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政治

2024-09-06

商人与政治（精选8篇）

1.商人与政治篇一

多高的政治智慧做多大的商人

一个大商人问一个小政客：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两个字总是排在前面？小政客答道：政客不富有，但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求商人；商人虽有点钱，却经常需要政客排忧解难，这就是“政治”排在前面的原因。

—— 阿里赫武

一提到政治，有的生意人认为是一个事不关己的、高深莫测的话题，不愿提及；有的想谈几句赶赶时髦却又一无所知；个别草莽英雄会故作清高、不屑一顾，甚至狂妄地对公职人员说：“你当你的官，我找我的钱，老子比你活得潇洒”。这样的生意人就叫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的生意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人，钱再多也只能和挖土方的包工头、走街串巷的小贩同流，他们“苦大仇深”的烙印也不会因为手中有了几个铜板而改变。而今眼目下，大到全国小到毕节，不讲政治的商人是很难把生意做大做强的，就是甘心当小商小贩也会遇到查你的、罚你的、扣你的、抓你的、白吃白喝的、死皮赖脸的、敲诈勒索的等种种麻烦。

其实，只要是人，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与蜜蜂及所有其他群聚而生的动物相比，人不仅拥有共同生活的本能，更拥有懂得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理智以及用于交流的语言工具，从而有意向也有能力结成家庭、城邦、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以便在互惠互利中享受应得的美好生活。”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也指出：“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所从事的任何事业，包括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活动，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政治的影响。就做生意而言，不管是小商小贩还是商贾大亨，谁最重视政治在经营决策和经营环境中的作用，把党和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用好用足，谁就可能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当你的生意做得还不够大时，首先要责怪的是自己的政治悟性还不够高。

真正的商人是讲政治的，他们深知自己的经营活动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非常重视维系良好的政企关系以获得充足的政策资源和宽松的生存空间，从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得最大化的商业利益。比如汽车这样特殊的行业，没有政府的支持既做不大、也做不强。但力帆骏马在汽车产业门槛多多的时候落户毕节，拉开了试验区机械制造业阔步发展的序幕，与地委、行署大力提升毕节试验区工业化水平的工作目标一致，于是他们从立项、选址、征地、办理相关手续直到建厂房、出产品等全过程都得到了地委、行署和毕节市委、市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一路绿灯，顺顺利利，这就是讲政治的结果。既然让企业的脉搏与政府一起跳动、维系良好的政企关系就是讲政治，那么这个政治该如何讲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关键点要把握好。

1、成功才有“雪球”效应。政府之所以支持企业，是因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安居乐业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通过成功的企业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最需要和最倚重的就是管理优良、技术卓越、产品一流、税利可观的成功企业。企业越成功，政府的支持力度越大，获得的资源和政策的倾斜就越多，生意就会像“滚雪球”样的越滚越大。因此，维系良好政企关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企业，使之成为政府心目中的成功企业，在“雪球”效应中获得更大、更更大的成功。

2、制造希望点。要让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发展，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来实现。于是，政府会扶持那些有希望走向成功的企业，让他们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支柱。如果你的企业还不算成功企业或者希望取得更大的成功，就要制造希望点来不断争取政府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这也是你的企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所谓制造希望点，就是要让政府相信你的企业是符合需要的、充满希望的、前景光明的，支持你既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比如说你的企业是招商引资项目，你的“气球”会吹得很大，你是节能环保型企业，你采用了是新技术新材料，你的产品对整个产业链有多关键，你的创税能力有多大，你能解决多少就业，你的企业对“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有多大作用，你如何把企业的发展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你能对农民脱贫致富干点什么等等。只要围绕政府的工作目标去寻找希望点，制造希望点，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为此，你应该牢记：“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

3、提高应变能力。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不同的工作重点决定了不同的政策导向，从而决定了资源和政策的倾斜方向。比如今年要按照“五园新村”的要求沿公路干线和风景区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政府将围绕“致富田园、生态庭园、特色庄园、文化乐园、和谐家园”加大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党政主要领导和政府各部门都要亲自下去抓点做示范；又比如明年的重点是“人畜饮水”，小水坝小水窖的投入就会加大，生产抽水机输水管的企业就会得到扶持；再比如前几年毕节的商品混凝土商还是政府“走出去、请进来”的招商引资项目，今年就有了“招标准入”的门槛，等等。国家的产业政策会调整，政府的工作重心会变化，聪明的商人也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总会跟上节奏，在其中悟出点什么、做一点什么，就是为领导抓的点上捐点钱捐点物也是不小的贡献嘛。如果一个商人缺乏应变能力，即便他的企业有一流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只要政府的政策稍作调整他就会无所适从。于是，昨天政府心目中的“成功企业”今天就会被边缘化，从而逐渐淡出政府的视线，失去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因此，商人既要有较高的政治悟性，能够准确把握政府不同时期不同需求的脉搏，又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按照政府的需求去调整自己的定位。只要你讲政治，就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样的中心工作也可来个“警民联防”。当然，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没有深厚的功底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吃不完兜着走更惨。

4、树立形象。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政府虽然关注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但更青睐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企业，这是其政治属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企业有多大的创税能力，不管你能解决多少就业，只要你和你的企业背上“涉黑”、“财色贿赂”、“污点证人”、“欺行霸市”等恶劣名声，政府就绝对不会也不敢支持你，就连与你“称兄道弟”的公职人员也会躲着你避着你。就算你的企业只是属于“偷税漏税”、“污染环境”、“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偷工减料”、“拖钱拉帐”、对员工“不人性”等等，政府也会疏远你，想得到支持也很困难。因此，要将良好的政企关系维系长久，就必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损坏名声的事不做，影响团结的话不说，玷污形象的人不沾边，多做正事、好事、善事和公益事。再就是要树立优秀的现代商人形象。为了改变生存环境，捞第一桶金的生意人往往是不择手段的，也不会去管什么形象不形象，反正摆脱“水深火热”的窘境是第一需求。当生意人变成商人后，社会影响大了，接触的层面高了，形象就变得重要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质文化生活日趋繁荣，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社会，一身“匪气”的、横打天牌的、狂妄自大的、没有文化的、缺乏教养的商人是没有良好社会形象的。没有形象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就没有面子。一个没有面子的商人，宅再豪、车再好、妞再靓、消费再高也只是“钢琴旁边摆口猪食锅——永不脱俗”的嘲笑对象，文化人嫌你愚昧无知粗鲁放荡，真商实贾嫌你鸡脚狗手不登大雅，政客也不会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因此，既然你选择了从商，就应该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商人，一个有面子的商人，让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钞票光耀门庭惠及子孙。优秀的商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倦求知、不耻下问、修身养性等造就的。他们除了懂现代经营管理外，还有深沉的气质、渊博的学识、高贵的举止、儒雅的谈吐和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熟知国家大政方针，了解国内国际时事要闻，在大事大非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得势不猖狂，失势不颓废，谦虚低调，坦然面对人生冷暖；他们情商极高，优雅风趣，善于与人相交和相处，能在和谐的亲情和友情中去体验高品质的生活乐趣。

5、情商要高。对于商人来说，商海博弈是一种智力游戏，但情商的高低对企业的成功与否也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情商能让商人更充分地发挥智商的作用和效果。智商是指人的理性的能力，即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观察与认知能力、学习和思维能力、文字和语言能力、应变与计算能力等；情商是指人的感性的能力，即控制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认知他人和沟通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商人在与政府的衔接和沟通中，智商的高低是你企业自己的事，情商的高低却决定着政企关系的好坏。情商高的商人为人处事好，政府公职人员们愿意与之交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政企关系就融洽就OK了；情商低的商人为人处事差，大家调脸都为输，什么事情都要公事公办，更不会有人为你打“擦边球”，政企关系也就无从谈起了，于是那句老话又成了“我当我的官，你找你的钱，老子看你会有好潇洒”。情商高的商人充满爱心与人为善，懂得关心和帮助别人，对自己认识清醒定位准确，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不狂妄不自满等等，这样的人是大家都愿意与之相识和相交的，朋友多多纯属自然，做成点大事也很自然；反之，情商低的商人是情绪化的、爱抱怨的、刚愎自用的、骄傲自满的、过河撤桥的、言而无信的、敲人背脊骨的等等，这样的人大家都不愿意与之交往，就算相识之初花口花嘴哄得点人们的好感，时间长了本来面目也会暴露无疑，很难交得上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优秀的商人应该努力做个情商高的人，以便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铁杆交际圈，创造一个更好发挥自己商业智慧的空间，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

6、若即若离。商人讲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不管政企关系好得如何如何不分你我，都不能像政客一样把政府的工作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不能狐假虎威的去充当政府的影子。就商人而言，个别领导的关心、政府部门的厚爱、宽松的经营环境、各种各样的荣誉职务等，都是建立在“成功企业”这张皮上的。当商人全身心的钻到政治里，其市场意识就会变得淡薄和迟钝，企业也会因“官气有余、商气不足”而逐渐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成功企业”这张皮就会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了“成功企业”，曾经拥有的一个个光环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失去政府青睐的你又只能回到小商小贩的老路上。毕节曾有个美资企业的老板，就是在政治的鲜花与掌声中忘却了为商之本，于是就有了从“成功企业家”到小商小贩的惨痛蜕变。还有，商业斗争是财富和物权之间的争斗，而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你死我活”的。一旦商人成为某个政治堡垒中的一员，其政治上的幼稚就成了堡垒中最薄弱的环节，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就是被划进某个政治圈子，也会随着这个圈子的沉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天津大邱庄前庄主禹作敏、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毕节的个别“致富带头人”等，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本末倒置、玩火自焚的冤大头，谁要是不知天高地厚谁就可能步他们的后尘。因此，聪明的商人既要讲政治，又要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样才能让自己靠得住、离得开、走得脱，才能规避政治斗争的风险，才能让自己的企业不被政治的漩涡吞噬。

2.商人与政治篇二

一、修桥铺路, 方便行人

宁国府地处皖南山区, 那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 大宗货物的运输多依赖水路进行。在清代, 受人力及自然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 宁国府境内时常发生洪灾, 桥梁被毁、道路中断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 在宁国人眼中, 修桥铺路是一件积德行善、造福百姓的义举。一些发财致富的宁国商人往往不惜巨资予以慷慨资助。

以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为例。在泾县, 一位叫胡承端的商人, 他出身贫寒, “以服贾致裕, 尝与族兄承鋗、承铨共建乌溪桥”[2]卷253。还有位叫查冠群的商人, 在经商致富后, “修村口大路及狮子山栈道, 并建石桥”[2]卷254。在旌德县, 商人吕德俊, “服贾于宣邑之湾沚镇, 积勤起家, 施济不吝。重建离沚五里之凤凰桥, 又建惠风亭, 以惠行旅”[1]卷末。靠经商致富的汪秉璧, “贾汉阳积赀, 喜行善举, 归里独力造聚金桥, 并构殿阁凉亭, 以为村之北障, 沿溪筑堤砌路, 计费千数百金”[3]卷8。有位叫江一廉的商人, 经商刚处于起步阶段便慷慨好施, “牵车服贾, 方起家, 慨捐银二千金造黑溪长春桥”[4]卷8。在太平县, 同治年间, 商人李万枝, 因“村北岭山脚, 徽池要道毁”, 于是便“捐山场、田地, 立本村桥会建桥, 以济行人”[5]《人物类》。

除了为故里的道路、桥梁建设添砖加瓦外, 宁国商人在寄籍和侨寓地, 也不吝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在省内, 太平商人胡国理, 曾“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2]卷254, 方便了两地来往的行人和商旅。太平人杜伯端“尝贸易徽州, 稍有余资, 辄行善举。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路, 倡捐募修甚伙”[5]《人物类》。另一太平商人李绍祖“性好善, 道光时侨居贵池之唐田, 倡建永济石桥三洞, 费数万金”[5]《人物类》。嘉庆初年, 铜陵县大通镇境内的紫阳桥毁于洪水, 在那里经商的泾县商人“相谋集资”, “得白金七千有奇”, 重建了桥梁, 平整了道路[6]卷18。另一泾县商人查崇禧, 也曾于“含山修路建桥”[2]卷254。

在省外, 同治初年, 太平人李志发在湖北董滩口经商期间, “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 行人称便”[5]《人物类》。旌德人汪上裕“服贾孝养, 远游江右, 在江右独立建大塘桥, 费千余金, 毫无吝色”[7]卷7。江右即今江西省, 也是在那里, 太平商人林贵, “懋迁江右, 平治路修桥梁, 凡二十年, 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1]卷末。

二、赈灾济民, 回报社会

清代, 宁国府境内灾害频发, 其中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达20余次之多, 包括水灾、旱灾、雪灾、蝗虫灾、饥荒灾及瘟疫灾。宁国商人参与赈灾济民的史料多有记载, 其赈灾内容与接济形式也各式各样。

乾隆八年春, 泾县雨雪成灾, “雨雪连绵, 米价腾涌”, 商人江璐及其家人“出所藏谷, 减价平粜, 不足则之山溪太邑贸易以济, 全活实多, 至今乡邑犹称颂之”[8]卷8。宣统三年, 繁昌、太平一带发生水灾, “圩田尽没”, 太平商人杜毓苓“捐米五十石赈饥, 并集地方富绅募捐助赈”[5]《人物类》。乾隆六十年, 太平县发生旱灾, 刘时可“尝贾于浙, 积有余资, 辄行善举。人苦饥, 与弟际可、行可、仕可、圣可, 由浙运米六百石助赈”[5]《人物类》。乾隆十七年, 宁国府多数地方先旱后涝, “里中不火者大半”, 宣城商人王杰“自捐银米, 周恤族邻”[2]卷254。

当饥荒发生时, 宁国商人的慷慨解囊拯救了许多乡亲。乾隆年间, 泾县发生饥荒, 商人翟思珠“捐金数千, 平粜, 贾于湾沚镇, 施槥又费千金”[2]卷253。嘉庆十六年, 旌德县“大饥”, 旌德人吕溶“慷慨好施……与兄发米赈济, 全活甚众”[7]卷7。嘉庆十九年, 太平县闹饥荒, 商人杜殿臣“捐银五百两, 平粜”[5]《人物类》。道光十九年, 太平县“岁荒, 里人乏食”, 商人李春顺, “捐赀赴石邑香口镇, 购大批粮米, 运入平粜, 以济哀鸿”[5]《人物类》。光绪年间, 宣城商人孙元瑾“每遇岁祲, 必出己资以济族众”[9]卷16。事实上, 宁国商人在赈灾方面的义举还有很多, 此不赘述。

宁国商人乡土观念强烈, 在寓居地常对落难的家乡父老施以援手。同治二年, 太平人苏成美“商于徽……里人避难, 还家者饥饿无所得食, 成美捐金千两, 倡办赈济, 全活无算”[5]《人物类》。太平人项善宝“寓鄂之沙市, 见同县难民千余人, 为募捐于同乡各商贾, 始开粥厂, 继给钱文, 全活甚众。寻复量给资斧, 雇船送回”[5]《人物类》。太平人谭冠英, “客楚南, 邑人来避难者, 无不周恤”[2]卷254。咸丰年间, 太平县人在湖北汉口经商者较多, 这些商人曾多次对乡邻出手相助。赵希圣“经商汉口……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 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 筑屋百十间以居, 日给粥两餐, 全活甚众”[5]《人物类》。胡国理则出资帮助乡邻返乡, “咸丰中, 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人”[5]《人物类》。在战乱期间, 孙逢吉、汪金鏊都曾救济过不少乡亲。前者“服贾汉, 为养亲计, 有余积, 好周贫乏。咸丰十年贼踞城, 乡人避难者接踵至汉, 吉与同乡捐钱搭蓬分住, 日给钱米, 全活多人。后贼退, 买舟回籍, 并给川资、谷种”[5]《人物类》。后者“贸易汉口, 族人避兵来者, 悉资助之”[2]卷254。

倘若寓居地有灾害发生, 宁国商人也常常会出手相助。捐赠银两是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旌德商人吕灿章, 家境并不富裕, “嘉庆八年, 在徐郡贸易, 遇河水泛溢, 捐输银二百八十两, 周恤穷檐”[7]卷7。泾县人胡一嵩, “尝贸易含山, 县连遭水旱, 遂罄资本输粟济人”[10]卷19。捐赠谷粮、低价销售是另外一种救济方式。泾县商人朱时庆, 为人慷慨好施, “雍正间游楚, 适汉口大荒, 输粟数千石”[10]卷19。王全, 以服贾致饶, “康熙癸酉饥, 输谷二千石以赈”[2]卷252。

三、施德行义, 泽被四方

人们习惯于用“无商不奸”一词来形容商人的贪婪与自私, 然而我们从宁国商人身上看到更多的则是其施德行义的正面形象。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育婴堂的建设方面。育婴堂是一种萌生于清乾隆年间的收养孤儿的会社组织, 属慈善性质, 分为堂养、寄养、自养三种形式。泾县、太平等宁国商人都曾在育婴堂的建设与操持方面出力不少。据记载, 泾县人朱琛“与弟琯俱理问, 并孝友好义……后贸于嘉定, 捐重资为地方兴复育婴堂, 妇婴俱得实惠”[2]卷253。同治年间, 太平人崔祖懋, “贸易汉口, 凡太平会馆义冢、善堂、育婴堂, 悉捐助之”[5]《人物类》。光绪时太平人绍廷佐“经商于芜湖, 凡内河红船局、江口救生局、芜邑育婴堂, 均为赞襄”[5]《人物类》。

其二是义塾的创办方面。在清代, 义塾也称“义学”, 指的是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收学费的学校。清代, 不少宁国商人出资创办义塾。太平人汪诰, “经商汉口, 宣统元年捐资兴义学, 培植里中子弟”[5]《人物类》。太平人孙享榜, “长贾于外, 积有赢余。同治初年, 输金百两以修家庙, 捐腴田四十亩以立义塾”[5]《人物类》。旌德人汪笃周“少服贾, 孝养父母, 赀稍裕, 买田三十亩储谷备荒, 以敦族谊。又捐建义塾, 置田六十亩为膏火资”[1]卷30。

其三是义渡的设立方面。义渡是指对乘船渡河的行人不收或少量收取运输费用。宁国商人出资设立义渡的事迹多有记载。例如, 泾县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资在县内设立了“上坊渡”。《式好堂兴复上坊义渡碑记》对此有详细记载:“泾城之西为赏溪……在距县治五里许, 有上坊渡, 宣歙行旅往来如织。当春夏涨发, 腾激浩瀚, 然率止数日, 势易消减, 平时则浤然深碧, 揭与砅皆不能, 故需舟最急, 邑东朱胡洪郑汪五姓, 曩习贾吴兴, 立式好堂公寓, 积存余赀, 设义渡。”[6]卷18不过, 由于义渡的设立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以摆渡为业者的利益, 因此, 宁国商人在其寓居地设立义渡一事往往并不顺利。

其四是义冢的置办方面。义冢指的是为客死他乡者或死后无处安置者提供葬身墓地。《旌德县志》这样记载:“旌邑每多义冢, 瘞埋暴露骸骨, 或一人输造, 或本族公费, 或同志捐助, 有呈县举行而卷案可稽者, 有不禀有司而自为营建者, 并有不使人知而称为公置者, 城乡各处不一而足。”[4]卷1县志内容真实性可以从吕祥烑、吕裕成两位商人身上得到印证。据载, 吕祥烑、吕裕成“俱旌德人, 贸易六安, 岁饥捐赈, 在本邑置义冢, 合葬浮櫬七百余具”[2]卷254。当然, 义冢的置办并不局限于宁国府境内, 置办人也不限于旌德人。据记载, 旌德人张钟玠, 时为监生, “一日买舟赴金陵, 道由湾沚东下, 见河滨大有枯骨, 心恻然哀之, 遂停舟不进, 于神山下购地一区, 筑为义冢”[7]卷7。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类考察了清代宁国商人的善行义举, 事实上, 上述义举并非孤立存在, 它们完全可以发生在同一个宁国商人身上。例如, 汪庭有“尝捐金二千, 建义学、造乐成桥, 费至巨万。又砌路、建亭、捐田、施茶者数起, 约费三千金有奇。贸易汉阳, 置义冢、施棺木, 更于本县置义冢数处, 岁歉赈济, 建义仓、兴文会, 义行甚多”[2]卷253。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宁国府山高水深、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 既是多数宁国人弃农从商的重要动因, 也是孕育他们喜山爱水、乐善好施性格的酵母。良好的品德教育加之日常的生活体验, 清代宁国商人热心于修桥铺路、赈灾济民等社会公益事业便不难理解了。学界在探讨商人资本的出路时, 倾向于认为商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会影响商业资本的积累, 有损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然而, 笔者认为宁国商人积极参与清代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 不仅彰显了宁国商人施德行义的美德, 拓展了他们获利的空间, 而且有助于形成商人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嘉庆宁国府志[M].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2]光绪重修安徽通志[M].清光绪四年刻本.

[3]民国南陵县志[M].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4]乾隆旌德县志[M].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5]民国太平县志稿[M].1984年太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复印本.

[6]朱珔.小万卷斋文稿[M].清光绪十一年嘉树山房重刊本.

[7]道光旌德县续志[M].清道光六年刻本.

[8]嘉庆旌德县志[M].清嘉庆十三年本.

[9]光绪宣城县志[M].清光绪十四年活字本.

3.商人可能远离政治吗？篇三

小说开篇介绍，西门庆父亲开了个生药铺，走川广贩药材，家境还算殷实，西门庆算是个富二代。可是他“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人物。

照说，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败家子，西门庆却恰恰相反，将生意越做越大，除生药铺外，还开了绸缎铺、绒线铺、当铺……另外，又放高利贷、压价收购等，搞起跨行业、多元化、集团式经营，一跃成为“山东第一财主”。西门庆纵欲身亡时，通过他向女婿陈经济交代后事的话里，可盘点出他的大致家底：缎子铺五万银子本钱、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印子铺占用银两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别人欠的高利贷，近十万两白银。再加上房产、现金、珠宝等，可能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的200多元人民币，西门庆的商业资产价值人民币三千至四千万元，这在一个小地方确实算是一方富豪了。

西门庆为何能迅速发家致富？《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说：“却有一个缘故，只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西门庆的成功固然与其性格和行事风格有关，最为重要的是，他交通权贵，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离核心政治权力很近，手里的权力腾挪空间很大，由此必然收获巨大的商业利润。

西门庆的父辈似乎跟政治并无瓜葛，西门庆开始跟权力也无联系，要是他一直像他父亲那样经营，撑死也就是个大药材老板，断不可能成为各行通吃的首富。但社会的残酷现实告诉他：“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明嘉靖实录》），要想发大财，必须跟权力搞好关系。西门庆悟透这个道理，就想方设法钻营权力。他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太师蔡京的门路，得到了正五品的提刑使（千户），并被蔡京收为“干儿子”，由此一脚踏进权门，编织出一张从朝中的蔡太师、朱太尉、李太师到监察部门的宋御史、蔡学士、同级的夏提刑以及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还有各县县官的纵横交错的权力网络，用媒婆文嫂的话说：“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有了这张权力网络，做什么都顺风顺水起来。

西门庆做的这个千户，负责清河县的治安与刑罚，相当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的公安局局长。清河县令才七品而已，为何西门庆这个局长的级别比县长还要高呢？梁盼先生解释：明代的地方设置“卫、所”两级军事机构，而千户，正是“所”这个机构的最高军事长官。卫所虽是军事机构，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兼职管理地方治安事务，而且级别比起行政系统的官员要高。（《西门庆：社会转型期的商人典型》，《财新网》2013年3月29日）这样，西门庆就是清河县实质上的“最高官”，又背靠京城蔡太师，他在河清县说一，谁敢说个二字？这样一个地方“最高官”，又有商业头脑，又有“第一桶金”，他要经商，则官商合一，财势相辅，既是市场里的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生意上的买卖，要输要赢由他说了算，清河县有哪个人做生意可以做得过他？他不是首富谁是首富？

其实，西门庆是看不起做官（特指文官）的，这大约也是很多商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在家中招待蔡御史，要妓女董娇儿陪宿，事后董娇儿抱怨蔡御史打发得太少，西门庆就说：“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别看他瞧不起文官，但又觉得权力是个好东西。故而他對自己“买”了一个五品的武官还不是很满意，因为正儿八经的科考出身，更为世人看重。他生了个儿子，就对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武职）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西门庆看不起做官的，又渴望做官（文官），主要是做官有利可图，且可以摆脱商人地位卑贱的窘境。这就像《清代官场百态》中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富商捐了个知府，皇帝问他，既然经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商获利虽多，但终不如做官获利优厚，而且当商人也不如当官体面。（李乔《清代官场百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版）试想，要是西门庆不投奔权门，不交通官吏，也能轻松发财且体面，他何必如此呢？作为商人，他显然知道这一切是要支付成本的，而且成本不菲。西门庆平常虽小气，为家人买东西都要反复念叨，交通权贵却出手阔绰，且看给蔡太师的寿礼清单：黄金二百两，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真是动了血本的。

西门庆显然知道这桩买卖划算，一旦“买”了官，一旦找到靠山，就等于购买了政治特权，他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同时是一个官人，他既能以商人身份做买卖，又享受官僚的合法特权，包括享受政治权力对官僚的人身和财产保护。所以西门庆“买”了官，在中央有靠山罩着，为其经商打开了方便之门。譬如，他通过勾结蔡状元（后被任命为两淮巡盐御史），便能够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拿取三万盐引行市 ”，获利十倍之多；他勾结山东巡按宋乔年，拿到可获利一万两白银的皇家工程批文，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另一方面，他偷奸李瓶儿、气死花子虚、陷害蒋竹山、霸占宋蕙莲、害死蕙莲父亲宋仁等之后仍安然无恙。可以说，西门庆是清河县的土皇帝，他底气十足地说：“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国家历来是“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国蓄》），人民没有根本的财产保障权。皇帝手头紧的时候，就会向富人要钱。譬如汉武帝时，国家长年对匈奴用兵，财政开支庞大，以致“府库益虚”。为了搞钱，国家一面实行盐铁专卖，另一面向商人动刀子，颁布“算缗令”（一千文钱串在一起，称为一缗），这是针对商家的税收法令，规定价值二缗的货物要上缴一算的税；小手工业者的产品税收减半，每四缗收一算；农民不用缴这个税。于是商人就琢磨怎么样偷税漏税，谓“富豪皆争匿财”。为此，武汉帝又推出“告缗法”，鼓励人们告发商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子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而“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家”。（《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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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师承”刘彻，不过，他们要做得“文明”些，名为“借商”，每次向富商借款达数百万缗，结果自然是老虎借猪——有去无回，没人敢向皇帝讨债，被掠夺了也只能默默忍受。

粗人出身的朱元璋就粗暴得多了，直接抓商人的小辫子，扣罪名，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他定都南京后，担忧江南富商豪族在当地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欲削之而后安。而江南首富沈万三对朱元璋百般讨好，出巨资替朱元璋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让朱元璋无从下手。正在这时，沈万三提出拿钱来犒劳三军，朱元璋听说了非常恼火：犒劳三军，你这是要当皇帝么？于是要杀了他，是马皇后求情，才将沈万三充军云南，最后不知所终。此后，沈万三的后人又被牵连进田赋官司和谋反案，失财又失人。仅谋反一案，沈家80多人被杀，田地被没收，从此衰落。沈万三之子沈文度攀上明成祖朱棣的心腹纪纲这棵“大树”之后，甘做门客，孝敬不断，沈家才得以慢慢“复兴”。

与中国传统社会商人被随意掠夺不同，西方建立了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1215年，英国国王和贵族签字画押立下条约——《大宪章》，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对人身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为英国商人积累资本，做大做强，为英国政治走向君主立宪奠定了法律基础。

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有一句名言：“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是对政治权力不能轻易侵犯私人财富的最好解释。

中国商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布罗代尔《世界史纲》）。要抗击各种“敲竹杠”，就要寻求权力庇护；要想获得更好的资源，也常常需要权力公关……留给西门庆们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交通权贵，购买发财的特权和自保的特权。

有了这两项特权，西门庆才没有像一般的商人那样小富即安，把自己的财富变为房产、田地等不动产，而是特别重视资本周轉流动和不断增值。他从蔡状元那里提早弄到三万两盐引赚了钱，就派人去杭州买回一万两的缎绢。缎子铺开张第一天，便卖出了五百两银子，他又派人拿着赚到的钱往湖州买绸子，去松江贩布匹，像滚雪球一样将生意越做越大。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很像西方的资本家，其实是因为他有政治靠山，有底气，而一般的商人纵想做大做强，也因害怕被权力盯上而收手。难怪王亚南先生说：“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王毅先生则说：“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倘若说西门庆还只是一个虚拟的小说人物，那么，胡雪岩则是现实版的西门庆。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攻战之中，他帮助清军购运军火、粮米，受到朝廷器重。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他为总管，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后任江西候补道，被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脚跨政商两界。正是这种官商身份为其私人资本增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高峰时，他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富坷封君”（汪康年《庄谐选录》）。他的生活也相当奢侈荒淫：妻妾成群，号称“十二金钗”，每每要用“翻牌子”来决定与谁共寝。他还强买民女，新鲜感一过就给银弃之，有人称他“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欧阳昱《见闻琐录》）。

其实，文学是现实的反映，郑振铎曾经说过：“《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西门庆就是明朝中后期官商结合的典型。王世贞曾统计嘉靖、万历年间天下巨富的情况，在他所举出的天下巨富二十二家中，高官权贵占了十七家，包括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京师张二锦衣等，其余五家无非也是靠着依附在政治势力之下的特许行业或高利贷的典当行业。（转引自《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西门庆则是地方上的高官权贵兼巨富代表。

可见，在专制皇权社会，真正能够将生意做得很大的，要么是仕而优则商，要么是商而优则仕，没有政治权力这个“红顶”，不可能将生意做得很大。

不过，成也权力，败也权力，胡雪岩从钱庄的一个小伙计做成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是因为投奔权门。但胡雪岩最后悲凉收场，是因为成了官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李鸿章为了倒左宗棠而将胡雪岩倒掉，胡终究是政治浪潮中的一片浪花，翻转一下，就沉下去了。也就是说，没有权力作后盾的商业利益是靠不住的，而以权力作后盾的商人又常常成为权力角斗的牺牲品。而相比之下，后者仍然要较前者安全可靠得多，由商而官，就拥有了合法权，形同浑身铠甲，而普通商人只有一层绸衫，你说哪个更经得起敲打？

所以，商人奔走权门仍如过江之鲫，像西门庆那样弄个“红顶”戴，这是无奈而可悲的制度性陷阱。所谓“商人无祖国”，“在商言商”，“商人远离政治”，不谈政治，怕有害自己的思维和经营，那只是一厢情愿——你不想谈政治，政治却想找你谈谈。

（作者系评论家、作家、诗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4.钓鱼者与商人的故事篇四

有一位商人他去海边度假，看到一个人在钓鱼，就走了过去。商人走近钓鱼者看到他从钓上来的鱼中选了一条，然后把剩下的鱼一条一条的放回海里。商人走过来很好奇的问：“你为什么把那些鱼放回河里呢？而且你选中的那条鱼也不是最大的啊？”钓鱼者说：“我家的锅就只能煮这么大条的鱼，而且这条鱼也刚好我和我的家人能够吃完。”商人说：“难道你就没想过把其他的鱼拿去卖？”钓鱼者说：“我是一家报社的职员，我有工作，我老婆也有自己的工作，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我们家每个月也会有固定的存款，我不缺钱，日子过得很开心，我干嘛还要卖鱼？”商人说：“难道你就不想过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多的钱？你现在还年轻，怎么可以这样子虚度呢？等你老了之后怎么办？”钓鱼者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商人得意的说：“你的钓鱼技术不错，你捕鱼的技术可定也不赖，你可以先用你的存款去买几条小船，然后雇几个人帮你打渔，那样子赚到的钱会比你现在每天赚到的多上几倍，三年之后你就可以买两艘大一点的船，雇佣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 …八年后就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船队了，可以捕更多的鱼赚更多更多的钱，可以在城里买漂亮的房子。之后你就可以开一个加工公司把你所捕到的鱼进行加工，卖到全国各地，然后出口国外，你还可以开很多分公司。呵呵~八年之后等你的船队你的公司都稳定下来了，到那时候你就是拥有几个亿的富豪了，那时候你就可以搬回海边来安享晚年了，可以过安详自在的日子，可以陪着你的老婆去旅游、可以天天陪你老婆散散步，无聊的时候还可以钓钓鱼，多好啊！”钓鱼者笑着说：“呵呵~这么说我现在就在过着几个亿的富豪生活了，我现在就住在海边、我每年都会和我老婆出去旅游至少一次、我每天都会陪着我心爱的老婆去散步，而且我无聊的时候也可以钓钓鱼。我干嘛要绕着那么大圈绕回原点呢… …

5.一千零一夜《骗子与商人》篇五

从前有一个商人,精于商业,买卖兴隆,财源茂盛,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商巨贾。

一次他筹备了大宗货物,准备到外地去营销。有两个惯于招摇撞骗的坏蛋,早就在暗中盯着他,观察他的行踪,见他日益富裕起来,眼红得不得了,总想找机会下手。他俩见富商准备启程,也急忙弄了些零散货物,装扮成小商贩,与他一同上路。经过一天的跋涉,他们走累了,便一起下榻在同一家旅店。住店头一夜,两个骗子便急不可耐地要下手,对富商行骗。可是这两个骗子各怀鬼胎,都想害死自己的同伴,将从富商那里骗得的`财物,攫为己有,因而彼此同床异梦。居心叵测。

于是,两个骗子每人准备了一包毒药,放进食物里,吃饭的时候,两人都把放有毒药的食品送给对方,显得格外亲热。大方。豪爽,看着对方接受了自己有毒的食品,都放心地。大胆地狼吞虎咽起来。结果行骗者最终骗了自己,害人者终害己,两个骗子误食了对方提供的有毒食品,都一命呜呼了。

那个富商开始时跟两个骗子一路同行,来到旅店,只见他俩对自己分外亲热,几乎是无话不说,那种殷勤劲儿,叫人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可是饭后好长时间却不见他俩的踪影,富商便纳闷了。他敲门进去一看,发现两人口吐白沫,仰面朝天,已经死去。富商观察了现场。仔细地验查了死者的情况,细细地琢磨了好半天,才弄明白真实情况,知道这两人各怀鬼胎,一路与他相伴,却是为了谋财害命。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落得自相残杀。两败俱伤的可悲下场。

6.毛皮商人与拿破仑的哲理故事篇六

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他的部队在一个无比荒凉土地上的小镇当中作战，当时他意外地与他的军队脱离时，一群俄国哥萨克人盯上他，开始在弯曲的街道上追逐他。拿破仑开始逃命，并潜入僻巷中的一家小毛皮商人家。当拿破仑气喘吁吁地逃人店内时，他对毛皮商人可怜地大叫：“救救我，救救我！我可以藏在哪里？”

毛皮商说：“快点，藏在角落的那堆毛皮底下！”然后他用很多张毛皮盖住拿破仑。

当他一盖完，俄国哥萨克人就已冲到门口，大喊：“他在哪里？我们看见他跑进来了！”不顾毛皮商人的抗议，他们把他的店给拆了，想找到拿破仑。他们将剑刺入毛皮内，但是没有发现他。不久，他们放弃并离开了。

过一会儿，正当拿破仑的贴身侍卫来到门口时，拿破仑毫发无损地从毛皮下爬出来。毛皮商向拿破仑胆怯地说：“原谅我对一个伟人问这个问题，但是躲在毛皮下，知道下一刻可能是最后一刻，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拿破仑站稳身子，愤怒地向毛皮商人说：“你竟然对拿破仑皇帝问这样的`问题？警卫，将这个不知轻重的人带出去，蒙住眼睛，处决他。我，本人，将亲自发布枪决命令！”

警卫捉住那可怜的毛皮商人，拖到外面面壁而立，蒙住双眼。毛皮商人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他可以听到警卫的动作，当他们慢慢排成一列，准备他们的步枪时，他可以听见自己的衣服在冷风中簌簌作响。他可以感觉到寒风正轻轻摇着他的衣摆、冷却他的脸颊，他的双脚正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然后，他听见拿破仑清清喉咙，慢慢地喊着“预备……瞄准……”在那一刻，他知道甚至这一些无关痛痒的感伤都将永远离他而去，而眼泪流到脸颊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自他身上奔泻而出。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安静之后，毛皮商人听到有脚步声靠近他，他的眼罩被解了下来。因为突来的阳光使得他睁不开眼，他可以看见拿破仑的眼睛深深地又故意地望着他自己的眼睛，似乎想看穿他灵魂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拿破仑轻柔地说：“现在你知道了。”

7.商人与政治篇七

1 语言的欺骗性

维特根斯坦发现,“我们是语言的欺骗性力量下来的俘虏。语词的虚幻力量能够非常逼地模仿真实的事物,以致没有任何辨别性的力量允许我们将真理和谎言区分开来。当语词单单把我们挑选出来作为传授真理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受到了欺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P:23)。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信仰的不同以及久积于夏洛克心中的那种对基督徒的仇恨,我们看到威尼斯的商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较量的平台。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个世界失败就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收到了语言的模棱两可的诱惑,进而受到了欺骗,审判是在一步步的诱惑中发展出高潮的。在众法官的语言的攻势之下夏洛克并未动摇讨回公道与真理的决心,而是坚持要那“一磅不值钱的肉”,因为他对基督徒怀着一种深刻的憎恶与方反感。从夏洛克的表演中可以看到他必须也只有依照威尼斯的法律才可能讨回公道和对他而言的真理,尽管这种公道是值得怀疑的。

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话语也是一种实践行为。它在社会的运行中实践着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福柯认为是语言符号构建着社会规则,同时社会规则又规定着语言的运作,而语言总是不确定的、模糊的。正是由于语言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导致对社会现象的不同阐释。语言既可以明晰也可以含混,既可以背离常识又可以回归到一种纯粹。某种意义上,语言是在自己欺骗着自己。从夏洛克的身上我们看到语言的力量,也从中见识到语言背后的力量—————权力霸权。

2 话语的多重性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在当庭中的审判和辩护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源于对犹太人的傲慢与偏见虽然是造成夏洛克悲剧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威尼斯法律所拥有话语解释权的法庭和律师才真正造成夏洛克的悲剧。我们到底是质疑法律的慎密和其用词的严谨还是要怀疑这些话语背后的某种潜规则,夏洛克的悲剧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悲剧,而是话语的这种双重性或者说是多重性,即一种对语言的游戏和控制。我们从戏剧性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这种发展的诱惑性和隐蔽性。正是不为人觉察的这种欺骗性才让夏洛克一步步陷入语言的怪圈。令他尴尬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令他要求过于公平才导致了事态的不可控制性,或者说是法庭和律师替夏洛克对语言作出了“公正和准确的”某种阐释。这也是夏洛克所期待的但又不是他所期待的。从这场具有戏剧性的游戏中可以看出“语言的不确定性”如何是在貌似“公正和准确的”审判中被欺骗的。巴萨尼奥说过一句话可以为语言的这种不确定性做一解释:“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威尼斯商人》)。毋庸说,它是狡诈的世人用来欺诱智仕的似是而非的真理。

话语在社会规则总是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控制。社会权威、规则和学科系统在一定的文化中规定着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而正是人们的这种认识方式导致相应的话语被生产出来。因此,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语言,都是一定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的世界乃是权力的世界———一个充满着以权力主宰话语的符号世界。换句话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一个话语符号的世界,一个充满着权利对语言符号控制的世界,就是福柯的所言的“符号暴力”。夏洛克所遭受的就是这种符号暴力。其悲剧的根源就是这种符号暴力。话语霸权的实施就是对语言的游戏和控制。每一种对规则的解释都是一种语言的嬉戏。它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是以自我异化的方式进行。福柯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透视得到了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也进行了回应,号召人们去击碎话语霸权的无情枷锁。勿容置疑,这种对权力话语的揭示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夏洛克的失败很好的对这种关系进行了生动的阐释,其失败既是文化历史根源,更是权力者对话语的含混解释及语言的多重性的例证。

3 话语即权力(拥有权力既拥有话语,话语的丰富内涵是被赋予的)

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的契约也是一个语言游戏。法律的解释正是通过在这一契约中对语言和常识之间造成的某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的阐发取得了解释权。正是语言在解释的过程中法律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也正是语言的这种阐发和解释的权利才使得夏洛克遭遇了这种失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透视出普通语言与法律语言的一种冲突。换句话说,这里展示了语言对语言的霸权。“人是符号的动物”,话语是人言说自我显示存在的特有方式。然而,话语并不像一般的语言符号,有着明确具体的涉指目标。人类生活中有太多难以言传的心情、事物和现象。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话语读解的歧义和不确定性。文本是作者从社会性杂语中采撷的各种言语体裁的话语在艺术中的再现。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多洛夫(Todorov)和解释学家利科(Ricoeur)等人认为文本与话语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简单地表述为:文本是固定了的话语,而话语则是文本生成过程中不够确定的动力场。用德里达的话说,话语是动态的,具有延异性的。各种价值通过创作活动而付诸表现,各项差异随之汇集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威尼斯商人》中对契约的解释就是一个极好的范本。法律的解释和对契约的解读不在夏洛克那里,而在貌似公正的法官和律师那里。在这里,语言承载了权利的张扬。

话语的不确定和模糊也造成了对于真理的探求的种种可能。福柯所说过,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如何从不同的层面去接近?福柯告诉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谁在说话?在全体说话的主体中间,必须检查谁具有使用一种特别话语的能力。话语作为个人的一种社会行为,代表个人参与社会交往,必然体现说话者的立场、价值和诉求。《威尼斯商人》法庭中,到底是谁在说话?鲍西亚代表法庭对法律进行了解释,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并为之辩护,她具有一种特别话语的能力。在这样的语境中夏洛克显然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他对法律的仰视与极度的信仰也是他的一个悲剧。戏剧的高潮就是在极隐秘的语言的诱惑之下展开的,语言的模糊和不确定在隐藏,两种世界的冲突在慢慢的显化。让我们看到了语言对语言的欺骗,语言用它的模糊性对自身进行了一种欺骗和霸权。这种含混和不确定性既颠覆了语言的权威也对法律的公正性是一个讽刺。

同时,在《威尼斯商人》中正是话语的这种不对等关系,不平衡性以至于夏洛克失去了对话语的解释权利。福柯认为,不同的话语群体拥有不同的话语模式。弄清楚谁在说话以及解释话语是基于什么运行的,同时也会看到话语所附载的意识形态。福柯强调在语境中分析和思考话语,我们“不应该把话语推回到遥远的出场,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福柯后期更强调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权利对于话语的优先支配地位和决定性。这是一个“话语建构论”到“权利建构论”的延伸和建构过程。在这里,法庭在神审判中借助于话语的权力达到了对权力的建构,维护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貌似公正的法律的尊严。

4 结束语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最后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更是一个话语构建权力的过程。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通过对“疯狂”的定义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的嬗变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如同一个缜密的网,驾驭其成员的思维、行动和组织规范或条例,使该社会的所有活动都受这种特定的“话语”定义的限制。这里“话语”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运动。夏洛克遭受的正是在话语背后的权利的运作。“话语”与“权力”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而这也是夏洛克的一个悲剧结果的图谋。话语和权力关系总是动态的、不稳定的。正是由于话语霸权即权力的存在,使得权力关系总是存在于公开冲突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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