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的范文（共9篇）
1.决议的范文 篇一
预备党员转正决议范例
预备党员经过一年的组织考察培养，预备期一年到期前由预备党员提出转正申请，支部应及时召开支部大会，听取预备党员申请报告，介绍人意见，以及每位党员发表的意见，讨论结束后，到会正式党员以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最后由支部作出决议。以下是预备党员转正决议范例，以供参考。
范例一：支部大会于听取了XX同志预备党员转正申请，并进行了讨论，认为XX同志在预备期间，能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经党组织培养考察，已经具备了一个中共正式党员的条件。
支部大会应到正式党员5名，预备党员3名，有表决权的党员5人，实到会5人。大会采取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一致同意xx同志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范例二：支部大会听取了XXX同志预备党员转正申请，并进行了讨论，认为XXX同志在预备期间，能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XX工艺，大胆开展生产管理，经党组织培养考察，已具备了一个中共正式党员条件。
支部大会应到支部大会应到会正式党员5名，预备党员3名，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5人，实到会5人。大会采取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一致同意XXX同志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范例三：支部大会听取了XXX同志预备党员转正申请，并进行了讨论，认为XXX同志在预备期间，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XX营销工作上不断创新，积极搞好客户关系，经党组织培养考察，已经具备了一个中共正式党员的条件。
支部大会应到支部大会应到会正式党员5名，预备党员3名，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5人，实到会5人。大会采取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一致同意XXX同志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2.决议的范文 篇二
一、《决议》文风的特点
一是鲜明朴实、文字凝练。全文共列举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军内需要解决的8个方面问题, 并分别从问题的表现、问题的根源、纠正的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没有虚话和套话,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决议中的文字言简意赅, 没有过多的修饰语, 让人一看就一目了然, 适宜于不同文化层次的官兵阅读和学习。
二是条理清晰, 论证严密。文件按照“问题-原因-措施”的逻辑脉络和“实践-理论-实践”认识规律, 层层推进、事理结合、史论并用, 对每一问题都归纳列举几种现象, 针对现象剖析原因和根源, 在分析查找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是分析透彻、操作性强。《决议》针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毫不隐瞒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梳理, 无论是关于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问题, 还是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优待伤兵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 特别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既具体全面, 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四是问题集中, 思想深刻。《决议》在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 并没有开“中药铺”, 而是梳理归纳了红四军内部非常紧要的8个方面问题, 其中3个问题涉及党的思想、组织和教育, 另外5个问题涉及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尽管所讲的问题细小, 但其中涵盖着红四军建党、建军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制度问题, 时至今日, 虽然列举的现象和问题有的早已不存在了, 但决议体现的思想要求和基本方法, 仍然对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决议》对改进文风的启示
(一) 平实化作风是优良文风的内在根源
文风体现作风, 作风决定文风, 不良文风的总根源, 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因此, 我们要贯彻落实胡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改进学风和文风, 精简会议和文件,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反对弄虚作假。一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作风, 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就是写文章大标题套小标题, 一二三四, 甲乙丙丁, 作报告一国际, 二国内, 三边区, 四本部, 就是有人总结的“词典”一样:开幕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套话连篇、穿靴戴帽, 实则言之无物, 不知所云。所以, 我们应积极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 坚决纠治“长、空、假”的文风, 大力倡导“短、实、新”的文风, 少讲一些正确的“废话”, 多讲一些管用的实话, 少讲驳不倒但没有用的“真理”, 多讲反映客观事实的话, 少讲一些照本宣科的话, 多讲一些有感而发的话。二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 提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作为人民的公仆, 不深入基层、不深入群众, 是很难写出解决问题的文章、说出人民群众爱听的话, 只有从思想和感情深处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 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 才能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 才能体现群众意愿, 合呼群众心声, 让群众看得懂、听得进。三是反对弄虚作假的作风, 提倡求真务实的作风。弄虚作假的主要表现就是夸大其词, 文过饰非, 把个别的写成普遍的, 把偶然的写成必然的, 把计划写成总结, 把理想写成现实。
(二) 大众化语言是优良文风的时代特征
《决议》通篇没有晦涩难懂的词汇, 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深理论, 其中所列举的现象都是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常见的, 群众所关心的, 所用的词汇都是官兵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的通俗语言, 如“上门板”、“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官兵一听就懂的直白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也是社会形态的反映。因此, 语言必须体现时代性, 突出大众化, 才能有生命力、吸引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以, 我们应该紧跟时代的主旋律, 紧贴实际, 在写文章、作报告时少一些高深理论、多一些通俗语言, 少一些陈词滥调、多一些新鲜语言, 少一些官场化语言、多一些群众化语言。在当今信息化社会, 大众化语言的一个时代标志就是网络化语言。不懂得网络语言, 就不会懂得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些“暗语”, 不会明白年轻人的“心”。所以, 我们不仅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语录, 更要学习和运用人民群众的新鲜语言, 不仅要学习和运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更要学习和运用网络语言中有价值的词汇, 及时掌握和了解网络流行语及其含义, 用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态度接纳和汲取网络语言, 调整和创新语言风格, 滋养和丰富语言系统, 走进广大网民的语言世界, 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新鲜语言同他们交流, 在相同的语境中增强思想交流的效果。
(三) 严密性论证是优良文风的逻辑要求
3.论《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作用 篇三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具体作用;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40—02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这说明了《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地位。有为才有位,《古田会议决议》在建党建军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其作用。
一、明确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并确立政治工作的地位
针对当时红军党内的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及党对红军领导问题的原则争论,《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党领导红军及红军性质和任务等重要问题,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根据中央九月来信(《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开篇强调:“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之浓厚……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来的。”“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这些论述表明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否则红军不能完成中国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古田会议决议》第三部分(党内教育问题)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教育党员,体现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也表明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在于《古田会议决议》体现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对于党的建设有积极影响,“我们党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整党整风运动,都继承和贯彻了古田会议关于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
二、内容和方法上阐明如何开展政治工作
要思想建党,把党建设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也要政治建军,把红军建设成为人民扛抢、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的人民军队,就必须重视政治工作。《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层次性、教育内容针对性、教育方法灵活性特点,为政治工作取得成功铺好桥。
一方面,内容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武装全党全军。对于党员及干部份子,《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示的通告的讨论……(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他的前途问题。”并指明不是要求这十项内容所有党员一律学习,关于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一部分干部份子。党内教育要根据党员思想实际安排具体内容,并非一刀切的做法。对于士兵政治训练,《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应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八)红军标语之材料。”从上述党内教育和士兵政治训练的材料对比中可知,教育内容符合教育对象的特点。例如当时士兵多以农民、游民无产阶级占多数,知识水平低的现状,因此政治教育材料浅显易懂,有助于有效开展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方法上党内教育和士兵训练方法均体现出灵活性,适用性。党内教育方法主要有:开会(分为:小组会、支部大会、政治讨论会、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等),训练班,党报(以及政治简报、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个别谈话(及批评)。开会适用于纠正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有利于集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训练班有助于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有助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士兵政治训练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可见开展政治工作的方法灵活适用,不同教育对象的主要教育方法有差异,但同一个方法(个别谈话)适用于不同教育对象。
三、阐明军政关系问题并确立官兵一致原则
一方面,红军及党内政治工作由政治系统(政治部)负责,但是对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红军党内有争议,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中指出:“承认军事政治二者的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通过“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来肃清单纯军事主义观点。第八部分说明军政系统关系问题:“(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驶,政治委员无须副署。”这说明政治部门的地位提升了,确立了思想上政治领导军事,保证了军事工作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且,“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政治与军事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忽视任何一方,但更重视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服从于完成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在红军内部官兵关系问题上,针对旧军队不良习气(任意打骂士兵、官兵生活待遇差异大等),《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优待伤病兵方面:“不分官兵夫一样发给”;“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红军不同于旧式封建军阀,建立士兵会,确立官兵一致原则。红军区别于白军及封建军阀,除革命任务、政治原则不同外,官兵平等也是重要不同之处。
四、指明红军宗旨性质任务并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一方面,《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才去打仗的。”可见红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红军不能脱离群众,因为一方面红军的成员来自于广大群众,必须武装群众;另一方面,红军打仗是为了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只有使官兵及党员明白红军性质任务,才能提高红军战斗力。
另一方面,《古田会议决议》第四部分详细说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忽视宣传工作,就不能扩大政治影响,红军失去了群众就无法完成革命任务,可见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关于具体开展宣传工作,在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人员要求等方面也有精辟阐述。要求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城市贫民、妇女群众、青年群众、游民群众、白军士兵等)站在革命的阶级方面;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上门板、讲话和气、捆禾草、买卖公平等)树立红军的形象;“积极改造宣传员的质量”,通过实际的宣传工作改变宣传员“买假膏药”的形象;“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极有效方法。”“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宣传工作只有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才能取得好效果。一切宣传工作是为了完成红军总任务而服务的。
五、建立红军党的组织并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
一方面,《古田会议决议》第二部分党的组织问题中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設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这说明党通过各个组织实现对红军的领导,这也是继承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做法,为后来三湾改编中“把连建在支部”,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奠定基础。毛泽东指出:“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新份子入党的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主要根据阶级觉悟发展党员,改变“唯成分论”的错误做法,把社会阶层中的优秀份子吸收到党内。 另一方面,针对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在建立各级组织基础上,完善党组织生活,逐步建立红军民主制度。“决议尖锐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决议对如何健全党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这表明为增强红军的战斗力,决议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必要措施。“《古田会议决议》为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古田会议决议》内容丰富,指导性意见具体明确,以上只是概括性总结其具体作用。
六、结语
《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建军学说……特别是‘思想上建党’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举和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大特色。”周恩来指出:“今天人们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决议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方面在当时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统一全党全军;另一方面对后来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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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党委换届纪委委工作报告决议范文 篇四
关于中共xx镇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6年8月4日中共xx镇第六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xx镇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镇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好范文，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镇纪委在镇党委和上级纪委的正确领
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特别是信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维护我镇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5.决议的范文 篇五
关于工资集体谈判和工资专项合同的决议
为贯彻落实上级工会关于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的指示精神，实现每年人均工资收入增长不低于10%的规定，河南阿杰食品有限公司与河南阿杰食品有限公司工会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工资专项合同经公司第一届二次职代会审议并通过。工资专项合同签订程序合法，条文合理，准予实施。
6.二十四号决议 篇六
情况变得非常严重。老虎大王召集大家开会, 讨论怎样才能恢复原来安静、祥和的森林环境。
乌龟博士慢吞吞地说:“现代社会讲究节能环保, 我们研究所最新研制出了太阳能汽车。我们不如把汽车都换成太阳能的吧!这样, 既不怕汽油一天到晚涨价, 又不会污染环境。”
“汽车的喇叭声多刺耳啊!”歌星百灵鸟亮出了她那金子般的歌喉, “如果把小鸟美妙的歌声录下来, 装进汽车的喇叭里, 这样一来, 讨厌的‘嘀嘀’、‘嘟嘟’声变成了好听的音乐, 小动物们的心情一定会变得很舒畅的。”
“我建议每位司机每天能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参加义务劳动, 可以种种花草树木, 给它们浇浇水、松松土。这样既锻炼了司机们的身体, 又美化了环境, 不是两全其美吗?”园艺工人小兔蹦蹦跳跳地出来说。
老虎大王非常满意。他高兴地说:“好!我们马上召开一次动物代表大会, 对上面的三项提议进行表决。”
2356年8月24日, 第三百六十五届动物代表大会在动物大会堂召开, 会上顺利地通过了关于森林汽车环保的《二十四号决议》。
《二十四号决议》施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森林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绿草如茵, 鲜花盛开, 树木郁郁葱葱, 小河清澈见底, 天空湛蓝深远。小动物们又过上了幸福祥和的生活。
7.家庭决议投票表决 篇七
“周末我们去儿童中心玩吧？”妻子率先亮出了方向，孩子们也表示同意。于是大家开始讨论去玩耍之前各自要完成的工作。忽然妻子又提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你们愿意去哪里玩啊？”大伙儿正在攻第一个栏呢，一下子就又退回起跑线上了。儿子说要去雕塑公园，女儿说去爬山。这样的流程就比较容易造成混乱，而且，弄得我也不知道妻子到底想带着孩子们去哪里。
从妻子后来进行的说服工作来看，她还是想去儿童中心附近的儿童用品市场给孩子们买些袜子。于是乎，妻子费了很多口舌，并加上让每个孩子各自选一个玩具的特权才“贿选”成功，继续去最早提出的目的地。
我事后跟妻子聊过，她当时突然觉得自己专权了，想回头弥补一下。有时候，妈妈们的思维有些跳跃，其实她心里早已经有完整的想法了，只是没有把这些想法率先说出来，让家庭成员们知道。
如果家庭会议无法达成一致怎么办？
就会议议题的重要性和孩子参与的难易程度，小议题我们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比如，2013年的元旦，儿子依旧想住在温泉度假村，而我们觉得小姨临产期就是那几天，建议不要在外住宿，早点去，泡上一整天就回来。妈妈和我给他说明了详细原因，尤其是抓住妹妹特别想看到新生婴儿的心理，在意见表达时针对这点做了几次强调，瓦解了兄妹同盟，第二次投票时，妹妹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当时，儿子有些气馁，但也就那一刻——毕竟自己主导的意见被否定，人人都会情绪低落。但是我们马上转到下一个话题：要不要邀请儿子的好朋友一起泡温泉，儿子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情绪也很快饱满起来。
如果一些较为重大的议题，比如寒暑假安排、红包的保存方法等存在争议而无法达成一致时，我的建议是，先沟通和说服，争取子女的合作。同时鼓励孩子用沟通和说服的方法，争取我们的同意。如果还是不统一，除非结果可以预见不足，或者给家庭成员带来损失，需要父母亮出否决权，否则，不妨将孩子的诉求分步骤，告诉孩子：“如果……，我们就……”
家庭会议之后，如果成员违反决议怎么办？
我们早期的家庭会议大多为某事达成一致，没有惩罚条款，但后来每个人都有过违反决议的情况。比如我利用周五晚上的时间在QQ群里给大家做阅读讲座，违背了“movieday所有家庭成员要一起看电影”的决议。儿子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他先是延迟放电影的时间，等待我的讲座结束，但那就要到21∶30了，再说，看一部电影最少90分钟，太晚了会影响休息的。我强烈要求他们提前开始。
因为安排了数次这样的公益阅读讲座，儿子、女儿和妻子对我意见很大。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我提出将movieday的时间改到周六晚上，并且说服大家试行了两周，效果并不好。于是，我们又改回到周五晚上，同时规定了如果我再缺席movieday的话，必须为每个家庭成员做一件事的责任条款。
对于达成一致后的某个决议，大家可以采用相互提醒的方式在过程中督促，而不是等到结果出现后再监督。这种方式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监督他人是学龄前孩子比较乐意做的事情，更是女孩子乐意做的事情。
比如我们达成的看书、写字保护眼睛的几个决定，就形成了哥哥叮嘱妹妹、妹妹监督哥哥的大好局面。哥哥有时候还会渎职，妹妹是严格执行公务，我和妻子经常笑谈，女儿将来当个纪检干部肯定称职。
想让决议更好地实施下去，比较好的方法是随着孩子参与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在家庭会议达成协议的同时讨论违反决议时个人应负之责任，或规定应承担之后果。借着规定之约束，既可以避免成员破坏协议，也可作为违反者的处理依据。虽然这可能给家庭成员带来一些负面情绪，但却可以帮助子女养成负责任的态度。 （据《陪孩子走过六年》）
8.决议的范文 篇八
关键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23-03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客观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1935年的历史，重点阐述了六届四中全会年到遵义会议前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的表现，并且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它凝结了全党智慧的结晶。
2000年以来，关于《决议》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理论成果。其中专门研究《决议》的期刊论文约14篇，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指《决议》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比较研究）约10篇，但是相关专著还未产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决议》形成的过程研究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阐明国家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等。他的思想在党内产生强烈影响，但是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分歧，容易使党员干部产生错误认识。所以有学者提出：“为了实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统一，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最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在此基础之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1]简言之，《决议》的发表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全党思想。
关于《决议》的形成过程，以往的研究认为，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样、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或《历史草案》）为基础进行编写[2]。任弼时于1944年5月完成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经过胡乔木、任弼时、张闻天再次修改，毛泽东又七易其稿，最终在1945年4月15日改出了交六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新的修改稿[3]。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都强调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对《决议》仍然继续发表意见。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负责组织对《决议》的修改。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过的《决议》，并正式把它作为党内文件印行[4]。所以，我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所看到的《决议》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终表决的，六届七中全会只是“基本通过”。而在一般的中共党史学书中并未详细说明，同样，目前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也并未指出。
二、党内重要人物与《决议》关系的研究
（一）毛泽东与《决议》的关系
毛泽东对《决议》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10年，国内学者对毛泽东与《决议》形成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第一，毛泽东所起草的《结论草案》成为《决议》的蓝本，毛泽东还数次亲自参与《决议》的修改工作。《中共党史第一卷》中提出，这个决议是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结论草案》为蓝本，并在其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5]。有学者也指出，毛泽东所作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学习和时局》的两个报告，不仅为《决议》提供原则性指导，而且报告中的一些结论被《决议》所吸收。该学者认为毛泽东至少七次参与了修改工作，并且在第一次修改时，就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就为《决议》正式定名[6]。
第二，《决议》突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毛泽东思想。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7]。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做的突出贡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8]。关于突出毛泽东的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才得以确立。其次，与当时国内斗争需要密不可分。国民党在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共产国际也在1943年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中共针对顽固派的恶劣行径，进行政治和军事反击，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存，但是这件事也提醒了共产党人需要尽快树立自己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思想。再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外部影响，也是《决议》突出毛泽东地位的重要原因。193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不但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而且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破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夺取领导权的企图。共产国际的解散也为中共独立自主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最后，离不开毛泽东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决议》是在毛泽东的《结论草案》的基础上写的，又经过他本人的多次修改最终确定[9]。
第三，《决议》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往都是论述毛泽东对《决议》的影响，然而近年有学者反向思考，探讨了《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决议》勾画出这一理论成果的基本轮廓，并且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0]。
（二）任弼时与《决议》的关系
任弼时对《决议》的起草和确立功不可没，但是近年对任弼时是否“主持”起草了《决议》存有争论。一种观点是说，1944年5月，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1]。还有学者认为任弼时是“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和具体主持《决议》起草工作的人[12]。另一种观点则否定了任弼时“主持”说，认为任弼时只是“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并未主持起草《决议》[13]。此外，关于任弼时对《决议》形成的贡献，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有学者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1945年，任弼时起草过一个稿子，在结构、内容、文字上与毛泽东的《结论草案》基本相同；第二，任弼时对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修改了两次；第三，1945年3月至4月间，任弼时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一次座谈会[14]。这些都是以具体史实阐述任弼时的贡献。胡乔木则从任弼时起草的初稿和《结论草案》的比较得出其三点“新贡献”：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强调了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正确路线做了初步概括；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15]。
（三）胡乔木与《决议》的关系
学界研究胡乔木对《决议》形成的作用，是从两方面来论述的。一方面，继任弼时之后，胡乔木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稿》，其整体框架和写法比较接近后来《决议》正式稿；另一方面，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多次修改《决议》[16]。
而近年存在较大争论的是胡乔木到底有没有写《决议》。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在1971年夏说过：“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17]但是有学者质疑并考证了这段话，认为这段话是误传和虚构的。而事实是1971年8月28日晚，毛泽东在长沙同广州军区负责同志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话题涉及胡乔木在延安编“党书”，即编《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毛泽东回忆编书经过，对胡乔木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说：“在延安整风时，提出要编书……，后来，……就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搜集了那样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18]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说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胡乔木）一写，就写出来了”这句话。
三、《决议》的版本研究
这里主要说的是1953年的版本研究，之前的版本在前面具体过程的研究中已论述，这里不加赘述。1953年版的《决议》，大部分是在胡乔木的著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中的有关论述上，进行的总结概括或者用新的史料再次印证书中的说法。《决议》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又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第一，删除和修改“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凡是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方面毛泽东本人不赞同与马恩列斯并列，主张他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另一方面苏联不予认同。
第二，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的分量，原来一些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地方，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加了他的引语。
以上两点突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贡献。“毛选版”《决议》淡化了毛泽东思想，强调马列主义和斯大林，这些修改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45 年，《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加强本土化的重要一环。但是，苏联共产党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苏联报刊对它也绝口不提。苏联报刊在发表中共文件时，凡是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也都删掉了。苏共之所以这么做，与其大国沙文主义有很大关系。
第三，在讲第三次“左”倾路线时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对此，胡乔木认为：“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第四，将左倾路线的“左”字，全部加上引号，即一切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采用了此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将“与”改为“和”[19]。
四、《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
《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本身视野就比较新颖，它跳出了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模式，从“文本”对学科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决议》的价值。
有学者是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来看的。积极方面表现在：党史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评价方法必须坚持一分为二。同时，既要重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又要突出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消极方面则表现在：在总结党的历史方面，重点阐述历次路线斗争，造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史研究的方向性误区。另外，《决议》浓墨重彩地刻画毛泽东，使得党史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将党史诠释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史的理论依据[20]。
五、两个《决议》比较研究
有学者对《决议》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比较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阐述，可谓成果丰硕。
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两个《决议》的文本进行解读，认为两个《决议》虽然起草的时间长、参与人员多、处理的关系复杂，但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都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在对犯错误的同志的评价上、在民主建设的论述上都体现了政治民主的发展[21]。
有学者从是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两个《决议》的认识论基础都是实事求是，中共向来倡导和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22]。
还有学者从正确对待党、对待旗帜、对待领袖、对待人民、对待成绩、对待错误、对待过去以及对待将来等八个方面，比较了两个《决议》，视角独特，结构严谨[23]。另外，有学者（进程中两个决议比较）指出了两个《决议》的许多相似点，表现在：都是为纠正“左”倾错误，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作的总结；都科学正确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前都各自经历过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指导方针上，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历史问题上，都坚持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24]。有研究者从两个《决议》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及其内容的分析中，着重阐述了两个决议与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及其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和贡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党[25]。
六、《决议》今后研究的展望
（一）党内其他历史人物对《决议》的贡献研究
就目前来看，研究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毛泽东、任弼时、胡乔木三人身上，而党内其他领导人对于《决议》的作用几乎还未涉及。比如说张闻天对《决议》也进行了修改，那么他的贡献目前还没有研究。
（二）《决议》与党史学研究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挖掘
目前学界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上出了一些成果，然而对《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中共党史学研究本身是党史学科研究的基础领域，但是近些年对于史学本身的研究较少，因此把史料与中共党史学研究联系到一起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研究角度上要有突破
比如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决议》的产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出台的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必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反映当时的社会实践水平、意识形态，进而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以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决议》的产生，还可以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考察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内一批理论家作为一个工作群体，他们的协作精神、情感交流、个人价值实现等等是如何反映到《决议》的产生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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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业主委员会决议是否应撤销? 篇九
业主大会的召开应按照《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地下车位和幼儿园如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专有部分的规定,应计入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如业主大会召开过程中未向该部分专有部分的业主发放表决票,则违反了法律规定,业主有权要求法院判令撤销业主大会的决议。
[案例]
广州市天河区佳韵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2014年8月12日经辖区街道办事处备案成立。业主委员会成立后,与在管的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6月8日,业主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的通知》,公告全体业主,就“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事宜召开业主大会进行表决。2015年6月20日,业主大会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召开,并发放了表决票。2015年7月20日,业主大会会议结束。经回收统计表决票,住宅和商铺业主共计529户,总投票面积42871.87平方米,其中同意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业主户数为298户,占总户数的比例为61.6%,同意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占总投票面积的比例为63.34%。业主委员会据此于2015年8月5日作出业主大会决议,决定佳韵苑小区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王瑞辉是佳韵苑小区2栋704房业主,其认为业主委员会作出的业主大会决议在程序和实体上均存在严重违法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业主大会会议通知未在业主大会召开之前15天通知全体业主;二、佳韵苑小区的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商铺、地下停车场、幼儿园四种类型的物业形态,但业主委员会仅向住宅和商铺业主发放了表决票,未征求地下停车场车位业主的意见,也未征求幼儿园的意见,剥夺了其表决权;三、业主委员会在书面征求意见召开业主大会的过程中,存在租户代签、伪造签名等情况,表决票无法代表业主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王瑞辉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佳韵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2015年8月5日作出的佳韵苑小区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业主大会决议。
被告业主委员会辩称,此次业主大会是严格按照《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召开的,存在一些小瑕疵不影响决议的有效性。车位和幼儿园不应计入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被告向住宅和商铺业主发放表决票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业主的投票情况,业主大会决议已经取得了小区内人数和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物权法》第76条的规定,业主大会决议有效。
[案件争议焦点]
一、业主大会的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二、地下车位和幼儿园是否应计入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三、此次业主大会决议是否取得了小区内人数和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律师解析]
一、业主大会的召开程序不合法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业主。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会议,应当同时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本案中,2015年6月8日,被告发出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的通知,但却在2015年6月20日即召开了业主大会,仅公示了12天,不符合业主大会会议召开15日前应通知全体业主的规定。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的,应当将征求意见书送交每一位业主;无法送达的,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凡需投票表决的,表决意见应由业主本人签名。本案中,被告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召开业主大会,对于无法送达的表决票,未按照指导规则的规定在小区内进行公告,程序上存在瑕疵。因此,此次业主大会的召开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程序不合法。
二、地下停车位、幼儿园应计入小区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筑规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以及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专有部分:(一)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二)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使用;(三)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本案中,根据小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图纸显示,地下停车场的总面积为3610平方米,共有92个地下停车位。车位目前均已经办理了产权证。因此,车位应计入佳韵苑小区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幼儿园是否应计入小区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呢?从规划部门的复函的内容来看,案涉幼儿园位于佳韵苑小区内。从业主大会向小区现任物管公司发出的《投标邀请书》《招标文件》的内容来看,被告亦认为小区包含案涉幼儿园。案涉幼儿园在物理特性上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在使用特性上具有独立的利用价值,可以排他使用;在法律特性上经过合法规划、报建,具有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的客体特征,因此,幼儿园应属小区建筑物专有部分,应计入小区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三、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此次业主大会决议并未取得小区内人数和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决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本案中,被告提交了298户同意的业主表决票,但根据原告对比,298户同意的表决票上的签名业主中的98户与房产证登记的业主名字不一致,且被告并未提交签名业主获得了房产证登记业主授权的相关证明。因此,扣除98户存在疑问的业主,仅有200户业主同意表决议题,占总投票户数529户的比例仅为37.85%,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双过半的比例。
[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