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24-10-15

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共7篇)

1.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一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选择:理论与实证

内容摘要: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是地方产业集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支持对象主要包括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项目、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项目、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产业集群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政策 专项资金 支持对象 监管

产业集群(简称“集群”)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热点。2007年,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现有各项财政专项资金要向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和龙头企业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创设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业集群发展环境建设。部分省市在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如: 2007年,江苏省出台《江苏省产业集聚区创新服务专项资金资助暂行办法》,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08年,江西省出台《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湖北省出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宁夏出台《关于促进“五优一新”产业集群发展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山东、湖南、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将产业集群发展纳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尽管自2001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政策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但多侧重于国外产业集群政策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的评述、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和政策建议探讨,而关于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就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界定

一般而言,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选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虽然产业集群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但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仍离不开政府的适当干预,因此,政府制定、实施产业集群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实践来看,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政策不仅能弥补市场以及集群自身的缺陷,还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促进产业集群的有序发展。制定和实施包含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在内的地方产业集群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市场失灵理论、系统失灵理论、政府产业政策失灵理论。

运用“属+种差”的定义方法,可将“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界定为: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是从地方政府按照地方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目标,由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和引导当地产业集群发展项目的专项资金。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来源一般是一种财政专项资金,其扶持方式主要有信贷担保、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无偿资助等,其中,以贷款贴息和无偿资助两种方式最为常见。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对象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项目

产业链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若干相关产业部门基于经济活动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客观形成的环环相扣、首尾相接的链条式产业关联关系。产业链的本质和基础是价值链。产业链延伸指通过对产业部门追加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投入,使产业链的后续产业环节得以增加,或是得以增生扩张以获取追加收益的过程。它通常受一定经济目标驱动,如追求劳动力吸纳量最大化、产业资金追加量极大化、产业技术含量极大化和产业附加价值最大化等经济偏好(龚勤林,2004)。

产业链反映了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而这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关系。生产从上一链环进行到下一链环体现的是产业链的时间次序;产业链上各个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域空间内的分布则体现了产业链的空间关系。在宏观经济视野里,链条基本是环环相扣而完整的,而从区域经济视角看,链条未必就是完整的,特定经济区域可能具有一条完整链条,也可能只具有一条完整链条中的部分产业部门。正是由于产业链这种时空顺序,尤其是产业链的优区位指向客观要求产业链环节被配置到合理的经济区域,表现为产业链的区域间延伸。

产业集群具有产业特性和地域特性。产业特性是指产业集群通常围绕区域内主导产业的生产及服务展开,基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通过产业链或其他竞合关系联结,共享产业要素,塑造产业整体竞争优势,构成产业生态系统。地域特性是指产业集群成员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同“锁定”特定区域,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集聚特性。产业集群是基于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企业集聚,产业链是产业集群中的主导关系(冉庆国,2009)。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特定产业区域,当集群内的产业链不完整时,需要采取措施延伸产业链,使得围绕主导产业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实现地理上的集中。产业链中大量企业集聚在特定区域所形成的技术替代与配套、市场竞争与结盟关系,能有效增强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降低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充分发挥集群的竞争优势。同时,产业链的延伸也有利于原有价值链移向新的价值更高的价值链,从而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

(二)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项目

产学研联合的本质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风险投资基金等参与创新的各种组织机构形成的紧密联系、互相合作和协调的网络,包括产学研合作网络、企业之间形成的战略技术联盟、供方与用户之间的网络等(方松,2007)。目前,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企业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帮助其攻克技术难题;企业资助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研发中心;企业在大城市设立研发中心,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提供科研场所和资源,吸引科技人才参与或加盟企业科研攻关活动。

目前,国内大部分产业集群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结构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集群发展“大而不强”,这种趋势长此以往将导致集群的衰退。集群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对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而言,势单力薄,无力独自完成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借助外力,整合各领域的人才、技术和成果,开发新产品。企业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言,虽然科研硕果累累,但因为与企业需求脱节,许多技术成果未能转化为生产力,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为主体,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

对于整个产业集群而言,产业共性技术是产业集群实现技术升级和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产业共性技术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研发产业共性技术存在很高的成本以及风险,单个企业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独自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因此,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需要集群内部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或者集群内外有关组织和机构的合作。

由于产业共性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产业共性技术的外部性和研发的高投入、高风险及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集群内企业没有动力或没有能力去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高校和科研院所具备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优势,但其研发活动容易导致共性技术的市场化导向不强、共性技术的开发转化率不高。因此,仅仅依靠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任何一种组织的力量单独进行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实力均显薄弱。联合地方政府、集群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集群主体的力量,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各方技术资源,构建基于集群网络结构的官产学研联盟则是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有效载体(张聪群,2008)。

(三)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是指以面向产业集群提供营销网络、市场开拓、技术服务以及集群企业协调管理等集群共性需求的企业组织与机构团体为载体,而形成的专业系统化的服务体系。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涉及的平台类型和范围比较宽泛。但作为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主要有市场交易平台、行业自组织平台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三大支撑体系。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支撑体系的关系如图1所示。

市场交易平台。产业集群市场交易平台是指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整体的产品展示与销售、市场开拓和营销渠道的服务载体,产业集群市场交易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与产业集群紧密结合的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专业市场聚集了大量经营相同类别商品的集群厂商,为产业集群提供公共的营销网络,减少了集群个体企业的营销成本,实现了产业集群的生产环节和流动环节的有机结合。

行业自组织平台。产业集群行业自组织平台是指以行业为基本特征,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由集群企业形成的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以及提供集群共同需求服务产品的组织机构,代表性机构是行业协会或同业商会。行业协会作为产业集群的代表,以集群中的会员企业需求为导向,为会员企业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帮助会员企业提高自身能力,以此来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行业协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企业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市场开拓、企业指导、组织培训以及企业协调等内容;行业自律,包括制定行业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行业代表,包括破除市场壁垒、反倾销维权、与政府沟通、中介桥梁等;资源整合,包括打造区域品牌,引导合作创新。

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指依托产业集群或优势产业,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开发、试验、推广以及产品研制、设计、加工、检测等公共技术支持服务的机构或实体(周继仓等,2007)。共性技术是属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个体组织(特别是企业),自愿投资开发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导致供给不足。而集群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可以产业集群提供共性技术层面的服务,促进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加大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三大公共服务平台在市场、行业和技术三个层面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可以极大地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产业集群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工业园区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行政手段划定一块规划区域,通过实施优惠政策,聚集各种生产要素集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配置,提高工业化的集约强度,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功能布局,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工业园区建设既要借助行政力量进行规划和整合,又要体现产业

经济集群发展的内生特性(陈文华等,2010)。

虽然工业园区中的企业邻近与产业集群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存在着密切关系。工业园区可以向集群方向转化,工业园区是基于企业集聚而形成的,建设工业园区是促进产业集聚、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重要发展战略。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集聚特性,要求集群成员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同“锁定”特定区域。从这一角度而言,以集群为导向的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存在的最佳空间载体。

集群企业在工业园区内的聚集,将产生外部经济效应。集群企业可以通过共用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共享知识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等无形资产、联合大批量购买原材料、建立集中物流中心等方式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降低运输、库存等生产成本。

集群园区是产业聚集的公共经济区域,包含着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市政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等。集群园区的公共品性质决定了其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政府应该对园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为园区提供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互联网、城建等设施)并高效运作,使园区能够真正服务于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五)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龙头企业是指那些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中,规模比较大的少数企业,其在产品设计、工艺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和其他中小企业比起来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些龙头企业一般自身只从事少量的生产或根本不从事生产,它们把生产任务外包给集群内的其他企业,而自身只负责原材料的供应、产品样式和工艺的提供及市场营销,从而在龙头企业周围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经营网络(许庆瑞等,2003)。龙头企业位于供应商和客户大网络的中心,在市场上占有牢固位置并起着领导者作用(贾生华等,2007)。

在产业关联度高的集群中,龙头企业通常被看作是集群发展的发动机和促进企业分工的直接推动力,对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和集群的不断演进起到提升与促进的作用。与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相比,龙头企业资金雄厚,实力较强,从技术创新活动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因此更有能力和意愿来主导集群中的重大技术创新活动。它们一方面作为创新的发动机,通过更好的技术资源和能力创造内生的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治理和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提高集群对新信息的吸收能力,并推动这些信息在集群内部的扩散(杨菊萍,2008)。龙头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交流合作,实现知识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和扩散,并带动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动。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

第一,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带动效应。产业集群中聚集着很多相似和关联度很高的企业,一旦有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出现,将刺激其他企业参与创新。特别是在技术创新中起关键作用的龙头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或交易过程中,由于地理邻近、信任和外包安排的驱动,促使集群内其他相似企业进行创新以应对市场竞争,促使龙头企业的配套企业进行创新以适应新产品新工艺的需要。可以说,龙头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和激励着整个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动。

第二,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指的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由于地理邻近,在平时的合作和交易过程中,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溢出效应。特别对于参与龙头企业创新活动或者与龙头企业合作密切的企业,这种溢出效应更为明显。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员流动、企业衍生、产品模仿、信息共享等方式。

因此,支持龙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并发挥在集群中的领导作用,有利于在整个集群内营造创新氛围,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对象的案例实证

目前,各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或对象。部分地方政府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援助对象如表1所示。

参考文献:

1.俞培果.集群策动•集群政府与政府行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郑健壮,叶峥.基于资源观的产业集群政策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7

3.龚勤林.区域产业链研究[D].四川大学,2004

4.龚勤林.论产业链的延伸与统筹区域经济发展[J].理论探讨,2004(3)

5.冉庆国.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关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9(3)

6.方松.产学研结合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发展[J].决策管理,2007(15)

7.张聪群.基于集群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载体:管产学研联盟[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3)

8.周继仓,刘方华.加快主导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J].浙江经济,2007(1)

9.陈文华,关小燕,胡大立.工业园区建设中的集群战略探讨[J].江西社会科学,2010

(2)

10.许庆瑞,毛凯军.论企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网络和创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

(4)

11.贾生华,杨菊萍.产业集群演进中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研究综述[J].产业经济评论,2007(1)

12.杨菊萍.浙江传统制造业集群中龙头企业的行为类型研究[J].软科学,2008(3)

2.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二

长江素有 “黄金水道”之称,其流经地区城市集中、经济发达、资源富集、人口众多。由此形成的长江经济带构成了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 “T”字形空间结构战略中一条重要的一级发展轴,是与沿海经济带相称的经济发展黄金走廊。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 年11 个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的GDP总量接近23. 6 万亿元, 占全国GDP总量的45. 41% ,人口总量为5. 785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2. 72% ,财政收入总计26292. 51 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3. 05%[1],这些数据表明了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其突出的战略价值。2013 年9 月23 日,国家发改委与交通运输部在 《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动员会议上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2014 年4月2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包括长江沿线11 个省市主要负责人在内的区域经济发展座谈会,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快梯度开发开放形成错位竞争新局面、推进产业由长三角地区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学者研究长江经济带缘于 “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代表性学者及其观点有: 段进军( 2005) 提出长江经济带应以上海为 “龙头”、武汉为 “龙腰”、重庆为 “龙尾”,同时还要提供制度、市场、交通等条件,提升长江流域地区经济联动发展的动力,促进区域联动发展[2]。陈修颖( 2007) 认为,上海、武汉、重庆能成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是空间极化作用的结果,集聚是推动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的主要力量,应该加强空间链接,进一步强调区域合作[3]。而辜胜阻等人( 2007) 、赵伟( 2006) 、杨顺湘( 2006)等一批学者则分别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4,5,6]。从笔者掌握的文献看,只有彭劲松( 2005) 、罗蓉( 2007)和黄庆华( 2014) 等少数学者涉足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彭劲松指出要推动长江上游经济带产业发展,必须加大区域协调机制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构建外向型经济带[7]。罗蓉认为长江经济带具有明显的梯度势差,地区间产业发展不平衡,具有从整体上协调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主要应从产业布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统筹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8]。黄庆华基于SS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近十年来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其演变的影响因素,还提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建议[9]。从当前研究看,由于缺乏对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的实证分析,沿江各省市对开发开放优势产业和重点承接产业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提出的对策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在阐述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开放与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的实证分析,确定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开发开放的优势产业和长江中上游产业承接重点,并提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开放与产业转移的对策,对加快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2 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开放与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

长江经济带梯度开放开放与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 1 推动区域分工合作

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是资金和技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比较优势则是土地和劳动力,长江经济带内部的差异性奠定了沿江各省市分工合作的基础。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当前沿江各省市产业规划趋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严重。例如安徽皖江城市带建设确定了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六大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湖北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则确定了四大优先发展产业: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二者的主导产业规划十分相似。可见在实践层面各省市的分工合作还需大力加强,能否有效推进梯度开发开放和产业转移关系到沿江地区是否能够形成错位竞争、互利共赢的良性局面。

2. 2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当前人均产出已经达到1. 3- 1. 5 万美元的东部长三角苏浙沪地区,已经可归为发达地区之列; 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重庆市,人均产出在6 - 7 千美元之间,和全国平均水平齐平; 而属于西部的贵州云南,人均产出仅有3- 4 千美元。从上述人均产出比较来看,覆盖9 省2市的长江经济带是一个典型的横贯中国大陆的雁行发展形态。这种发展水平的梯级形态,体现了东、中、西地区的发展梯度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弊端。以长三角为代表的高梯度区急需转移疏解发展优势已经或趋于消失的产业,另一方面中上游低梯度区又有承接高梯度区转出产业的旺盛需求。通过沿江各省市联动合作,推动区际间梯度开发开放和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可以形成不同地区间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新格局,弥合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均衡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2. 3 进一步扩大开放

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部地区,但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我国需要加大向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和地区的开放力度。作为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最雄厚的长三角地区,当前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难题,把一些发展优势已经或趋于消失的产业转移到长江中上游地区,有利于长三角这一重点区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谋取进一步发展,并推动长江经济带其它省市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地区分工。这样,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对东部沿海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同时,还能加强对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和地区的联系,实现东西部双向开放的平衡,形成东西联动、以我为主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新格局。

2. 4 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当前产业转型升级滞后是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严重影响了某些对要素价格较为敏感的产业的获利能力,削弱了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长三角地区沿着长江流域将其竞争力下降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可以减缓甚至阻止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趋势,这实际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产业的雁形发展。但沿海地区至今依然是农民工的主要集中地的事实,说明长江中上游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速度还需进一步加快,而房价过高等因素导致沿海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过高,使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当前产业转移遇阻,造成了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城镇化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因此急需加快开发开放和产业转移,形成合理的产业、产业链分工,降低城镇化成本,加快中西部城镇化进程,推动产业与城镇化相互支持发展,保证经济增长在适度区间运行。

3 长江经济带分行业产业梯度系数的实证分析

3. 1 区域产业梯度系数的计算

一个地区某产业所处产业梯度的层级可由产业梯度系数表示,产业梯度系数由两个因子决定: 即用区位商来衡量的市场因子和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衡量的创新因子。因此,产业梯度系数可描述为区位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函数,也即是产业市场占有程度及产业创新水平的函数,表达式为:

( 1) 式中: Iijj为i地区j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Qij为i地区j产业的区位商,Bij为i地区j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位商反映的是某个区域特定产业的相对专业化程度,它取决于该地区该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专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等因素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的比较。如果某个产业区位商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生产专业化水平比其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高,具备比较优势。区位商越大,表示该产业在其所在区域的比较优势越明显,专业化水平越高。比较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某个区域特定产业的创新水平,它取决于该地区该产业从业者的素质、技术创新水平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能力等因素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的比较。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低,反之,若该指标大于1,则说明其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具体公式为:

( 2) 式中: Qij为i地区j产业的区位商,Gij为i地区j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Cj为全国j产业产值占整个区域GDP的比重。

( 3) 式中: Bij为i地区j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Vij为i地区j产业总产值在整个区域同行业总产值中的比重,Eij为i地区j产业从业人员在整个区域同行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

3. 2 长江经济带的产业梯度系数测度

本文依据上述产业梯度计算模型,主要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3、各省市统计年鉴2013 中的数据,计算得出2012 年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长三角地区36个工业行业的产业梯度系数,结果见表1。

注:本文依据各地区经济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同时考虑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将长江中上游地区确定为四川、重庆、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云南、贵州,贵州省由于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指标数据缺失,产业梯度系数无法求得,暂不列入考虑。—表示数据缺失。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各相关省区2013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获得。

计算结果显示,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安徽省有14 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大于1,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梯度系数达到3. 0 以上; 江西省有13 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大于1,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梯度系数达5. 985; 湖南、湖北两省均有12 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大于1,湖北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梯度高达6. 241,湖南的专用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梯度系数都在3. 0 以上; 四川和重庆的产业梯度系数大于1 的产业分别为8 个和3 个,重庆的工艺品和其他制造业的产业梯度系数高达7. 626。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产业梯度系数大于1 的均为11 个,珠三角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梯度系数在3. 0 以上,京津地区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高达10 以上。长三角有24 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大于1,制造业各个产业,除了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个别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略小于1 之外,其余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都大于1,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的梯度指数在3. 0 以上,这充分说明了长三角制造业各产业较高的发展梯度,具备向国内其他低梯度地区( 如长江中上游地区或中西部地区) 转移的客观条件和动力。

4 基于产业梯度系数的长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开发开放优势产业确定

产业梯度系数综合评价了某一地区特定产业的相对水平,梯度系数大于1 说明该产业高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在地区间的产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长江中上游地区各省市的比较优势产业既是其开发开放的重点产业,也是有基础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而得以发展壮大为各省市的主导产业。根据表2,我们可以得出长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开发开放的优势产业( 见表2) 。

5 与相对梯度系数匹配的长江中上游重点承接的产业选择

产业相对梯度系数表示某地区的产业与另一地区同类产业相比较的优劣程度,可用一个地区的产业梯度系数与另一个地区同类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的比值衡量,其表达式为:

( 4) 式中: Aij1,j2为j1地区i产业相对j2地区i产业的产业相对梯度系数。若相对产业梯度系数大于1 表示j1地区i产业的产业梯度高于j2地区i产业,说明j2地区可承接j1地区的i产业,反之则不然。

产业相对梯度系数的 “相对”含义意味着j2地区可承接但并不意味着j2地区能够承接j1地区的i产业,还受j2地区在i产业是否具有承接优势和j1地区的i产业是否有转移趋势掣肘。只有当j2地区的i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大于1、且j1地区i产业相对j2地区i产业的产业相对梯度系数也大于1 时,才表明j1地区i产业有转移到j2地区的趋向,并且j2地区在承接i产业转移方面有优势,即i产业是j2地区承接j1地区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

基于长江中上游和长三角地区产业梯度系数,可测得长三角地区相对于长江中上游五省一市的产业相对梯度系数。产业相对梯度系数大于1 表明长三角地区该产业有转移出去的趋势,但不能说明长江中上游能够承接该产业,因为如果该长江中上游各省市该产业的生产、销售、贸易和售后等配套能力差,不具有竞争优势,那么长三角地区可能不会其产业转入该地区。因此,仅依据产业相对梯度系数并不能确定长江中上游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重点产业,还需要结合长江中上游各省市的产业优势进行分析。即应该将相对产业梯度系数与上文梯度系数大于1 的优势产业结合,匹配出长江中上游重点承接的产业选择。具体来说,应选取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上游各省市梯度系数大于1 的优势产业,并将其产业梯度系数相比得出两者的相对产业梯度系数,如果相对产业梯度系数比1 大,说明长三角地区该产业具备向长江中上游转移的趋势,长江中上游某一特定省市也有承接该产业的优势,该产业在承接地可进一步发展壮大,此即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重点产业( 见表3) 。

从表3 可知,长江中上游承接东部沿海转移的重点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比如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工艺品制造业等轻工业,设备制造、家具制造等传统产业,以及造纸业、印刷业等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少,能源资源消耗大,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长期看不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此外,长江中上游区位相近,资源禀赋相似,政策环境相同,导致多数省市都将纺织服装、森林造纸、家具、设备制造等作为开发开放和产业承接重点产业,这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化现象明显。

6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开放与产业转移的对策

基于产业梯度分析得到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梯度开发开放优势产业和重点承接产业,多有重叠,加上自身利益驱使导致其产业发展战略相似度很高。这必然加剧省际间区域的无序竞争,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导致出现产业同构化问题,阻碍产业集聚化发展和产业链的延伸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而,采取哪些适宜政策确保梯度开发开放和产业转移的良性推进、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便成为当前急需回答的课题。

6. 1 正确把握梯度开发开放与产业转移的导向

1. 应以质量、效益、结构为导向。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开发开放和承接产业转移不能仅仅是新产业的开发、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厂房、生产线的简单搬迁,更重要的是要能通过优势产业的梯度开发开放推动产业转移和承接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提高要素配置的集约化水平,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打造产业集群,以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下降并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为此,必须以质量、效益、结构为导向推进产业梯度开发开放和承接产业转移。2.应以环境保护为导向。当前长三角地区一些企业进行转移的目的是污染转移,这扰乱了产业梯度开发和转移的合理梯次。长三角地方政府应切实履行自身社会责任,在向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把好源头关,坚决关停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并且建立污染企业 “黑名单”库,同时在网站或公开媒体上进行公布,以便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开信息。同时长江中上游省市在承接过程中,应拒绝严重危害环境、污染处理能力不强、处理成本过高的企业、项目,更多地选择附加值大、污染少、能容纳较多就业人口的产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6. 2 充分考虑各个梯度间利益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和产业转移中,应充分考虑梯度利益的存在和梯度产业结构优势,积极发挥 “利益分享机制”和 “利益补偿机制”的作用。1. 建立跨区域税利共享机制。长三角地区考虑到本土企业的税收利益以及企业对当地GDP增长的贡献,一些地方政府并不十分情愿将其已经或将要处于劣势的产业转移至长江中上游地区。对此,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制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时,应积极沟通与协商,加强区域协作,提出并实施与长三角地区分享税利的创新措施,将产业转移带来的税利按比例与长三角地方政府分享,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业转出地政府与产业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长三角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移的积极性。2. 建立区域生态定价及补偿机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梯度开发和产业转移中,应积极构建和完善公平公开的市场交易机制,加快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建设。在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重庆碳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基础上,建立长江流域联动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和碳交易市场,形成环境资源的合理定价。加快长江经济带大气和水环境污染源解析工作,科学测定沿江各省市污染的交叉影响和治污的溢出效应,根据环境资源的定价开展地区间排污收费和制定生态补偿额度,并以利润机制为基础大力吸引民营资本投资于治污领域,最终构建产业的绿色转移机制。

6. 3 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为构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差别发展和有序竞争的格局,解决资源浪费、无序竞争、重复建设等问题,应大力加强区域协调。1. 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从中央层面来看,中央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并充分利用产业规划与区域规划手段,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等因素确定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开发开放和重点承接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各地有重点、有差别地进行产业开发和转移,并要求沿江各省市实行统一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避免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2. 地方层面的协调机制。从地方政府看,应尽快建立长江经济带联席会议制度。其主要职责是积极落实省市主要领导间确立的省市开发开放产业的分工合作、产业承接与转移的基本方针,并就沿江地区经济联动发展和产业分工合作所涉及的产业规划布局、产业发展政策协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对接、港航互动发展、流域共同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协调与磋商。3. 企业层面的协调机制。从企业层面看,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和信息服务作用。行业协会的中介和信息服务作用能推进沿江企业的交流与沟通,引导区域内企业实行联合,协助区域内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组建技术、研发、创新协作联盟。行业协会的作用有助于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快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开放和产业转移。

6. 4 加速向地区专业化生产方向转变

( 1) 结合自身优势发展适合本地区的产业,扩大地区产业间的差异性、增强地区间的产业互补性。一般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会促使生产要素和市场份额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和地区集中。因此,地区开发开放的重点产业和重点承接的产业不应当求全和自成体系,而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才能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产品和产业差异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部分产业 “小而全”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不同地区主导产业的差异化发展还有待加强。只有实现地区专业化集群生产,才能使各省市的特色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优势地位。 ( 2)在同类产业整合的基础上加大产品的差异化。如汽车行业中,上海主要生产高档轿车,而湖北、浙江、安徽、重庆等汽车厂商则主要专业化生产大型货运车、中低档轿车等。 ( 3) 实行产业链重组战略,促进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譬如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龙头打造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以长沙为龙头,建立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等; 依托重庆、武汉、南昌、长沙、合肥、景德镇等地汽车工业,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汽车产业战略联盟,形成一体化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 依托上海、武汉、南昌、成都等地飞机制造业,建立长江经济带航空产业战略联盟,构建在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制造、整机组装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产业链。

摘要:产业梯度的实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存在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的客观条件和动力;产业梯度系数的测度可确立长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开发开放的优势产业;根据相对长三角的产业梯度则可明确长江中上游各省区重点承接的产业。以实证分析为基础,提出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梯度开发开放与产业转移的一系列应对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开发开放,产业转移,产业梯度,重点产业,产业承接,对策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各相关省区2013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获得

[2]段进军.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思考[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1):27-31

[3]陈修颖.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演化及重组[J].地理学报,2007(12):1265-1276

[4]辜胜阻,易善策,李华.城市群的城镇化体系和工业化进程——武汉城市圈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7(4):16-25

[5]赵伟.中部地区崛起的城市群战略[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452-457

[6]杨顺湘.川渝合作方向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经济联合体[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8

[7]彭劲松.长江上游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5(4):85-96

[8]罗蓉.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7(2):109-112

3.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三

【关键词】产业结构;农村转移劳动力;制约因素

一、陕西省产业结构

陕西拥有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该城市群内包括了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洛等地级市,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产科研基地,形成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密集且能辐射西北经济发展的产业密集区。陕西省利用资源优势形成了四大建设基地,陕北以化工能源为发展重点,陕南是绿色产业基地,而关中则以先进制造业为建设重点。陕西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发展有明显的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陕西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骨架是在国家在“一五”、“二五”重点建设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的大规模投入时奠定的;而1992年后快速增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自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三次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迅猛。我省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但是由于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瓶颈、第二产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短缺、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这些都是陕西省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如何有效的引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既促使劳动力创收、解决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又带动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制约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进程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奔向城市,造成陕西农村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材料和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特点:(1)转移就业劳动力以第二、三产业居多,且多数从事非技能性岗位,偏重体力付出。(2)农村从业人员自身教育水平偏低,职业技能不足,转移不具有竞争力。资料表明,转移劳动力的流动性取决于外出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工的社会群体特征。

随着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素质的逐步攀升,由传统农业本身排斥出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流动的“推力”,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是农民流动的“拉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即经济收入驱动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制约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1)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低,造成就业上的低层次化,劳动力供大于求。(2)农民工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侵权事件时有发生,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处理。(3)城镇的严峻就业形势。城镇存在的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转移的矛盾。(4)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土地流转机制的制约、以及工资收入低、生活成本增加造成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较大。(5)农村非农产业容纳能力。近几年来,作为主要转移渠道的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劳动就业技术成本增加,造成当前依靠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难度加大。(6)劳动力市场的制约。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估量及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动大都是自发的,由政府职业介绍部门组织安排外出的却很少。

综上所述,陕西省作为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城市化水平较低,除了鼓励引导转移劳动力自主创业、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劳动力服务体系之外,从就业结构上来说,要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一产业,扶持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积极开拓高端服务市场。在此基础上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参考文献

[1]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郭卫东,高全成,王跃文.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2006~2010)研究报告[J].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3]闫淑敏,秦江萍.人力资本对西部经济增长点贡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1):17~20

[4]彭荣胜.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进程实证——以河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2007(1)

[5]陈元古,胡必亮.中国三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东南学术.2004(4)

4.旅游产品策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四

【摘要】近几年,在旅游开发中,旅游规划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经过市场检验,能够较为成功实施的却不多。原因在于旅游规划中的灵魂——旅游策划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本文就旅游策划和旅游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品策划进行了论述与分析,构建了旅游产品策划的支撑要素模型,并对其中的旅游资源要素进行了分析,进而结合作者在规划、策划编制中的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旅游策划 旅游产品策划 资源要素 旅游规划 支撑要素

近几年,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逐渐为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等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主体所接受、认同,在旅游开发中,旅游规划、策划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除了传统的风景区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编制以外,不同尺度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管理规划也相应出台,在部分地区甚至个别乡、镇、村落也编制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性详细规划。

规划虽然不少,但是经过市场检验,能够较为成功实施的却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旅游策划水平不高。目前旅游界最缺少的就是高水平的策划。旅游规划更多的是要求遵循技术性规范,而旅游策划则是对旅游规划的创新,旅游策划是旅游规划的灵魂。

本文就旅游策划和旅游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品策划进行论述与分析,力图构建旅游产品策划的支撑要素模型,对其中的旅游资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作者在规划、策划编制中的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旅游策划和旅游产品策划

1.1旅游策划

旅游策划是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利用系统的分析方法和手段,通过对变化无穷的旅游市场和各种相关要素的把握,设计出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具有科学的系统分析和论证的可行性方案和计划,并使这样的方案和计划达到最优化,使效益和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过程。

旅游策划由旅游地形象策划、旅游产品策划和旅游市场策划三大部分构成,三个部分在策划过程中相互关联,相互证明,构成旅游策划的有机整体。料分析、问卷调查等多种途径获得。相对而言,对旅游资源特质的把握却是一个较多地渗入了策划者自身主观认识、经历以及价值观的过程。不同的策划者,由于自条件不同,可能在掌握相同基础资料的情况下,对旅游资源本我特质的把握有较大差异。这也是本文为什么重点论述这一过程的原因所在。

1.2 旅游产品策划

旅游产品的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广泛,目前旅游界已达成了共识,凡是能销售给旅游者供旅游者消费、享用的产品,通通可称为旅游产品,这包含了旅游线路、供享用的设施、服务,已开发为产品的供观赏、参与的旅游资源等。

旅游产品策划是指在对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布、可进入性、旅游者对资源的感知、认知以及市场(需求市场与供给市场)情况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数据后,充分把握旅游资源自身所具备的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品质和特色,设计出满足客源市场需求,有独特竞争力的旅游产品的过程②。

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产品策划的支撑要素(见图2)中,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布、可进入性、旅游者对资源的感知、认知以及市场情况可以通过实地勘测、和展示自己。资源所表现出来的美感度,它的观赏性、参与性,它释放出来的气质往往决定了它的吸引力的大小。有的资源价值很大,但形不成风景,那么它就难以转化为产品,即使开发成旅游产品,也难于为世人认同。有时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通过专家评定,某项旅游资源如某地质剖面,某一漏斗群或者某一文物的价值很大,专家们也写出了大量论文进行研究,可这类资源就是迟迟不能转化为产品,为市场所接受,原因也许有多种,但若排除其他开发条件不计在内,恐怕旅游资源本我特质的释放和外溢不充分是重要原因。

因此,并不是所有级别高、价值大的旅游资源都能转化为旅游产品,在旅游产品策划中,要善于找准独特的方式使旅游资源的特质得到合理释放。这又是旅游产品策划成功的一个关键。

2.从旅游产品策划的角度认识旅游资源

2.1 产品类型的资源和环境类型的资源

旅游资源依照是否能开发为旅游产品的标准,可分为:可开发为产品的旅游资源;作为环境产品的旅游资源两大类。

可开发为产品的旅游资源,即是说旅游资源通过开发可直接转化为产品,如海滨的海滩,近海的海水,山中的温泉等。作为环境产品的旅游资源,指这类旅游资源本身不能通过开发转化为旅游产品,但它是直接销售的旅游产品的背景因素,它的价值,比如作为生态环境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直接销售的旅游产品的价值。如温泉旅游产品,看起来游客购买的是温泉及其设施类旅游产品,但如果该温泉处于山形并不美丽的光秃秃的山下,和温泉处于雪山下的原始森林中(当然这里温泉本身的价值被忽略),哪一类温泉产品的价值大,我们一看便知。这雪山、这森林就成了环境产品。而且旅游产品的附加值就在环境产品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也成了产品,生态变成了效益,文物的历史价值就转化成了经济价值。在旅游产品策划中,对作为环境产品旅游资源的重视,是产品策划成功的关键。

2.2 旅游产品策划的市场导向和资源本我特色的充分张扬

2.2.1 市场导向和资源本我特色的把握缺一不可

旅游策划一定要强调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策划的核心内容是旅游资源的特性和旅游资源的特色在逻辑上的合理的延伸,以前我们非常强调旅游的市场的导向原则,这是非常正确的。但目前有这样一种倾向,过多强调了市场导向而忽略了对旅游资源自身特色的把握,要知道,我们的旅游策划与一般的广告公司的产品策划是不一样的。总的说来,目前旅游策划出现了两种偏差,一方面是缺乏对细分市场的深入研究,推出的旅游产品缺乏卖点;另一方面,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又严重脱离了旅游资源的特性和特色。必须指出,旅游的开发、策划还是要以资源作为根本。比如说,搞特技飞行,张家界风景区搞了,太湖又在跟着推,四川的三星堆为了迎接旅交会,也搞了一个特技飞行。这些策划全然不顾自身旅游资源特质与所策划的产品的逻辑关联性。事实证明,这种脱离资源特色而进行的所谓商业炒作是失败的。

2.2.2 资源的本我特质需要合理地释放

所谓旅游资源的本我特质,即旅游资源自身所具备的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品质、特色,由此决定了旅游资源自身的级别,它是旅游形象定位的基础,是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而谈旅游开发,通过炒作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大量客源,但其生命力一定不大,生命周期一定不长。另外,象主题公园这一类旅游资源,它不是原赋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而是对原赋旅游资源的仿制和整合,对这类旅游资源,虽然不具备历史价值,但仍具备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它经历了艺术的再创造过程。同时,这种对原赋旅游资源的仿制和整合,仿制和整合的水平也能体现主题公园的品质和特色。旅游资源只具备本我特质还不行,还应兼具本我特质的释放功能。旅游资源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在以不同的方式释放自己,表现自己。

旅游策划是旅游规划的灵魂。规划是比策划更庞大的工程,它是对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最优化进行预测,它比策划更讲综合效益和协调发展,但规划的可操作性是由策划来作保证的。规划更多的指向政府行为,而策划指向的是市场需求。规划文件是法规性文件,对地区、政府、部门、企业和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它强调整体战略性、方向性,其实质是制定地方性法规。

3.如何把握旅游产品策划中的资源要素

在旅游产品策划中,要善于敏锐地把握能转化为旅游产品的旅游资源要素,这既需要非凡的眼光和胆略,又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特别需要对市场需求的准确了解。当然,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

3.1 发现、挖掘旅游资源的独特性

旅游策划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新资源,挖掘有价值、有特色的旅游资源的过程,旅游策划的最高境界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在别人认为是腐朽的东西,你却发现了神奇之处,你的策划才有神来之笔,也才能传之后世。

要做到有新发现,基本的素质是要十分了解、熟识旅游资源,对旅游资源能够进行科学的、恰当的评价,并能判断它们在同类旅游资源中的地位、特色和价值,更重要的是,要能判断这些资源开发为旅游产品对市场的吸引力和市场的需求。这对规划者的素质要求很高,他一定是具有多学科知识的积淀,并能很快整合这些学科知识。

比如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洛带古镇,作为古镇,它算不了什么,无法给周庄、同里相比。在我们进场搞规划时,街上的三大会馆也有点破烂不堪。说实在的,当时真怀疑这个镇可以搞旅游业。但我们发现了客家文化,它使这个镇的一切破损的建筑有了客家文化背景(如语言、民俗、民居等)的依托,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可开发性。通过对客家文化的深入发掘,将“火龙节”、“水龙节”、“客家菜”、“客家婚俗”等变成了旅游产品。随之而来的是三大会馆修葺一新,街道铺成了青石板路,古镇面貌正在得到恢复。经过两年多的规划、建设,行将败落的洛带镇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群体中关注的一个焦点,一个客家文化内陆形态的代表。

3.2 要善于对各类资源要素进行巧妙整合整合各类旅游资源要素,使其形成一个全新的旅游产品,是旅游开发走向全面商品化的产物。这种整合具有较强的人工痕迹,但如果整合得好,充分地考虑到市场需求,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整合各类旅游资源要素,可分为三种情形:

1.几乎没有原赋旅游资源作依托,全靠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将各种相关的旅游资源按一定的主题组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巨大的旅游产品平台,再进行商业化运作。这种情形以人造的主题公园为代表,以迪斯尼乐园、深圳世界之窗,锦绣中华等为代表。这类旅游资源的整合,实则是按主题对原赋旅游资源进行仿制,这种仿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它关键在于整合出了一个巨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旅游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的大舞台,通过表演、观光、参与欢乐活动和现代科技的包装,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现代商品化的旅游产品,与原始野味的旅游产品是种不同的感受。此外,关键在于这类场所往往在大都市近郊,通过这个平台带动了旅游房地产的开发和主题酒店、主题商业、主题文化产业的建设,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和主题社区。

换个说法,如果这种开发不能带来房地产业、商业、文化产业、酒店业的整体发展,不能以公司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经营管理,其生命周期就不会多长,注定了要失败。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主题公园的追随者们,已为此尝尽了苦果。

2.以半原赋旅游资源、自然环境资源为依托,整合其他资源,形成新的旅游产品。这种情形大多数未依托风景区,景观效果较差,生态环境也一般,实质上原赋资源所占比重并不大,因而有较大的风险。这其实是另外形式的主题公园。如近几年来在全国兴起的野生动物园和正在兴起的高科技观光农业产业园区。由于这些项目本身所依托的资源环境较差,在进行资源整合时本底旅游资源(原赋资源)的依托较少,因而这种整合的风险大增。

以2001年底开业的成都野生世界为例。其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庞大的投资计划和较强的融资能力,使其建设有较高的水准。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方圆300—500 km范围内,已有了重庆野生动物世界和碧峰峡这两家,在这一范围内,从市场规模看,只能容许一家野生世界生存下去。而碧峰峡相比之下又有资源环境优势和管理优势,作为后进者的成都野生世界就较困难。同时,成都野生世界的选址是浅丘良田,绿化本底很差,几乎无任何野生世界的感受,绿化的投入大及绿化的培育期长都会为它的成功经营制造很大的障碍。至于高科技农业产业园区,应该是农业资源、高新技术与旅游业的整合,这一整合具有明显的独特的资源优势,运作得好,容易成功。但关键的问题是高科技农业产业园区一定要具备旅游功能,不具备旅游功能而搞旅游,就会导致失败。

3.以原赋旅游资源为依托,根据市场需求,为了丰富产品结构,对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这类情形比起前两类情形最大的区别是以原赋旅游资源为基础,它本身就有生态环境、景观或人文环境作为依托,只要整合的其他类型的资源能与依托的原赋旅游资源浑然一体,并且在产品定位上进行过科学的论证,多半会取得成功。因而,这种整合实际上是原赋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叠加的模式。这一模式是否成功,关键看原赋旅游资源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整合进来的资源与原赋旅游资源组合后是否形成了新的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当然,这种整合主要运用于游乐类的自然风景区,而且要与其资源特色相吻合,并且通过这种整合后使原赋旅游资源的特色得到了展现和较充分的发挥。

四川雅安碧峰峡风景区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碧峰峡作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自从成都万贯集团1999年买断50年经营权进行独家经营后,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收回投资一亿多元,并且发展稳步向前。从传统的观点看,碧峰峡的自然风光确实比不上很多景区。但是,我们需要对现代旅游进行全新的思考和认识:资源不等于风景,资源也需要整合,整合后的资源才能最大体现整体效益。正如美国一位系统论专家所说“一个性能最佳的机器,并不需要它的每一个部件都是最佳的”。因此,碧峰峡对景区的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将景区核心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作为主体加以开发完善,并以核心资源为依托,逐步整合生态动物园(1999年)、女娲文化(2000年)、蒙山——碧峰峡——螺沟的绿色生态走廊(2001年)、碧峰峡世界熊猫公园(2002年)。

3.3 把握资源要素与产品要素间的逻辑联系旅游产品的策划必须以旅游资源为基础,旅游资源的整合也不能太过分,应把握适度的原则,旅游产品的策划是旅游资源特色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也即是说,策划好了的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有生命力。

比如说踩钢丝,湖南衡山推出了这一产品,四川天台山也在推这一产品。其目的无非通过对这一产品的宣传促销增加对景区的关注效应,带来旅游收入的增长。而走钢丝,无非是突出惊险二字,当然山地景区大多数可用此办法。但该产品能否持续地走下去,却并非每个景区都能办得到的,因为它需要有这样的人力资源代代相传,而非只图一时之轰动效应。景区自身必须长期维持这一技术力量。反过来说,如果该产品不是自己景区的资源所自然生发出来的,则人力资源储备是不够的,只得到外地请人表演,这就决定了该产品不能长久。不能持续销售的旅游产品反过来就会影响景区的形象。

与衡山相反,四川省窦团山的走钢丝就是从旅游资源自身生发出的旅游产品。在呈品字形的壁立千仞的山峰上,有窦真殿、东岳殿、鲁班殿三道观,唐宋明清以来,山上道士进香,都以走钢绳的形式从一个殿到另一个殿,也就是说钢绳成了连接三殿的唯一通道。钢绳就将险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连为一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走钢丝就成了历代道士的看家本领,使这一技术代代相传。因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推出“中华一绝”走钢丝时,使这个旅游产品产生了很大的魅力。窦团山走纲丝,就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旅游资源自身的特质。既然旅游产品是对旅游资源特质的展现,那么在挖掘旅游资源时,对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就显得非常重要。旅游资源的评价是一项科学的评估工作,因而既不能将其价值评价过高,也不能评价过低。如果过高,则可能策划、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缺乏生命力,导致孤芳自赏,难以获得市场认同;如果过低,则可能策划、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不能展示出旅游资源的魅力,或者使本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的价值被忽视而打入冷宫。

3.4 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

科学需要严密的理性体系,重证据,重推理、重逻辑。非科学重感性、重感受、重直观、重印象,它不需要严密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当然,非科学决不等于伪科学,伪科学在本质上是反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

3.4.1 旅游产品策划中的非科学因素

因为旅游是向旅游者出售旅游经历,因而旅游产品的生动性、趣味性对旅游经历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既然旅游者购买的是旅游经历,旅游者就特别注意在旅游过程中的感受、体验、印象和得到的欢乐,以及旅游所唤起的对其他情感的体验。获得这一类的心理感受不需要太多的实证,哪怕是科普类旅游产品,也应寓教于乐。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旅游产品策划融入非科学的因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导游词的撰写和导游的讲解,就需要营造出特殊的气氛和场景,而这更是有赖于艺术加工。各类神话、传说、故事也可策划为旅游产品,这样的旅游产品策划是非科学的,但却有科学依据,并使产品更生动、更有趣,更合乎人性。

旅游产品的非科学因素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因素作为凭据和背景,非科学因素可能会失去它的存在价值。即使不以科学为依据,或者说其依据的素材不能证实是科学的,也要以一定的区域文化背景为依凭,如史传说、民间传说 等。尽管这些素材无法提供科学的明证,但透过这些传说可能会发现某些历史的或文化的讯息。这些素材的代代传承本身就意味着它们的合理性,有其文化生存的土壤。对于这些非科学的资源,当然也能开发为旅游产品。

3.4.2 旅游产品的策划中的科学因素

旅游产品策划要依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进行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时,实际上就是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研究。这其中需要大量的统计材料,如珍稀植物、动物的种类、数量、有多少个漏斗,其中最大的漏斗深度有多深,直径有多长,有无地下森林、地下河流等奇观。然后在全世界、全国和本区域周边地区的同类资源中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价值。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工作,旅游形象定位、产品特色定位无从谈起,旅游产品策划也就无所凭藉。

5.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五

情感因素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要:情感因素对外语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严重的知情分离现象,片面强调语言学习中的`认知因素,忽视情感因素对语言教学的作用.作者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情感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较强建议. 作者: 项茂英 Author: 作者单位: 杭州商学院,浙江,杭州,310035 期 刊: 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CSSCI Journ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 ,(3) 分类号: H319 关键词: 情感 认知 焦虑 自尊心 移情 课堂氛围 机标分类号: G42 R68 机标关键词: 情感因素大学英语教学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语言教学学习中的认知因素外语教学分离现象基础 基金项目: 情感因素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期刊论文]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3)项茂英情感因素对外语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严重的知情分离现象,片面强调语言学习中的认知因素,忽视情感因素对语言教学的作用.作者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6.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六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业生产力效率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人数相对减少, 也就出现了多余的劳动力。

二、理论分析

国内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章利用扬州三次产业构成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产业结构是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产业部门之间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将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分为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 (工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除了以上三种的其他行业) 。

第一产业即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稳定经济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 都不可以忽略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农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工业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中都启着主导作用。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 还有利于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因为只有农村工业化水平提高了, 才能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中;第三产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 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并存, 可以吸收大量不同层次的各类农村劳动力。所以加快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但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更加可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因此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

三、模型简介及数据说明

(一) 模型简介

本文研究三次产业结构对扬州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影响, 具体选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 针对所研究的问题设立的模型为:

(二) 数据说明

鉴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主要实证分析扬州农村劳动力产业间转移量、第一产业构成、第二产业构成、第三产业构成。数据主要来自1996-2014年的《扬州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 由于还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 因此本章使用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来反映农村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情况, 也就意味着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提高则发生产业间转移的人数增加。文中历年扬州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 (Y) 、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 (X1)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X2)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X3)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 滞后阶数的确定

首先需要确定方程的最佳滞后阶数, 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 通过Eviews7软件的检验, 得出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是1, 因为1阶时通过了五项指标的综合检验。也就是说, 上一期的非农就业比重对今年本期的非农就业比重影响是最大的, 而再前期的数据对本期的影响已经不明显了。

(二) 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 而非平稳数据不能直接进行回归,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消除样本数据的异方差性对数据取对数后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通过ADF检验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变量Ln Y、Ln X1、Ln X2、Ln X3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但是经过一阶差分之后, 均已经变为平稳序列, 因此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协整分析。

(三)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 它的应用在于能够发现多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从上文的平稳性检验中发现变量Ln Y、Ln X1、Ln X2、Ln X3是非平稳的, 不能直接进行回归, 但是一阶差分之后是平稳的, 表明变量从长期看可能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 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涉及多变量的问题,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考虑到解释变量X1、X2、X3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将X1剔除。具体检验过程如表2所示:

由表2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表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Ln Y、Ln X2、Ln X3进行回归并加入的二阶自回归AR (1) 、AR (2) 项, 得到估计结果如下:

注: (1) 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 (2) ***, **, *表示变量在1%, 5%,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调整后的R2=0.983034, DW=2.39

由于上述变量DW=2.39, 接近2说明随机扰动性不存在相关性。对其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它已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定, 验证了协整关系是确定的, 并且协整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很好R2达到了0.98。

四、结论

从协整回归方程 (公式2) 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提高1%, 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则会上升3.52%。扬州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 与第三产业相比其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第三产业, 并且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对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的影响程度稍大些。因此对于扬州进一步提高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应该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对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1%, 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则会提高1.91%。扬州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对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的作用还没有第二产业大。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在今后的转移中第三产业对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比重的重要作用。在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发展第三产业, 保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互相促进, 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为加速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 1999 (5)

7.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七

关键词: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西部地区

1 引言

现有的研究中, 学者们注意到了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间的两两关系 (李斌等, 2011;张琴, 2010;王佳妮等, 2011;杜江等, 2010;陈涛、郭谚方, 2010;刘伟、李绍荣, 2002) , 而弄清楚三者间的逻辑关系, 对制定经济政策是有利的, 这成为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为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能够影响承接地经济增长, 而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 当地产业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接下来的工作是根据这一逻辑思路, 建立计量模型, 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2 实证模型的设定

2.1 国际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

经济的增长分为两个不同来源:生产要素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这里本文假定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外商直接投资, 同时假定技术进步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型的。生产函数给出了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关系, 设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Y=F (K, L, AFDI) (1)

式中, Y、K、L、FDI顺次为总产出、投入的资本量、投入的劳动量、外商直接投资;A代表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技术进步, 是一个常量。在宏观经济学中, 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 一般以人均GDP的增长率来衡量 (安虎森等, 2008) , 将 (1) 式两边同时除以L, 得到以人均产出形式表示的生产函数:

y=f (k, Afdi) (2)

对上述函数求全微分可得:

undefineddfdi (3)

上式两端同时除以y得:

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表示人均投入资本的总产出弹性, 记为β1;undefined表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 记为β12;则 (4) 式可以改写为:

undefined

(5) 式将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分解为资本效应 (β12) 和技术效应 (A) , 下面的计量分析中, 本文将这两种效应合并, 因此可利用以下计量模型计量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ln (y) =β0+β1ln (k) +β2ln (fdi) +ε (6)

各变量含义如下:y (元/人) 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k (元/人) 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fdi (元/人) 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β0, β1, β2为相应的弹性系数, ε为随机扰动项。

2.2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

产业结构指一国 (或地区) 经济中各类产业的构成和产业间质的内在联系及量的比例关系 (李斌等, 2011) , 但一般使用各类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变化描述产业结构的调整 (刘伟、李绍荣, 2002;范剑勇, 2008) , 本文依然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为了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本文建立以下半对数回归模型:

ln (Ii) =αi+βiln (gdp) +ε (i=1, 2, 3) (7)

式中, Ii (%) 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gdp (元/人) 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αi, βi为相应的弹性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最终研究的西部区域只包括11个省或直辖市, 而未将西藏自治区纳入分析范畴的主要原因是其缺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等数据, 同时本文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08年。其中, 各省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三次产业产值 (亿元) 、人口总数 (万人)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9年) ;各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来源于各省各年的统计年鉴。

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根据各省GDP之和除以各省人口总量,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根据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除以各省人口总量, 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是根据先将美元按照1999-2008年间的平均汇率转换为人民币, 再根据上述方法进行计算。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国际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

依据所搜集的数据, 运用Eviews5.0软件对方程 (6) 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以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括号内是相应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值。

在方程 (7) 中t检验通过, 并且相应的概率值Prob.<0.005, 因此, 至少在99.5%的置信水平下, 可以认为常数项、ln (k) 及ln (fdi) 系数的估计值都显著地不为零;调整判决系数undefined, 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D-W统计量为1.593514, 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因此方程的参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是可置信的。回归方程表明: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 人均GDP将随之增加约0.5574%;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 人均GDP增加约0.1561%。事实上, 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明显低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如2008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0132.47元, 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仅为272.34元, 那么人均FDI为何能带来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一个合理的解释便是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西部地区资源短缺的状况, 也在资本转移的过程输出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4.2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

依据所搜集的数据, 运用Eviews5.0软件对方程 (7) 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 详细的回归结果如表1、2、3所示。

注:系数、T值、R2值、undefined2值、F值保留三位小数。

注:系数、T值、R2值、undefined2值、F值保留三位小数。

注:系数、T值、R2值、undefined2值、F值保留三位小数。

由上述的回归结果可知, 西部人均GDP每增加1%将会导致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0.303%, 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111%。同时, 我们应该注意到表3所显示的信息, 人均GDP的增加并未带来第三产业比重的明显上升, 因为第三产业的回归方程没有通过T检验, 不能拒绝原假设, 即ln (gdp) 的系数显著地为零。但总体上可以认为随着西部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5 结语

通过以上两个实证模型, 我们确实可以得到这样的逻辑关系:国际产业转移通过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作用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随着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 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 第二产业逐渐上升, 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朝优化方向发展。然而,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这可能主要是西部地区制度不健全、产业承接环境较差、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不高等原因引起的, 其具体解释说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 而其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相对缺乏, 国际产业转移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极大地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进程。同时, 西部需要警惕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移入西部地区的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 其内又高度集中于制造业, 带来的只是产品结构的调整, 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和过度竞争。因此, 西部地区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要素, 提高外资利用质量, 这样才能实现良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斌, 陈超凡, 万大艳.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2) .

[2]张琴.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0, (2) .

[3]王佳妮, 郁维, 钱书法.FDI、进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两种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比较[J].山东经济, 2011, (1) .

[4]杜江, 郝凯, 王亚.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差异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5]陈涛, 郭谚方.商丘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份额转移分析法[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6) .

[6]刘伟, 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 2002, (5) .

[7]安虎森等.新区域经济学[M].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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