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禁毒历史

中国近代禁毒历史（共8篇）

1.中国近代禁毒历史 篇一

“珍惜时间，勤奋学习”是我们青少年共同的目标，就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时常要记住这句话，共同为了祖国的明天而努力吧!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中国历史近代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五次侵华战争中的三次战争及影响

1、‘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史开端，《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殖半封——(英国工业革命后需要打开中国市场)

2、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资本输出为主取代商品输出为主(经济侵略方式改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3、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完全沦为半殖半封社会，清政府完全变成帝国主义侵华工具

二、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中国人民的爱国救国方案和斗争1、1852—1864年，——农民阶级救国——太平天国运动2、19世纪60—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运动3、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戊戌变法4、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辛亥革命5、1915—1919年——资产阶级激进派(陈独秀、李大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6、1921年——1949年——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高中历史知识点之中国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的进程

1、地主阶级(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军事技术

2、地主阶级(洋务派)——学习西方军事和民用工业

3、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政治制度(走日本人的路)

4、资产阶级革命派(孙)——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度(走美国人的路)

5、资产阶级激进派(陈李)——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

6、无产阶级(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走苏联人的路)

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三个历程

四、高中历史知识点之孙中山为维护民主与共和进行了哪些斗争?

1、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建立共和国2、1913年——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3、1915年——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4、1917年——第一次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维护《临时约法》

5、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6、1924—1927年——国民大革命(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

五、高中历史知识点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段

1、(1921——1924年)——建党时期(2个大会1个纲领)

2、(1924——1927)——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即“国民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

3、(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或者叫“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道路、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

4、(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2个战役、1条统一战线1个大会)

5、(1946——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或者叫“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六、高中历史知识点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分期?

1、(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3年)——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2、(1949——1956年)——八年过渡时期

3、(1956——1966年)——十年建设时期

4、(1976——1978年)——二年徘徊时期

5、(1978年——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高中中国历史近代史

2.中国近代禁毒历史 篇二

一、近代中国学习西学属于被动性的学习

在近代中国, 学习西学的主要群体是包括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内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本身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 他们的思想活动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有些甚至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决策。因此, 近代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西学的态度必定会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整体而言,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基本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 中西之间一直有贸易关系。在交往过程中, 中国士大夫也发现这些来华贸易的西方人具有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习俗。然而, 虽然有少数士大夫对西方各国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解, 但根本没想过去对西方人的文化进行学习和关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 为防备英国发动战争, 林则徐才开始了解外国情况, 组织翻译西文书报。这是中国士大夫接触西学的开始。在鸦片战争惨败后, 林则徐等一些士大夫认识到了西方在武器方面的优势, 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学的主张。然而, 这一正确主张虽然得到一些士大夫的赞同, 但从整体而言, 绝大多数士大夫依然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沉重打击下, 一些士大夫又不得不捡起二十年前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 开展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虽然一些士大夫开展了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 但更多的士大夫并不接受, 而是诋毁西学, 反对中国学习西学, 并抨击中国的学习西学者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 对学习西学活动和事业进行冷嘲热讽, 阻挠学习西学的各种活动。

1895年,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给“蕞尔小国”的日本, 震惊了整个中国, 以往那些反对学习西学的士大夫才意识到学习西学的重要性, 因而纷纷上奏折提倡学习西学, 重新振作。康有为等一千多举人发起的“公车上书”标志着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走上了学习西学之路。然而, 西学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猛烈冲击又使一些士大夫的这一急促转向产生了种种忧虑和不安, 并转而对西学产生警惕, 进而反对, 最终导致了维新运动的失败。

1900年, 中国惨败给八国联军, 中华民族日益衰落。在民族存亡之际, 包括所有士大夫在内的整个中国不得不再次承认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反对学习西学者从此几乎绝迹。

由此可见, 近代中国转向学习西学的士大夫的每一次增多, 都是中国在战争方面不断惨败之后的结果, 中国学习西学活动从提出主张到付诸实践也是在战败的打击下才实现的, 而且学习西学的内容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也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才提出的。也就是说, 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活动的每一次激烈变化都是受到中国战败于外国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显示出了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

学习西学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活动, 这就要求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学习西学, 这样才能使学习西学的活动取得更快更好的效果。但遗憾的是, 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的消极被动性的特点使学习西学活动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因此严重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政府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新事业, 因此它的顺利、快速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积极和大力的支持。然而, 在近代中国, 清政府对学习西学活动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总的来说, 清政府的消极态度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林则徐等人就提出了中国要“师夷长技”、学习西学的主张。然而, 这并未引起清政府的注意。1861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 清政府不得不设立总理衙门, 处理全部洋务事宜。次年创立同文馆, 培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人才。然而, 这只是学习外国语言。从1866年起, 清政府才相继在同文馆添设算学馆、化学馆、格致馆和医学馆, 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算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开展学习西学的活动, 此时离林则徐等人学习西学的主张已有二十多年之久。然而, 清政府的下一次主动开展学习西学的活动则要等到三十二年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但是, 学习西学的变法运动刚刚开展了一百零三天, 就被慈禧太后镇压取消了。1901年, 在惨败给八国联军后, 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慈禧太后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提出采用西学的主张。至此, 在中国门户被打开了六十年之后, 清政府才真正走上学习西学的道路。可见, 清政府在开展学习西学活动方面是非常消极的。

2. 不大力支持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虽然清政府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的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保持默认态度, 但并不予以积极和大力支持。如1871年, 曾国藩等奏准派幼童留学美国, 先后派遣幼童120名, 计划留学期限为15年。由于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结果清廷在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留学生。又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等洋务派提出修建铁路以增强国家实力的主张, 但朝廷却在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下未予以支持。正是因此, 李鸿章等洋务派对清政府这一消极态度屡屡表示不满和愤慨。正是由于清政府不积极和大力支持洋务运动, 洋务事业只能举步维艰。

3. 不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在近代中国, 由于受“华夷之别”等传统观念影响, 绝大多数官员、士大夫不仅拒绝与洋人接触交往, 而且反对学习西学, 反对、讥讽并阻挠洋务派等学习西学者的活动。清政府没有认识到学习西学活动的重要性。因此, 不仅不积极鼓励人们积极接受并学习西学, 有时反而是接受反对学习西学者的主张, 使得近代中国反对学习西学者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致使西学传入中国几十年以后, 大多中国人对西学依然是没有太多认识, 中国学习西学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也非常少。

由此可见, 在近代中国, 清政府既不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又不大力支持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 也不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反而有时是接受反对学习西学的主张。这就使西学难以在中国深入传播, 使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其实, 拥有最高权力和威望的清政府如果对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有所认识, 那么它就完全有能力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并对洋务运动鼎力支持, 也能够排除来自反对学习西学者的反对压力, 并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要求官员们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这样, 西学就会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并大大地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 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三、只强调学习技艺, 忽视人文精神的学习

在现在看来, 与传统的社会相比, 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存在依赖于两个基石:发达的物质生产和自由的社会精神。因此, 近代落后国家要想从落后走向发展和先进,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就必须积极努力学习西学, 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社会经济, 为国家社会建立现代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而且必须学习西学中的某些社会人文思想, 以造就人们的自由的现代思想意识, 为国家社会建立现代社会提供精神基础, 也为现代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稳固提供保障。因此, 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也必须如此。但是,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基本上只强调学习西方的技艺, 而忽视了人文思想精神的培养。

在近代早期中国学习西学的主张者看来, 西方列强只是在枪炮、轮船、机械制造等技艺方面比中国强大, 而西学优于中学之处也在于此, 因此他们主张学习有关技艺的西学, 并付诸实施。

近代早期中国学习西学的主张者的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当时中国人首先是在战争中发现外国人在兵器方面的优越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学习也不断增多, 但他们对西方强大原因的理解也只停留在技艺方面。这种情况可以从洋务运动以及时人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观点得到反映。冯氏的这一主张后来被发展成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 这可以看做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基本主张。

不仅如此,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也对他们所认识到的西方列强强大的其他原因进行“技艺性”的理解。近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官员提出学习西方的某些社会制度, 要求中国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但是, 他们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 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官员积极学习西学, 但清政府却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 经常不采纳学习西学的建议, 造成了朝廷上下“上下不同心”的局面, 使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难以开展。为了使政府与他们在学习西学方面“上下同心”, 他们提出设立诸如议院等以供朝野上下一起商讨、决定国策。 (二) 一些积极学习西学者通过对西方社会考察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 看出西方列强强大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制度, 因而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可见, 近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是从强国的角度提出的。因此, 从根本来说, 他们的变革制度主张也只能算是一种强国的“技艺”。张之洞在维新运动期间把“西政”纳入到“中体西用”的“用”的范畴就说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的制度改革也是如此。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只是从强国的角度对西学中的西方制度进行“技艺”式的理解和利用, 而没能真正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作用, 没有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生是西方人从他们自身需要获得社会权利的目的的结果, 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则使人们有了不断获得社会权利的自由, 并由此造就出社会的自由精神。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未能认识到西学中的人文思想精神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密切关系, 不懂得自由的社会精神是西方社会制度形成与存在的原因, 从而忽视了对西学中人文思想精神的学习, 他们也就不可能意识到要从西学中寻找出造就人民大众的自由的社会精神的学说, 以使国人培育出争取社会权利的自由思想精神。

3.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页 篇三

实藤先生是早稻田大学教育系教授，早年曾著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

早在四十年代，实藤惠秀和他的《史稿》等论著便被介绍到中国。一九四二年九月《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期由张铭三译介了《史稿》，一九四一年七月《更生周刊》十一卷六期登载筱珊所译的实藤《中国留学生的分析》，一九四四年三月至九月，在《日本研究》第二卷三——五期、第三卷一——三期上又有张铭三所译的实藤《留日学生史话》等。战后，实藤先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史稿》改易、增订，于一九六○年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为名首次出版，一九七○年又经修订再版。

实藤研究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已历半个世纪，读者可从这本著作中感到作者厚实的治学功力。他长期广事搜求档案文献、报章杂志、日记手稿等珍贵史料，对留日运动的原因、过程，留日学生的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团体、日常生活以及在教育、语言、翻译、文学、出版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客观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实藤惠秀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尊重历史，并不隐讳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慎重评价在这次中日文化大交流中日本所处的地位，笔端时常流溢出对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深情赞美。

这本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国势日蹙，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被迫改弦更张，实行变法，谕令废科举、办学堂、遣留学，出洋学成，分授举人、进士等。科举入仕，已为蕉梦，原先以科举老路为宦达之途的学子们，便转视留学为终南捷径，利禄之阶，争相往赴。然而，也有很大一批留学生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目的，踏上东渡里程的。这一过程，常常是研究留学日本原因时的注意力所在。然而，实藤并不着力于此，他认真比较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反应，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后果，分析了中日近代化的差别，从思想上去探索中国近代化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从而解决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必然性和思想渊源。实藤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重视思想与政治之闻的联系。读者不难看到，贯穿全书的一种研究和论述的方法是：从思想文化的影响、承接和演变来分析、探讨留日运动的历史。这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第二，本书引证了大量日文报刊、文稿、报告等，为国内研究留日学生史提供了可信的、重要的史料，有助于许多疑难的解决。例如关于中国留日学生一九○六年所达到最高数字，史学界过去便言人皆殊。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称达到万余。实藤则根据《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三论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一九○六年一月《太阳》时事评论栏《清国留学生同盟归国》、一九○七年八月《每日电报》上的《清国留学生之减少》等材料，指出：“一九○五与一九○六两年，留日学生人数都在八千左右”。笔者以为，实藤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一九○六年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密陈清廷：“奴才初抵任时(一九○三年)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东方杂志》三年六期)此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10、228页。也说是八千人左右，恰可与实藤的材料相印证。

第三，本书并未严格按时间顺序去写历史，每章一个专题，分别论叙，使每一事件的每一过程，始终连贯，结构严密，条理明晰，这与我国目前流行的写史体例大相径庭。这使作者得以将广博的史料，系统、集中地加以运用，读者也能分别对留学生的留日原因、留日始末、留日生活、与日本人之关系以及政治活动等有一个整体概念。

不过，这本专著在内容上也并不是没有商榷之处(作者观点本文拟不讨论)，比如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的篇幅就未免嫌少。对一些重大事件，诸如一九○二年暮春留学生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事件、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等，都有所忽略，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特别是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是留学生从爱国迈向革命的转折点，轰轰烈烈，惊动中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书在史料方面相当博洽，但仍难免挂一漏万。如第二章十节“在中国的日本教习”中谈到日本教习之分布，指出一九○九年前后，全国有日本教习四百六十一人。应该说还不完全，以四川为例，武备学堂、顺庆府中学、自流并私立树人两等学堂、泸县女子师范学校的日本教习都未收入。当然，这些不足并不影响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4.近代中国的耻辱历史_简述 篇四

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危害中国人民生存的，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帝国主义者在因次侵略战争中，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将5万多人的塘沽镇变成空无一人的废墟，使拥有100万人的天津在烧杀之后仅存10万人，进入北京后，杀人不计其数，仅庄王府一处就杀死1700多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其中，在1937年12月13日后的6个星期内，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就杀害了30万人。

——帝国主义者大肆贩卖和虐杀华工，使旧中国无数生灵惨遭涂炭。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贩卖到世界各地的华工多达1200万人。这些被绑架、被欺骗去的华工囚禁在“猪仔馆”，被烙上贩卖目的地的字号。1852—1858年间，仅汕头一地“猪仔馆”中的4万华工，就有8000多人被折磨致死。列强在中国各地开办的工程和矿山中，肆意虐杀华工的记录骇人听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或乱石坑。现已发现的这种“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毫无人格尊严可言。那时，外国侵略者享有不受中国法律官辖的“治外法权”。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罪犯却由美国单方面处理，被宣布无罪释放。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财政大权，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1885年，外国侵略者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人的人格。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2.3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侵略者在战争中的破坏和抢劫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国家主权丧失，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面对国家主权的沦丧和人民生命的浩劫，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争取国家独立，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不屈挠的斗争。在这期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但终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就在政治纲领中明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计表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并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大陆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和长期战乱、一盘散少的动荡局面，实现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和统一。占人类总数近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杀侮辱的民族，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站立起来，第一次真正享有了应有的人格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从此获得了根本保障。

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问题。

吃饱穿暖，这是长期陷于饥寒交迫困境的中国人民的最低要求。旧中国的历代政府不仅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在旧中国，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占有10%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着80%的工业资本，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中国人民遭受着地租、赋税、高利贷和工商资本的层层盘剥，其所受的剥削和贫困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据统计，1932年，仅苛捐杂税的名目就多达1656种，捐额约占农民收获量的60%至90%。加上反动政府在政治上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充当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大小军阀割据，长期战乱不已，使人民灾骏深重，生存维艰。据估算，旧中国有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饥饿而死。一遇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野。1931年，华东地区水灾，造成370多万人死亡。1943年，仅河南省饿死者就达300万人，另有1500万人靠啃草根、吃树皮度日，濒临死亡边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经济全面崩溃。1946年，各地饿死1000万人。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2%。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和最紧迫的任务。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用了三年时间，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又不失时机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享有者。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和新生活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经济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心。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心，从而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只有1.3亩，比美国的人均12.16亩和世界平数4.52亩低得多，却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西方某些政治家曾经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40多年来，虽然中国平每年净增1400多万人口，但是主要生活消费品人均攫消费量却有很大提高。根据抽样调查，中国居民每人每天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1952年为2270千卡，1978年为2311千卡左右，1990年达到2630千卡左右，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人民的寿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议到1988年的70岁，超过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高达33‰下降到1990年的6.67‰，成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87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1‰，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人口的体质特别是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状况，也比旧中国有很大提高。1979年同1937—1941年相比，15岁的男孩身高增加1.8厘米，平均体重增加2.1公斤；15岁的女孩身高增加1.3厘米，体重增加1公斤。从1979年至今，中国人民的体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彻底甩掉了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帽子。

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

在中国，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虽然中国已取得了独立，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保证中国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仍然是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虽然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人口的压力和人均资源的相对贫乏还将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一旦发生**或其他灾难，人民的生存权还会受到威胁。所以，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成功的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力，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而使人民的生存权不致受到威胁，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至19世纪80年代，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赔偿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做抵押，中国的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 3.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届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地驻兵保护

4.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5.惩办义和团运动中曾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响

这样的使馆界成为列强在中国都城的占领地

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 列强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5.中国近代禁毒历史 篇五

一、学堂乐歌之前的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闭关的中国第一次被迫向外敞开国门。外国文化一拥而入。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音乐史学领域也有人主张将此当作中国古代与近现代音乐史的分界点。因为从这一时刻起，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始不断的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在此时，在中国有人或有意或无意的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音乐。

19世纪60年代——90年代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的兴起。清王朝中的一派人，主张推行“自强新政”，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一切认为可以学习的东西。很自然的。也见识到了西洋的音乐文化。他们将他们的所感所悟形之于笔墨。在很多记载中记载了西洋的乐器，歌舞，音乐会，仪式音乐场面等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文献可见于《小方斋舆地从钞》（王锡棋编刊于1877-1897年间）。洋务运动人士虽然到西方目睹一个广大的音乐世界。得出了结论。即是坚守夷夏之别的礼乐观。对西方音乐采取不承认不准学的态度。通过对中西方音乐的对照比较。初识彼此之异同。却得出了西乐“然不可以行之中国”的结论。仅仅只有少数人，在对西方音乐的观照中，开始萌发出微弱的对中国音乐进行改良的意愿。虽然微弱，但也实属难能可贵了。

虽然洋务派运动没有将西方音乐文化带入中国。但是在客观上将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思维方式传遍了中国。洋务运动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即开始倡导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1989年向光绪皇帝上书《请开学校折》，向皇帝介绍德国的学制。大力倡导开办新式学校。在这个奏折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必须把“歌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科目。而所谓的“歌乐”就是新式唱歌课。虽然戊戌变法没有成功。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的新学堂。很多学堂开设了“音乐唱歌课”随着新学堂的建立。我国近代学校教育迈出了第一步。“学堂乐歌”这一名词也随之出现。并且拉开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大幕。

二、学堂乐歌时期中西方音乐文化关系

从学堂乐歌开始，西方的音乐文化开始逐渐系统的传入中国。很必然的，关于国乐与西乐孰重孰轻，谁好谁坏。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也摆在了众位音乐先行者的面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篇署名“匪石”，题为《中国音乐改良说》的文章。此文刊登在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所编的《浙江潮》月刊第六期（1903年6月）上。文章的作者留学日本，感受到了音乐唱歌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生活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同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中国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为此，他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洋音乐，用以替代中国音乐。即将中国音乐全部抹煞。用西洋音乐来替代。这种做法自然是片面的。但是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激进精神。在那个时代如此的一篇文章，对于推广西乐也有莫大的贡献。同时，学堂乐歌的倡导者，也是对学堂乐歌影响最大的一人——梁启超，也在其著作中表明了自己对中西音乐关系的看法。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一书中，除了对学堂乐歌作了详尽的论述。将学堂乐歌，音乐唱歌课提升到了学校教育“万不可缺”的高度。而且极力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新歌曲创作。他认为应当改变中国音乐过于“靡曼”缺乏“发扬蹈厉之气”的缺点。改用那些“雄壮活泼，音节激昂”的音调。但是他不同于以西方音乐提到中国音乐的主张。不赞成“全用西谱”，而要求“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并“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固有之乐声。”明显梁启超的主张比较切实可行。而且加之他当时在政治文化界享有的声明和地位。对于后来学堂乐歌的创作，以后再后来的专业音乐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堂乐歌的推广，中国第一批音乐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诞生了。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的音乐活动，对促进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曾志忞。他是在萧友梅之前第一个尝试建立近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是我国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的创办人。翻译出版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乐典教科书》。1904年在《新民从报》连续发表《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同年在《醒狮》发表《和声略意》，这是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知识的第一篇文章。在中西方音乐关系方面，曾志忞的观点在当时也颇有影响：虽然有全盘抹煞中国音乐的偏激情绪，但是并不主张完全以西洋音乐代替中国音乐，而是提出要“为中国造一新音乐”表达了“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我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的理想。在当时的时代。这种理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学堂乐歌”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1919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蓬勃开展起来了。

三、“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中西方音乐关系

“五四”过后，中国思想文化界气象一新，到处都是奋进的声音。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引以为豪的人才。音乐领域也是能人辈出。在对于中西方音乐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更加深入细致。也更加的宽容。这一时期，专业的音乐化创作已经出现在在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的音乐家都处在中西、新旧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契合，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格外分明。与后来的多数音乐家不同。这一时期的几位著名的音乐家都受过比较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和传统音乐，都有相当的造诣和功底。同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曾经留学国外接触钻研过西方文化。系统深浅不同的掌握了西洋音乐。这种“学贯中西”的全面素养，与上述他们在心血与新文化的时代潮流中形成的人生理想，使他们很自然的对中西两种文化与音乐传统进行比较。在这方面虽然个人的侧重点于具体结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看到了比之西洋近代音乐，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显得迟滞落后了，必须进行变革已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潮流——这就是体现在他们的言论或行动中的共同结论。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不同的音乐实践。

刘天华植根于中国传统音乐同时又注入西洋音调、曲式、技法创造出了新意的二胡，琵琶曲。赵元任“中国味儿”的艺术歌曲和“中国化和声的实验”。黎锦晖把中国民歌小调、民间小戏与西洋歌舞形式融合为新歌舞剧。在这一时期，需重点提到是王光祈跟萧友梅。王光祈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进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作曲家。研究成果主要有《东西方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他在研究的同时将西洋音乐传入国内的同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推向世界。萧友梅一向被看作是主张“西化”。其实从1916年写出博士论文《十七世纪以前的管弦乐队的历史和研究》，到1938年编成音专“国乐概论”课的专用教材《旧乐沿革》一直是把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对中国“旧乐”的整理探讨上。他的最终目的是“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也“不愿投降于西乐”，而是要“借镜西乐”“创作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民族音乐有分别的”中国的“新乐”。他的这种主张，比起学堂乐歌时期更加的贴近实际。有了完整的目的与方法。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他受到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影响。崇尚自由的办学讲学风气。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

五四时期以后20年代的这批音乐家，几乎都致力于在中西两种文化与音乐之间架设桥梁。以使其沟通和汇合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新音乐实践得初期。“全盘西化”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正是由于这批音乐先行者的努力，使得以后的中国新音乐以一种健康的形势发展下去。四、三四十年代的中西方音乐关系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激烈动荡的时期。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内战，而后开始的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继续内战。激烈的内外矛盾，导致了文化各领域发生动荡和分化，而又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形成新的综合。新音乐界也是如此。

三十年代的音乐家群体主要有活动在专业音乐院校的一批音乐家，以及左翼音乐和救亡歌咏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音乐家。其中，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家基本上信奉“爱国、民主、科学”的信条，以音乐教育为中心展开多方面的音乐活动。探索以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来改进和更新中国音乐。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化的专业音乐教育终于初具规模。同时，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音乐家的生活也必然遭到波及。生活的经历导致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多种选择。对于如何看待中西方音乐关系这一问题开始出现不同的看法。青主认为，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为了为自己的音乐活动构建一个免遭物质世界的侵袭的王国，而“向西方乞灵”。

于是认为，只有“从西方流入到东方的”艺术音乐才是真正具有“上界的语言”的品格，中国音乐则因缺少这种品格，连改造的可能也没有，只能彻底抛弃。而黄自认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就是一个时代生活的反应。”倡导“纯正音乐”以匡正社会风气，支持音乐教育。提出建立中国新音乐“国民乐派”的主张。

同一时期，在激荡的时代斗争漩涡里。还应运出生了一批另一类型的音乐家。在左翼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音乐家。如聂耳，任光，吕骥等等。以及后来加入的冼星海等人。这一类作曲家的创作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激发民族性，进行抗战救亡活动。在关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问题上淡化了。政治色彩很浓厚。这一类作曲家后来大多进入解放区，在四十年代，在解放区，在毛泽东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感召下，开始深入到民间，搜寻民间素材。为工农兵进行创作。这一行为的进行起到了一种“双向”的作用，一方面，把自“五四”以来开始的，在城市里生长的新音乐传播到了穷乡僻壤，一面又将民间音乐的新鲜养分注入到了新音乐的集体中。从而将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与新音乐形式，更加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在40年代的国统区。动荡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氛围同样影响着作曲家们的创作。40年代国统区有影响的两位作曲家，江文也与马思聪。江文也由于特殊的自身情况，即曾经系统地接受过现代的音乐教育，同时又对故国家园有着深深的思念和眷恋。所以，在他的创作中，努力的试图用音乐去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写出了类似《孔庙大晟乐章》这样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音乐作品。而马思聪当时作为一名已经蜚声乐坛的小提琴家，当时已经开始了创作，并且提出了“利用民歌来创作的新途”。提出“新中国的音乐不会是少数人的事，它是蕴藏在四万万颗心里头的一件事。”

提出“中国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音乐学习技巧，还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并且真的付诸实践，创作出了一批利用传统民歌为素材发展的作品。

三十四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基本朝向一个方向进行。很少考虑中西方音乐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深入民间，挖掘民间的音乐素材。创作富于民族特性的东西。激发国民的情绪。而取材民间这一行为，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被继承发扬开来。

五、建国初期直至十年**的音乐的发展状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结束。中国的新音乐研究同其他学科文化一样。经历了进步与反覆。发展与停滞。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从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建国初期，毛泽东以其伟人的智慧指导着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其中多为真知灼见，对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对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时常体现出的一种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一观点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1964年2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均有阐明。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指出，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他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毛泽东辩证的阐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问题，解决了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音乐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苦苦探究的问题。毛泽东这些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在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之后，音乐领域各个学科都开始创建。同时这一时期音乐教育体制以及教材基本取材自苏联。这也受当时社会国际环境的限制。可惜好久不长。1957年，反右倾运动开始。开始出现批斗风。1957年对汪立三“反党小集团”的批判。1958年针对钱仁康“拔白旗”的运动。反右倾运动提出了整个西方文化都是腐朽的没落的。这种论调在10年“文革”中发展到极致。

中国在文革期间，又一次将国门紧闭。不与国外往来。很自然的，也谈不上与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了。新兴音乐学的很多学科刚刚建立。由于资料不足或是创办人遭到迫害。纷纷停滞下来，无限期的拖了下去。

六、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情况，关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讨论

6.高中历史中国近代的知识点 篇六

2. 列强大量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使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大量出口，减少了它们在自然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的成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着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

3. 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农民纷纷破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原料、商品市场等，促使近代企业的产生。

4. 自然经济解体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在中国近代仍占主导地位。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指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为自然经济、外资在华经济、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形式。

5.近代企业主要指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是相对于手工劳动的手工工场或作坊而言的，包括外资企业、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6. 从全球史观看，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经济结构变化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和体现。从文明史观看，则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交流、碰撞、渗透、融合的产物。从近代化史观看，则是近代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开始。

7. 自然经济是近代中国社会最落后的生产关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家庭手工业逐步破产，农产品商业化加强，自然经济开始在沿海地区逐步解体。

8.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和技术雄厚，利用中外之间不平等的经济秩序榨取超额利润，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客观上，它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对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有明显的冲击、瓦解作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9. 洋务企业中的军事工业采用机器生产方式，但其产品不是商品，在经营管理上更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基本属于封建性近代工业。民用工业基本上是建立在利润、市场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性。

10. 洋务企业的兴办，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是中国从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的标志，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它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有诱导作用。

11. 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洋务企业的刺激下，民族资本主义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东南沿海兴起。

12.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同时又对它们存在一定的依赖性。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和进步的经济成分，既瓦解着自然经济，又对外国经济侵略起抵制作用。

13. 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资本较少，规模较小，以轻工业为主;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分布地域极不均衡;发展受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洋务企业的压制而艰难曲折;民族工业与外国资本、洋务企业既有矛盾又有依赖关系。

14. 自然经济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民族资本主义、洋务企业、官僚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又对自然经济产生冲击;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

15. 甲午战争后，列强争相对华输出资本，自然经济解体加速;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

16.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一战期间西方列强被迫放松了对华经济扩张，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迅速发展。

17. 1927～1936年，国民政府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1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官僚资本主义逐渐垄断社会经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美国加紧对华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陷入困境。

19. 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发展必然会促使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阶级力量发展壮大，必然会对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产生瓦解作用，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20.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在阶级来源上，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多是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因而又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21. 官僚资本主义不是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同英美帝国主义侵华资本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压迫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政治基础。

7.中国近代禁毒历史 篇七

一、在社会转型中确立教育宗旨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引发的危机愈发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 铁肩担道义, 将救国安民的途径集中在改良教育上。梁启超认为, 在封建中国人才的匮乏是民族陷于危难之中的根本, 所以, 倡导大力发展教育, 培养人才。“中国之衰乱, 由于教之未善, 亡而存之, 废而举之, 愚而智之, 弱而强之, 条理万端, 皆归于本于学校”[2]1, 这是梁启超统览国家发展多种领域后, 作出的最为明晰的思想概括, 即教育是振奋国家“万端”之根本。

和诸多持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进步文人一样, 梁启超反对“激进”变革, 对教育救国的思考上, 梁启超认为通过逐步维新才得以施展教育。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 梁启超的“新民之道”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当时很多进步人士的认同。他认为教育是为了“使其民备有人格, 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 能自立而非傀儡, 能自治而非土蛮, 能自主而非附庸, 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 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 为世界之民而非陬欲之民, 此则普天下之文明国教育宗旨之所同”[3]61。梁启超生于封建社会末期, 成长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近代中国, 动荡之中的成长经验, 让他在社会进化论思想中确立了教育的宗旨。他认清了千百年来的旧中国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弊端, 即用“忠孝”、“德才”阉割掉国人享有独立人格的权利, 在服务于伦理和效忠于封建王权的文化教育中, 中国民众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迷失。改良教育, 他期待有人格追求, 自立、自强的民族品格能够被重新树立, 这样民众才能意识到国之生存是民众生存的保障, 才会在团结共荣的驱动下具备屹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

梁启超倡导的教育内涵可以诠释为全民教育, 这是与封建等级制的中国社会传统相悖的, 民主、自立就一定要冲破等级分化的障碍, 全民教育权利的获得是突破等级文化传承的第一要务。为了遵守全民教育的承诺, 梁启超动用各种力量。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在此之后, 梁启超感到通过政府或者利用人际传播方式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 影响力不足以满足民族振兴之需要。在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民族冲击下, 梁启超毅然决然地办起了报纸, 希望借力于大众媒介增加其思想传播的影响力。1895年的《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 该报所刊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 每期刊载文章一至三篇, 其中必有梁启超所撰论说有关学校的问题。在后来创刊的《时务报》上梁启超更是发文数十篇政论, 梁启超撰写的文章, 在当时有“上自通都大邑, 下至僻壤穷陬, 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的评价, 足可见梁氏借力于报刊, 达到了宣传思想的目的。在《时务报》上, 梁启超提出了均等教育的主张, 提议广开学校, 普及民众基本文化教育。强盛国家的观念, 在梁启超的视野中被转化为振兴全民教育。

二、基于“中西融通”的教育视野

“新民德”是梁启超教育改革的基础内容。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梁氏认为在教育所涉猎的纷繁复杂的体系中, 尽管多有不同, 但是共同的东西, 就是要以“教会人做人”为前提。这个“为人”的观念是与近现代社会形态相匹配的, “做人”指的就是要有现代人的修养和操守。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存在的观点, 即“束身寡过主义者, 以吾虽无益于群, 亦无害于群”此类的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 梁启超是持坚决的反对态度的。自私、麻木不仁、没有同情心, 是就封建旧思想流毒的反映, 但他认为通过教化和宣传对于改变现状作用不大, 因此提出了“开启民智”的教育改革思想。梁启超认为权力和智力之间有着事实关联, 不接受教育, 也是造成民众和当权者间分化的原因。

推行新教育变革, 必先推进富国强民之术。在严复等人的思想影响下, 19世纪末期的中国, “上下之通, 中西之通”已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之士的共识。梁启超对于教育学习的观念也很开通, 主张以文化交流方式, 将西方之术为我所用。“非读万国之书, 不能通一国之书”[4]44。从这样的言语中, 足以判断当时梁启超等人, 提倡的是世界视野下的全局教育观。戊戌变法前后,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中, 曾经办学, 从其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来看, 已经在实践这种中西融合的教育理念。《几何原本》、《代数学》、《地质浅释》、《化学鉴原》、《英律全书》等课程所采用的教材, 均来自欧美, 门类之丰富, 竟然使西学的课程比例超过国学。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 梁启超也有别于洋务运动的变革思想, 并没有全部遵循“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方针, 在社会学科的选取设定上, 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及偏向科学化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学生的学习视野。梁启超认为, 在中国“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熏陶下, 青少年的已经比较通晓国学, 在此基础上, 教育中应将“余力肆力于西籍”。1879年, 梁启超曾经编译过《西征丛书》, 隔年, 又专门主持翻译部门译书局事务, 由他编辑的《读西书法》等书籍数目达到300多种, 对开阔学生眼界, 从西方书籍学习中实现变革世界观的教育实践是梁启超一以贯之的。由此, 西学的工学、化学、理学、电学、政法、商业等相关学科开始在近代中国“繁衍生息”, 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三、“新民”教育的推行策略

从梁启超筹办《清议报》开始, 其教育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其思想的核心就是“新民”教育观。“新民”教育的思想的内涵就是自由、自治、进步、和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民众人格, 应该说是具有巨大差距的, 所以, 在通过教育革新民众思想的努力中, 梁启超的教育论思想也体现为给近代教育史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这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发展, 具有深远的指导价值。

“自由”的意义, 之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 意义可以堪比国家的命运。梁启超对英国的教育方法, 非常推崇, 就是源于这种教育理念中的“自由”精神。“在其家庭、在其学校, 长以有启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 而使自贵自重”[5]7, 对国民精神的启蒙, 只有从民主主义教育倡导开始。在自己的课堂上, 梁启超曾从教学方法上广开自由、民主精神, 试图涤清中国学生传统观念中的思想。他让学生们彼此评价作业和笔记, 在课堂上让学生获得公开、平等的表达的机会。话语表达是思想的反映, 这种话语权的给予, 虽然只是课堂教学的细节, 但更说明梁启超的民主教育方法已经具有很强的影响性了。从中国“百家争鸣”的淘汰方法中, 梁氏总结出教育中进化法则, 在辛亥革命以后, 他便提出了“尽情主义”的教学方法。即让学生在和教师的互动中, 获得平等沟通机会, 学生自主学习与师生研究形成民主求学风气。在这样的教学方法中, 使不循规矩的学生, 能够充分发挥个人天性。

“自治”的理解, 在梁启超看来就是要通过国民爱国思想教育, 完成教育“进步”与民族富强的同步意愿。梁启超曾说“国家”是国民的家, 国家的事业就是国民的事业。他认为国家意识, 是要通过教学训练和思想教育才可以获得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举国上下, 骂声如雷。正是在这样背景下, 梁启超提出了“当知今日世界为国家主义之世界, 则教育也不可不为国家主义之教育”[6]7, 他主张通过国民意识教育启发学生的“自治”观念, 让学生具备国家思想, 具备责任感。对此, 梁启超也借鉴西方的教育理念, 认为中国教育只偏重学文, 没有身体素质锻炼, 这不利于完成爱国教育。在《中国武士道》这篇文章中, 梁启超向中国的教育界介绍了西方体育教育的课程设置, 并申明体育教学的民族意义, 与此关联, 梁启超还提出了音乐、戏剧、美术等素质教育对提高国民素养的意义。在近代中国, 梁启超的国民教育思想是具有开辟意义的, 他并不停留于口号化的宣传上, 而是在自己办学中身体力行, 对中国近现代史来讲, 其意义不容忽视。

对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倡导, 是梁启超进步、平等观念的又一实践策略。在兴办女子学校的过程中, 梁启超为中国同胞讲述“女权”的社会意义, 这是能够让社会趋于民主平衡的根本。女子上学的障碍很多, 梁启超各个攻克, 其身体障碍的缠足裹脚也是一大麻烦, 这也是梁启超声讨封建旧思想的体现。他告诫他的学生, 男子和女子并没有身份、智力的差异, 对于各种职业门类, 女子和男子同样能够胜任。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建立起来的, 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 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梁氏的教育改革观念和实践, 不仅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是宣讲启蒙之道的思想之源, 而且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教育具有深远的昭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79年.

[2]梁启超.学校总论, 变法通议[N].时务报, 1898-9-19.

[3]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 1937年.

[4]舒新城.近代教育史料[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九卷[M].上海广智书局.

8.民族战争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篇八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间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著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两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矛盾复杂和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自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和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做书名，以此划分一百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间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一八四零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一八六零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一八九五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一九零一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一九三七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贲张而扼腕沉思。比之四十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一八六零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一八六零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一八六零年相比，一八九五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残酷的民族战争尤其能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一八六零年催生的借法自强，在随后的历史里一变而为一八九五年催生的变法自强。由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入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入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一九零一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间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牴，立宪与革命相角牴。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尽头，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一九三七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一八四零、一八六零、一八九五、一九零一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与十九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十九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以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同时是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入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间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因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扞格。由于是逼出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不自愿的；由于是移进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夹生的。这种内在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的悖异，曾使逼出来的近代化和移进来的近代化窒碍重重，并因之而常为“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对于“用夷变夏”的疑虑和排拒所苦。而后是逼出来的东西与移进来的东西由外入内，便不能不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移步走样，与其欧西的原型相比，由此造就的常常是变形和异态。在百年变迁之间，这种变形和异态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里的一个特点。然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于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之中，因此，迫来的民族战争前后相接，在逼出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之后，又会以其继起的冲击和不断的冲击逼出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因惶遽而急迫。惶遽化为急迫，于是而有“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之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亟切和“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的企想。在这种由亟切衍生的企想里，富强是主旨所在和重心所在，所以因羡慕富强而羡慕欧西便成为一种捷急的推演。捷急的推演化解了许多移来的夹生和逼迫下的不自愿，然而中国与欧西之间的各有历史文化，以及因各有历史文化而累积以成的异质和异样，则经此统括，也在这种捷急的推演里同时被轻忽地过滤掉了。因此，以泰西“三百年”，日本“三十年”，中国“三年”为类比而做论断，显见得中国之可以与泰西、日本做量比，全在于这一类论断已经设定中国社会与泰西和日本的同质。而沿此一路远走，惶遽急迫与羡慕向往交相感应，都会促成思维在径情直遂中走向简略。当时人喜欢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而作为事实与思想对应的，则是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而弥漫于二十世纪前期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亟亟乎“规摹仿效”。以为“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植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其中刻画的“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正写照了“规摹仿效”的用心之诚而施力之广。但随后的“为之而不效”以及“无效再革之”和“无效更革之”，又非常对称地写照了这种“规摹仿效”以“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然而“移而植之我”的过程同时是旧物为新物让路的过程，发生于其间的“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唯东西之学说是依”，说明外来的东西一路进入中国，在其所到的地方会不断地遇到中国社会里本有的东西与之“各不相侔”，并且因其所到而在一路不停地掀翻这种内生于中国社会的“各不相侔”。而后，一面是中国人依存于历史文化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东西之学说”的搅动下不得不走向碎裂；一面是“移而植之我”的“东西之学说”以及与随之俱来的种种法、制、俗、惯、条、文在中国老是“为之而不效”。对于中国人来说，身在两面之间，便是身在两头不到岸之中。因此，时至民国前期，梁启超总括前后而概论之曰：“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二十多年来，他曾是为“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倾力造因果的人物之一，所以此日言为心声而感慨系之的一派沉痛里，应当不会没有反省和反思。而举“新学新政”为彼时中国人心中的普世之共相，以对比这种普世之共相带给“他人”与“在我”迥然不同的结果，则对比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和欧西、日本之间的本来自各有殊相。“二十年来”的“规摹仿效”以“靡不唯东西学说是依”为路数，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没有殊相的中国。然而沿用这种路数“移而植之我”的“新学新政”，又一次一次地以其“革无效再革之”和“再革无效更革之”，说明了一个没有殊相的地方，共相是既不能进入，也不能安顿的。这种矛盾所反照的困境在于：中国人因民族战争催逼下的惶遽急迫而求富强，同时是惶遽急迫既在把欧西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也在把中国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之后，“旦暮可以强吾国”犹远不可见，而中国人“积年所希望所梦想”已经一挫再挫“一空无复余”：

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之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矣，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以“变”、“昌”、“革”的凌厉无前与“日益滋”、“日益扰”、“日益空”、“日益迫”的一路直落相对举，两者之间的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是显然可见的。深而探之，则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正显示了前一面的抽象性不敌后一面的具体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后一面与前一面的相互映照，又醒目地说明了窒迫下的近代化是很容易演化为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的。这种扭曲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扞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和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三十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一百七十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一百七十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一百七十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