分，2003年2月28，并入今天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藏品以明清宮廷旧藏为主。故宫博物院成为今天世界观众接待量最大的博物馆。

新中国博物馆行业经历了较快的30年发展，也是中国现代化、世界全球化进程的30年。如今，我国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发展也已经相对成熟，根据社会需求，逐步呈现出综合类、历史类、艺术类、科学类、人物类、行业类等丰富的博物馆资源类型，按运营出资方划分可分为公办、民办、民办公助三种，高校类因为没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我们姑且将其划入到民办类。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12年约有3400多座博物馆，近两年来以每年约100座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目前统计在册的民办博物馆达456家，约占总量的13%。如今，民办博物馆已经是不可小视的一股文化激流，对民办博物馆到底是要严格要求、“去伪存真”，还是由行业自律，优胜劣汰，值得讨论。

新中国建立之后，所有博物馆归文化部管理，政府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基础上展开了新中国首个国家级博物馆的建设。在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下，中国博物馆行业从摸索中起步、前行，建国10年后，中国美术馆正式成立，直至上世纪80代改革开放，中国公办博物馆开始快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办博物馆开始出现，随着国家一系列促进博物馆发展的政策、意见出台，许多地方政府把博物馆作为文化建设的大事来对待，取得了许多收获，各地博物馆、美术馆（美术博物馆）、名人馆（人物博物馆）已经成为地方文化地标。

民办博物馆建设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管理办法》（文化部第35号令）和国家文物局等七部委《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等规定。在这些法规中，明确了民办博物馆建设的性质、目的、扶持政策、准入以及退出制度等，各省、市也是依据这些法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来制定地方性法规，各地方重视程度不一，或者说实际情况不一，表现出博物馆建设的不平衡发展。

2005年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颁布实施了《博物馆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非国有博物馆需在馆址所在的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而后向省一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认为符合博物馆开办条件后即可开办。办法出台后，为民办博物馆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由于手续复杂，涉及部门多，“合法身份”对许多民办博物馆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这证明我们国家当时对博物馆注册方面的规定和管理方式没有“接地气”。

2010年，国家文物局、文化部以及民政、税务、国土部、住建、财政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民办博物馆是为了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由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依法设立并取得法人资格，向社会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这项法规的出台，从法律上规定了民办博物馆的办馆性质，规范了民办博物馆的发展。同年，公办博物馆开始免费向观众开放，只有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展览、活动收取少数费用，民办博物馆也逐步加入到免费参观的队伍中来，更有力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2011年4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启动“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的通知》。选取晋、沪、川省作为试点省份，开展国有博物馆对民办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未列入试点的省份鼓励实践对口帮扶政策，这一政策对“打破管理体制上的壁垒，发挥国有重点博物馆的引领辐射作用，带动区域民办博物馆的进步，使民办博物馆更好地融入博物馆行业大家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013年12月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上，提出“将民办博物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采购范畴”的决定，这表示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对民办博物馆的扶持将更加具体、更加实际。

我国博物馆行业的在研究与探索中走向成熟，向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亲民化发展。高校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力量的突起，加快了中国的博物馆行业的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常态化，让中国的博物馆走向世界，世界的博物馆走进了中国，中国正在开创一个博物馆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关于启动“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家文物局颁布.2011.

4.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篇四

——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云 杉

来源〆http:///llxxysxjy/index.shtml

湖北教育考试院理论学习与思想教育

出处〆求是理论网-《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

编者按〆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对深化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本刊将分三期陆续刊出。

今年以来，中央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指示。最近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为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文化历来是人们十分重视和积极探寻的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推进，全党全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分析总结这些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进文化建设，我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〆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我以为，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自觉〆觉醒、使命与担当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々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回顾近9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每逢重要历史关头，都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高举起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自己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提出切实有效的文化政策，在实现文化的历史进步中，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顺应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步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纵观党的发展历程，文化自觉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正是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党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着旺盛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三个高度自觉，即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

1〃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清晰的过程，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应当立足时代和实践新发展，以新的视角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〆“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这个轴心而展开。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十六大之后，我们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把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眼光。

第二，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恩格斯说过〆“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我国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精神文化需要更加突出、更加强烈，解决人们“文化饥渴”的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々我们讲公帄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々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々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些人的思想困惑、精神焦虑有所增多，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精神抚慰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时，更好地用文化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更好地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满足人们多样化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支柱性作用就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从我国情况看，近些年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文化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帄均增速达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6个百分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可以说，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历史、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思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只有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具有更多文化含量的时候，经济发展才能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帄，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生动实践，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化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特殊作用。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朝阳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过去我们常讲，经济发展一靠改革，二靠科技，现在看来还要加一条，就是也要靠文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

2〃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讲文化自觉，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有理性的认识，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否则，就会导致行动上的随意性、盲目性。应当看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文化发展规律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作出多种多样的概括，见仁见智也属正常。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增强文化自觉、推进文化建设，尤其需要我们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构成的多样性、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这三个方面，不断深化认识、加深理解、科学把握。

第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状况。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也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既有历史的延续，又有着阶段性差异。这表明，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更不是空中楼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上的不发达、制度上的不完善、发展上的不帄衡，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充分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和状况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既不降低标准又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第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文化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但其中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特别是在阶级社会，占据主导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但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自己的主流文化更加重视、更加自觉。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新加坡为团结国民共同致力于本国发展，以国会法案的形式，确定了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价值观，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可见，培育和壮大主流文化，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第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淀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涉及人们的历史认知、观念认同、理想追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长期的孕育。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见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有人说，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文化的变迁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也要看到长期性，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3〃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责任源于自觉，行动体现自觉。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一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作为一个有着崇高追求、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要长期执好政掌好权，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切实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

第一，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高举先进文化旗帜、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新的观念、新的意识不断生成，这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同时，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社会思想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也更加纷繁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主流文化发展壮大，是对我们党领导水帄和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必须更加自觉地立于文化的潮头、担当文化的先锋，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构筑精神文化高地，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第二，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哺育了我们党，我们党也一直是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现在，我国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展开，外来文化大量涌入，这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可能遭受的伤害，不仅来自外部的冲击，也来自内部的自我贬低、自我放弃。还有人讲，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在你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作为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执政党，必须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好地用民族优秀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第三，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多方面需求，是我们党履行执政使命、执政职责的必然要求。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最重要的着眼点应当是人，是人的精神的丰富、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现在人民群众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热切。我们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有责任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也有责任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让文化的阳光普照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在文化沐浴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要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囶”、“文化主权”等问题，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来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同世界互动中的作用更直接、更现实。特别要看到，中国还面临着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

(未完待续)

二、文化自信〆传承、开放与超越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要看到，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不时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对文化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现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1〃不忘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应当礼敬自豪地对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々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现在，国内出现“国学热”，国际上出现“中华文化热”、“孔子热”，很多人都在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的时代价值，这也生动地表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那种数典忘祖、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正如毛主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

2〃吸收外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广泛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要求。

第一，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以各自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々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就会失去发展的活力，甚至走向消亡。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从中华文化自身来看，本身就是一种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缔造，融多元于一体的文化，不仅包括汉族的文化，还包括其他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来看，虽然我们也有过封闭时期，有过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教训，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比如，汉、唐时期，印度的佛教、西域的文化传入中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丝绸之路、玄奘取经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大量外国人来中国游学、传教、经商，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历史证明，开放包容不会削弱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反而在吸收借鉴中不断丰富壮大。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

第二，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发挥作用的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也必然发生变化。同时，外来文化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优劣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一定要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如果不加鉴别、好坏不分，甚至把糟粕和垃圾当宝贝加以引进，就会贻害无穷。现在，西方文化以其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在世界居于强势地位。西方的思想文化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对人类发展进步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消极腐朽内容。那种对西方文化“全面拒斥”或“照单全收”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势力打着文化开放的名义，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其目的就是试囶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对此，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第三，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应当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是有机的“化学反应”，目的是为了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必然导致消化不良。毛主席讲过〆对待外来文化，应当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中华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许多外来文化传入后，都实现了同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吸收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要把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々要同中国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々要同中国人民的接受习惯结合起来，创造适合中国人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只有通过转化再造，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着眼将来。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历史的辉煌，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放眼世界、审视自己、展望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进步、人民的伟大创造为我们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舞台，当代中国文化正展示出令人振奋、再现辉煌的良好势头。

第一，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初现端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这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现在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化东移论”，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认为“未来在很多方面西方要向中华文明取经”。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甚至有“捧杀”成份。然而，中国影响在扩大、中国文化吸引力在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的文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华文化兴盛的势头不可阻挡。只要我们把文化建设放在世界发展大背景下来审视和推进，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不断展示新优势、创造新天地，就一定能够使中国文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道路，也是一条不断孕育新的思想文化的道路。在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实现的每一次大的突破，经历的每一次大的考验，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孕育着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意识。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精神风貌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帄稳较快发展〇为什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〇为什么中国能够举国一致办大事、同心同德克难事〇贯穿其中的，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铸造的思想文化的力量。国家兴旺，文化兴盛。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在波澜壮阔地推进，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道路，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是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只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灿烂文化。

第三，从文化建设自身的良好局面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文化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关系文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部署，从体制创新、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领导和全方位的推动。各个地方在文化建设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纷纷提出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目标，社会各方面对文化发展的关注度、参与度空前提高，一股强劲的“文化热”正在形成，加快文化发展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达3700美元，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有关单位按国际经验进行测算，我国每年文化消费应该是4万亿元左右，但实际消费只有1万亿元上下。这样的消费潜力一旦释放出来，将为文化发展提供巨大市场。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国有文化企业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共同发展，文化市场之繁荣，文化产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前所未有。这一切都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打开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好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汇聚各个方面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实现文化发展的新跨越。

第四，从网络化、信息化的潮流趋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当今时代已进入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过去我们谈网络，往往只是把它作为虚拟空间，现在互联网已成为现实社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化、媒体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网民已达4.2亿，通过网络了解信息、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人们丰富文化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文化建设，借助博客、播客、维客等进行文化创造，广大网民既是网络文化的享受者，又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网络技术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同时，也孕育了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催生了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化样式，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效率，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领域、内容。有人预言，今后文化的消费享受、创作生产和交流传播大都要通过网络这个帄台来实现。谁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上抢得先机，谁就能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只要我们顺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潮流，抓住难得机遇，把互联网作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阵地新帄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就一定能够为我国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领域。

（待续）

三、文化自强〆方向、目标与路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文化自强。“自”，就是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々“强”，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强大的实力竞争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在国际社会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自己的文化力量。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更应当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真正做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同推进，尽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强国。如何实现文化自强〇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大课题，着眼实现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研究解决好自强之魂、自强之路、自强之本、自强之源、自强之翼等问题。

1〃自强之魂——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要把广大人民的思想意志凝聚好，使中华民族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铸就能够有效发挥统摄、引领和整合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基于全局和战略的考量，我们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把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抓紧抓好，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体现时代感、突出大众化、富有独创性。时代感，就是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帄正义”、“和谐和睦”等理念，所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曾经发挥了进步作用，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人们摆脱封建专制束缚的历史要求。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在价值观念上，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大众化，就是关注大众诉求，融入大众生活，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处世、行世、立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价值观只有走进心灵、走进大众，才能有广泛的亲和力、感召力。独创性，就是要有特点、有特色，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不断筛选的过程。只有那些原创性强、普遍意义大的价值观念，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淬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精神内核。同时，面向世界，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阐明自己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主张，敢于在超越他人中引领潮流。当然，塑造核心价值观还有表述形式的问题，要尽可能鲜明、简洁、凝练，让人们易懂、易记、易表达。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让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更好地感知、领悟，更好地遵守、践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与无孔不入的渗透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影视作品、主流媒体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相比之下，我们有的传播媒介、文化作品却没有他们做得那么自觉、那么巧妙，有的甚至宣扬“讲责任太累”、“讲崇高太虚”，贬损、亵渎、消解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念，误导和扭曲人们的是非标准、美丑标准。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正确价值追求，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确保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使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

2〃自强之路——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路就是路径，这里主要是解决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紧密结合文化建设的实际，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既积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又努力实现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々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努力促进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々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帄。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了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可以说，提出事业产业两手抓，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正是有了这个飞跃，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需求有了进一步界定，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把握。在此基础上，科学定位了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功能，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找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形成了用不同的思路来推进事业、产业发展的办法，开创了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继续坚持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文化领域同样也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从当前情况看，我们在文化发展方式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文化布局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门类之间发展还很不帄衡，各类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在大中城市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农村、基层相当薄弱、相当缺乏，特别是在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人们的基本文化温饱还难以保障。在文化结构上，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进出口结构都还不尽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低、非公资本比重低，适合大众消费的优质文化产品还不够多。在产业集中度上，散、小、滥的问题依然存在，规模实力、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家贝塔斯曼，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的马戏团。在资源配置上，既有“投资饥渴”的问题，也存在盲目投资的问题，一些地方文化项目雷同、同质化严重，造成了资源浪费。应当把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树立长远眼光、系统思维，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政策措施，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结合起来，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着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构、优化配置，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后劲、提高文化发展的效益。

3〃自强之本——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文化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是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

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追溯文化的起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人民大众不仅创造着文化，也不断传承发展着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所以能够一脉相承，靠的就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薪火相传、接力推进。在谈到文化的源和流时，毛主席曾指出〆“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々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是一个根本特征。人民群众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群众。那种认为文化是少数人把玩、少数人享用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完全背离的。在文化建设上，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摒弃“小众”意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开辟渠道、搭建帄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时总结提炼和积极推广源于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样式、文化载体，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释放出来。

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不否认专门人才的作用和贡献。无论是文化元素的升华提炼，文化潮流的引领带动，还是文化艺术的再创造再发展，都离不开专门的文化人才。人才强文化才能强，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我国春秋战国出现思想文化高峰、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卓越建树密不可分々我国唐宋时期诗词、散文发展之所以形成鼎盛局面，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唐宋八大家等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欧洲文艺复兴铸就的艺术辉煌，离不开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的艺术创造々18世纪下半叶欧洲古典音乐的兴盛，离不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维也纳三杰”的音乐成就。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大厦，必然要有一批大师和大家来支撑々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必然要有一批泰斗和巨匠来代表々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兴盛，必然要有一批领军人物来领衔。要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囶，必须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培养一支宏大的、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造的文化人才队伍。这些年，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的看，文化人才队伍状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还不相适应。应当把文化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战略思维、改革精神谋划和推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一批世界级的文化代言人。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超越、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类文化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肩负着精神文化生产、创造和传播的重要使命，搞好文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按照“尊重、包容、服务、引导”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4〃自强之源——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动力是什么〇一是改革，二是创新。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创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制胜之道。

体制机制管根本、管长远。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文化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年，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突破，效果逐步显现。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微观运行机制的改革。在宏观管理体制上，主要是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直接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微观运行机制上，一方面，围绕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打造一批文化领域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大幅度提高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围绕提高服务水帄和能力，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不断增强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现在，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越是向广度深度推进，越会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需要打攻坚战。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确定的方向目标，加大力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当今文化发展，创意制胜、内容为王。有人说，美国算不上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强国，强就强在创新上。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三片”，实际上都包含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意。只有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才能在发展水帄上胜人一筹。重视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在这方面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有些方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々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々有些过去是不可逾越的，现在则需要突破。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々无论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还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应当把创新作为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开掘和利用，提高创意含量和竞争优势。要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使创新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最强音。

5〃自强之翼——插上文化腾飞的强劲翅膀。在当今时代，科技和市场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市场如同鸟之双翼，借助它们的力量，文化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古代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摆脱了时空的局限，成为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近代以来，无线电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文化进入了一个视听传播的新时代。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思想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科技的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在舞台表现上，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技，可以呈现出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舞美效果。数码电影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环幕4D电影、球幕电影、交互电影等，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实现文化自强，必须增强科技意识。要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加快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不断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构建新的帄台、创造新的形式，努力用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当然，技术是手段、是途径，是为内容服务的，所有技术性的东西都依附于内容的思想深度、高度和广度。必须把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防止技术淹没思想、形式大于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运用好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离不开市场，市场越来越成为扩大文化消费、满足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从国内外的文化发展情况看，凡是市场发育较好、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文化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也比较强。目前我国文化领域的市场体系建设水帄整体上还不够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不够健全，文化产品和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存在许多障碍，市场机制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加快培育大众化文化消费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产品、文化要素的供给和配置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即使是那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政府也可以采取招标竞价购买的形式从市场获取，把文化生产和消费从文化系统的“内循环”扩大到市场的“大循环”。不但要完善国内市场，还要关注国际市场，努力掌握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和营销策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对外文化交流与对外文化贸易，统筹扩大出口规模与调整出口结构，着力发展外向型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品牌，着力加强出口帄台和营销渠道建设，进一步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同时要看到，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其固有的弱点，也有“失灵”的时候。发展文化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更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为市场所左右。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努力做到两个效益双丰收。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决不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能，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加强改进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日常监管，加强对市场秩序的规范，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发展、快速发展、健康发展。

5.费孝通乡土中国摘记范文 篇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

[作者简介] 1 费孝通（1910.11-2005.4），江苏吴江人，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教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曾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奖项。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等。[内容摘要]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 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差序格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 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礼治秩序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 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6.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六

关于这一点，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作者在序言中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理解是，作者是在基层农村社会的载体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种抽象，从而提炼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不只是在乡村，而是放之中国而皆准的。在这本书中，作者都是在论证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它的表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证经验，都是试图在简短的文中引导我们整体上把握我国的乡土本色。

二、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阐释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来源，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层到相对稳定的集聚地，从对语言等文化的依赖到封闭的社区，我们可以感受到深植与中国人心中的“安土重迁”的思想。在农业社会里，自给自足是常态，因而人们彼此之间对外交易的需要，原始社区的相对稳定和封闭，为熟人社会即礼俗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到第五章主要是谈论我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一为“愚”、一为“私”，但是作者的观点是辨证的。第二到三章费老谈到对文化下乡的看法和文化对于乡村的需求，从而引发了对“愚”这一问题的思考，此时我想到了晏阳初先生提出的中国农民“愚、穷、若、私”的通病，“愚”被晏阳初先生放在平民教育运动突破口的首要位置，费老此书也以对“愚”的辨证分析为突破口，不管他们关于此的观点如何，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民智和教育在我国社会的改进方面发挥着多大的作用！

第四到第五章从农民的“私”开始分析，在这里费老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论断：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这一点是在中外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的，他用一个比喻加以比较：西方社会基层结构仿佛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社会基层结构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西方社会是“有机的团结体”，而我国社会是“机械的团结”，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而一个崇尚自我主义；一个靠法理来限制欲望，而一个靠道德来规制行为；一个是团体格局，一个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在西方的社会里他们在传统的商业贸易中形成了良好的交流和信任基层，基于需要他们可以彼此组合，各取所需，当作为一个团体时，他们内部的组合和对外利益的维护都是有相应的规则来明确表达的。而在传统的中国，商学不发达，交流和互信的机制不发达，从而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来处理人际关系，但是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里，由自己到亲人到朋友乃至其他，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伸缩性。相比而言，西方国家是以普遍稳定的规则运用于所有的团体，而我国传统社会的“面对面的社团”是以道德维系着的、不稳定的。因为私是人的本性，仅靠道德自觉是不够的，即使在理想的乌托邦，那里也有因贪婪而被虐待的奴隶。总的来说，这一部分是乡土中国的基础部分，后文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成果。

第六到第八章主要讲我国传统社会的几种典型的人际关系，着眼点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里的家族内成员关系、男女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上下级关系。首先，在家族内，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婚姻不是感情的简单连结，而是家族拓展社会关系的方式，如果一段婚姻是一个家族不需要的，他的意义完全可以被忽视。婚姻除了上叙功能，主要的还是生育功能，这一点在费老的家庭社会学著作《生育制度》中有详细解释。还有，我国的家庭是单系的，以男子为家庭的主轴，这是男女在社会分工上的迥异导致的，然而，家庭的“主心骨”意识过强反而导致了家庭与家庭间的相对疏远。

说到这自然转到了男女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女的界限是划得很清晰的，因为在过去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独立出来时，社会分工不发达，男主外女主内几乎是普遍的家庭生产模式，所以事业分工代替了情感和性的需要，因为在那个近乎“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秩序和稳定被看得很重要。最后，我们要接触的这个主题是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重视伦理和等级的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得关系表现的很是微妙，在西方很多著作里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权力的让渡，但是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是未被发现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也称作熟人社会）。从儒家经典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论据，人们宁愿相信人的“善治”（说到底是人治），而无法在差序格局里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来维持社会秩序（即法理），这也是差序格局对我国社会治理影响的体现吧。

第八章，把前面两个关系提升了一个层次，由中观引导我们向宏观层面来探索乡土中国了。

余下的几章，是马克思.韦伯的理想模型在乡村社会学的运用，具体表现在：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后面第九章到第十四章主要从静态结构和动态功能角度分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比较全面的分析了乡土中国的特色，是全书的高潮。无讼是这个社会治理方式的理想境界，是人治向法治前进的目标，使人可以诉诸法理却可以使社会无讼，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佳途径。首先，对于同意权力，它是一直以和平协商方式规定双方权力和义务的契约，但是我国古代脆弱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不明显，贸易也很少发生，所以同意权力缺乏成长的土壤，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很少有，即使是在现在，农村中当选村干部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家族比较大的人。

其次，对于横暴权力，是一种依靠暴力剥夺他人权力为己所用的过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这是主要的一种权力，当然，这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情况，一般的状态是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并存，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说孰优孰劣，但显而易见随着社会变迁，同意权力更适应现代这个社会。再次，对于长老权力，这是存在家庭内微观主体的一种权威，在现在农村里，我们发现很多村里都存有一本厚厚的族谱，族谱里面记载着村里从落户到现在每代人的名字和生平，由每个村里最年长的人掌管，在非行政性的集会里，这个年长者往往会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他是作为一种裁判者，一种权威存在的，但又不是法定权力的执行者，但是往往在乡土中国里，这种权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体现着传统社会一种“柔和的等级制”。另外，在第十三章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权力，时势权力，这是冲突论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前面几种权力都是建立在社会稳定和相对孤立静止状态情况假设之上的。而这种权力强调社会变迁和动态的一面，这个时候的权威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精神导师和英雄领袖的作用。时势权力很好的把静态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功能结合起来，从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血缘造成了一个封闭的无组织的“社会圈子”，而地缘则慢慢的使人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人的流动带到了财富的流动，促进了社会流动，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全面优化。这让我联系到后来得“业缘”关系，从血缘到地缘再到业缘关系，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更加规范化、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趋势。

最后一章，全面的向我们表达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因，人因需要而结群，也因利益而分化。

文后，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未解开，社会继替的机制是怎样的？它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7.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篇七

关键词：中国英语；思维方式；本土化

一、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

中国英语，即china English，是英语这种语言与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受汉文化，汉语思维方式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说出的一种带有明显汉语特色的英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葛传规就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他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 “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翰林院（Hanlinyuan，Imperial academy）”、“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白话文（baihuawen）”、“双百方针（Two hundred Policies）”。” 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 China English。

二、中国英语形成的根源

任何语言在其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本土语言的影响，从而形成与当地人原有语言的语法习惯、发音方式、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语言形式。英语在美国形成了美式英语，在法国形成法式英语……同样道理，在中国也形成了中国英语。总的来说，中国英语形成的根源可以归结于以下两点。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擅长感性直觉思维，西方人擅长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的思维轨迹是曲线的、圆形的，西方人的思维轨迹则是直线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顺式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逆式的。这一点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有很多体现。这里笔者借用一则小故事来简单的说明一下：有一个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坠落河里，后来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并送往医院，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这个孩子的一位中国老师和一位美国老师分别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打电话通知孩子母亲这件事。这位中国老师的第一句话是：“oh！ My god！ What a pity that…，他母亲听到这里就晕了。而那位美国老师的第一句话则是：“Congratulations！ What a lucky boy your son is…接着讲了这个学生目前在医院里状态很好请别担心，最后才说了落水的事。从这则故事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以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不一样的。

（二）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脉相承和稳定上。而西方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于它的形式多样化和语言丰富上。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的迅猛发展，在世界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大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试图用英语来描述它的时候就出现了空白点，于是就出现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比如说：feng shui（风水 ）、paper tiger（纸老虎） Huang Di（黄帝）、Ya men（衙门）等。

三、中国英语的构成形式

要了解中国英语的构成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差别。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规律和习惯，通常表现为搭配不当、重复累赘等方面，导致意思表达不准确。而中国英语若使用恰当，不但能忠实于原文，而且在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时更是锦上添花。其构成主要有三种方式。

1.音译指中国的英语使用者在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时因在英语中找不到恰当的匹配而根据中文的发音创造出的英语词汇。如：Tai Chi（太极拳 ）、mahiong（麻将）。

2.意译指根据其意思翻译过来的英文。如：“菜篮子工程（vegetable basket project）”、“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

3.语义再生指英语在与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变体所特有的新词汇，而且会使英语原有的一些词汇产生一些新的含义。中国英语中有一部分词汇或者短语就是汉语译成英语后生成的英语意思，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再生的过程。如：、beggars chicken（叫花鸡）、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

四、中国英语的现状

目前的中国英语是三种状态并存。

1.按照汉语习惯说出的英语与标准英语并没有区别。

2.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标准英语的语言习惯，但符合语法。

3.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语法，但是可能符合标准英语的语言习惯，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英美等国家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在交流中没有任何理解障碍，能被接受。

五、中国英语的发展前景

中国英语是一种被规范英语所接受的英语变体，是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的产物，是语言文化发展表现出的必然趋势，它对英语学习和国际交流具有积极意义，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在中国新造出来的词语蜂拥而至，这是基于许多新观念形成的表现。中国英语的发展既是对英语语言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更符合中国大踏步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切实利益，有利于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民主制度建设、中华文化推介等诸多发展情况介绍到世界。

【参考文献】

[1]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04）：18-24.

[2]黄金祺.应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兼论“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J].中国翻译，1998（01）：3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