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励志演讲稿——改变

张黎励志演讲稿——改变（2篇）

1.张黎励志演讲稿——改变 篇一

改变自己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前的十字路口，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感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问题时代”：雾霾问题、水污染的问题、物价问题、住房问题、垃圾围城问题，等等等等…… 其实问题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些人，不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理智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而是一味的，无端的，骂——，扯着嗓子骂，抡开膀子骂，破口大骂。骂得出彩，你的人格就得到了提升，你的微博就平添了气质，你的粉丝就成千上万的增长，你就俨然成了一个民间的意见领袖。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时代，一个靠骂人 就可以成为英雄的时代。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社会批判。”我们当然不反对批判，但谩骂属于批判吗？批判——它应该是理智的产物，它应该是逻辑的产物，它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担当的产物。而简单暴力的，形而上学的，别有用心的，把所有的社会问题全部的推给这个体制，全部的推给这个政府，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宣泄,是一种哗众取宠，是一种怯懦的、偷懒的表现。

常识告诉我们，人，是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人心向善则社会向善，人心向恶则社会向恶。有人说，他希望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能赤裸裸地站在镜子面前，直视着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手里拿着身份证，我们可以大声的念出我们的名字，我们再把身份证翻过来，凝视那枚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做一次良心上的，做一次灵魂层面的忏悔。我们扪心自问，这些年，我们为这个社会，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是否孝敬了父母，我是否教育了孩子，我是否闯了红灯，我是否欠了人家的钱还没还。做过这次忏悔，你会有一丝感动，你会有一丝惭愧，你会有强烈的羞耻感，那就对了！把你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把你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把你的牙刷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自信的走出家门，给你邻居一个微笑，给每一个你遇到的陌生人一个微笑，给中国一个微笑，那时候我相信 你的心中将充满了 正能量。英国伦敦有一座闻名于世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教堂地下室里有一块既没有名字 又没有年代的 普普通通的墓碑。我记得碑文的大意是这样：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年少轻狂，我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人到中年了，我发现，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我只好向自己妥协，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想改变这个国家；当我人到老年，我发现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我再次向自己妥协，我想改变我的家庭，但当我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时候，我回首一生，我碌碌无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去改变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国家、去改变这个家庭，而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的话，我也许已经改变了自己，并改变了我的家庭，并通过我的家庭 影响到邻居 影响到国家 甚至世界。谁知道呢？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地球。”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我希望对你们说，翘起这个地球的支点，他不是某个领袖，他不是某个精英，他不是某个英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2.张黎励志演讲稿——改变 篇二

我们回去讲戏里面的有一句对白，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编剧写给我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时间，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编辑推荐：中国合伙人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一定得改变世界。当你到中年，要是你很幸运地，你 成功，达到你的梦想，往往回头一看，往往你被世界改变了，而不是你改变了世界。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确实世界就是这样。

那说回我自己，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好，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我家里，因为是华侨家庭，我爸爸妈妈在泰国出生，50年代回国建国，他们在北京认识，结了婚去香港，然后呢，在香港，我出生了，我就糊糊涂涂地变成了一个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背景跟我这个在香港又是有点奇怪的背景，使得我成长的时候特别顺应身边的环境。说白了，就是我表面很圆滑，也很会附和大家的审美，也好像是个很乖的孩子。但是我里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后来，甚至乎这些东西影响到了我这辈子，都有一个非常顺应这个规则的方法，去做人跟做事。

回去说到我的电影吧，我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包括香港电影的黄金期，最辉煌的时候，我很幸运，从低做起，从一个翻译做到一个副导演，制片，小工，基本上买咖啡啊，跑腿啊，什么都做。当时我们都不太懂，也不是才华横溢，也不是一个天才，一路爬起来，也爬的很快，过了七八年，就第一次做导演。当我来到内地，我也被迫拍了很多、很大的商业片，但是为什么要拍大片呢?就是中国电影在这的发展，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始，给了观众一个回到戏院的概念，但其实观众还是没有习惯回到戏院。我问个问题，都看过《甜蜜蜜》，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过《甜蜜蜜》的?没有，你们年纪太小了。但是我问过年纪很大的，都没有。我从小在戏院看电影，那个跟一千个人一起笑，一起哭的感觉，我觉得是多少金钱都换不回来的感觉。那什么电影我得去戏院呢?《英雄》我得去戏院，因为画面大，人多，有特效，有爆破，所以电影不大，我就不去戏院，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是非常困难地去接地气，我必须得找到很好的团队，很好的内地编剧，给我很好的素材、对白，我才能拍。所以变成了我必须得拍大片，大家都会觉得他随波逐流，大家要拍大片才拍大片。但是我都讲了几次，今天再清楚一点讲：其实我第一部在内地拍电影是《如果，爱》。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爱情片，因为他讲的不是美满的爱情，讲的是失恋，而它讲的那个东西其实跟《甜蜜蜜》非常非常像的。金城武的角色跟黎明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很单纯的男人。张曼玉的角色跟周迅的角色也是很像，一个比较有目的性，甚至比较功利，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现实的女孩。其实两部电影是人物也一样，很多东西都一样，只是背景不一样，职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本来拍《甜蜜蜜》，你们觉得是文艺片，其实《甜蜜蜜》是一个商业内核的东西。然后呢，我拍《如果，爱》，大家都说，又歌舞，又大明星，又那么多宣传，那么多营销，那个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商业了，就不文艺了。其实你拿电影的内核来讲，《如果爱》绝对比《甜蜜蜜》文艺得多。因为它是不讨好的电影。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其实我想表达，你外面可能好像妥协了，其实你里面没有妥协，所以人生不是那么肯定，你是给世界改变了，还是你改变了世界。

我不觉得，我真不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表面可以给世界改变，可以世故，可以比较圆滑，但是其实只要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从小知道你要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从小我就喜欢了电影，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为了达到梦想，梦想是为了你有梦想。梦想是你坚持就会感觉到幸福的东西，那就是梦想。

其实除了不要逼我演讲之外，我最想讲的一句就是：“不要逼我做大导演”。因为其实做大导演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压力非常大，以前我们拍戏30个人都认识，当我拍《投名状》的时候，800个人，我觉得那个跟我们以前拍电影完全不一样。有些导演喜欢那种大导演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跟过一个导演，他这么跟我说：“皮特，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导演吗?你看，我一走，多少人跟着我”。那后来呢，我拍戏，我做导演，我其实挺紧张的，我拍完一个镜头，我一走，都有很多人跟着我。我说我去洗手间，你们跟着我干吗?我就非常讨厌很多人跟着我。我觉得我做一个不错的导演，做个好的导演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做一个大导演，但是那几年，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产业，观众观影的习惯，我就被大导演了一回。

其实我人生完全不是大家看着的那么顺利。但是我没有试过一败涂地，《武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败涂地。完全就从票房到评论等等，都非常非常坏，因为我又拍得特别hi，自己特别满意，也觉得自己特别突破了自己的一个框框。因为是一个挺谨慎的人，我通常都是喜怒不太形于色，因为我很怕我过了，然后给人抓住，给人看到，原来你露馅了，我非常怕。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所以呢，我只看骂我的评论，我基本上不看夸我的评论，因为我觉得夸没什么好看的，都是夸你总是那两句，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骂你就有千方百计，很多不同的骂法。我那时候，差不多49岁了，刚刚要过50岁，我一路做了那么多年的人，所有的东西好像在那时候崩溃了。再加上那时候我妈妈也病重，就是《武侠》在北京首映那个晚上她进医院，然后我第二天就得跑回去。在那个过程里面，一周里面我本来是要跑宣传的，结果我都取消了，我就一路在我妈妈的医院病床旁边，陪到她一个月后去世。就《武侠》下片的时候，差不多她去世了。所以突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毁了。尽管成年之后我想了一百遍，我亲人离开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但是我都想不到，原来你怎么想象都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