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的诗歌

归乡的诗歌（8篇）

1.归乡的诗歌 篇一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也能留住游苔丝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时,

中国社会才会铺就出一条宽阔的“归乡”之路。

“如今终于见到了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这是蒙古族诗人席慕蓉作词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其中的四句。思乡, 是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情感之一;归乡, 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获得安宁与休憩的重要方式, 对农耕文明早熟的中华民族来说, 它几乎是一种近似宗教的仪式。

而今天的中国, 故乡是许多人的人生起点, 但未必是他们的人生终点。一部分生在都市里的人, “籍贯”只是父辈常说的一个名词, 他们的乡愁的对象该是哪, 不那么容易确定。

史铁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 有时候我写北京, 有时候写河北涿州, 完全即兴。写北京, 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 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 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 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

这类似于席慕蓉的乡愁, 简言之是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因父母经年累月的教导, 即使“已不会用蒙语述说”, 然而“根在草原”的信念融进血脉, 使她对从未到过的故乡有一种相思。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前行, 越来越多的人离乡, 涌进城市谋生, 短短的三十余年, 已有超过一半的国民长年居住在城市。而归乡, 也导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定期迁徙——“春运”。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耗费巨资、忍受艰辛, 就为了回家过年?因为故乡对中国人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这一部分人, 人数过亿, 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为庞大的进城者群体, 他们有故乡, 但多数会终老在他乡, 故乡恐无收他们骸骨的地方了。而他们的孩子, 则将成为完全在城市长大的一代人, 如史铁生那样, 不知道哪个地方算是自己的故乡, 自然也不知道归乡路指向何方。

将来的中国人还要“归乡”么?这, 真是个大问题。

近十年来, 越来越多离乡的进城者, 回乡后一次比一次失望。故乡, 已非记忆中那样温馨了, 熟悉的长辈一个个凋零, 一栋栋房子空空荡荡, 无序的开发和污染吞噬着广大乡村。更令人忧心的是:乡村已不是一个生态完整的社会了, 常年只有最弱势的两类人:老人和小孩留守, 靠打工的成年人寄钱回来维持生活, 而代表都市文化的电视, 也几乎消灭了除打牌、赌博之外其他传统的乡村娱乐方式。

乡村凋敝了, 甚至有许多离乡的人说, 谁的故乡不沦陷?这种沦陷, 不是外敌拿着刀枪明火执仗入侵导致的, 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借口, 城市对本来已处于弱势的乡村一次全方面的资源掠夺。

笔者曾经和吴思先生就此问题, 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进行讨论。对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谋生、乡村呈现出“空心化”、“凋敝”的状态, 吴思先生说, 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 他认为, 这种“凋敝”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只有剩余劳动力从乡村土地上转移到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 农业因此出现集约化耕作, 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应当说, 吴思先生这番话体现了他一贯所持有的历史学家的冷峻和理性, 传统农业社会聚族而居、鸡鸣狗吠的“田园牧歌”景象, 一定会随着城镇化的加速而消失。

但我略有不同的一点意见是:中国滞后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 使附着在这两大制度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差别甚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成本过高, 生在农村的人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痛苦。

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增加, 城市成为全社会经济的发动机, 这当然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然而,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 这种人口、资源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不正常、不平等的。

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进了城, 他们充当都市社会的“脚手架”, 但他们多数人的医疗、养老以及子女的教育, 城市的管理者并不为之负责, 而是将包袱扔给乡村;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下, 乡村的土地一点点被商品房和厂房吞噬。矿产、森林乃至水源,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都在“交易自由”的幌子下被拿走……打个比喻, 一个村有20户人家, 因城市化转移走15户人家, 留下的5户人家足以耕种留下的全部田地——这种乡村人口的减少, 并没有导致乡村丧失了活力和生机, 留下的仍然是一个完整生态的乡村。而现状则是:20户中所有的壮劳力都进城打工了, 他们未成年的孩子以及老人留在乡村——事实上, 这些年来, 中国许多乡村的田地是由日渐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或者在城市无法谋生的弱势者耕种的。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批的种田者老去, 一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将来, 谁来种地?耕种田地、生产粮食, 已不再是改革之初, 成为部分农民在城市无法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 他们的儿孙, 即便户口还在乡村, 名下还有承包地和宅基地, 也会滞留在城市成为流民而不愿回乡耕作, 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耕作的意愿与能力。

辛卯年清明节, 笔者返回湘中老家祭祖, 所见所闻或许可看成中国乡村的一种缩影。乡村干部告诉我, 现在老家清明节比春节还热闹。因为越来越多老家的人, 其整个家庭已在城里生根发芽, 无至亲在老家, 春节回来过节毫无意义, 只有老人和孩子还留在乡村的人才有回家过年的动力。而清明则不然, 许多在广东、湖南生活多年的成功者, 因祖坟还在老家, 纷纷开着私家车回来扫墓。

两人于1998年结婚, 一直生活在南宁。罗池正在翻译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Finnegans Wake》, 为专心翻译这个小说, 他长年处于“无职业”状态, 现实生活圈子仅限于妻子、家人和少数朋友, 妻子是他的物质生活保障和精神支柱。 (陈翔/摄)

乡村的活人世界, 还不如死者的坟茔对进城者更有吸引力时, 这显然太不正常了。这一幕不能再延续下去, 中国, 必须要有新一轮的“归乡”。

这种“归乡”, 不仅是城市居民回乡寻找精神上的慰藉, 也是资本、人才以及有活力的文化的“归乡”, 是通过一种长久的、稳定的制度安排, 通过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选择, 让优质的资本和优秀的人才回归乡村, 他们不但能有优于城市的经济收益, 在享受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 和城市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我认为, 这种制度设计, 首先应在户口制度上和土地制度上有大的突破, 使农民不但有迁徙的自由, 也有处置自己土地的自由。

大约五年前, 在一次聚会时我认识了硕士毕业不久的李英强, 不久以后, 这位乡村长大的青年痛感乡村文化的荒漠化, 毅然告别都市, 和妻子一起回到了故乡, 开办了“立人乡村图书馆”。

不得不承认, 今天的中国, 能如此自觉选择的毕竟是少数, 因为资源的不均衡分布, 使做出如此选择的人要有着一种宗教情怀以及超乎众人的毅力。比如, 不到一年前, 李英强的妻子即将分娩时, 只能送进当地镇卫生院, 然后再转到县医院。这个细节可看出优质资本和优秀人才“归乡”面临的困境, 他们可能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牺牲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为代价。

当然, 资本和人才不能坐等政府抹平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才“归乡”。但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有责任感的执政者, 应该主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 而非相反。同时要有雅量, 善意对待NGO和民间爱心人士在这方面的努力, 譬如为“立人乡村图书馆”、“乡村学校免费午餐”这类发端于民间的活动提供方便, 承认自己并非全能, 允许非政府的力量来贡献力量并分享荣耀。

我向“愁烦”, 说了一声再见

本打算, 把她远远地撇在后边

奈她绸缪缠绵, 笑语欢, 笑语欢

眷眷拳拳, 情那样重, 心那样坚

我想把她欺骗, 她割断牵连

啊?抛闪?她情那样重, 心那样坚

这首济慈的诗, 19世纪英国作家哈代在其名作《归乡》开首引用它。书中的主人公克林·姚伯离开巴黎, 回到爱顿荒原。他厌倦了都市的喧闹, 痛恨都市的不公平, 决心用自己的理想和知识改变荒原上乡亲们的命运, 然而故事以悲剧告终。他归乡后认识并结婚的妻子游苔丝, 有一个“巴黎梦”, 希望姚伯带她逃离单调贫乏的乡村, 走进繁华热闹的都市。当姚伯让她失望后, 她选择了和旧情人私奔, 最后落水而亡。

2.归乡的人在路上 篇二

大舅媽住得还不错，大表哥在外地打工，年头干到年尾，地里家里全靠大表嫂忙活。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大舅妈就开始唠叨了：“归乡的人在路上……”拽着当地民间小调的曲子，往下的声音小许多，家人也听不真切。一向乐观的她，此刻也表现出焦灼的心情。

是的，归乡的人在路上。二舅妈家的大孙女，前年春天考上了大学，因为学费负担重，舅妈不得不让大表哥到北京打工，跟着村里最有经验的包工头干活。听说工资开得还不错，就是春节回家太晚了，除夕将近，才能一身尘土地赶回来。二舅妈身体不太好，家里家外事，也由表嫂一人承担着。

年轻的在外地读书，中年的在外地打工，年老或体弱的都在村子里留守，这是村里人无奈的选择。他们盼亲人归乡的目光，望穿了朝霞，又望穿夕阳。山坡上的果树，半新的院门，成了她们长久的守望。而远方的游子，亦可谓归心似箭，恨不能与故里一步之遥，早日探望到白发苍苍的父母、稚语伊呀的孩儿、匆匆分别的妻子。

游子的心，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要靠航；家中的亲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更加期待他们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在都市的车站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那些思乡的情绪，那些望乡的目光！勒紧的腰带里，裹着一年来的积蓄，那是老母亲的营养品，那是小女儿的书本，那是媳妇的新衣裳，那是用汗水换来的希望！累过，付出的体力超越本身的负荷；痛过，粗大的手掌经常被砖头划破。然而，只要踏上归家的征程，所有的伤痛便刹时止住。一路辗转走来，愈来愈响的是心音；愈来愈近的，是盼望已久的家园故土。

新年，归乡的人在路上，村口，是谁在热切地张望？

3.归乡的抒情散文 篇三

临近的春节，带来更多的是喜悦。返乡的幸福，站台忙碌交焦急的背影，检票的奔跑。在外求学的学子，忙碌一年的他们，无论是满载收获，还是一无所获，都急切想回到那片故土!我总是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和相爱的他们，同在一屋檐下，享受家庭的温暖。我讨厌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背井离乡，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城市。除了金钱，还能去争取什么。不在一座城，谁都不懂谁的故事!当城市的喜悦蔓延，我却不会被感染，它只会属于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小时候，妈妈总说没有上学的孩子是幸福的，不懂忧愁，不懂痛苦，他们的世界里快乐随时伴随。从入学的那刻，便开始欣然接受这世界给予的各种事情。那时，不会完全理解这话的启示，然，日子教会的却太多。

每个这样的日子，更加怀念年少仅有几次的温馨。即使，儿时的记忆少到模糊。却更加珍惜!记忆里，我们没有一次完整的春节。每个节日，家里总是我和妹妹，那些美食无法替代一家人的其乐融融。没有人给予这些，从懂事以来，我便知道，这就是宿命。冰冷冷的家，盼及不到的人。他们总是以各种借口，在最美好的节日，撒手走开，徒留屋子里我一个伤悲! 我知道，流泪已经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没有人知道，眼泪的意义。直至现在，流泪是最好的发泄。没有脾气，不能发火，还好还可以找到流泪的方式。家人总是看不起我，只有姥姥，姥爷，妈妈，妹妹是我坚持生活的理由。因为什么，我懂。没有父亲的孩子，就是要命的弱点，总会拿来当笑柄说事!每每听到那些赞美父亲的言语，我找不到缺口。上学时的家长会，总是会看到孤独的小孩子抹着眼泪的身影。老师会怒斥道，你是没妈没爸么，没人来关心你的学习吗?伙伴们，重复一句，我从来不会见到你的爸爸。我会淡定的告诉他们，我爸爸出差，挣好多的钱。这始终是个笑话，秘密只有自己知道!慢慢的我更加可以被社会接受，即使没有父亲，还有别人，我得好好活着，为了他们。为了我想要的生活!

残缺的亲情，是磨练我最好的方式!少了更过避风的港湾，不会撒娇，不会懦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没有搀扶的宽阔臂膀，每一步都是不平坦的，没有选择，一直走下去，缺少的我会弥补于而后的生活，我想象的生活，有他的温暖，不用太多惊喜，不用奢华的浪漫。只要在一起，一个和谐的家庭。遇到他，至少有了那个宽阔的臂膀，而我却再也找不到小时想要依赖的日子。事实证明，什么都会过去，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做一个独立的.女子，享受上帝带来的不公平，我没有含着金钥匙，没有高官爵位，世世代代身边的家人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伞的孩子，只是努力奔跑。梦里，我是最幸福的公主，现实，我是为了生活劳碌奔波的女子。

来到北城的半年 ，工作是最充实的日子。闲不住，走不开。孤独的日子很多，身边没有一个人朋友!失落至极，憋在肚子里的委屈，无法放空。还好，电脑，日志是治疗孤独良药。每天，都默默看着她们的勾心斗角，而我甘愿在平行幽静的时光里默数成长。得一知己，很是不易，直到今日，还是不会有一个懂我的人，她们不懂我的日志，不懂我的过往。所以，这些便是路过的风景，再美我都不愿停留。不然，也是她们教会你成长，这个道路很多人，所有人都是该感谢的。一路走来，得与失，我想我还是错过了那些掏心窝的朋友。

4.冬雪中归乡作文 篇四

大雪纷飞，大地已是焕然一新。我正骑着我的骏马，艰难地踏上回乡之路，眼前已能隐隐望见那座破旧的却很温馨的茅草屋了。

回想当年我出征时，正值春天，春风吹拂着柔嫩的柳枝，柳树挥动着她的纤纤玉手，仿佛不舍得春风离去。在那座茅草屋边，两位耄耋老人正整理着我的行李，那两位老人便是我的父母。我已不得不要出征了，再三交代朋友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母亲十分清楚我这次出征的危险，怕我战死沙场，却又不敢说出口，这一切的悲伤、担心终究都化为泪水，只是哽咽地说了一句“孩子，一路小心啊！”父亲没多说什么，只坚定、信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离别的时间到了，我和父母、朋友们道别，骑上马，洒泪而别。

如今，我归来之时，已是漫天飞雪的冬天了。我到了家，卸下武器，与父母问好。这样平静地过了一阵子后，我却思念起出征时战斗的日子和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在出征的这些日子里，我吃不饱穿不暖，有一次居然饿昏了过去，一名战友看到我这情况，立即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贡献出来，让我吃了下去，我这才活了过来。没想到在一次与敌人殊死拼搏的战斗中，他不幸身亡……想到这儿，我不禁泪流满面，战友们和我一起开庆功会的画面也不禁在我的脑海浮现，此时我却悲喜交加。

5.台湾青年的归乡与就土 篇五

我们知道的绿妖，是写作《北京小兽》《少女哪吒》的绿妖，是结集《沉默也会歌唱》的绿妖，是采访盲人歌手周云蓬数月而成为她的女友、经纪人然后分手的绿妖。她的小资味儿、她的文青范儿，突然就换了频道，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 在惊心动魄的有机肥味道里，她以《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呈现“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最普通的台湾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颠簸中，怎么生活，怎么务农，获得过哪些支持或没有，成功以及失败的经验，对现代的大陆农业和农村，是最好的坐标，或镜照。

农民是个什么样？

在绿妖眼中笔下：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

在台中乡间，她惊讶于其人粗犷的外表下，竟然是一手端丽隽拔的书法。绿妖请教其中一人姓氏，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让习惯了农民粗鄙语境的绿妖大为震动。或许这就是传统乡绅的台湾遗存。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仓皇乡遁，以张爱玲幼弟身份拜访乡绅，也是遇到这样的斯文。从前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里，农人对自己身份之矜持认同，自然从容。

在绿妖看来，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更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虽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这种殷实让他们自然退去了仓皇之色。另外，无论生意与生活有何滞粘，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里可以得到支持。灾损补贴还是别的，都有章可循。年满65岁，有每月7000元新台币（约等于人民币1500元）的“老农津贴”。农民每月付299元，门诊报销80%，住院报销70%-90%。在这些“安全网”的防护下，台湾农民在正常生活坠落时可免于饥饿与恐惧。

绿妖并无意于美化台湾政府，在“跋”中，她这样写道：与其说许多政策出自一个完美的当局，不如说，那是一个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台湾当局，并不比别处的公部门更好，更善良。“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和媒体”。

在绿妖的笔下，台湾农会也是面目复杂。一方面，农会成立农事小组推广新技术，并对农村妇女和孩童辅以家政班和四健会；另一方面，农会掌握大量资源，需要农民讨好来交换资源。一方面，“农渔会自救会”召集十万农民上街，被称为“奴隶支持奴隶主”；另一方面，立法院里，老农津贴从3000到5000再到7000，无有党派敢反对，已经成为竞选的一张牌。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台湾农民却自然地繁衍出更多的民间组织，维护自己在地的利益。

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得到提升，必须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参加花卉、香菇“产销班”的都是这样二三十岁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往往是在大城市打拼过，因为老人身体不好或扩大规模回来承继祖业。这样的人，身上带有闯荡过的痕迹，对于种植与经销更有主见。

“大贺农场”的陈燕卿，他在拥有自己的有机米品牌之后，把二儿子叫回家帮忙。他的二儿子毕业于食品加工研究所，在澳洲留学一年，在大学实验室工作2年。一般而言，这样光宗耀祖的孩子回归农田的可能性很小。但陈燕卿让儿子回来帮他做田间检测、后期加工和行政、网络销售等等。可以想见，在这样视野的年轻人手下，大贺这个有机米品牌的前景。陈燕卿每个月给儿子发4万块薪水，高于一般白领。传统父子相处升级为现代管理关系。这样的“归农”，自带光芒，不会有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标签。

还有30岁的江明勋，从衣着打扮而言，更像中关村的IT男。他的本科和硕士都读的信息技术，在台中市做过电子商务。在台中做白领，每月3万5，而回到家乡种香菇，只需要忙半年，就赚出了从前整年的工资，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从前，他是打工者，是工位里小小的工虫，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现在，他是农民，也是雇主，是体力劳动者，也是创业者。作为曾经的电子商务人，他已經在考虑打造自己的营销系统，创建自己的品牌，他对自己的将来，有憧憬有信心有规划。

江明勋有4分地，在农会的信用评价中，每分地平均值为200万。他前期需要投入370万，可以从农会贷到款，种香菇最高可以贷到800万。低息贷款， “只要是个人都能申请到。” 这是江明勋们辞职创业的底气所在。

大陆乡村的凋敝，源于年轻人的出走。而近年以来，大城市之居不易和实体经济的萎靡，令莼鲈之思频仍。而年轻人回乡，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现实的支撑。假如大陆的农民也能够一次签字随时简便贷款，那么，北上广的地下室就不会那么拥挤，我们的有机农业、放心粮食会更加汹涌。

而韩国的农业政策更优惠，农业大学是免费的，没有任何门槛。若是年轻人回乡种地，相关机构还会专门为他们打造生活社区，有各种设施和活动中心。独栋的小别墅以造价的60%卖给他们，类似于大陆高新区对互联网企业的热情招揽。假如有一天，大陆的农业部门也出台这样的政策，哪里会有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惨剧的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而不是让农民工抛家舍业离乡，以抛荒土地、遗弃老幼为代价，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有一句话说的好：那是卖了人肉买猪肉。

除了资金支持，技术是又一重保障。台湾的农业推广提携以各地的农改场为中心结合九所农学院校与六家农业试验所的技术力量，提供推广教材或开办观摩教学。对农业一窍不通的新农民可以参加行业“产销班”，来获得买地、种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农民可以快递土壤和植物样板到农改场提供免费诊断和改良建议。比如种植有机蔬菜的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农林类大学听课。他加入了一个协会，会费每年1500元，就可以免费听课。在传统的观念里，地里有草是不勤快的表现，但农林大学的课堂上却讲到：除草太干净，土壤会太干。而化肥里的硫，也会被草吸收掉。他去读书，了解到69号桃子的改良版口感更好，且早熟12天左右。对农产品而言，这12天的上市时间差，就是盈利还是亏损的关键。他种苦瓜，用花色光谱诱捕技术防果蝇，他种豌豆，用葵花油和洗洁精治疗白粉病，不但环保，而且每百斤葵花油要比液体农药便宜50块。

这些农业知识或者来源于自己的实践，或者来源于农改场或农大，或者是来源于产销合作组织的成员切磋。这种切磋，有的是农会出钱互相观摩，有的是他们自己组织农闲交流。比如稻农们交流来交流去，就成立了稻作协会，交流技术之余，还互助“自产自销”，以对抗粮商的压价。成立了自己品牌“大贺农场”的陈燕卿，他的米已经不需要超市和粮商，拥有了自己的直销渠道。很多台湾年轻的农民，都会写文案发照片，网络直销搞得热热闹闹，不输城市文青的咖啡馆腔调。

这样的农民，不再是沉默粗鄙的社会阶层，而仅仅是因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他们能对自己的生活思考，也有底气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中。由此，城乡差别、职业贵贱也自然泯灭。

这是绿妖看见的台湾农人 “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 的生活，也是大陆新农人的愿景。

6.归乡的诗歌 篇六

这一年，林多樑已离家23载，家乡的父母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萦。但中国闭关多年，与美国更是处于敌对状态，能不能回家、怎么回家，林多樑心中毫无把握。这时，他想到了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员时结识的杨振宁。

1971年7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当时，他已回国两次，可算“大陆通”。他给林多樑出了一个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给父母写信。只要父母回信应允，就表示中国政府批准了；如果连回信都没收到，一定不行。

对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么能说是政府批准？这完全没有关系嘛。”

电话里，杨振宁说出了一个生僻的中文词汇：单位。“在中国，每個人都有一个单位。你说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没法决定，他们一定要经过单位向上汇报。”杨振宁向他解释，“他们最后告诉你的，其实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岁的林多樑已满头华发，但仍然乡音未改。尽管已在中美之间往返几十次，他都没想出一个与“单位”完美对应的英语单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只知道，“单位”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产物，代表着一种体制，包罗万象，包含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内涵。

1972年年中，林多樑写了一封信，填上20多年前最后一次通信时的家庭住址，寄了出去，投石问路。

一入台湾归不得

1948年，国共内战步入白热化阶段。1月，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完成整编，总兵力达到70余万，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在第四次四平街战役中，东北军歼灭和俘虏了全部14000余名守军，大获全胜。

尽管东北战事紧张，但在南国的鱼米之乡瑞安县（现浙江温州瑞安市），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那一年，林多樑还叫“林松涛”（林多樑，表字“松涛”，时人多以表字互称以示尊敬），18岁，刚从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他寻思着，先游玩数月，再回乡报考大学不迟，遂只身赴台。四平街战役，是他赴台前对这场战争最后的、也是最清晰的记忆。

到台湾时，正赶上“双十节”，他颇有兴致地参观了台北举办的“台湾博览会”。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此时正是国共大决战的阶段，“三大战役”先后展开，形势急转直下，不足三个月，已是山河易帜。

林松涛被困在了台湾。瑞安，再也回不去了。

在那段风雨飘摇、无依无靠的日子里，糊口谋生，成为他每天唯一的想法。他在政府里做过职员，却因为大批国民政府人员撤退抵台，很快被裁掉；到台南投靠过堂叔林成槐，住了两个多月便匆匆离开。1949年春，在同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凤山“陆军总司令部”任职。

1950年7月，他在未经“陆军总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报考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如果不是上级认为“求学上进是好事，不予追究”，他的主管组长马上就要发出通缉令了。报考大学时，他使用了20年的名字林松涛，恢复成了国民身份证和族谱上的本名——林多樑。

1956年，台湾清华大学复校，并创办了原子科学研究所。林多樑大学本科毕业，在这一年考入清华，成为该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

1958年，他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理论原子核物理专业攻读博士。

初到台湾的几年，他一直靠通信与家中联系。信件经由一位亲戚从香港转寄。家人收到信，要原封不动地拿到公安局，由公安人员拆开；回信时，也要先送公安局审查并当场封印，才能到邮局寄出。父亲林祝清从来不在信中诉说家中遭际。每次通信时，只简单写写家中成员的健康状况。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林多樑听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主动停止了家信往来。

双方从此不通音讯。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家人因为他而多受牵连。弟弟林松炫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没被大学录取。50年代中期，林家大妹妹也下放到云南林场劳动，直到1975年才调回温州。

1958年，为了修路，家里的老房子被推倒。还好，新址不远，就在100多米之外。

家信

大约一个月后，这封漂洋过海而来的家书辗转到了林家。

突然收到美国来信，林家多少有些惊慌。“当时，哥哥和家里失去联系20年了，我们都以为他在台湾，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了美国。”林多樑的弟弟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林多樑的母亲陈凤柳拿着尚未拆开的信封，直奔派出所。民警告知，信是其子寄来的，陈凤柳激动之余，放下心来。

很快，林祝清执笔给儿子写了回信。这一次，信件没有经过派出所，直接从邮局寄往美国。

1972年底，在把信投进邮箱半年之后，林多樑收到了来自瑞安的家信。他知道，他可以回家了。

签证成为下一道难题。

其时，中美尚未建交。林多樑按照杨振宁的建议，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递交了入境申请。有了家信，手续办得相当顺利。但从第一次给大使馆写信说明情况，到签证到手，又花去小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中，中方也完成了对林多樑一家的政治审查。林家最早得知林多樑真的要回来了，并非通过书信，而是“上面”通知的。“他们比我们知道得早。”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3年5月，一切手续终于齐全，买张机票就能走人了。

正在这时，林多樑的长子林世康在水牛城出生了。这个人生中的巨大变化，使他一度想要放弃努力一年才得到的机会。不过，妻子的几句话重新坚定了他的决心。她说：中国的情况谁也说不准，这次错过了，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

合肥探亲

从美国启程前，林多樑以为从香港入关后第二天便能到瑞安，因此与妻子约定，一个月就踏上归途。未曾想，一个月后，他才从瑞安向第二个目的地——安徽合肥进发，去探望妻子的姐姐和姐夫。

寄信慢如蜗牛，长途电话不通，他根本无法与大洋彼岸的妻子联系，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依照既定路线旅行。

他乘火车前往合肥，一路走，一路玩儿。

在中国，林多樑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做人多。他从上海国际饭店十几层的房间里往下看，南京东路上，人头攒动，全无空隙，为其生平所仅见。

萦绕在这座城市间的气息，与1949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白天，街头弄尾的男女都穿着蓝、绿、灰的粗布衣服，款式相同，千篇一律。夜幕落下，曾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迅速趋于黯淡，被黑夜吞噬。

路过南京时，林多樑去参观了中山陵。入口处的孙中山铜像，是他入境以来见到的第一座毛泽东像以外的雕塑。游览南京长江大桥时，导游张嘴便说：“南京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伪首都。”林多樑很想问问“真首都”在何处，不过想了想，终于还是忍住了。

妻子的姐夫孙良方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本在陕西蓝田的中国地质研究院（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工作的姐姐钱宁，也在合肥探亲。

为了响应中央的“战备疏散”决定，中科大从北京迁来合肥，时已三年。然而，破败的教学楼、正在建设的宿舍楼、散布在校门外田野中的大木箱……一切都还百废待兴。

自从接到妹妹的家信，得知妹夫要回国探亲，孙良方便向上级作了汇报。

在林多樑之前，钱家在美国的朋友曾受托前来探望。“外事无小事”，为了体面，中科大借给了孙良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三只脚的立式衣架。后来，钱宁归还了衣架，“扣留”下了桌子和椅子。

得知林多樑要来，中科大党委专门向安徽省委打了报告，省委批示，做好接待工作。蜗居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的孙良方马上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三四十平方米，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卧室，一间小门厅，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如果不是林多樑来，分房根本轮不到只是副教授的孙良方。“排队等着的人多着呢！”83岁的钱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科大对林多樑的接待颇费心思。文革时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样板戏，林多樑看过两三部便不觉新鲜。有一次，中科大学生会放映电影《红旗渠》，林多樑因故未能观看，颇感遗憾。第二天晚餐后，一辆面包车专门将他和孙良方一家四口接到安徽省电影管理处，为他们补放了这部电影。

1949年，钱家几乎举家迁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宁孤身一人留在了大陆。现在，钱家人多在美国。一天，见四下无人，林多樑压低声音问钱宁：“你想不想去美国？”一句话把钱宁问懵了，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对于去美国，钱宁一直认为那是“太天边的事”。此前，留在中国大陆的姑父悄悄叮嘱过她几次：你可千万不能走，你走了连累我们都倒霉。

在中科大，林多樑为数十名休课多年的老师作了一次讲座，讲西方现代物理的发展趋势。他感觉，当时中国大陆在物理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似乎还停留在抗战时的西南联大阶段。

空荡荡的校园

离开合肥之后，林多樑飞赴第三站——北京。他想见见北大和中科院的物理学同行，还想看看大陆的清华校园。

林多樑搭乘的，是一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小飞机。飞机上没有服务的空姐，不提供食品和饮水，中途需专门降落吃饭。

在北大一座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会客厅里，林多樑与物理学教授周培源、江泽涵、王竹溪等人会面漫谈。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与核物理学家趙忠尧会谈。在清华，他硬闯红卫兵把守的校门，大摇大摆地参观了空无一人的破败校园。

无论在哪里，校园都是静悄悄、空荡荡的，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

离开美国整整两个月后，林多樑从北京离境，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踏上了返程。

1974年，他写了一篇《从小事看中国大陆》的文章，以“松涛”的名字，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10月1日、2日，北京的《参考消息》连续摘登了这篇文章。

在文中，他写道：“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了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如果一定要问与原来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

7.点亮老兵亡魂归乡路 篇七

他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湾老兵经历的坎坷和艰辛，同时也见证了海峡两岸从隔绝到沟通的一段特殊历史。20多年来，义送百余名孤苦老兵的骨灰坛，从台湾回到大陆安葬、让他们圆梦“回家”、魂归故土。

从台北车站出来，信步而行，3分钟即到馆前路站前大厦，高秉涵作为执业律师，已经在此工作了几十年。如今，78岁的他退下来了，却每天都来“上班”，收发邮件，会见客人。

两岸开放以来，为了完成乡亲老兵们的夙愿，高秉涵先后护送百余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回到大陆安葬，让他们圆梦“回家”、魂归故土。这桩事，他做了20多年，还在继续，孱弱而坚强地践行着生命中最沉重的承诺。

忆逃亡：九死一生贵人相助

高秉涵出生于山东菏泽，1948年，13岁的他被迫离开母亲，从山东菏泽逃命江南。他历尽艰难，用了6个月时间，穿越6个省份，走了2000多公里路，最后挤上了由福建省厦门市开往金门的轮船，接着漂泊到台湾。

初到台湾，对于一个年仅13岁举目无亲的孩子来说生存无比艰辛。“当时到处都是难民，谁帮得了谁呢？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车站；没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场找。最大的敌人就是狗，有时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东西，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后来，高秉涵偶然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恩师李学光，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高秉涵考上了当地夜校初中部。经过6年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他如愿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法官。10年法官生涯之后，他辞掉工作，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室，成了台湾著名的律师。

然而离家千万里的高秉涵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故乡，思念自己的亲人。高秉涵说，那时经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了海鸟，飞过大海回家。

1979年，两岸关系松动，高秉涵借前往西班牙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写了一封家书给远在大陆老家的亲人。会议上有大陆来的代表，高秉涵想请他们转交，但离家30余载，不知道家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思忖良久，他最终只好在收信地址栏写下“山东菏泽，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是母亲“宋书玉”。“当时当局要求遵守与大陆代表‘不接触、不招呼、不交往、不交谈、不合作、不合照’的六不原则，我几次想把写好的信悄悄交给大陆代表，但最终还是没敢有所行动，只能满腹遗憾地离开西班牙。”高秉涵说，后来会议结束，自己绕道英国才把信寄出去。

直到第二年，高秉涵才收到了老家来的回信，他拿着信欣喜若狂，像个孩子一样……可打开信之后，他泪流满面，悲泣不能自已。“信到的时候，母亲去世已经一年了，弟弟告诉我，妈妈直到咽气还在惦记着我这个下落不明的儿子……”

送骨灰：郑重承诺鞠躬践行

母亲活着的时候，未能床前尽孝，高秉涵决定以另外一种方式尽孝，来弥补心中的愧疚。他说，母亲想让我做的事，就是我现在做的事。

菏泽旅台同乡会成立于1995年，既是一个联谊乡情、关怀照顾乡亲的民间社团，也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反“台独”、促统一的群体，高秉涵就是它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

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则有求必应，自己的办公室便成了菏泽老乡活动的场所、团聚的“家”。“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那种给予是无形的却又非常珍贵，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高秉涵这样说道。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

1987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上百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骨灰盒，这样才安心，有时候在路上会在心里默默和他们说话。”高秉涵说，“在台湾，还有20多位老哥哥姐姐等着百年之后让我把骨灰带回家，我的使命还没完。”

说乡愁：故土滋味悲喜交集

“老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有人总盼着归乡，有人常急着离乡。归乡是去寻找自己的老家，离乡是为子女创造另一个故乡。我的故乡不是河北省房山县的周口店，也不是山西省洪洞县的老鸹窝。我在异乡漂泊中另起了新家园，而漂泊前的家，就是我的故乡。所以，我的故乡在山东菏泽。”这是高秉涵写在自己《天涯感悟》一书开篇的话。

在2012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典礼上，他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当乡愁无限蔓延，心头的思念便难以化解。

早在1981年，高秉涵有一位叫卞永兰的同乡在移民阿根廷后回乡探亲，返程途中专程绕道台湾，给台湾的同乡带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家乡的泥土。“第二天上午，菏泽旅台的乡亲100多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先是听卞大姐动情的‘乡情报告’，然后开始分发珍贵的礼物。大家一致推举我来公平分配：一家一个烧饼，三个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因为分配有功，所以高秉涵被大家“恩准”多分一勺泥土。“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半则分七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不是咕咚一声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才舍得咽下去。”

1991年，阔别家乡40余载的高秉涵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可到了菏泽老家，他却徘徊在村口，久久不敢进去。过来一个老者，高秉涵认出了那是儿时的玩伴，那一刻，四只长满老茧的手紧紧相握，满面泪水地笑了起来……颠沛流离半世纪，故里的一切都变了，非但村童笑问客从何处来，就连儿时一起光着屁股捉泥鳅的玩伴，脸上也都藏不住那一抹陌生的表情。

高秉涵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已走过78个年头。每在夜深人静时，总觉得人生坎坷，去日苦多，往事历历，不堪回首。如果有人问我：难道你一生都没有得意的事吗？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曾背着上百坛老兵的骨灰回到他们的老家，点亮那些孤独老兵亡魂回家的路，帮助他们完成夙愿，魂归故土。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上最感到心安理得的事，也让我的人生有机会发一点光，照亮那些需要光的地方。”

8.卢山村：乡村旅游留住归乡人 篇八

平坦宽敞的柏油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山水相依，一幢幢色彩明亮的川东特色民居整齐排列，犹如进入了欧洲的田园别墅区，令人眼前一亮。可是，这个“屋中春鸠鸣，树边杏花白”的美丽之地并不是在欧洲，而是位于中国西部的一座小村庄——四川省武胜县飞龙镇卢山村。

卢山村地处嘉陵江中游，是武胜县最早通水泥公路的一个村子。近年来，随着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推进，这里也是旧貌换新颜，原本寂寂无名的一个小乡村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春节前，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润秋一行来到卢山村参观考察，《当代县域经济》记者在随行采访中也亲身感受了这个小村庄的魅力。

乡村旅游引发“归雁潮”

一座座农家小楼集中相连，黄墙黑瓦风格鲜明，广场的小桥流水倒映着岸边的杨柳依依……这便是记者入眼所见，卢山村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四川省“环境优美示范村”的称号当之无愧，同时，她还获得过CCTV“2013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提名奖。

记者走了一圈发现，卢山村的景色主要以大田景观和庭院景观相结合，处处充满着农村淳朴的乡韵，同时又洋溢着现代城镇的气息。在这里，全村七百多户人家，已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安全饮水覆盖率达100%。

如此一幅人和村美的图画，获得了周边城镇居民的青睐，使得这座小乡村人气高涨，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这为当地农户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当地农民致富增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径。

卢山村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通过村民们的自发努力建设，前后获得“最美乡村”“中国竹丝画帘之乡”等多项殊荣，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来的人多了，村民们纷纷办起了乡村客栈、农家乐，更是吸引了一些外地人到此安家落户，兴办独具特色的农家乐。除此之外，更有十多家婚纱影楼将卢山村作为了外景拍摄地，村民们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如今，美丽的卢山村不仅源源不断地吸引外地人来做生意，也让许多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在家乡办起了有声有色的乡村客栈。暖暖的阳光晒在背上，让人顿时产生慵懒，记者信步来到一家叫做“阳光”的两层楼客栈，村民胡大哥是客栈的老板，他热情地与记者拉起了家常，他说客栈是自己结束漂泊在外的务工生涯后回乡开办起来的，由自家的房子改建而成，客栈开得起来也是得到了当地政府政策的鼓励。据了解，现在卢山村同类型的客栈共有34家，一到旅游旺季，几乎是家家客满。

竹丝画帘编织出财富

武胜县飞龙镇是久负盛名的中国竹丝画帘之乡，竹丝画帘工艺精湛、格调高雅，融工艺美术与绘画艺术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作为其发源地的卢山村，这一传统手工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竹丝画帘，是指将竹子用手工工艺拉成细如发丝的竹丝，再用蚕丝作径线，织成竹帘，用针线、画笔在竹帘上绣、绘出姿态万千的山水、花鸟、人物、走兽等的各类传统工艺画。而竹丝画帘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在上世纪90年代，便远销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

在卢山村竹丝画帘展馆，展馆工作人员介绍说，五六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市场开始萎缩，竹丝画帘销售直线下降，企业逐渐停产，传统手工艺人纷纷转行。2010年，当地最后一家竹丝画帘生产企业也关了门，卢山村的竹丝画帘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但是这几年来，随着卢山村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竹丝画帘产业也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春天”。2013年，当地村民陈美勰和她的丈夫一起成立了竹丝画帘专业合作社，请回数十位老艺人，让竹丝画帘在卢山村重放光芒。通过对竹丝画帘资源进行整合，卢山村采取了“支部+公司+协会+农户”的经营模式扩大产业，带动了周边农户100多人就业。竹丝画帘展览馆内，一张张传神生动的竹丝画打动了许多游客。

新的经营模式将竹丝画帘以往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改为由单人包干完成整幅作品模式，增加品种，在生产、销售、展览、科研、交流、培训等方面做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的工艺得到显著提升，有的精品甚至可以卖到上万元。

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合作社成立短短一年时间，竹丝画帘的产值就超过了400万元。竹丝画帘的涅槃重生吸引了许多常年在外的村民，卢山人徐梅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当起了一名制作卢山特产竹丝画帘的传统手工艺人。有了在外求学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美术鉴赏能力，这让徐梅很有自信，她说要把所学的技能与竹丝画帘相结合，让家乡这一传统手工艺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她感到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以前在外打工，每月有三四千元收入，除去房租、水电、生活等开支，辛苦不说，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已经40多岁的卢山村民文小琴如今在合作社做“绣娘”，每个月能净得2000多元的工资，还能照顾到家里，一举多得。这也是许多返乡村民的心声，在家里就把钱挣了，还免去背井离乡的苦楚，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幸福的味道！